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下层社会，有的家奴或平民，脑后束一下垂发髻，上插笄，或再在髻上加一半圆形发饰，似为女性发型。有的男性，脑后剪发齐颈，再加工卷曲，而头顶绞成短发，戴一额箍。有的脑后剪发至颈，头顶则另束一髻。有的在右耳后编一长辫，盘过头顶和左耳后，再回压于辫根。还有的干脆绞作平顶头。至于罪隶或异族俘虏，女性有盘发、头顶束单髻、束左右双髻和束结左右双角等四种发型，男性大都作光头，但也有头发中间分开向左右披下者，还有头发后梳贴垂脑后而以圆箍形“頍”相固者。
由各类人像雕塑揭示，商代发型至少可得见20余种以上，当然有的并非皆为商人固有，如采用胶类定型发式之类，其中有可能表明当时居民中来源成分的复合多元，但有一现象是明显的，即社会的等级结构，同样导致了发型做工美饰上的等次异分。从商代的发型看，一般总有多少不一的饰物，简单者施簪插笄，复杂者有雕玉冠饰、绿松石嵌砌冠饰等，均见于考古发现，大体不外两类，一类依发为饰，一类戴冠增饰。据《开元礼义鉴》云：“古者先韬发而后冠帻卷梁。”①《释名·释首饰》云：“冠，贯也，所以贯韬发也。”《白虎通·冠绋篇》云：“冠者，■也，所以■持其发者也。”知冠的主要作用，固然有避寒暑保护头部的一面，但增添发型的完美，展示人的精神气质和仪表，是更重要的一面，等级社会中的冠冕制度，实缘后者而起。从这一意义上说，冠饰也即头饰的繁衍。下面来看商代的冠式之制。
上节已述，古代礼书中提到的玄冠、缁布冠、皮弁、爵弁、冠卷、頍、巾帻等七种冠式，大体均能追溯到商代，其在人像雕塑中有所揭示。
玄冠，据说以玄色帛为冠衣，《仪礼·士冠礼》以为夏称“毋追”，殷称“章甫”，周称“委貌”，三代异名。夏商时以丝、麻、革、葛何种质料做冠衣，今已难悉，所知者，冠上当缀有华饰。二里头遗址夏代墓葬，人头骨周围或残留有绿松石片、管之类饰品，疑原为冠饰。商代的“章甫”冠，是一种前高后低，顶作斜面的高冠，玉雕形象是透空而周边有扉棱（见前第10、16例），推知其冠当遍缀玉、石之类饰品。戴此冠者是高级权贵一类人物。
缁布冠，顾名思义，是以黑色布为之。《礼记·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齐则缁之。”商代玉雕有一种前高后低，后向下卷，顶作斜面的中高冠，形制近似上一类“章甫”冠，但略低小，仅周边有扉棱，不缕空，冠上饰品当少些，疑即缁布冠的前身（见前第12例）。戴此冠者，一般为贵族或亲信近臣。
皮弁，以皮革为冠衣，冠上当有饰物。《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杜注：“弁以鹿子皮为之。”可参考。文献说的皮弁冠，前高后卑，形制近似委貌冠。商代玉雕有一种前高后卑，冠前冠顶有扉棱的中高冠，外形接近上一种冠，冠者身份也是贵族或亲信近臣，唯冠后平滑（见前第17例），可能为皮弁之属。
爵弁，郑注《士冠礼》云：“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头。”《白虎通》则谓“其色如爵。”《公羊传·宣公三年》解诂以为爵弁，夏称“收”，殷称“冔”，周称“弁”。《释名·释首饰》云：“冔，亦殷冠名也，冔，■也，■之言覆，言以覆首也。”文献中称此种冠前小后大。商代玉雕有一种家臣贱奴戴的前低后高冠，其上作圜形，颇似爵之圜底之倒形（见前第19例），当属这一类冠。
冠卷，《礼记·玉藻》云：“缟冠玄武，子姓之冠也”，郑注：“武，冠卷也。”同篇又云：“居冠属武”，郑注，“著冠于武。”江永《乡党图考·冠考》云：“冠以梁得名，冠圈谓之武，梁属于武。”知此种冠式包括冠和“武”两部分，“武”指冠上的卷状饰件。妇好墓圆雕玉人（见前第2例），为贵妇形象，头戴一圆箍形冠，冠前端横饰一卷筒形饰物，当即文献所称之“武”。“居冠属武”，意谓冠前加一卷状饰物，由此玉人冠式可以确知，旧注谓“著冠于武”，视“武”为围于发际之一圈，实因不明其冠式致误，当乙正为“著武于冠”。
