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国穷 第一章 大自然的不平等(1) 第一章大自然的不平等.2
与之相对照，基督教徒特别是西欧的基督教徒则接受了文身、晚婚(直到自己能负担得起时才结婚)观念，孩子年龄也相差较大。中世纪时，物资短缺，欧洲人视孩子为潜在的负担。我们不由回想起《汉塞尔和格雷特尔》和《拇指人汤姆》——孩子被遗弃在森林里死去，父母走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河流流域文化的人口数量最多，而欧洲人多是小家庭，继承权和家庭联系不分割。
所以，单单是数字说明不了问题。有人或许说，如果将健康和畜力考虑在内，与人口远为众多的亚洲相比，欧洲投入农业(每耕种单位)的能量更多。众生芸芸，亚洲的统治者热衷于修造外观宏大的建筑物，驱使许多劳动力为其卖命。这些终成欧洲游客为之惊诧不已的人间奇迹和丑闻——旅游胜地，而其国内极端奢华和赤贫如洗的鲜明对比更为人所惊叹。“亚洲宫廷、寺庙、陵墓和水利工程之壮丽，以及奢侈豪华和巧夺天工之作，似乎只能证明，如果石头多的话，这种政治组织会从石头中榨出血来”。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第5页。书中提到，一个辩护者说，其实，许多工程并没有耗费多少劳动力，因为这些工程耗时较多，由数代人完成，这些人也可能受宗教驱使而自愿劳动(第10页)。你要信以为真的话，当然相信就是了。实际上，这些工程的监工全副武装，劳工的死亡率特别高。中国修造大运河和万里长城死亡数以百万计，参见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第9页。
欧洲人不曾需要建金字塔。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欧洲也有暴政。参观法国韦兹莱大教堂的游客也许会有兴趣听到，修建该教堂过程中，被征召的农奴曾三次起义反对教会权威。家畜也遭受磨难，例如，拉昂大教堂建于山上，其塔楼上有四头牛的雕塑，面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以纪念将石头从下面平地运送上山的牲畜。这些牲畜的待遇比人好得多。这只不过是一种替代物而已。较近的例子，可看一下19世纪40年代从圣彼得堡修到莫斯科的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一个屈死的灵魂。欧洲，特别是西欧，非常幸运。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农业发达……人口众多的”中国。⑥要了解世界经济的历史就必须研究中国。中国最为早熟，在相当长时期里，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中国的耕地面积约占世界的7%，养活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1%。中国有一句老话非常简明扼要：“地少人多。”⑦大约2000年前，中国华北的人口约为6000万——对这块土地而言，人口太众多了。在随后的1000年里，中国的人口变动不大。但从10世纪到13世纪初，其人口近12000万，几乎翻了一番。此后，主要是由于瘟疫肆虐(瘟疫也曾侵袭过欧洲和中东)，中国的人口回落，14世纪初降至6500—8000万。1650年，中国人口又升至10000—15000万，1750年20000—25000万，18世纪末超过30000万，1850年约为40000万，1950年65000万。今天，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20000万，占世界总人口的1/5强。这种惊人的增长是长期以来(直至今日)的生育观念之结果：早婚，几乎人人都结婚、多子多孙。人口多，要求产粮多；产粮多，又要求劳力多。单调重复的游戏。
这种观念可追溯到几千年前。那时，亚洲平原东疆的某些游牧民族放弃牧人生活，定居而从事产出更多的农业。从一开始，他们的酋长就看到了人口数量、粮食和权力的联系。酋长们的政治智慧大概是由以下三点推断而来：(1)人口增长意味着可动员的潜在耕种者增多，可指派(种植)耕地；(2)储存粮食，以备将来作战之用；(3)粮食供应集中于固定的行政中心(而不是帐篷)。
据史书记载，公元200年前后，曹操曾说，“国家的建立需要勇士和充足的粮食供应。秦人极其重视农业，由此建立了帝国。汉武帝利用军队屯田荡平西部边境。此前代所用之良方”。是年，曹操召集民众屯田许都(河南中部)，获粮万担。而后，他以此为基地，向四方推广屯田，而不需要再运输粮食了。结果，他荡平草寇(竞争对手的军队)，四海升平。半个世纪之后，“统治者为了荡平‘草寇’，期望扩展农业种植区，积蓄粮食供应”。为此，“还需要开掘运河，发展农业灌溉，给军队提供大批的粮食供应，并作为政府运输粮草的通道”。他们计算“六七年间将在淮水囤积3000万担粮食，足够10万人5年之用。因之，吴国将被征服，而魏军无往不胜”。事态的发展确如所料。⑧地无人耕，人无粮供。这种反复无常的波动，必然导致有些时期和有些地方出现贫困，乃至饥荒。家畜饲养更无发展余地。 约公元300年前后，曾有史官抱怨：“三魏状况尤为恶劣，猪、羊和马的牧地却非常广阔。所有这些都应宰杀，以供无地或少地者填饱肚子……所有牧畜都应迁走，而让马、牛、猪和羊到空地上吃草，而四处流浪寻找生计的人们可由国家授予土地。”⑨显然，中国的农业不可能有足够迅猛的发展。国家和社会都追求新土地和高产出，役使人民，以求养活人民。在北魏太武帝(公元424—452年在位)统治期间，政府不再冒任何风险。没有牛的农民被迫出卖劳动，以换取借牛犁田。家庭都要登记，清查人数，并将应负劳役登记在册。“人们的名字都登记在负劳役的账本上，以区分他们劳动的好坏。他们被禁止喝酒、看戏，或弃农去酿酒和经商。”⑩那时，人们没有时间去娱乐和挣钱，只有种田和生养后代一条生活途径了。
