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服饰品类的两分
（一）夏代服饰品类
服饰品类是就服饰及其饰品材料而言，涉及其来源的难易。质地的贵贱，制作的精粗，形制的新旧，种类的多寡，组合的繁简，品第的高低，以及穿戴佩挂者身分地位的尊卑和所服之意义。
这种服饰品类的两分现象，是随着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加剧而出现，并逐渐制度化。早在夏代立国之前，这种现象当已存在。《尧典》有“舜修五礼，五玉三帛”之说。《盐铁论·散不足》有谓：“及虞夏之后，盖表布内丝，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锦尚褧。”若从历史宏观发展场景论，多少对服饰形态两分的演进趋势是有所揭示的，将其加剧的分水岭定到夏代以前，也是附合事实，可以成立的。
藉服饰品类以序等级尊卑，在夏代进一步深化。文献中有不少这方面的传闻。《说苑》称禹“土阶三等，衣裳细布。”《史记·五帝本纪》言：“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山海经·海外西经》谓夏后启“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引《夏书》称夏代“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以车马及服饰品类示有功者的尊贵宠荣。
服饰品类的两分现象，在考古发掘中并不鲜见。晋南襄汾陶寺遗址，据碳素年代测定数据，上限约当公元前25世纪，下限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前后延续约500多年，中晚期已进入夏代纪年范围①。发现的1000多座墓葬，绝大多数为小型墓，无随葬品。
相反，约占总墓数13％的大、中型墓，随葬品十分丰厚，墓主骨架有衣装和饰品遗存。一座编号为1650号的中型墓，男性墓主仰身直体，平置于厚约1 厘米的网状麻类编织物上，周身裹以平纹织物，上体白色，下体灰色，足部橙黄色，织物外遍撤朱砂，骨架上又覆盖麻类编织物，反复折迭成10～12层，直到棺口盖板，棺盖上又覆麻类编织物一层。可见墓主衣服之众多与华贵鲜然，“服其服”而显示其生前身分之显尊。
陶寺遗址的一些大、中型墓，墓主的人体饰品种类均相当高级，有的头佩玉梳、石梳，有的臂戴精工镶嵌绿松石和蚌片的饰物，有的佩带玉臂环或玉琮，腹部挂置玉瑗、玉銊等。有一座202号墓，墓主颈部戴着项链数圈，共用了1164枚细工制成的骨环。显而易见，当时统治阶级权贵人士的服饰饰品，论其质地、做工、形制组合，是一般族众或奴隶绝难奢望的，其反映的品第大概也有内在的等次之序，可能容或有表示权力大小的细微区分。
服饰品类的等次之分，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也有其揭示。1980年发现的一座4号墓，虽曾遭盗掘，仍出有200余件绿松石管和绿松石片的饰品①，墓主身分当为高级贵族。1981年发掘的一座出有漆鼓的4号高级权贵墓，墓主颈部佩戴2件精工磨制的绿松石管串饰，胸前有一件镶嵌绿松石片的精致铜兽面牌饰，背面粘附着麻布纹②，可能原先是衣服上的华饰，又起有表示显赫身分的象征。
中等贵族的服饰没有兽面铜牌饰的饰品，但一般较注重于颈胸部的装饰。1981年发掘的一座贵族墓，出有一串87枚绿松石穿珠项链。
1984年在一座随葬铜爵等物的6号墓内，也发现过这类项链，绿松石串珠达150枚①。
但一般贵族，其持有的人体装饰品就大为逊色了。如1981年发现的一座漆棺3号小型墓，仅在墓主头部有一件用于束发的骨笄。至于大量的平民墓，则难得有饰品出土。
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的56座墓葬，绝大多数无饰品，而少数出饰品的墓葬，可见到以下几类现象，一类饰品为镶嵌绿松石片的兽面铜牌饰，一类饰品是绿松石串成的项链，一类是绿松石与陶珠相兼的项链，一类是陶珠项链，一类是贝壳串饰②。表明在乎民之上，贵族成员的身分地位不同，服饰品类确有其分的。
（二）商代服饰品类
商代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远逾夏代，大大助长了贵族服饰的奢靡之风，服饰的礼仪制度也相应承前代而继往开来，得到深层次的确立。《帝诰》称商汤居毫，“施章乃服明上下”，“未命为士者，不得朱轩、骈马、衣文绣。”《逸周书·周月解》言“其在商汤，……变服殊号。”《商颂·长发》：“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言汤赐下国之主冠冕串饰。《史记·殷本纪》谓汤“易服色，上白。”《逸周书·世俘解》记商王帝辛临亡之前，犹“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从衣着的质地、款式、色彩，乃至佩戴饰品，无不构成商代等级制服饰的基本要素。
