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里，一致认为剑桥就像早餐的麦片粥，要加盐吃，牛津的每个思想都像加糖的面包牛奶一样是绝对异端的。
—克拉夫·威廉斯－埃利斯男爵，1971年
在剑桥，自由学校巷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你会不经意地遭遇中世纪和现代派。通向自然科学家们的奥林匹克殿堂的入口就在基督圣体学院背后的这条胡同里，在被煤灰熏黑的学院院墙对面。原子时代和基因世纪都开始于这里，在老卡文迪什实验室周围。当它1873年落成时，全剑桥共有19名自然科学大学生。今天，从欧内斯特·拉瑟福德到约翰·科克罗夫特，光是和卡文迪什有关的诺贝尔奖得主就有30位左右。1980年4月29日，有一个人的首堂讲座又是在科克罗夫特教室里举行，他坐在轮椅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他就是斯蒂芬·霍金，卢卡斯数学教授。
直到19世纪中期，剑桥大学才将自然科学作为同等重要的考试科目纳入它的教学计划，并在植物园从前的地盘上建起新的实验室和教室，就在自由学校巷东面。这一带的中心是物理实验室，它是威廉·卡文迪什资助的，他是当时的大学校长。詹姆士·克拉克·麦克斯韦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研究过光波的本质。1897年，约瑟夫·约翰·汤姆森男爵在那里发现了电子的存在。被人们称道的“原子汤姆森”使卡文迪什实验室成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实验物理学中心。1919年，他的接班人欧内斯特·拉瑟福德在此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裂变。直到1937年去世，欧内斯特·拉瑟福德都领导着剑桥的核研究。他的一位最亲密的合作者，俄罗斯物理学家皮奥特·卡皮察，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对面的庭院里有一座自己的实验室—月亮实验室。在现为空中摄影系的研究所大门旁的砖墙上，一只鳄鱼大张着嘴，那是埃里克·吉尔的一幅浮雕（1936年）。鳄鱼是卡皮察给他的同事拉瑟福德取的外号，意思是早在你见到他人之前，你就能听到他的洪亮嗓门了—像是鳄鱼在《彼得·潘》里吞下的那只钟一样的报警信号。而拉瑟福德，一位自由科学的辩护人，体内却没有一只警告他当心卡皮察的钟。20世纪20年代末，卡皮察将核研究成果泄露给了莫斯科。
这座传奇式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于1947年开始于卡文迪什庭院里的一个自行车棚里。仅从这座研究所就走出了13位诺贝尔奖得主。它的发起人：一位来自维也纳的移民、化学家马克斯·佩鲁茨，和一位三一学院毕业生，约翰·肯德鲁。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D·沃森加入了这支准备分析生物系统分子结构的队伍，他们也是不寻常的一对：英国人克里克，35岁时还没拿到博士头衔，而来自芝加哥、年轻12岁的沃森，原本是位鸟类学家。1953年4月他们成功地完成了那桩克里克后来所说的“疯狂行为”，绘出了含有一颗生命全部的遗传信息和细胞结构图的DNA双螺旋结构。为了20世纪生物领域这一最重要的发现，克里克和沃森同物理学家莫里斯·威尔金斯一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同样是在1962年，当他们的同事佩鲁茨和安德鲁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这座分子化学实验室搬进了城市南郊的新址，在新阿登布洛克医院内。在那里，德国免疫学家乔治·科勒和阿根廷人塞萨尔·米尔斯坦共同取得了分子医学上的另一个划时代发现，并为此于1984年获得诺贝尔奖。剑桥的这座科研实验室是英国生物技术业中心，异种移植、跨物种器官移植的先驱者们也在这里从事研究。
1973年庆祝其创建100周年纪念时，卡文迪什实验室搬进了城市西郊的新实验室里。这期间，别的实验室也大都离开了自由学校巷的旧址，只留下一群建筑，比一家大医院的后院还要荒凉。在那里，大学自19世纪以来为自然科学家们所完成的建筑和在这一美学真空中取得的科研质量之间的关系是极不协调。如今这一带有个委婉的名字，叫做新博物馆遗址。您别让菲利普·道森男爵20世纪60年代后期为动物系设计的水泥大楼吓着。一座高起的平台上，一只长须鲸的骨骼显示着动物博物馆的大门。我们在此可以参观整个创世纪的过程，虽然只是在橱窗里。那里甚至还有达尔文从他的“比格尔号”考察中带回来的鸟儿和鱼类标本。达尔文的放大镜却又属于隔壁惠普尔自然科学史博物馆的馆藏珍品。等高仪、日晷、航海和测量仪器、望远镜、分光镜—对早期科学设备和仪器的这一有趣收藏要回溯到罗伯特·斯图尔特·惠普尔，剑桥科技设备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一家今天还很兴旺的公司，1878年达尔文的小儿子贺拉斯参与了它的创建。除了其他产品，它还生产了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
1900年，大学为其迅速扩大的自然科学部门购得唐宁学院的地皮，就在卡文迪什建筑群的斜对面。短短几十年内，唐宁学院遗址上也建满了密集的实验室和研究所，一样混乱和平常。牛津建筑师托马斯·格雷厄姆·杰克逊设计了唐宁街上的主要建筑群，一个爱德华时代的风格大杂烩（1904~1911年）。两座大学博物馆搬迁了进去，那就是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和塞奇威克自然科学博物馆。
不光核研究和基因研究要归功于剑桥科学家们划时代的认识。剑桥的两位物理学家托马斯·芬克和毛勇（音译），以他们的《打领带的85种方法》证明了，高雅的数学也可以解决领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