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国穷 第一章 大自然的不平等(1) 第一章大自然的不平等
地理学处境艰难。在小学读书时，我就要阅读和观察地图，甚至凭借记忆把它们描绘出来。早在“多元文化主义”一词被创造出来以前，我们就通过学习了解到了陌生的地方、未曾接触过的民族和奇特的风俗习惯。同时，在更高得多的层次上，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学派林立。在法国，任何人在研究地区历史以前，必须首先弄明白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物质条件，以备研究之用①。在美国，埃尔斯沃思·亨廷顿及其门徒研究了地理特别是气候影响人类发展的途径。
尽管亨廷顿的研究有独到之处，而且非常有用，但他却使地理学得到了坏名声。②他走得太远了。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联系给他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刻，以至于他把自然影响乃至文化影响都归因于地理。最终，他按照气候的差别划分文明的高下，并且将最佳文明——即他认为是最好的文明——归因于有利的气候。亨廷顿在耶鲁大学任教，所以他认为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所在地。——译注的气候是世界上最清爽宜人的，这并非巧合。真是幸运儿。他认为，自此以下，境况逐渐下降，而有色人种所在地区则接近于最底层或处于最底层。
然而，在表述这些观点时，亨廷顿不过是在回应着伦理地理学的传统。哲学家很容易把自然环境与人类气质联系起来(以及冷热之间、冷静沉思和热情洋溢之间的明显对比)。19世纪人类学的初期研究假定，地理影响着美德与智慧的分布，而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本人所在的群体则是美德与智慧的最富集之处。③今天看来，事情有时却是另一番情景，非洲裔美国人的神话制造者认为“太阳人”是快乐的和富有创造力的，而“冰人”则是冷酷和没有人性。
在喜欢用人种学的观点确定行为与性格的知识界，这种自得的分析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人们越来越理智、并反对令人讨厌的群体对比时，这种分析方法失去了信誉，不再被人们接受。地理学也跟着倒了霉。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时，除因之而被解雇者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④随之，一系列名校——密歇根大学、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也取消了地理系，同样也未遭遇严重抗议。
以上做法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是史无前例的，确实反映了地理学领域的学术弱点：缺乏理论根基，包罗万象的机会主义(婉转而言是普遍的开放主义)，人文地理学特有的“轻易”。然而，这些批评背后，隐含着对某些结果的不满。地理学沾上了种族主义的痕迹，人们惟恐避之不及。
然而，如果“种族主义”意味着个人行为举止与群体——特别是某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群体——成员身份的好坏联系，那么，没有任何学科或课题比地理学更少有种族主义特色。因为，我们关注的这一学科是研究环境的影响，并不探讨群体引起的特征。气温、降水量及其时间分布或者地形，这些都是自然现象，不应有人因之而受到赞扬或谴责。
尽管如此，地理学仍然散发着异端邪说的气味。这是为什么?其他学科也曾经传播胡言蜚语，或夸大其词，但并未受到如此的藐视和毁谤，也许那仅仅源于疏忽!我个人以为，地理学虽然不该声誉受损，却也丧失了声誉，这是由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它告诉我们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真理，即：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像我们这样的文明有着追求优胜的动力，并不希望自己的愿望被挫败，不赞成令人气馁的言辞。然而，在地理学中，这种字眼俯拾皆是。⑤简言之，地理学带给人们的是坏消息，而人人都知道，报坏消息者会有什么遭遇。正如一位从事实践工作的人所言：“与其他学科不同……研究者要为结果负责。就像有人希望在阳光普照的时候到海滩上去，天气预报员若没有准确预报太阳是否出现，即应负责一样。”⑥然而，我们并非否定一切的智者。从关于产值和人均收入的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出，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
