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页

其实也不意外，闻一多在爱国的问题上是从不含糊的。1917年段祺瑞政府参加“一战”后，英国招工局来招收华工译员，清华学生视此为报国之途，钱宗堡、吴泽霖等报名被录取，但临行事泄，钱、吴被学校强制带回，并拟给予记大过处分，闻一多为之大呼：“爱国无罪！”“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这句话被同学认为“十分精辟”，传扬一时（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

所以当日清华召开57人会议，讨论是否参加“五四”时，闻一多说：“清华住在北京，北京学生救国，清华不去参加。清华，清华，难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国人的学校了吗？”（闻立鹏《血土》）此次会上，闻一多当选为学生代表。7日，学生代表团正式成立，闻一多任职于秘书部。

闻一多在5月17日的家信中，向父母叙述了自己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取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同时闻一多对清华大学在运动中的表现感到十分骄傲：“此次北京二十七校中，大学（指北京大学）虽为首领，而一切进行之完密、敏捷，终推清华。……清华作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习练使然也。”对自己在代表团中的作用也颇感自豪：“男与八哥均在秘书部，而男责任尤重，万难分身。”并告诉父母，他决定暑假不回家，在学校参加爱国活动：“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何人？”

他的一位同学这样记述了闻一多在运动中的表现：“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梁实秋《谈闻一多》）

最能体现闻一多的热情和勇气的是6月4日的游行。前一天（3日），北京学生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街头演讲，立刻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清华大学进城的百余名学生全部被捕。但第二天仍然有一百六十多名清华学生进城，执行市学联上街演讲的决议。闻一多本来被分配做文书工作，一向不参加演讲，但这天也和大家一起出发了，而且行前也带备了水壶干粮和洗漱用具，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闻一多作为清华代表，参加了旋即召开的学联常会。6月27日，全国学联第一次临时干事会讨论了日刊出版问题，闻一多正式担任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

8月5日，全国学联举行闭幕式，孙中山在会上演讲，给闻一多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在演讲中指出：“惟学界此次举动，差强人意。盖以革命经验而言，其弊亦复在乎不统一。”闻一多对“五四”的看法明显受此影响，直到1945年，闻一多还认为，因为当时工人没有起来，所以五四运动算不得成功，他的看法是：“当初五四运动是一个零碎的青年运动，没有组织，慢慢才出现群众的运动，那时由于国民党的加强，这运动转成了一个具体的政治运动：由于一个党派，有组织的集团的接受和领导，于是这运动有了结果。当时我们感激国民党，感激孙中山先生的领导。”（1945年5月3日闻一多在“五四青年运动座谈会”上的发言）所以他一直拥护国民党，拥护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党派，一个政府”。

而他对国民党产生怀疑，并最终分道扬镳，也与“五四”有关。1944年，国民党政府将原来定在5月4日的青年节改成了3月29日，这引起了素崇五四传统的西南联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到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正式提出要“恢复儒家的伟大传统”，闻一多简直忍无可忍了，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写道：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闻一多一度拥护国民党是因为他“爱国”，他后来反对国民党是为了要求“民主”和“进步”。这种种态度无不与“五四”精神息息相关。闻一多曾严厉抨击西南联大当局“胆小怕事，还要逢迎”，他在1944年5月3日的“五四”晚会上说：“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埋头搞学问有什么用？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大事，如果认为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学业来过问政治就是不幸，那么，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还不是因为没有民主？”“五四的人物是没有完成五四的任务的。五四要科学，要民主，而靠五四起家的罗家伦、段锡朋之流，都堕落成反民主的人物了。”（萧荻《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作出这一切的批评，闻一多依据的都是“五四”的标准。

第三部分 大学列传

闻一多：终生维护五四传统(2)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闻一多虽然在很长时间内专心治古典，以致足不出户，被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但由“五四”点燃的尊尚爱国、民主、科学的火焰，从未在他胸中熄灭。他虽然有很好的古文功底，但却“愈读中国书愈觉得他是要不得的”，罗隆基曾说闻一多从拥护国民党到反对国民党是“变”，其实只不过是他一直遵奉着“五四”精神罢了！闻一多政治上的识见可能不见得高明，但他却是一个坚持自己信念的人，在青岛大学时劝阻学生运动时如此，在昆明时支援学生运动亦复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便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也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出力量。（《五四历史座谈》）

