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殷墟第11次发掘，在王陵区曾发现几座马坑，坑中埋马多者37匹，少者1匹，都带宠头，有铜饰①。特别是1936年第12次发掘，小屯C区M164墓内发现埋一人一马一犬；其人装备有兽头铜刀、弓形器、链、砺石、玉策等；其马头部有当卢、颔饰等羁饰。石璋如先生曾指出，这种现象“供骑射的成分多，而供驾车用的成分少”，是为“战马猎犬”②。
1950、1976年武官大墓前后二次发掘，南、北墓道内共发现马28匹，也大多有辔饰③。
1959～1961年苗圃北地发现马坑3个，内1个埋一人一马，另2个各埋一马④。
1969～1977年孝民屯东南地一座编号为698的墓内殉有一马。另在白家庄西北地发现的150号墓内，出有带羁饰的马二匹⑤。
1971年后岗一座二墓道大墓的南端，发现祭坑一个，内埋二人二马⑥。
1976年王陵区发掘的110号墓内，埋有二马，头部有辔饰、铜泡，嘴边有铜镳⑦。
1978年王陵区发现马坑40个，有马117匹，多者埋马8匹，少者1匹，不少马带有马镳⑧。
1989年郭家庄西南地发现马坑1个，内埋三人二马，已见上节引述。
另外，在陕西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也曾发现“战马猎犬”现象，在一祭坑内人马大同埋①。
以上考古资料，很难相信如此众多的马都会与马车有什么必然联系，至少那些带有羁饰的马，当初曾经作为单骑或战马役使过。与马同埋的人，有的可能为骑兵，有的可能为一般骑马者，有的可能力贵族僚属或下人，有的可能力养马奴隶。不如说由于当时社会比较普遍崇尚骑马，因此才出现以单骑或战马殉祭的礼俗。
在商代，高级权贵外行有马车代步，而一般贵族成员则往往是骑马代步。甲骨文中有“多马”、“多马卫”、“多马亚”、“马亚”、“马小臣”、“戍马”、“族马”等武职，恐怕属于骑兵中的大小头目，这也多少反映了在一般贵族阶层骑单马以代徒步的习尚。
昔董作宾先生曾据6片甲骨残辞，互补得一则完整史事，全辞云：
癸亥卜，■，贞旬亡祸。王占曰：有祟。五日丁卯，王狩敝，■车马□，■坠在车，禽马亦有坠。②记商王武丁在敝地狩猎中发生的事故。■似为王乘马车的陪乘或驾车者，禽为一起狩猎的武臣，骑的是马，不料两者相■，■摔下马车，禽连人带马翻倒。在此场合，王乘马车，臣正武士骑马随同前后，可见统治者的出行场面，拥拥簇簇，等次序然。
甲骨文中还有一些反映贵族成员骑马外出的史料，如：
丙辰卜，即，贞惟必出于夕，御马。（《合集23602》）
壬辰卜，王，贞令■取马，宁涉。（《合集》20630）必，祖庚祖甲时臣正，武丁卜辞有“小臣必”（《怀特》961），或为同一人而臣于两朝。御字用其本义，即《说文》：“御，使马也。”御马犹言骑马，谓必在夜间骑马外出。后一辞记宁有外涉之行，王命令■为其取马。
商王朝的一般臣正通常以骑马代徒步，各地的普通贵族成员也大致如此。但作为高级权贵却不尽乘马车，兴之所致，亦有骑马之举。如：“王其步，惟鎷”（《合集》36984），鎷字从金，可能形容王所骑的铜色之马，也可能指马的精美羁饰，要之，商王的骑乘，品种色调和马饰无疑显得更高级。由此辞又可得知，甲骨文说的“步”，不一定指徒步，也指骑马，如“令小尹步”（《屯南》601）、“令我史步”（《天理》140）等等，恐怕理解为骑马外出，似更适切些。有些场合言“涉”者，容或指骑单马涉水过河。
（二）商人服象
上古时期中原地区当还有过“服象”之举。晚至西周中叶以前，中原地区尚保存着大片茂密的森林，又有广大的草原沼泽，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约比今高2℃，如亚热带的竹类植物，曾在黄河流域广泛生长，而现在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纬度1°—3°。大约在一、二万年以前，中原地区的年平均温度更比现在高出7°—8℃①。这样的自然气候条件，十分适合象的生存栖息。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不少象化石。殷墟商王邑也曾出有象的亚化石。五期甲骨文中有商王狩猎“获象七”的记录②。西周中叶以后，气候变寒，加上人们的开发活动，造成中原地区生态植被的严重恶化，才迫使象逐渐向南方迁徙。
驯象以供人役使，可能很早就在中原地区出现了。传说“舜葬于苍梧下，象为之耕”（《论衡·书虚》），透露了远古人们对驯化野象进行尝试的讯息。
徐中舒先生曾推测河南古称豫州，乃因产象而得名，并指出甲骨文中的获象记录是土产象，不是从南方引进，象在殷商时代已成为日常服用动物①。甲骨文有一“为”字，从手牵象，罗振玉即据以推测：“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马以前。”②
《吕氏春秋·古乐》有云：“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是记商人把驯化的家象用于对东夷的战争。《韩非子·说林上》谓商末纣王使用“玉杯象著”，有象牙筷之制作。甲骨文有“以象侑祖乙”（《合集》8983），象被用为祭牲。诚如学者所指出的，商代贵族统治者用象祭祀祖先，间或也服用战争，还将象牙象骨制成各种用品，表明当时不但有不少野生象存在，而且还有经过驯化并进行自行繁殖的象存在③。
甲骨文中有一类象是为野生象，如：
丁未卜，象来涉，其呼■射。（《屯南》2539）记野象来水滨觅食徘徊，命令武士射猎。另又有一类是驯养中的象，如：
于癸亥省象，肠日。（《合集》32954）
贞生□月象至。（《合集》4611）
省象，犹它辞言“省牛”、“省黍”、“省舟”、“省右工”④，省为察看、省视之意，所省者，大抵为人能所及而在握中之品类。确定癸亥日天气晴况便于察看象，则该象应是驯养中的象，而非出没无定的野象。言来月象送至，似亦指已驯服的象。
殷墟考古发掘中，屡有象牙象骨制品出土。妇好墓出有夔鋬杯一对，带流虎鋬杯一件，皆用象牙根段制成，极其精致⑤。整象也有出土，1935年第12次殷墟发掘，在王陵区东区M1400号大墓附近，发现象坑一个，长5.2米、宽3.5米、深4.2米，内埋一象一人①，乃祭祀祖王的牺牲。1978年在王陵区西区东南方约80米处，又发现象坑一个，长2.4米、宽1.7米、深1.8米，内埋一象一猪，象体高约1.6米，身长约2米，门牙尚未长出，系一幼象个体，身上还佩带一个铜铃②。前一象的大小不详，但据两坑长度和后一象已知身长的比例推算，前一象的身长似应在4米开外，属于一头处于成熟期的大象。这大小两头象，当均非野象，幼象身系铜铃，决为家象自不待言，而大象的同坑内埋有驯养象的人，显然也表明是经驯化的象。此外，妇好墓中出有圆雕玉象一对，一大一小，作站立状，长鼻上伸，鼻尖卷起，口微张，小眼细眉，大耳下垂，体硕腿粗，尾下垂③。观其形态，憨然可掬，毫无凶猛骇人之感，似属以家象为模特的雕琢品。