正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研究农业经济时所说，“(如果)把赤道南北两三千英里宽的地带隔开，就会发现，这一地带内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这里生活水平低，人们的寿命短暂。”⑦保罗·斯特里滕简略提到人们直觉地反对坏消息的态度：或许最突出的一个事实是，不发达国家大都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在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之间。新近的著书立说者多半粉饰这一事实，他们认为这多是偶然因素所致。它反映了我们在研究发展问题时持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的偏见，不愿意承认今日穷国所面临的基础条件与较富国家工业化前时期的环境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别。⑧确实，地理只是起作用的因素之一。有些学者还抱怨技术和发展了技术的富国，谴责说：正是技术和富国发明了适合温带的方法，导致富有潜力的热带沃土处于休耕状态。另一些学者则谴责殖民列强使赤道社会陷入混乱，从而丧失了对环境的控制。例如，奴隶贸易导致大批人口流失，大片地区荒无人烟，回复为丛林，从而导致采采蝇产于非洲的一种蝇科吸血昆虫，亦称舌蝇，传播非洲锥虫病等。——译注泛滥和锥虫病(睡眠症)流行。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学者宁愿采取沉默姿态。
我们必须避免简单化。历史学家不能为了取悦当今而抹杀或改写历史；而经济学家若提出不论早晚所有国家都会发展的假设，就必须随时准备面对错误带来的难堪。⑨在当今热带医学和高科技的时代，不管一个人如何评述地理限制作用的下降，它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虽然昔日的作用更大。世界从来不是公平的竞技场，无论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
我们将先谈环境简单而直接的影响，而后论述较为复杂和间接的联系。
首先从气候谈起。世界的温度和温度模式多种多样，反映出所在位置、海拔和阳光倾斜度的不同。这些不同直接影响了所有生物的活动规律：在北半球的寒冬，许多动物只得蜷伏冬眠；在炎热、寸草不生的沙漠，蜥蜴和蛇则在岩石或地表下纳凉(这正是许多沙漠动物是爬虫的原因：爬虫可以爬行)。人类倾向于避免极端。他们经过沙漠但并不停留；所以阿拉伯沙漠中有“无人区”。从理性上说，人类对困难有厌弃的倾向。只有贪婪——寻找和开发金矿和石油——和科学探究的任务能使人类克服这一倾向，并证明有必要付出代价。
总体而言，炎热带来的不适大于寒冷。这只是总体而言。如果有条件——适宜的衣着、住房，人们在冬季很容易过着温暖的生活。18世纪下半叶，法国旅行家福加·德·圣福德评论到，在冬季，英国农民因为有煤炭取暖，所以生活得非常舒适；而法国农民则蜷缩在床上，迫不得已的慵懒使他们愈加贫穷。我们都知道关于太阳和风的寓言。为对付寒冷，人们穿上衣服，建立或寻找住所，生火取暖。这些技艺可追溯到几万年以前，说明了人类从非洲发源地散布到气候较寒冷地区的最初状况。热则是另一番情景。人体肌肉活动产生能量，其中的3/4以热能的方式体现出来。就像机器或马达一样，人体必须把热释放出来，才能保持适宜的温度。遗憾的是，人类少有这样的生物器官。排汗是最重要的方式，尤其在迅速蒸发的时候。潮湿、“汗湿”的气候减少了出汗的降温效果——除非有仆人或奴隶在一旁给你扇风，加快蒸发速度。自己扇风可能有些心理作用，但身体运动产生的热量降低了实际的清凉效果。这是一条自然法则：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技术术语称之为能量和质量守恒定律
减少这种浪费的最简便方法是不产生热量，或者说静止不动。故而，人类有一种社会化适应方式：午睡，即让人们在中午的热度下不活动。在英国的印度殖民地，有这样一句谚语：只有疯狗和英国人在中午的骄阳下外出。当地人明白得多。
奴隶制可以使他人从事繁重的工作。从历史上讲，奴隶制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相关并非意外的巧合。“在欧洲人的殖民地内，甘蔗都由黑奴栽种。生长在温带的欧洲人的体格，据说不能在西印度炎日下从事挖土劳动。”见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Book IV，ch7，Part 2(本译文引自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15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注)。按照性别分工也是一样：特别在温带地区，妇女在农田干活、操持家务；男子则专事狩猎和战争，在现代则喝咖啡、玩纸牌、开车兜风。其目标是将工作和痛苦转嫁给不能说不的人。
对炎热的最终解决办法是空调。但是，空调出现得非常之晚，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在这之前，空调只安装在美国的影院、医疗所、牙科所以及要人(如五角大楼的要员)的办公处。空调使美国南方各州的经济繁荣得以实现。没有它，亚特兰大、休斯敦、新奥尔良等城市也许还是昏昏欲睡的小镇。
然而，空气冷却法是一项耗资巨大的技术，世界上大多数穷人负担不起。而且，它不过是把热量从幸运者那里转嫁给不幸的人罢了。这需要能量的消耗，在生产和使用中产生热量(有所得必有所失)，从而提高了未能冷却的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只要走近空调的废气出口，就知道我所言非虚。当然，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并不曾有空调，它不过是新近的产物。因此，热带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相应地下降了。并不是所有的人赞同以上观点，参见Blaut，The Colonizers Model，第70页。布劳特认为，显然，“许多情形包括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人们有时间适应热带环境，那么各种人都可以在热带有效地工作。”布劳特反对自然利益分布不均的概念。