就殷墟王邑的考古发现言，当时政治身分和社会地位不同者，所享服饰品类的质和量，差别极为显著。
以代表王妃一级的妇好墓为例③，出土的玉类装饰品多达426件，品种相当复杂，有用作佩带或镶嵌的饰品，有用作头饰的笄，（图45 ：1）有镯类的臂腕饰品，有衣服上的坠饰，有珠管项链，还有圆箍形饰和杂饰等等。饰品的造型有龙、虎、熊，象、马、牛、羊、犬、猴、兔、凤、鹤、鹰、鸱鸮、鹦鹉、鸟、鸽、鸬鹚、燕、鹅、怪禽、鱼、蛙、鳖、蝉、螳螂和龟等27种，走兽飞禽虫鱼，陆上空中水生动物均俱，精美至极。玉料有青玉、白玉、籽玉、青白玉、墨玉、黄玉、糖玉等。自原始时期玉雕动物形象的人体装饰品之出，至此可谓臻入一集大成而又呈全新面貌的繁华境地。另外还有琮、圭、璧、环、瑗、璜、玦等175件礼仪性质的玉饰品，47件绿晶、玛瑙、绿松石、孔雀石等宝石类饰品，499件骨笄，以及数十件骨雕和蚌饰。还应注意者，有28件玉笄集中出自棺内北端，疑原先是插在华冠上的饰品。墓中又出铜镜4面，（图46）玉梳2秉，用于净耳的玉耳勺2件，（前图45：4）可见墓主生前是极注重梳妆打扮的。
代表商代王室上层贵显一级的服饰品类，可以1977年小屯北地发现的18号属5套觚爵等等的墓为例①，墓主头上有排列齐整、相互叠压的骨笄25件，玉笄2件，呈椭圆形，原先是插在一高冠上的饰品，玉笄一件插在中部，一件插在右侧。冠上笄数稍少于妇好之冠，彼以玉笄为主，此则以骨笄为主，当为级别之异。墓主头部还满布细小绿松石片饰，不知是否为冠上镶嵌物。墓主左手边有圆箍形玉饰，右腰侧有玉戚、柄形饰等。还出有玉耳勺一件，也少于妇好墓。
代表中等权贵一级的有1984年殷墟戚家庄269号墓，为3套觚爵等列墓②。出有大型丝织彩绘帷帐，织物经纬细密，绘有兽面纹图案，镶以小圆骨泡纹，图案红色施底，间敷黄黑色。帷帐原盖在椁顶和二层台上。墓主耳部佩玉玦，颈胸部有骨管、玉虎、玉璜、玉螳螂和柄形饰，较偏重于上体装饰。
代表一般贵族的服饰品类，可参见以下几座2套觚爵等列墓的考古发现。殷墟西区M222，椁顶和二层台上也满铺了彩绘画幔①。1959年大司空村发掘的101号墓，出有较粗的麻布花土，白黄色相间，上用黑色线条绘以兽面花纹②。1986年同地发掘的25号墓，出有铜镜一面，装饰品有玉环2、柄形饰2、玉管1、玉璜1、怪形玉饰1。另在所出铜戈上发现附有红黑色相间彩绘织物印痕③。大体直接或间接揭示了这一社会阶层的衣着状况和人体饰品。
殷墟西区M1052一座出一套铅觚爵的墓葬发现材料，有助于了解当时末流贵族或上层平民的服饰状况。人架上有数层彩绘布，厚3～4毫米，上绘蝉形图案，以红色为底，黑线勾勒，填以白黄色。其色调同于上一类墓中织物，唯彼为兽面花纹，两者有差别，可能表示了品第高低的意义。
商代还有大量中层以下平民墓葬，一般有棺，或随葬陶器数件，有的人架附有质粗色单的织物痕，有装饰品者也无非是质地低贱的水产生物介壳之类。如殷墟苗圃北地PNM56，人架头顶有黑色织物痕；PNM103人架腰部亦有织物痕，又有蛤蜊壳2个④。殷墟西区M450，出有穿孔螺1872个⑤，实称得上这一社会阶层中服饰之姣者了。殷墟一般居址常见的是骨笄、蚌、牙饰品⑥。
安阳后冈59AHGH10人祭坑所见，对于了解商末宏观社会服饰状况颇具意义。坑内凡73个个体，分埋三层，中、壮、青年男女及儿童均有，部分人架上发现附有平纹丝织物及粗麻布。有10人头上施骨笄，男女均见，插笄法不一，有的自前向后插于头顶，有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或自右而左插于脑后，也有的自下而上插于右耳上方，表明了不同的束发施笄形式。从人体装饰品看，一成年男性佩带一串由玉珠、玛瑙珠和蚌片串成的项链，足端有穿孔花骨饰物一件。另一青年男性头下有贝两串，每串10枚。还有一人左腕戴贝45枚一串，颈胸部垂挂贝两串，分别为40和35枚。有一青年右臂佩一玉璜，右腕有一玉鱼。一位儿童的颈部戴有玉珠、玉鱼各一①。疑这是一支弱小族氏或父系大家族组织，其成员的辈份年龄或族内身分不同，在服饰上也有若干差别。
商代各地遗址所见，服饰品类的等级之分亦甚显明，且各具地方特色。
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在112座墓葬中，出人体装饰品的仅有18座，占16.07％。其中112号墓的墓底有黑红色污泥状衣衾残迹，随葬铜觚上附粘着丝织物痕。墓主身侧及腰间饰物有铜泡12、玉璇玑1、玉佩饰1。一座79号的一套觚爵等列墓，墓主腹部有644枚骨串饰及一个铜钮扣。
但有一现象应注意，台西遗址往往是凡墓中有殉葬人为女性者，墓主所饰一般均远逊于殉葬人；凡殉葬人为男性，一般均无佩戴饰物，而墓主饰物则丰。如14号墓，殉葬的青年女子头插骨笄，胸前有蛤壳饰物，男性墓主无所饰物，只持有兵器和铜礼器。
