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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编的杂志叫《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如果后世的历史学家没有弄错，那是世界上第一本中文刊物。

1855年3月12日，梁发死于广州。这一年，“中国报业之父”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当一名低级编辑，《申报》创办人美查还是个英国小混混，而未来的《申报》主笔蔡尔康刚刚两岁。我们还要等上18年，才会诞生一个与梁发同乡同姓，凭一张报、一枝笔胜过三千毛瑟枪的“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

第二部分 报人世家

90年代的北京房地产

没错，是90年代，不过不是20世纪，是19世纪，大清光绪年间。

那个彭翼仲，他不是因为得罪袁大头给发到新疆去了吗？辛亥后他又回了北京，接着办《中华报》，还出了本《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这个梅兰芳专门编《孽海波澜》歌颂过的维新报人，差点儿成为北京房地产界的大牛，潘石屹、林少洲一类的干活。

彭翼仲是江苏长洲人，他父亲把全家带到北京。彭老太爷做了几十年京官，也就凑合着在保定寺街有一所破房子一家子人自己住。穷京官就是这样，全靠外地进京的官员冰炭两敬，还有就是同乡举人的印结费过活，稍有点风吹草动，就得上当铺。这样的家底，禁得起折腾吗？可是天不佑德，屋漏还真碰上连阴雨。庚寅年（1890）阴历五月起，开始下倾盆大雨，一直下到六月，虽然比不上马尔克斯记忆中的百日大雨，但也下了五十多天，以当时北京城的排水系统，您可以想象成了什么样子，水像河流一样从城内往城外涌，街上深的地方能淹没大车轮子，浅的地方也能到马腹。连明朝带清代五百年帝都，从没见过这么大雨！

彭家早就淋透了，彭翼仲让老爹打着伞坐在稍干的地方，自己蹲在墙角，结果半夜墙倒了，差点儿没把他砸死，没办法，手心朝上求人，借了长元会馆几间房安身。等雨停了回家一看，屋顶都还在，墙全倒了，十几间凉亭！修吧，得三百两银子，哥几个拼拼凑凑算是把这事儿了啦。怎么？老头子说这屋死过三口人，坚决不搬回去。您不早说？彭翼仲都快急死了。

还是朋友帮忙，给他们家再找一所房子，把原先的住处租出去。两边租金相抵，不也一样吗？彭翼仲松了口气。就在这个时候，否极泰来了，有人要买他们保安寺街的房子。我猜老彭肯定碰上了个好中介，卖完一对账，除了原价和修房的钱，他净赚了六百两！

老彭是聪明人，六百两够干吗？可是整个京城，被大雨冲塌的院子屋子有多少？像彭家这样无力修缮的又有多少？租人家房子，雨后没地儿住，急着买房的人又有多少？彭翼仲拿这六百两银子去买烂房子，修好再卖，随买随修，随修随卖，他自己说：“俨然一小建筑公司也。”报人世家每一处房子，至少能获利三倍。两三年下来，老彭赚的钱已经在一万两以上！

要这么发展下去，彭翼仲兴许就不会办什么《京话日报》了，即使办，也能像美查、英敛之一样，弄出个《申报》、《大公报》那样的大报来。何至于困苦到除夕夜为了二百两银子的债差点上吊？可惜呀，他不是活在1995年，而是1895年。

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黄海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谣言四起，日本人已经占了威海卫，逼近锦州，就快入京了！大户人家纷纷外逃，京师十室九空，房价一落千丈。这场从朝鲜半岛引发的战争，成了19世纪90年代北京房地产界的“9·11”。而崭露头角的房地产开发商彭翼仲，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业界生涯。

第二部分 报人世家

这一段，我们说方言

现在的办报刊者喜欢讲“分众”，打的旗号是尊重读者的不同需求与自由选择。撇开大众传媒的欺骗性，这么玩总比八亿人民八个戏要好。回顾历史经验，若是媒体的分众策略彻底到自说自话的地步，可以证明这是一个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转型时代。这样的时代咱们有过，那就是晚清。

其时媒体分众的最极端表现，是狂热地使用方言，以颠覆之乎者也的大一统体系。很多面对中下层社会的报刊，拒绝文言的稿件，欢迎纯净的白话，最热衷直接对各省民众的方言体。以此类推，用方言写啥的都有。有些作品，我只能用“后现代”来形容它们跨越语言和文体的大胆程度。

