劳伦斯从理发馆出来直接去找格林·西博格。西博格正在他自己的实验室。劳伦斯把消息告诉了他。结果，劳伦斯的这个学生听后的表现同样令劳伦斯吃惊：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出神地走出实验室，仿佛自己的老师并不存在。
劳伦斯跟了出来，看着西博格的背影，惊叹道：啊，铀这个东西竟把人们弄成了这个样子！
西博格要去哪里？他哪里也不去，只是在大街上游荡——在黑夜中，他一连游荡了好几个小时。
埃布尔森呢？他清醒后，立即去找奥本海默，想打听更加详尽的消息。但奥本海默没有在办公室。埃布尔森发现，办公室的黑板上有一幅草图——一幅画得很差劲但令人胆战心寒的一颗炸弹的草图，它的弹芯标着一个巨大的“U”。
第三部分：链式反应探索
核裂变的实现向制成一颗原子弹的方向大大前进了一步，但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铀的裂变”是一个笼统的概念，铀有铀235，又有铀238。下一步，一是进一步闹清楚，究竟是铀的哪种同位素发生了裂变。第二步，是实现“链式反应”。而要实现“链式反应”，必须先得到第二代中子，即让中子轰击核后，核分裂产生新的中子，这些中子再对其他核实施轰击，像锁链那样连续下去。
齐拉特病了。在病榻上他还惦记着铀的事。前一天，他曾打电话给特勒，要特勒找费米谈一谈连锁反应的事。现在，他又打电话给特勒问跟费米谈过没有?
特勒说：“谈过了。”
齐拉特问：“费米说了些什么?”
特勒说：“费米说‘坚果’。”
齐拉特问特勒：“ ‘坚果’，什么意思?”
特勒回答说：“我也没闹清楚是什么意思——他在办公室，要是你能够起来，我们可以一起去问他。”
齐拉特拖着病体，和特勒到了费米的办公室，特勒问费米：“喂，我曾和你谈过齐拉特的想法而你却说‘坚果’，齐拉特想知道你的‘坚果’是什么意思？”
费米问了齐拉特的病情，然后回答说：“是这样的……原子核依然是个坚实的家伙，即使发生裂变，产生链式反应，可能性也极小……”
特勒问：“你说的‘极小’是个什么意思?”
费米说：“啊，10％的几率吧。”
特勒还是兴奋起来，道：“如果我患了肺炎，而医生告诉我死去的可能性极小——约为10％，我会感到激动不已，不是吗！”
三个人在室内沉默了片刻，费米道：“要估算出一定数量的铀所产生的爆炸力是很容易做到的事——甚至一名新闻记者也可以计算出来。但是，裂变在天然铀中进行才有实际意义。我们现在依然是实验室中的玩艺儿……”
齐拉特这次沉住了气，一直等费米讲完。费米一讲完，他就问：“如果裂变能产生第二代中子呢？并且，它们具有了足够的数量……”
“可你用什么方法获得‘足够的’这种中子？”费米解释了他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工作迄今尚未做过。”最后，他总结了他的话：“现在，稳健可靠的做法是不要高估出现链式反应的可能性……”
齐拉特立刻反驳了他：“我却认为，现在，稳健可靠的做法倒是假定它会出现，从而判定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必要的措施去迎接它，并且不能让我们的敌人了解到它的秘密。”
这次，他们的讨论没有结果。
第三部分：链式反应发现了慢中子和铀的关系
突发的洞察力使玻尔发现了慢中子和铀235之间的特殊关系齐拉特找费米的当天，玻尔和费米约好，要在普林斯顿教职员中心的拿骚俱乐部请乔治·普拉切克一起吃晚饭。乔治·普拉切克是一位波希米亚的理论物理学家，是一个受纳粹迫害的流亡者，从欧洲来美国不久。玻尔和费米要从普拉切克那里了解欧洲的近况。
他们边吃边聊，话题逐渐转向裂变。
玻尔说：“现在好了，我们可以不必为那些讨厌的铀后元素伤脑筋了。”
普拉切克却不同意玻尔的见解，道：“现在，其实情况比以前还要混乱不清。”
于是，他开始具体说明混乱的根源。我们的丹麦诺贝尔奖桂冠获得者注意地倾听着。
乔治·普拉切克以钍和铀的裂变问题解释了他所断言的“混乱”。
奥托·弗里希做了钍的裂变实验。但是，由于手段所限，他还一时闹不清这种裂变究竟是快中子造成的，还是慢中子造成的。在美国，地磁研究部的科学家们证实了弗里希的发现。利用他们的那台500万伏的范德格拉夫起电机，他们可以产生几种具有不同能量的中子。这是弗里希的单一中子源所做不到的。他们有一个发现：无论快中子还是慢中子，钍都能发生裂变，但铀只有在慢中子轰击下才发生裂变。
