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拉里在1995年春天遇见谢尔盖的时候，他们一见如故。尽管他们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他们之间却有着不可否认的化学反应，而且反应的能量显而易见。他们初次会面于斯坦福大学的新生指导活动期间，当时谢尔盖的任务是带领拉里和其他可能到斯坦福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们参观斯坦福阳光灿烂的加州校园并熟悉它的周边环境。很突然地，这两个人就开始为一些随机的话题展开了辩论。两个素昧平生的人争论得热火朝天，火花四溢，这不是很奇怪吗？其实，他们正在做着彼此最热衷的游戏。
虽然谢尔盖比拉里和其他学生年龄都要小，但他已经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了两年了。他是个数学天才，19岁那年就大学毕业了，第一次参加斯坦福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就以10门考试都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被录取，而且他善于同教授们合作各种项目。谢尔盖非常自信，对环境适应得也很好，同时还很外向，他在斯坦福充分地享受体操、游泳和社交活动的乐趣，同时，也花时间解决一些计算机和数学问题。斯坦福博士候选人中精英荟萃、竞争激烈，来自美国的中西部地区的拉里，对成为少数几个被录取的学生中的一员还不太适应，对在斯坦福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行性也还心存疑虑。他希望能在参观校园的过程中结识几个新朋友。
“一开始一切都令人恐慌。我总是在不停地抱怨，”他回忆道，“以至于差点被送上回程的公共汽车。”
幸运的是，拉里和谢尔盖很快就发现了彼此，而且，他们同样对同智力上堪与自己匹敌的对手争论充满热情，即使这样看起来很可笑。他们激烈争论的话题本身并不重要，他们重视的是说服对方以自己的方式来观察世界。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彼此非常傲慢、不讨人喜欢，不过，毫不留情的随意交谈和口头交战为他们今后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亲密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们生长的家庭环境中，学术探讨都是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尽管不仅仅是，当话题同计算机、数学和未来有关的时候。学习强有力地维护自己有冲击力的想法，使他们都拥有了同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思想深度。大部分认识布林和佩奇的人都认为他们聪明、友好，但也是很乖僻的人。
他们的抱负和兴趣都有相互重合之处，而他们的性格和才能却能够互补。谢尔盖的家在华盛顿郊外，他还有一个比他小得多的弟弟。他个性张扬，是个习惯处于聚光灯下的外向的人。拉里是两兄弟中年龄较小的一个，相对比较安静，更喜爱沉思。可是，在斯坦福1995~1996学年度期间，拉里和谢尔盖的智力比拼却发展出了历久不衰的友谊。而这样的转变还要得益于在相识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各自的经历。
在一个以基因和技术而不是地理位置来为人们下定义的世界里，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有许多显著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第二代计算机的使用者，而且他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使用计算机了。这是受到父母言传身教影响的缘故，他们的父母在工作场所和家里都会用到计算机和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这使得拉里和谢尔盖与他们的同龄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还有其他的共同之处：他们读的都是蒙台梭利式学校，这加速了他们早期的教育；他们都住在离著名大学很近的地方，而且他们的父亲都是这所大学受尊敬的教授，他们母亲的工作也都同计算机和技术有关；在他们的家庭中，学问可不仅仅是受到重视，更是被视若珍宝。看起来毋庸置疑的是，拉里和谢尔盖都会完成他们博士阶段的学习，然后像他们的父母那样进入学术和科学领域工作。
1960年，拉里的父亲卡尔·维克托·佩奇（CarlVictorPage）是第一批获得密歇根大学计算机科学本科学位的学生之一。5年后，他取得了这个新兴研究领域的博士学位。拉里的母亲格洛丽亚·佩奇（GloriaPage）是拥有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的数据库顾问。拉里非常崇拜自己爱好娱乐、交友广泛的父亲，而且，父亲还曾经带着少年的他去听“感恩至死”（GratefulDead）乐队的演唱会。在拉里到美国西海岸之前15年，卡尔·佩奇曾经在斯坦福做过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密歇根大学任教，他的妻子也在这所大学教授计算机编程课程。