頍，源起额带，以布或革条箍于发际，是束发的一种形式，原始时代已有，至商代十分流行，戴頍者，有贵族（见前23例，以及故宫博物院藏黄玉人头像，A.Salmony P1.1X：4著录的一例玉雕人头像①等），（见图52∶8）也有家奴贱民（见前5、20、31例）。頍一般缺顶，或有在■结处缀以玉石类饰物。但商代有的頍已非临时用布革围箍于额发际，而是制成固定帽式，有帽顶，成为扁平冠式之“頍”，如四盘磨石刻人像戴的，就是这种“頍”。因“頍”有广泛社会基础，故形制演变也颇为繁化。有的高级贵族有在頍冠的顶上别饰一倒立鱼尾形饰物，高高耸起，前述小屯M331出土玉质人首像，就是这种豪华型頍冠。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玉贵族女子头像，頍冠顶上还别缀相向双立鸟。当均为“頍”的改进型。
中帻，似亦由“頍”演衍而来。《急就篇》云：“巾者，一幅之中，所以裹头也。”《方言》云：“复结谓之帻巾。”《仪礼·士冠礼》：“未冠笄者著卷帻，頍象之所生也。”頍与中帻的区别，頍为额箍，而巾帻是以巾裹摞头上，可做成各种帽式。商代的巾帻已知者有两类：一类为高中帽，在头上卷帻至四层高，前高广，后低卑，帽顶呈自前向后倾斜形，为中小贵族或亲信近侍所戴帽式（见前25例）。另一类为外罩式，随头上发型而裹罩之（见前8例）。
长江中游南方地区的商代方国权贵有戴一种高羽冠者，冠后有链环（见前21例）。
除此之外，殷墟甲骨文中有称作“胄”的武冠②，字形象胄顶有缨饰。西北冈1004号大墓南墓道曾出土大量青铜胄，据说总数约在140顶以上，形制有6至7种。传世品中也有出于安阳的一件青铜胄①。1978年山西柳林高红一座商代武士墓中，也发现一顶青铜胄，胄顶有钮可作系缨之用，同出还有铜剑、矛、钺、斧、双环刀等②。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也出有一顶青铜胄，顶部一圆管用来插缨饰③。上节第24例玉雕一贵族武士人像，亦头戴厚重之胄，胄前端有一圆孔，似用于系缨。胄非常人所冠，十分沉重，有达二、三公斤者，属于战斗御体装备。
狭义的冠饰是指各种品类缀饰的冠式，广义的冠饰因冠的本初在于“■持其发”，故有关头饰自在其列，此点对于全面了解商代冠制不可忽视。事实上，前面在分析商代发型中，已可看出头饰与冠式是一有机联系组合体，不便强分。石璋如先生《殷代头饰举例》一文，曾从上千座殷墟发掘材料中，揭出13种较为典型的头饰形式，有椎髻饰、额箍饰、髻箍饰、双髻饰、多笄饰、玉冠饰、编石饰、雀屏冠饰、编珠鹰鱼饰、织贝鱼尾饰、耳饰、鬓饰、髻饰等，其中不少与冠式有关。现据之作一申述。
椎髻饰，系将头发聚结于头顶或脑后，施用笄椎而成一髻。始起史前，夏代已十分流行。二里头遗址81YLVM3墓主人头盖骨上即留有一骨笄④。夏代的笄饰，制作比较简单，以圆形平顶居多。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共分四层，第四层为二里头文化，相当夏代，骨笄6枝均为锥形；第三层相当商代早期，骨笄数量多出一倍以上，有钉形、刻花、锥形等；第二层相当商代中期，骨笄数又超出上期三倍，有凤头、钉形、锥形等，还出现了墨玉笄；第一层相当晚商，骨笄有风头、方丁形头、重帽形头、锥形等⑤。郑州商城发现的笄饰有玉制、骨制两类，笄头有平顶、钝角和雕饰等①。殷墟出土的笄，数量可观，解放前发掘所见，有朴状顶、划纹顶、盖状顶、牌状顶、羊字形顶、几何形顶、鸟形顶、其他动物形顶等②，1976年妇好墓一下出土骨笄达499枝，大都放在一木匣内，有夔形、鸟形、圆盖形、方牌形、鸡形、四阿屋顶形等笄头；另有玉笄28枝，出自棺内北端。笄之用，一为束发，二为固冠，笄头的精构，又足见殷人对发型美饰的留意。
额箍，即頍，殷墓所见，有在頍上饰蚌泡或铜铃，每每成组成对；也有在前额正中部位缀一柿蒂形蚌花，左右两鬓部位对应饰蚌泡。但此种頍饰主要见诸小型墓，系流行于平民阶层。
髻箍饰，是椎髻与頍形冠的结合头饰，髻上插笄，而頍上缀骨片或绿松石，也见于平民墓。A. Salmony P1. XXXII：3著录一玉人头，亦为髻箍饰。（见图52 ∶ 9）
双髻饰，一般是在双髻上双双插笄，平民大都插骨笄，成人或儿童均然，贵族则施玉笄，并且头上往往兼施石鸟、花骨、玉珠之类饰品。
多笄饰，指头上插有3枝以上椎形笄，多者插至8枝，有贵族，也有殉葬者。
