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各种首饰印度妇女 印度的卡莉女神像 印度的湿婆大神像 婚姻，作为人类文明社会中两性结合的一种主导方式，是受到人们普遍的赞美，期望和肯定的。尽管古典的一夫一妻制是出现在男权社会、以男子奴役女子的形式出现的，可是在某些夫妻之间，仍旧包含着爱，包含着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和对性本能的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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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爱的美好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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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作为人类文明社会中两性结合的一种主导方式，是受到人们普遍的赞美，期望和肯定的。尽管古典的一夫一妻制是出现在男权社会、以男子奴役女子的形式出现的，可是在某些夫妻之间，仍旧包含着爱，包含着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和对性本能的满足要求。
在古代中国，把夫妻以及建立在婚姻关系基础上的性称为“人之大伦”，夫妻性交，就叫“敦伦”。中国的古人创造出许多类似“月下老人”的神话，推出和合二仙之类的保佑夫妻恩爱之神，都是希望夫妻生活幸福、美好。
古代印度也是这样，男女社交活动很多，内容也很丰富，为青年人的恋爱提供了许多机会，如举行各种庆典，老人组织小辈与朋友们聚会，年轻人组织到山野游玩等。在古代印度人的心目中，男女交往，如果相爱了，爱欲固然占有一定地位，但是性交关系更为重要。
性交，就要运用生殖器，古代印度人重视性交，当然就重视生殖器。他们把男根称为“林伽”，把女阴描述为莲花，对之抱有敬畏之心。在男女的性交往中，他们对对方的体型特别是生殖器官的差异十分注意，而且把男子分为兔子型、公牛型和马型，而女子则分为鹿型、母马型和象型，如果兔子型和鹿型、公牛型和母马型、马型和象型的男女交合，被认为是十分合适的，如果在这方面不匹配，就会造成不幸，会被认为有罪。
中国的性学古籍中，虽然也有论述阴茎长短大小、阴道宽窄深浅的内容，但是比较少见，而在这方面把人分成不同类型而以加匹配，则更是旷古未闻了。
古印度人也特别强调夫妻性生活的欢乐与和谐，在这方面，古代爱欲学说得到了充分地发挥。如前所说，妻子如何通过自己的外表和行为使丈夫获得性快乐是非常重要的。女子应在和男子交合前沐浴，换上艳丽的衣服并洒上香水，特别是头发要光亮整齐。她还应该尽力地表现出自己所掌握的文化与艺术知识，以赢得丈夫的爱意。当丈夫已经表示出爱意并有性的要求时，妻子应有较热情的反映，决不可加以拒绝，但是有时可适当表现出一些被迫、顺从的样子，使丈夫产生一种怜爱的感觉，感到妻子更加楚楚动人。
古代印度的爱情教师们十分强调，性生活是夫妻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他们以此为题创造了大量的理论，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可谓独树一帜。仅就亲吻、拥抱而言，就有许多不同的姿势和名称，而且详细描述了应该在什么情况下运用，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拥抱、接吻实际上只是做爱的辅助和前奏曲，正式的做爱、性交更是实质性的，印度的性学大师们在这方面的创造可谓洋洋大观，仅是姿势就有几十种之多。一些现代性学家所说的36式实际上只是个概数，因为每一种姿势又可以演化出许多不同的姿势来。同时，这些姿势也被冠以各种名称，其中有以动物、植物的名称命名的，也有就动作本身的式样命名的，从而使之被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文化色彩。
在中国古代也是同样。在两千多年前的性学古籍《素女经》中提出了“九法”，在《洞玄子》中提出了“卅法”。这些姿势（即体位）也大都以动物、植物的名称命名，如《素女经》“九法”的名称是龙翻、虎步、凤翔、猿搏、蝉附、兔吮毫、鹤交颈、龟腾、鱼接鳞。在中国性学古书上，还有些地方提出了阴茎插入阴道后的抽动频率、深浅、快慢等问题，如“九浅一深”等，这些内容在印度性学古籍中也有所涉及。