根据这一现象，普拉切克质问：“为什么铀和钍会对慢中子产生不同的反应呢？”最后，他直接地对准了玻尔，“如果你的液滴模型对核裂变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话，那么，你怎样解释这个差别呢？”
显然，玻尔突然洞察到了这个差别，并且一下子找到了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极有可能是为了不失去刚刚初步领会到的东西，他无视礼貌地把椅子向后推开，站起身来，走出房间，走出了俱乐部。
费米匆匆地向普拉切克告别，赶紧跟上了玻尔。
玻尔在前，一言不发地走着，沉浸在深思之中。费米紧紧地不声不响地跟着，注意不去打断玻尔的思路。
两个人沉默地穿过普林斯顿大学积满白雪的校园，一直走到了法因堂。这是一幢新哥特式的砖建筑物，高级研究院当时就设在这里。他们走进爱因斯坦借给玻尔的宽大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个壁炉，一块大黑板。一块东方地毯增加了地面的温暖。
一走进办公室，玻尔就冲到黑板前面对费米说：“好，现在你听着：我一切都清楚了。”
接着，他又一句话也不说地在黑板上连续画了三幅曲线图。在画图的过程中，由于情绪激动，他一连弄断了好几支粉笔。
玻尔清楚了什么呢？他画着图向费米讲了些什么呢？
他清楚了费米发现的慢中子与铀235之间的关系，用图表和大量的数据，向费米说明，铀的两种同位素中，只有铀235经慢中子轰击才发生裂变。玻尔解释说，本来，铀235只要遇到中子的激发就会发生裂变。而铀238的特性掩盖了铀235的这种普遍性，最后让人看到，好像只有慢中子才会使它裂变。这是由于，铀238有一种“习性”：专“吃”快中子，而“吃”下去可以把中子“消化”掉，自己并不发生裂变。铀238却“吃”不下慢中子。这样，慢中子成为剩余之物。铀238和铀235是共处一体的，数量上，铀238占有绝对优势。就是说，进入天然铀的中子，凡是快的，都被铀238“吃掉”了，铀235只好“吃”那些剩余之物——慢中子。这样，表现出来的，就是铀238不在任何中子的轰击下发生裂变，而铀235只有在慢中子的轰击下发生裂变。
听玻尔讲完之后，费米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费米知道，铀，是铀238和铀235混在一起存在的，两者数量上的比例是140∶1。玻尔的理论告诉他，人们通常讲的“铀的裂变”，实际上就是铀235的裂变，换句话说，是铀极小一部分的裂变。
他记起了当天与齐拉特争执的问题，现在，他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他看到，自己发现的“慢中子效应”，成为裂变和链式反应的先导，自己“功不可没”，没有这一发现，也许人们就无法发现裂变、认识链式反应的问题，这已经被近年核物理学的发展史所证实。而且，“慢中子”依然有用，依然有大用，原子反应堆所追求的就是“慢中子。但是，要真正把握裂变现象，把握链式反应，还必须靠对铀235品质的认识。在认识慢中子的基础上，玻尔让人认识了铀235的这种品质，并指明了“慢中子”与铀235的特殊关系，这才使人们的认识趋向全面，而这种新认识不可避免地导致：要真正实现链式反应，第一步需要把铀235从铀的同位素中提取出来；第二步，寻求第二代中子。
想到这里，费米惊叹玻尔突发的洞察力，是这种洞察力在思考普拉切克的质问时，有了这样的重大发现。
费米敦请玻尔尽快把这一重大发现整理发表，玻尔接受了。
我们还记得，一月份玻尔为了保护他的欧洲的同事们的优先权，在三天内写出了一篇700字的文章。现在，急于把铀235在裂变中的特殊角色的消息传播出去，他写出一篇1800字的文章，用时只有两天。这次，文章虽然写得很快，但运笔仔细、认真。
文章的题目是《铀和钍蜕变中的共振和核裂变现象》，2月7日寄交给《物理评论》杂志。
第三部分：链式反应寻求第二代中子的热潮
玻尔的《铀和钍蜕变中的共振和核裂变现象》引发了美国物理学界又一个热潮——寻求第二代中子的热潮。齐拉特给他的朋友的一封信中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描述：
我再重复提一下，在美国存在一种链式反应的情绪。人们只要说一声“铀”，就可以连续两个小时聆听他们的想法……
实际上人们不但在谈论，而且在行动。
在普平楼的地下室里，费米和他的伙伴们安装了一个3英尺宽3英尺深的水箱。他们在水箱中部放一个直径为5英寸的球形容器，容器中心放入氡和铍的中子源。由铍放射出的中子将在水中散射开来，并为水所减速。然后放入铀235靶子，让中子对它进行轰击。结果发现中子的数目增加了。
