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导读】
本书的前八章，重点分析了三个历史时期中典型的文明样本，“罗马梦”“宋朝梦”“美国梦”都曾经绚丽夺目令人憧憬，它们彼此间隔大约1000年，它们在地理上跨越了欧洲、亚洲和美洲，它们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三次货币经济高潮。
“罗马梦”“宋朝梦”早已灰飞烟灭，如今，“美国梦”已折断了翅膀。历史上没有长盛不衰的帝国，也没有万世永续的王朝，文明的新陈代谢总是交替更迭，从不止歇。
新的文明必然唤醒新的梦想，新的梦想注定要创造新的辉煌。
“中国梦”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境界，人们已从各种角度进行了阐述、解读、憧憬，未来还将用实践为这一梦想增加更多更丰富的内涵。
不过，从美好的梦想到最终成功实现的道路上，绝非一路鲜花盛开，莺歌燕舞，而是激流密布，险滩横亘。如何才能避免走入歧途，或身陷险境，历史就是最好的老师。
本章将从“罗马梦”“宋朝梦”和“美国梦”破碎的教训中，来尝试界定“中国梦”应该避免的选择。
如果中国能够顺利规避历史的教训，那么“中国梦”就不再只是梦想。
【“罗马梦”“宋朝梦”“美国梦”的破灭】
毫无疑问，罗马、北宋、美国都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卓越的贡献，50年罗马文明处于巅峰，1050年北宋繁荣进入盛世，1950年美国国力如日中天，在各自的时代，它们的人民都曾拥有美好的梦想。
然而，物极必反，盛极则衰，最辉煌的时刻往往也孕育着衰落的阴影。无节制的贪婪所导致的土地兼并和财富分裂，永远是导致国家破败的主要因素。
在罗马、北宋和美国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两次严重的土地兼并或财富兼并。
罗马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土地兼并，始于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公元前264年），到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公元前146年）后达到高潮。罗马农民被迫离开土地长期征战，他们伤亡惨重经济破产，权贵与富人集团趁势大肆掠夺农民的土地，使罗马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
罗马军团之所以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掠地千里，灭国无数，其强悍战力的根源在于意大利农民是罗马军团的核心力量。他们捍卫自己的土地，保护自家的财产，分享法律的权利，热爱国家和荣誉，他们与罗马国家是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
然而，权贵与富人集团的过度贪婪，摧毁了罗马共和的根基。格拉古兄弟改革（公元前133—公元前121年）的失败，意味着罗马共和制度的“免疫系统”已经瘫痪，权贵与富人集团贪婪的“癌细胞”正在全面扩散。最终，罗马迎来的是百年血腥的内战，以及共和制度的彻底崩溃。
北宋第一次土地兼并的浪潮，始于宋真宗（997—1022年在位）后期，到宋仁宗（1023—1063年在位）晚年达到高潮，国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刺激权贵和富人集团纷纷开始“以力占田”或“有资买田”，最终导致北宋6%的豪强大户独霸了全国60%～70%的土地。
北宋的经济繁荣源于生产率的极大进步，冶铁产量剧增，农具质量飞跃，农业效率与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由此引发了城市化、商品化和货币化三大潮流的汇聚，创造出一个空前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充满选择的自由，他们进行更专业的分工，他们拥有强大的创新动力，他们接受更丰富的社会信息，他们享有更独立的思想和文化，他们充满了更美好的梦想。
但是，无节制的土地兼并，造成了税负的严重不公，国家庞大的财政负担，越来越沉重地压在普通民众的头上。财政亏空诱发了货币贬值，货币贬值加剧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导致更大的财政亏空。经济活力被窒息，民众梦想已破灭，王安石变法（1069—1076年）的失败，意味着北宋国势的衰颓已无法挽回。
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财富大兼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开始，到1927年达到顶峰。战争红利和美元红利使美国10%的富人赚得盆满钵满，美国工业生产能力急速扩张，并严重依赖欧洲市场，而欧洲各国则普遍依赖美元信贷才能偿还美国的战争贷款，维持各国经济恢复。但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为获得高额利润，通过高关税阻止欧洲商品向美国市场出口，导致欧洲的美元负债国债务膨胀过度，而必然陷入违约。