玉冠饰，是在额前缀一珩形玉冠饰，见于西北冈M2099长方形小墓，玉冠饰内周附有许多绿松石小块，内周弧度与发际一致，推测原乃联缀于冠上。颇疑此为前述缁布冠或皮弁冠上的饰物。
编石饰，系用石条编缀而成，并与其他装饰品组成一个整体。见于小屯M149一具人骨的头部和后脑部，这组饰品计有大贝1、石蛙1、石鳖1、铜器3根、小石条18根、花骨2件等，至少合有1斤半重。按此当为冠饰，冠式可能为“頍”的改进型。
雀屏冠饰，系在冠上插许多各种各样的笄，如同孔雀开屏一样。西北岗1550号大墓内一具殉葬人额际，有百余枝骨笄呈扇形排开，笄群下的人头左上方横置一剑形小玉器，头顶偏右又横置一玉笄，脑后部位有一堆绿松颈部一侧有一玉兔饰品。可推知其人原戴着一华冠，冠身遍缀玉石饰物，冠顶前方满插笄丛。类似的现象又见于以下数墓：
其一，河北藁城台西遗址102号墓内一女性殉葬人，头部有骨笄丛19枚①。
其二，1937年殷墟15次发掘，小屯331号一座三套觚爵等列的中等权贵墓内，墓主头部有玉笄26枚，与玉鱼等14件玉饰品聚列一起②。
其三，殷墟妇好墓中，有28枚玉笄集中出自棺内北端。
其四，1977年小屯发掘的一座18号出五套觚爵等列的上层贵显墓，墓主头上方有骨笄25枚、玉笄2枚，呈扇形排列叠压，其中玉笄1枚居中，1枚置于偏右侧，笄丛尖头均朝人头，夔龙形笄头整体顺放，墓主头部还布满极小的绿松石片饰③。
统而观之，所谓“雀屏冠饰”，形制相当繁复，冠型高耸，如小屯18号墓的一顶，至少高26厘米，上部张开宽幅近半米，结构复杂，大都以笄群和众多玉饰品相组合，且玉类饰品居于要位，大概可用文献中屡屡提到的殷人“章甫冠”相名之。戴此冠者，均为中上层贵族人士。台西遗址所见，可能是为某权贵的妻妾一类人物。殷墟1550号王陵内的殉葬人，因伴出大量玉石饰品和青铜礼器3件，生前身分也必不低。
此类冠式，尚可参见一类所谓“鬼神面”的玉雕人头像。如A.Salmony P1. XXXII∶5和P1. XXXI ∶ 2—3著录两件，后者 今藏美国史密森宁研究院（Smithsonian lnstitution）①，玉人面部怪诞，口有獠牙，双耳佩环，头戴一筒形高冠，冠顶呈扇形张开，上有14条直线纹，可能指笄丛，也可能指插羽。美国沙可乐（Arthur M. Sackler）亦曾藏有一件类似的玉雕人头像②，唯冠顶所插饰物，似为向左右两侧翼张的长羽丛。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考古资料晚商玉人头，也为类似的羽冠饰③。这类高冠带扇形华饰的玉雕人头像，真正的考古发掘出土品，见诸江西新干大洋洲晚商大墓，也是口长獠牙，但珥饰是挂在双耳下，其高筒形冠上部竖刻阳线11组，形似羽翼外张④。（图53）日本林巳奈夫先生曾将此类“鬼神面”，与良渚及山东龙山文化玉器兽面纹相系，认为是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史前器物，流行范围则北伸入苏北及山东南部⑤。张长寿先生则据沣西西周早期墓所出一件同类形象的兽面玉雕，认为年代确定不能像以往说的那么早⑥。今据1989年山东临胸朱封202号龙山文化墓葬发掘资料，墓主头侧有一组冠饰，原冠身当遍缀绿松石小薄片，计有980多片，冠顶插有一簪饰，通长23厘米，簪首玉质乳白色，形似扇面，镂空透雕变形蟠螭纹，其间嵌有小圆绿松石，另又有玉笄1枚，笄头浮雕人面像3个，似作固冠之用⑦。由此推测，中原商人以笄丛和玉类饰品为主的雀屏高冠，恐怕与山东龙山文化的这种玉石插扇形簪饰的华冠有较直接的渊源关系。长江中游商代方国所出“玉鬼神面”的高筒形插羽丛冠，恐怕较多地吸收了江淮流域东部地区史前文化的因素，同时也受有中原商文化的影响。
编珠鹰鱼饰，帽圈用绿松石缀之，下垂玉鱼一周17条，长鱼在边侧，渐内渐短，居中一条上刻“大示害”三字，冠上又有绿松石穿珠181粒，冠后还插一雕鹰玉笄，也出自小屯331号墓。文献有“琼弁玉缨”和“弁加旒曰冕”之冠式。《后汉书·舆服下》称冕冠前后邃延玉藻，冠呈前圆后方，珠旒垂■，郊天地、宗祀、明堂时戴之。《周礼·夏官·弁师》谓冕冠“玉笄朱纮”，皮弁冠“玉璂象邸玉笄”。《说文》谓冕为大夫以上之冠。疑商代这种编珠垂鱼插玉笄之冠，似一种由弁冠繁饰而成的冠，形制近于后世之冕冠，为贵族用于祭祀场合的冠式。