拉里在斯坦福的第二个学期，其父因为肺炎综合征而去世，享年58岁。卡尔·佩奇小时候得过脊髓灰质炎，在临终前的那段日子里，他的身体在几周之内迅速恶化，很快就在医院去世。父亲的突然去世对拉里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拉里坐在盖茨大楼的楼梯上，非常消沉。”拉里在斯坦福同间办公室的伙伴肖恩·安德森（SeanAnderson）回忆道，“他的几个朋友围着他，试图安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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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拉里遇见谢尔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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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佩奇受到高度的赞扬，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和权威”，还有“成绩卓著的学者、深受爱戴的老师和无数学生的导师”。他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同事乔治·斯托克曼（GeorgeStockman）说卡尔一直“期待拉里成为一位教授”。他还暗示说，拉里对辩论的爱好也是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他不太好相处，”斯托克曼是这样评价自己的这位同事的，“因为他热衷于争论每一个问题，而且……他和他的儿子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在学术上，他们父子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佩奇父子的这种关系使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了解，为什么拉里在初遇谢尔盖时就同他展开了激烈的论辩。
尽管拉里非常伤心，他还是留在了斯坦福继续完成学业。拉里的哥哥卡尔·佩奇二世就在硅谷工作和生活，这对拉里来说是巨大的安慰。兄弟二人可以相互依赖，拉里就不用独自承受丧父的打击。他们兄弟俩经常聚在一起，愉快地回忆父亲和童年的点点滴滴。
这并非拉里第一次不得不承受失去亲人的打击。他出生于1973年3月26日，8岁的时候，他的父母离异了，当时这对他的影响很大。不过，他的父母还是尽力让拉里在正常的环境下成长，而拉里也感觉自己沐浴在两位母亲的爱和智慧之中。这两位母亲是他自己的亲生母亲和父亲的同居女友乔伊斯·怀尔顿索尔（JoyceWildenthal），她也是密歇根大学的教授。这两位女士至今还是朋友。
拉里中学时代读的是位于东兰辛的麦克唐纳中学。当时在拉里的童子军领队尼克·阿彻（NickArcher）眼中，拉里是个“独立思考的人”。在卡尔二世的记忆中，弟弟拉里求知欲强、兴趣广泛，涉猎的范围远远超出计算机知识。在兄弟二人的成长过程中，他们都热衷于找出“事情是怎么运作的”。卡尔二世回忆说：“不光是技术方面的东西，还包括社会学、政府、政治等等，几乎任何事情我们都感兴趣。”他们的父亲一辈子都是坚定的民主党人，鼓吹该党人人拥有受教育权和发展机会的信条。他们的祖父曾经参加过1937~1938年间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汽车工人静坐罢工行动，这次罢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这些因素影响了两兄弟对社会事务的态度。他们的外祖父移民到了以色列，成为沙漠小城阿拉德最早的居民之一。他忍受艰难困苦，在死海边的艰苦环境中以制作工具和模具为生。而在他去世多年之后，他开拓进取的精神在他的外孙们身上复活了。
拉里的母亲信仰犹太教，父亲信仰科技，而拉里在成长的过程中并未受到犹太文化或是宗教的影响——他像父亲。卡尔·佩奇在儿子们的成长过程中让他们大量接触和使用计算机。“我很幸运，家父是一位计算机科学教授，这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而言是非比寻常的。”拉里说，“我们幸运地在1978年就拥有了我们的第一台家庭电脑。它大极了，而且非常非常贵，在买了它之后，我们家的伙食水平下降了不少。但我一直都很喜欢计算机，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计算机来做很多事情。”
事实上，拉里对计算机技术的接触和了解实在是太多了，甚至，他在东兰辛读书期间，他的老师们对于他做家庭作业的方式，时而惊叹，时而迷惑。“读小学的时候，我交给老师一份用文字处理程序做的作业，可是，他们连什么是撞针式打印机都不知道。很多我做的东西他们都无法理解。”拉里说。卡尔二世记得拉里在读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电脑了：“在我的记忆里，拉里6岁时就一个词一个词地把《青蛙和蟾蜍在一起》输入了电脑。”几年之后，拉里用一套螺丝刀把家里的电器都拆掉了。比拉里年长9岁的卡尔二世读大学时，会在假期从密歇根大学回到家里，这时，拉里喜欢帮他做大学里布置的计算机作业。在从东兰辛高中毕业之前，拉里就已经用Legos语言编写了一个可以工作的喷墨打印机程序。“从来没有谁强迫我。我只是真的很喜欢计算机。”
拉里同父兄一样，进入了位于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在那里他主修计算机工程，并同时选修了企业管理课程。他于1995年拿到学士学位。大学期间，他担任了国家计算机工程师荣誉学会EtaKappaNu密歇根大学分会的会长，而在他们的校园油炸面包圈售货摊上工作也让他觉得很有乐趣。