人类性行为有快乐、健康、生育三个功能，中国的古人强烈地把生育后代作为性的主要目的。除了生育以外，中国古人很重视养生，把性又作为一种养生的手段，所以在中国古代出现了“房事养生学”。古代印度人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不同，除了生育以外，古代印度人把性看作是生命的源泉和追求人生欢乐的一种艺术，因此，男女之间的性欲和爱欲是正常的，是应该肯定的。他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表现出中国先哲们所没有的坦然和真诚。他们对爱欲的表现、发泄和享受抱着一种欣赏的甚至是放纵的态度。正因为这样，爱欲成为一般人所认可、追求的东西，学习并掌握这种艺术成了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这构成了一道古印度文明独特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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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之墙不可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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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封建社会，把人分成许多森严的等级，贵贱悬殊，不可逾越。这种等级，在中国称为阶级，而在印度却以种姓的方式表现出来。从印度的社会阶层和结构来看，最核心的是种姓制度，从心理上看，最核心的是宗教信仰，二者都对婚姻制度有很大影响。
印度教的种姓，把人分为4个不同的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即僧侣等，为第一种姓，地位最高，从事祭祀和文化教育；刹帝利即武士等，为第二种姓，地位仅次于婆罗门，从事行政管理和打仗；吠舍即平民，为第三种姓，经营商业贸易；第四种姓为首陀罗，地位最低，从事农业及各种体力劳动和手工业等。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各种姓又派生出许多副种姓。据说这些副种姓全国有3000多种，各种姓都有自己的道德法规和风俗习惯。
除以上四大种姓外，还有一种排除在种姓之外的人，所谓“不可接触的贱民”，又名“哈里真”。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最受歧视，好像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他们的工作是扫地、打扫厕所、处理动物尸体等。在农村，他们只能居住在村外或某一指定区域，不能和其他种姓的人使用同一口井，无权进庙拜神等等
不同种姓有不同的地位和权利。婆罗门的权利最大，社会地位最高；首陀罗的地位最低，备受歧视，无权上学读书，没有资格进庙敬神，甚至有些地方的首陀罗不配让高级种姓的人看见自己的面孔，当时，老远发现有婆罗门种姓的人过来，首陀罗就得赶紧躲在路旁，等着婆罗门过去自己再迈步，不然就要挨打，甚至会被活活打死。在有些地方，首陀罗连身体的影子都不能落在婆罗门种姓的人的身上，否则就会被认为是玷污了高级种姓人的身体而遭到痛打，婆罗门种姓的人回家后要赶快洗澡，以去晦气。
各不同种性的人有传统的固定不变的职业，“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不能改变，甚至食物也不相同。一般说来，印度教徒只能吃本种姓或同级种姓或高于自己种姓的人做的“生食”，高级种姓的婆罗门做了“生食”或“熟食”，其他种姓的人都可以吃，但是首陀罗所做的任何食物则其他种姓的人都不吃。同时，对用水也不例外，各种姓不能合用一口井，尤其是首陀罗，必须使用自己的水井，否则会被认为他们玷污了井水，就会遭到痛打或处死。
种姓制度对婚姻制度有很大影响，有些婚姻规定十分严格。在古代印度，只许在同种姓内部通婚，同种姓的各副种姓之间可以互相通婚，但是不能和副种姓以外的人通婚。一般允许“顺婚”，即高级种姓的男子可以取低级种姓的女子，但禁止“逆婚”，即较低种姓的男子不能取高种姓的女子，否则高级种姓的人会被开除出种姓之外。
由于“顺婚”的存在，许多低种姓的女子都想“攀高枝”，嫁个高种姓的男子，于是在社会上出现了你争我夺、高价购买新郎的风气，高种姓的男子立在高高的台阶上“俯视”低种姓的女子，索要高额嫁妆，这种婚姻一开始就建立在男女不平等的基础上，而且具有金钱买卖的性质，女方不得不出高额嫁妆以满足男方的需求。一些贪婪的男家，婚后还向女方索取嫁妆与钱财，有的人因得不到满足，竟将儿媳妇活活烧死。
