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人 身着民族盛装印度男女 印度性力派的神画像 对原始初民来说，性交是神圣的，有神力在的，男女性交意味着人口繁衍，五谷丰登。所以他们经常在祭神的盛大节日里，在神前性交，以祈求神灵保佑。当时这种纵欲行为只限于节期祭日，后来，这个责任落在少数人身上了，乱交的时日也不限定了，有一群女子舍身于爱神、地神、繁殖之神或其他和繁殖有关的神，长住在神庙里，专司在神前和男子交合、敬拜神之责，这种女人，就是“圣妓”。当“圣妓”的女子，许多是平民的女儿，但酋长之女和女祭司等，也有履行这个职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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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卖淫到经济卖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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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始初民来说，性交是神圣的，有神力在的，男女性交意味着人口繁衍，五谷丰登。所以他们经常在祭神的盛大节日里，在神前性交，以祈求神灵保佑。当时这种纵欲行为只限于节期祭日，后来，这个责任落在少数人身上了，乱交的时日也不限定了，有一群女子舍身于爱神、地神、繁殖之神或其他和繁殖有关的神，长住在神庙里，专司在神前和男子交合、敬拜神之责，这种女人，就是“圣妓”。当“圣妓”的女子，许多是平民的女儿，但酋长之女和女祭司等，也有履行这个职责的。
在古印度，宗教娼妓不仅很发达，而且典礼也很隆重。他们称这种在庙堂事神的女子为“神的奴隶”或“属于庙宇者”。在公元1004年，坦佐尔国的宏伟庙堂，有“圣妓”（亦称庙妓）400名。她们不住在庙中，而住在周围的四条街道执行职役，政府特许免税。直到19世纪，在卡朱拉霍的神庙中仍有舞女100名。舞女在形式上嫁给神，结婚时，由同阶级的男子给她戴上“塔利”（一种戴在脖子上的黄金装饰品）作为成婚的标记，以后就长住在庙里，成为“圣妓”。
在古印度，圣妓出现得较早、较多，这是因为古印度的宗教发达，宗教产生得较早。有记载说在公元前30世纪印度就有宗教产生了。可是中国的历史上几乎寻找不到有寺庙妓女或圣妓的记载，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
但是以后，这种宗教卖淫的性质逐渐起了变化，逐渐转向了经济卖淫，主要有以下这些原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人们对钱的观念不断加强，而对神的观念则有所削弱。在妓女这方面，逐渐以性交作为嫌钱谋生的职业；在嫖客方面，则完全忘记古时敬拜神的观念，专以妓女为发泄性欲的工具，而图满足一己的肉欲。这样，宗教卖淫逐渐失去了宗教的性质，而变成了商业性的买卖行为。
一些做过“圣妓”的女子，见与人性交可以获得丰富的报酬，所以在离开庙堂以后，仍旧在外面做这种勾当以牟利，她们驾轻就熟，也不觉得羞耻。或是由女子的父母利用她们来做盈利的工具，以图生活的安舒。
僧侣、祭司等神庙的管理者的观念也起了变化。本来，“圣妓”卖淫所得的钱都是属于神的，都用以进行神庙建设或宗教祀典，但是后来这些管理者们的私有观念加强了，逐渐把这些钱攫为己有，并为个人的经济利益唆使“圣妓”更多地卖淫，以赚更多的钱，这就促使了事物性质更快的变化。这些僧侣、祭司实际上在往妓院老板的方向发展了。
商品经济越发达，私有财产越多，过往的商人、旅客就越多，卖淫业就越发达，通过“圣妓”获得的公共收入也增加得越多。本来，这收入只归寺庙所有，但后来国家建立，政府见到这方面大有厚利在，所以也插一手，对此作了一些规定，如卖淫价格、场所，要交税给政府，同时在法律上予以保护。这种情况推动了卖淫业的进一步发展，加快了宗教卖淫向经济卖淫转化，同时又为建立国营妓院即公娼制度做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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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街柳巷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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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和印度的3000年历史上，花街柳巷之盛洋溢了整个历史，可以说这也是个世界性现象。所不同之处是，在中国曾发生过几次禁娼，从宋朝初期严禁官吏宿娼开始，到明朝初期和清朝初期的朝廷多次饬令禁娼，都没有收到什么效果；但是印度的历史上很少发生过这种现象。古印度人嫖妓似乎是大张旗鼓，从国王、贵族直到庶民，十分公开，且以此为荣，国王出巡时都要带着许多高级妓女；在古代中国，则多少有些顾忌，像宋徽宗、宋礼宗和清同治帝嫖妓都要“微服出宫”，不敢太大张旗鼓，只得进行秘密活动。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市妓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这是因为，唐代国力富强，统治阶级对性的控制比较宽松，社会风气比较开放；民众富庶者较多，有些人就“饱暖而思淫欲”；经济的繁荣使城市发展，流动人口增多，从而增加了临时性的性需要，而商品经济造成两极分化，有些贫家女卖身，从而又能在市场上满足这种需要；统治阶级的享乐腐化，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社会。
唐代的长安是个国际性的大城市，规划完善，妓院全集中在长安城中东北部最繁华热闹的平康坊。这些妓院，生意十分兴隆，常常灯火通明，笙歌不绝，通宵达旦。但是它们并不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这和唐朝长安城的城市管理有很大关系。当时长安采取严格的坊里制，全城共108个长方形的坊，每个坊的四周都用高墙围起，墙外就是坊间大道，墙内各坊再以十字大街把全坊分为4个区，坊的东、南、西、北有4个坊门。每天日出时开坊门，日落时敲60下街鼓后关坊门。正是因为这样，风化区和居民区也是相对隔绝的。