织贝鱼尾饰，是在冠身周围缀穿贝百余枚，又系玉鱼11条，冠顶倒置一玉鱼尾形饰，也出自小屯331号墓。此冠式可参见前述同墓所出一玉雕人头像，当为“頍”的豪华改进型。
耳饰，商代耳饰主要有环、玦两种，从有关雕塑人像看，恐不是直接将耳饰像后世一样戴在耳垂穿洞中，或卡到耳垂软肉上。如前举第20例人形玉饰所佩耳玦，第26例拱手玉雕立人之耳环，以及新干玉雕人头像双耳下所挂耳环，均不用此佩带法。当时的戴耳饰，大都与冠相关联，或在帽下耳际垂一带与环、玦相系，或干脆束之耳际发束。
鬓饰，多成对。如小屯388号墓，墓主左右颊上均有一剑形石佩饰。大司空村殷墓，人头侧每见成对的石珠、蛤壳、绿松石片、蚌泡等小饰件①。大概身分地位不同，鬓饰质地亦异。
髻饰，指后髻上饰物，除施笄外，或另加饰品，如小屯232墓两具殉葬人，头后的笄端上下相压两璜，一大一小。前举第6例妇好墓出土跪坐裸体女像，脑后束髻，上有笄孔，髻上带有半圆形饰物，即是髻饰形态的写照。
要之，商代社会中的发型和冠式，构成当时服饰仪态的重要环节。低层社会成员，条件所限，大抵依发型为饰，饰品平平，俗风因循而格调寻常。中上层社会阶层，好戴冠增饰，冠式群出，饰品等次有差，率厥前章而推旧翻新，复内抑于礼。依冠式以序等列，建制度以旌其仪，当发轫于夏代而廓立于殷商。后世作为等级制服饰中枢的冠冕之制，在商代后期已规度初显，其章其式，可稽而窥。
（三）履制
古人称鞋为履。《说文》云：“履，足所依也。”《小尔雅》云：“在足谓之履。”履是足衣，也即今人说的鞋。履又有许多异称，《说文》中有：
屦，履也。一曰鞮也。
扉，履也。
鞮，革履也。（《玉篇》谓：“鞮，单履也。”《急就篇》颜注：“鞮，薄革小履也。”）
诸如此类，不备列，这里举的履、屦、屝、鞮四种，主要因见于下文所述商代以前古文物。它们同是一物之别名，按清桂馥的说法，“履者，足践之通称。”
履之起，是对跣足行走原始生活习性的一种进步，有御寒暑和护足的实际功能。《诗·魏风·葛屦》云：“纠纠葛屦，可以履霜。”进入文明社会，履成为一项关及形象仪态的社交标准，并演成一种“礼”教文化范畴和等级制服饰系统的要素。故《释名·释衣服》有云：“履，礼也，饰足所以为礼也。”
履既然在古代有各种异称，除了有地缘人群各自习惯称法上的原因外，履制的不同当是主要的。《世本》云：“于则作屝履。”宋衷注：“于则，黄帝臣，草屦曰屝，麻皮曰履。”其在《字书》则说：“草曰屝，麻曰屦，皮曰履，黄帝臣于则造。”《仪礼·士冠礼》云：“夏用葛，冬皮屦可也。”《方言》又立一说：“丝作者谓之履，麻作者谓之屝。”此由看来，古代鞋的质料，履有麻、皮革、丝帛作之者，屦有麻、葛、皮革作之者，屦有草、麻作之者。大凡说去，履的制工精，而屦、屝无疑粗些。《左传》僖公四年：“共其资粮屝屦”，注谓：“屝、屦，皆古之粗履。”
履的产生，言黄帝臣于则发明，无非是一种托古。今所知者，新石器时代已有之。甘肃玉门出有一件立式人形彩陶罐，双足即着翘头鞋，相当肥厚，类似今所见胖靴①，显然已非初制。夏代之履尚未见出土，商代履制颇见规度，从人文发展的承续意义言，夏代有履是毫无疑问的。
商代履制，其在前节所举35例立、坐人像雕塑中已经可得一窥。
首先应看到，这些人像雕塑，足部着履者有8例，约占总数23％，可知当时大部分人尚未脱却跣足的古习。跣足者中，有高级权贵，有普通贵族或亲信近侍，也有平民和罪隶，尤以第三类人差不多均作跣足形象，反映了在古习相沿中，已注入了社会贫富有分的重要因素。富者跣足，固因之习惯偏好，贫贱者无履，恐多出势所不能。
其次来看商代履制。
商代高级权贵好以皮革或布帛裹腿，足着翘尖鞋。此种形象见诸西北冈M1217大理石圆雕人像，另外西北冈M1004同类人像残块也为裹腿。（分别见前述第1、11例）翘尖鞋的款式厚而不肥，平底，高帮，圆口，不用系带，颇如《古今注》所云：“履者，屦之不带者也。”从其外表挺括坚实而十分合脚看，似属一种单层革履，用《说文》中的一个现成名词，可称为鞮。鞮有作翘头者，如《说文》云：“■，■角，鞮属。”■就是指鞮上翘的履头，《广韵》：“■，履头。”《广雅》则称之为“■角履”。