长远观之，这一单调乏味的过程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1中国人——他们自称为汉人——起源于亚洲北部大平原不毛之地边缘上的树林之中。他们筚路蓝缕，开垦荒地；然而，由于降水不规律，树木不茂盛，因而水土流失严重，收成很低。西部的开阔地带不能维持这么多人的生存，所以他们随后南迁到黄河上游，在黄土上开垦农业。黄土是一种松软的土壤，其土质介于黏土和沙土之间。如能充分灌溉则肥沃，适合种植农作物。它不是最肥沃的土壤，但也足够肥沃。黄土之上未生参天大树，因而没有金属工具也可以开荒种田，这一优点使黄土比较适于种植农作物。中国华北西部的黄土深达250米，土壤细致，易于耕作。
参见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第29—30页。他在书中还引用了韦特福格尔对埃及农业的论述。埃及农业并非起源于尼罗河三角洲，而是上游的孟斐斯故地。农业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卡尔·索尔强调土地“对易弯工具顺从”的重要性，注意到美洲印第安人首先在贫瘠但较容易开发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的事实。
2黄土种植属于用水和灌溉技术的农业。它为开垦更湿润、更富饶、也更具不确定性的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河谷环境作了准备。黄河上游水流湍急，水量大小变化很大，随流而下的黄土淤积在黄河东段弯曲部而迫使黄河在流经华北平原时几次改道，因而得名“中国之患”。人们在这里种稻——一种卡路里含量更高的农作物，当然，传统的粮食作物——粟、高粱、大麦——仍然重要。小麦是以后才出现的粮食作物。到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国人已学会很多农业技术：通过人工手段和安排来改善供水和用水；使用驮兽(包括水牛)犁地；精密除草；将动物粪便和人粪用作肥料。所有这些都需要繁重的劳动，但回报甚丰。产量高达每公顷1000升，有相当多的余粮来供给那些不事稼穑的人。中国的能源系统进入良性循环。
3公元8—13世纪，农业发生第二次革命。汉族人不断南移，进入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将那些刀耕火种、无固定住所当地土著赶到一旁，让他们最后在深山或不适宜精细耕作的地方安家。现在，他们仍生活在那里，是人口最多的一些少数民族。
这里气候更湿润温暖，冬季气候温和，夏季漫长，每年可以种植两季。例如，冬小麦在5月收割，可以在6月种植夏季稻，10月或11月收割。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中国人做得更好，他们在水田中种稻。在选用快熟品种后，每年可收获三季甚至更多。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他们收集和捡拾每一粒粪便和排泄物；经常除草；培育秧苗(密度非常高)，而后移植秧苗(需要更多空间)，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田地。用经济学术语讲，他们用劳动代替了土地，中国每种植一公顷稻田需要60—80个农民(而美国只需要一人)，其产量比相当不错的旱田种植要高出2—3倍——达每公顷2700升。最高极限是，每平方公里农田产出的粮食可供养1000人。“13世纪，中国已经有世界上最复杂、高级的农业，唯有印度可与之相提并论。”这些并未给牲畜繁殖留下多少空间。当然，耕田驮物的牲畜和战马除外。 猪——富人餐桌上肉的来源，以废物为食——也是一个例外。但是，牛羊不多：中国的饮食中少有牛奶制品和动物蛋白，羊毛织成的衣服更鲜为人知。当英国人试图将羊毛出售给中国人时，他们被告知，对习惯穿棉织品和丝制品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衣服太痒人了。确实如此。
4此后的发现略微扩充了中国粮仓。在17和18世纪，中国从遥远的地方引进了新的农作物——花生、土豆、红薯和山药。这些农作物在干燥的高地生长得非常好，但归根到底，它们不过是在稻米供应不足时做补充之用。如果才智和辛苦劳动已不能再增进水稻和其他谷物的产量，但增加这些杂粮的产量还是没问题的。参见Emily MBerstein，“Ecologists Improve Production in Chinese Farming Village”，New York Times，10 August 1993，C4版，谈到增加捕鱼量和节约肥料。