美国对财富分配同样采取了“不抑兼并”的政策，致使10%的富人集团席卷了国民收入的半壁江山，90%的普通民众则丧失了持续扩大消费的能力，国内市场萎靡不振。当欧洲陷入美元债务违约，美国的外部市场发生崩溃，而国内市场却无法消化巨大的过剩生产力，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工业的投资回报恶化，银行贷款违约，金融市场崩溃，工厂关门，银行倒闭，工人失业。最终，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为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序幕。
罗马、北宋和美国的权贵与富人集团的第一次大规模兼并，总是以流血、战争或经济大衰退为代价。
第二次超大规模的兼并高潮，往往也是帝国的最后一次疯狂，它不仅将摧毁经济，还将摧毁社会和民心，并导致帝国崩溃、王朝倾覆、文明衰落的严重后果。
罗马帝国时代开始推行的都市化政策，不是源于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统治需要。极度扭曲的超低粮食价格，不仅残酷掠夺了埃及、阿非利加、西西里和西班牙的农业成果，也同时摧毁了意大利的谷物经济，并掀起第二次超大规模的土地兼并狂潮。
在这次兼并中，帝国的贵族和富人集团不仅在意大利狂敛土地，而且以更肆无忌惮的手法在帝国行省鲸吞大片土地，如阿非利加的6个超大型地主并吞了50%的领土，其土地集中度远超共和时代。
帝国境内的大批破产农民被驱赶到城市，他们成了危险的无业流民，与更多心怀怨恨的奴隶们混杂在一起，罗马帝国的城市里到处是报复的干柴和愤恨的烈火。为了稳定城市流民，帝国不得不免费向他们供应粮食，致使谷物价格更加低廉，农业经济陷于破产，行省人民苦不堪言。帝国全境的土地兼并如火如荼，爆炸性的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边境蛮族竞相造反，内部流民揭竿而起，帝国不得不维持着规模庞大的常备军，随时准备征服和镇压。战争不仅拖垮了财政，而且极度缺乏兵源，而此时帝国已无自由的农民阶级，罗马军团不得不大量招收城市流民，他们充满了对富人集团的仇视，罗马军团的性质逐渐演变成暴民集团。
在皇帝与元老院所代表的富人集团的反复争斗之中，皇帝越来越依仗军队的支持，而暴民集团则出现了权力意识的觉醒。当皇帝与元老院不得不诉诸武力解决争端之时，军队的野性勃然发作。无论内战双方谁胜谁负，两边的军队都开始对城市的富人集团进行疯狂屠杀，帝国的元勋贵戚、显赫士族、豪商巨富几乎被杀戮殆尽。富人集团为自己的极度贪婪付出了惨重代价，而帝国的精英阶层也从此元气大伤，再难振作。
罗马皇帝已不是军队的统帅，而成为暴民集团的人质。此后的罗马历史，就是弑君篡位、外患内战、经济凋敝、财穷币贬的不断反复，直至帝国最终崩溃。
北宋的第二次土地兼并同样是王朝毁灭的前奏。1100年宋徽宗上台后，重用蔡京集团，土地兼并进入疯狂的阶段。第二次超大规模土地兼并的结果就是，“东南财赋尽于朱勔，西北财赋困于李彦，天下根本之财竭于蔡京、王黼”。
随着北宋财政的枯竭，蔡京集团更祭出货币严重贬值的法器，结果在土地兼并、税赋沉重、货币贬值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激起了方腊起义、梁山泊造反的内乱，引来了西夏、辽、金的外患，北宋终被金人所灭。
第二次土地兼并不过20余年，就葬送了150年繁华与富裕的“宋朝梦”。
【美国的第二次财富兼并】
美国第一次财富兼并的后果，就是经济大萧条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美国一千多万劳动力转入了战争系统，不仅解决了长达十年的失业困局，而且迫使政府财政向普通民众进行大规模倾斜。数百万穷家子弟奔赴欧亚战场，战后他们获得了大学学费、职业培训、就业优先、退伍军人医疗等巨大的福利补助，并且还获得了更公平的竞争机会。一句话，“二战”缓解了美国的贫富分化。
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美国的财富分配基本合理，10%的富人拿走了33%左右的国民收入，90%的中产阶级分享了其余的67%。国家税负也大致平衡，财政状况尚属健康，金本位之下的美元仍然抢手，资产泡沫几乎绝迹，社会阶层普遍和谐，美国经历了40年战后经济繁荣的黄金岁月。
然而，美国的权贵和富人集团并不满意这样的财富分配比例，他们强烈要求得到更多的财富份额，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国富人集团掀起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他们强烈要求发动“美国的第二次革命”。
仅仅不到30年的时间，美国第二次财富兼并的恶化程度，已再度达到1927年的水平。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暴露了10%的富人集团席卷50%的国民收入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这与1927年的情况完全一样。美国民间掀起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显示出尖锐的社会阶级对立情绪。
