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鲜明对比的是，商代贵族统治者之间，崇尚饮酒始终贯穿有商一代，反映到贵族葬制，其随葬礼器从最初时期起，就是“重酒的组合”。曾有学者综合郑州商城、辉县、温县、殷墟等地商中心统治区内77座不同时期贵族墓出土青铜礼器，进行总体考察，得出以酒器觚、爵为核心的组合方式，在商代前期即已产生，一直保持到商末。郑州和辉县二里冈期墓葬，随葬觚、爵的套数有一套至数套之别，还必配其他器类，以配鼎、斝组合为常见。郑州商城个别贵族墓还有以象牙觚替代铜觚者。殷墟各期墓葬，铜礼器种类增多，然觚、爵仍为组合核心，在武丁统治前后，有一墓出40～50套者；此后器类搭配更趋繁化，形成酒器加炊器、食器、盛器、水器和礼乐器的完善组合形式②。
有学者认为，食器鼎、簋与酒器觚、爵搭配组合的固定形式，是殷墟三期才出现，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以至鼎、簋组合单独存在的过程③。后又有学者据殷墟二期小屯M18和司空80M539等墓出土材料提出新论，指出这是武丁主政期间铜器组合出现的新变化，早先的觚、爵配鼎、斝，向觚爵配鼎、簋进行转化，就是武丁对商代礼制的新发展①。然以考古发现论，盒被引进礼器行列可早到商代前期，始起于南方，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咀M2墓，出四鼎一簋，配四爵一觚三斝等青铜礼器，（图30）墓葬年代相当中原二里岗期②。江西新干大洋洲新近发现的大型商墓，出青铜礼器50余件，有鼎、簋搭配卣、甗、鬲、罍、瓿、壶、豆、带把觚等器物者，其组合没有中原常见的爵、觚、斝等酒器，具有江南地方特色，墓葬年代为吴城文化二期，相当中原殷商时期③。这表明，以“重食”为内涵的鼎、簋组合，在商代主要流行于长江中游地区，是南方商代文化的一大特色，武丁时期有可能直接从南方吸收这种文化因素，促进本身礼制的深层变化。《诗·商颂·殷武》述武丁史迹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衷荆之旅，有截其阻。”旧注谓：“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武丁）挞然用武以伐其国，入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④武丁时期与南方地区交通的畅通，为其饮食文化相向反馈提供了条件。
邹衡先生最早注意到“商礼”以酒器觚、爵数目区分贵族身分，不同于西周中期形成的以食器鼎、簋作为区分贵族身分重要标志的“周礼”。他以盘龙城李家咀M2商代前期墓为例，指出凡酒器大都置于椁内，炊食器都放在谆外，椁内近棺，椁外远棺，其与墓主人显然存在亲近与疏远的关系，故早商礼器已经是重酒器而轻炊食器的组合⑤。
这一以“重酒”为特色的礼制，至晚商时期仍一而贯之。如殷墟妇好墓，共出青铜容器210件，酒器数量约占74％，以53件觚、40件爵和12件斝为其大宗，单单在墓室北椁内就集中规整放了10多件觚①。山西灵石旌介Ml晚商墓，出青铜礼器23件，内10爵4觚1斝均放在谆内近墓主人头部，食器鼎、簋等则另置在足部。旌介M2晚商墓，出礼器18件，内10爵4觚及鼎、簋一套，均置于墓主人正前方，并以酒器占绝大多数②。河南罗山天湖M1晚商墓，出五套觚、爵，大部分放在椁内头厢部位。另一M6墓，出两套觚、爵，集中置于椁内北端，与三件鼎分开放③。以上现象表明，自商代前期大开的“重酒”之风，一直流行于商代各地大小贵族阶层之间，愈演愈盛，以酒器数表示人的身分地位，正是建立在这种普遍的社会饮食偏好的根抵之上的。文献说商代人“庶群自酒，腥闻在上”，一点也不过总之，肇自夏末的“重酒”风习，在有商一代已深深掺入了“明贵贱，辨等列”的“礼”的时代内涵，在酒进入一般平民生活的另一面，酒器的质量和数量也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④的重要礼制规范，其发展的极端，也必然导致统治者的酒醉沉湎而为政荒怠，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降临，当然也就不可避免。
（三）商代青铜酒礼器的等列现象
商代礼制有以青铜酒器觚、爵套数，辨大小贵族身分地位，序社会政治秩序，学界多有阐述。据新近统计，各地墓葬随葬青铜觚、爵套数，大体分为50余套、10、6、5、4、3、2、1套等八大等列，现择其87例列表于下，以分析这一“器中藏礼”的等级制内涵①。
商代王墓均遭盗掘，故未统计入表。
上表序号1妇好墓出觚53件，爵40件而配■12件、象牙杯3只，则两数约略同，可视为50余套。墓中青铜容器总数210件，殉16人，礼仪规格极高。据甲骨文所记，妇好生前为商王武丁之妃，极受宠，曾一度出入征战，握有重兵，兼为王室重要将领①。在众多的随葬礼器中，有一件重达138.2公斤的青铜三联甗，由一件长方形六足甗架和三口大甑合成。据实验，三甑若同时正放，则甑耳会互相碰撞，故使用时，或将中间一甑正放甗上，左右两甑侧放，或三甑同时侧放②。这件巨型炊蒸器铸有“妇好”铭文，宛如一座多眼烧灶，可灵活搬动③。这些特征表明，可能直接用于大型宴飨场合，将已煮熟的三种食物在烝上同时温而食之，颇类今之“火锅”进食法。另有一件带“好”字铭的汽柱甑形器，重4.7公斤，汽柱中空镂孔，直透器底中心，上作花开形，据说用时腹腔盛食物，置于鬲上，利用上腾蒸汽蒸而熟之④。不难想见商王室最上层权贵围器宴飨的盛大场面，及妇好生前酒食醉饱的荣华富贵生活。看来晚商王妃最高礼遇，可以享至50余套觚、爵这一等级。
序号2—4三墓出10套觚、爵，有10觚10角（相当10爵）和4觚10爵之别，殉人4至1人不等，墓室面积中等，大大低于王妃墓。出10觚10角墓见于殷墟王邑，同出戈、矛、钺、大刀等220件器物，铜镞90Q多枚，青铜武器占极大比重，附近又发现车马坑两座，可见墓主是位政治地位相当高的军事统帅，是王朝的高级权贵。出4觚10爵的两墓见于山西灵石旌介，分属晚商两个不同时期，均出有不少兵器，以及一种长20多厘米的管状手持礼器“策”，用来显示身分；墓主似属方国君主，且享有的总礼器数一代胜过一代。