殷商时期既有不少被人们驯化或殖养的象，役象或乘象出行自非难事，文献所谓“商人服象”，应该说是可信的。
在利用兽力以再服务于人类生活方面，商代人似还有其他一些尝试。如甲骨文有。一■字（《明》570），像鹿行道中之意。《穆天子传》有谓“驾鹿以游于山下”。民族学材料中有鹿车、鹿拉橇之事。商代如何，现提出以存厥疑。
① 《粹》1543。
② 《三代》14·22·1。
③ 此据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检字索引”统计。
① 《三代》11·18·8。
② 《铁》226·1。
③ 《合集》34095。
④ 《汉书·李寻传》注。
⑤ 见《山海经·海外北经》、《淮南子·地形训》、《列子·汤问》等。
⑥ 《前》2·4·4。
⑦ 《续》3·30·5。
⑧ 《佚》443。
⑨ 《铁》146·2。
⑩ 《乙》8896。《前》2·2·6。《前》7·19·2。《合集》6948。
① 见桂馥：《说文解字义证》。
② 参见贾兰坡：《山顶洞人》，龙门联合书店，1951年。
③ 《前》2·19·1。
④ 分见《三代》12·46·8、《甲》916。
⑤ 《甲》2903。
⑥ 分见《续殷》下31、《合集》39456、35225。
① 《易·系辞下》。
② 《世本·作篇》。
③ 《墨子·非儒下》。
④ 《山海经·海内经》。
⑤ 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5期。劳伯敏：《一支七千年前的船桨》，《光明日报》1981年1月12日。
⑥ 浙江省文管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 2期。
① 王永波：《胶东半岛上发现的古代独木舟》，《考古与文物》1987年5期。
② 闻一多：《天问疏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67、71页。
③ 《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
④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150～152页。
① 《古文苑·汉律赋》注。
② 《合集》21635。
① 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383—385页。
②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本文篇》，1960年，536页。
③ 《合集》11477。
① 见《甲骨文字释林》，283页。
② 《合集》32778。
③ 《合集》33691。
①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284～285页。
②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93～94页。
①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注。
① 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88页。
② 吕思勉：《先秦史》，363页。
③ 《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卷一○六，《车舆部汇考一》。
④ 《孙膑兵法·势备》。
① 见《墨子·非儒下》、《管子·形势篇》、《荀子·解蔽》、《吕氏春秋·君守》、 《世本·作篇》等。
② 《太平御览》卷七七三引。
③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
④ 《北堂书钞》卷十三引。
⑤ 石璋如：《小屯C区的墓葬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 下册，1952年，477页。
① 赵全■：《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44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铸铜基址》，《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
① 郑若葵：《试论商代的午马莽》、《考古》1987年5期。
② 参见张长寿、张孝光：《殷周车制略说》，《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③ 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6期。
④ 孙机：《中国古独■马车的结构》，《文物》1985年8期。
① 石璋如：《小屯殷代的成套兵器》附《殷代的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2本，1950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报告中称之为“管状器”。
③ 《诗·大雅·棫朴》。
④ 《合集》6834。
⑤ 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中译本），374～376页。
①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2期。
② 阜阳地区博物馆：《安徽颍上、赵集发现商代文物》，《文物》1985年10期。
③ 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灵寿县西木佛村出土一批商代文物》，《文物资料丛刊》（5），1981年。
④ 《定州北庄于商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⑤ 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4期。
① 陶正刚：《灵石县旌介村商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95～96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化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11期。
② 陶正刚：《石楼式商代青铜器概述》，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89年。