美国政府也努力试图进行制度纠错，奥巴马总统不止一次表示要向贫富分化“宣战”，国会立法紧锣密鼓搞出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目的在于抑制华尔街豪强大户财富兼并的步伐。但结果却是法案被豪强大户篡改得面目全非，涵盖内容庞大繁杂，核心条款层层设障，关键细则处处“例外”，执行时间遥遥无期，而贫富差距却在持续恶化。
奥巴马的金融改革已经基本失败，另一项重大举措医疗改革也是避重就轻。
奥巴马引以为傲的医疗法案，无非是强制500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穷人向保险公司纳贡，而根本没有触动医疗费用高到荒谬这一根源。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医疗体系三位一体的超级贪婪，不亚于华尔街的大佬们，在他们眼中，人体就是资产，是一部能够源源不断产生现金流的超级提款机。
制药公司与食品工业联起手来共同发财，食品工业源源不断地供应像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高热能、高脂肪的垃圾食品，导致了公众健康恶化；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这种既伤胃又毁牙的碳酸饮料大行其道，而铺天盖地的转基因食品也是隐患重重。身体病了，制药公司的生意就来了，特别是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这样的慢性病最好，生命不息，吃药不止，现金流不断，每一个病人都成为制药公司的长期“优良资产”。
美国处方药的整体价格高出欧洲和日本同类药品的50%以上，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对药价采取了放任政策，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对制药公司的定价进行监管，将它们的利润率限制在一定水平上。
美国不仅药贵，看病更贵。
人人都知道美国的医疗费用高到荒谬，贵到离谱，但美国《时代周刊》2013年2月的文章《苦涩的药片：为什么医疗账单害惨了我们》，读后还是让人大开眼界：摔一跤，医生看了15分钟，最后收费9400美元；背痛上医院看门诊，却收到了8.7万美元的账单；要是癌症这样的重症，账单将是90万美元！
美国医院的定价体系几乎完全是黑箱操作，直接导致了市场价格发现的失灵现象。医生虽不参与定价，但对药品和医疗器械却表现出强烈的倾向性，而这些公司给医生们的回扣同样令人咂舌。《时代周刊》披露：“我们发现在2002年到2006年之间，控制了75%的人造臀部和膝盖市场的4家制药公司，在大约6500份咨询协议下，支付给了内科医生咨询员们超过8亿美元”。医院收取病人的各种药品、医疗器具、血检、CT、手术服等各种费用，基本都是市场透明价格的10倍以上。美国所谓的非营利医院，已经成为最大的营利机构，医院高管的年薪动辄数百万美元，直追华尔街，远超CEO阶层。
虽然医生的收入可能高达20万美元以上，但却是在为保险公司打工，因为他们不得不购买医疗事故保险，费用高达每年8万到14万美元，占医生年薪的40%～70%。美国的医生首先关心的不是如何治好病人，而是要防止被病人起诉，一场官司下来，医生也会破产。在医院里常常能看到四处转悠的律师，他们在到处寻找打医疗事故官司发大财的机会。结果，医生明知病人的病因，但为了杜绝后患，仍然要求病人去做各种不必要的检查，吃最贵的药，按照无效却没错的方案治疗。如果医生不按保险公司的标准流程、标准处方和标准药量治疗的话，一切后果自负。
在整个医疗产业链中，制药、器械等公司，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抬高医疗的基础成本，医院系统浑水摸鱼趁机哄抬看病费用，保险公司坐地起价狂涨保险收费。如此恶性循环之下，美国的医疗产业竟然耗费了联邦财政收入的60%，远高于军费的25%，环境、农业、能源、教育、交通、住房等方面总共才不到12%，医疗费用已成为美国巨额赤字产生的最主要的因素。
美国的医疗系统消耗了GDP的18%，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一倍以上，而最终效果以预期寿命而论，却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敬陪末座。
令人绝望的是，40年来美国医疗费用占GDP的比重从来没有下降，而是不断地攀高再攀高。在美国100万亿美元的隐性负债中，医疗开支的“贡献”最为突出，而且还将继续突出下去。
美国的医疗系统，越来越像罗马时代的包税商和承包商制度，成了侵吞全民税收的第一大窟窿。医疗不改革，美国财政必将被拖垮。
奥巴马看到了医疗费用膨胀下去的危险，就如同他看到了华尔街的贪婪一样。他动不了华尔街，同样也动不了医疗体系。
美国政府对医疗系统“不抑兼并”的放任政策，是美国医疗费用持续恶性膨胀的根源。《时代周刊》评论道：“美国的法律不仅阻挠政府限制药物价格，还规定最大的买家（即联邦医保）不能议价，这是国会送给制药公司的永久大礼（国会还接受了他们的理由，即不受限制的药价和利润是研发风险的必要保障）。国会曾多次禁止美国健康与社会服务部下属的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中心，与制药商协商药品价格。联邦医保只要确定平均售价，再加6%的补贴。”这简直就是北宋商人运送粮草到边地，边地官员高估费用，再加上商人利润的做法的美国现代版。