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各报争相报道，以上海《笑林报》的一则消息最让人过目不忘。这则消息，不但用白话填“词”，而且是用“白话”（广州话）填词。不但用方言填词，而且用词来报道时事！这首词的调子是《满江红》：

日本真狠，咁大胆居然开仗,何佢俄罗斯国,恶成咁样。佢啲贪心人尽识，要将细国全行抢。又怎知今日被人欺，真冤枉。

攻旅顺，全力量，波罗的（舰队名），赶唔上。试听佢里面，隆隆炮响。兵卒几多都弹死，尸骸满地有人葬。佢两家打得交关，咁都讲寄呀病。

不过这还只是偶一为之，真正交关厉害的是上海的另一家小报《方言报》，其特点是根据新闻的题材分别使用方言，有如下表：

朝报（京话） 舆论（官话） 市声（宁波话）

巷议（广东话） 情话（苏白）

几大方言萃于一纸，读者各取所需，才卖六文大钱。要说分众，没有比它更彻底的了。而且从中可以看出晚清人对各种方言特性和使用环境的定位。

李欧梵曾经发愿写一部真正的“双语小说”，小说的语言在中文英文之间自由地跳跃。不过他在兴奋之余又很有些泄气，因为这样的小说怕读者也有限。所以阿英评《方言报》杂用各地方言是“优点在此，缺点亦在此”。这份报纸若是刊载一篇小说，怕会这样写：

“夫人笑道：‘老爷，咱们俩方才谈论过朝廷和日本开仗的国家大事，跟住又倾过隔离嘅妹仔同人私奔件事，接下去你我夫妻叙叙旧罢，耐勿要忘记讲苏白，阿好？’”

这样的小说，我没有见到，但是晚清小说里有的是叙述用官话，对话用方言（《海上花列传》、《海天鸿记》），有的是官人讲京话，妓女操苏白（《九尾龟》、《人间地狱》），所以这样“众声喧哗”的文字，大概也是“事或云无，理所必有”的东西。

第二部分 报人世家

偷新闻的人

光绪初年，上海滩头，同城报战，如火如荼。主要是两报对峙：《申报》与《字林沪报》。史称“上海德比”。

两种报都是英商的字号，各为其主，又恩怨甚深。《字林沪报》的主笔蔡尔康，就是申报馆出身，从一个小编辑一直爬到主笔的位置（在当时的洋报馆，华人最高也就到这份儿了），在报界风头无两。可惜后来跟申报馆账房闹翻了，愤然离开就职八年的《申报》，跳槽到正在筹办的《字林沪报》任主笔。

这样一位人物，自然处处跟《申报》别苗头，《字林沪报》发刊一个多月，正好碰上朝鲜壬午政变，中日两国矛盾激化，这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新闻。《字林沪报》虽然刚创办，它可是背靠着大名鼎鼎的《字林西报》，外电外稿，两份报是同时刊出。《申报》没这个优势，时效性差了好多，一下子就被《字林沪报》抢了风头。紧接着中法战争爆发，《申报》立志打个翻身仗，辟出“越南军情”专栏，特派记者前往越南前线报道。可惜当时的法军和现在的美军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把中国去的随军记者赶了回来。《字林沪报》没派记者，就靠着路透社的电讯，报道比《申报人世家报》深入，分析也比对手透彻，这一场德比，《申报》又输了。

终于盼到战争结束，和平降临，《申报》的机会来了。这一年是乡试之年，全国举子云集北京，牵动全国。《申报》在北京驻有专员，乡试一发榜，立即用电报发送全部榜文，报纸上特意标明“本报馆自己接到电音”，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蔡尔康当然不愿吃这个瘪，可是自己报纸的洋老板不理解科举对于中国读者的意义，根本不肯花这个钱！

蔡尔康没辙，自个儿想招吧。他的招数是中国人的传统法宝——送钱。他买通了申报馆的排字工人，都是熟人嘛。每天工人下班，偷一份清样给蔡尔康，第二天《字林沪报》原样照登。问题出在《申报》有电码译错的地方，《沪报》也跟着照错。申报馆马上加强戒备，门警森严，报纸不出街，根本不让任何人出馆！蔡尔康，接着想辙吧。

好个蔡尔康，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去买通了电报局的电报生，要他们收到《申报》北京来电后多留一份。申报馆总不能把电报局的人也关起来吧？当然，此计也不能长久，人家不会把电报明码改成密码吗？再往电报局一告，这条路也断了。

