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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记

作者: 高芾

第一部分 政事本纪

紫禁城里小吃摊

“皇上到圆明园喽！”窗外这么一喊，二秃子爬起来就收拾家什，出门直奔西苑。不单是他这个卖烤白薯的，整个海淀镇，卖煎饼果子的，卖糖葫芦的，卖切糕的，卖羊头肉的……全都奔西苑而去。干吗？出皇差？皇上有御膳房，不吃烤白薯。二秃子们的主顾是随侍的众多官吏，尤其是军机处的老爷们。皇上在圆明园待多久，可没准儿，军机处都得在西苑的临时值庐候着，拟旨，办公事。饭当然也管，可内务府偷懒，老闹得一班军机老爷半饥不饱，这就做成了海淀镇多少小买卖人的衣食啊。

据二秃子说，照顾生意的不全是满语称“达拉密”的军机章京，那些大学士、尚书、侍郎什么的，也常自己跑到园子外来买吃食。夏天热的时候，有的老爷连朝褂也没穿。有的等不及，还没进园子就开始啃白薯。“这算什么呀？”二秃子得意洋洋地睨着旁边守红果摊的六狗儿，“我表哥，小顺子，知道吗？在宫里当苏拉，那买卖才叫常川生意呢！”

小顺子住在西华门内，正职是照管宫里消防用的大水缸，副业是卖豆汁儿烧饼。每日天还没亮，他就在午门北边侍卫房外面摆开他的摊子。早朝规矩是五点钟。四点来钟，主顾们就陆续来了，值夜班退下来的侍卫、上早朝的王公大臣、军机处轮值的章京，都喜欢来这儿喝碗豆汁儿，嚼个烧饼。小顺子这生意就趁个早点，不比那些太监卖糕饼水果的，一直到下午都有买卖。

一天，小顺子还没起床，听见外面有火枪声，然后是呵叱声、脚步声，火光映红了窗纸。小顺子吓得不敢起身。

天渐渐亮了。外面也没了声息。小顺子正想麻着胆子出门看看。突然，砰砰砰，门被拍得山响。战战兢兢开了门，一个侍卫满头大汗站在门外。

“有多少烧饼？全拿来！”存货只有二十多，都拿走了。还好，给钱，没拖没欠。紧接着又拍别的门，砰砰砰。一条巷子挨家挨户搜吃的。

怎么回事？谁都闹不明白。过了半天，隐隐约约听说，有反贼乘皇上不在京，闯进了宫内！那要咱们的吃食干吗？听说侍卫们守住西华门，没东西吃，庄亲王派护卫买咱们的烧饼充军粮呢！

那反贼要是给剿灭喽，咱也算有功？大概吧。

也算经历了一件大事。小顺子记在心里，等平了反贼，回海淀说给家里人听听，不把他们吓掉了魂！

时在嘉庆十八年闰八月，白莲教林清等人与宫内太监勾结，杀入宫内，事历五日五夜始平，史称“林清之变”。

第一部分 政事本纪

一个状元的诞生

古话说：场中莫论文。科举考试这东西，和那诺贝尔文学奖仿佛，搜中的能人异士固然很多，漏掉的也不少。最牛的是状元，称为“大魁天下”，其实明清三百来个状元，真正成大器的甚少。因为中不中状元，实在与个人的才学无关。

清末有个状元叫张謇，后来成为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入民国以后也是政坛的风云人物。龙公（姚鵷雏）有《江左十年目睹记》，就是专门写此公的。他是怎么当上状元的？我可以用一句峰回路转来形容。

张謇的父亲是海门人，卖糖为业。后来迁到如皋，辛苦供儿子念书。张謇在如皋考秀才，属于“客籍”，需要当地学官作保。如皋有个马讼师，看张謇父亲有钱，勾结学官，勒索“印结费”纹银二千两。张家只肯出八百两，于是马讼师找了个姓张的，说他才是张謇的生父。这件事闹得不可开交，马讼师势力太大，一县人都知道张家冤枉，谁也不敢说什么。幸好，如皋地属南通州，知州孙大人很知道一点张謇的才学，干脆大笔一挥，让张謇附到南通州学来。这一下马讼师无计可施了，可是后世就只知道南通出了个张状元，谁知道张状元是如皋人？如皋人气不过，只好自嘲：“如皋连个状元都载不住，海门送来，又被马某送到通州。”

张謇的状元是怎么来的？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他的老师是赫赫有名的翁同龢。张謇中状元的那一年，是赫赫有名的甲午年（1895），翁同龢身为帝师，入值军机，坚决主张对日开战，俨然清流领袖，声名如日中天。这一年派的殿试阅卷大臣，翁排在第三位，首席阅卷大臣是张之洞的哥哥张之万。要说阅卷大臣有八位，各花入各眼，怎么就轮到张謇中状元呢？这就得归功于张謇门板都挡不住的运气了。