总而言之，种姓制度几乎成了古代印度社会制度的同义词，它决定了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相互关系，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丈夫和妻子的婚姻关系。种姓制度在次大陆却绵延了几千年，直到现代还残留了不小的影响，对于它给印度人民和印度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怎么评价也不过分。研究印度文化和性文化，离开了种姓制度，就成为一些极为肤浅的表面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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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妆的沉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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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不但存在着种姓的等级差别，而且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同样显著，女性地位的低下表现得十分突出，这在嫁妆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它造成了婚姻制度的很大畸形。在古代中国，男女婚配，往往是女方向男方索取，作为一种劳动力转移的补偿，而在印度，把女儿嫁到夫家去，似乎在求夫家接纳一个不祥之物，于是反过来女方要付男方一笔很大的嫁妆，这可以说是印度的一大特色。
印度教徒结婚花费之大是令人咋舌的。凡是参加过印度教婚礼的人，无不深有体会。出嫁妆、送彩礼、设宴会、接待来客和迎亲队伍等等如同盛大庙会一样，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他们认为花费越大，越光荣体面。因此，人们办婚事往往像比赛一样，看谁花的钱多。为了维护所谓的尊严和荣誉，许多人家几乎弄得倾家荡产。
这样，普通人之家若有几个待字闺中的女儿，处境便十分困难。嫁妆少，女儿就嫁不出去。由于女儿年龄已大，父亲每每抱着很大希望外出寻找合适的女婿，当一听到男方提出的种种苛刻的要求，心就冷了，只好怏怏而返。每当如此，为父的满脸愁容，妻子也老泪纵横，女儿悲悲切切，后悔不该到这世界上来。一家人无计可施，只好卖掉家里的首饰、家具等。但也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只好到处借贷。就是借到一点，钱数有限，也不能“买”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婿，于是只好强迫女儿屈嫁给不相配的男子。这在父母看来，总算了却一桩心事。但是，由于出的嫁妆少，嫁出去的女儿在男家只好忍气吞声，看婆婆和小姑子的脸色过日，忍受着嘲讽、责备甚至毒打，苟且偷生。有些还会被摘下身上的首饰，或扒下衣服痛打一顿，然后把她们赶回娘家，硬逼她们去要嫁妆，女儿害怕父母听到自己的苦楚心里难过，再为自己设法弄钱，因此，不少懂事的女子，因无法忍受痛苦，宁可自杀身亡，也不再向父母要钱。这类事例很多，报上三天两头登载。
印度女子惨死的情况十分严重，现仅以新德里为例，因嫁妆而死的女子，1980—1981年被烧死的女子有421人，1981—1982年被烧死的女子有568年，1982—1983年被烧死的女子为690人，看来，死者逐年增长，据报道说，2000年新德里平均每12小时就有一名女子因为嫁妆问题而被活活烧死。
据印度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嫁妆问题被虐待致死的妇女从每年2000人上升到每年7000人，这表明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刺激了人们对金钱财富的追求，对嫁妆的贪欲进一步地膨胀。在以上这些案件中，大多数媳妇是因拒绝婆家索要更多的陪嫁财物的无理要求而自杀的，然而在婚后遭到婆婆的刁难，挨饿、被殴、被囚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虐待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恶婆婆还在媳妇身上浇泼蜡油后点燃，然后谎称是媳妇在煮饭时操作失误所以才引起火灾。