5绝大部分食物依赖水稻产生了好坏兼而有之的后果。水稻的某些营养成分(特别是磷酸盐和碳酸钾)低于其他粮食作物；种植水稻需要更多的劳动。另一方面，每英亩水稻所包含的热量大于小麦、黑麦和荞麦等温带粮食作物；但其蛋白质含量仅相当于以上农作物的一半。水稻是一种生长力强的作物，可在各种地方种植，也是唯一一种只要水分充足在贫瘠土壤里也能高产的粮食作物。另一方面，由于人在水田中劳作，人粪被用做肥料，劳动者极易受到血吸虫和其他肮脏的寄生虫的袭击，从而导致劳动力损失，增加劳动需求。
对中国历史而言，这种劳动密集型、水利集中型能源模式影响深远。一方面，劳动依赖当地人民，这意味着中国永远不会让外国奴隶加入到中国的劳动大军里来(当然，尽管许多中国人不是私人奴隶，但也曾有劳役在身，不得解脱)。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绝对增加了。对分布较稀、组织较松和技术不那么发达的族群而言，要想阻挡汉人向外开拓是极其困难的。同时，对用水的管理要求超地区的权力，从而增强了帝国权威。欧洲观察家早就注意到了水与权力的这一联系，孟德斯鸠曾言及此事，为黑格尔所重复、马克思所效仿。此后，一位名叫卡尔·韦特福格尔的学者就此问题作了最详细的分析，他把这种以水为基础的统治，以及它所暗含的控制和奴役，称为东方专制(另一些人也提出类似的看法，但谨慎地避免提及这些不祥的文化和社会内涵)。
一代西方中国专家热衷于政治的正确(认为毛主义及其晚年的具体做法是正确的)，很快为中国对实行民主的承诺作辩护。他们把水利命题批判得体无完肤。韦特福格尔是他们选中的靶子 一位学者从他的命题中看到了新帝国主义的一丝伪装：“显然，该理论所传达的行动信息是，建议实行干涉并为干涉正名。”这些表示忠心的言论所想要说服的，恐怕不是西方读者，而是中国读者，因为几乎所有这些对韦特福格尔水利论提出批评的人，都想要得到一个对水利论感到生气的政权的好感，从那个政权得到去那里访问的邀请。
事实否定了他们的观点。反对水利论者指出，中国早年的人口聚居地并不严重依赖灌溉。那时甚至以后，用水大多来自水井，而不是从远方引水来用；而且，用水的管理常常由当地人设计和资助——似乎这些活动能多多少少驳倒以下事实，即水利方面，尤其是修建大堤、大坝、运河、防汛、灾后修复和赈济等重大任务所需劳力的征召和调遣，其最终责任都在于上级政府。这种干预非地方政府所能承办。赌注太高了。一方面，改变自然越是胆大，失败或灾难的范围及代价也越大。另一方面，只有粮食盈余才能保证政府的运转机制。
这就是现实。一批学者在驳斥韦特福格尔的同时也指出，“必须有可灌溉的土地、充足的社会领导权和国家控制，等等。”信哉斯言。
国富国穷 第三章 欧洲例外论：独特的发展道路(1) 第三章欧洲例外论：独特的发展道路
欧洲是幸运的，但幸运不过是一个开端。1000年前的人绝对意识不到，欧亚大陆西端的这块凸出部分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用今天经济历史学家流行的术语来说，那时，欧洲拥有世界主导地位的可能性几近于零。然而，500年之后，这种可能性接近了百分之百。
欧洲曾长期四面受敌，历经入侵、抢劫和掠夺的痛苦。直到10世纪，才从中解脱出来。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称北欧海盗，曾驾驶着轻快帆船，穿过汹涌的海浪，驶进浅河，深入到内地抢劫掠夺，袭击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入侵触角远至意大利和西西里。另一部分人则侵入斯拉夫人的土地，成为那里的新统治阶级(称罗斯人〔Rus〕，俄罗斯〔Russia〕之名即由此而来，他们统治那块忧伤的土地近700年之久)，最终几乎穿透君士坦丁堡的城墙。
这些劫匪如此令人恐怖，他们手段之残酷如此令人发指(他们将婴儿抛向空中，而后用长矛接住；或将婴儿的头在墙上撞碎来取乐)，以至于当地人听到海盗要来的消息，就吓得拔腿跑散，他们的领袖、包括精神领袖，则带着细软匆忙逃亡。当地的神父们确实撰写了新的祷文，祈求上帝的保佑。然而神坛并非理想的避难所，因为海盗知道战利品在何处隐藏，他们上岸之后就直奔教堂和城堡。
来自海上的强盗还有撒拉逊人(摩尔人)，他们穿越地中海，在阿尔卑斯山脉和蓝岸地区安营扎寨，抢劫南欧和北欧之间的商路。他们行动快捷，难以靠近；他们驻地与他们的穆斯林老家由海路相连，难以征服。民间传说，时至今日，阿尔卑斯高山上的某些居民肤色和外表还带有马格里布人的特征。
最后，行动迅捷的马扎尔人，即匈牙利人，从东方的陆路入侵。他们讲乌拉尔阿尔泰语(突厥语一旁支)，这些亚洲异教徒一再入侵，一旦听到欧洲内部冲突或王朝争夺的消息，他们就选定侵略目标，从多瑙河边的营地出发，曾一鼓作气侵入到法兰西东部或意大利山脚下。他们与北欧海盗不同：北欧海盗为了搜寻和掠夺更多的财物，往往在驻扎营地经营数年，甚至近乎固定地成为英格兰部分地区、诺曼底(以他们的称呼命名)、西西里的统治者。而匈牙利人则在抢劫后用货车和驮兽将战利品和奴隶拉走，并不定居下来。