张謇殿试完毕，把卷子交给收卷官，巧了，收他卷子的人他认识，是翰林院修撰黄思永。黄思永一看，是张謇，有交情。先不交卷，打开看看再说。呦，这就出问题了，有个错字，张謇挖补了，这没问题，可是张兄呀，你忘了把正字填回去了。殿试最重卷面，要是就这么交上去，不用问，三甲最末。黄思永从怀里掏出笔墨，帮张謇把这字填上了———告诉你，历年的收卷官，都随身带笔墨，为了就是有机会帮一帮认识的新进士。这还不算，黄思永还知道张謇是谁的得意门生，可可儿就把这卷子递给了户部尚书翁大人。

说实话，考上进士，是考生的本事，因为卷子是密封的。谁中状元，那就全凭运气了。说是皇上钦点，其实皇上很少改动阅卷大臣拟定的结果，除非准状元叫“王国钧”（亡国君），太不讨口彩了。按惯例，应该是首席阅卷大臣张之万来定状元，翁同龢也就能定个探花。可是翁坚持要让张謇中状元，张之万不干。别的大臣都不管，李鸿藻可向着翁同龢———他们俩都是清流的首领嘛。最后张之万只好让步，官衔资格，都是张高，可是翁大人势大，那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就这么，甲午年的荩张状元酷嗜艺文，图为他请梅状元诞生了。

曾国藩曾经自拟墓志铭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曾文正公的道德文章，我都不大佩服，但这句话实在说得好，他老人家立德立功立言，却要留下这句话，让成功人士别狂，不成功人士呢，也别泄气。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一想到这句特宿命的话，我就能放下《财富》之类的杂志，心安理得地过我的穷日子。

第一部分 政事本纪

科举好处说不尽

丘吉尔说，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它只是“最不坏”的制度。一切制度选择，均当作如是观。科举这东西，就像葡萄，尝到甜头的都不吭气，尝不到的大骂其酸。我们有近百年不用科举，回头比一比，科举的好处真是说呀说不尽。

就说培养人才，目标不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科举做得到。先说德，从前说“场中莫论文”，论什么？论运，还要论阴骘。黄昏，号舍的门一关，就有号军在巷道间巡行，一边喊：“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再加上广为流传的科场果报故事，一灯如豆，阴风凄凄，能从里面站着走出来的，不是真正德行无亏，就是心理素质极强。

次说智。科举的关键是“代圣人立言”，也就是揣摩的功夫。这不容易，你得像秘书为大人物写讲话稿，想想他对于这个题目会说怎样的话，还不许提到圣人们死后发生的事情。过去常讥笑科举出身的人学问空疏，哪知道他们是自我封锁，免得一不留神让东周的人说了西汉的话，北宋的人通晓南明的典。而今的历史剧编剧要有这份功夫，才叫阿弥陀佛。

再说体。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你以为体质差的人能过关？四五平方米的号舍里，食宿在此，作文也在此。很多地方的考场没有顶棚，要落雨不怕，落雪也不怕。进场的时候得挎个大考篮，笔墨纸砚，衣食水米，全在其中，不亚于步行入藏的旅行者。最惨的是到了殿试，得自己背着考试用的桌子和凳子，从东华门一直走到保和殿。谁说科举培养出来的人才“四体不勤”？

不单德智体，还有美劳。基层考试有人抄朱卷还好，想殿试点翰林吗？写字得黑大圆光。不仅要苦练书法，还要懂得如何配制好墨，加松香使之凝，入锅灰使之润什么的。乡试会试都是三四天，又没有冰箱，不能都吃熟食，谁来为你煮米煮菜？还不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科举出身的人，起码不缺乏基本的生活能力，非如今高分低能的大学生可比。

对社会而言，科举的一大好处是均衡贫富。看过《儒林外史》吧？范进一中举，就有人送银两，送房屋，送田地，还有夫妇来投身为奴。浑家一死，范进马上就成了富家的乘龙快婿。财富就这样通过科举在社会中自然流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因为它是实现公平“看不见的手”啊。

最后说一个科举养士最大的好处，也是千百年骂名所在：消磨意气。人才天生，但要成为栋梁，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经得起折腾。经过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一系列折磨（还可能是重复重复再重复），终成正果，好比唐僧师徒八十一难后修得金身，浮躁之气尽去，沧桑之感顿生。将来为官一任，才不至于猛冲直撞，误人误己。相比之下，现今大学生所受挫折训练太少，不利于适应社会各种规则潜规则。只有考T考G拿OFFER被拒签再被拒签，差堪比拟。要不怎么说“海龟”才是人才呢？

第一部分 政事本纪

古人抄得我抄不得？

相声《连升三级》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张好古被人愚弄，送了一副骂魏忠贤是曹操的寿联给魏九千岁。谁知这副寿联挂了一天，魏忠贤没来得及看，文武百官看见了不敢说。到后来崇祯扳倒了魏忠贤，张好古反而因为送过这副寿联，连升三级。