第三部分 大学列传

梁实秋：五四运动的局外人

1919年在北京读书，后来又成为新文学健将的人物，“五四”时大多是热情的参与者。但梁实秋是个例外。他在“五四”时并没有足以为后人提及的个人行为，后来关于“五四”的评论也颇有批判的意味。从这里我们似乎已可以窥见梁实秋作为“新人文主义者”的轨迹。

梁实秋于1915年考入清华，当时的清华还只是“留美预备学堂”，僻处城郊的海淀，纪律严明而且重外轻中， “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手里，才得出门。平常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清华八年》，下同）。“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的课程，这是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在这样的环境中，清华学生和外界，和城内学校的联系都不太多。因此“五四”当天，并没有清华学生参与游行。

但是清华并非就是世外桃源，即使是被同学认为“不太问时事”的梁实秋，对清华内部的状况，也同样表现出了反抗的一面。梁实秋自小家庭规范极严，他对清华严厉的纪律倒能安之若素，数十年后还坚持认为，“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但梁实秋对充斥清华的对中文的轻视不能无所感触。清华当时上午上用英文讲授的课，下午上用中文讲授的课，极不重视中文课，不尊重中文教师，“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外人偏偏不肯低头。”梁实秋的反应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

所以5月19日北京学生开始街头演讲后，梁实秋也随着大队进城了。在前门外珠市口，梁实秋所在的小队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开始讲演。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这件事使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有所反思：“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梁实秋开始反感“五四”的做法了：章宗祥的儿子和梁实秋同一宿舍，五四运动开始后，章子就悄悄走避了。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拥进了寝室，把他的床铺捣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得狼藉满地。这让从小在守礼不移的旧家庭长大的梁实秋非常不满。

正如梁实秋所说：“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五四”之后，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学生会开始向学校要求自治的权利，选举评议会过问学校事务。梁实秋在清华的最后几年一直担任评议员。他对这种经历的感想居然是：“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对此梁实秋感叹道：“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总的评价是：“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他对闹风潮的反感自不必说，即便他肯定的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求知的狂热”，梁实秋在日后回忆起时也不无微辞：“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梁实秋的口气，倒好像他只是五四运动的一个观众，而并非身处其中的热血青年。

第四部分 文坛行状

拿饭来换学问！

湖北有三峡，有黄鹤楼，有赤壁。可是湖北出的大文人似乎不多。我没有翻查《历代文学家大辞典》，但这应该是事实。清末的一天，陈独秀在东京访章太炎，就提到这个问题。陈是安徽人，章是浙江人，这两省，不用说，近代出的大人物加上脚指头都数不完。可是它们的邻省湖北———那会儿还没有“武昌首义”，谁知道黎元洪黎菩萨？何况谈的是大文人。

不料纸壁那边有一个声音咆哮起来：“安徽出了很多人物，未必就是足下！湖北没出什么人，未必就不是我！”

说话的，是湖北蕲春人，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黄季刚。

古文字研究到现在，一共有两大宗，一是“罗王学派”，罗振玉、王国维，一是“章黄学派”，章太炎、黄侃。黄侃和他老师一样，早年是革命家，民国后才废政从学。今日硕儒，当年游侠，正是那代学者的独有风神。

章太炎是“章疯子”，黄侃呢，也是个“妙不可酱油”的人。

他进北大，比蔡元培还早。蔡元培长北大后，章门弟子很是得意，什么三沈二马，周氏兄弟，朱希祖，钱玄同。可是黄侃跟他们都不同调。他看不惯北大聘吴梅来教戏曲，认为简直是丢北大脸，他更看不惯新派教师（主要是他的同门）围着蔡校长转，骂他们“曲学阿世”———这就给了蔡元培一个外号，叫“世”。当然，他最看不惯胡适之的提倡白话。胡适说白话文“痛快”，他就说“喝醉了酒被刀子砍头最痛快”。

他看得惯谁呢？刘师培，这个先出卖革命派，又参与筹安会拥袁的“民国罪人”。刘氏三代治经，可是就快没了传人。为了让刘氏经学能传下去，黄侃毅然跪下磕头，正式拜比自己只大一岁的刘师培为师。“士大夫耻相师”是自韩愈写《师说》时就有的风气。大家都是北大教授，黄侃这个头，磕得古往今来多少人汗颜！