102号墓殉葬人胸前有骨串饰23枚，头顶骨等一丛19枚，男性墓主仅玉笄1枚。85号墓男性墓主颈部有玉石嵌饰和柄形玉饰，胸侧有圭形石饰，右手边有人面形玉饰，而男性殉葬人毫无饰品。另外不少出一套觚爵的墓葬，有兵器而无装饰品②。由此看来，本地贵族武士重兵不重打扮，其妻妾好事修饰。这颇类似于《礼记·少仪》讲的“君子之衣服，服剑乘马”之风气。
商代北方及西北方的族落方国贵族好以金饰品为人体美饰。北京平谷刘家河一商代中期墓葬，出有金笄、金耳环及金臂钏一对，（图45）另又有铜人面饰、铜蟾蜍和蛙形铜泡，玉石饰品有璜、绿松石串珠等①。河北卢龙县东闬各庄一商代晚期墓葬也出有一对金臂钏，形制与上一对全同，圆环形，缺口作扁平扇面状，唯直径稍小②。
商代西北地区的贵族中还流行一种金珥饰，作圆弧片状，一端作螺旋形，另一端作窄长丝状，有的上穿一绿松石珠子，一般出于人头骨两侧，常以偶数出现。如陕西清涧解沟寺墕一墓出有6件③，与之隔黄河相望的晋西永和下辛角一墓出有一对④。与永和相邻的石楼县后兰家沟、桃花庄和洪洞县上村商代墓中，都曾出过这种金珥饰⑤，前一墓还有玉壁、璜等佩饰；中一墓的墓主头部又发现一带状金饰片。在晋北保德林遮峪发现的一座商代墓，墓主胸前有两件金弓形饰，又有一种由6根金丝纽成的波形饰品，其颈胸部又有珠管串饰，共18枚，用琥珀、绿松石、玉、骨等材料制成。还有石琮两件，似为腕饰⑥。可见商代西北地区的服饰品类，与商代北方地区有若干类似点，也有不同点，其金饰品主要装饰于人体的头部、耳部或颈胸部位，工艺造型奇特，尚未见有用于手饰或臂饰者。
不过，商代西北地区方国权贵的服饰品类，与商都王室贵显所服，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汾河东灵石旌介两座10爵4觚等列的方国君主墓，一座出有玉佩饰品鸟、鱼、璜、管等，另一座内玉佩饰品有鹿、兔、虎、蝉、蚕、鸟、燕、壁，以及骨雕蝉形饰等。
这些造型的人体装饰品，均为殷墟王邑所常见。唯服饰的等级之别，在商代方国贵族阶层中也俨然存在。灵石旌介另一座3爵1觚等列贵族墓内，饰品不是玉类，而是蚌怖为主，约40余片，有圆形、长条形、曲尺形、璜形等，个别蚌饰边缘涂红色线条，有的刻有沟槽，显然服饰品类不及上两墓。
商代东部地区服饰品类，与商王邑所见，一致性最为明显。如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座四墓道的方国君主墓，人体装饰品材料有玉、石、骨料等，颈饰中有一组玉石管串饰15件，另又有玉鱼、玉琮、玉玦、绿松石饰、圆形骨饰等，还有用于净耳的骨耳勺①。这些在殷墟妇好墓均有所见，唯质地制作更趋上乘，如一组17件玉石管串饰，色泽黄、绿、白并俱，表面均抛光，极美观；耳勺亦有，共两件，为玉制，也比上述骨耳勺高级②，这又表明，东部和中原王朝的高级权贵人士中皆有净耳的尚好。
长江中游商代南方地区方国高级权贵的服饰品类，既有土著风格，又有吸收自多方的因素。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的一座大型商代墓，出玉饰品达1072件，玉料有新疆和田玉、陕西蓝田洛翡玉、辽宁岫玉、河南密玉及南阳独山玉、浙江青田玉，还有产于本地区湖北郧县竹山的绿松石等③。其中玉璜的胸饰、笄形坠饰、玉饰腰带等，在史前时期主要流行于长江下游东南地区；项链自史前至夏商一直盛行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而为本地所鲜见，但此墓却出有一串，由16件独山玉饰品串成。表明了服饰的种种外来成分。不过许多环形类饰品，如手镯、环、壁、琮等，恐怕基本承自本地史前人体装饰品的主流而更趋华贵化，有2件高纯度水晶套圈，大小相叠，形制相同，实为罕见，值得注意者，有一件玛瑙蹲居侧身人形饰品，出土于项链顶端右侧，与殷墟妇好墓所见几件浮雕人形玉饰极为相似，两者均有帽冠，身上似穿华服，带臂环，所不同的是此件冠后附有链环，还带腕环两个，衣纹为羽翼，颇类《山海经·海外南经》说的：“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此当本之实际服饰形态的升华，说明商代南方地区贵族的服饰，在维持和发扬地方风格的同时，又充分吸收了各方的因素，还特别受有来自中原王朝的政治影响。
总之，夏商服饰品类，无论在中原地区，抑或在各地诸侯方国领域，均深蕴着等级制的“礼”内容，围绕着各自所由来已久的服饰群体性不断组合分化，形成各自不同的服饰层次。基于礼制的生成，王朝、诸侯方国领地，统治者为追求服饰系列的等次和级高，已着意于规范“齐衣服”之制的各自带有相对封闭型的服饰政治环境和服饰地域俗约，并有意无意纳取周围外界因素，当然这也进一步促成了服饰等级制的深化。
（三）夏商衣料质地
