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说话
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才是手段；风狂雨急时，立得定，方见脚根。
译文：在锦绣繁华的外在处境前，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快刀斩乱麻，才算是真正有手段；在处境恶劣，风雨飘摇之时，能够立身坚定，才算是站稳脚跟。
过来人的故事
宋真宗时期，有个叫李沆的宰相，此人是出了名的目光深远，一度被人称为“圣相”。
当时大宋朝廷正在对西北用兵，事情繁多，大家每天都得忙乎到很晚才能吃饭，于是另一名宰相王旦就对李沆发牢骚说：“每天忙得这样脚打后脑勺，长此下去谁都扛不住啊，也不知道这世道什么时候才能太平下来，我们也可以享几天清福。”
李沆安慰道：“忙点好，忙着说明咱们还有些用处，闲下来的话就说明咱们该退休了。再说了，忧患使人奋进，也可以使咱们时时有警醒之心，这样才能保住祖宗基业。”
而两人的谈话过去没多久，事情就出现了转变：契丹和宋朝议和了。世道果然一下子平静下来，许多事情也都不再紧急，大臣们也不需要忙成一团了。
如此局面自然让很多人高兴，甚至有些大臣还买来酒庆祝。在这种“普天同庆”的大背景下，李沆这位宰相却想得与众人不同，他说：“现在这样平平安安，无忧无患，好倒是很好，但就怕边境没有忧患了，我等久而久之会生出奢侈怠慢之心来，那就十分之不妙了。”王旦则对这种危机论调不以为然。
李沆抛出忧患意识论当然也不仅仅是说说，他同时也十分坚定地贯彻到了行动中，时常将全国各地发生的水旱灾情以及盗匪案件上报给皇帝，好提醒皇帝，世道并非绝对太平无忧。
王旦见李沆这么较真，便对李沆说：“官家每天要操劳的事情已经很多了，你报告的这些都是小事，就不要总是去给人添麻烦了吧。”
李沆则认真地说：“官家年纪轻，经验不多，又是血气旺盛、好玩贪乐的时候，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就应该多让他知道多一些危难事情，不然，他就会沉迷于声色犬马之类，甚或玩物而丧志了。我现在已经老了，能够做到的就只有这种简单的提醒，以后还是要靠你们来支撑。”
待到李沆去世后，少了一个灌输忧患意识的人，宋真宗便慢慢安逸下来，觉得契丹既然已经讲和，西夏也已经归顺，那么也是时候好好享乐了。于是便真的如李沆所说的那样，纵情于歌舞，并且大肆地选址修造宫殿，又到汾水去筑祠祭神，上泰山去封禅，等等。
看着宋真宗一味地任用一些报喜不报忧的大臣，比如王钦若、丁谓之流，整天沉迷于盛世太平的假象里，王旦这才感受到李沆的远见卓识。
李沆是居安思危的典型，而同一时期还有一位力挽狂澜的强人，其名为寇准。
宋朝与辽国是世仇，打了很多年。景德元年，辽国又出兵二十万，浩浩荡荡地向南边推进，北宋高层为之震动，却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应对辽国的攻势。
当时的参知政事是王钦若，这位胆小怕事的江南人立刻跳出来主张宋真宗迁都到他的主场——金陵去，而另一位来自四川的枢密院事陈尧叟则提议迁到成都去。
不过这种主张走逃跑主义路线的论调还是比较有市场的，宋真宗也不是什么坚定的人，还真就考虑起迁都方案来了。就在朝野上下都沉浸在悲观的情绪中时，唯有寇准十分坚定地站出来说：“不知道是谁给陛下出的迁都的主意，出此主意的人就应该拖出去杀头！”随后，寇准竭力向真宗陈述逃跑方案的弊端，并且十分肯定地告诉真宗，只要真宗能够御驾亲征，那辽国的所谓大军也只是一片浮云啊。
在寇准的劝说下，真宗终于下定决心亲自带兵去打一仗。也正是因为寇准在关键时刻的坚持，才使得宋朝军队在后来的对辽战争中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
一个人处在比较安乐的环境中很容易懈怠，因为没有切实的有威胁的东西存在，人就会不自觉地认为那些危机意识都是没有用的，渐渐地便会耽于享乐。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唯有在安乐环境中仍然能够见到隐藏着的危机，才是正确的存世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