黄侃在风气一新的北京毕竟待不惯。五四运动后，他就南下到了保守派大本营南京。在中央大学的黄侃，不那么受到关注，可是他的学问传了下来。最好玩的一件事，是他上课上到一半，突然神秘地说：“学校给我的薪水，只够讲到这里，你们要听下去，得另外请我吃饭。”这顿饭学生请没请，于史无征。有人说这是黄侃师德上的瑕疵，我倒觉得，季刚先生这样说，是因为知识有它自己的尊严。反过来看，黄侃磕头拜师得来的学问，为什么就不值一顿饭？

季刚先生死得太早，值得我们拿饭去换一顿学问的老师太少。

第四部分 文坛行状

我为什么热爱鲁迅

鲁迅的伟大是公认的。从前的定评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现在头一项不大提起了，而对末一项，则是连他的敌人如陈西滢等都不得不服膺的。郭沫若称鲁迅与其弟周作人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一对颠扑不破的重镇”，而在汪曾祺看来，中国现代至今的散文无非是两条路：鲁迅的奇崛和周作人的冲淡。说文学家的鲁迅是自中国有白话文学以来数一数二者，大约不会有太多的异议。

对鲁迅的诟病主要来自他不计其数的笔战对手，前些年又鞭尸似地被某些海内外“精英”翻炒过一阵。总括起来大致有三：一曰峻急，二曰刻薄，三曰多疑。

鲁迅对社会和人的批判确乎颇不合时下流行的“宽容精神”，但这种并非为了要报私仇或快速成名的峻急，只能让自己加速沉入无边的黑暗中去，成为“二六时中，没有已时”的“毒蛇”、“怨鬼”。鲁迅曾说，他的吃鱼肝油，保养自己，倒不是为了他的爱人，而是为了敌人，“要给他们美好的世界增添一点不愉快”，心理“阴暗”到这种地步，难怪会让讲求“闲适”的文士们大摇其头，在利己主义睥睨一切的当世自然也不合时宜之极。也许正因如此，鲁迅所期盼的自己文章的“速朽”，到今天也未能实现，现在重读这些六七十年前的文字往往会惊异于与当下的合拍，这是鲁迅的幸抑或不幸？

说鲁迅的文字刻薄，大约是有道理的，因为曾让提倡“平和的趣味”的梁实秋至死余恨犹存。然而我以为一个并未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在进行激烈的批判时刻薄甚至刻毒一些，似乎也无妨。徐志摩、陈西滢一干人常以自由主义相标榜，却动不动就指责别人为“刀笔吏”，我觉得不好这样乱比，鲁迅的笔并无随意判人生死的权力。并且，别的不说，鲁迅的敌手中，对自身的反思剖析，少有如鲁迅一样的大胆和深刻，对社会的黑暗，也少有如鲁迅一般敢于直面，倒是逃避的居多。以此观之，鲁迅似乎不乏刻薄的资格。

至于多疑，对于我们这些比当时的人拥有更多苦难记忆的现代人来说，应该更容易理解。虽然没有经历20世纪人类两大劫难──“二战”和“文革”，但鲁迅过人的洞察力使他清楚地看到人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和速度堕落着，对人类的绝望导致了他在生活中多疑得让人有时难以接受，他自己也多次检讨（如杨树达事件），但他在少年时代即确立的对人的不信任却始终无法改变。

然而，即使在对身处的世界如此的悲观中，鲁迅却从未放弃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社会所应负的责任。鲁迅年轻时就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甚或称“民国以后，我们是做了奴隶的奴隶”，然而穷其一生，鲁迅所做的仍然是“肩着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鲁迅“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但当增田涉问及“是否后悔做一个中国人”时，他“眼里含有泪花，低沉着声音答：‘不，我爱中国！’”鲁迅对中国的爱和沈从文那种“不可言说的温爱”是不同的。沈从文是个浪漫主义者，终生都葆有儿童般的天真；而鲁迅是眼前连路也见不到的“过客”，是“于绝望中看见希望”，要“于无希望处得救”。拥有希望而竭力追求其实现，固属可贵，却非难能，唯在完全绝望之际仍能摸索前行者，允称大智大勇。这才是鲁迅，不朽的鲁迅，虽然身为“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却依然能在弥天的黑暗与遍地的污浊中，昂起头，“一步一步慢慢向前走去”。