夏商服饰的衣料质地，文献传闻中多有所云。如《说苑》言禹时有“衣裳细布”。《盐铁论·力耕》称“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帝诰》称商汤时贵族成员可得“衣文绣”。《帝王世纪》谓商未王“纣不能服短褐处于茅屋之下，必将衣绣游于九重之台”。又说纣“多发美女，以充倾宫之室，妇女衣绫纨者三百余人”。《说苑》还说纣“锦绣被堂，金玉珍玮”，至其“身死国亡为天下戮，非惟锦绣紵之用邪”。由于当时大量物质生活资料为少数贵族统治阶级所聚敛，故其服饰的衣料多种多样，质地也相当华贵。
但在平民贱者一方，自当别论。《诗·豳风·七月》反映周初农夫犹常常是“无衣无褐”。大概粗麻粗葛织物是当时平民阶层的主要衣料所属。《礼记·郊特性》云：“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可见下层平民有以秋后变黄的植物草茎编以为服，跟贵族阶级一方锦绣紵的精工编制服饰，形成截然鲜明的对照。
考古发掘所见，夏代贵族服饰的衣料，主要有粗细不一的麻布和平纹丝织品。前述晋南陶寺遗址一些晚期的大、中型贵族墓，即发现这类衣料。
1975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座贵族墓内，出土一件绿松石镶嵌的圆铜器，正面蒙有至少六层粗细不同的四种布，最粗和最细的经纬线，分别为8×8根/cm2和52×14根/cm2，除最细的一种布未确定性质外，其余都是麻布①。
商代衣料基本仍以麻、丝织品为主体，但编织技巧大有提高，品种增多。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所出纺织品中，麻布属于平纹组织，原料是大麻纤维，与原始时代的麻布出土品相比，残留胶质较少，经纱是由两根纱合股加拈而成，为S拈向，纱线加拈均匀，说明当时随着韧皮纤维脱胶技术的提高，已能生产出高质量的麻纱。在出土的丝织品中，计有平纹的“纨”，平纹纱类，平纹绉丝的“殻”，绞纱类的纱罗等，特别是生产绉这种富有弹性而轻盈透明的丝织物，需要有较复杂的工艺技术，另外似乎还懂得利用羊毛编织衣料，在所出麻布中，即发现若干山羊绒毛②。
麻、丝织品，在商代各地遗址中每有所见。北京平谷刘家河一座随葬有铁刃铜钺的商代中期墓中，出有平纹麻布，经纬密度分别为每厘米8～20根、6～18根，经纬纱投影宽度为0.5～1.2毫米，纱线大都为S拈向，与台西出土麻布相似③。陕西泾阳高家堡晚商贵族墓，出有麻布和丝绸织品④。长江以南江西新干大洋洲一座晚商大型墓，许多随葬器物上也留有麻布、丝绢织物痕，布纹疏密不一⑤。山东膝县前掌大一座晚商的中字型大墓，在所出的一些纺织品上，还涂饰有成层的红、黑、白三色图案⑥。
殷墟王邑所见，称得上是集商代服饰布料发现上之大成，各种粗细不一的麻布层出不穷，还有未成品的麻线、麻绳以及成束的丝和丝绳出土①。丝织品种类繁多，仅妇好墓所出就有六种：一是各种平纹绢类，经线密度每平方厘米20～72根，纬线密度每平方厘米18～30根不一。二是平纹丝类织物，还用朱砂涂染过。三是单经双纬组织之缣。四是双经双纬之绢绸。五是斜纹组织的由经线显菱形花纹之文绮。六是纱罗组织的大孔罗，每米大约有1500—2000个拈回，属于目前所知最早的纠经机织罗②。
殷墟王邑所见皮革衣料的加工技巧也令人耳目一新。侯家庄第1004号殷王陵南墓道中，曾发现皮甲残痕，上有黑、红、白、黄四色图案花纹③。甲骨文中有一裘字④，本意当如《说文》所云：“裘，皮衣也”，从字形看，或许同于段注说的“裘之制，毛在外”，这种裘衣大概不同于去毛或翻毛内裹体的战斗护身皮甲。皮革材料乃取之家畜和兽类。
除麻、丝织物和皮革衣料外，商代还有了木棉织物。
1936年殷墟第13次发掘的YHI27坑，张秉权先生在后来整理所出龟甲时发现，有65片无字碎甲上面粘附有布纹痕迹，经取样作电子显微镜反射光观察及进行穿透式、扫描式鉴定，又采用生物化学方法验证，得出这些纺织品具有植物性棉纤维性特征，而无动物性丝或毛的特征，从而确定其为棉类织物。棉布为素色平织十字纹，经纬线约平均每3毫米8～12支⑤。
木棉织物在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洞船棺墓中也有发现。原为墓主衣着，已碳化成残片。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鉴定，其衣着中有大麻、苧麻、丝、棉布四种质料，内棉布残片为青灰色，平纹组织，经纬密每平方厘米14×14支，系多年生灌木型木棉。船椁木质经碳14年代测定和树轮校正年代，距今约为3445±150年，相当中原的商代①。