齐拉特自己也动了手。当他联系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室作三个月的特约研究员后，他得到了密封在一个黄铜大容器之中的两克镭。他立即着手准备实验。实验中他也得到了第二代中子：粗略估计，一个核在裂变中放射出的中子大约是两个。
费米和安德森的实验数据也出来了：与齐拉特的数目相同。
这项工作不只是在美国进行着，而且也在欧洲进行着。巴黎小组的弗里德里克·约里奥和他的同事，也开始进行类似的实验来观察裂变中的第二代中子。他们也用了一个水箱，在其中部放置中子源，不过不是用铀把中子源包住而是把铀溶解于水中。结果他们也发现了中子。
最初，法国小组的报告说一次反应产生的第二第中子“不只一个”，并没有讲具体数目。随后，经过进一步地实验，他们认定，一次裂变放出的第二代中子是35个。他们还写了这样的话：
在我们上一次的报告中已经提到过，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这里所讨论的现象可能成为产生核的链式反应的一种手段。现在可以断定，如果将足够数量的铀放在适当的减速剂之中，链式裂变将会不断地进行下去，直到达到介质的边缘为止。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这种条件极有可能得到满足。这就是说，铀极有可能会产生链式反应。
约里奥的声音是具有权威性的声音。G·P·汤姆生，J·J·汤姆生的儿子，伦敦皇家学院的物理学教授听到这个声音后对一位记者说：
我开始考虑要对铀进行一些实验。我心中所想的已经不是一个纯学术性研究——我的思想深处想的是制造一种武器的可能性。
把情况汇总起来得到的结论是惊人的。齐拉特敏感地注视着这种形势，立刻向美国的同事们报警。
特勒对此记得非常清楚，他后来写道：
我当时正在弹钢琴，和一位拉提琴的朋友合作，力图使莫扎特的作品表现出其本人独特的风格，这时电话响了。是齐拉特从纽约来的电话。他讲的是匈牙利语……
齐拉特向朋友们惊呼：世界正在走向悲惨的未来。
第三部分：链式反应石墨——中子的有效减速剂
石墨——中子的有效减速剂，被齐拉特和费米同时想到要实现大规模的连锁反应，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得到更多的慢中子。这就需要有良好的中子减速剂。在意大利，费米是用石蜡做减速剂的。齐拉特和费米都清楚，最好的减速剂是重水。可来到美国，他们没有重水，于是都改用了水。但水做减速剂是不理想的。他们都在动着脑筋，想得到一种理想的减速剂。6月，费米去了外地。齐拉特留在蒸笼般的纽约，继续他的思考。最后，他想到了石墨。
他立即给费米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依我看来，碳极有可能成为水的最好的代用元素，这个想法有很强的诱惑力，使我想对之冒险一试。”
齐拉特的想法发展得很快，过了《独立宣言》136周年纪念日，他去拜访了纽约的全国碳素公司，询问购买高纯度石墨块的可能性。当天，他就把他的询问结果写信告知了费米：“看起来我们可用合理的价格弄到足够纯度的碳。”
信中他还提到，要把铀和碳分层放置。
那个周末，费米在外地给齐拉特的第一封信写了回信，他也独立地想到类似的方案：
感谢你的来信。我也正在考虑用碳来使中子减速的可能性……根据我的估计，一个可能的配方是在39000公斤碳内混入 600公斤的铀。如果方案确实可行，那么，所用的材料肯定不会太多。
这样，他们同时想到了新的减速剂。费米在给齐拉特的信中提到的装置，实际上就是在美国的核事业中起了巨大作用是原子反应堆。
第三部分：链式反应战争
战争到来了，核事业出现了新情况、新特点。
当核科学家们在大洋彼岸紧张地进行链式反应的实验时，欧洲的局势紧张了起来。
这一段的历史人们是很熟悉的。1938年2月，希特勒改组政府，自任国防部长，政府完成了战时机制。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9月12日，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领土要求，引起了著名的“9月危机”。24日，希特勒约见波兰大使，明确提出要求波兰将但泽地区（格但斯克）“归还”德国。28日，希特勒宣布全国总动员。29-30日，英国、法国和德国、意大利签署《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即“慕尼黑协定”）。1939年，整个欧洲火药味变得更加浓烈。3月，德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4月3日，希特勒下达了进攻波兰的“白色方案”，并于27日废除了1935年签定的《英德海军协定》和1934年签定的《德波互不侵犯协定》。30日，向波兰发出最后通牒。5月，德、意签订《德意同盟条约》（即《钢铁协定》）。