这就像艾略特那句不朽的诗行：“我们全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我为什么热爱鲁迅。

第四部分 文坛行状

东安市场的一次车祸

现在王府井的新东安市场，是六层楼的商厦。旧东安市场不是这样，倒是有点像农贸批发市场，一排排的平房，五花八门，卖蔬菜、果品、旧书、古玩、衣料、西餐……要嘛有嘛。这种地方的秩序相当混乱，所以才会发生著名的沈崇事件，让恪守英美法治精神的胡适先生彻底失掉了全国青年学子的拥戴。

这里说的是旧东安市场发生的一场车祸：本报讯日前，一位男青年急匆匆地骑乘摩托车到市场购物，在市场外和一辆汽车相撞，男青年身受重伤，送协和医院医治，医生称可能会留下腿部终生残疾。车祸原因正在调查中。

各位编辑大人，这条消息该放在什么版？社会新闻？还是尾条？好的，不过我要告诉各位，这位青年不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的大公子，清华大学高材生梁思成。怎么样？是否可以移到“重要新闻”一栏去？

我还想说明，撞人的汽车也有个不一般的主人，他曾经被北京学生以爱国的名义痛打———没错，该汽车所有权属于前驻日公使章宗祥。怎么样？这条新闻不简单吧？

你说这可能是一次政治事件，要把它放到政治新闻版？先不要冲动，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章宗祥是要借此报复梁启超挑唆五四运动的仇怨。而且梁公子赶到东安市场，的的确确是一个偶发事件。

据知情人称，事发当日，正在西山养病的前外交次长女公子L小姐，和她的追求者们定下了一个赌赛：谁能以最快速度从城内买到刚上市的橘子给她，就证明谁对她最忠心耿耿。有目击者称曾见到梁思成先生的摩托车自西山驶出。在事故现场，确曾留下一包精心捆扎的橘子。显然，摩托车技术超群的梁先生拔得了赌赛的头筹，如果不是发生了车祸的悲剧……

你知道L小姐就是林徽因？咳，你知道就好了，不必登在报上吧。

现在你总算明白了，这则新闻最适当的位置是在：娱乐版。不但是头条，而且还可以作连续报道。据我估计，梁先生虽然因车祸留下了终生遗憾，但赢得L小姐芳心的机会却大大增加，不信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其他人有戏没戏！

本文资料由陈从周先生书面提供。交待一句：陈从周先生为著名建筑学家，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的同行，也是著名诗人徐志摩先生的表弟。

第四部分 文坛行状

冰心的一元钱

冰心去世。和朋友掐指一算，经历过五四运动的，在文学史上留得下名字的，又还健在的，居然已经没有了。更别说还是女性作家。台湾的苏雪林比冰心年纪大，但五四运动发生时她在安徽老家，还只有向往的份儿。

年轻总是气盛。许多新锐说起冰心，都一脸的不服气：不就是比别人早写文章早出名吗？（张爱玲深有感触地说：“出名要趁早。”）尽是些爱呀美的，太浅了。不错，冰心似乎永远也学不会深沉和世故。前些年看报道，讲冰心和萧乾会面，一见之下，两人就互相吻了吻。这有点儿奇特，但不奇怪———冰心指着萧乾说：他是我的小老弟，我总叫他“小饼干”（冰心的逝世与伤心萧乾的离去有无关系？）———总好过冰心握着萧乾的手说：萧乾同志哪，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呀。

接下来冰心就很气愤地对萧乾说：“作协有些人真不像话，太不像话了，竟然用公家的车办私事！真太不像话了！”看到这里不禁哑然失笑，又怀疑记者是不是在生安白造。都什么年代了，她老人家还在为这种连腐败都算不上的假公济私大光其火？若是真的，证明冰心老人还和五四时代一样纯。

冰心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其实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读过中小学的人，一定学过她的《寄小读者》、《小桔灯》，读到大学中文系，多多少少要读她的《春水》、《繁星》、《超人》、《斯人独憔悴》、《去国》这几篇，还有文学青年都热爱的泰戈尔，最通行的也是冰心的译本。可是冰心常常被我们忽略，几乎再也没有人肯承认自己受冰心的影响，她在我们心目中只是一个“文学老祖母”，一个新文学的象征。八九年前冰心写过一篇小说《远来的和尚》，被《小说月报》安排在当期的头条，写国内的饱学之士饱受排挤，外国来的不文之辈却被敬若上宾。很简单的不平。岁月给文笔添上了淡泊，却洗不去“五四”那股忧世伤怀的气息。这跟同期的正在狂飙突进的操练先锋的小说距离多么遥远啊。因此这种安排理所当然被视为一种尊重、一种致敬、一种对开创草莱的前辈的报答。