如此荒诞的政策，只能说明法律制度在贪婪面前已经失效，全民税收被少数豪强大户所劫持。
奥巴马不敢动制药公司的利益，更不敢动保险公司的蛋糕。他曾经试探着宣布成立一个国有保险公司来与私人保险公司进行竞争，不料遭到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共同反对，媒体更是一片哗然，指责奥巴马是在搞社会主义，甚至冠以纳粹的帽子。一些人公开宣布要刺杀奥巴马，甚至带枪去闯奥巴马的竞选集会，吓得奥巴马赶紧收回提议，回避了最重要的降低医疗成本的关键措施，使医疗改革名存实亡。
简单地说，没有医疗保险，在美国生活不亚于超级冒险，不是因病返贫，而是一病破产。正是因为保险费用昂贵无比，导致了美国5000万人无力承受，奥巴马的医改降低不了医疗成本，只能以全民税收来继续补贴豪强大户。
奥巴马的医保改革强制这5000万人买保险，无异于再次向豪强大户进贡，保险公司做梦都能笑醒过来。
对于一个年收入5万美元而没有医疗保险的自由职业者而言，如果购买“奥巴马保险”，每年的保险费用将高达7200美元，4倍于正常保险的价格，而且真看病还要先自付14000美元，保险加看病的费用高达两万美元以上，占税后收入的60%！
这是保险吗？这是打劫！它不是服务于民众，而是造福于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和大医院。
你如果嫌太贵，不想参加行不行？不行。“奥巴马保险”属于强制保险，拒绝参加将被罚款，你将收到每年高达4000美元的罚款单！你要是不交，先是驾照被吊销，对于“轮子”上的美国人而言，这等于砍掉你的双腿；如果连续24个月拒绝交罚款，而你恰好拥有房产，那你的房产将被加上政府的索取权，这意味着你将有可能丧失房产。你一怒之下准备卖房，对不起，这笔累计的罚款及利息将首先被政府扣除。
有限看病，无限责任。这就是“奥巴马医保”的真谛。
民众抗议“奥巴马保险”
金融改革只及皮毛，医疗改革更是舍本逐末，政府已经无力扭转财富分配的格局，美国制度性纠错的神话可以休矣！
奥巴马任内的两项重大改革，并不是在抑制财富兼并，而是在助长豪强大户瓜分社会财富的贪婪之心。平民出身的总统，却没有救助平民，他既没有格拉古兄弟的勇气，也没有王安石的品德。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第二次财富兼并大潮，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势头还在继续强化，正常状态之下的一切改革，都已不能阻挡财富兼并的步伐，贫富分化的矛盾将更加尖锐，下一轮金融危机的烈度将进一步升级。
如果历史可供借鉴，那么美国正在步入财富兼并、税负不公、财政亏空、货币贬值、阶级对立的恶性循环。
【什么不是“中国梦”】
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罗马、北宋、美国分别代表了货币经济大爆发的三次浪潮，尽管它们相隔千年，跨度万里，但却呈现出相当类似的逻辑线索。沿着这一线索，人们不仅能够审视过去，分析现在，还能远眺未来。
当今的“中国梦”理论，应该放在历史的参照系下，才能呈现出更加完整的轮廓。
知道“中国梦”是什么的前提，就是首先知道什么不应是“中国梦”。
一个豪强当道、精英贪婪的社会，不应是“中国梦”！
一个财富兼并、贫富分化的社会，不应是“中国梦”！
一个税负不公、财政亏空的社会，不应是“中国梦”！
一个货币贬值、资产通胀的社会，不应是“中国梦”！
一个民力枯竭、内忧外患的社会，不应是“中国梦”！
中国有豪强大户吗？目前没有，但未来可能有。
1949年新中国建立，在随后的30年里，中国社会基本上消除了贫富差距，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超大规模的均贫富实践，相当于全中国进行了财富分配的“清零”。
均贫富就一定是繁荣富强的社会吗？答案是否定的。
综观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制度之下，社会都是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即居于社会顶端的10%的精英，与位于底部的90%各阶层普通民众，只有这一结构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人试图实现完全平等的社会，但这一目标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即使短暂地出现，也不可能稳定地持续下去。
由于每个人的勤奋不同、性格不同、资质不同、环境不同、机遇不同，最终的差距乃是逻辑上的必然。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总是存在着10%左右的勤奋和聪明的人，只要政策不压抑他们的工作热情，他们总是能在社会中很快地出人头地。他们中也许有人借助了父母、家庭、社会关系方面的优势，但更多的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和聪明好学，从而获得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拥有了大笔财富。他们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压制这批社会精英的热情，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活力、动力、机会和梦想。