他还利用自己在学会中的领导地位来开发程序。“进行LeaderShape项目的经历特别棒。”他说。这个覆盖全校的项目的目的是：帮助密歇根大学的学生们培养必要的技能，以适应将来步入社会后可能会担负的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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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拉里遇见谢尔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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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还说自己从一流的教授那里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愿意慷慨地分享他们的建议和专长的人，他们帮助我走上了成功的道路。”他说道。而他的师长对他怀有同样的感情。他在密歇根大学的教授们都认为他是个优秀的学生。“拉里是出类拔萃的，总是遥遥领先。”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埃利奥特·索洛韦（ElliotSoloway）说，“拉里在上我的课时，用一台笔记本电脑来做他的项目，那时候，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是笔记本电脑。”
谢尔盖·布林的父母同样有丰富的科学和技术背景。他的母亲尤金妮娅·布林（EugeniaBrin）是美国航空航天局Goddard太空飞行中心一位成绩斐然的科学家。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计算机仿真，模拟大气和天气情况对太空旅行的影响。谢尔盖的父亲，迈克尔·布林在马里兰州立大学教授数学，曾经发表过许多篇学术论文。他研究从抽象几何学到动力系统领域的各种复杂的数学问题。
“他是个普通的孩子，”迈克尔·布林是这样评价谢尔盖的，“但是他很喜欢摆弄计算机，最开始的时候是用老式的Commodore64玩电脑游戏。”Commodore64是早期的家用电脑。
谢尔盖于1973年8月21日出生在莫斯科，6岁的时候随父母离开了前苏联。这个家庭离开祖国的主要目的是追求更大的自由并为自己和儿子寻求新的机遇。
“我离开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子的未来。”迈克尔·布林说。
在他们到达美国之前许多年，他的亲戚们就有不少人曾经来过这里。为了打破加诸于妇女身上的枷锁，谢尔盖的曾祖母来到芝加哥大学学习微生物学。可是，1921年，她同另外一些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一起回到了莫斯科，想要为建设新的苏维埃国家尽一份力。谢尔盖的祖父同迈克尔一样，是莫斯科的一位数学教授，他拥有数学博士的头衔。而谢尔盖的母亲也是数学家，是一位俄罗斯土木工程师。
到美国之后，迈克尔·布林开始在马里兰州立大学任教，教授数学。他很骄傲地回忆起谢尔盖从小就不仅对计算机感兴趣，还非常热爱数学。“他数学很好，”这位父亲评价道，“在中学时，学校甚至为他和另外几个数学水平很好的学生专门配备了特别教师。”
他们的家住在华盛顿特区近郊的乔治王子县，他们的生活很朴素。谢尔盖读的是一所叫埃利诺·罗斯福高中的公立中学。这所学校的管理非常严格，在这里，强健的体魄远远比发达的头脑更重要。谢尔盖当年的一位同学回忆说，谢尔盖“对自己的智商非常自负”，总是试图证明老师错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谢尔盖对大部分老师的评价并不高，对同学们也是如此。他总是觉得在家里他可以学到更多东西。还在读高中的时候，他就在马里兰大学注册了。通过加速的学习进程，1993年，在只有19岁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天才就作为优等生获得了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学士学位。
“我受到了很多关注，很多的一对一辅导。我比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的同学们准备得更加充分。”当回忆起自己在马里兰的大学生涯时，谢尔盖这样说道。在大学期间，他还学习了许多研究生课程。
“我的同事们都说他是个好学生，”迈克尔·布林谈起儿子时这样说，“总的来说，在大学好学生可以享受极大的自由。他们可以选修各种各样的课程，并接受优秀教师的指导。”
暑假期间，谢尔盖致力于发明使用于不同领域的分析工具，其中包括用于飞行模拟的三维图形指令序列。他在沃尔夫勒姆研究公司、通用电气信息服务公司以及马里兰大学高级计算机研究中心的暑期工作，加深了他对计算机科学、数据挖掘和数学的理解。
谢尔盖还从他的父母那里继承了良好的幽默感。谢尔盖的母亲在她自己的网站上，将自己的照片与列宁的剪影并排放在一起，标题是《我与我最好的朋友的合影》。谢尔盖20多岁时，有一次为了庆祝他的生日，他的父亲为他写了下面的诗，并把诗发布到了网络中。
你越来越强壮
无论是身体、精神还是头脑。
我却越来越衰老
几十年光阴已经逝去。
你很坚强，善于挖掘数据，
你习惯先上网冲浪再思考，
在网络中，你像闪电一样迅速地捕获信息
也在深夜中疯狂地游荡。
你努力地拼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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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拉里遇见谢尔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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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维网的粪便当中。