所以说艺术高于生活，现实中哪有这么好彩？八月初三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55岁寿辰，正好碰上总督大人一力创办的两湖书院落成，喜上加喜，总督衙门热闹非凡。贺礼寿文多如 牛毛，张香帅（张号香涛，人称香帅，与楚香帅无关）最喜欢其中的一幅寿屏，有什么重要客人来了，赶快引去看。这篇寿文通体用骈，典雅堂皇，尽括张之洞平生功业德行，人人赞好，用某大吏的话说，真是“渊渊乎汉魏寓骈于散之至文也”。

偏偏张之洞幕府中有一个机要文案赵凤昌，在旁边冷冷地说了一句：“此作好像与龚定庵集中某篇相似。”龚定庵就是龚自珍。正在兴头上的香帅一听，如同一盆冷水浇在头上。不会，万万不会！作此文者，是名重一时的翰林公周锡恩，不仅是我张某人的得意门生，连湖北臬司陈宝箴（陈寅恪祖父）这样的饱学之士，也极为推重，他这么可能做下这等事来？

不过，赵凤昌的话好像也非空穴来风，好在总督衙门无书不有，且取《定庵文集》来瞧瞧。是了，是这篇了，《阮元年谱序》，开头就有点眼熟……不像话，实在不像话，竟有三分之二与龚文一模一样，另外三分之一的格调句法也如出一辙！阮元的事迹，本来就和我很相似，翰林出身，封疆大吏，办海军，设书院，门生满天下，难怪他能抄得这么贴切！周锡恩啊周锡恩，本帅一向待你甚厚，你竟如此欺我！我还当着众宾客这样夸奖，让天下学人，看到此文，都来讥笑我张之洞不读书！幸好赵凤昌及时指出这一点，才免得我丢更多的丑…

从此，张之洞极疏远周锡恩，几乎从来不见，连周锡恩回京，照例的程仪，当老师的也不送。而且张之洞并不隐瞒此事，渐渐京师也有所风闻。那年翰林院大考，周锡恩的文章技压全场，末了居然只得了二等。为什么？阅卷大臣怕呀，万一又是抄的，那可不只是受人耻笑，皇上会给处分的！

周锡恩受到这样的打击，当然怨恨老师张之洞，但他更恨赵凤昌。自从张之洞和他疏远后，对赵凤昌宠信有加，什么事都要和他密商，以至于外间人说赵是“一品夫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周锡恩终于逮着机会，狠狠连张之洞带赵凤昌都参了一本，几乎酿成官场的大风波。

最绝的是，周锡恩后来刻自己的文集，居然将这篇寿文收了进去。弟子们都劝他删掉吧，何必徒留话柄予后人。周锡恩也挺倔：《史记》、《汉书》里还有全篇抄别人文字的先例呢。收！

第一部分 政事本纪

首都

“建都的事情已经讨论了一个多月，还是没个结果。前天孙大炮，唔，现在还是临时大总统孙，向参议院递交的咨文说：政府地点设在南京，是各省代表所议定，不得更改。所以袁世凯要想当大总统，必须到南京来就职。”

“定都南京，甭说北边不同意，这帮老革命里就有人不同意！”

“谁说不是？也是前天，章太炎在《时报》上写文章啦，说什么迁都南京有五大害处，一旦袁氏南移，北方就会土崩瓦解。他还说，革命党在这个问题是争意气，是‘鄙夫倔强之谈’！”

“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而且老袁不肯离京，南方有什么法子？”“听说有人提议，干脆让黄兴黄克强带兵北上，以迎袁为名，把北洋军收拾掉！”

“哼，就为这事，还闹出了一场风波。”

“哦？”

“党内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宋渔父（宋教仁），他说亲自到北方看过，北洋军重兵把守直隶、山东，我军怎么可能北上？话音未落，‘啪’地一声，脸上就挨了个大嘴巴子！”

“是谁如此野蛮？哪位将军？”

“什么将军，广西才子马君武！他一巴掌打得宋渔父左眼流血不止，还大声骂他给袁世凯作说客，出卖南京。最后还是孙大总统当和事佬，让两人握手言和。不单如此，昨天参议院投票决定建都地点，28票，居然有20票主张建都北京，投南京的只有5票。这事儿把黄克强惹火了，他叫来身为参议员的同盟会员，拍着桌子骂他们为袁世凯张目，声称：议会必须在今天12点翻案，不然他要派兵冲进参议院，把议员们统统抓起来！”

“这……这不是开了武力威胁议员的先河吗？”“更糟糕的是，今天议会重新讨论此事，竟然以19票对8票，决定临时政府仍设南京。”

“嗬……我以为此举不智。临时约法墨迹未干，革命党魁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呢？黄克强不想想，你自己带头破坏议会独立性，将来议会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说是要派蔡元培等为专使，去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嘿，北京是人家的势力范围，老袁死不挪窝，你拿他有什么辙？折腾了半天，背个威胁议员的骂名，还不得让老袁在北京即位？”