序号5—7三墓分别为6觚4爵、6觚1爵、4觚6爵，因发掘资料欠缺，难作分析，然滕县井亭一墓出青铜容器有16件之多，则这一级别的墓主，要亦属王朝或地方上层贵显人物。
序号8—11四墓分别出五套觚、爵或3觚5爵。自商代前期至商末，自王邑及地方均见。在王邑者，其墓面积中型，规模逊于地方，然有5人殉葬，随葬青铜容器总数超出地方，所举小屯Ml8墓，器铭有“子渔”、“侯围”，亦见于甲骨文。子渔为商王武丁之子，常主持王室的重大祭祖，受有封地①。甲骨文有“呼围”，“王令围”，系人名，侯围可能是其封侯胙土之称②。墓主不管为谁，大体应是王室所出重要贵戚人物。在地方者，这一级别的墓主，随葬青铜容器大致在20件左右。盘龙城李家咀M1无兵器随葬；罗山天湖M1出8戈36镞；长清兴复河一墓出6戈46镞及车马器；均不见锁的青铜礼仪之器，这类墓主与商王朝关系相对要疏远些，大体是各地土著族落头目或方国的高级官员之序号12—16五墓，或出四觚，或出四爵，配其他酒器，大致可划归四套等列，随葬青铜容器总数一般为10至20件上下，墓主生前大都握有兵权。如定州北庄子M5，人殉2个，同出7戈2矛6链，铜策1。又如盘龙城李家咀M2，人殉3个，还出5戈7刀2矛1斨等。石楼二郎坡一墓出有戈刀斧所各一。后两墓均发现青铜礼钺两秉，可见这一级别的墓主，既是当地强族的高级军事将领，似又与商王朝保持有较密切的政治关系，充当着王朝与各地族落方国政治、军事权衡关系中的中介角色，有的甚至可能成为商王朝在其地的重要代理人。至于序号13殷王陵南墓道的陪葬者，享用3觚4爵1斝，则生前身分必非一般，有可能是与商王关系较密的高级近侍卫士。
序号17—24共八墓，属三套觚爵等列，均为晚商墓葬，墓室中型偏小，有殉人者四墓，用6至3人不等，平均随葬青铜容器15件左右，但在殷墟王邑者，数量都高于外地，而墓室规模却略低于地方。这种差别应有政区所在位置和经济优势方面的原因，大凡说来，离殷都愈远，墓室面积愈大，礼器数则减，呈反比。据序号21罗山天湖M28墓同出3戈，与上述出8戈的罗山天湖Ml高级权贵墓同属一期，但显然等级要低些。可知这一等列的墓主，属于中等权贵。在王邑的这批中等贵族统治者，殉人早期多而晚期少，大概反映了一种社会演进趋势。
出二套觚爵的墓相当多，序号25—52共列举28座，自商代前期至商末各地均有发现，墓室面积10余至数平方米不等。有殉人者14座，最多的用8人，少的用1人，但大多数墓不见人殉。
随葬青铜容器，最多的13件，最少的4件。应注意的是，这一等列的墓，属商代前期者面积均有限，不过是3到5平方米上下的小型墓，殉人用1人；至晚商早期阶段，墓室面积稍大，有上升为8平米左右的中型偏下墓者，殉人数有增至3—8人者；以后这些方面又呈下降趋势。凡商王邑之外的墓，面积有过10平米者。
种种迹象表明，这批墓主生前应是一般性贵族成员，组成成分比较复杂，政治身分有所不一，社会经济地位也参差不齐，属于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不少墓或多或少出有刀、戈之类的兵器，有的墓主生前可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等武官，有的可能是一般贵族子弟，战时则义不容辞要加入战士行列，但也有的似为地方性弱小土著族的首酋。
商代更有为数众多的随葬一套觚爵的小型墓，面积大的不过7平米上下，小的不及1平方米，序号53—87共列举35座。仅10座有人殉现象，用人1至2人。随葬青铜容器，最多的为8件，见于殷墟王邑。多数为2—4件。明显比上一类墓低一个等列。这类墓在商代前期未见殉人现象，随葬器物也偏少，至晚期稍早阶段殉人例有增，随葬器物略有加，以后殉人现象又减少，但随葬器物一如此前。另外不少墓单出或同出兵器或生产工具镰、锛、纺轮之类。墓主生前应属末流贵族或中上层平民，有的可能为下层官员或战士。他们中多数人在平时要参加生产劳动，战时要服兵役，代表着自由平民中的主体成分。其所在家族或族氏，早期的经济实力有限，晚期有所上升。其中容或有人因战功等原因，社会地位和政治身分可能有升迁。如序号67殷墟西区M692，葬具有棺有椁，铜器虽仅两件，却同出青铜戈9件，又以2人3狗相殉，墓主至少应是位下级武官。再如序号68一墓，也有棺椁，以1女孩5狗相殉，同出铜戈13件，玉戈、石戈各1件，随葬铜器，在一套觚、爵上有铭“象”字，鼎铭为“执象”。“象”可能是墓主私名，“执”为家族或族氏名，殆以分支家族之长又兼为王朝下级武官中之佼者。序号87定州北庄子M80，一棺一椁，以4狗相殉，同出5戈8镞，弓形器、锛、斧、凿、骨刀各一，可注意者，还加入1木觚和1铜策，似表明墓主生前政治地位已向上一等列靠近。
要而述之，建立在“重酒”社会风习基础上的商代酒器觚、爵的礼器名物配使，笼罩着深刻的政治色彩，是以一种金字塔结构式的等级制为其重要表征。自商王之下，使用者所能享有的觚、爵套数，至少可分为八大等列：其一是王室最上层权贵和受宠王妃，能享至50套以上者；其二是殷商王朝的高级权贵或军事统帅，以及各地方国君主，能享10套之多；这两个等列，大体代表着金字塔结构的最顶端。其三是6套的使用者，身分可能为王朝或地方的上层贵显。其四是5套使用者，基本属于商王朝受有封地的贵戚，或族落方国的高级官员。其五是四套使用者，有商王高级近侍卫士，以及地方强族或方国的高级军事将领，后者或因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其政治身分和权力甚至有超逾社会地位显尊的第三、四等列的人。这三个等列代表着金字塔结构的次顶层。其六是中等权贵，一般享至3套，王邑与各地基本一致。其七是为数较多的2套享用者，属于一般贵族之列，有的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等武官，有的是一般贵族子弟，有的是地方弱小土著族的首酋。这批人大致处于金字塔结构的中间层。其八是众多的一套使用者，大致属于末流贵族或中上层自由平民，代表着金字塔式等级制的庞大下层，其中有的人身分为下级武官或战士，有的为支族之长，有的是人身比较自由的生产劳动者。当然这一等级制结构的金字塔，其基座是广大下层平民，包括奴隶，青铜酒器与他们无缘，至多能使用几件陶酒器，见上节所论，不赘述。《大盂鼎》说的“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正间接揭示了商代等级制的酒食礼俗。