没有人会永远屈服在侵略者的淫威之下。欧洲人学会了对抗入侵者的袭击，有时在领导人的指挥下，有时并无领导人的帮助，因为后者经常背着当地农民与入侵者达成某种交易。村民们并非在村外抵抗海盗，而是引他们入村，诱捕或从四面八方伏击他们。这正是电影《神奇七人组》(The Magnificent Seven)的主题，影片并非受到古人的启示。情境相似，就会有相似的战术。匈牙利人进村极快，当地人来不及对付，但他们出村庄就慢了。这些傲慢而又包袱过重的侵略者遭到过几次伏击之后，终于感到有必要寻找更好的生存方式。撒拉逊人的解决办法则是像在他们的穆斯林老家一样，用军队护送将骡子和货车(大篷车)撤走。简言之，欧洲人的抵抗提高了侵略者付出的代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人受到敌人总部所犯错误的协助。历经多年，北方部落和匈牙利入侵者定居下来，并逐步驯化了。王国的宫廷代替了游牧者的帐篷，他们的统治者也对那些昂首阔步、自视甚高的“将领”失望了。这些将领豢养着私人部队，胆大妄为，四处掠夺战利品；飞扬跋扈，威胁着和平。国王们不需要再豢养这些惹是生非的人了。危险与奖赏并存的生涯，也使这些流氓和海盗明白了，做国内剪羊毛的地主比到国外杀羊的军阀获利更多。
据称，正是外来危险的消失才促使欧洲走上进步和发展之路。经典经济学家认为，一旦机遇和安全条件具备，增长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排除阻碍，就自然会发展。其他人则争辩说，免除入侵之忧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经济增长与发展需要企业进取精神，但企业精神并非与生俱来。而且，中世纪的欧洲不乏对这种进取心的阻碍。
要了解这一进程的主要特征，就必须把中世纪看做地中海——希腊、而后罗马——所代表的古代欧洲与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近代欧洲之间的桥梁。在中世纪的年代里，一个与过去迥然不同的新社会诞生了，并与其他文明截然分开，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确实，欧洲一直自视与东方的社会不同。民间传说或旧派的上流人士认为，希腊与波斯人在萨拉米斯和温泉关的大战是东西方之间、自由城市(希腊人称之为polis，politics一词即来源于此)与贵族帝国之间、主权公共所有(至少自由民拥有主权)和东方专制主义(所有人均负劳役)之间决战的象征。①据称，希腊人在此期间发明了民主一词及其内涵。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尽管希腊奴隶制的存在和禁止妇女参与政治(当然并未禁止她们在公共场合出现)，使这一概念的内涵大打折扣。
与希腊民主制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对立相关的是，私有财产权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区别。确实，专制主义的显著特征是统治者被视为神或上天的代表，与其臣民显然不同，只要高兴，他可以役使臣民做任何事情，他掌握着臣民的生死荣辱。统治者的观点就是臣仆的观点。军事贵族拥有武器的垄断权，一般民众小心翼翼，不敢冒犯他们、激起他们的贪心甚至引起他们的注意。多看他们一眼，就属无礼，将招致最严厉的惩罚。
当然，我们认识到，这种所有权的安排窒息了进取心，阻碍了发展。投入资金和劳动力的人为什么不能持有自己所创造和获取的财富?用埃德蒙·伯克的话说，“反对财产权的法律就是反对工业的法律”。②然而，在亚洲的专制君主看来，这种安排被看做是人类社会之天经地义：除增加统治者的欢乐以外，普通民众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当然，不能让老百姓自行其是。巴尔赫(中亚)人民的遭遇极具象征意义。在他们的统治者离国与印度人作战时，附近的游牧民族利用这个机会占领了他们的城市。居民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拼死保卫统治者和他们自己的家园，但他们的抵抗以失败而告终。统治者回来并重新夺回了城市。当他听到自己臣民的英勇事迹时，他斥责了他们。他训斥说，战争不是他们的事，他们的责任是臣服任何统治他们的人，并交税纳粮。民众领袖乖乖道歉，并发誓不再胆大妄为。③在这种氛围下，经济发展的概念只能是西欧人的发明了。贵族(专制)帝国的特征是压制贸易和实业：当统治精英的索求增加时，他们并未意识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价值之所在。那索求之物从何而来?他们只是加重剥削和压榨，从民众身上榨出更多的汁。有时他们判断有误，以至压榨过重，引起逃亡、暴动甚至造反。尽管这些独裁者自称君权神授，但并不能保证千秋万代。只有那些创造力多元化、创造力首先是来自下面而非上面的社会，才能着眼于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