《尚书·皋陶谟》云：“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帝诰》云：“施章乃服明上下。”夏商衣料，凡麻、丝、棉织物或皮革制品等，确实每施彩绘及涂染。据《礼记·明堂位》云：“有虞氏服■，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孔疏云：“有虞氏服绂者，直以韦为■，未有异饰，故云服拔；夏后氏画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加龙以为文章。”《檀弓》又说：“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史记·殷本纪》也称商汤“易服色，上白。”
然以前述考古发现言，陶寺遗址贵族服饰，有上衣为白色，下衣为灰色，足衣橙黄色。偃师二里头墓葬出土织物有红色者。显见，夏人尚黑之说，只是就其大概而言。服饰纹样“画之以山”，也不得其征。
同样，殷人服饰尚白而以火为饰，也难尽信。如台西中商遗址贵族墓有出黑红色衣衾。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中期贵族墓内衣衾遗迹亦为红黑色相间。膝县前掌大晚商大型墓出土织物为红黑白三色彩绘图案，至如殷墟王邑，王陵中出土皮甲上有黑红白黄四色图案花纹，为菱格纹和带状云雷纹。妇好墓出有朱染丝绢织物。中等权贵墓出土织物，有红色施底，在兽面纹图案间敷黄黑色。一般贵族墓出土的麻织物，有白黄色相间，上以黑色线绘兽面花纹。末流贵族或上层平民墓出土织物，有红底黑线绘蝉纹，填以白黄色。而黑色或素色麻织物主要见诸中下层平民墓。从总体看，倒是红、黑色在商代较为流行，唯衣料质地、各类色调的搭配和纹佯图案所示，已相继注入了服饰品第意义上的等级制内容，所谓“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贵贱”，“施章乃服明上下”，在商代当已形成。
二 服饰的形制款式
（一）商代人像雕塑反映的服饰形态
迄今所见，商代玉、石、铜、陶人像雕塑约80余例，大致有跪坐、蹲居、箕踞、立式和头像五种，可资以考察当时各类人物的服饰形制和貌态。
其一，跪坐像。一般作双手抚膝，两膝着地，小腿与地面齐平，臀部垫坐脚跟上。现举9例于下。（图47）
1.1935年殷墟12次发掘，西北岗1217号大墓出土大理石圆雕人像之残右半身。交领右衽短衣，短裙，衣缘裙褶，裹腿，翘尖鞋，宽腰带，衣饰回纹、方胜纹等①。
2.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圆雕玉人（原编号371）。头编一长辫，辫根在右耳后侧，上盘头顶，下绕经左耳后，辫稍回接辫根。戴一“頍”形冠，冠前有横式筒状卷饰，冠顶露发，冠之左右有对穿小孔，靠前也有一小孔，可能为插笄固冠之用。《礼记·玉藻》云：“缟冠玄武，子姓之冠也。”郑注：“武，冠卷也。”或即指这类带有横筒状卷饰之冠。穿交领窄长袖衣，衣长及足踝，束宽腰带，左腰插一卷云形宽柄器，腹前悬一过膝长的条形“蔽膝”，着鞋。衣饰华丽，神态倨傲。为一贵妇人形象。
3.妇好墓出土圆雕玉人（原编号372）。头顶心梳编一短辫，垂及颈后。穿窄长袖衣，圆领稍高，衣长及小腿。衣饰蛇纹和云纹，同上例。跣足。
4.妇好墓出土圆雕猴脸玉人（原编号375）。头上截留短发一周。着衣，长袖窄口，衣襟不显，后领较高，衣下缘垂及臀部，背部衣饰云纹。似着鞋。
5.妇好墓出土圆雕石人（原编号376）。发式同上第2例，唯辫梢塞入右耳后辫根下。头戴一圆箍形“頍”。裸体，仅腹前悬一“蔽膝”。
6.妇好墓出土圆雕孔雀石人（原编号377）。脑后梳一下垂发譬，有上下相通小孔，似插笄之饰。发髻上又有一半圆形饰物。裸体，跣足①。
7.传安阳出土圆雕玉人。平顶头，裸体②。
8.浮雕跪坐侧面人形玉饰。出土地不明。发式高耸呈尖状，十分奇特。沈从文先生认为其发可能用某种胶类胶固成型，或许是商代敌对西羌人形象，也可能是东夷人形象③。发型外似又用中类裹罩。上衣下裳，遍饰云纹。臀部有一大?纹，却为殷墟出土人像上常见纹样，所饰部位也相一致。
9.1983—1984年四川成都方池街出土青石圆雕人像。双手交叉于身后，作捆缚状，面部粗犷，颧高额突，尖下巴，高鼻梁，瘦长脸，大嘴。头发由中间分开，向左右披下。身上无衣纹饰样。石志廉先生以为是商代羌人奴隶形象④。
其二，蹲居像。《说文》段注居字引曹宪说：“足底著地而下其■（屁股）耸其膝曰蹲。”知蹲居是曲膝，脚掌着地而股不着地。这类人像一般作侧面形，曲臂于胸前，也有手置于腰部者。举以下12例。（图48）
10.1935年殷墟西北岗1550号大墓出土浮雕人形玉饰①。头戴高冠，冠顶前高后低呈斜面，冠上透空，周边有扉棱，意在表现冠上所附装饰品。礼书称周代有玄冠、缁布冠、皮弁、爵弁四种冠式，疑此玉人的高冠为玄冠之前身。《仪礼·士冠礼》云：“主人玄冠”，郑注：“玄冠，委貌也。”又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殷之“章甫”，可能以玄冠上有玉、石等装饰品类为名。
11.同年西北岗1004号大墓出土圆雕残大理石人像。似有皮革裹腿，无衣痕②。