邓小平提出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有效地调动了中国社会精英群体创造财富的巨大热情，他们中大多数人敢为天下之先，敢冒令常人却步的风险，开动脑筋，打破惯例，勇于创新，获得了事业发展的第一桶金。他们的行为在一个沉闷已久的社会中，发生了明显的“鳗鱼效应”，刺激了更多的人萌生出创造财富的雄心壮志，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大跃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贫穷的面貌。
邓小平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既然10%的社会精英主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大量的财富，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获得社会的鼓励和保护，在财富分配的蛋糕中享有较大的份额，这既是奖勤罚懒的宗旨，也是激励财富创造的手段。
1979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重新向历史的常态进行回归。30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财富的爆炸性增长，社会阶层正在重新出现，豪强大户开始生根，利益集团势力渐现，贫富差距显著扩大。这是一个社会关键的转折时期，一方面经济繁荣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财富兼并也开始出现了苗头。
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普遍繁荣时期，富人快富，普通人慢富，社会对富人的态度主要是羡慕；在生产率增速显著放慢，繁荣仅限于部分区域或行业时，富人财富增长往往更快，而普通人的实际收入增长则出现了停滞，这时社会情绪是对富人的嫉妒；如果生产率增速停滞，富人开始通过财富兼并，而不是财富创造来获得更为惊人的利益时，进取精神将异化为贪婪过度，普通人的收入出现下降，社会对富人将普遍仇恨。
所谓对富人的羡慕、嫉妒、恨，其实并不是同时发生，而是逐步展开的。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多数时间里，社会对富人的主流态度是羡慕；从2000年到金融危机之前，则逐渐增加了嫉妒的成分；2009年以来，“仇富”这一字眼出现的频率开始明显升高，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惠及的范围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一般而言，在普遍繁荣时期，富人获得财富的比例可以更高些，这时社会的容忍度更大；而局部繁荣时期，富人需要克制贪婪欲望的无限膨胀，忍受正常的财富分配比例；在经济停滞或衰退时期，富人则必须作出妥协，这不仅有利于社会情绪的稳定，缓解仇富心态的加剧，同时，普通人收入的提高和消费的增加，将给富人带来更长远的利益。
问题是，10%的富人究竟应该占有国民收入的多大比例才恰到好处？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抱怨中国社会的数字管理的精细度严重落后于西方。他的观点没有错，不仅历史上如此，现代中国仍然远落后于西方。
中国的统计部门没有精确的社会财富分配数字，人们不知道目前中国最富有的0.1%、1%、10%的阶层，分别占有国民收入的比例究竟是多少，也就无法清晰地了解贫富分化的问题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更不用说过去60年、100年的历史数据。学者们只能凭感觉说话，政府的精准决策也会受到影响。
如果借鉴北宋的历史经验，财富分配的大致比例是，到宋仁宗晚年，北宋6%的权贵和富人集团，占有全国土地的60%～70%，席卷了国民收入的一半。北宋也正是在宋仁宗的盛世之后，开始纠正尾大不掉的财富分裂的危机，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美国的经验表明，10%的富人集团如果占有国民收入的比例超过50%，经济必将崩溃，社会也会陷入危机。
事实证明，如果10%的富人阶层席卷国民收入超过50%的临界点，他们的势力将强大到足以阻挠任何改革的程度，制度性纠错机制将会失灵，国家的命运将处于兴盛和衰亡的拐点附近。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北宋仅仅维持了30年的停滞局面，随着富人集团更剧烈的财富兼并，在最后的20多年中，北宋的社会经济迅速走向崩溃。
美国是另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案例，2008年之后，10%的富人集团已突破了50%的国民收入临界点。如果不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或剧烈的社会冲突，那么制度纠错已然无力回天。奥巴马金融改革和医疗改革的失败，正是这一论点的明证。在如此悬殊的贫富分化之下，任何经济复苏的期望都只能是海市蜃楼的虚幻。也许美国还能维持20年～30年大致稳定的局面，而财富分裂仍将不可救药地继续加剧，直到最后阶段的剧烈恶化。