古希腊人将自由民与非自由民截然分开，并非仅着眼于物质所得的标准(他们将经贸与希腊城里享有部分公民权的外侨和其他下民相联系，并不特别看重经济实力)，甚至也并非仅从他们制度的优势着眼，尽管他们认为其他制度错误，将其视为暴政。然而，希腊人也曾屈从于专制，尤其在亚历山大所创建的及其亚洲、埃及继任者所统治的帝国的时代；其后的罗马人也同样非常轻易地滑向了专制暴政。最终，古代地中海世界在政治上与东方文明有些相像——一个专制君主为首，领着一小撮由随从、仆人和奴隶包围着的权贵。但不过相像罢了。持不同政见者知道这是错误的，大声疾呼，撰文讨伐，并为自己的放肆而受到惩罚。共和的理想就这样死去了。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产权的概念尚有待于重新挖掘和认定。该时代——我们称为中世纪——是一个过渡时代，是古典遗产、日耳曼部落法律和习俗以及今天我们所称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混合物。所有这些都支持私有财产制度。日耳曼习俗是一种游牧民族的习俗，每一个武士只有不多的财产——以利于经常搬动。当时还没有什么特殊的和有价值的东西足以引出所有权问题或引出权势野心。“获取有价值和广泛的财产确实需要建立国民政府。如果没有财产权，或者财产总额不超过两三天的劳动所得，那么国民政府就不那么必要了。”见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Book 5，Ch1，Part 2。亚当·斯密在这里思考的是私有财产的保护，但是这些思考同样适用于权力的运用。
这并不是说，没有其他获取政治权力的动机，或者说，这些游牧民族的状况是不变的。在他们流浪和征服的进程中，这些问题确实出现了。法文学校的学生都听说过苏瓦松花瓶的故事。这个漂亮的花瓶是法兰克人与高卢人作战时从教堂抢劫来的。首领克洛维为了赢得一个基督教女人的欢心，准备将之归还教堂。那个获得花瓶(或在分赃时得到花瓶)的士兵拒绝了。为证明花瓶属于他，该士兵当着克洛维的面摔碎了花瓶。而且，他告诉首领，是你的就是你的，是我的就是我的。下一次部队列队时，克洛维在这个士兵前停下，问他的草鞋出了什么毛病，当士兵弯腰看鞋时，克洛维用战斧劈开了他的头颅。确实，是你的就是你的，但你是属于我的。这个伪造的故事流传了多年(由于是民间传说，叙述自有所不同)，法文教师不敢再问是谁打碎了苏瓦松花瓶，因为课堂上总有一个自作聪明的人否认它。参见Bonheur，Qui a Casse一书，第77页。
可见，有些紧张与暧昧。但是，从长远来看，真正起作用的是政治分裂和总体不安定造成的压抑。罗马帝国终结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权力尚鞭长莫及。从原则上讲，权力来自一个群体或群体内精英阶层一致同意的忠顺，因而是有限的。确实，选举的传统屈服于世袭统治(日耳曼人受罗马典范甚或原则的影响很深)。但是，昔日的习俗与现象已荡然无存，甚至是生来就被指定的统治者，在名义上也是选举产生的。所以，他属于尘世，是人而非神。他的权力也如此。
的确有人寻求恢复昔日的帝国。罗马重生的梦想从未泯灭。④如果他们真成功了，就会有独裁的再现。然而，由于通讯不便、交通不畅、法治的挑战以及地方统治权的存在，他们的努力一无所获，现实战胜了想象。其间，私有财产得以拥有和维护。有时，私有财产被武力掠夺，就像今天有人被勒死或抢劫一样。然而，这一原则从未死去：财产是一种权利，没收并不能改变它，更不用说抢劫了。
产权的概念可追溯到《圣经》所述的年代，并为基督教义所传承和完善。希伯莱人厌恶独裁，甚至自己的独裁也不例外，这一思想形成于埃及和沙漠地区。还有比这更顽强的民族吗?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其中对民众创造力的反应与所有权的神圣直接相关。神甫可拉在沙漠里领导了反抗摩西的暴动，指控摩西擅自专权，摩西自我辩护说，“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头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民数记》16章15节)。同样，当以色列人在圣地建国，并要求国王统治时，先知撒母耳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但警告他们这样做的后果：他说，国王并不像他一样。“我拿了谁的牛?我拿了谁的羊呢?”(《撒母耳记》12章第3节)。
这一传统使犹太人与周围王国的臣民有所不同，确实招致了那些统治者的愤恨。谁需要这样的麻烦制造者呢?当共同的信念形成教会，特别是当教会成为专制帝国官方的、拥有特权的宗教时，该传统就被淹没在基督教之中了。教会不能忘恩负义。而且，这些文字未曾出版发行，因为教会早就规定，只有合格的人，比如说某些神职人员，才能知道《圣经》。《圣经》宣扬平等主义规则和道义，先知们曾驳斥权势、赞扬卑微，故而招致信民的混乱以及对尘世权威的误解。只有经过审查和去恶之后，才能传授于俗从。所以，直到华尔多教派(华尔多，约1175年)、洛拉德教派(威克利夫，约1376年)、路德教派(1519年起)、加尔文教派(16世纪中叶)等异端邪说——这些教派重视个人宗教信仰以及将《圣经》翻译为白话——出现之后，这一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才为欧洲的政治意识所明确采纳，提醒统治者，他们只有行为端正才能拥有上帝赋予的财产和权力。烦人的教义。