山西柳林高红一商代贵族武士墓，除出有铜胄及一批青铜兵器外，又发现铜靴一只，靴尖上翘，平底无跟，靴底横纹11道，帮为高长统，脚面两边各有直纹8道，高统近脚弯处有4道弦纹，靴筒口缘下一边有一圆穿，另一边有半月形穿①。（图54）靴为窄瘦型，制作精致，当亦为鞮之一型。此铜靴高6.3，靴筒口径1.3，脚长4.1，宽1.1厘米，重50克。显然非实用品，乃是仿自实际生活中的鞮或■角履，然革制的意味是十分浓烈的。可见商代高级权贵和各地的贵显或贵族武士，广为流行穿革制之鞮，鞮有高帮、高统之分，均为平底无跟，履头上翘，穿之而有练达英爽气概。
但商代高级贵妇好穿平头高帮履，亦无系带，圆履口，平底无跟。妇好墓所出圆雕跪坐贵妇玉人像（见前第2例），穿的就是这种履，履形鼓满，鞋帮面上饰有圆环纹样，疑为丝履，也可能是以麻类织物村里，外罩丝帛，宜于暖足而增雍容富态。
这种鞋面鼓满的平底高帮丝履，亦见诸小屯大连坑和四盘磨所出大理石圆雕箕踞人像，（见前述22、23例）大致身分为上层贵族。丝履的鞋帮上饰有圆环内带十字交花纹。
商代中下层贵族或亲信近侍包括一般臣属，有穿素面鞋者，如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藏安阳殷墓出土圆雕立式玉人，及妇好墓所出圆雕猴脸跪坐玉人均是（见前述25、4例）。鞋作高帮，平底无跟，圆鞋口，比较合脚，鞋面鼓形逊于上述丝履，素而无华，疑指麻、葛制品，或即文献所称“麻屦”、“葛屦”。
商代一般贵族或中上层平民的孩童，有穿一种宽松软鞋，见于安阳文化馆藏玉雕立式孩童人像（见前述27例）。软鞋平底宽头，薄型，较适合儿童皮肤细嫩易擦伤的特点，从其鞋绉翘的形态看，似为布帛制品，不妨以后世的“软履”称之。
商代还有一类粗屦，见于中下层社会。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在一座烧陶窑址紧挨的灰坑中，发现一只鞋底的中段，形状与现在的草鞋相似，束腰，系用四经一纬绳子穿编而成，绳子用两股线拧成，经线粗0.5厘米，纬线剖面为椭圆形，直径0.5～0.7厘米。（图55）鞋底的编法是以经绳一上一下压纬绳，周而复始，层层抵紧，与今日民间的“打草鞋”雷同。据北京造纸研究所检测，样品已碳化，用各种方法处理均分散不开，只有在光学显微镜下直接分散，其纤维较粗，视野中无禾草类杂细胞，均为纤维状纤维，鉴定为韧皮类纤维，属树皮的可能性较大①。这只宽约9.4厘米的粗屦，尺幅与成人脚宽相一致，是目前所见唯一商代鞋的实物。据《方言》云：“屝，粗屦也”，凡麻类、树皮类、草类制成的粗屦，古代常称之为屝。这只粗屦可定名为屝。另据《释名》云：“草屦曰屝”，“，草屦也”；《说文解字义证》谓：“有耳有鼻”；今之草鞋也是以耳、鼻穿系脚上，孟庄出土的这只粗屦形同今之草鞋，穿着法当亦同，则其命名既可称屝，又可称为。
在周代金文中恒见一种贵族穿的“赤舄”，是双底鞋。《释名》谓：“复其下曰舄，舄，腊也，行礼久立地或泥湿，故复其下使干腊也。”《古今注》云：“舄以木置履下，干腊不畏泥湿也。”可知舄是安木底注腊的履，以其涂染红色，故称“赤舄”。殷墟甲骨文中有一地名字作■②，从止从佳，严一萍先生谓金文舄字与之形似，可释舄若鹊，后借为履舄义③。不过，商代是否有履下安木底注腊的双底履，因无明证，不敢遽信。
总之，商代在沿习跣足的同时，作为一种时代进步形态的鞋履之用，也已得到相应推广，特别是在中上层社会更为明显，并且逐渐形成了一套与等级制服饰紧相联系的履制。
商代的履制大致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高级权贵、各地贵显或高级武士，所穿为皮革制高帮平底翘头鞮，或高统平底翘头鞮，也可称作■角履。
第二层次为上层贵族集团成员或贵妇，所穿有高帮平底丝履。
第三层次为中下层贵族、一般臣属或亲信近侍，所穿有麻屦、葛屦，款式亦为高帮平底。
第四层次属中下层社会，所穿粗屦是用草、麻、树皮制之，类似今日民间之草鞋，式样简单，仅做一鞋底，其上用绳纽系于脚上，可称为屝，也可称为。
另外一般贵族或中上层平民的孩童，有穿一种用布帛制成的宽松软履，较切合儿童生理成长的特点。