① 《太平御览》卷833引《周书》。
② 同上引《吕氏春秋》。
③ 《考工记》。
④ 《吕子校补》。
⑤ 《我国一万年前陶器残片出土》，《新民晚报》1990年11月1日。又《读者参考丛书》，学林出版社，1991年，115页。又《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11期。
⑥ 《石灰岩地区14C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和仙人洞遗址的年代问题》，《第一次全国14C学术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4年，98页。
⑦ 参见陈旭：《中原古代陶器初探》，《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又赵清：《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炊器之演变》，《中原文物》1988年1 期。
① 《宝鸡市福临堡遗址1984年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6期。
② 《青台仰韶文化遗址1981年上半年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7年1期。
③ 安家瑗，《擂钵小议》，《考古》1986年4期。叶文宽：《擂钵源流考》，《考古》1989年5期。
④ 参见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203、207～208、217 ～220页。
① 《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22～23、38、80、128页。
② 参见严文明：《夏代的东方》，《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174页。又参见，《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204～236页。
③ 参见《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7年，61～67页。
① 林向：《殷墟卜辞中的“蜀”——成都平原商代遗存初析》，《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1989年。
② 《江西新干发现大型商墓》，《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15日。
③ 参见《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④ 参见彭邦炯：《商史探微》，重庆出版社，1988年，250页。
⑤ 《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1期。
⑥ 参见上注④。又《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1期。又参见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448～451页。
①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213、216页。
② 《前》6·45·8。
③ 《京津》2120。
④ 《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
⑤ 《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学报》1982年2期。
⑥ 同上注①，205～206、213页。
⑦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111页。
⑧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213页。
①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56页。
② 《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8期。
③ 《殷墟发掘一商代贵族墓》，《中国文物报》1991年1月20日。
④ 佟屏亚：《梅史漫话》，《农业考古》1983年2期。
⑤ 《乙》2762。
⑥ 《仪礼·特牲馈食礼》。
①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5期。
②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文物出版社，1979年，图版八八，图版说明13～14页。
① 毛燮均、颜訚：《安阳辉县殷代人牙的研究报告》（续），《安阳殷墟头骨研 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130页。
② 张亚初：《记陕西长安沣西新发现的两件铜鼎》，《考古》1983年3期。
③ 《佚》895。