以上就气候的直接影响做了论述。热，特别是全年炎热，有着更有害的后果：它鼓励与人为敌的生命形式的散布。温度升高则害虫云集，昆虫体内寄生虫的成熟和繁殖更为迅速。结果，疾病传播更为迅捷，对抗相应防治措施的免疫力随之提高。繁殖速率是流行疾病危险的关键因素：速率1意味着疾病是稳定的——一种新疾病取代一种旧病。像腮腺炎和白喉这样的传染疾病，其最大传播速率为8；疟疾的最大传播速率为90。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由害虫引起的疾病非常猖獗⑩。且不管诗人如何评判冬季，冬天是人类的好朋友：寂静的白色杀手，害虫和寄生虫的天敌，毒虫的清洁剂。
热带国家——除去较高纬度的以外——不知霜冻为何物；最寒冷月份的平均温度高于摄氏18度。结果，热带成为生物活动的蜂房，其中许多生物对人类非常有害。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南面的地区威胁着所有在那儿生活的和经过那里的人们。新国家的出现及其征募军队的新兵体格检查，才使我们开始了解问题的范围。比如，我们现今知道，许多人体内潜伏着多种而不是一种寄生虫；所以有人病得不能工作，身体状况持续恶化。
以下举一两个例证，以表明现状如何严峻。
非洲和亚洲的温暖水域里，不管是运河、水塘还是溪流，都生活着许多蜗牛，其体内附着裂体吸虫(血吸虫)，可在水里繁殖数以千计的微小幼虫，通过咬、抓等方式撕破哺乳动物的皮肤而进入其体内。一旦幼虫舒适地寄居在哺乳动物的血脉里，它就会长大成虫并进行交配，母虫排泄数千个带刺的卵——这些刺保证虫卵不被排出体外。这些虫卵会随血液流向肝脏和肠，并破坏所到之处的组织。他们对器官的影响可想而知：它们损毁肝脏，导致肠出血，造成致癌损害，妨碍消化和排泄。受害者经常发寒发烧、忽冷忽热，浑身疼痛，无法工作，并且身体虚弱，容易受到其他寄生虫的袭击或感染其他疾病。所以，常常难以确诊是哪一种疾病要了他的命。
我们将该瘟疫称为蜗牛热，肝蛭，或按医学术语称之为血吸虫病，或比尔哈茨亚病，因1852年内科医生比尔哈茨亚发现该病源于血吸虫而得名。该疾病在非洲热带地区尤为流行，并殃及整个非洲大陆，以及亚洲和南美洲亚热带地区。它对在水中干活的人——如种植水稻的人危害尤甚。
最近几十年来，医学提出了一些可以部分地防治此病的办法，可是这些杀虫剂的破坏性极大，使得防治几乎和疾病一样糟糕。用化学杀剂杀死蜗牛的办法也是如此：灭螺剂杀死了蜗牛，但也杀死了水中的鱼。一年的所得被随后的损失所抵消：血吸虫病依然缠着我们。并且，它曾一度变得更为致命。
更为人知的另一类疾病是锥虫病——包括那加那病(牲畜锥虫病)、昏睡症和南美洲发现的恰加斯氏病等。这些疾病由锥体虫所致。锥体虫是一种寄生性原生物，因其体形似锥而得名，该虫钻孔打洞，危害性极大。锥体虫同样是“一种狡诈的野兽，有改变自身抗原的特异功能”。我们已知有百余种锥体虫，实际也许有千余种。有时你看得见它，有时你根本看不见。由于无法发现它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无法抵御它们的侵袭。抵抗这些疾病的唯一希望是，药剂——尚处于实验阶段——和向传病媒介开战。 非洲锥虫病的传病媒介是采采蝇，一种肮脏的小飞虫，如果不能吸食哺乳动物的鲜血，它将干瘪而死。即使在今天，尽管已经有了有效的药剂，这种飞虫仍然大量繁殖，使得牲畜无法在非洲热带的大片地区生存。人类生存也很艰难。在热带医学和药理学出现以前，整个地区的经济曾被这种灾害所破坏：家畜养殖和运输都不可能；只有价值高、体积小的货物才可运输，而且只能人工搬运。不消说，没有人自愿做这种工作。人们在奴隶制度中找到了解决办法，而奴隶制本身是一种容易上瘾的瘟疫，使得非洲大陆的许多地区陷入无休无止的掠夺和动荡中。所有这些因素阻碍了部落之间的贸易和交流，使得依靠外来食物的城市生活几乎无法维系下去。能够促进文化和技术进步的交流因而姗姗来迟有的学者对这一历史后果持有异议。他们认为，奴隶贸易不是非洲土生土长的产物，而是因欧洲劳动力匮乏引入到非洲的。这一贸易“使锥虫病由一种地方病变为人、畜都受害的普遍性疾病，使基本在控制之中的疾病变得具有毁灭性。非洲原本人丁兴旺，但自上一世纪末以来，有的非洲地区已经禁止家畜饲养业的发展”。
参见Blaut，The Colonizers Model，第79—80页。布劳特错误地引证Giblin，“Trypanosomiasis Control”，一文，但吉布林关注的不是16世纪开始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之影响，而是19世纪90年代以来殖民统治的影响(见原文第73至74页)，二人所表述的对象不同。即使最近以来，也有学者对此表示异议，参见Waller，“Tsetse fly”一文，第100页。需要关注的是，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早在欧洲人到达非洲之前，非洲就有奴隶贸易，而且阿拉伯人曾为伊斯兰世界抓俘虏，亦曾使得奴隶贸易一度兴盛。参见Gordon，Slavery，第105-127页。另一方面，且不管这些早期例证的起源和影响如何，大西洋奴隶贸易确实加重了这种罪恶。参见Law，“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一文和Lovejoy，“Impact”一文。即使在这方面，仍有异议存在。参见Elitis，Economic Growth，第77页。(表11列举出关于热带和亚热带疾病的资料)。
