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对克莱武持同情态度的麦考利，写到这场骗局时说：“……这个人在他一生的其他时期是一位可尊敬的英国绅士和军人，可是一遇到一个印度阴谋家要加以对付，就自己也变成一个印度式的阴谋家，肆无忌惮地堕落到假仁假义，调换文件，冒充别人的笔迹。”然而，麦考利的落脚点不在谴责。在指出克莱武道义上的瑕疵以后，麦考利又为他辩解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马基雅弗利也许同样会采用这种手法”。关键在于克莱武的行为“不单是犯罪，而且是大错特错”。麦考利指出，个人可以背信弃义而致富，国家却不行。办公事时，诚实的信誉比勇敢和智慧更重要。而在一个充满着尔虞我诈的世界里，尤其是这样。英国之所以能在印度以如此小的代价维持其帝国，靠的就是无条件的诚实，而不是别的；之所以能把印度人明里暗里贮藏的财富都弄出来，靠的也不是别的任何东西。麦考利说，东方最强有力的君主也不能说服他们的臣民把财富交出来放高利贷，可是英国人以4%的利率相许诺，就让印度人拿出了几千万卢比。
这是麦考利的见解。他有他的道理。可是，克莱武的后继者们是比克莱武更顾及道义吗?抑或是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及其政治家不过是学会了撒谎更高明一些?或者是在某些事情上撒谎，而在另一些事情上不撒谎?是在钱的事情上守信用，其余的则见鬼去吧?那就会是一种嘲讽。事实是：即使是在麦考利那个讲正义的时代，诚实也是追求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甚至在钱的事情上——应该说尤其在钱的事情上，亦是如此。的确，印度投资者相信了英国的承诺，购买了利率为4%的英国政府债券，英国也从未让他们失望……直到20世纪为止，这时战争和财政赤字破坏了英镑的购买力，毁了金本位。通货膨胀是一种非人格化的谎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