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刚刚安定，需要创造一个和平安宁、休养生息的环境。但维护这个和平环境是很不容易的，一旦放松警惕，就难免有沉渣浮起，搅浑一池春水。所以为政者要明白，休养生息不等于“刀枪人库，马放南山”无事可做了，而更要时刻戒备。危机和危难往往蕴藏于太平盛世、安定祥和之中。而危机和危难的爆发，肯定有其最初的细微诱因和苗头。我们要时刻不忘居安思危，将这些诱因和苗头消灭在萌芽之中，切不可酿成大乱再去处理。
上海解放之初，百废待兴。最大的问题是经济萎缩、商品短缺、物价上涨、市场失控。此时，投机商人及不法资本家不断制造混乱，妄图颠覆人民政权。他们把陈毅市长“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的警告置之不理，大肆囤积物资、哄抬物价，甚至策划掀起投机狂潮。然而，他们低估了人民政府的能力。当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商在新年市场上大量购进和囤积商品时，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上海市人民政府储备了大量物资，使投机商和不法资本家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有的还受到致命的打击。从此，上海市场物价趋于稳定。上海的稳定在全国产生了良好影响，使新中国“天下大定”。
“防微杜渐”这四个字，既适用于国，也适用于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美满、幸福，社会才能稳定、发展。要做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大事，先要从日常居家小事做起，从一言一行做起。老子说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若小节不修，言行不信，虽是小事也能酿成大的祸端。所以家要在一开始就立下规矩，不脱离正常的轨道。只有如此，才能使家中诸人和睦友爱。
对不可修复的事物要彻底打破并重新塑造
《鬼谷子》中所说：“天下纷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鼠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牙戏罅。圣人见萌芽戏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意思是，天下分裂错乱，朝廷没有明君，公侯缺乏道德，小人们就会谗害忠良，贤能之人不被任用，圣人被迫逃匿，贪利伪诈之徒兴风作浪，君臣互相猜疑，国家土崩瓦解，以致百姓互相杀伐，父子离散，骨肉乖离，这就是“萌芽戏罅”。圣人见到萌芽戏罅之后，就要采取相应的手段加以对付。若世道能够治理，就要设法堵塞戏罅；若世道不可治，就设法推翻它，使之获得新生。总之要解决矛盾，或这样对付；或那样对付，或弥补裂缝，或颠覆更新。例如五帝对当时的社会戏罅，均采取补塞的办法；夏、商、周三王时代，则是采取颠覆办法，取得政权。春秋战国以来，诸侯之间的互相征伐，多得数不清。当天下混乱时，谁能善于抵戏，就能占据上风。
鬼谷子认为，对于“抵”的运用方法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见势而动。
革旧迎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个人的愿望改变不了的。荆轲刺秦王的壮举最终以失败告终，他那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一直为人们所称道。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荆轲的刺杀行动却是以阻止变革为目标的。当时秦国攻灭燕赵，统一六国，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不是某个刺客的暗杀行动所能阻止的，所以荆轲从一出场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变革旧的事物，绝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才能逐渐被人们理解、接受。古代圣王的变革都是顺天应人、大公至正的，没有什么阴谋可疑之事，就像是老虎身上的斑纹一样昭然可见，天下人看得清清楚楚，无不信从。东汉的马融说“虎变威德，折冲万里，望风而信”。可见“德”是多么重要，任何人在推行变革之时，能够做到德行天下，革道显明，天下人自然会云集响应，这样的变革前景当然美好。西周文王是一个英明的君王，他在为讨伐荒淫无道的商纣做准备的时候，天下的人认为他是应人顺心，都相信他的决心，都明白他的志向。于是许多才俊之士如太颠、辛甲、闳夭、散宜生等纷纷前来投奔，连邻近的诸侯小国也都来臣服，他们都聚集到周族正义的麾下，为兴周灭商效力。文王的这些准备为后来的武王伐纣，建立八百年周家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变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能一蹴而就。更不是靠一股热情就能奏效的。它需要分步骤分阶段地进行。经过反复研究，天时地利人和都有时，只需顺势而行。变革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需要热情，更需要冷静；需要勇敢，更需要智谋。盲目采取行动会有凶险，说明此时宜于审慎稳进，不宜贸然行动。对变革的舆论，必须要经过反复多次的研究探讨，进行审慎周密的考虑安排，证明变革确实合理可行。同时，还要能够得到人们的理解与信任，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变革。