可以说，10%的富人占有50%的国民收入，乃是一个国家命运盛衰的临界点，它的重大意义不亚于“18亿亩耕地”的农业红线，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这一临界点都必须严防死守。突破这一底线，贪婪将异化为社会的癌细胞，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们疯狂掠夺其他细胞的资源，直至器官衰竭，生命停止。
中国应该将社会财富分配的原则和比例，明确写入宪法。不如此，则不足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房地产与财富分配】
新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必须完全退出市场，否则将会扭曲市场经济。很多人误以为市场是平的，而实际上，市场永远是弯曲的。
历史证明，政府如果对经济采取完全的放任政策，无论是罗马帝国时代的无经济政策，还是北宋的“不抑兼并”方针，或是现在美国的“去管制”潮流，结果都是财富分配的极度失衡。越自由的社会，财富分裂就越严重，其结果不仅将摧毁经济繁荣，也将导致国运逆转。
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活动，无非就是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两大部分，其他行为均是其衍生之物。研究如何高效率地创造财富的理论属于经济学，而讨论如何合理分配财富的理论属于政治学，只有结合财富创造和分配的政治经济学，才能透视国家命运的全貌。
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干预市场，但必须强有力地保护财富分配的原则。
最鲜活的例子就是政府到底该不该管房价，又该如何管理房地产市场。
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房价应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无论高到什么程度，只要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它就是绝对合理的，政府的任何干预完全没有道理。
但如果从财富分配的原则看，上述论断就必须面对历史证据的挑战。北宋6%的豪强大户占有了60%～70%的土地，罗马帝国6个超大型地主拥有阿非利加一半的领土，这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罗马帝国的崩溃和北宋王朝的灭亡，已经有力地回击了市场决定一切的观点。
畸形的房价，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社会财富分配的普遍不公，越是大型城市，扭曲的程度越严重。“房姐”“房叔”们占有了几十上百套住房，而他们仅仅是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房产普遍存在的高房价和高租金现象的根源是流通量不足，而不是绝对存量不够。
没有房产税，等于北宋豪强圈占大半土地而不纳税，富人只需持有房产坐等升值即可，他们并没有出租房产的动力，因为租金收益并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同样也没有卖房的意图，因为货币贬值而房价必涨，晚卖比早卖更合算。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的大量空置房，就是这一现象的明证。在空置率的问题上，再次凸显了黄仁宇的观点，统计部门竟然说不清楚空置率到底有多高！15%？20%？30%？只有天知道！
由于全国房产不联网，没有人知道房产拥有的集中度究竟是什么情况。这其实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利益集团刻意阻扰的结果，人们已经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机制纠错在房地产领域中频频失灵。
未来，全国不动产联网将是一个重大举措，这将是检验现行制度究竟能不能克制贪婪的试金石。
房价决定于流量而非存量。在一个100户的社区里，只要有1户卖房，它的成交价就决定了整个社区的房价。以美国为例，每年新建和现房的交易量仅为全部存量房产的3%～4%，即流量是存量的3%～4%。如果有50万幢房屋的新增量突然涌进市场，将明显影响1.3亿幢存量房产的价格。要是突然冒出500万幢新增量，美国的房价将顷刻崩盘。同理，2013年4月12日，华尔街仅以400吨黄金的集中抛售，就扭转了全世界17万吨黄金存量的价格预期。事实上，华尔街媒体对市场心理进行的地毯式轰炸，已经严重动摇了黄金市场的信心，0.3%的黄金存量以爆炸性的方式砸向市场，就足以导致价格崩溃。简单地说，影响价格的决定性因素是市场心理，媒体是影响心理的重要工具，突然而剧烈的集中抛售，可以形成排山倒海的价格压力，最终用极少的交易量获得极大的价格影响力。