蔡尔康太想赢了。这回他买通的是上海报贩的头目。他将自己的报纸编好后，留着头版的位置，不发。等报贩将凌晨领到的第一份《申报》火速送来，再抢排付印。虽然比《申报》晚些出报，到底报上的新闻不会晚上一日。

茅招？你说这些都是茅招？蔡尔康被同行称为“当日报界之人杰”，你以为是凭的什么？

第二部分 报人世家

一堂新闻营销课

同学们，静一静，上课了！我们继续讲上海报业竞争史。

上海滩上的中文报纸德比，就像王小波记忆中的十次路线斗争，其中一方总是《申报》，另一方是谁，则需要死记硬背。这一次出场的是美商经营的《新闻报》。

《新闻报》算不得生逢其时，之前《申报》、《字林沪报》几乎已将上海小小的读者市场瓜分殆尽。尤其是《申报》，树大根深，在内地它几乎就是“报纸”的代名词。《新闻报》能够挤进来站稳脚跟，靠的不是优秀的主笔和访员，而是它的CEO斐礼思。

斐礼思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得益于他的营销策略，也就是说，怎样把新闻“卖”出去，而且卖得比别人好。在三年之内，他实行了《新闻报》营销计划的三大步骤，使《新闻报》很快就获得了上海三分之一的报纸市场。这三大步骤是这样的：

第一步，低定价，高速度。当时《申报》卖十文，《字林沪报》卖八文，《新闻报》只卖七文。《新闻报》还雇用了一批失业的贫民和儿童沿街卖报。后来的新闻业发展证明，雇用报童是一种极易奏效的销售方式，他们会钻遍大街小巷，用各种惹人同情或引人注意的方式换取市民口袋里的铜板。《新闻报》的另一发明是雇用专门的挑夫和快艇运送报纸，这样该报送到长江三角洲各市的时间就比其他两份大报快了一天，一下子就打开了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市场。

第二步，争取广告客户。当时上海最大的广告客户是各戏园子，很多人买报就是为了看上面的戏目。但是那些戏园的老板只相信《申报》，连《字林沪报》都无法取得这一份额。《新闻报》刚出版时，斐礼思派人到各戏园抄录戏目，打算免费刊登来扩大影响。谁知戏园老板根本不肯向《新闻报》提供戏目。斐礼思一气之下，干脆命令排字工人将戏目随机乱排，按日刊登，这下造成了上海戏剧界的信息混乱。各戏园老板不得不请出有头有面的白相人跟报馆讲和，不但每天抄送戏目，还定期缴纳广告费。

第三步，制造新闻迎合读者口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自然形成了当年最大的新闻热点。上海各报纸主要依据头天的外电报道战况。中国读者当然希望中国胜利，可是每天的外电译稿都表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就有读者来信指责《申报》“助敌”，还有人出钱要求刊登“倭寇大败”的新闻。斐礼思在此关头展示了他的商人本色，他命令本报编辑杜撰清军胜利的消息，以及清军用“夜壶阵”打败日军之类的“战地趣闻”。于是《新闻报》在中日战争期间制造了一个奇迹，每天的报纸不到中午就卖完，第二天增印昨天的旧报纸，仍然一抢而空。

好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布置的思考题是：从斐礼思的办报策略看中国报业集团的发展方向。下课！

第二部分 报人世家

黄远生上条陈

黄远生，还曾是清朝的进士哩黄远生，民初名记者，《庸言》主编，《申报》、《时报》特派通讯员，撰写通讯脍炙人口，哄传一时，甚至有人说“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

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聘请黄远生为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主笔。黄远生不愿意，于9月3日逃出北京，在上海发表声明否认此项聘任。11月中旬，黄远生买舟赴美。12月27日，美国旧金山，他在回旅馆的途中，中枪殒命，凶手未获。

死讯传至国内，黄远生生前友好纷纷指责袁世凯利用不成，杀人泄愤。不过，后来的消息却让他们一时哑然。原来杀黄远生的是当地爱国华侨，他们以为黄远生是袁世凯的走狗。

误杀！无可奈何的亲友只好含泪为黄远生收集遗作，开会悼念。林志钧、张东荪为《远生遗著》作序，极力辩白黄远生是“我们的反袁同志”。

案情并未结束。解放后，在清查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了黄远生于1913年7月上大总统的一份条陈，略谓：“宜由警厅组织特种机关，专司检阅报纸，从法律干涉，并择要编辑为侦探材料。一面组织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纪事等语。”这很让历史学者吃惊，研究者也只好承认这是黄远生被袁世凯利用的明证。