针对德国的叫嚣，英国于5月宣布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8月，与波兰签定互助条约。法国也于4月与波兰签定互助条约。
9月1日凌晨4时45分，德国实施“白色方案”，出动44个师，其中包括7个坦克师、4个轻坦克师、4个摩托化师，共2000多辆坦克、2000多架飞机、6000门大炮和迫击炮，向波兰发起闪电进攻。3日，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第三部分：链式反应科学家队伍被分裂
科学阵线被分隔、科学家队伍被分裂，但核事业的进度加快了战争爆发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科学阵线被分隔。原来的世界，科学阵线是统一的，事业同做，信息共享，现在不成了。
第二个直接的后果，是科学家队伍的分裂。原来各国的科学家不分你我，大家都为人类的科学事业而努力。现在不成了，核科学家队伍一分为二。留在了德国境内的卢瑟福的学生哈恩、盖革、保罗·哈特克（随后我们就会认识他），玻尔的学生海森堡等，都成了他们老师的敌人，当然也成了整个反法西斯阵线核科学家的敌人。
第三个直接结果，是加速了核事业的进程。这主要是为了战胜敌人，政府把发展核武器当成一个重要选择，从而集中了人力、物力，有组织、有领导地推进着核事业的进展。核科学家有了支撑和后盾，当然，同时也失去了研究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由于有了战争，有的科学家便主动向政府靠拢，所谓“各为其主”，发挥着主动精神。这，无论在德国一方，还是在英国、美国一方，都变得十分突出。
第三部分：链式反应德国启动核能开发计划
我们肯定还记得法国小组的那个报告：对镭的轰击可以产生35个第二代中子。这个报告在德国引起了两项主动行动。一是一位物理学家提醒德国政府注意此事。二是这位物理学家的提醒导致4月柏林的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实际上启动了德国政府控制下的核能开发计划。
这位物理学家就是哥廷根大学的保罗·哈特克，他曾是卢瑟福的一个学生，很有些才华。1939年4月，当时战争还没有爆发，但战争号角吹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在未来的战争中取得先机，哈特克给陆军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恕我冒昧地提醒你们注意在核物理中最新的发展。依我看来，这种发展也许会使生产比常规炸药强很多个数量级的爆炸物成为可能……哪个国家最先使用它，哪个国家就将对其他国家占有不可超越的优势……
信中，哈特克建议政府把核的研究纳入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他的建议受到了重视。9月，库尔特·迪博纳尔领导的新陆军部按照哈特克的意见将德国的核裂变研究集中于它的管辖之下。迪博纳尔请了哈特克等两位物理学家计划召开一次秘密会议，来讨论研制核武器的可行性。他们被授权要求每一个他们需要的德国公民为他们工作。他们行使了这种权力，发出了许多邀请书。汉斯·盖革、奥托·哈恩都受到了邀请。奥托·哈恩借故没有去参加第一次会议。但是，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他随后只好应征。其他人也没有办法不服从。
柏林秘密会议召开了。会上，组织者宣读了尼尔斯·玻尔的那篇题为《铀和钍蜕变中的共振和核裂变现象》的文章，并对文章的内容进行了分析。这当然涉及铀235的分离问题。当时，哈恩同玻尔的论点一样，认为分离同位素困难到不可能做到的程度。
但海森堡坚持说，分离不是办不到的事。会议随后讨论了分离铀235的办法。