12.传小屯出土浮雕璜形玉人③。石璋如先生认为此玉人“头上戴有高冠，冠向后背，且向下卷，周边有扉棱突出。头之后脑部有向上弯曲之突出如虿尾者，可能象征发譬。”④观此冠近似上述第10例之冠，但显得低扁，又不缕空，可能属于礼书中说的“缁布冠”。《仪礼·士冠礼》云：“缁布冠缺项青组”，郑注：“缺读如有頍者弁之頍，缁布冠无笄者，著頍围发际结项中，隅为四缀以固冠也，项中有■亦由固頍为之耳。”《礼记·玉藻》云：“缁布冠缋，诸侯之冠也。”郑注：“尊者饰也。”玉人穿长袖窄袖口衣，下着紧身裤，均饰云纹。跣足。
13.美国布法罗科学博物馆（Buffalo Museum of Sclence）藏殷代浮雕人形玉饰⑤。头发上束成前后双髻，前譬高而向后下卷，后髻略小而突起。长袖窄袖口衣，下着紧身裤，遍饰云纹，臀部有一?纹，同如上第8例。曲臂，手置胸前，跣足。按发式作前后双髻者，内蒙巴林右旗那斯台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石雕蹲居人像有之（见本章第一节一之二），此玉人不知是否为商代北方之贵族形象。
14.美国萨尔蒙尼一书著录浮雕人形玉饰（P1.XX：3）①。冠作龙头形，脑后长发垂屈过臀，宛似龙身。衣着款式和纹样略同上例。
15.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浮雕人形玉饰②。头戴高冠，冠型同12例。长袖窄袖口衣，紧身裤，遍饰云纹，臀部有一?纹，与前8、13例同。
16.妇好墓出土浮雕人形玉饰（原编号470）。冠型高耸，衣着及纹样全同上例，又似有一臂环。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一玉人③，与此造型几同。
17.同出浮雕人形玉饰（原编号518）。头戴冠，冠型前高后卑，前面和上侧有扉棱，后侧平滑，冠身不透空，与上第10例稍异，疑礼书中之皮弁冠属此。《后汉书·舆服志》谓皮弁冠前高广，后卑锐，为执事者之冠。商代之“皮弁冠”，其扉棱似表示冠上有饰物。玉人衣着颇华丽，衣饰云纹。
18.同出半成品浮雕人形玉饰（原编号987）。外形同上例。
19.同出浮雕人形玉饰（原编号357）。头戴帽冠，其冠型前低后高，类于《后汉书·舆服制》所云翘舞乐人戴的一种前小后大之爵弁冠。《春秋公羊传·宣公三年》解诂云：“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加旒曰冕。”《仪礼·士冠礼》和《礼记·郊特牲》均谓：“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积。”所谓“殷冔”，可能就是指这类前低后高而无饰物的帽冠，为后来爵弁冠之先形。玉人素而无饰，屈臂手指外张，似在表示某种动作，其身分恐较卑贱。
20.法国巴黎赛努奇博物馆藏浮雕人形玉饰（Collection duMusée Cernuschi）。出土地不详。沈从文先生谓是男性，脑后头发披到颈部，再加工朝外上卷，头顶则剪成短发，外罩一帽箍，为商代西部戎羌、东南淮夷或荆蛮人形象①。其帽箍前方有扉棱及一环饰，带耳珥，腆胸，裸体。林已奈夫先生认为是龙山时期长江流域一带人的形象②。今据1981年湖北钟祥县六合出土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双耳佩环，头戴一平顶而前作角形之冠，脑后发式为椎髻而如虿尾③，大概即“髽首”一型。两者发型不类，《淮南子·齐俗训》说的“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拖发”，却与此类合。
21.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出土玉人④。头戴高羽冠，冠后拖一链环。臂部及腕部戴环，下体似着羽饰之裤。
其三，箕踞像。《说文》段注居字引曹宪说：“■著席而伸其脚于前，是曰箕踞。”股坐地上是箕踞的特征，唯殷人均作曲膝前张坐于地。有3例。（图49）
22.1929年殷墟第3次发掘，小屯大连坑出土抱腿石雕人像残块⑤。直领对襟衣，长袖窄袖口，衣饰云纹和目雷纹。腹胯间有一大兽面纹。足有履。
23.1943年传安阳四盘磨出土圆雕石人⑥。双手后支地，头上仰。戴圆箍形“頍”，但顶不露发。直领对襟衣，衣饰纹样同上例。下着分档裤，腹胯间有一大牛面纹。足穿高帮鞋。
24.浮雕双人相背玉饰⑦。出土地不详。造型奇特，一大一小两人形相背靠。主体人形高大，作箕踞式，手置腰间，长发垂颈而上卷，上罩一冠，冠型厚重，为胄类，衣饰云纹。背后小人作蹲式，脑后头发垂至耳际，头顶卷发作髻，似裸体。两人或为主奴关系。陕西长安张家坡84M157出土周初玉雕人像，与此相似。