20世纪50年代初，陈云在上海正是使用了这一策略，以纯市场的方式一举击败了盘踞上海数十年的投机势力。近年来，政府调控房价效果不佳的根源，就在于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歼灭战打成了消耗战，市场预期完全倒向了另一边，限购限贷等行政手段则加剧了房价看涨的预期。
房产税不仅是纠正财富分配不公的重要利器，也是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为了保护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房产税对家庭第一套住房可以完全免征；第二套房可以象征性征收，如0.1%，这样就将90%以上的城市居民纳入了保护范围；第三套住房将按市场化的一般标准征收，如1%；而对于三套以上的纯投机住房则以倍增的税率惩罚性征收。
仅仅是宣称房产税推出，都将对房价造成震撼性效果，就像美联储玩弄QE退出的心理游戏一样。大多数购房人买的是预期，如果价格预期逆转，大量购买力将立刻消失，转为持币观望。更重要的是，拥有3套以上的“房姐”和“房叔”们面临灾难性的税率将会立刻将空置房产投入市场，这相当于“四一二”黄金市场的再现，心理震撼与增量房产的压力同时迸发，房产供求矛盾将发生巨变。
如果房产税的推行迫使5%的空置房集中涌入市场，其价格摧毁力将不亚于一场8级地震；如果10%的空置房产海量入市，除了少数刚需人群敢于逆市而动之外，将吓退其余所有的潜在购买力；如果房产税最终逼出了20%以上的空置房产，5年以后的城市居民将感叹：“谁说房地产稳赚不赔？”其实，中国不存在房产绝对存量的严重不足，而是房产占有的严重不公，扭曲了供求关系。如果所有城市中的空置房全部住满居民，将为中国减少多少耕地占用、环境污染、能源消耗以及资源浪费？
只有当房地产行业吐出被无效占有的巨大经济资源，其他行业才能重新获得这些资源，才能发展和壮大，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才能带来真正的经济繁荣。
房产税是挤出房产空置存量最有效，也是最经济的办法，持有成本的大幅提高，将立竿见影地改善住房供求矛盾和租房紧张的现象。它不需要大规模拆迁的巨额成本支出，也不需要占用一分一毫的耕地资源，其目的就是通过税收政策来调整财富分配的流向，重新平衡经济资源的配置。
很明显，当前，房地产市场不是平的，而是严重地扭曲着。正如同奥巴马不敢真正挑战美国医疗成本高昂的根源一样，房产税难产，或者调控力度不够，同样说明了制度纠错的失灵。
推行房产税的重大阻力之一，就是地方政府。高地价推动高房价，高房价刺激高地价，地方政府显然在土地收益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房价下跌，地价上不去，地方财政就会出问题。近年来地方政府大手笔投资的诸多基础建设和城区改造，多是仰仗债务融资和银行贷款，卖地收入是支持地方负债的重要来源。
金融系统同样不愿意看到房价下跌，担心资产的土地抵押物出现贬值，建设贷款和按揭贷款的违约率上升，从而威胁资本金充足，影响盈利能力和股票价格。同时，房地产产业链的上下游还连接着数十个产业，金融系统在这些领域同样拥有大量利益，房地产不景气，金融系统在其他行业的资产质量也将受到严重冲击。
房地产商们赚钱在明处，又比较高调，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的焦点，而隐藏在后面的一些地方政府和金融系统则闷声发大财，它们所形成的利益铁三角几乎坚不可摧。房价调控政策在铁三角面前屡屡师老兵疲、钝兵坚城，本是意料之中的事。
贪婪乃是人之天性，可疏而不可堵。房产税的有效推动需要瓦解利益铁三角，金融创新或可提供一些思路。
黑石集团搞的“房租抵押证券”，是以房租现金流为抵押所创造的债券化产品，性质类似以按揭贷款的现金流所支持的MBS债券，或以应收账款现金流为抵押的ABS债券。既然所有的现金流都可以证券化，那么房产税所产生的固定现金流同样可以证券化，这就是“房产税抵押证券”。
的确，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尝试过房产税证券化的方法，但尝试就是创新，特别是这种创新将有效地刺激地方政府推进房产税的积极性，对金融系统也是一个潜在的巨额收益来源。
如果6.5亿城市居民以四口之家平均下来，大致拥有1.6亿套住房，假如以每套房产价值100万元计算，则中国房产总价值将为160万亿元之巨（美国的房地产总价值约23万亿美元）。如果房产税平均税率0.5%，则房产税总收入将为每年8000亿，假如金融机构将未来10年的房产税打包成债券，那就是价值高达8万亿的金融资产，面对这样一个超级大饼，银行、券商和其他金融机构岂有不踊跃支持房产税的道理？
有时，以毒攻毒，以贪婪对冲贪婪，将比单纯遏制贪婪更为有效。
对于某些地方政府而言，卖地收入好比基本工资，而房产税抵押债券的收入将更像是奖金。当然，既然发奖金，基本工资就要下调，但总收入将有所增长。
具体来说，地方政府在拍卖地块时，将产生两项收入：一项是卖地收入。另一项则是未来土地上的商品房、商业地产等物业的房产税。金融体系的创新团队，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将该地块或其他地块上的房产税的未来现金流，进行预估、混合、分层、提炼，完成标准化债券产品的生产，然后找来评级公司进行评级，最后在金融市场中销售，所获融资列入地方政府预算，可以用于政府认为必要的一切开支。这将是一项以前不存在的额外收入，地方政府推动房产税的动力将会大增。目前，地方政府无权发行信用债，新债券可以帮助地方政府进行有抵押融资。