① 《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1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 期。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6期。
① 《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3期。
② 《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1期。
① 《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4期。
② 《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③ 《殷虚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① 《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4期。
② 《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考古学报》1991年3期。
①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② 《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
③ 《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南地的两座殷墓》，《考古》1989年7期。
④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210、 341页。
⑤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⑥ 《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
①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277～278、358～361页。
②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① 《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11期。
② 唐云明，《河北境内几处商代文化遗存记略》，《考古学集刊》2集，1982年。
③ 《陕西清涧县又发现商代青铜器》，《考古》1984年8期。
④ 《山西永和发现殷代铜器》，《考古》1977年5期。
⑤ 《石楼后兰家沟发现商代青铜器》，《文物》1962年4、5期合刊。《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文物》1960年7期。《山西洪洞县发现商代遗物》，《文物》1989年12期。
⑥ 《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4期。
① 《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8期。
② 《殷虚妇好墓》，185页，彩版三六·1；150页，图版一二七·2。
③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① 《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4期。
②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173～174页。
③ 《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11期。
④ 《陕西泾阳出土一批罕见青铜器》，《光明日报》1991年8月16日。又《泾阳商末古墓群出土一批礼器》，《中国文物报》1991年9月15日。
⑤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⑥ 《滕县前拿大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176页。
①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278页。
② 《殷虚妇好墓》，17～18页。
③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第一○○四号大墓》，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④ 《合集》4537。
⑤ 张秉权：《中国古代的棉织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2本 2分，1981年；同：《小屯殷墟出土龟甲上所粘附的纺织品》，《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上册，中央研究院，1981年。
① 《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洞墓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6期。
① 《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燕京学报）21期，1937年，289页。李济：《跪坐蹲居与箕踞》，收入《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948页（下引简称李济文）。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2页，图一：中上（下引简称沈书）。
① 《殷虚妇好墓》，151～153页。又《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96～106图。又《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9·玉器》，文物出版社，1989年，图版六二
② Alfred Salmony：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Berkeley，1938，P1.IX：6：.陈志达：《殷代王室玉器与玉石人物雕像》，《文物》1982年12期，85页，图二。
③ 沈书，5页，又插图四：8。
④ 石志廉：《商石雕羌人像》，《中国文物报》1989年8月11日。
① 李济文，图五。又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8本下，1957年，图版叁：3（以下简称石文）。又沈书，2页，图一：中右。
②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第一○○四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1970年，图19，图版叁柒、叁玖：1。
③ 陈仁涛：《金匮论古初集》，香港亚洲石印局，1952年，图初一：○七、○八。 又沈书，2页，图一：中左。
④ 石文，635页，又图版拾伍。
⑤ 引自林巳奈夫：《殷周の“天”神》，《古史春秋》第6号，1989年，图13。
① Alfred Salrmony：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Berkeley，1938.（以下简称A. Salmony）
② 石志廉：《商代人形玉佩饰》，《文物》1960年2期。
③ Doris Dohrenwend：Chinese gades in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P.53，1971.