你生活在阳光灿烂的海滩
我敬你一杯，我的儿子。
在庄严的椭圆办公室里
克林顿沮丧地计算着自己的损失，
丰满的实习生粉墨登场，
收获可观。
迈克尔·布林总是让他的家人和学生很开心，同时也时刻保持警惕。他经常在发还给学生的数学试卷上，仅仅写上一句“谨致以我深切的同情”，或者通过拿错误的答案开玩笑来取乐，他会说“这是个完美的错误”。他以前的学生回忆说，他的风格是非常吸引人的，但同时他也常常打击学生的自信心：“布林博士是个一流的演说家。每次上课前，他都要先吸一支烟。通常，他会出一道非常难的题目，然后就在大家都茫然无措的时候溜出教室去吸一支烟。他期待在自己吸完烟返回教室的时候，学生们能够找到答案。……他教的统计学课上，差不多一半的学生会在第一个学期结束时中途退出，因为他们受不了他对学生自尊心的伤害和打击。上他的课就像是接受电影《全金属外壳》（FullMetalJacket）里那位教官的训练。”
布林家的每一位成员都在互联网上创建了自己的主页，而且他们的主页互相链接，这是他们在网络空间亲密联系的体现。在自己的主页上，迈克尔·布林写道：“谢尔盖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研究生。他进行数据挖掘并且和他的朋友拉里一起开发了搜索引擎Google，据他自己称这是最好的。”比谢尔盖年龄小许多的弟弟山姆在自己的网站上表达了他对篮球的狂热：“我的整个生活都是围绕着篮球建立起来的。我每天至少训练半个小时，还在周一和周四随队训练一个小时。我最爱的球队是华盛顿奇才队，因为他们的主场离我住的地方最近。”
在从马里兰州立大学毕业之后，谢尔盖获得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的奖学金，并进入了斯坦福大学，主修计算机科学。迈克尔·布林觉得自己的儿子很可能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成为一个学者。
“我期望他能够获得他的博士学位，然后成为个人物，也许教授什么的，”迈克尔·布林说，“有一个学期，我问他是不是修了什么高级课程。他告诉我，‘是的，高级游泳。’”
在1995年遇见拉里之前，谢尔盖在斯坦福学习了许多他感兴趣的课程。他不需要上太多的研究生课程，因为在马里兰大学，这些东西他已经都学会了。所以他学习帆船驾驶并爱上了轻型帆船。他总是很积极地涉猎各种新的学生课程，这些课程使他通向偶然但是重要的新发现。他与博士班的同学和教授合作，进行了一个自动删除侵犯版权内容的项目，还进行了有关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而进行个性化电影评级这个想法也让他非常兴奋。“你为你看过的电影进行评级，”他解释说，“然后系统就会找出那些同你品位相似的观众的资料，来推断你还会喜欢哪些其他的影片。”布林的想法很有价值，亚马逊网络书店以同样的方法来推荐图书的服务推出不久就大受欢迎。
谢尔盖发现斯坦福大学就像是一场学术盛宴，提供了各种满足好奇心的机遇。“在读博士期间，我尝试了许多东西。”他说，“你探索的领域越广阔，你碰上有价值的东西的机会就越大。”
1995年秋天，拉里·佩奇入学之后，他和谢尔盖常常一起娱乐、一起工作。布林把他电影评级的想法和其他的项目抛在一边，专心协助佩奇达成他的目的。他们对发展中的互联网都非常好奇，而他们也开始通过工作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当他们还在象牙塔中东摸摸西看看的时候，外面的世界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从附近的硅谷到远在纽约的华尔街，一家叫做网景、成立仅仅16个月的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闹得沸沸扬扬。1995年8月9日，网景公司的股票以每股28美元的价格上市。其第一天的交易就异常火暴，股价最高涨到了每股75美元的高价，从而使网景这家奇迹般的高技术公司，突然之间达到了30亿美元的市值。网景公司的IPO开启了硅谷的互联网时代，同时也造就了一股互联网淘金热。华尔街严阵以待。那些根本就不知道这家公司做什么生意的股票经纪人也给投资者打电话，告诉他们老手们都开始下注了，而且现在一切还只是开端。人们似乎对网景公司根本就没有盈利这件事一点都不关注，因为，即使它的销售额不高，它的股价也会每个季度都翻一番。他们有个很棒的产品，叫做浏览器，是帮助用户在网络中漫游的，有了它，公司迟早会盈利的。有些分析师甚至宣称网景最后会超越强大的微软。事实上，1995年底的时候，它的股票价格已经达到了每股171美元。它的巨大成功驱使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家们急于搜寻下一家有故事可讲述、有股票可出售的互联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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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拉里遇见谢尔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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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景公司上市之后，斯坦福计算机科学系弥漫着美元的气味。其实，斯坦福大学本来也不觉得学术研究同经济收益之间存在冲突。它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下一代教授和学术研究人员，不过，它也因为孕育了几家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技术公司而声名显赫，这些公司包括惠普和太阳微系统公司。［SunMicrosystems，s-u-n原本是英语斯坦福大学网络（StanfordUniversityNetwork）的首字母缩写］。