然而，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真开始斥责尘世统治者的权利——当然，是斥责比罗马皇帝小一些的一般君主(东正教从未斥责拜占庭的罗马皇帝这种东西欧的分裂不过是已有的严重冲突的一个表现而已。东欧的大多数居民知道他们应该站在哪一边。所以，“中”欧要扩至俄罗斯以外的所有地区，这也是欧盟和北约东扩的历史渊源。)。它暗含着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教会自己宣布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大，“上帝是一切的真正所有者”这一古老的犹太教原则以及教皇是上帝的尘世代理人这一基督教新原则得以强调。尘世统治者不能随心所欲，甚至是教会——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也不能蔑视权利，随心所欲。信民捐赠财产的转让带来详尽的文书工作，证明了这一行动的良好效应和程序的适当。
所有这一切导致欧洲与周围文明迥然不同。
中国早在国家机器尚未完善时，就起监督、管理和压制作用。政府并不依赖良好的动机、正确的态度和个人美德。公元前3世纪时，中国某位道德家告诉一位诸侯，统治并不依靠能否赢得臣民的爱戴，而取决于能否确保臣民的顺从。国君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闻，所以他必须在整个帝国广布耳目。“尽管他身居深宫，但什么都逃不过他，什么都瞒不了他，他警觉的眼睛注视着一切。”⑤该系统依赖活耳目的诚实和能力。统治者在野心勃勃的臣属掌握之中，因为后者瞒天过海的能力是无边无际的。独裁的弱点在于人力资源。万幸!
有一位学者不喜欢婉转辞令，径直称该系统为“极权”：
没有个人行为或公共生活的任何方面能够逃过官方的管理。在最高层是一系列的国家垄断……但是，莫洛克神莫洛克神，是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为献祭品。这里泛指牺牲很多人命的恐怖事物。——译注国家的触角、官僚体系的无穷能量远远超过这些。这种福利国家监督其臣民从生到死的最细微的举动。⑥专制同样盛行于欧洲。但是，法律、领土瓜分、国内中央领主(王室)与地方领主的权力分配缓和了专制的程度。⑦分裂导致竞争，竞争则促使君主关心好的臣民。如果对他们不友好，他们就可能迁移到他国。
统一的帝国并不惧怕老百姓逃走。特别像中国这样的大帝国，自视为宇宙的中心、文明的家园，国土之外皆是蛮荒。帝国臣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所以象征性的边界也就足够，例如从长城到大海的一道矮墙，即“柳条边”，将中国与北方蒙古—鞑靼草原分割开来。清朝的乾隆皇帝曾赋诗言及此事。⑧欧洲各地社会的权力纷争引起半自治城市(其组织形式称为Commune)这一欧洲特有现象的出现。城市当然随处可见——农业产出的盈余可以维持统治者、士兵、工匠和其他非农业人口的生存时，就会有城市出现。许多城市在市场等方面具有了相当大的重要性，更不消说它们作为行政中心的作用。
但是类似Commune的组织从未出现在西欧之外的国家里。⑨首先，Commune的本质源自其经济功能：这些单位是“商人治、商人有、商人享”。⑩其次，其本质在于本身独特的民事权力：能赋予居民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这些权利对经商和免除外来干预至关重要。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重于一切，因为当时仍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农业社会，大多数人口仍然由于对当地贵族的人身依附，或者由于土地租契，而受到奴役。城市却因此变成通往自由之路，像是在覆盖农村的囚幕中捅开的洞。中世纪出现的一句名言是“城市空气使人自由”。真有这么一个故事：佛兰德伯爵在布鲁日城内的市场上发现了一个逃跑掉的农奴，要把他抓回去，可是城里的中产阶级却把伯爵和他的爪牙们都赶出了城。
整个社会都感受到城市这一功能带来的后果。由于拥有这一特许权，城市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避难者的家园和城乡交换的聚集地。迁移到城市居住提高了迁居者及其留在乡村的亲人的收入和地位(但他们的健康水平并未改善。城市肮脏，拥挤，易于传染疾病，所以只有靠不断有人迁入才能维持和增加人口数目)。西欧的农奴解放，是直接由于获得公民权的农村和城市社区接二连三地出现，而且密集和彼此靠近。在那些城镇不多和不自由的地区，如东欧，农奴制继续存在，其状况还有所恶化。