③ 段绍嘉：《介绍陕西省博物馆的几件青铜器》，《文物》1963年3期。
④ 左忠诚：《渭南县南堡村发现三件商代铜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
⑤ 吕智荣：《试论李家崖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9年4期。
⑥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6期。
⑦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市文化局、文管处：《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5期。
①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肯博物馆：《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年，图版七九～八四。
②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5期。
③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进中的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169页。
④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长清出土的育铜器》，《文物》1964年4期。
⑤ 考古所山东队：《腺县前掌大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同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175～177页。胡秉华：《腾州市前掌大商代遗址》，《中国 文物报》1989年3月10日。
⑥ 山东省昌潍地区文物管理处：《胶县西庵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77年4 期。
① 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5），1981年。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西南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88年10期。
② 《周礼正义》卷八六，车人条引。
① 别详拙作：《甲骨文牵字说》，《甲骨文与殷商史》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 《汉书·酷吏列传》，颜师古注：“品，率也。”
① 《粹》597。又1989年小屯村中出土一骨，与此同文[见刘一曼：《安阳小屯殷代刻辞甲骨》，《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248页] 。
② 《录遗》266。
③ 孙机：《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文物》1985年8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1期。
① 杨锡璋：《安阳殷墟一般保护区墓葬与车马坑》，《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245～246页。
② 《世本·作篇》。
③ 《日知录》卷二九。
④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170页。
⑤ 吕思勉：《先秦史》，364页。
① 《公羊传·隐公元年》云：“车马曰赗。”
② 《合集》36481。
① 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82页。
②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2册，1947年，24页。
③ 郭宝钧：《一九五○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5册，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武官大墓南墓道的发掘》，《考古》1977年1期。
④ 《殷墟发掘报告（1959 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26～27、288页。
⑤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⑥ 《1971年后岗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3期。
⑦ 《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1期。
⑧ 《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12期。
① 《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6期。
② 参见前引石璋如文。此据《合集》11446～11449等片稍有补正。
① 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
② 《合集》37365。
① 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1 分，1930年。
②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东方学会石印本.1927年，60页下。
③ 王字信、杨宝成：《殷墟象坑和“殷人服象”的再探讨》，《甲骨探史录》，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④ 分见《英国》459、《合集》9612、《怀特》1456、《合集》28971。
⑤ 《殷虚妇好墓》，215～218页。
① 见胡厚宣：《殷墟发掘》，89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12期。
③ 《殷虚妇好墓》，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