如果不该变革的时候贸然变革，这就有点激进和冒险，其效果难得恰好，甚至会适得其反。变革失败不只是失败本身的问题，有时还会造成其他影响。另一方面，若到了该变革的时候还不变革，就会错失良机，贻误大事。
变革成功之后，一定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变革的成果。历朝历代在经济与政治改革获得一定的成功之后，会一再强调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变革后的成果。天下之事，变革之前，主要的问题是变革；变革一旦成功，主要的问题就不在于变革而在于守成了，此时要好好地巩固变革的胜利成果，持守正道，以使老百姓逐渐享受到变革的利益。如果此时不安守既有成果，又思变革，势必会过犹不及，导致凶险。
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唯有积极变革的企业才能生存，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走出新的道路，迈上财富的康庄大道。世界旅馆业巨头威尔逊为了把自己的旅馆建成第一流的旅馆，第一次在房间里使用了空调、电视，还为孩子们设计了游泳池，增加了照顾孩子的服务项目，甚至设计了为旅客的小狗居住的免费狗屋。所有这些，在当时都是闻所未闻的。正因如此，当别人的旅馆冷冷清清时，他的旅馆却总是挤得满满当当。
威尔逊旅馆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突破了当时一般的经营策略，勇敢地采用最先进的设备，有针对性地设计服务项目，拥有了别人无法企及的优势。反之，若一味固守老传统、老经验，就会掐断财富的萌芽。“当此之时，能抵为右”，这可以看做是鬼谷子对现代人的忠告。
对上可以补漏，对下可以督察
《鬼谷子》中所说：“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戏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圣人也。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他的意思是，自从天地之间有了“合离”、“终始”以来，万事万物就必然存在着裂痕，审不可不研究的问题。要想研究这个问题，就要用“捭阖”的方法，能用这种方法的人，就是圣人。圣人是天地的使者。当世道不需要“抵”的时候，就深深地隐居起来，以等待时机；当世道有可以“抵”时，对上层可以合作，对下属可以督察，有所依据、有所遵循，这样就成了天地的守护神。
《论语》记载，一次，孔子和几位弟子在一起闲聊。孔子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急性子的子路说：“一个千乘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屡受侵犯，又遇饥荒，若让我治理这个国家，三年工夫，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战，并懂得做人的道理。”子路的话表明他有建功立业的志向和气魄，但孔子只是微微一笑。接下来，冉求说自己愿意当一个小地方官。轮到公西华时，他说：“我不敢说能做什么，不过愿意坚持学习。”三人说完以后，在一边弹琴的曾皙起身说：“我的志向嘛，就是在暮春时节，穿上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到沂河里洗洗澡，在野外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儿回家。”孔子感叹道：“我欣赏曾皙的志向啊！”
孔子漂泊半生，未能施展抱负，晚年则喜读《易经》，他曾对经中的“潜龙勿用”一语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潜龙，比喻像龙一样有德有才而隐居的人。世俗改变不了他的节操，他也不追逐功名；从世间隐退不会感到闷闷不乐，不被世人承认也不苦闷。能愉快地实现抱负时，便人世行道；感到忧虑时，便出世隐遁。信念坚定，从不动摇，这种君子的所为便是潜龙的德性。”
“潜龙勿用”，并非无条件的勿用，只是说条件尚未成熟，不易盲动。人都是要进步的，只当个看热闹的旁观者不行，还要参加到风景中去，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这样才不枉一身的本事。但古人都是反对盲目从政的。如孔子曾评价蘧伯玉说：“蘧伯玉这个人真是个君子！国家政治符合大道的时候，他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不符合大道的时候，就能收敛、隐藏自己。”因此，有志于从政的人就需要认真观察。看到“国家政治符合大道”，自己的道义可以得到推行，当然就要积极出来从政，为国家和民众效力。反之，就要收敛自己言行而使自己隐藏起来，保持自己的节操，以免自己的高贵品格被玷污。
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月满则盈，水满则溢”的道理。诸葛亮晚年曾写下了着名的《戒子篇》，文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出山时，还向往着统一天下之后重返山林，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在他辅政期间，上对刘备可以做到补漏查缺，下对臣子、士卒做到检查督导，以至于当他去世时，举国节哀。由此看来，杰出人士，首先要能掌握形势，也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到顺势而为，人则兼济天下，出则独善其身，这才是真正拥有大智大德的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