表面上看，这个条陈是在主张舆论专制，其实呈文的关键在于“从法律干涉”五个字——黄远生一向主张中国应当实行“法治”，他说，法治之国，绝不容许个人的势力存在，新闻当然也必须受法律的规范，黄远生曾经愤愤地对好友林志钧说：“新闻记者须尊重彼此之人格，叙述一事，要能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种种素养，同时号称记者的这些人，哪一个够得上这个资格！”他说，在这个时代从事新闻，真是“一大作孽事”。

也因为“从法律干涉”这五个字，这份条陈根本未被袁世凯采用，可以直接用收买和暗杀的，何必用法律？

黄远生希望新闻能够规范，他也正死在“新闻不规范”上：杀他的华侨正是信了当地报纸的谣言，才拼死要翦除黄远生这个“袁党分子”。在民初的舆论环境里，要求“新闻法治”，可不是痴人说梦吗？

第二部分 报人世家

张恨水进京

报人世家张恨水进京之前，已经当过《芜湖日报》的主编。他当这么一份地方报纸的主编，自己觉得学问历练还不大够，希望一面做事，一面读书。于是，这个安徽小青年来到北京，成了一位“北漂”。

那时的北漂，比现在强的地方，是有各地的会馆收容他们。张恨水在芜湖会馆落下脚后，就托同乡朋友介绍，想到一家报馆做事。已经是老北漂的朋友给他讲：现在北京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报馆是顺天时报社，但那是日本人办的，去不得，去，他们也不收。最好呢，先进一家小报馆，将来再想办法进大报社。张恨水同意了。

他第一次去一家报馆见工，被狠狠地吓了一跳。出得门来，他悄悄地问介绍的朋友：“我们要在外省办一张日报，也要弄个营业部，一个杂务房，一个编辑部，一间排字间，一个机器房，一间会客厅，再弄几间房，报馆里人住的。怎么这里只有三间房，也能开一家报馆？”

朋友哈哈大笑，笑他不懂行。北京所谓办报，大多数根本不是营业的，最多印个几百份，还有印几十份的。最厉害的，只印两份，一份贴在报馆门上当幌子，一份上交给出钱办报的人，就完了。这样，一份报只要两个人，满可以撑得起来。

“那，谁去跑新闻？”张恨水还是想不通。

他们根本不跑，晚上进了编辑部，把通信社的稿子一发，就完了。甚至有人直接把别的报纸的版面拿过来重排好，换个报头，反正只要瞒过出钱的大爷就成。

朋友还说，通信社北京城里有十好几家，可是日本人办的，英国人办的，要他们的稿子，都得出大价钱，小报纸根本要不起，只要那些不要钱的通信社发的稿子。

那些通信社怎么维持呢？张恨水又不懂了。

“自然有人津贴他们。”朋友神秘地一笑。“干几天你就明白了。”

张恨水后来进的报纸叫《益世报》，是天主教的资本，母报在天津，在北京又开了个子报。这在北方，就算大报了，光编辑部就有三间房子。张恨水进去，先是当校对，接着，就做了三四版的新闻编辑，算是正式进入了北京报界。

那是1919年，“五四”的前夜。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编辑，后来的小说名家，在古老的京城里，面对丑恶的现实，还做着“为民喉舌”和“直言谠论”的梦。

第二部分 报人世家

看看什么是黑幕

大学时读诸家现代文学史，提到“黑幕小说”都不屑一顾，不介绍，光骂。我就不明白，这东西到底为什么这么招人恨？后来看到一些似乎可以算作“黑幕小说”的，如毕倚虹的《人间地狱》，的确是以真人实事为基础点染而成，认得出来的有苏曼殊、姬觉弥、包天笑等，觉得也没什么呀，是不是文学史家们太言过其实？