像在麻省理工学院一样，在斯坦福，博士生们可以很方便地利用学校的资源来进行有希望投入商业运作的项目。斯坦福大学的技术授权办公室对自己职权的看法十分开明。它不是急于宣称自己学校的师生在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每一项有突破性进展的成果都属于学校，而是积极地协助该发明的专利申请工作，并支付相关费用，然后再同该项技术的发明人达成长期的授权协议，以方便斯坦福这些冲劲十足的科学家们建立自己的公司并因此而致富。作为回报，这些新成立的科技公司会让斯坦福技术授权办公室拥有自己公司的部分股权。
“我们从来都不希望这个机构成为技术转让的障碍。”斯坦福大学的校长约翰·亨尼西说道，“在斯坦福，我们为创业行为和有风险的研究项目创造了适宜的环境。我们学校的氛围鼓励人们找出最尖端、最实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学校的环境支持研究者们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投入商业运作。在这里，人们深切地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把一项技术介绍给全世界的最好办法并不是发表学术论文，而是把你信仰的技术变成产品。我们的研究人员只要走出校园一英里，就能够找到许多经验丰富的人，并同他们讨论资助自己的创业公司的事情。”
在不远处的沙丘路（SandHillRoad），有许多家全美国最具侵略性的投资公司跃跃欲试，将赌注下在新创公司身上，期待能够从股票发行中得到丰厚的回报。这些公司被称为风险投资公司，他们在公司创立之初，冒着很高的风险为其投资，希望能够得到高额的回报。但谁的手中也没有预知未来的水晶球，因此在风险投资生意中经历几次错误的投资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实力最雄厚的那些公司有足够的钱来支持新奇的创意和发明，而且希望能够在私人公司公开发售股票的时候大赚一笔。大学的旁边就存在着大量的风险投资人，这对斯坦福的教授和学生而言是个便利条件，使他们可以比其他学校的师生更容易得到资金和建议。通过使自己的教职员工拥有公司的股份并时常有额外的收入，斯坦福也成功地挽留住了许多其中最有成就的教授。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百万富翁，而且在成为百万富翁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乐趣。既然这里总是阳光普照，有美丽的棕榈沙滩，聪明的学生，还能够自由地发展既有收益又尖端的创意，对于大多数的教授来说，不得不离开此地的理由似乎没有多少。而且在斯坦福工作比坐在沙滩上或是在私人机构工作有趣得多。
拉里和谢尔盖都是教授的儿子。他们的父亲都在更传统的学术氛围中进行研究和教学工作，因此他们到斯坦福来的目的是拿到博士学位，而不是变得富有。在他们各自的家庭中，什么都比不上良好的教育。他们不但为自己的父母所追求的道路感到骄傲，他们也非常期待自己成为斯坦福的博士而身披绶带的那一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虔诚的学术热忱很快就会受到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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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PageRank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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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和谢尔盖总是形影不离。在校园里，大家都称他们“拉里和谢尔盖”，这个词组很顺口。“跟他们分享一间办公室是件很有趣的事，”芒兹纳说，“我们的作息时间都很不正常。我记得某个周六的凌晨三点钟，办公室里还满是人。我记得自己当时想，‘我们真的是群极客’。我们对自己进行的工作都非常投入，而且体会到了工作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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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PageRank技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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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月，拉里和谢尔盖同计算机科学系的其他学生以及老师们一起搬进一个新家。这是一座由浅棕色的石材建成的气派的四层建筑，楼面上镌刻着“威廉·盖茨计算机科学”的字样。微软的董事长为这座大楼的建设投资了600万美元，这足以使他获得大楼的命名权。尽管盖茨并未在斯坦福读过书，但微软公司雇用了很多斯坦福的毕业生，所以，盖茨希望将自己的名字刻在这座大楼的入口处，以便公司将来更有机会招募到顶级的人才。盖茨说他送这份礼物给学校的目的是“为计算机工业的未来投资”。在捐助仪式上，工程学院的院长詹姆斯·吉本斯（JamesGibbons）预言：“在一年半之内，这里就会发生非比寻常的事情。到那时，会有人指着这里的一些地方、一些办公室或是某个角落说，这就是1996~1997年间他们白手起家的地方。要知道，他们做的事很了不起。”