宋朝初期，都市经济繁荣发展，坊制的废弛和夜市的产生，为市妓的疯狂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是因为，北宋政府为了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取消了汉、唐以来行之已久的宵禁，即取消了禁止市民入夜后还在街上行走的法令，因而夜市发展了，主要靠夜晚做生意的妓业也更发展了。除市妓外，宋代的官妓也出现商业化的趋向，家妓更普及，而宫妓则渐趋衰落了。
中国古代的妓业在明、清达到了鼎盛，而在明代中后期更是登峰造极。当时，市妓和官妓都十分繁盛。就地区而言，明代的妓业以南北二京为最盛，即所谓“南朝金粉，北地胭脂”。北京的娼妓，在元时还只能在城郭营业，而到明中叶以后，不但城郭的营业依旧，连城里也娼肆林立了。除“正规”的妓院外，还有许多私娼，卖淫泛滥。
古印度的高级妓女们住在陈设豪华的宅第里，她们身穿玻璃般发亮的薄丝，戴满五光十色的珠宝；寝室内有一张跟舞台、祭坛般豪华的大床；床罩下铺满芬芳的茉莉花；小枕头旁边焚着沉香、伽罗。她们美丽无瑕，身体经常保持清洁，并把白檀香油涂在身上；她们受过良好的艺术训练，具有比较好的教养，还有一套迷惑嫖客的本领。
这些妓女都是统治阶级的玩物，所以打扮得光彩夺目，而那些低等级的妓女则往往和乞妇无异了。
妓女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为征战、狩猎和娱乐生活的一部分。城市里的妓女多穿红色衣服，红色不是通常所代表的死刑、死神的衣服，而只是为了让男人更方便地把她们寻找出来。她们总是会出现在节日和其他的庆典上，来装点城市。
在军队中，印度的妓女也大派用场。在战争爆发时，一些统帅就让美丽的妓女犒劳战士，他们认为这样不仅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还能享受生活，鼓舞士气，当军队扎营前线时，妓女们就住在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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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艺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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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往往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男人花钱，女人就陪他上床，这是不全面的。在古代有一种艺妓，从小经受严格的训练，良好的教育，以卖艺为主（当然有时也要卖身）。她们多和一些上层人士交往，她们超群脱俗甚至代表着当时的歌舞、音乐和文化水平。中国古代的一些高级妓女是这样，古希腊的高级妓女是这样，日本的艺妓是这样，古印度也是这样。
在中国，妓女在古代的文艺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一种“妓女文化”现象。一些家妓、官妓（也包括极少数市妓）是所处时代歌舞音乐艺术的代表，在推动中国古代艺术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她们为了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享乐需要，往往要受严格的艺术训练，具有良好的文化教养。
这种情况，历代不衰。例如到了明末清初，董小宛、顾媚、李香、卞玉京等“金陵八绝”和陈圆圆、杜十娘、高娃等，都是名重天下的歌舞妓。还有王月生在南京朱市以吴歌著名，寇白门能度曲，沙才善吹箫，等等。她们的这些绝技，来自天赋，也来自后天的严格训练。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实在没有别的地方有这样的训练条件，所以，这些家妓、宫妓的音乐歌舞水平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水平，也就不奇怪了。
有许多妓女，文才也很好，在琴棋书画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才华。在这方面，唐代的薛涛、鱼玄机、关盼盼，宋代的苏翠、严蕊，明代的马守真、薛素素、范钰等，可谓代表。
在古印度，有一种高级艺妓叫“加尼卡”，这在考塔利耶的《政事论》中作了详细论述。印度的“加尼卡”很有修养，受过的训练种类繁多。对于如何组织和培训“加尼卡”以及对“被视为妓女的‘加尼卡’在与其嫖客和与国家的关系中的拥有的权利与义务”，《政事通》中都有论述。
《政事通》首先提到的是宫妓中的“加尼卡”，有一名总管监管着她们，这个总管根据每天的收入收取赋税。在《本生经》中有一处提到：“当时，贝拿勃斯有一个妓女，名叫摩萨。她是侍候君主的艺妓，君主赐给她的钱财，多得使人咋舌。”古印度有一部著名的由瓦特斯雅衍那写的《卡玛苏特拉》（Kamasutra）的书，其中记载了艺妓的上交赋税的用途：
最有钱的艺妓的钱财应该被用来建造庙宇、公园和雨水蓄水池，奉献成千上万头牛给婆罗门，并用于敬神、组织敬神的节庆活动以及拜神的仪式。
“加尼卡”、侍女、女艺人都要学习演唱、吟咏、舞蹈、表演、书写、绘画等课程，另外还要学习维纳琴、维努笛、木旦加鼓的演奏等课程，还有测心术（心理学，重点是如何揣测男子心理）、制造香水、编扎花环、交谈、按摩等课程以及妓女应掌握的全部技艺和知识。在必须掌握的这多门技艺中，宫廷艺妓首先要掌握的两门是音乐和舞蹈，当然其先决条件是年轻和美貌。在《卡玛苏特拉》中列出的“加尼卡”需要掌握的技艺竟达64门，这叫“六四艺”，包括文学、舞蹈、音乐、戏剧、演唱、插花、化妆、作诗、手艺、读书等等，还有酿酒、朗读书、掷骰子等等。
按照《卡玛苏特拉》的说法，君主的“加尼卡”在喜庆节日和许多社交场合上也备受尊重。除了王宫里或其他地方有宫廷供养的“加尼卡”外，还有其他许多艺妓。她们并不着意炫耀其身份，而是落落大方，佩戴着首饰在自己的住所门前坐着或站立着，毫不矜持地望着大街，让过路人欣赏她们的婀娜身影。印度的“加尼卡”具有何等重要的社会地位以及如何受人尊重，在《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曾几次提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