今年在一个网站上买到张秋虫的《新山海经》，列入“鸳鸯蝴蝶派礼拜六小说”。说到张秋虫，也算礼拜六派一大家，所谓“苏派以包天笑、周瘦鹃称雄，扬派以李涵秋、张秋虫为魁”。书买回来，有人抢去先看，看完扔回，还撇嘴道：“简直就是本黄色小说嘛！”我翻了翻，心下突然明白了，问她：“全书的大关目，是北京的红角柳蕙芬，和坤伶十月春相好，被十月春的旧相好季次青拿手枪打上门来，一个小报主编白五替他去挡，被打死了。柳蕙芬只好避走上海。你知道他在说谁？”她不知道。我就翻书给她看，这条叫“野狐张三之死”：

时有某大吏之子，与名坤伶某交甚密，花费金钱甚多。而某坤伶又欲委身梅郎，大吏子不能忍，拟以手枪对付……”某天梅兰芳到银行家冯耿光处，大吏子跟踪而至，正好大陆日报社社长张野狐也在，自告奋勇做调解人。张与大吏子乘车去寻那个坤伶不得，又回冯宅。冯耿光此时已电告宪兵司令部，说有强盗持枪抢劫。兵至，即向屋内开枪，将大吏子和张野狐一同打死。然后将大吏子的头悬在正阳门外示众，指为强盗。他父亲明知是自己儿子，也不敢去认。

记这件事的，是管翼贤（长白老人）的《北京报纸小史》。管是当时北京报界的名人，他对张野狐的死，认为是“报人不自检点，常与下等人为伍，张氏之死，诚不足惜”。但是他是史笔，所以比较客观。

到了张秋虫笔下，那就不同了。他的故事情节，倒是几乎与事实一模一样。可是他先大力渲染柳蕙芬和马二一班人如何荒淫，柳又和庄督办（应指张宗昌）又如何如何，后面又写白五（张野狐）如何帮堂子里姑娘办花报，人财两便，还有季次青（大吏子）怎么多次被女人勾引和抛弃。其间还穿插无数的男女苟且奸情，大多都是当时小报的新闻演化夸张而成。

那年梅兰芳离京来沪，上海的京剧名角，纷纷休假一个月，声势之大，并世无两。以梅兰芳的盛名，这种新闻事件，会引起社会多大的关注，可想而知。这样的小说题材，加上张秋虫的名头，销路如何，可想而知。对当事人的侮辱和伤害，也可想而知。偏偏张秋虫老兄，还要在“后记”里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告白：“如果你跳起来自己承认是书中的某某，那只能怪你有相同的事实，不能怪我著书的，因为这不过是无心巧合，我哪里知道你会做这样的事。”这就太狠了！此书作于1929年，张秋虫不过27岁，他还说自己是“热血少年”哩。

第二部分 报人世家

到底是中国人

1930年，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云五接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个性很强，提了两个条件：（一）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他一个人说了算；（二）就职后先赴日本与欧美考察半年，研究科学管理。条件虽然苛刻，董事会也只能答应，毕竟像王云五那样又懂研究、又懂经营的人才太少。

5月，王云五到了美国。当时的留美学生监督梅贻琦（后来做了清华大学校长）在国内就是王的好友，这次自然全程陪同。王云五前往考察的各大企业也有代表随行，一行人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一日，来到一个飞机场，这里的飞机专供游客乘坐。1930年，不要说国内坐过飞机的人不多，在美利坚这也是希罕物事。王云五一见飞机，豪兴大发，先问同行的中外人士，有谁坐过飞机？大家一齐摇头，这东西不牢靠得很，军队战机尚且常有坠毁的传闻，谁敢拿性命开玩笑？

王云五大不以为然：飞机有什么？又不是没坐过！王某愿意上天去转一圈，诸君谁愿同往？在场的老美，立即坚决拒绝：MR WONG，我们很佩服您的勇气，抱歉我无法陪同您DO THAT。这话不用翻译，王云五颇有些失望。只有梅贻琦含笑不语。

这一下王云五来劲了，月涵，你可愿陪我一游？梅贻琦点点头。王云五大喜，立即询问登机飞行事项。机场告知二人，本机场不负责游客的安全，起飞前须签署自愿飞行文件，并声明如遇不测，须通知某处之亲友云云。王云五并不犹豫，抓过笔一挥而就，但是他停顿了一下，回头问：“月涵，我是坐过飞机的，我不怕。你呢？”梅贻琦摇摇头，又点点头。“不再考虑一下吗？”梅贻琦摇摇头。于是登机。