拉里·佩奇分配的办公室在三楼，盖茨楼360室，他同另外4名研究生同一个办公室。其中之一的肖恩·安德森是个古怪和偏激的人，他后来甚至不回公寓，开始在办公室睡觉过日子。另外一个是本·朱（BenZhu），他的话很少。还有一个叫卢卡斯·佩雷拉（LucasPeriera），精力充沛。根据这群人中的唯一一位女性塔玛拉·芒兹纳（TamaraMunzner）的说法，他“非常非常非常有活力”，而芒兹纳把自己称为极客（geek）①，由互联网和网景的首次公开募股推动的硅谷繁荣极大地挑战了大家对学术追求的忠诚度。“那个时候，你很难沉下心来继续待在学校做研究，”芒兹纳说，“每次你去参加派对的时候，就会收到好几个工作邀请，而且都是实实在在的工作机会。每个学期我都需要再次做出留下的决定。”
虽然办公室很拥挤，或者正是因为这样，他们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同伴之情。谢尔盖·布林分配的办公地点并不在这儿，不过，不久之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盖茨楼360室，同佩奇在一起。斯坦福大学的管理人员请布林帮忙改善新大楼里办公室的编号方式，他完成了这项任务，不过，作为交换，他要求学校更换原来配发的椅子。“后来的椅子要舒服得多，谢尔盖很聪明。”安德森这样评价道。
那个时候，安德森把盖茨楼360室变成了一个微型丛林，到处挂满了植株和藤类植物，办公桌上也摆着盆栽。他还在屋里放了个5加仑（约22?郾7升）的大桶，在上面安装了用自己的电脑控制的喷嘴。“我建立了一个自动喷水系统，”他说，“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有很多小玩具。”他还在他的电脑里插入了内置式钢琴，办公室里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架钢琴”。芒兹纳还带来了一个垫子，如果谁想要小憩一下，它就派上用场了。
拉里和谢尔盖总是形影不离。在校园里，大家都称他们“拉里和谢尔盖”，这个词组很顺口。“跟他们分享一间办公室是件很有趣的事。”芒兹纳说，“我们的作息时间都很不正常。我记得某个周六的凌晨三点钟，办公室里还满是人。我记得自己当时想，‘我们真的是群极客’。我们对自己进行的工作都非常投入，而且体会到了工作的乐趣。”
拉里和谢尔盖总是不停地相互取笑。芒兹纳说他们“巨聪明，但不自负”。他们从互相挑战和辩论中得到快乐，而且一旦找到合适的话题，就要同别人辩论个三百回合才罢休。他们总是在讨论计算机、哲学以及一切他们想得到的话题。有一次，他们两个大声地争论是不是可能用利马豆来做成建筑物大小的陈列品。芒兹纳被他们逗得坐在椅子上满屋乱转，高喊：“你们一定是在开玩笑！”在盖茨楼360室的一个角落里，拉里的桌子底下，他们用Legos固件组装了一个机箱。办公室里的同伴们发现，要是不把这两个人撵出去的话，大家就都干不了活。“我学会了带着套头耳机编程。”芒兹纳说。
佩奇最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设计更好的新型交通系统。他在底特律附近长大，这一经历使他深入地思考，在把人员和物资从一个地方运输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过程中，怎样才能降低事故率和花费，减少污染和缓解交通压力。“他热衷于谈论理想的自动化交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汽车在各处自动行驶，如果你需要用车，你就进入其中一辆，然后告诉这辆车你要去哪里。它就像是出租车，不过价格更便宜，而且在行驶过程中相互之间的车距比较近，”安德森回忆道，“佩奇对人员和物资的运输问题非常有热情。他喜欢用各种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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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PageRank技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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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吉夫·莫特万尼（RajeevMotwani），今年30岁，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从谢尔盖1993年到斯坦福来的时候开始，他就一直是谢尔盖的指导教师。他看着布林和佩奇结成亲密的学术伙伴，而他对这两个人的喜爱之情也与日俱增。“他们都很聪明，是我见过的人中最聪明的，”莫特万尼这样说，“不过他们的聪明才智各有特色。”谢尔盖更加实际，善于解决问题，同时对工程很有一套。他只需要知道某种做法可行就行了。他还很有数学才能，脑筋转得很快，性格也外向。“他就是个有点莽撞的年轻人，可是，他是这样机智，以至于你根本注意不到这一点。”莫特万尼说。布林缺少什么东西、或者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会直接闯进莫特万尼的办公室，从来不敲门。而佩奇是个凡事深思熟虑的人，他希望搞清楚为什么某种做法可行。虽然佩奇雄心勃勃，但是他的行为方式更加内敛。他进莫特万尼的办公室之前都会先敲门。“如果有20个人在一起开会，谢尔盖肯定是那个最引人注目的人。而拉里即使就坐在人群中，你也注意不到他，不过事后他会问，‘嘿，你觉得这个想法如何？’”