“这帮书生！”

第一部分 政事本纪

宠妓

他是那种在历史的长夜中若隐若现的人物。那些和他擦身而过直接走进历史的人，是他点烟的火柴。哧的一点亮光，让我们一瞥他凑近的面容。然后，一切又沉入愈来愈浓的黑。

有多少人听过徐绍祯这个名字？当这个广东人接掌江北提督的时候，清廷气数已尽，乱世将至，多少枭雄在他麾下军帐中蠢蠢欲动。徐绍祯每日巡视大营，却想不到清晨吹响军号的号兵孙殿英，日后会炸开高宗纯皇帝和孝钦太后的陵墓，也想不到第四标那个满脸横肉的士兵张宗昌，会成长为“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妾有多少”的狗肉将军。

我也是偶尔才会听闻关于他的一鳞半爪。

辛亥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徐任南京卫戍总督。南北议和后，孙中山为了酬功，送给他一百万公债。徐绍祯用两万元办了一份《民立报》，用一万元遣散沈佩贞等人的“女子北伐队”，其余九十七万交还孙中山。孙中山说，你可以留着这钱搞政治。徐说了一句豪言壮语，他说：“有钱的人不能革命。我还要追随您继续努力，所以不能有钱。”———我仔细地看了看手中书的封面，确实不是《徐绍祯纪念集》一类，姑妄信之。

津浦路陶局长回忆：徐率部起义后，统兵进攻驻在南京的代理两江总督张勋。城破之后，有人来报，在下关截获张勋宠姬小毛子。徐绍祯很奇怪：抓一个姨太太干啥？莫非要逼张勋当吴三桂？众将官上前禀报，听说张勋非常宠小毛子，每天都到她屋里几趟，而且，这个小毛子漂亮得不得了，大家都想饱眼福，请都督公开审理，也顺便污辱污辱张勋这个清廷的鹰犬。徐绍祯不干。可是小毛子这事儿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有位名人专门打上海给徐绍祯写信说：既然不审，可也不能白抓，军饷匮乏，小毛子跟张勋之前就大有艳名，不如送到上海张园，收票参观，每票只要四毛，上海人那么爱新奇，一定万人空巷，到时候十万军饷唾手可得。徐绍祯不但不听，还决定派专人北上，把小毛子交还给张勋。

大家都不理解：我们不是革命党么？张勋不是清廷走狗吗？咱们干吗对他这么好呢？传出去不是笑话嘛！徐绍祯有他的道理：你们看看小毛子，那是一个标准的祸水哇，让她回到张勋身边，正好帮我们的忙。———书中交代，张勋复得小毛子后，不但没有速死，又娶了两个小老婆，还抽空演了一场复辟闹剧。

津浦路南段局长陶逊，觉得实在太亏了。他主动请缨，当送还小毛子的专使。陶局长很懂男性心理，他单身去徐州，回来带了一个车队！张勋一高兴，把抢走的十四辆机车、八十辆客车全还给陶逊。还是女人值钱，陶局长感慨地说。

徐绍祯退休后住在上海，几个老部下去看他。徐很高兴，在式式轩请大伙儿吃饭。赴宴之前，他把马弁叫来耳语了好半天。酒足饭饱，侍者送上账单，没想到徐绍祯盯着账单，满脸惊愕，半天说不出话来。大家看看不像样子，赶紧抢着付账，总算把尴尬局面化解了。

过两日，其中一位又碰到徐绍祯，都是老熟人，不免取笑一番。话音未落，旁边的马弁小周急得跳了起来，大声嚷道：“那天我们都督给了我一件老羊皮袄子，送到当铺去当了八块大洋，打算好好请各位吃上一顿。谁知道你们那么能吃，一下子吃了十三块八角。你说咋办？你说咋办？”

第一部分 政事本纪

民国催债第一高手

要知道谁是民国催债第一高手，先得知道谁是民国赖账第一高手。赖账高手姓袁，名世凯，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他平生最大的赖账，是洪宪帝制发动前，组织了一个近千人的国民代表大会，一致推戴他当皇帝。这些代表们自以为拥戴有功，富贵可期，天天在北京城狂吃滥嫖，欠下烂账无数，净等着洪宪皇帝给他们埋单，不料老袁过河拆桥，上楼抽梯，每个代表只发一百元大洋。一时间哭声震天，怨声载道，代表们哪个不是当衣典裤才离开京城？以曹锟后来贿选总统时每票两万元计，这笔赖账足足有将近两千万袁大头。