为什么统治者赋予乡民和城镇居民这些权利，实际上放弃(转让)了他们自己的若干权力?原因有二：其一，新的土地、新的农作物、贸易和市场带来了税收，而税收带来了权力(还有享乐)。其二，矛盾的是，统治者希望增加王室在国内的权力，而自由农(注意：我没有使用“农民”一词)和城镇居民(中产阶级)是土地贵族的天敌，会在反对诸侯的斗争中支持王室和其他君主。
请进一步注意：欧洲统治者和力图有所作为的领主为寻求增加税收，不得不利用参政权、自由权和特权——简言之，讨价还价——以吸引参与者。他们必须说服人们参加纳税人的行列(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统治者将成千成万的人驱赶到田地里，让他们种植作物)。而且，免除物质负担和赋予经济特权，常常导致政治让步和自治。在这里，创造性来自下面，这恰是欧洲模式的本质特征。其中暗含的是权利和契约意识——谈判和请愿的权利，以及自由与经济活动安全的获得。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欧洲的好运气在于罗马帝国的衰落及其随后的虚弱与分裂(数代古典学派和拉丁教师曾为之神伤不已)。罗马帝国的统一、权威和秩序的梦想(“罗马治下的和平”)依然存在，实际上延续至今。毕竟，分裂一直被认为是大灾难和冲突的根源。今日欧洲的联合被视为治愈昨日战争创伤的良药，并非偶然。然而，在古代与现代社会之间的中世纪，分裂是恣意妄为的暴戾行为的急刹车。政治敌对和退出权起了重大作用。
另一项分离——尘世与宗教的分离也起了推动作用。在穆斯林社会，宗教在原则上至高无上，是圣人统治的理想政府。与之不同的是，基督教渴望帝国宽容，很早就将上帝和凯撒区分开来，各得其所。这并未阻止误解和冲突的产生：双重最高权威是最不稳定的，其中之一必将有所付出。最终，教会屈服了，将属于凯撒的归还了凯撒，并让出相当大部分原属于上帝的权利。其中包括放弃了大一统的正统地位：权威分立，导致异议纷纷出现。这也许不利于保持确定性和一致性，但却肯定有利于精神活跃和公众发挥首创性。
在此，分裂再次起了作用。教会在某些国家——南欧那些国家更明显——仍成功地维护着政治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却并非如此。因而，欧洲有些地区发展出一种潜在的自由思想。它以后在宗教改革中表现出来。但在此之前，欧洲就已经免除了思想控制。 至于中国，那里没有稳居统治地位的宗教，在宗教信仰方面异常宽容，但帝国朝廷和各级政府官吏充当卫道士，确立信条，评判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窒息了异议和创新，甚至窒息了技术上的创新。这是一个在文化和学术上保持原状稳定的社会：也就是说，它很少发生变化(实际上，也不可能阻遏一切变化)；但是当变化威胁现状时，国家就会介入，以恢复秩序。正是这种固有的道德准则、伦理的统一与成熟以及完全感和优越感使得中国厌恶外来知识与方法，即使有用者亦不例外。
分裂的另外一个优势是：由于权威非集中化，欧洲得以免于一击即溃。各帝国历史中不乏这样的突变：战败一两次，整个帝国就土崩瓦解。伊苏斯战役(公元前333年)和高加米拉战役(公元前331年)后的波斯；阿拉里克阿拉里克(公元370?—410年)，西哥特人首领，410年攻陷罗马。——译注掠夺(公元410年)后的罗马帝国；卡迪西亚战役(公元637年)和内哈万德战役(公元642年)后的萨珊帝国；墨西哥的阿兹特克王国和秘鲁的印加帝国等，莫不如此。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并未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罗马帝国后期，日耳曼诸部落已经与帝国部队联合起来，共同抵抗侵略者：萨利的法兰克人、西哥特人及其他部族，与罗马将军埃提乌斯一起抗击阿提拉带领的匈奴入侵者，从而有了公元451年的沙隆战役(在特鲁瓦附近)。在欧洲传统中，阿提拉和他的匈奴士兵是野蛮与凶残的本质象征。然而，今天的土耳其人却不这么认为，阿提拉是他们最喜爱的名字之一。13世纪，来自亚洲草原的蒙古入侵者迅速摧毁了现在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境内的各斯拉夫人和哈扎尔人的王国。但他们在与罗马帝国解体后建立的诸国遭遇以前，还不得不首先闯过中欧诸国，包括早期入侵者——如波兰人、立陶宛人、日耳曼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建立的新王国。如果不是国内出现纷争转移了蒙古人的视线，他们会一路所向披靡。
但是，他们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特别是在森林地区。此后不久，土耳其人以安那托利亚为大本营，向欧洲大举入侵，占领了巴尔干和多瑙河下游河谷，两次攻抵日耳曼东疆首府维也纳城墙之下。在侵略进程中，他们征服了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和其他内部纷争不断的民族。然而，他们的侵略就到此为止，当他们抵达维也纳城墙时，他们的资源供应已达极限。1683年，当土耳其人第二次攻抵维也纳时，他们发现面对的不仅仅是日耳曼人，还有索别斯基统率下的波兰人。欧洲在面临共同敌人的威胁时，协作对敌。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撤退前的最后一次喘息。在随后的16年里，他们从匈牙利撤出，退到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从而将多瑙河河谷中段让与基督徒居住(卡尔洛维茨条约)。