说实话，我也不爱读冰心的小说。我们已经被20世纪教得太复杂了（以赛亚·伯林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坏的一个世纪）。如何还能容忍这样的简单？要热血报国，但家庭不允许；对人生绝望，被世界遗弃，贫穷、不公、自私、愚昧在世上横行，让人们窒息———是的，这些几乎是永恒的问题，可是我们能否接受冰心给的答案？她真诚而无力地喊着：爱吧，像母亲一样地爱吧，爱是征服一切的力量。可信吗？可爱吗？可笑吗？可怜吗？堂吉诃德面对巨大的风车，手里举着一根柳条，那是他想象中的长矛。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轻视冰心和她的时代。但是且慢，自大的现代人，让我们“回到现场”，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让你选择，你是愿意每个人都指责用公车办私事，还是愿意自己也钻进某位亲友弄来的公车？你是愿意热血沸腾充满道德激情地为理想呐喊，还是愿意灰心丧气缺乏目标地在忧郁中生活？你是愿意坚信世上有是非的存在，坚信自己站在真理的一边，还是愿意看不见正义邪恶的界限，在道德边缘徘徊？你是愿意梦想“她也一定会好起来，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的结局（《小桔灯》），还是愿意被迫接受“正因为绝望，我们才被赋予希望”（阿多诺）？你是愿意不断为人类的进步而欢呼，还是愿意看人类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深渊？

如果让冰心老人来选择呢？

某期《天涯》上登过一位百岁老人的语录。她摸出一元钱来给小保姆：“帮我买一斤肉，要半精半肥的。还买点葱、姜、蒜籽。剩下的钱给你买糖呷。买不得？咦哩？未必这钱有假？”我觉得，“爱”和“理想”就是冰心的一元钱。在漫长的岁月里，她一次次将它从口袋里摸出来，却一次次被告知“买不得”。不知道冰心有没有怀疑过“这钱有假”？

冰心晚年一直想刻，终于还是刻了一方图章，文曰“是为贼”。据说起初连王世襄这样的达者都不愿为她刻。咦哩？未必冰心只是在故示豁达？不然为什么大家不肯让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自由表达自己的心情呢？她一定很累了。从北大学生傅斯年高呼“坐车的都该枪毙”的年代，活到大学女生宿舍前停满高级轿车的今天，也真难为了冰心。

冰心走了，剩我们这些后辈还活在世间，活在这毫无希望、又不得不努力追寻希望的世间。

第四部分 文坛行状

林语堂：一个不折不扣的另类

金宏达的前言是这样写的：“出过《周作人评说80年》、《张爱玲评说60年》之后，犹如做一副对子一样，自然想到要出一本《林语堂评说70年》了。”为什么？因为“三人都有些‘另类’，围观者多，评说纷纭，在现代文坛上，比起别的圈子，好象（像）另有一番热闹”。

这样说大抵不错。不过，比起周作人和张爱玲，林语堂的“另类感”要强得多。在20世纪中国文坛，林语堂不是像鲁迅、穆旦那样的“叛逆者”，也不是像郑孝胥、陈衍那样的“卫道者”。他是一个“闯入者”，是在西方文化环境中成长，又返归到中国文化中来的游子。论对西方文化的熟悉和为西方人熟悉的程度，能和林语堂相比的只有一个胡适。但胡适是有“清儒家法”的，出国前旧学已有了相当底子，他的出国如同凤凰的涅槃。林语堂则不然，他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九岁已经上台讲道，教会小学教会大学这么一路读上来，年轻时“几乎中断中文学习”。虽然他出国留学时已经24岁，可是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远胜中国文化。林语堂的文化气质更近似于“生于南洋，长于西洋”的辜鸿铭和在日本成长的苏曼殊。