保罗·哈特克带着他刚刚写完的一篇文章来参加了会议。他的文章论述了将铀和减速剂分层布置以避免铀238的俘获共振的问题——费米和齐拉特在7月初各自想出的办法与此一模一样，正是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会议决定，日后，海森堡主持理论研究工作，哈特克则主持同位素的分离工作。
会议还决定报请有关部门对铀的出口发出禁令，规定由德国政府完全控制捷克斯洛伐克约阿希姆斯塔尔矿铀的供应。
陆军部还接管了1937年建成的设备精良的威廉大帝物理研究所。
足够的资金将源源拨出。
这意味着，德国的原子弹研制的巨大机器开始运行了。
第三部分：链式反应最初英国政界的核知识水平
德国的核研究走上战争轨道，使这种研究跃变为核武器的开发后，英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战争打响之后，英国成为反法西斯战线的领袖。战前，张伯伦对希特勒的姑息政策，对战争准备不足，使英国在战争初期吃了苦头。这种状态在科技界，具体说在核研究方面也表现了出来。德国在战争一开始就把物理学家集中了起来，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制定了核武器的开发计划，使核研究走上了战争轨道。英国却不是这样。英国有许多一流物理学家，像G·P·汤姆生、詹姆斯·查德威克、马克·奥利芬特，还有流亡到了那里的奥利·弗里希、鲁道夫·派尔斯等。但战争开始后，他们依然按照实验室的计划各自行事，英国政府没有什么人管他们。
当初，政界对核的知识知之甚少，丘吉尔的一次行为就具有代表性。
1939年8月5日，下院议员温斯顿·丘吉尔出于对希特勒可能用一种新式秘密武器来恐吓张伯伦的关切，给英国空军大臣写了一封信。丘吉尔在信中告诫内阁，至少在“几年”之内不要害怕“具有毁灭性威力的新式炸药”。
丘吉尔援引的是“最大的权威人物”的论点：“铀被利用的部分只是一丁点儿，而且实际利用难以做到。” 丘吉尔所说的“最大的权威人物”是尼尔斯·玻尔。他引的那两句话，也确实是玻尔的观点。但并不是玻尔对核能表述的全部内容。这且不去说它，且看丘吉尔下面这些话：“只有把铀集中到一个很大的质量时，链式过程才会发生。当能量聚集时，在产生真正剧烈的效果之前，它就会以温和的形式而爆炸，它可能和我们目前的炸药一样好，但不大可能比目前的炸弹更为危险。”最后他说：“总会有一些阴险的暗示，也会有一些恐怖的二、英国科学家的新发现
在政治家如此认识问题时，英国科学家按照自己实验室的计划却又获得了重大研究成果。
小道消息频繁地传出，但是，我们希望没有人会上当受骗。”
弗里希和另一位流亡者、柏林人鲁道夫·派尔斯在链式反应方面——裂变可能爆炸方面——研究得出了“临界质量”公式。临界质量就是维持一个链式反应所需要的质量。一块小于临界质量的铀将保持稳定，集中到一起达到临界质量的铀将发生爆炸。
弗里希计算出，用大约10万支分离管，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生产出一磅相当纯的铀235来。
第三部分：链式反应“汤姆生委员会”的诞生
这个计算结果一得出，弗里希和派尔斯便相互凝视着对方，每个人心里都产生了同一个想法：原子弹的制造终究也许是可能的。
展望前景，弗里希嘟囔了一句话：“这样一个工厂的造价，同战争费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弗里希于是问派尔斯：“你说，是不是应该让某些人知道这件事？”
他们迅速把计算结果告诉给了马克·奥利芬特。
我们知道，马克·奥利芬特是卢瑟福的高足之一，现在则是英国核物理学界的一个权威。他听后说：“我确信无疑。”
他立即叫他们把这一切都写下来。他们照办了，一份题为《论一种“超级炸弹”的制造：根据铀中的核链式反应》的报告问世。文中，他们描述了一种制造这种武器的简单机制——将铀球分为两部分，“当需要爆炸时把它们集合在一起。一旦集合起来，炸弹就会发生爆炸”。他们指出，集合时间必须很快，一秒钟或者更短，否则链式反应将过早开始，那就会炸毁炸弹本身。他们还指出，爆炸的一种副产物——他们认为占能量的20%——将是辐射，“即使在爆炸过后很长的时间，它对于生物仍是致命的”。
与此同时，他们还写了一份备忘录，题目是《关于一种放射性“超级炸弹”的特性的备忘录》，文中写道：
1作为一种武器，这种超级炸弹实际上是无法抗拒的，没有任何材料或结构能抵御它的爆炸力……
2由于放射性物质将随风传播开来,要使用这种炸弹而不杀害大量平民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可能使它成为这个国家不宜采用的武器……