当然，这些帝国脆弱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剥削成性，贪得无厌，而且臣民对统治者的冷漠：一个专制君主与下一个专制君主并无二致；外来的统治家族都是傲慢无比、掠夺成性。为什么波斯的居民要关心亚历山大攻击下的大流士命运如何?或900年之后受制于阿拉伯人的萨珊王室又怎样了?为什么罗马帝国末期，劳累、受尽压迫的罗马“公民”要关心帝国是否会崩溃?或者说，为什么墨西哥的臣属部落要关心蒙提祖马的命运?古希腊人(公元5世纪之前的希腊人)自视为反对亚洲暴政的自由卫士，将亚洲人这种冷漠作为他们的秘密武器：有国王的地方，就有最胆小的懦夫。因为人的心灵被奴役，拒绝冒险，不愿为他人增加权势去卖命。但是，独立的人民是为自己冒险，不是为了他人，愿意并渴望冒险并享受胜利的果实。
一旦欧洲人发现他们自己已相当安全而无外患之忧(自11世纪始)，他们就全力以赴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是前所未有的、更非其他地方所拥有的机遇。当然，欧洲内部的暴力事件从未停息过。10世纪和11世纪，土匪豪强横行霸道，最终激起公愤，在教会支持下，公众纷纷举行“和平”集会，缓和了紧张局势，较强的中央政府与城市特权阶层联合起来，自上至下镇压了动乱。秩序赢得了时间，带来了金钱。所以，争斗转向边疆之外(如十字军东征)。经济学家指出，一旦外来震荡结束，一个系统就会照看内部的麻烦制造者。
迄至14世纪中叶的较长一段时期，欧洲人口增多，经济得到发展。此后，欧洲遭到瘟疫(“黑死病”)的侵袭。腺鼠疫和肺鼠疫肆虐，导致欧洲1/3以上的人口死亡，再算上后遗症造成的损失，人口死了一半。这是一次严重挫折，但它并未终结欧洲的发展。其后的150年里，欧洲得以重建，技术更显进步，经济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这一二百年间欧洲文明进一步扩展，已胜过周围地区，从而开始了海外探险和征服。欧洲几个世纪的成熟(公元1000—1500年)以经济革命为基础，经历了生产、收获和开支的整个过程的转变，系新石器革命以来所未有。
新石器革命(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3000年)的完成历经数千年，其重点是农业的发明和野生动物的驯养，二者极大地增加了工作中可利用的能量(所有经济革命即产业革命都将重心放在能量供应上，这会保障和改善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这一转变将人们从狩猎和采集中解脱出来，极大地促进了营养的供应，使人口数量大幅增加，并出现了集居的新方式。正是新石器革命使城镇的出现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文化技术的交流和丰富。
中世纪的经济革命同样建立在能量生产和应用的进步以及伴随而来的劳动增加之上。首先，在食物供应上，这是种植技术革新的时代。我使用“革新”而不是“发明”，因为这些新技术都是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轮式深耕铁铧犁是日耳曼入侵者带来的，但在人口稀少、畜力不丰的地方使用不多。到中世纪，这种铁犁已在罗亚尔河位于现今法国南部。
——译注以北的欧洲大陆推广使用，犁开了丰饶的河谷，开垦林地，围海造田。过去罗马木犁只能用于地中海沿岸砂砾土壤，而对黏质土壤无能为力，但到这时，黏土也被开垦为良田了。
使用轮式铁铧犁耕种黏土，需要相配的畜力。我们曾提到，这里的耕牛健壮，在厩中喂养，与别处的不同；这里的驮马也许不比耕牛壮，但力气更大。这些活的发动机为土地广阔、劳动力缺乏的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因为时间也是不足的，农业生产有播种、收获的高峰期，人们必须抓住好天气，尽快播种或收割。欧洲的社区农业尤为如此，因为这里土地分散和交错，田野开阔，使得许多人要来来回回忙碌，一个耕农忙导致所有邻居忙。强壮而行动迅速的畜力使一切改观，农民集中财力共同饲养家畜。
更集约的耕种方式，特别是从双田轮作制(一半田地耕种，另一半则休耕一年)向三田轮作制(1/3冬种，1/3春播，其余1/3休耕)的转化，既是先进技术的应用结果，也是先进技术得以进步的原因。这种耕作方式使得农田产出率增加1/3(所有可耕地的1/6，却是过去双田制时耕种地的1/3)，同时也对提高家畜饲养能力有所裨益，因而增加了肥料供应，促进了农业产出，形成了良性循环。由于土地分配和畜力集体共用的特征，这一变化呼唤强有力的社区领导与合作，因为有示范和结果而易于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