以上24例表明，跪坐和蹲居是商代起居和社交生活中最为流行的举止俗尚，贵贱无别。既有表现衣冠讲究、神态倨傲而显得雍容华贵的统治阶级高级权贵与贵妇，如跪坐像1、2、8例，蹲居像第10例；又有普通贵族或亲信近臣，如跪坐像3、4例，蹲居像12至18、21例；还有身分低卑、衣着粗疏甚至赤身露体的家奴或贱民，如跪坐像5、6、7、9例，蹲居像19、20例及24例之蹲居小人。
至于箕踞，可能是贵族间放浪不羁的行为举止，大概一般不见于礼仪社交场合。李济先生曾称之为“是一种放肆的姿态”①。沈从文先生则说这类人“身穿精美花衣，头戴花帽，如不是奴隶主本人，即是身边的弄臣或‘亡国丧邦’有所鉴戒的古人，三者都有可能作成酗酒不节、放纵享乐的形象。”②
其四，立像。商代立式人像大抵本之写实，夸张成分不多，有男女成人，也有孩童，包括中小贵族、平民乃至罪隶或战俘，基本属于中下层社会成员。有以下10余例。（图50）
25.传安阳殷墓出土玉人立像③。后流落美国，先归温斯洛普（G.L. Winthrop），现藏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Fogg Art Museum，Harvard University）④。头戴高中帽蒙覆其发，似用中帻摞卷头部，绕积至四层高，呈前高广、后低卑、帽顶作斜面形。当如郑注《士冠礼》所云：“未冠笄者著卷帻，頍象之所生也”，乃由额 带或圆箍形“頍”衍演而出。《后汉书·舆服志》谈到一种诸侯大夫行礼时戴的委貌冠，冠型前高广，后卑锐，以皂绢为之。颇类于此玉人巾帻之帽式。玉人双手拱置腰前，身穿长袍，交领右衽，前襟过膝，后裾齐足，近似文献说的“深衣”。内裤稍露，足著平底无跟圆口屦。腹悬一斧式“蔽膝”。这种“蔽膝”，若以皮革为之，可称“韦鞸”，若以锦绣为之，则一称“黻”。玉人衣素而无华，神态虔恭，当为中小贵族或亲信近侍形象。
26.上海博物馆藏商代（？）圆雕玉人立像①。头戴扁平圆冠，双耳佩环，两手拱放腰前，赤身跣足，腹部绕弦纹三匝，似简单带类饰物。身分大概为近侍下人。
27.安阳文化馆藏商代（？）圆雕玉质孩童立像②。头上束发作左右两总角。《诗·齐风·田甫》云：“总角■兮”，毛传：“总角，聚两髦也；■，幼稚也。”《礼记·内则》云：“男女未冠笄者，……总角，则无以笄，直结其发，聚之为两角”，郑注：“总角，收发结之。”总角有以朱锦束结者，如《礼记·玉藻》云：“童子之节也，……锦束发，皆朱锦也”，孔疏：“锦束发者，以锦为总而束发也。”男女童子束总角，商代己然。此玉雕孩童身穿长袖交领右衽衣袍，束腰带，下着齐足长宽裤，脚穿宽松软履。应属贵族或中上层平民孩童的装束。
28.妇好墓出土圆雕男女合体玉人（原编号373）。裸体，跣足，有文身之饰。一面为男性，另一面为女性，可能为某种生命信仰观念的象征物，但当本之男女孩童的形象。头上束左右总角，丫角作蝶形，上有划线，似表现丝绳和布条束结之形。《礼记·内则》有“男角女羁，男左女右”之说，然商代未必如此，男女孩童皆可束左右总角。
29.美国哈佛大学沙可乐美术博物馆藏商代圆雕玉女立像（The Sackler Art Museum，Harvard University），原系温斯洛普（Grenville L. Winthrop）馈赠品①。头上束发作左右双牛角形，赤身裸体，乳房和阴户等女性性征明显，臂、腿部有文身之饰，双手被枷于腹前。似属异族女俘或罪隶。
30.同馆陈列温斯洛普氏馈赠之商代圆雕玉质女奴立像②。形制略同上例，唯发式作左右两大髻，在头上部，裸体而无文身之饰，双手亦被枷于前。
31.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藏商代圆雕石质男性罪隶立像。传安阳出土。双手被桎梏。瘦长脸，尖下颌，高颧骨，粗眉大眼，蒜头鼻，大嘴，发后梳，贴垂脑后，以頍束发，裸体，仅腹前有蔽膝③。
32.1937年殷墟第15次发掘，在小屯358号深窖中出土一批殷代陶俑，大都残碎，此举完整者四例，可分两类：一类头顶秃光，臂被缚于背后，为男性罪隶；另一类头上盘发或束单髻，有的戴额带，臂被缚于前，双手均桎梏于■中，是为女性罪隶④。其中三例身着圆领窄长袖连袴衣，下摆垂地，腰束索。但有一女俑，头顶收发束单髻，浑身一丝不挂，跣足，双手被枷于前，形象近于上述第30例。自29至32共七例玉、石、陶人像，反映了商代社会最低阶层的衣着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至西汉广为流行的所谓“深衣”，在商代亦已出现。《礼记·深衣》云：“古者深衣，盖有制度”，孔疏：“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古人说的衣裳，指上衣下裳，是一种上下身不相连属的服制，前述新石器时代出土陶、石雕塑人像即可见到这种古老款式，深衣则比较后起。据有的学者研究，深衣的特点，是有一幅向后交掩的曲裾，便于举步又不致内裤外露①。上举第25例立像，右衽交领长袍，前襟短于后裾，前露出内裤胫下一部，正是比较标准的“深衣”服式，唯服此衣装者，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均不高，主要见于中下层社会阶层。《礼记·内则》有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冔而祭，缟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看来“深衣”的出现并不太晚，只是未被列入贵人服式之列，当然也不能用于重要的祭礼场合，比起冠式的讲究大逊一截。恐怕“深衣”是由低层社会那种缝制简单的连袴衣——如第32三例男女罪隶之服——直接改进而来。