3很可能德国事实上也正在发展这种武器……
4从德国已经或将要拥有这种武器的假设出发，那么，必须认识到，不存在任何有效的大规模使用的掩蔽所，而最有效的对付办法，将是用类似的武器来进行报复的威胁。
马克·奥利芬特把弗里希—派尔斯的报告和备忘录送到了詹姆斯·查德威克手上。詹姆斯·查德威克，这位中子的发现者现在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他看完报告后，又把报告呈给了会长G·P·汤姆生。他们知道，德国已经将物理学家们集中了起来，推断他们一定是在搞什么名堂。看了报告，他们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便与有关政府部门沟通，成立了组织铀研究的机构——汤姆生委员会。汤姆生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英国的核事业也走上了战争轨道。不过，这时已经是1940年了。
第四部分：英美核开发的新进展第一次尝试的失败
战争打响后，美国并没有立即参战，但连小孩子都清楚，参战，那是迟早的事。德国政府已经启动了核武器开发计划。科学家们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于是，他们行动起来，争取政府对核事业的支持和帮助。相比之下，美国政府的迟钝却是惊人的。
美国官方的反应远没有德国那样敏捷。
这使大忙人齐拉特成了更加忙碌的人。他打听到尤金·威格纳与海军部副部长查尔斯·爱迪生很熟。尤金·威格纳是匈牙利物理学家，原与齐拉特在德国一起工作，希特勒驱逐犹太人之前，他便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来到了美国。经过多方的联络，威格纳促成了核物理学家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第一次直接接触。而代表物理学家的是费米。大家选择费米的理由是，他是一个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外国著名科学家，这种名声定然是有分量的。
费米承担了这一使命。
威格纳负责联络工作。与海军部联系上了，但爱迪生不在，他的办公室的人让去找海军作战部长的技术助理斯坦福·胡珀海军上将。胡珀在他的办公室。威格纳讲明了求见的缘由后，将军表示愿意约定时间，洗耳恭听科学家们的声音。
这是美国核裂变物理学家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第一次直接联系。
费米按预定的时间到海军部赴约。他准备了一个谨慎而又保守的报告。他通报了自己的名字之后，值勤军官对他的蔑视使他想到自己报告所定的基调是适宜的——那个军官走进房间去向海军上将报告客人的到来时，费米清楚地听到报告人的声音：“外面来了一个意大利佬。”
费米记起了齐拉特动员他“出使”时向他讲的话：“你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啊，诺贝尔奖的权威性就是被如此看待的！
胡珀在一间 “似乎就要倒塌的旧会议室”里见了费米。会议室里聚集了一些前来听讲的人们，包括几名海军军官和两个在海军研究实验室工作的文职人员。两个文职人员中间的一个，是一位率直的物理学家，名叫罗斯·冈恩。他的本行是研究潜水艇的推进问题，他很想在不燃烧氧气的能源问题上更多地增长一些知识，因此，饶有兴趣地到会议室听讲来了。
费米向大家讲了一个小时的中子物理学。费米讲到，正在准备进行的新的实验，可能证实会发生链式反应——其后的问题则将是聚集足够大质量的铀，以便产生第二代中子……
这时，一位记着笔记的海军军官打断了费米的讲话，他问：“这样的质量可能是多大?”他讲了这句话之后，向那个叫冈恩的军官做了一个鬼脸儿，然后说：“它能放到炮的后膛里吗? ”
费米强忍怒气，笑了笑，道：“先生，核物理学家是不愿意从炮筒里来看核物理的，他门情愿遨游在宇宙之中。”
那位军官仍不知趣，又问：“那核物理学家经常玩的那个核有多大？”
费米机警地微笑着回答说：“可能像一个小星球那么大。”
这时，胡珀制止了自己的下属。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
中子在水箱中漫射，这简直太难以捉摸了。胡珀本人就像听了一位魔术师的魔术讲述。
最后，海军部说他们愿意与核科学家门保持联系，并肯定地表示，将派代表到哥伦比亚大学去。