① 《摭续》183、《怀特》1402。
② 《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4期。
③ 《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1期。
④ 《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
⑤ 《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5期；《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2期。
⑥ 《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28、48、98、145页，又图版四、一五、二六、六一。
⑦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
⑧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135页，又图版八九：1。
① 《延川出土商代铜器》，《中国文物报》1991年8月24日。
② 《陕西绥德墕头村发现一批窖藏商代铜器》，《文物》1975年2期。《清涧县又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3年3期。《石楼后蓝家沟发现商代青铜器简报》、《文物》1962年4、5期合刊。《山西石楼义牒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72年4期。《山东石楼褚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8期。
③ 《山东平阴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2期。
④ 《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25页，又图版拾贰：图16乙。
① 《殷墟妇好墓》，104、150、206、207页，又图版六八：3，一二七：1，一七九：1。
② 连劭名：《汝丁尊铭文补释》，《文物》1986年7期。王慎行：《瓒之形制与称名考》，《考古与文物》1986年3期。
③ 《佚存》，唐兰序，3页下。又陈邦怀：《记商小臣■玉》，《天律社会科学》1984年2期。
④ 陈贤芳：《父癸尊与子尊》，《文物》1986年1期。
① 李学勤：《沣西发现的乙卯尊及其意义》，《文物》1986年7期。
② 燕耘：《商代卜辞中的冶铸史料》，《考古》1973年5期。
③ 《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1981年第1集。
④ 《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
⑤ 《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附册，图一六。
⑥ 《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1947年。
⑦ 《山东长清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64年4期。
⑧ 《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文物》1960年7期。
⑨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① 《山西石楼新征集到的几件商代青铜器》，《文物》1976年2期。《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8朋。
② 《陕西绥德发现和收藏的商代青铜器》，《考古学集刊》1982年第2集。
③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243页，又图版六三：13。
④ 《殷墟妇好墓》，89～91页，图版五九、六○。
⑤ 《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3期。
① 石璋如：《殷虚墓葬之四：乙区基址下下的墓葬》，台北，1976年，52～68页。
② 《甘肃武威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图版四：6。
③ 知子：《中国古代餐叉考索》，《中国烹饪》1986年1期。又王仁湘：《中国古代进食具匕箸叉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3期。
④ 《郑州第五文物区第一小区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5期。
⑤ 参见陶文台：《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88页。
⑥ 梁思永：《国立中央研究院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展览会出品目录》，见《国内学术界消息（二十五年一月至六月）》转载，《燕京学报》21期，1937年，289页。
①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22、25页。
② 《安徽贵池发现东周青铜器》，《文物》1980年8期。
③ 《随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7期。
① 参见王仁湘：《中国古代进食具匕箸叉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3期。