房产税抵押债券的本质是将地方政府未来5年、10年、15年或20年的房产税收入一次性打折变现，将未来打折收益转让给金融市场的投资人。当然，要获得这笔额外的奖金，地方政府需要在卖地收入上做出让步，比如地方以新债券融资2元，在卖地收入中就得吐出1元，这笔钱应该作为转移支付的专项基金，补贴失地农民或用于农业基础投资，可以由地方政府掌握，也可以由中央政府进行全国调配。
从资金流向上看，转移支付基金相当于金融市场上的有钱人和大量占有房产的业主，对三农事业进行补偿，增强农民的消费能力，平衡城乡的财富分配不均。
房产税不同于房租，租房可能空置而没有现金流，而房产永远有业主，谁持有谁纳税，现金流不会中断。因此，房产税抵押债券的质量天然优于黑石们的租金抵押债券。同时，房产税抵押债券还可以为金融市场中极度渴望安全和高收益的保险公司、养老基金、货币基金、银行理财等机构提供优质产品，使金融系统获得可观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土地收入是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使用时缺乏透明度，监管也难以到位，投资效率必然有问题。而以房产税抵押债券的融资来部分置换土地收入，将扩大预算内收入的比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
房产税抵押债券将提供一个监管地方政府的有效机制，债券在金融市场中交易，它的价格每时每刻都在反映市场对地方政府项目的判断，金融分析师们恨不得跑到地产项目上，挨家挨户地调查销售比率、纳税情况、实际业主等信息，以评判债券价格的高低。地方政府在一个开发项目上的成功，将降低其他项目的融资成本，这将有效激发地方政府对开发项目的审慎态度，因为金融市场将时时刻刻对他们的政绩进行评分。一个在市场上被狂抛、价格暴跌的房产税债券，将充分曝光该项目失败的程度，官员们的压力非同小可。
让金融市场来监督地方政府，用债券价格来评估项目成败，这远比上级领导的管理要有效得多。
【城镇化的关键是创造就业】
中科院《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11年首次突破了50%的大关，达到51.3%，这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化的最高纪录，这意味着中国城市的常住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在这里，城镇常住人口把在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农业户籍的人口也统计在内。如果扣除了农业户籍的1.8亿农民工，中国实际的城市化率约35%。
很多人乐观地估计，中国每年城市人口比重上升1个百分点，就可以启动5万多亿的内需。如果未来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则可以启动50万亿内需，这相当于再造一个目前规模的GDP。
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下去，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就只需不断扩大城市规模，然后把农民迁到城里去住，GDP增长就有了，城市化率也高了，经济繁荣就自动实现了。这种思路与罗马帝国的都市化运动都犯了同样的毛病，城市化是经济繁荣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人造的城市化是人们居住在城里，很多人将会变成城市的负担；而经济繁荣的城市化是大家都有工作，人人都是城市的贡献者。
中国的城市化必须提供上亿个就业机会，而且应该是带有社保和医保的全职就业岗位。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也就不存在内需扩大的可能。现在已经生活在城市的1.8亿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基本都是短期和临时性就业，如果折算成全职工作岗位，而且要带福利，有医保和社保，与城市居民保障大致相当，恐怕工作岗位的数量只能打对折，即城市在过去的30多年里总共为农民创造了9000万个城镇全职就业机会，平均每年约300万，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状态下对农业人口进行城镇化的大致规模。
如果2020年城市化率的目标是55%，那么在2020年之前的6年中，城市经济必须创造出1.5亿个全职岗位，才能将过去和未来的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就业人口，平均下来每年需新增2600万个全职就业岗位，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实际上，中国城镇每年新增就业机会只有1000万左右，而2012年城镇人口中有多达2500万人等待就业，其中大中专毕业生就占了一半，这意味着城市化率的目标将导致5个城市和农村的年青人去拼抢1个就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