费米从中嗅到了屈尊恩赐的味道。他冷了下来。
齐拉特却热情不减。因为他知道，往日，如果单纯的核研究无须政府的参与，科学家们完全可以单独进行的话，那么，今后，制造一颗原子弹，没有政府的参与，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看来初试没有成功。齐拉特苦苦地思索着，不停地寻找着另外的门路。
第四部分：英美核开发的新进展爱因斯坦加入科学家的行列
费米碰壁之后，齐拉特忽然想到了他的老朋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齐拉特知道爱因斯坦正在长岛过夏。
齐拉特没有汽车，也从未学过开车，他请威格纳把他送到长岛去。
他们先打电话给高级研究所爱因斯坦的办公室，得知他的房子位于长岛东北角上小皮科尼克湾与大皮科尼克湾之间的狭长的地带上。
他们打电话给爱因斯坦，以安排一个会见的日子。
齐拉特也没有放弃其他线索。他去找了一位有学识的逃亡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斯托普尔，向他征求意见。斯托普尔原是柏林人，曾是德国议会的议员，现在纽约定居。斯托普尔答应去寻找一位有影响力的使者。
7月16日星期天早晨，威格纳开车来接齐拉特一同去皮科尼克。他们在午后不久就到达这个地区，可是却无法找到那所房子。后来，齐拉特想到利用爱国斯坦的名字。他看见一个大约七八岁的男孩子站在马路边上，便从车子里把头伸出窗外，问：“喂，小朋友，你知不知道爱因斯坦教授住在哪里？”
那孩子道：“就是那个长了一头白发的像一个狮子那样的老头儿？”
齐拉特听后笑了笑，道：“就是那头狮子……”
在孩子的指引下，他们找到了那所房子。
他们到达后一两分钟，爱因斯坦就来到了起居室。那里面除了几个花园用的椅子和一个小桌子外，没有其他家具。窗子开向大海，百叶窗半关着，以免热气进入。
爱因斯坦刚刚驾驶过帆船回来，身上只穿了一条短裤。
由于路上的折腾，吃饭的时间到了。一盘一盘上面没有面包片的三明治——各种各样的香肠、乳酪、黄瓜——不时地送进房间来。他们是老朋友了，吃得很随便的。爱因斯坦吃得不多，烟倒是吸了不少——他的烟斗是从不离手的。
齐拉特讲明了来意。爱因斯坦很快就认识到了齐拉特造访的意义，立即说十分愿意做任何需要他做的事情，并明确表示，他愿意对发出的一项警报负责，即使很可能最后被证明那只不过是一则虚假的警报而已。
齐拉特喜出望外，并甚为感动。他知道，科学家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弄成一个笑柄。爱因斯坦对此并不害怕。他想必是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另外，这也与他的特殊的性格有关——这一点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说明，在这种场合下，爱因斯坦的人品和地位是无人可比的。
那么，要爱因斯坦具体做些什么呢？
自然，首要的，是利用爱因斯坦的名声，打开一条与政府沟通的渠道。
另外还有一些具体事情请爱因斯坦来办。他们商讨了初步的行动计划。当天天晚了，齐拉特回了家。一进门，他就得到了古斯塔夫·斯托普尔那边的好消息。古斯塔夫·斯托普尔告知齐拉特，他已和莱曼公司的副总裁亚力山大·萨克斯博士，一位生物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讨论过齐拉特提出的问题。萨克斯博士想和齐拉特谈一谈。
随后，齐拉特安排了与萨克斯的会见。
亚力山大·萨克斯生于俄国，当时46岁。11岁时他来到美国，19岁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学的是生物学。毕业后，在华尔街当过一段时间小职员，后又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随后得到几个有名的奖学金，得以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法学和社会学。1932年，他成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演说经济方面的撰稿人。从1933年开始在全国复兴总署工作了三年，1936年加入了莱曼公司。他有一头浓密的鬈发和一个向后缩的下巴，相貌和说话声音都很像一个喜剧演员。