谢尔盖的行事风格同一般的斯坦福学生不同。“他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激进。他是个说话办事直截了当的人。他行为的力度非比寻常。”另一位斯坦福教师丹尼斯·阿利森（DennisAllison）这样说道，“谢尔盖很投入。他可以传达明确的信息，表示他已经注意到你了，他会直接同你讲话，并期待你的回应。同他谈话很令人激动。”
布林同莫特万尼紧密合作，希望找出办法，从大山一样庞大的数据中提取所需信息。他们创立了一个叫做MIDAS的课题小组；这个小组的名字是MiningDataatStanford（在斯坦福挖掘数据）的字母缩写。而在希腊神话中，迈达斯（Midas）是一位能够点物成金的古希腊国王。布林为MIDAS每周的讨论选择话题并排定发言顺序表。他和莫特万尼还以此为主题，合作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
数据挖掘可以被用在零售商业中，以确定顾客通常都会同时购买哪些货品，来帮助零售商更好地组织商品的陈列方式。布林和莫特万尼希望可以把同样的技术用于新出现的、还像一团乱麻似的互联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网络就像未开发的西部，没有一定的游戏规则，荒无人烟，缺乏管理。数百万的人在网络中登录，使用电子邮件来相互联系，但是在那样一堆乱糟糟的网站中间，你几乎完全无法进行严肃的科学研究。人们曾经努力开发出一系列帮助互联网用户从互联网中找到信息的工具，包括WebCrawler、Lycos、Magellan、Infoseek、Excite和HotBot。然而，它们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当时人们的搜索体验非常糟糕，”莫特万尼说，“你常常会得到一些毫无意义的结果。”莫特万尼曾经测试过一个叫做Inktomi的搜索引擎，这个引擎是在授予莫特万尼学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的。他输入“Inktomi”，试试看会发生什么。结果，莫特万尼说：“它不在搜索范围，它找不到它自己。”
同时，斯坦福的博士学位申请人杨致远和大卫·费罗（DavidFilo）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搜索方式。他们的工作并不仅仅依赖于技术，他们雇用了一些编辑，按字母顺序为网页目录进行排序，并从中选取网站。他们给自己的公司起名雅虎。尽管他们的办法可以帮助网络用户容易地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但信息还不够完整，而且也跟不上网络不断膨胀的步伐。布林和莫特万尼还试用了其他网页目录和搜索引擎，但是，没有哪一个可以完成这个工作。恰恰相反，一个简简单单的搜索指令会带来一长串毫不相干的结果。他们必须花几个小时人工过滤一张张网页，来找出自己想找的信息。布林和莫特万尼确信，开发出新的办法来进行搜索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佩奇曾经花了一些时间来参加数字图书馆项目。他也开始用一种叫做AltaVista的搜索引擎来搜索网络。它反馈结果的速度要快一些，而且也比其他工具的结果更优化。但是，佩奇意识到一个全新的问题。在提供网站列表的同时，AltaVista的搜索结果还提供一种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关于“链接”的信息。链接造就了网络的活力，当计算机用户想要了解更多信息的时候，他们会找到这些突出显示的文字或者短句，点击这些链接，然后访问其指向的另外一张网页。佩奇关注的不是AltaVista提供的主要搜索结果，而是思考如何能够通过分析这些链接来收取被漏掉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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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PageRank技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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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奇的指导教师之一，赫克托·加西亚-莫利纳（HectorGarcia-Molina）同意他的看法，认为研究链接具有潜在的价值。看起来，AltaVista并没有对这些链接进行任何的处理，而只是把它们按原始的模样显示出来。佩奇希望深入地挖掘这些链接，研究如何更进一步地利用它们。不过，为了检验自己的理论，佩奇需要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佩奇从来不缺乏野心，他经过简单的计算，就告诉其斯坦福大学的指导教师，他要把整个网络下载到自己的台式电脑上，这个想法把老师们吓了一跳。
从表面上来看，佩奇的想法何止是英勇无畏，简直就是可笑。他甚至宣称下载工作很简单，很快就能够完成。加西亚-莫利纳和其他教师都对此深表怀疑。然而，佩奇对此相当认真，而且拿定主意要为自己的研究做好万全准备。他有很好的合作伙伴。在1989年发明了万维网的英国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Berners-Lee）曾经提出这样的说法，认为信息饥渴的计算机用户可以点击突出显示的文本，从一个文件跳到另外一个文件。对一位富有远见的计算机专家而言，网络就是链接。