升空之时，地面上同行诸人纷纷挥手告别，有人还摸出手巾拭眼泪，有人张开了嘴，飞机轰鸣声太大，听不出是否在唱《友谊地久天长》。一会儿，飞机升入高空，再也看不见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才看见一个小黑点又出现在天边，嗡嗡声越来越大，渐渐看见飞机轮廓……继续下降……俯冲……着地……滑行……停，王先生和梅先生的笑脸出现在舷梯边，多少人悬着的一颗心才砰然落定。

大家一拥而上，围住两人，好像欢迎归来的英雄。梅贻琦脸色微微有点发白，紧紧握住王云五的手，道：“方才是患难朋友，现在又变了安乐朋友！”

多年后，梅贻琦在回忆录里承认，当时他并不愿上飞机，只是没有人陪客人，面子上实在说不过去，这才硬着头皮登机，感觉像是去鬼门关转了一圈。

非典初期，我从北京去外地的老友处玩，行前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去了以后，北京风声渐紧，时有追捕北京人的消息传来。再问他怕不怕？答：十几年交情了，怕又如何？

一位澳大利亚居民说，他不明白他的中国邻居在非典期间为什么还敢接待来自中国的亲友，“要是我，”他说，“一定坚决拒绝他们进入我的房屋，无论是谁。”他不明白，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生死”是飘忽不定的，而“面子”永远与我们同在。

第三部分 大学列传

蔡元培在“五四”

建国以来，一向的说法，都是讲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中如何支持和鼓励学生，为被捕学生的释放竭力奔走；这几年有议论称“五四运动大方向是对的，但方式有问题”，于是又有学者有鼻子有眼地叙述“五月四日清晨”，蔡元培如何亲自赶往北大，力劝学生莫要游行。这些前后说法，让人看了颇有些迷惑于事实真相究为如何。历史这东西，虽不见得如胡适所说，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时却很像频频曝光的影视明星，总是向观众展示讨好的一面。

其实蔡元培自己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说得明白：“民国七年（1918）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但是，“到八年（1919）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而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

为什么这次就不劝阻了呢？是不是蔡元培思想有所转变？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确实为营救学生不遗余力，但当5月8日被捕学生全部释放回校后，蔡元培却于第二天向大总统和教育总长递交辞呈，次日清晨悄然出京。在如此紧张关头遽然离京，这个举动颇有可玩味处。蔡元培留给北大师生的便条上开头便说：“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吾欲小休矣。”“杀君马者”出自《风俗通》，意为路旁小儿赞马快，乘者喜之，乃驱驰至死。蔡元培自喻为马毫无疑义，然而“道旁儿”是指谁？有人说指游行学生，有人说指北洋政府。蔡元培后来自己也向外界说明，他的出走只是不满于政府。但从蔡元培后来的言行分析，“道旁儿”亦可能兼指学生，因为彼时政府是在弹压学潮，其行为与道旁小儿喝彩反致马死并不相类，只有用学生对蔡元培的期许来比拟才讲得通。

蔡元培长北大以来，并不反对学生关心政事，“读书不忘救国”就是他的名言，1919年5月2日，他还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号召大家奋起救国，第二天，他获悉政府已同意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立刻召来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代表，告知此事。看起来，蔡元培在明确政府无所作为的情况下，确实有“将希望寄托在爱国学生身上”的想法。因此他对学生游行并不劝阻，且有支持之意。

但是五四运动的发展很快出乎了蔡元培的意料，火烧赵家楼这样的暴力行动显然不符合蔡元培的教育原则。5月4日当晚，他参加北大三院的学生集会，一面慨然应允全力营救被捕学生，一面却苦劝学生不要再开会，照常上课，以免“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但学生不听他的，翌日便联同北京其他高校一同罢课。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恐怕蔡元培已萌去意。他的立场与学生不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校长会情愿学生罢课的，我们不要忘了蔡元培讲“读书不忘救国”，后面还跟了一句“救国不忘读书”，像他这样一个“文化救国论”者，显然不希望学生个个都变成职业革命家。五四运动闹成这个样子，蔡元培肯定觉得自己有负北大校长的职责。

于是，当办完最紧急的事———营救学生后，蔡元培就只能辞职离校了。据当时北大教务长，后来接任校长的蒋梦麟回忆，他和其他师生代表赶到杭州，苦劝蔡先生回校，蔡元培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但是这次看似相当成功的运动却给身为校长的蔡元培留下了一个难题，“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北京大学与学生运动》）。因此蔡元培在受劝不过，终于答允回校复职后，即发表了《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书》，大声疾呼：“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蔡元培这一担心后来果然被证实了。大大小小的爱国运动不算，1922年他竟因部分学生要求取消讲义费而不得不再次辞职，最后事件以校方退让告终，证明了北大的纪律“今后将不易维持”。