表111990年热带疾病的影响范围及后果
疾病影响的国家感染人数(1000)危及人数(1000000)疟疾1032700002100血吸虫病76200000600淋巴丝虫病7690000900蟠尾线虫病341700090恰加斯氏病2116000-1800090利什曼病8012000350麻风病12110000-120001600非洲昏睡症362550资料来源：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Special Program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 Tropical Diseases，1990，引用于Omar Sattaur，“WHO to Speed Up Work on Drugs for Tropical Diseases”，第17页。
显然，医学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医学的作用几乎可以追溯到欧洲人开始在非洲大陆上出现之时。当然，在早期的年代里，医生尽管心存善意，但由于无知，造成的危害大于好作用。但是，他们确实使人们免除了痛苦。直到19世纪下半叶，病菌学说才为指导性研究、有效地预防和治疗疾病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医生依靠臆测、经验和想象诊断疾病。所幸的是，这些方法并非偶然得来。它们侧重于观察和现实的原则——只要你见到了我所看到的，你就可以相信你所见到的——补偿了因不理解而可能造成的失误。
我们以全球最大的人类杀手疟疾为例。在发现病菌之前，医生把发烧归因于沼泽瘴气——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从近似的现象推断出来并非全无道理。所以，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被疾病带来的损失吓坏了，他们组织人排干沼泽，祛除瘴气(疟疾)。这些措施也许对空气清洁有些益处，或许没有一点作用，但却驱杀了蚊子。从1846—1848年和1862—1866年两个时期的比较可以看出，该地军人的疟疾死亡率下降了61%；从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发病率下降的幅度更大。而且，这些措施产生了有益的副作用。我们并未得到有关平民的统计资料，但不管是当地人还是法国殖民者，他们的健康状况肯定有了改善。不论你如何评价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采取的政策和行动，他们确实使得数百万阿尔及利亚人寿命得以延长，生活得更健康(某些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也许会回答说，抽干沼泽给欧洲殖民者增加了可用的土地)。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所作所为表明，改善环境是有所收益的：预防得病与得病后进行治疗相比，是一种更有效的方法。在过去的百年间，医学和公共卫生学一起，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热带和贫穷国家的人均寿命已经与那些自然条件良好、富裕的国家逐渐趋同。1992年，一个出生在低收入国家(除中国和印度外共计10亿人口以上)的婴儿可以活到56岁，而一个出生在富国(人口828亿)的婴儿可望活到77岁。这个差距(375%)并不小，但与以前相比却小得多，而且会更小，因为穷国将变得较富，而富国人均寿命的增加会达到生物学限度，富裕也带来了环境疾病。
以上这些并不表明，我们可以就此心满意足了。现代医学可以保证婴儿存活、人类长寿，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身体健康。确实，从统计数字上看，死亡率和疾病率是矛盾的。死人并不总是统计为病人。一位调查美国烟草行业的专家满脸严肃地争论道，如果从烟民预期寿命缩短这一点出发，对吸烟严重危害健康的估计应降低。当他这样争辩时，他也暗示了这一点。反之，对热带地区来说，抗生素、预防注射和接种疫苗拯救了人们的生命，但却使他们在病中挣扎求生。热带医学这一专门学科的存在，恰恰说明了问题的性质。该研究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在科研人员、当地病人和各种帝国主义者中间，其代价也是高昂的。此外，疾病预防花费巨大，治疗则需要长期的药物控制，当地没有相应的设备，病人在使用方面也比较困难。
1990年，大多数热带疾病患者生活在人均年收入400美元以下的国家，他们政府在卫生保健上的开支人均不足4美元。据说，制药公司每开发一种药剂或疫苗并将之投入市场，需要耗资一亿美元。显然，制药公司并不愿意迎合这类穷消费者的需要。即使在富国，医疗的费用也可能超过病人自身的负担能力和医疗保险的承受限度。例如，最近对艾滋病的治疗要每年花费10000到15000美元，直到寿终为止——对第三世界的病人来说，这是一笔不敢想象的花费。
最后，地方习惯和风俗可能会促进疾病的蔓延，并阻挠医疗。疾病差不多是由人类行为的方式所造成的，治疗疾病不仅需要医疗，而且需要习惯的转变。这正是问题之所在：打针吃药容易，改变生活方式难。看一下非洲的艾滋病吧。跟其他地方形成对照的是，这种疾病在非洲的传染对男女一视同仁，多由异性接触滋生。传染病专家仍在寻找答案，已经被提到的因素有：男性杂交的传播；把肛交作为控制生育的技术手段；女性割阴蒂以防止性交欲望和快感，却造成长期创伤。严格来讲，这些问题都非医学所能解决，所以医生所做的不过是减少患者的痛苦、延缓死亡的到来。考虑到这些社会的贫穷，他们能做的并不多。