法律当然要惩罚这些恶婆婆，在新德里的提哈尔监狱中就设有关押恶婆婆的女子牢房，可是近几年来已经是人满为患，这个可容关押几百人的牢房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了。
在印度，童婚盛行，和结婚费用、嫁妆等也有很大关系。在有些地区，新郎新娘大都是娃娃，其中一些年仅两三岁。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新郎新娘年纪越小，结婚仪式就越简单，嫁妆费用就越少，在印度的一些贫困地区，出嫁女婴则更受欢迎，因为她们的手腕和脚踝较小，于是花在脚镯和手镯上的钱就较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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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妇守节与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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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妇女不仅要在丈夫生前为丈夫恪守贞操，而且在丈夫死后仍要为丈夫恪守贞操，这就是守节。在中国，寡妇守节十分流行，贞节牌坊和烈女祠几乎遍地都是，其中不知埋葬了多少女子的青春，流淌着多少女子的血和泪。在外国，虽然没有像中国这样的贞节牌坊，但类似的风俗在不少地区仍然存在。
在印度，一个贞洁的女人在丈夫死后，就应该视死如归地焚身殉夫。如果没有勇气殉夫，她的脸上和衣饰上就要加上寡妇的标志，并要比丈夫在世时更加小心地回避任何男性。男子见到了寡妇也要回避，因为寡妇是“不祥之物”，人们甚至认为是妻子的不吉利才造成丈夫的死亡。印度教教义规定，女子一旦和丈夫结合，就是永远的结合，即使丈夫已经死去，也永远不能和他分离，一个女人一生只能结婚一次，寡妇守节至死才能上天。寡妇因为打上不吉祥的烙印，就成为婆家做牛做马的奴仆，在社会上也不再享有一般已婚妇女的各种权利和待遇，她们无权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宗教活动，不能参加婚礼、祝寿等一切喜庆大事，甚至不许修饰仪容，有的寡妇还要把头发剃光。根据印度教的习俗，寡妇还要献身于苦行与节欲的生活；在孟加拉邦，寡妇被禁止吃鱼肉；在安得拉邦，寡妇要吃长斋。
其实，在古代印度，远在吠陀时期，寡妇是可以改嫁的，没有什么限制和规定。往后，寡妇改嫁逐渐减少，尤其到了公元2世纪以后，寡妇改嫁就开始遭到反对了。大约到公元10世纪以后，情况进一步恶化，尤其到了11世纪，情况的恶化几乎达到了顶峰，寡妇不许改嫁，即使幼年寡妇也不许改嫁。
限制寡妇的改嫁，产生了各种社会问题，成为印度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
印度寡妇最悲惨命运莫过于殉夫了。丈夫去世后，在焚烧他的尸体时，妻子跳入火中，其亲生儿子举火点柴，焚烧其母，此时此刻，儿子无怜惜之心，谓从母之志，可使母亲享福于九泉之下，亲友对此不以为惧，反而庆贺。这就是所谓的“斯迪”习俗。
男尊女卑，古今中外，不乏其例。但焚烧寡妇的陋习，恐怕只有印度如此。据记载，印度教时代在上层和拉其普特人中，寡妇殉葬的风俗非常盛行，要么与丈夫尸体一起焚烧，要么单独自焚，各种情况均有。同时还规定，死者若有数妻，则正妻与死夫一起殉葬，其余妻子要单独自焚。此外，为丈夫殉葬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同丈夫一起殉葬，即妻子与死夫尸体一起火化；一种叫模仿殉葬，即妻子与故去丈夫的遗物一起火化。假如丈夫死时，妻子有孕在身，则等她分娩后再同丈夫的遗物殉葬。若同时有几个妻子，则只有正妻有权同死去的丈夫一起火化，其余妻子各自随死去丈夫的遗物殉葬。若有特殊情况，如丈夫死在异国他乡，他忠诚的妻子闻讯后先用丈夫的鞋接触一下自己的胸口，然后跳入火中自焚。若不殉葬，则被人认为是失去贞节的人。
直至19世纪初期，这种陋习还很流行。以孟加拉邦为例，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1817年英国人开始统治孟加拉邦时，当时平均每天有两名寡妇殉夫自焚。又据统计，1819年全邦竟有839名寡妇殉夫，仅加尔各答就有544人。
殉葬制度始于王公阶层，而且流行很早。大约最早是从王公逝世时妃嫔殉葬之风发展而来，进而扩大到上流阶层，以后普及于一般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