林语堂的特点，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或曰“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他在国内的成就，是编《开明英文读本》，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目的是将西方的绅士品位引入中国社会。他先后引发的两次大争论（《子见南子》的演出与《尼姑思凡》的英译），都是为了他用西方文化的眼光来观照中国的古人古事。他因为周作人的介绍喜欢上袁中郎，于是大肆提倡“性灵”，其原因如陈平原所言，并非只为了找到一个心灵相通的古人，更是因为性灵派文论与西方表现派文论“异曲同工”，给了他一个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的接口。他将“HU-MOUR”译为“幽默”，鲁迅等人很不同意，因为这个来自屈原的语词太容易被误读成“静默”，但是林语堂更反对将幽默理解为中国固有的“滑稽”或陈望道译的“油滑”。这两种翻译思路的差异在于将哪种文化作为本位文化。从严复到鲁迅，都是将“信”放在第一位，宁愿突出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好对中国文化动一个彻底的手术。林语堂的翻译主张则更接近于传教士，只顾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了解觅得一条便捷的途径，运输损耗在所不计。

所以我很能理解为什么林语堂在西方暴得大名，“美国知道他的人比中国还多”。他的《吾国与吾民》占据畅销书排行榜首52周之久，他因《瞬息京华》（即《京华烟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可是林语堂在中国，名头并不是那么响亮。《语丝》时代他跟着鲁迅，《论语》时代又跟着周作人，对于中国文化并无独到的贡献。人们尊他一声“幽默大师”，其中总带着几分揶揄。他的中文委实不算好，所以《瞬息京华》自己不敢译，要请日本留学生郁达夫代译，可是人们认定他是个文化贩子，连带怀疑他的英文水平。他们还讥笑他的犹太商人式的精明，不见钱不给稿子，兄弟拿几件旧家具还要算钱……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例子，现在还有不少（如高行健）。倒不一定是偏见或傲慢，而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以为中国就是辫子与小脚的西方人眼中，林语堂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崭新的东方之门，苦心营造了一个至善至美的中国幻境。反过来，林语堂在中国谈西方倒还罢了，他竟然大谈特谈明人小品、性灵文章、李香君的画像、院子里的竹树和梅花！新派骂他反动，旧派笑他肤浅，浮浮沉沉几十年，林语堂始终未能被加上大师的冠冕。

然而林语堂毕竟是重要的。在那么多人汲汲于向国内输入西方文明的火种时，他反向的写作，将“文化中国”的概念灌输给西方读者，影响了几代西方人的中国想象。当林语堂赞美中国的种种好处，也许不单是出于文化自尊心的驱使，也蕴含着要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寻觅一套更合理的生活法则的意图？读完70年人们对他的种种批评、忆念与论说，林语堂的形象似乎更为模糊。这恰恰构成了我们必须更深入地、更同情地了解这位文化进出口贸易从业人士的最大理由。

第四部分 文坛行状

革命时期的爱情(1)

杨沫的《青春之歌》是要被算作当代文学经典的了。曾有人指出余永泽者，即近年赫赫有名的“大散文家”张中行。于是读者饶有兴趣，看看这位北大三老之一，与书中那个落后分子究竟有何相似处。

这件事前几年引发了一场风波，是因某杂志对杨沫的访谈而起。可惜当时的原文现在找不到，也没借到杨沫夫妇后来出的回忆录《爱也残酷，爱也温柔》，但大致情形，也不出张中行《流年碎影》中提及的：“她（杨沫）追述昔年常提到我（这回不是小说），言及分手之事，总是明说或暗示，我负心，兼落后，所以她由幽谷迁于乔木。”落后云云，是杨沫的看法，负心，则好像没什么佐证，因为不单张中行从未谈到，《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也没有什么别的艳遇———有的话，我觉得杨沫一定会写。至于到老还强调离开此人是正确的，是有点怨毒了。这就难怪写过《顺生论》的张老夫子也难以八风不动，在轻描淡写的笔法中透出了他的嘲讽：

认定是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至于由幽谷迁于乔木，我祝愿她能够这样，但据我所闻，也未能天衣无缝。但她有名，为了名，举事以证明迁得好，也是应该的，至少是可以谅解的。

嘲讽是因为恼怒。而恼怒，恰恰证明了未免有情。张中行平铺直叙地讲说故事，但还是藏不住对过往的眷恋，如他描摹初见杨沫的印象：“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前面都是肯定的褒词，“富于感情”却加了一个“像是”，个中情怀，不问可知，对应的是后来的“她先是在新旧间徘徊，很苦，继而新的重量增加，更苦”。说到后来，张中行给这段感情的评价竟是高得惊人，全不像他回忆得那么平淡：“婚事也有花期，是诚而热的互恋之时，最值得珍重，我现在回顾一生，也有这样的花期，仅仅一次，就是我们由相识到共朝夕的前两年，仅仅这两年，是难得忘却的。”显然是感于前而怨于后。张中行是“胡适之的大弟子”，自然讲的是行端品睿，立身方正，不能留世以话柄，有时就像方遯翁写日记，把自己的牢骚让给人去发。《青春之歌》出版后，他的情绪不会不波动，所谓“室中人说是意在丑化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却没有在意”，很难让人相信。