等到帝制失败，老袁退位，这才轮到催债第一高手出场。来者何人？姓周，人称周妈。她的委托人，是其主人兼姘头，筹安会首领杨度的老师，湖湘第一才子王闿运。

还是老袁在谋划当皇上时，觉得王闿运乃大名士也，托人说项，请他列名为劝进领袖。王闿运以前曾劝过曾国藩称帝，有什么不肯？只是回信说：王某这个名字，每字要卖十万金！老袁一口答应，指令湖南都督如数拨给。不过，湖南借口现钱不足，先付了一半。

不料帝制取消，湖南独立，尾期自然扣住不发。王大名士年老力衰，只好委派第一号心腹周妈为代表，来京索债。

老袁只当钱已付清，谁知道还留了这么个尾巴！想致电湖南问问吧，那边已经独立，正在讨袁。只好回转来和周妈吃讲茶。对话精彩，不可不录：

袁：不管钱有没有到位，我的事业已经失败，你家主人怎么还能来要债呢？

周：我们家老王列名，只是负责劝进，你成不成功，我们哪个能担保咯？我家老王八十多岁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天，现在派我来北京，已经十天了，不知道多想念我呢。你一个大总统，动辄耗财百万，不在乎这些个小数，做么子不把钱我，好拿回去让我家老王高兴高兴呢？

袁（温和而诚恳地）：你既然怕主人孤寂，我这里一时款项又不充足，不如你先回湖南，我筹足款再给你寄过去如何？

周（不高兴地）：老婆子奔走几千里，专为取款而来，现在两手空空回去，怎么对得住我家老王嘛!大总统，你行行好吧，把钱我，马上就走！

这一顿讲茶，吃来吃去吃不妥。老袁想把周妈晾一边，可是周妈每天会去春藕斋吵闹一通，老袁躲开吧，她就遍搜各位姨太太的房间，反正她在袁府也住熟了。最后老袁发火了：

袁：我就不给你钱，你能怎么样？

周：不给钱，我就不走！

袁：你不走，我就不能赶你走吗？

周：赶我也不走！

袁（大怒）：莫非我就不能杀了你吗？周（亦大怒，撒泼）：你杀，我让你杀！你先求我家老王，现在不给钱，还要杀我，传出去才好听哩！你能杀人，不去杀西南诸省的乱党，倒来杀我一个老婆子，什么意思嘛？到时候外面都会说：袁大总统当不成皇帝，杀一个老婆子，赖掉十来万块钱，也是高兴的。莫忘了，我家老王还有一枝史笔，你就不想想你会在历史上成一个啥人！好，要么杀我，要么给钱，你决定吧！这该死的老王，他让我来北京送死……呜呜呜呜呜……

结果呢，自然是周妈大胜，拿钱走人。老袁赖账不成，反被一个老妈子羞辱一番，没过几天就死哒。

第一部分 政事本纪

一桩婚姻的意外死亡

历史学家为袁世凯的新形象辩解说，其实袁世凯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这是一句很没有必要的辩正。庄子早就说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从成本产出比来说，反正是窃，何不窃国？但是窃钩者每天都能在公共汽车上碰到，窃国者几千年就那么几个。所以窃钩与窃国，主要是才能的差异。像袁世凯这样著名的窃国大盗，若说他没有才能，简直是在污辱整个近代史。

袁世凯最让我佩服的一点，是他对资源的运用能力。比如说：裙带关系。似乎没有必要像李敖那样直白地称之为鸡巴关系，因为在这种古老智慧的实施过程中，那话儿完全可以处在缺席的位置。如果不是像《官场现形记》中记载的那样，将自己的老婆或儿媳送给上司以博恩宠，那么达官贵人之间的通婚，更像是一次同仇敌忾的歃血为盟。

袁世凯自己娶了16位夫人，却没有哪位是大家闺秀，他对裙带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儿女亲事上。清朝外强中干，操控全国局势的主要是四大总督。袁世凯自己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两江总督端方是他的儿女亲家，两广总督周馥也是他的儿女亲家。三位总督互为奥援，遥相呼应，所以袁世凯才能权倾朝野，直至夺清室之位而自立。

民国四年，袁世凯想要称帝，但他也知道这种干法不太得人心。端周二人都已是明日黄花，他需要寻找新的盟友，新的儿女亲家。这次他的目标锁定为副总统黎元洪。

黎元洪确实值得争取。他是武昌首义的元老，但又并非孙文、黄兴一伙，甚至下令处决过革命元勋张振武。对于剿灭南方的二次革命也没有发什么杂音。如果他肯成为袁府的姻亲，帝制就不再是北洋一系在自说自话了。

上面放个屁，底下跑断气。风声一透出，北京上流社会就忙成一团，说媒的，作保的，听信儿的，发新闻的，合八字儿的，人人激动得不能自已。想想看，民国的大总统与副总统结亲啊，世间还有比这更伟大更合适的婚事了吗？

黎菩萨黎元洪当然不会，也不敢，对这门亲事说不。但是他提出，要自己的儿子娶袁世凯的女儿———哪个女儿倒无所谓。可是袁府的意思呢，是要袁不知几公子，去娶黎副总统的闺女。这么着，两家拧上了， 婚事就暂时搁下了。