① 沈书，5页，又插图四：7。
② 前引林巳奈夫文。
③ 《中国文物精华（1992）》.文物出版社，1992年，图版57，又图版说明236页。
④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⑤ 李济文，945～947页，又图六：2。沈书，2页，图一：中下。
⑥ 《金匮论古初集》，图初一：○一～○四，又李济文，953页，图六：3。又沈书，2页，图一：下。
⑦ 沈书，8页，插图四：9。
① 李济文，951页。
② 沈书，3页。
③ 梅原末治：《河南安阳遗物の研究》，1941年，图版24。又石文，635页，又图版肆：3。又沈书，2页，图一：上右。
④ 胡厚宣：《殷代的蚕桑和丝织》，《文物》1972年11期。
① 《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9·玉器》，图版七六，又图版说明28页。
② 沈书，37页，插图二一。
① 照片见前引林巳奈夫一文，图3。
② 见前引林巳奈夫文，图2。
③ 引自石志廉：《商石雕羌人像》，《中国文物报》1989年8月11日。
④ 石文，616～617页，又图版参：1、2；插图一：1a、1b。郑振铎：《中国历史参考图谱》，1947～1951年，第2辑，图版三、八～十一。
① 孙机：《深夜与楚服》，《考古与文物》1982年1期。
① 《周礼·司服》。
② 石文，图版拾肆：1。又沈书，5页，插图二：1。
① 沈书，5页，插图二：3。
② 沈书，5页，插图二：2。
③ A.Salmonyp LVIIl∶1。又石文，图版拾柒：1。又沈书，8页，插图四：
④ 胡厚宣：《殷非奴隶社会论》，《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一册，1944年。
⑤ 又见石文，图版拾柒：2。又沈书，8页，插图四：1。
⑥ 石文，624页，插图四；又图版拾柒：7、8。
⑦ 又见石义，图版拾柒：3。
⑧ 又见石文，图版拾柒：5。
⑨ 又见石文，图版拾柒：4。又沈书，8页，插图四：3。
⑩ Doris Dohrenwend：Chinese Jades in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1971，P.53.
① 《仪礼·土冠礼》，胡培翚正义引。·387·
① 又见石文，图版拾柒：6。又沈书，8页，插图四：4。
② 《合集》36492。
① 参见杨泓：《中国古代的甲胄》，《中国古代兵器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 1985年，8～9页。
② 《山西柳林县高红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981年3期。
③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④ 《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1期。
⑤ 《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2期。
① 《1952年秋季郑州二里冈发掘记》，《考古学报》1954年第8册。又《郑州市 人民公园附近的殷代遗存》，《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6期。
② 李济：《笄形八类及其文饰之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0本 上册，1959年。
①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542页。
② 石璋如：《小屯C区的墓葬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3本下，1952年。
③ 《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墓》，《考古学报》1981年4期。
① 又见沈书，8页，插图四：10。
② Dohrenwend：Jade Demoniclmages from Early China，Ars Orientalis Vol. X— 35，1975.又见A. Salmony P1.XXXII.4.
③ 参见林巳奈夫：《所谓饕餮纹は何を表はしたものか》，《东方学报》第56册， 59页，图80，1984年。
④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⑤ 林巳奈夫：《所谓饕餮纹は何を表はしたものか》，《东方学报》第56册，1984 年。
⑥ 张长寿：《记沣西新发现的兽面玉饰》，《考古》1987年5期。
⑦ 《山东临胸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7期。
① 《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① 《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12。
① 《山西柳林县高红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981年3期，212页，又图版肆：
① 《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1期，66页，又图一七。
② 《甲》3867。
③ 严一萍：《释■》，《中国文字》第3册，196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