杨沫对这段感情自然也不会泰然。她的方法不同，是对之进行重新书写。在《青春之歌》中，进步落后之争的音量被调到了最大。她强调了林道静爱上余永泽是因为感激救命之恩，当然还有他对自己抗争的赞许和对海涅诗句的熟悉———“啊，多情的骑士，有才华的青年！”她还以全知视角描写余永泽的心理，一开始就是打算占有、羁笼这匹“难驯驭的小马”。为了让后来林余二人的分手显得更自然，杨沫让林道静一直对余永泽的甜言蜜语保持警惕，可是，保持警惕的林道静为什么还是会倒向余永泽的怀抱呢？杨沫实在无法说清楚，所以林道静在恋爱中的性格就显得摇摆而分裂，简直是弱智：前一分钟还在痛斥余永泽“跟你在一块儿就不算寄人篱下？你别老对我讲这些啦，你再说，我真怀疑你是乘人之危……”并且“嘴唇哆嗦着”，“竭力压制自己的愤怒”，而且，她还“忽然发现他原来是个并不漂亮也并不英俊的男子”，可北大学生余永泽一说“我爱你，永远永远地爱你”，道静就“笑了”，听起来像是中了迷药。可是林道静并不是个恋爱至上主义者呀！

在杨沫对这段感情的重新书写中，余永泽是与革命的正面敌人不同的另一个革命的对立面。他象征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余永泽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对生活的幻想：“自立一家说，———学者，———名流，———创造优裕的生活条件”也无可厚非。他的错误也许就在于他在用“五四”的爱情逻辑来读解林道静：“爱可以改变一切，为了爱我们奉献一切”，所以他认为林道静和卢嘉川的交往是“有人在引诱她”，因为“天下只有爱情才能使女人有所改变的”。他满怀着情人的嫉妒来看待林道静和她的“革命”：“啊！在这样清明芬芳的夏夜，她竟和别个男子亲密地约会着、来往着。为了他，竟不要自己的丈夫回自己的家。”

余永泽的直觉并没有错，林道静确实爱上了卢嘉川，而且是“以革命的名义”，所以她才会将江华作为卢的替代（他们都是她在革命道路上的导师）而接纳为自己的情人。余永泽不懂的是革命时期的爱情逻辑。一方面，革命要求将爱情理智化，千百年强调的忠诚、宽容等等美德只是必须粉碎的可笑禁令，就像白莉苹略带讥讽地对林道静说的：“等着余永泽给你挂节孝牌吧！你还想革命哩，连这么一点芝麻粒大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算得什么？———都不敢革，还说别的？”另一方面，革命是以狂热诱惑狂热，平静的生活、稳定的家庭、与社会的妥协在这里是没有市场的，所以在林道静看来，余永泽这种“自私、平庸、一心只想着自己的生活”的男人如何能够容忍？与余永泽的相处让林道静明白了：

这就是在政治上分歧，不是走一条道路的“伴侣”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着“情感”来维系，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相扰，这只是自己欺骗自己。

第四部分 文坛行状

革命时期的爱情(2)

如果说，林道静曾经也接受过余永泽的爱情逻辑，“美丽无边的大海，大海上的明月和银波”曾让她热爱并怀念，那么，她从革命中看到的是热血和火药，是燃烧的青春，这是与余永泽的长袍和马褂格格不入的。杨沫暗示，因为林道静是“黑骨头和白骨头的混合”———她的母亲是被地主逼奸的佃农女儿，所以她会在两种道路徘徊，既不是像余永泽那样归顺“旧”，也不能像卢嘉川那样全心投入“新”。“她既爱将来，又不能忘掉过去。在她的心灵深处，未来和过去是两个相反的互不相容的极端，但却同时在她心里存在着、混淆着。”