一搁搁到民国五年。袁世凯终于忍不住登了基，立即下诏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按家天下的说法，黎元洪和皇上家非亲非故，岂能封为亲王呢？莫非老袁对那门亲事还没死心？

黎元洪没有接受这个封号，躲在光绪皇帝死过的瀛台死不出来。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老袁翘了辫子，黎菩萨扶正做了大总统。有人事后诸葛亮，说当时黎元洪非要当男家，就是不愿意和袁世凯合作的托辞。死无对证，只好随他说去。

可是老袁聪明一世，怎么就在这件事上不稍微让点儿步呢？这样看来，在裙带关系中，谁拥有那话儿，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部分 政事本纪

政治宝贝

宝贝一词，在过去大致有三种定义：（一）珍贵的物件；（二）对孩子的昵称；（三）明清太监指称其命根子。现在“宝贝”好像专门用来称呼某类妇女，从上海宝贝到足球宝贝。

如果要推选民国初年的政治宝贝，我选沈佩贞。

这个女人了不得，一张大名片，中间的大字是“大总统门生沈佩贞”———怎么个门生法呢？一问，她年轻时候读过北洋学堂，所以就认创办人袁世凯做老师，自行印刷了这么张名片。不过，袁世凯收到这张名片，居然也就点头承认，从此北京政坛多了一位竭力拥护帝制的“女臣”。

名片上还有一行小字：“原籍黄陂，寄籍香山，现籍项城”，也就是说，她的籍贯是和民国伟人谁在台上密切联系的，反正她和现任总统是同乡就对了。沈佩贞后来下落不明，不然她肯定会再变为宁波人。

沈佩贞还是京师步军统领江朝宗的干女儿，朝中权贵，无不结纳，在北京城里风风火火，做下了偌大的事业。她有个闺中密友刘四奶奶，为了抢风头闹翻，结果京城警厅冲进刘府抓赌，抓到交通总长一名，参谋次长、财政次长各一名，关了一小时才放。自此以后，北京没有人不知道沈大门生的威名。

居然有人捋虎须！来者也非无名之辈，姓汪名彭年，乃是当年《时务报》老总汪康年的弟弟。汪彭年和筹安会首领杨度关系极好，在新闻界也是风云人物。他主持的《神州日报》居然登了一条消息，指名道姓说沈佩贞等人在醒春居行酒令，嗅脚闻臀一类的丑态，而且连登三天。沈佩贞何许人也，当下先要求汪彭年请酒、认罪、登报，汪不理，于是沈亲率二十余名“女志士”，江朝宗再派一名少将带着几十个卫士保驾护航，一路打上神州日报社去。

汪彭年是聪明人，一看来势不好，自己从后门溜掉，叫姨太太出去顶缸。沈佩贞果然女中豪杰，并不和女人为难，只是大喊大叫：把汪彭年交出来！还有刘四奶奶、蒋三小姐一干女志士随声附和，几十名精壮步兵在旁边扎起，场面蔚为壮观，和火烧赵家楼有一拼。

有一位江西的众议员郭同，因为和汪彭年同乡，寄居在此，不知天高地厚，出头来与沈佩贞理论，立即被众女将冲进室内，将家什物件打得稀烂。郭同气得破口大骂，好！众女蜂拥而上，抱腿的抱腿，捉发的捉发，还有捏鼻子掌嘴的，一声“滚吧”，郭议员已经被扔到院子的污泥里。

他骂骂咧咧地爬起来，发现裤腰带不知道被哪位女将抽掉了，只好提着裤子和众女对骂。双方污言秽语，甚是精彩。这些话，后来郭同控告沈佩贞，又被证人刘成禺在法庭上转述了一遍，听得检察长心惊胆战，连连摇头，旁听席上的官员要人记者们兴奋欲狂，大喊：“说下去，不犯法！……”

第一部分 政事本纪

末代皇帝

前清的废帝溥仪，退位已经快十个年头了。

这些年，他一直住在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生活方式和历代皇储没什么区别。可是慢慢地，他也传染上不少亡国遗老的情绪，关心外面的时事，听见南北讲和，局势好转，就愁容满面，要是闹个风吹草动，出丑露乖，也不免有些幸灾乐祸。

他曾仿《陋室铭》作过《三希堂偶铭》，开头说：“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馨”，结尾则是“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讥刺民国的意味很明显。太傅陈宝琛早就给他献过一道策：“旁观者清”，语意双关。

可是民国六年张勋闹过一次复辟，那滋味并不好受，宣统的上谕，连京城报贩都知道“过几天就变文物”。他第一次觉得，世界不是像太妃和师傅们说的那样。皇城之外，该有另一个天地。