1996年慢慢过去，在此期间，佩奇和布林合作进行下载和分析网络链接的工作。获取数据的过程比佩奇预计的要长，而且他估计他们每放一个网络爬虫程序出去搜集整个网络，计算机科学系就得为此支付2万美元，但是他急于完成这项工作。他想要发现这些自动化的交叉指代的重要性。他的研究目的不但吸引了布林的注意，还吸引了布林的指导教师莫特万尼的注意。因为，这项工作有希望改进网络搜索。布林之所以加入这个项目，一是因为他很希望能够与佩奇一起工作，二是他一向对从大量随机数据中提取信息很感兴趣，而这个项目恰恰与此相关。如果布林想要发挥他数学和编程的优势，还有哪个舞台比互联网更广阔呢？
佩奇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模型——可以通过计算指向某个网站的链接的数量来确定这个网站的受欢迎程度。尽管受欢迎程度并不总是同价值相关，不过，他和布林都生长在学术世家，非常重视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引用了诸多相关文献的学术研究成果。而对佩奇来讲，在某种意义上，链接就像是文献引用。科学家会引用那些同自己的研究相关的已出版的文献，而这些引用可以帮助学术研究界确定某项研究成果的价值和影响力。“文献引用非常重要，”佩奇说，“事实证明，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们引用了上万种不同的文献。”他还说，“如果你的成果在相关科学文献中被大量引用，就说明，你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它值得一提。”
而佩奇得出的结论是，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网站。他更进一步取得了概念上的突破：并非所有的链接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其中一些比另外一些更重要。佩奇赋予从重要的网站上发出的链接更高的权重。那么，他又如何确定哪些网站更重要呢？很简单，指向哪个网站的链接多，哪个网站就重要。换句话说，如果人气很旺的雅虎主页上有指向某个互联网网站的链接，那么这个网站马上就变得重要一些了。佩奇把自己的姓氏同自己正在处理的这些文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为他的链接评级体系起名为“PageRank”（网页序列等级）。
佩奇的另外一位指导老师，斯坦福大学的特里·维诺格拉德（TerryWinograd）教授称，解决网页排序问题的学术出路，最终取决于弄明白通过追踪链接到底可以发现什么。“一开始，拉里的想法是进行随机的网络浏览，就像是在网络中漫无目的地漫步。这套算法（一系列数学方程式）是为普通的网络用户发明的。大部分时候，他们在某个网页上点击一个链接，就会到达网络上的某个目的地。对这个过程的提炼造就了PageRank。”
布林和佩奇相信，把PageRank算法应用于互联网，可以作为他们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1997年初，佩奇打造了一个叫“BackRub”的简单的搜索引擎。这个搜索引擎之所以叫“BackRub”是因为它主要处理反向链接。佩奇一直善于精打细算，他把自己的左手平放在扫描仪上，将自己的手纹转化成了一种黑白的图片，而这就是BackRub网站的标志。布林、佩奇和莫特万尼都为这个正在形成的项目贡献了自己的创意。莫特万尼说，不久，他们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项目不仅仅是一个继续他们的学术研究的途径。尽管事先并没有想到，不过当这三个人把自己的排序方法应用于互联网的时候，却出其不意地解决了互联网信息搜索的一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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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PageRank技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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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来没有郑重其事地坐下来，然后说，‘让我们来发明下一个伟大的搜索引擎吧。’他们只是想要解决有趣的问题，又碰巧想到了一些不错的创意，”莫特万尼说，“拉里贡献了一些想法，谢尔盖贡献了一些想法，我也贡献了一些想法，我们都参与了项目的创意。渐渐我们发现自己正在建立一个完整的搜索引擎。”维诺格拉德也同意他们的想法是一天天逐渐发展成熟的，“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想要成立一家公司，不过他们确实想要创造更优越的搜索方式。”
布林、佩奇和莫特万尼一起建立了一个复杂搜索引擎的雏形，供斯坦福大学内部使用。这个搜索引擎以传统的搜索引擎技术为基础，并引入了PageRank算法，因此，用它在互联网中搜索信息，得到的结果在相关性上比以往的引擎要优越得多。其他引擎主要依赖将搜索与句中的词语同网页上的词语进行比对来进行搜索，而PageRank则更进一步，将搜索结果以逻辑形式排序之后再呈现给搜索用户。这是第一次，人们可以迅速地在互联网中进行搜索并迅速地找到有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