蔡元培看到了学潮失控后对正常教育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在当时“内外交迫”的局势下和学生“无可厚非”的“爱国行动”面前，对此徒唤奈何。他以一身之威望，半生之热忱，投身大学教育，虽也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但总是竭力劝阻学生过多地“牺牲神圣之学术”，他“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的期望，虽然不容易为当时激进的学子理解，总该可以给今日的后人，留下一点教益。

第三部分 大学列传

胡适：尴尬的发言者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胡适之先生，1919年4月底到上海去迎接自己在美国时的导师杜威先生访华。5月6日，他才从上海的报纸上得知北京发生学生骚乱的消息。5月7日，他收到新文化运动另一主将陈独秀的北京来信，报告了五四运动的详细经过。此时的胡适，恐怕还没有想到，这场学生运动，对于他，对于他回国后一直努力的事业，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虽然后来做了政治上的“过河卒子”，胡适1917年刚回国时，确实曾经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他从事的是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在胡适看来不外乎两点：（一）“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因为“死文字定不能产生活文学”，而“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的等方面的大解放”（《谈新诗》）。（二）提倡“人的文学”，这个口号在胡适那里，又被具体化成“易卜生主义”，即“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重要，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易卜生主义》）。从这些主张我们不难想见，胡适之博士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以学生民众对抗政府的群体性风暴中，会采取怎样的一种态度。

其实胡适在《新青年》一班同仁中，绝对算不得激进，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没有陈独秀断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那样的武断，也没有钱玄同提出“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那样的尖刻，但因为他是始作俑者，当时舆论一致将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林纾那两篇出名恶毒的小说《荆生》和《妖梦》里也将胡适作为标靶之一大加攻击。这些都显示了胡适在“前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陈独秀虽然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无关个人，但仍在20世纪40年代回顾“五四”的文章中说：“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胡适后来也不无得意地说：“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

有着这样思想和这样地位的胡适之，于5月29日回到北京，自然也成为众所瞩目的对象。而胡适返京的言行，也分明可以看出明显的矛盾：对抗争政府的同情和对运动方式的拒斥，使胡适成了“五四”大潮中一名尴尬的发言者。

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当夜胡适就写下了一首抗议的诗《威权》，写“奴隶们同心合力”，终于让“威权倒撞下来，活活地跌死！”这首诗发在6月29日的《每周评论》（第28号）上。在同一期刊物上胡适还写了一组“随感录”，一反平生作文温柔敦厚的风格，极具讽刺与挖苦之能事。《爱情与痛苦》对被幽囚于警察厅的陈独秀表示敬意：“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受得住痛苦。’”《研究室与监狱》直接援引了陈独秀的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五四”以后，社会上谣传“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闻，胡适在《他也配》中轻蔑地说：“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但另一方面，胡适也是个公开的“复课派”，他对学生说：“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在他的影响下，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初期学生领袖纷纷退出运动中心，并对五四运动表示反省，如罗家伦就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失败的运动，“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是在“毁坏学者”，“学生的优点固然是一律表现出来，但是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傅斯年更是联合胡、罗等人，要求将北京大学迁到上海去，并讨论“不要哪些人去”，被主持校务的沈尹默等人斥为“拆伙的打算”。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更明确地表达了对运动的态度：“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多年以后，胡适在论及“五四”时，仍然保持着他不尴不尬的“两面派”认识。一方面，他承认“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五四的第廿八周年》）。另一方面，他坚持说，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胡适口述自传》）。

第三部分 大学列传

杨振声：文化观点看“五四”

1919年5月25日，在“五四”当日被捕、刚刚释放几天的北京大学国文系学生杨振声，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与其他三名代表一起，去向京师警察总厅办交涉，要求归还被扣留的《五七》日刊。

《五七》日刊是五四运动后，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了便于继续奋斗，出版的一份小报（取名“五七”，一是纪念5月7日被捕学生的释放，二来“五七”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国耻日）。学生在街头讲演时，可以用来分送路人。但刚出四期，就被警察扣留了。