有人荐了个洋人师傅给他，叫庄士敦。一年教下来，师徒二人变化都不小。庄士敦戴上了头品顶戴，穿上了黄马褂。溥仪学会了骑自行车，起了个英文名叫亨利。

宫里还铺了地板，安了电话。亨利每日无聊，乱打电话玩，叫全聚德送鸭子来。有一天随便拨了个号码，接电话的人说他叫胡适。

亨利请他来宫里走走。胡适答应了，过了两天，小太监递进“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名片。

他走进养心殿，深深一鞠躬：“皇上。”他举手为礼：“先生。”

胡适的到来引起社会上的轩然大波。许多人指责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不该去觐见废帝。胡适说，他并不是去见一位前朝皇帝，而是去见一个可怜的16岁少年。

另外一些知识分子赞同胡适的态度。清华大学国学门导师陈寅恪表示，对待溥仪，应该比较欧洲革命成功后对待王室的方法，让他流亡国外，顺便让深宫禁院长大的男孩亨利看看外面的世界。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周作人著文，不仅劝溥仪出国，而且劝他去研究希腊罗马的艺术，因为他衣食无忧，又不用担心未来的工作，正是研究这类“无用的学问”的上佳人选。

其实溥仪真有些别的天赋。故宫博物院曾经收藏过一份溥仪的手稿，是他幼年接见蒙古使者的谈话记录（标点是我加的）：

溥仪：你们几时来京城儿？

蒙古人：我们没有吃茶。

溥仪：不是吃茶，我说你们何时来北京城儿？

蒙古人：呕，呕，臣才明白皇上问的是什么时候来北京呵！是不是啊？

溥仪：为何不是呢？

蒙古人：大前天早五点来的。

溥仪：我听说蒙古的地不安静，可有什么？

蒙古人：皇上胡说！

侍卫（大喊）：蒙古人敢口出不逊！这是皇帝！不准你乱七八糟的胡说八道！

蒙古人：是，是。

溥仪：不要紧，他没有见过我，偶尔说一两个不对的话也无须责备。

蒙古人：皇帝说得很对。

侍卫（又大喝）：皇帝二字是你叫的么？

蒙古人：那你为什么说皇帝？

侍卫：呸！呸！我不同此等混蛋说话！出去！

这多么像老舍笔下的话剧，侍卫的仗势，蒙古人的憨。溥仪真要能去欧洲几年，难保不出息成一中国的康德，而不是满洲的“康德皇帝”。

第二部分 报人世家

报人世家

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扬州，到了民国十六年（1927），早没了当年盐商云集、财货辐辏的盛况。平山堂前桃花渡，瘦西湖侧柳絮红，景物依旧，却向哪里去觅风流太守风流诗？前些年有个大小说家李涵秋，作一部《广陵潮》，专写民元后的扬州，才见得清角吹寒，都在空城，百代繁华，只剩得二分明月，与一座萧条衰败的旧江都。

几个月前，从江南哗啦哗啦地退下来许多兵，一气涌进扬州城，找房屋，征粮草，人欢马炸，倒是给素常清净的街道添了几分喧腾。只是家家紧闭门户，反显出这一份热闹的诡异。这些年，兵来兵往，马蹄都快把大街的青石板踏碎了，扬州人大约也麻木了。只要地方绅商维持得住，这些兵不至于烧城掠户，就随他们去吧。

有一个人不这样想。

此人叫许蔼如，是城东利源记当铺的少东，家境不错。许蔼如年轻时，曾经被家里送到上海读过两年大学，算是新文化人。回乡多年，日子倒也安稳，吃早茶，淴晚浴，平日常见他跑跑衙门，或者在街头握一管笔，往本子记些什么。然而人是很好的，遇见叫化子，照例是五六个铜元，家里生意虽不大管，也并没有坏下去。

这样一个人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县衙门前的告示上，打了红勾。

1927年8月24日，北伐军在大胜关附近发现孙传芳军队乘坐大批民船渡江。从这一天起，十余万南北军队在长江两岸开始了长达七昼夜的血战。史称“龙潭之役”。

由于渡江中流遇袭，孙传芳虽有英国炮舰的掩护，仍然难逃一败，30日夜，孙军丢下一万余名俘虏和两万余支枪，溃逃回江北。经此一战，北伐成功，已指日可待。

南京政府有没有及时收到孙军渡江的情报，众说纷纭。但就在8月24日当天，上海《申报》、《新闻报》都用三号字在头版登出了“孙传芳军队即将渡江”的报道。掐算时间，报馆得到消息时，孙传芳军队的船只还没有出发。

许蔼如在上海读的是商科，但他对做生意兴趣不大。倒是每天读的《申报》和《新闻报》，让他对记者这个行当生出了羡慕之心。回乡后，他主动去信上海两大报，愿意担任两报在扬州的访员。