除物质条件的限制外，现代医学还必须考虑到意识形态和宗教的阻碍——这种阻碍随处可见，但贫穷、技术落后的社会尤甚。人们宁愿相信江湖秘方和祈祷神灵保佑，也不愿接受外国的、不信神灵的治疗。信奉科学的西方人将这些做法一概斥为迷信和无知。然而，这些做法也许会带来身心的解脱，而且土产药剂或许不那么纯净和浓缩，有时却真管用。现代科学家和医药公司不惜花费重金研究奇特药品的价值，其原因正在于此。
土著医学的经验主义疗法有时成功，加上人们对殖民主义的愤恨以及对本地文化的感情(更不消说旧派医生的特权利益)，这几个因素结合起来，引起对热带(现代)医学的政治和人类学上的批判，以及——且不管如何谨慎——对“替代”疗法的维护。这一派观点认为，热带医学对非洲过分傲慢，蔑视当地人的医疗方法，所作所为少于他们应该做到的。而且，欧洲划定的边界和欧洲式的商业化农业毁灭了阻碍疾病传播媒介(臭虫、寄生虫等)的传统屏障。即使公共卫生“完美理智的”方法也会伤害当地人的感情，体格检查和预防或许被认为是有损尊严和盘剥。
水是另一个问题。总体而言，热带地区降水充足，但降水时间往往没有规律、无法预测，且大雨倾盆，雨落如注，多为暴雨。平均计算降水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里的降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每年、每季乃至每天都有所不同。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90%的降水是时速25毫米的暴风雨，一个小时的降水(25毫米)等于伦敦郊区皇家植物园平均半个月的降水。爪哇的降雨更为急迫，全年降水1/4的时速为60毫米。
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丛林和雨林杂生，种植颇为不易：这些物种多样的宝库滋养着各种生物，却偏偏不利于人及其有限的农作物。结果，人和自然都是这场战争的失败者。人们试图砍伐价值连城的树木，从而导致乱砍乱伐和大量浪费。而且，丛林枝繁叶茂对种植极为不利。砍了丛林种植农作物，炙热的阳光直射而下，因为都没有枝叶的阻隔，倾盆大雨冲走了土壤的营养成分，造成新的荒芜。如果土质是黏质，富含铁铝氧化物，暴雨和阳光将在地表烘焙出铁甲般的硬层。这些土地种植两三年后，将被迫永久休耕。新开垦出来的土地很快就荒芜了，不久藤蔓和卷须爬满了住宅和寺院，窒息了一切。城镇也因此不能兴盛，因为它依赖周围地区的食品供应。现在，非洲的城市化经常杂乱无章，严重依赖国外的食品进口。
另一个极端的变化是，干渴的土地变为沙漠，沙漠的沙尘成为难以平息的侵略者，吞噬着沙漠边缘的肥土沃地。1970年前后，撒哈拉沙漠以每小时18英尺(地理学上称为一“驰”)的速度向萨赫勒地区推进。荒野的扩张是所有半干燥气候存在的一个问题：美国的大平原(记得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中的俄亥俄流动农工吗?)、以色列的内盖夫以及约旦河东岸、西西伯利亚都有所体现。由于降水较少，这里的农作物死于缺水，表土被风吹走。在温带地区，当雨水降下来的时候，农作物又活了过来；但热带和亚热带沙漠就没有这样宽厚了。
解决降水不规律的办法在于水的储存和浇灌，但这在蒸发速度极高的地区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在印度的阿格拉地区，一年之中，降水超过农业当时需要的时间只有两个月，而这两个月中存留在泥土里的水仅仅三周就会蒸发殆尽。
人类聚居区和文明沿江河而布，并非偶然，因为江河集中了全流域的流水和每年沉积的沃土：如尼罗河、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些古代文明的中心是最早的营养聚居地——尽管《圣经》告诉我们，即使是埃及人也为饥荒而担忧，并非所有的流域都这么慷慨无私。西非的沃尔特河沃尔特河源于布基纳法索(旧称上沃尔特)，在加纳境内入海，全长约1600公里。——译注流域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是大不列颠的一半——但在低水位时，在近入海口处竟成了涓涓细流，流量仅为每秒28立方米，与巅峰水位时的每秒3500—9800立方米形成鲜明对照。沃尔特盆地的旱季处在一年最热、风最大的季节，流水蒸发量之高，实令人沮丧。
再就是灾难——这就是被称为百年一遇的洪水以及每10年一两次的风灾和旱灾。1961至1970年，22个处在“气候恶劣地区”(易淹、易旱和沙漠地区)的国家因飓风、台风、干旱和其他类似的自然灾难损失几达1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同期从世界银行得到的贷款总额，它们几乎根本没有剩余资金用于发展。孟加拉国土地与海平面差不多齐平，容易被水淹没。1970年的飓风使50万孟加拉居民丧命，100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印度多年来致力于实现粮食生产年增长率2%—3%的目标，但是一个恶劣的种植季节就会导致减产15%。甚至对富国而言，这种偶尔突发灾难的代价也是极高的。美国1992年安德鲁飓风以及1993年和1997年中西部的洪水泛滥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证明了这一点。对那些在生存边缘挣扎的人而言，其后果更是残酷无情。如果有摄像机拍摄现场，我们对这些会有所了解；如果没有，谁会听见或看到数百万人被淹和饥饿待毙?如果没有人听见或看到他们的惨象，又有谁会关心呢?