萨克斯认真听取了齐拉特的陈述。他赞同齐拉特关于要政府参与的看法，最后告诉齐拉特：“这完全是白宫应该管的事……”随后，他的一句话令齐拉特吃惊地伸出了舌头：“最好的办法是找到罗斯福本人！”
萨克斯接着说，需要有一份申述书，萨克斯向齐拉特保证，他可以直接把申诉书交给罗斯福本人。
齐拉特更是大吃一惊。
齐拉特立即将这一信息告诉给了爱因斯坦。
齐拉特一时找不到威格纳，他只好去找特勒。特勒认为萨克斯的建议比他们原想的计划更好。
一份申诉书。这并不难准备。还应该有点别的东西。齐拉特想到，应该有爱因斯坦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
他起草了信稿，是用德文写的，因为爱因斯坦的英语不太可靠。另外加了一封说明信，一起寄到了长岛。
爱因斯坦接到信稿，他请齐拉特过来讨论给总统的那封信。
特勒给齐拉特开车。特勒对这次经历有这样的记载：“我作为齐拉特的汽车夫而载入了史册。”
他们到达时，爱因斯坦穿着旧衣服和一双拖鞋。他们一起修改了信稿，特勒执笔。
齐拉特于8月15日将修改好的信交给萨克斯，并附上一份他自己的备忘录，其中详尽阐述了裂变等问题。
亚力山大·萨克斯准备在他谒见总统的时候把信高声朗读给他听。他认为，繁忙的人看过那么多的文件，以致他们倾向于轻视打印出来的东西。他当时对朋友说：“在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下，任何知名人物都被那么多的印刷文件搞得头昏脑胀……这是一件这个国家的元首和总司令必须知道的事。只有我能见到他较长一段时间，并将材料朗读给他听，使得材料能进入他的耳朵而不像软睫毛油一样进入眼睛时才能完成这件事。”
他计划占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
战争爆发后，历史进程使总统的日程安排得拥挤不堪。
1939年10月11日，亚力山大·萨克斯终于走进了白宫的椭圆形总统办公室。
第四部分：英美核开发的新进展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1）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正坐着接一个电话。侧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不听使唤的双腿。罗斯福刚刚放下电话，秘书就进来报告说：“总统先生，亚历山大·萨克斯先生到了。”
罗斯福轻轻点了点头。
亚历山大·萨克斯进了办公室。
他大步走向罗斯福。原本手里抱着两沓卷宗，走近罗斯福后，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案上，腾出手来，握住了罗斯福伸出来的大手。
“亚历克斯！” 罗斯福用了爱称，“你瘦多了！可你并没有去度假呀，而秋季的华盛顿是不应该把你弄成这个样子的。”
“我为准备这次会见掉了七磅，总统先生……”
罗斯福笑了：“亚历克斯！你这是向我暗示，我必须认真对待这次会见——这不会有问题的，亚历克斯！大洋彼岸已经炮火连天，而我们被卷进去是迟早的事。这样，我们的经济必须向战时经济转变。怎么转变为好？在思考这个问题之时，我便想到了你，而你，自己来了……”
“可我，总统先生，并不是为经济问题来见您的！”
罗斯福愣了一下。
“那，你还有什么更要紧的事呢？”
萨克斯没有立即回答罗斯福提出的问题。他稍稍犹豫了一会儿，道：“总统先生，请允许用我预先设计的会见方式进行这次会见……”
罗斯福哈哈大笑起来，让亚历山大·萨克斯坐下，道；“依旧是那个亚历克斯！好，悉听尊便……”
萨克斯道：“总统先生，我想首先问一个问题……”
罗斯福：“请……”
亚历山大·萨克斯：“您说，法国有可能用帆船与德国法西斯的舰队在海上展开一场海战吗？”
罗斯福再次愣住了，可随后便笑了起来：“亚历克斯，你想跟我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亚历山大·萨克斯：“是的，我想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年轻人求见拿破仑，他说，他想为法国建造一种新型舰只，那舰只没有帆，但速度极快，不管风浪多大，都能够在几小时内把法军送过英吉利海峡。在海上，它能够在任何气候条件下对敌舰实施攻击。年轻人热情很高，说，如果皇上感兴趣，他会把设计图送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