综上所述，商代服饰至少有以下十种形态：
一是交领右衽短衣，有华饰，衣长及臀，袖长及腕，窄袖口，配以带褶短裙，宽腰带，裹腿，翘尖鞋（第1例）。是为高级权贵衣着。
二是交领右衽素长衣，长袖，窄袖口，前襟过膝，后裾齐足。配以宽裤，宽腰带，鞋履，腹悬一斧式蔽膝，头戴高巾帽（第25例）。是为中小贵族或亲信近侍所服。此类带后裾的交领长衣，即“深衣”的先例。
三是交领右衽素小袍，衣长至膝，长袖。配以宽裤，腰带，软履（第27例）。是为中上层社会阶层孩童衣装。
四是交领长袖有华饰大衣，衣长及足踝。配以宽腰带，上窄下宽形蔽膝，鞋履，头戴頍形冠卷（第2例）。是为高级贵妇之服。
五是直领对襟有华饰短衣，长袖，衣长及臀。配花长裤，鞋履，头带頍形冠（22、23例）。是为贵族衣装。
六是高后领敞襟长袖花短衣（4例）。是为亲信贵族之衣。
七是圆领长袖花短衣。配紧身花裤，帽冠（8、12～17、24例）。是为中上层贵族衣装。
八是圆领窄长袖花大衣，衣长及小腿（3例）。是为中下层贵族衣装。
九是圆领细长袖连袴衣，下摆垂地，束腰索，衣式简而无华（32之三例）。是为罪隶所服。
十是赤身露体或仅于腹前束一窄蔽膝，以及额部戴圆箍形“頍”，或戴一扁平圆冠，乃贱民家奴形象。
大体说来，衣料质地和做工的考究与否，衣饰纹样的简繁，是商代等级制服饰的基本内容，而中上层贵族间流行窄长袖花短衣，中下层社会间的窄长袖素长衣，构成了等级制服饰款式差次的分野，与周代所谓“王之吉服，服大裘而冕”①，以宽袍大抽象征权威，恰恰截然相反。除此之外，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其发型或冠饰的差异也是极为明显，这方面倘若结合殷墟等地出土数十例雕塑人头像，以及大量考古发现遗迹，当可进一步获得较充分的认识。
（二）发型和冠式
发型，内蕴着人的精神气质和审美情趣，既有群体同好的一面，又有个性私嗜的一面，但一般总视为各民族或各居民生活共同体内固有俗尚的无声表露。
商代的发型，上揭跪、蹲、箕踞、立四种35例人像雕塑已有所见。如在上流社会阶层，有的高级男性权贵，或将长发胶固加工，做成尖状高耸发型，上缀饰物。有的贵族，头上罩一龙首形冠，长发垂卷过臀，宛似龙体龙尾。有的贵妇，则在右耳后编一长辫，上盘头顶，绕经左耳后，辫梢回扣右耳后。除此三型外，殷代玉雕人头像尚可补充另三种高级贵族发型。一是1937年殷墟第15次发掘，于小屯M331一座三套觎爵等列的早期墓葬中，出土一玉雕高冠人首饰件，脑后发譬如至尾上勾，似男性②。二是故宫博物院藏殷代黄玉人头像①，为男性，头顶绞齐的短发用额箍绾成上冲式，脑后则维持长发自然垂肩，有粗犷豪放气质。三是同院藏殷代青玉女性人头像②，两鬓秀发垂肩上卷，双耳佩环，头戴低平无簷冠，冠顶双鸟朝向中间一钮而对立，女像显出袅娜娇丽之姿。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商代玉女像，与此相似，但头顶结总角。
在中层社会阶层，有的贵族长发垂颈上卷，上罩一胄；玉雕人头像有此发型③。有的贵族，收发束成前后双髻，前髻大而高挺后卷，后髻略小而突起，前后照应。有的贵族近臣，头顶编一短辫，垂至颈部；1939年殷墟出土玉人头，也为此发型④。有的亲信近臣，干脆绞成短发一周；妇好墓玉人头标本534、374、577例，以及A.Salmony Pl.X：2著录一玉人头⑤，皆作此发型。（图51）除此四种发型外，尚可补充两种：一是妇好墓玉人头像标本576，头上收发束成左右双髻，作蝶形；1936年殷墟第13次发掘，小屯M20、M40出土的两件铜弓形器上所饰人像⑥，以及A.Salmony Pl.X：3⑦与Pl.Xl ：2、5玉人头和Pl.1X ∶2浮雕立式玉人⑧，也为左右双髻，唯其髻有作双角形者。二是A.Salmo-ny Pl. 1X： 3⑨、Pl.X：1玉雕人头，Pl.XX∶2玉雕人像，以及沈书插图四：5人面形玉饰，（图52）还有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藏商代玉雕蹲居人像的发型⑩，均作头发上曲，外缀饰物或罩以冠胄。至于男女孩童，一般为头上束结左右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