② 《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
③ 参见拙作《论古代甲骨占卜的“三卜”制》，《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1989年。
① 《左传·成公二年》。
① 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6期。
② 参见田昌五：《先夏文化探索》，《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
④ 参见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3期。
① 《太平御览》卷九八○引。
② 此表资料来源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4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5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3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1期；《偃师二里头遗址1980—1981年111区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7期；《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12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4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考古》1991年12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4期。
① 王国维：《说■》，《观堂集林》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152页。
② 张亚初：《对商周青铜■的综合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
① 《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147页。
① 《诗·商颂·烈祖》。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7—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① 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2期。
②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1），1977年。
①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161～166页。
② 杨锡璋、杨宝成：《殷代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合》，《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79～100页。
③ 宋建：《关于西周时期的用鼎问题》，《考古与文物》1983年1 期。
① 见前揭杨锡璋、杨宝成文。
② 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1974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2期。
③ 《江西新干发现大型商墓》，《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15日。又《江西新干 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④ 朱熹集注：《诗集传》卷二十。
⑤ 《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88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11～12、31～33页。
②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几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11期。
③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2期。
④ 《左传·隐公十一年》。
① 表内分期栏数字，为殷墟考古文化分期，一期约当盘庚至武丁前期，二期武丁至祖甲前后，三期廪辛至文丁时，四期帝乙帝辛时。礼器总数仅统计青铜容器（包括铅器）。资料出处，先记篇名（或书名），再列刊物期号。
① 参见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考古学报》1977年2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443～444页。
③ ④参见陈志达：《妇好墓三种罕见的殷代青铜炊蒸器》，《文物》1981年9期。
① 参见王宇信：《试论子渔其人》，《考古与文物》1982年4期。
② 参见周水珍：《殷代“韦”字铭文铜器》，《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