当时上海的大报将全国各地区通讯划分为几个等级：首都北京，自然是一等，天津次之，汉口、广州又次之。湖南河南这些南北交战的要地，不过是三等，小小一个扬州，既非战略重镇，亦非通商口岸，只怕要排到五等六等去了。许蔼如有没有新闻稿寄来，大报馆的编辑根本不会在乎。只有许大少自己，总觉得有乖职守，一个访员，找不到新闻，算什么呢？

孙传芳军队北撤，驻防扬州，百姓都怨气冲天，许蔼如倒觉得是一个机会。不过孙军驻防以后，扬州的邮电检查骤然收紧，有消息也传递不出去。等到孙军将要渡江的消息传来，许蔼如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冒险跑到电报局给上海发了个电报，电文只有四个字“孙军渡江”。

许蔼如的电文究竟是怎么通过宪兵的检查的？谁也说不清。只知道渡江失败的第二天，就有人将许蔼如发电报的事，报告了扬州防守司令。

扬州防守司令刘士林，是孙传芳的外甥。他一听说这件事，立即下令逮捕许蔼如。许家在扬州，也算是有头有面的大户，许太太到处请托，可是军队的事情，谁敢拍胸脯？一直拖了四五天，最后由本城商会出面，三百多家商铺联名作保，刘司令才松了口。

许蔼如是被担架从县狱抬回家的，脊背被皮鞭子打得稀烂，人只剩了半口气。许太太哭得死去活来，旁边的人只顾劝：人回来就好，养伤要紧，吃一堑，长一智，将来莫再和背时的报纸打交道啦。

许蔼如的背伤还没有换第二遍药，孙传芳到了老河口。

刘司令把许蔼如发电报的事，一五一十报告孙传芳，还添了句话：“要不是许某发这个电报，南京政府不会早做预备，我们也不会败得这七四报人世家样惨！”

宪兵们把许蔼如从家里床上拖了出来，一直拖到老河口的河滩上，两挺机关枪不停地扫射，直到把许蔼如打成肉泥。孙传芳还下令，江边曝尸三日。

隔天，衙门贴出告示，告示上说，许蔼如充当奸细，出卖军情，现已依律正法，以儆效尤。

诛杀奸细，何代无之？不过，许蔼如与过往的奸细不同，他不是为了钱财（当时各地访员没有固定薪酬），也不是基于政治信仰。他的初衷，只是想尽“访员”的职守，为中国人刚刚熟悉的“舆论”贡献一点力量。

大公报复刊的创始人之一张季鸾这样评价从晚清到民初的中国报人：“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不同的是，中国报人没有英美同行的办报环境，一部中国现代舆论史，字里行间，不仅油墨濡染，更有血迹斑斑。许蔼如的事迹，若不是有位同乡偶尔记了一笔，还有谁会记得他？便是当年名震一时的报人，又有几位不是寂寞地留在史书晦暗的角落里？

第二部分 报人世家

教父梁发

我想写这个人的故事已经很久了。

他叫梁发，又叫梁阿发。一听就知道是广东人啦，爱阿不阿的。他的家乡离广州70英里（也有人说200里），不知道是粤东哪个县，总之比较偏远。家境贫寒，11岁入学，只读了四年私塾，就来到省城打工。那是嘉庆九年（1804）的事。

他在广州当学徒，学的是画工和木版印刷。干了十余年后，一个洋人来问他，愿不愿意去爪哇国做几年活。他想了几天，好在还未娶亲，去就去吧，家乡去那里的人也很多。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嘉庆二十四年，梁发回到家乡。可是他的身份已经大变，他刻了一些版，印成小册子，分送诸亲友。大家这才知道，梁发已经受洗入了基督教。大家还听说，他在爪哇帮着鬼佬教士刻书，但是和唐山的书不同，那是每月定期出版的，名字老长老长的。梁发的行径很快被官府发现了，异端！逮捕，烧书，毁版，笞三十。那时洋人的势力远不如后来，但还是足以把他保出来，送回爪哇。梁发虽然吃了些苦头，却让洋老板看到了他的虔诚。四年后，他被聘为伦敦传道会助手，又四年，授教士职。就这样，地球上出现了第一个华人基督教士。

道光十九年（1839），梁发50岁，他再次回到了广东。他死的时候66岁，16年间，他目睹洋人在中国的势力一天天大起来，中国吃教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在后来的几年中，他隐约知道外面天下大乱，可是老迈的梁发不会想到，这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变乱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历史书上说，在梁发回国前两年，他1832年刊行的九卷《劝世良言》已经在广州等地流行。一位来广州考举人落第的秀才无意中得到了一本。回乡后，他得了大病，在病中细读了这本书。他又把这本书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十年后，他们根据这本《劝世良言》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太平天国。

梁发当然不会知道这些。正如他也不知道，他在爪哇帮洋人做的那些事情，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那个后来大家叫做马六甲的地方，他负担了一份中文杂志的刻印和编辑。他毕竟上过四年学，懂得中国人的想法，他来编中文杂志，效果比那些洋人当然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