恶劣气候下的生活充满了危险、沮丧和残酷。人类所犯的错误，即使出于善心，也会加重大自然的冷酷无情。有时甚至善无善报。毫不奇怪的是，这些地区依然贫穷；许多甚至比以前更穷了；许多广泛宣传的发展项目遭到了惨败(人们早先听说了许多项目，但它们失败后就没有什么回音了)；人们身体健康的提高被新病的出现和旧病的复发所抵消。
非洲国家与这些灾难的斗争尤为艰苦。尽管它们取得了重大进步，有关死亡率和寿命长短的资料表明，非洲的发病率依然很高，人们营养不足，饥荒连着饥荒，劳动生产率很低。人们一度能够填饱肚子，现今这一点都做不到了。外国援助大多是粮援。那里的人民只开发了部分潜力，政府也无能为力。就非洲沉重的自然负担而言，非洲人民做到像现在这样，已经是令人惊奇了。
然而，认为地理决定了一切是错误的。其重要性可以降低或规避，尽管要付出代价。科学和技术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我们所知越多，就越能够预防疾病、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显然，我们今天可做的多于昨天，对热带地区的预测也好于以前。但与此同时，对于这方面的进步还需要警觉和关注。我们在观察问题时，必须取下玫瑰色眼镜，忽视或将问题排除在外，不能消除问题的存在，也不能对我们解决问题有所裨益。“温带气候总能使我受到鼓舞和精力充沛”因为人与人不同，个人经验可能会产生误导。一个人的痛苦是另一个人的幸福。然而，热量消耗定律适用于所有人，没有人能在炎热、潮湿的环境条件下干劲十足。以下是一名孟加拉外交官回忆他本人和他的同胞访问温带地区时的感受：
“在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加纳这样的国家，我总是稍一用力或用脑就感到四肢乏力，而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不管长时间坐在案前，还是短途旅行，温带气候总能使我受到鼓舞和精力充沛。据我所知，所有访问过温带国家的热带居民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也曾看到数百个从温带来到热带的人不在空调室的时候，活力荡然无存、筋疲力尽的样子。
“我看到，在印度和其他热带国家，农民、工人、实际上所有的体力劳动者和机关工作者工作节奏非常之慢，经常休息很长时间。而在温带，同样的人的工作节奏非常之快，并且他们浑身充满了活力，很少休息。我从个人和其他访问过温带国家的热带居民的经历认识到，热带和温带的工作精力与效率存在着如此奇特的差别，绝非全部或主要因为营养水准的不同。”
国富国穷 第二章 对地理的回应：欧洲与中国(1) 第二章对地理的回应：欧洲与中国
大自然的不平衡，致使热带的不幸图景和温带远为宜人的自然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温带地区以欧洲的自然条件为最佳；在欧洲内部，西欧则独占鳌头。
以气候为例。欧洲确实有冬季，冷得足以阻止病菌和害虫的大量繁殖。欧洲东部属大陆性气候，越向东走，冬季越寒冷。即使较为温和的冬季也抵御了恼人的疾病发生。这里也有地方病，但不像热带的疾病一样致命或致人残疾。寄生虫引起的疾病是一个例外。有人因此认为，这表明，欧洲人易受流行性疾病的侵袭：他们经受病原菌感染的危险不多，因而未能增强抵抗力。
即使在冬天，西欧的气温也是宜人的。如果在地球上就同一温度划线(等温线)，就会发现欧洲大西洋海岸的等温线最弯向北部。挪威海岸位于北纬58°到北纬71°，其冬季的平均气温高于相比低20纬度的佛蒙特州和俄亥俄州。结果，欧洲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农作物。
这里的降水相对四季均匀，极少暴雨，“就像来自天堂的毛毛细雨，润物细无声”。这是全球最为奇特的降水样式。整个欧亚大陆夏季的降水较为充足，而冬雨却非如此。冬季，来自大西洋的雨水到达欧洲中部和东部的平原时就减弱了，而亚洲的大草原为陆地所包围，缺少降水，因而有了“戈壁滩”。中国的东部和南部为来自印度支那近海的雨水所救，美国的东南部为墨西哥湾的雨水所救。
欧洲可靠而均衡的降水，使这里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与古时盛行的河流文明截然不同。在河流文明中，控制粮食的大权落到那些拥有河流和运河的人手中。中央政府早就出现了，因为控制粮食者就是万民之王(《圣经》关于约瑟和法老的记载以寓言的形式讲述了这一过程。为了得到食物，饥饿的埃及人把他们的金钱、家畜、土地、人民依次献给法老〔《创世纪》47：13—22〕)。这些事情从来不会发生在欧洲。