警察当局拒绝了学生代表的要求。“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你们煽动军警造反！’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学生在街头讲演时，也有军警站在人群中听，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军警书》。他们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怎么？’他的脸红涨得像灌肠，大叫：‘给我扣下！’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杨振声《回忆五四》）

一星期后杨振声被释放，同年11月便去了美国留学。但是作为五四运动前后的潮头人物之一，“五四”在杨振声身上留下的烙痕是如此之深，他日后对“五四”的反思也就特别值得关注。

对于五四运动爱国和反封建的方面，杨振声一直是肯定的。《回忆五四》一开始就讲了“小时候的两件怪事”：嫁给牌位的新娘和横行霸道的日本兵船。“在他出狱后写的家信中，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贼的痛恨之情……当他在美国学成归国回蓬莱看望我们的祖父、祖母时，当地的美国传教士想见他，被他拒绝了，他对我们说，这些人到我们国家来传教、办学校、开医院，真正目的是为了侵略我们。”（杨起《怀念我的父亲》）

1918年，杨振声参与创始了新潮社，任《新潮》编辑部书记。从“五四”前发表的《渔家》、《一个兵的家》到1920年的《贞女》，杨振声作品的特点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如《贞女》写的就是一个姑娘因嫁给一个木头牌位而自杀的悲剧，正像鲁迅指出的，“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

但在解放前后的著述中，杨振声开始对“五四”的文化意义进行怀疑和反思。在发表于1949年5月4日的《我蹩在时代的后面》中，杨振声将自己“五四”以来的表现概括为“我是闷在葫芦里了，这葫芦是以个人主义为表里的”，“我深感我的最大的敌人是我自己”，进而推衍到“五四时代的文艺”，认为“为人生而艺术的也好，为艺术而艺术的也好，都是以‘小我’的兴趣为中心，以中产阶级的生活为内容的”。

同日发表的《“五四”与新文学》一文中，杨振声指出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学的关系：“五四运动除了反帝反封建两层重要意义外，它还有一个附带的意义，那便是与新文学的关系。在根本上说，二者都是解放运动；在形式上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行动的解放形式；新文学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语言的解放形式。”他认为这个运动“主要是工具上的改变，就是以现代的语言来写现代的生活”，但它的内容是“以资产阶级为对象，以个人的兴趣为出发点的”，因此“自五四以来，三十年中的文学，在暴露帝国主义和封建社会方面最显出它的力量与成绩。换句话说，它还属于在破坏时代的产品，不是建设时代的产品”。

1950年，杨振声发表《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全面地批判了“五四”在文化上的弊端，几乎达到了完全否定“五四”时期文化的地步。他认为“五四”在文化上，是“一古脑地反对中国旧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换句话说，便是无批判地反对中国文化，而又无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当时对自己的文化，凡风俗、礼教、哲学、艺术、文学等只要是中国的旧东西，就不加分别，一概反对。”“再讲那时对西洋文化的态度罢，这是一物的阴阳两面。天哪，那真有点奴性的崇拜！”杨振声对“五四”后的文艺表示“惭愧”，原因是“盲目地崇拜伟大与刻板地摹仿伟大，都不是伟大，也不可能创造伟大”。他觉得新文学对民间的东西吸收得不够，不是“土生土长的”，因此不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导致了其“微弱的命运”。这些批判当然是受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但也不乏作者的亲身体会。

对于这种种弊端的起因，杨振声认为看似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环境不一致，但实质上是相合的：“外抗强权，而又欲学其致强的原因，故一切吸收；内伤贫弱，而又欲消灭其贫弱的来源，故一切打倒。”他的结论是：“虽矫枉过正，势有必然；但到底是过正了。”

第三部分 大学列传

闻一多：终生维护五四传统(1)

1919年5月5日清早，僻处城郊的清华大学。昨晚才从进城的同学那里听说天安门前掀起风潮的清华学生，惊奇地发现：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纸，上面用工楷整整齐齐地抄着岳飞的《满江红》。这一下，平静的清华园也沸腾起来了。

贴这张《满江红》的，是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

当时的闻一多，在旁人眼中并不是个激进的人。他少年时被人称为“书痴”，本来就不大关心外界事物，加上又进了清华，所以到了“五四”前夕，他还在读《清诗别裁》，写《明城考》，对《清华学报》准备改用白话文仍然持保留意见（《闻一多年谱长编》）！这样一个人，居然会率先响应学潮，实在是件出人意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