余永泽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去理解林道静的爱情逻辑：“他忽然感到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女人。而他应当理解她，原谅她。”为此他将谴责卢嘉川破坏他家庭幸福的信投入了火炉，“好像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业”。对于余永泽来说，这确实非常了不得，因为他试着用一种新的爱情逻辑来推导问题，但没有持续多久，当他想从枪声中寻找林道静时，他被一颗子弹吓回了图书馆。也许是丑化，也许是事实，反正，那样的生活不是余永泽想要的，他最后用更古老的逻辑解释眼前他所不明白的一切：“女人，天下的祸水！……”

据张中行交代，他和杨沫的结合是属于他归纳的“不可忍”那一类，“不可忍”的特征有四：一、一方，甚至双方，想，或已决定，另筑新巢；二、道德修养方面有大分歧；三、政见有大分歧；四、生活习惯有大分歧。张中行说他和杨沫除了道德修养方面外，其他三方面都“宜于分”。那么两人之间，除了进步与落后外，应该还有别的纷争。但按照张中行、余永泽的爱情逻辑，分手以后也是不作兴讲对方坏话的，抒发一下怀恋之情才是“情之正”，所以有了《沙滩的住》末尾叙述走过大丰公寓（张中行和杨沫初见的地点）时的心情，似乎是对那段革命时期的爱情的一个总结：

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依然繁茂，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世说新语》中桓大司马（温）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第四部分 文坛行状

关于巴金的随想录

“随想录”（或随感录）是个好名字。

帕斯卡尔用它来展示如何做一根会思想的芦苇。陈独秀和鲁迅用它来反击无所不在的黑暗传统。巴金用它来说出一些令人惊异的真话。

它们的共同属性：来自思想的深处，说出一些很明确，却为别人所说不出或不肯说的话。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巴金，一位负载了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的百岁老人？

可曾见过装在摇臂上的摄像机？对于被看的对象，它有时从上看，有时从下看，有时推近，有时摇远。一切视乎表现的需要。

必须仰视巴金。走过两个世纪，他身上沾染了太多的尘埃和沧桑，他也为他的时代奉献了太多的爱。为此我们将他铸成巨大的铜像，以瞻仰来传达巨大的敬意。

必须平视巴金。对于一位作家，最大的尊重，就是重新思考他提出的问题，重新考量他作出的结论，把他真正变成人类智慧阶梯上一块砖石，而非装饰。

必须俯视巴金。我们并无评判的资格，却有后来者的权利。我们有更好的位置可以审视：巴金和他的同代人，走过怎样的道路，有过怎样的挣扎。个人与社会，与历史之间，有着怎样的可能？

谁在阅读巴金？

一位姓程的老人。他和他的兄弟，在巴金刚开始闪耀时发现了他，自此变成了他的忠实读者。他把巴金的《家》列为家庭重点藏书，并在扉页上题：“凡是程氏儿女子孙，空闲时可读读这部《家》。”

一对受命监视巴金的红卫兵。他们在完成任务时，频繁讨论《家》、《春》、《秋》中的一些人物，为那些不幸死亡的青年妇女叹息。“有一天夜里，小的一个红卫兵来迟了，一来就抽抽泣泣不成声。那大的说：‘哪个打你的呀？你说！我喊一队来给你报仇！’这个小的说：‘不是！是鸣凤死了！’———说着又哭起来。大的红卫兵听到鸣凤死了，也跟着哭起来了。”记录这个故事的沙汀说：“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讽刺。”

一名日本的家庭主妇。嶋田恭子毕业于大阪外语大学，嫁人后全职做家务。她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并从巴金的小说中找寻答案。她从香港买来了能找到的所有巴金著作，并冒着风险给巴金写信———那时正是 “文化大革命”中期。这封日本来信给了巴金莫大的鼓励。

一个不知名的提问者。巴金访问巴黎时，在最大的书店弗纳克与读者见面，有一位中年法国人站起来，谈到了他对中国阴阳学说的见解，认为阴阳相互依存相互补充，那么，“巴金先生，您在《家》中描写的那种大家庭就难道没有任何价值吗？”听了译者高行健的传译，巴金回答：他反对那种封建家庭，这种家庭需要彻底清除。中年人还想继续和巴金辩论，却激起了周围巴金热爱者的愤慨。大家制止了他的发问。

《家》据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中被改编成影视剧最多的作品共五次，还不包括话剧和地方戏），而且改编都相对成功。

因为这部作品够简单。一部能够感动各个阶层读者的作品，感情一定要强烈而明确，爱憎分明，立场坚定。

巴金在法国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违背我自己的信念的事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