欧洲优越的气候是墨西哥湾暖流的恩赐。这一暖流起源于非洲的热带水域，而后流向西方，越过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然后沿东北方向再次横越大西洋。这种顺时针旋转产生于地球自转和暖流水势的上升；在南半球，赤道水流则是沿逆时针方向流动。在西半球，赤道水流都由东流向西方，带着赤道的热量与丰富的海洋生物。
从理论上讲，南北赤道的水流量应该基本相等。但是，大西洋地质上的一个偶然事件使赤道北部的水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洋流。这就是：南美洲大陆板块断裂开来，美洲与非洲大陆剥离，特别是美洲最东部的巴西凸了出来(与之相符，非洲大西洋海岸的东部凹了进去)。巴西的凸出，拦腰斩断了赤道南部的水流，将其中约一半的水量送往赤道北部水流，从而造成巨大的暖水团，最终流向爱尔兰和挪威的海岸。这种地质上的幸运，使西欧一年四季和风细雨，蒸发缓慢，欧洲因之农业丰富，牛肥羊壮，阔叶林广布。
当然，欧洲气候也并非整齐划一。欧洲的大西洋沿岸降水最多，也最为均匀，潮湿的西风使土地非常湿润。而到东部的波兰和俄罗斯大平原，气候逐渐具有“大陆性”，湿度和温度差别极大。地中海沿岸的陆地也是如此：温度适宜，但降水较稀少且不均衡。西班牙、葡萄牙、南意大利和希腊的农作物产量不高，种植橄榄树和葡萄的所得大于种植粮食，畜牧业的收益大于农业。有人据此认为，相对于北欧而言，南欧这些恶劣的地理特点导致贫穷，甚至工业停滞①(我们将在下面讨论该问题，文化因素至少也是重要的)。
果真如此，为什么欧洲发展得那么晚，比埃及和苏美尔晚了几千年?答案仍是地理因素：阔叶森林的存在。埃德蒙·伯克在对比印度人和英国人时说得非常之好：“当我们还生活在森林里时……他们作为开化的民族和从事农耕的民族已经千百年了。”②直到公元前1000年，欧洲人有了铁制工具之后，他们才能开垦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原本丰饶的平原。并非偶然的是，这些早年的欧洲居民首先在湖岸(即我们所知的湖上安家)和草原上定居，这里并不必然是最肥沃的土地，但在原始的、尚无冶铁技术的条件下，这里无疑是最适合的。之后，欧洲才有足够的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有多余的粮食供应致力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城市中心。即便如此，大部分森林还是保留了下来；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几个世纪，欧洲的人口减少了，森林面积反而有所扩大。有许多民间传奇故事流传下来，如《小红帽》、《汉塞尔和格雷特尔》、《拇指人汤姆》，还有其他近似的有关森林、野狼、巫师和危险的传说故事。
这些传说故事表明，若认为欧洲的地理环境如抒情诗般美妙，是错误的。欧洲也曾忍受过饥荒和疾病，经历过长期的寒冷和温热，遭受过地方病和世界性流行疾病。农民可以经受一季或两季坏收成，此后便是嗷嗷待哺了。此时，森林再一次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供给人们浆果、干果直至橡子和栗子。稳定的降水也意味着农业并非在边缘挣扎，一段干旱之后，等雨季一到，庄稼再次茁壮成长。人们不妨看看那些干燥地区，那里的农田种植是一场赌博，沃土有变为沙漠的危险——不仅仅有侵略成性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阿拉伯沙漠北部边缘的约旦河东岸，还有西经100°以西的美国大平原、赫鲁晓夫企图种植小麦的西伯利亚草原、贝加尔湖周围的棉田——就会明白，在雨水稀少的地方，天地多么狭窄。
有利的环境使欧洲人可以让许多土地保留森林和休耕，饲养家畜时无须到远方找寻牧场。这里饲养的家畜比别处的健壮、高大。
国富国穷 第二章 对地理的回应：欧洲与中国(2) 曾蹂躏大草原的蒙古马，比欧洲的战马要小得多；阿拉伯的马匹也是这样。由于气候条件，印度的很多地区不能饲养马匹。当然，动物大小各有其优越之处。蒙古和鞑靼马在空旷如海的内陆行动迅速，可以用来迅捷而沉重地袭击周围定居的民族。而欧洲马驮着身披铠甲的武士，不啻是活坦克，在发动进攻时威风八面，不可抵抗。
这两种战术的冲突引起了人类历史上几场最伟大的交战。公元732年，查理曼的祖父、法兰克王国宫廷总管查理·马泰尔带领一队骑士在图尔附近与入侵的阿拉伯人作战，从而为似乎无敌的穆斯林扩张设下了一道西部路障。参见Gibbon，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一书。吉本非常重视这场交战，他认为，倘若当年是阿拉伯人胜利了，所有的欧洲人如今都要读《可兰经》，所有的欧洲男子都要割包皮。约450多年之后，在1187年的海廷战役中，萨拉丁率领的穆斯林军队让欧洲骑士冲击他们的阵地，在最后一刻闪开一条通道让骑士们冲过去。这时，十字军的战马已驮着骑士在炎炎赤日下奔驰了一整天，疲惫不堪。穆斯林军队再逼近过来，切断了欧洲骑士们的退路。于是，十字军在圣地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和一套基督教封建政权就全部崩溃了。
然而，从长远来看，胜利属于欧洲人。大动物在从事繁重劳动和交通方面具有优势。挽马可用于北部大平原黏质土的耕种(马比牛力量大，行动更迅速，可以在较少的时间干完更多的活)，并将新鲜农作物运送到城镇集市上。过后，它们还可以将野战炮运往战场，投入战斗。欧洲的牲畜体大，能够产生大量的粪肥(东亚农田多用人类粪便)。这使农田趋于集约耕种，农作物收成更好，从而形成螺旋上升趋势。结果，欧洲人的饮食富含奶制品、肉和动物蛋白，他们长得更为健硕，而且相对而言，较少受到肆虐于中国、印度的那种虫害的袭击参见Eric 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第6—7页：“在中国，粪便排入水中，使之成为肺蛭、肝蛭、肠蛭和东方血吸虫的世界库，而这些都是慢性病的重要病因。人类排泄物被用做肥料，对农民而言，泥土中的寄生虫传染是一种职业性危险。韩素音曾说，20世纪早期，北京儿童90%受到虫害，寄生虫在路边和楼旁随处可见……撇开反社会的习惯不谈，这是对人口稠密的温带气候地区开发灌溉农业时缺少肥料来源的惩罚。”在印度，人们没有卫生习惯，常常在公共场合如溪流、河流中大小便，而这里又是清洗和饮水的地方，因而情况比中国还糟糕。(几年之前，1/5接受过输血的中国人得了肝炎，这是因为献血者的肝脏为寄生虫所蹂躏，而血液筛分不完善③)。欧洲人身体更健康，寿命更长，更能在工作中发挥出潜力。参见Jones，European Miracle，转引Narain，Indian Economic Life，第332—333页。
纳拉因的资料取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时欧洲在人口死亡率方面已经取得实质性进步。500年或1000年以前，也许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差距较小。④这并不是说，当年欧洲农田的平均单位产量或人均产出高于温带灌溉地区。家畜粪便、耕地(将地下的营养翻上来)和休耕的益处，都不能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的沃土相提并论，甚至不能与黄河和长江的冲积平原相比，由于常年高温，那些地方每年可种植数季。长江的年淤积量大于尼罗河、亚马孙河和密西西比河之和，而黄河的年淤积量是长江的3倍。参见Link，“A Harvest”一文，第6页。另一方面，由于水量或缺或多，以及敌对势力对灌溉系统的破坏行动，河边的农田耕种不时被打断，其破坏性远远大于多雨气候地区的旱季或湿季。由于对技巧的依赖，这些社会非常容易受到伤害。例如有人说，14世纪帖木尔及其鞑靼游牧部落破坏了波斯的水槽和供水系统，此后就没有再修复过。曾经人丁兴旺、土地肥沃的地方就这样荒芜了。该地区的王国和民族从未恢复过来。
平均数是有欺骗性的。季风雨季是非常慷慨的，但每一季节、每年都有所变化。洪水和干旱是正常现象。在中国和印度，灾后的修修补补是紧迫大事。即使没有自然灾难的发生，雨季耕作和湿季收获对劳动力的需求促使人口密度大幅度提高——按可耕地单位面积计算，人口密度比非洲高30倍，比欧洲高40倍，比美国高100倍。⑤所以，不管物质条件如何，人们都早婚和几乎人人都结婚。实际上，这种最大限度再生产的增长方式——包括备战草料和领土扩张的资源，促使政治权势增强。中国能威震人口较稀的邻邦，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