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国穷 第一章 大自然的不平等(1) 第一章大自然的不平等.3
很难说，人口压力的反应和增加产出的刺激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显然，二者兼而有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生存手段看来已不足以养活增加了的人口，因此这几百年期间，人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增加可耕地，有的是毁林造田，有的是用建坝、排水、抽水的办法变水域或沼泽为农田。这些努力都需要大量的能源和资金，它们的成功不仅证明个人和集体发挥了创造性，而且证明当时的社会巧妙地学习用机械代替人力畜力。特别是，发明并使用了忠实而不知疲倦的风车，这是在沼泽和低地成功排水的关键。正是风车造就了荷兰 历史学家强调土地生产率和产量的提高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社会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人们被迫将大部分的人力物力用于养活自己。然而这些进步实质上都是当时社会所能允许的。而技术上、知识上和政治上的种种转变的种子和秘密，却主要掌握在市镇少数人的手中。诚然，市镇本来是由农村塑造的：从农村迁入城镇的人带来了他们的价值观、习惯和态度，这些东西在乡下比较有用，可是对市镇活动却形成了束缚。
所以，商人和工匠均组成行会，画地为牢，采取零和游戏态度，认为一方有所得就是另一方有所失。此外，鉴于城镇的环境，他们认为有必要定量配给空间和时间，着眼点仍是阻止自我膨胀。所以买卖有规定的钟点，不得抢先或推后；不得有价格竞争；不得降低品质和质地以换取廉价；不得低价买进(俗称“杀价”——坏习惯总是属于别人的)再高价卖出；总之，不得有市场竞争。凡是干了活的人都应过好日子。这值得赞扬，可是没有活力。目标是人人平等的社会正义，但结果却严重限制了进取心和经济成长——以牺牲收入为代价的安全网。
这就是当时的原则。人们总该想到，古往今来制定规则，就是为了被打破。买卖人跟谈恋爱的人一样，都嘲笑锁匠。在中世纪的欧洲就是这样，那里的行会控制趋势既是旧日道德观的表现，也是对自由买卖作出的反应。城镇蓬勃成长，雄心勃勃；在法兰西、低地国家和莱茵兰地区，统治者都鼓励城镇，慷慨授予种种特权。但是，维持地方垄断的企图被郊区的成长挫败了，因为城区的规则管不了郊区。郊区有外来户和犹太人来定居，还有把生意扩展到了市外的老板们雇用的零工。限制市场的条条框框在这里失灵了。于是，汉堡和郊外的阿尔托纳结成对子，纽伦堡和郊外的菲尔特结成对子，如此等等，真是老财富新财富成双，礼仪与无序并存，严控进出和自由出入相呼应。
贸易活跃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人们按质量高低选择商品。这违背了平等(最终利益平等)的原则，但是硬要产品做工一致是不可能的。有的工匠确实比别人做得好，于是顾客盈门，应接不暇。与此同时，硬想限制竞争，不让买主去接近高明工匠，只会造成人才浪费。高明的业主与雇工很自然地结合到了一起。由于当局往往不允许雇工在业主的市内车间干活(限制规模)，雇工们就接活在家里干或者在郊区干。这样就开始出现分包(发包)和分工，劳动生产率大有提高。
工业生产扩展到乡下，也打破了城市的封闭。农活有季节性，忙闲不一，这就提供了大量闲置的劳动力。市区限制使用女工和童工的规定到了城外就不管用，所以农村能提供的劳动力就更多了。女工和童工领的工资格外低，利用他们的劳力更是低成本高产出。早先(13世纪)，商人就已开始雇用农村工人做一些单调乏味而又技术性不强的工作。在当时最重要的行业，即纺织业中，农村的妇女在家中承包纺纱的任务：商人将原材料——原毛和亚麻，后来还有原棉——分包下去，然后收回纺好的纱。
这种向城外发包的做法最初没有遇到城内工人的什么反对；但是当商人们开始把纱线再发包给农村工人去织布时，这就冒犯了当时最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一，即市镇的纺织工行会。这一下子就闯大祸了。在意大利，对周围农村握有政治控制权的自治城市把这种“不公平”竞争给大体上摧毁了。
在中世纪另一重大纺织业中心，即低地国家，市镇纺织工人进军农村，砸了乡下的织布机；尽管农村织工有所反抗，但向乡下分包纺织活计的做法被遏制了几百年。分包制未受阻拦的唯一国家是英格兰，那里的地方政治自治使得王国政府难以支持行会要求的垄断权，行会迅速沦为礼仪性的联谊会。到15世纪时，全国一半以上的毛料是在农村纺织的。这样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做法降低了成本，比国外竞争者占有优势，所以到16世纪时，这个原先基本上是出口包括原毛在内的初级产品的国家，已经在朝着欧洲头号制造业大国的方向大步迈进了。
由此可见，中世纪欧洲的经济扩展是由一系列组织上的创新和改进所推动，它们多半由下层创始，通过榜样的力量逐渐推广。统治者，甚至包括地方封建领主，纷纷行动起来争取不落伍，显示自己和蔼可亲，保证有劳动力可用，吸引企业及企业所创造的税收。同时，商界发明了一些新的联合、缔约和交流的形式，以确保投资安全和付款方便。在这几个世纪内，一套全新的商业文书得到采用；商业规范得以制定和实施；人们还想出了各种合伙安排方式，以鼓励贷款者与实干者结盟，资金和商品提供者与长途奔波的推销者和采购者结盟。这场“商业革命”几乎全部来自商界人士，在必要时绕开这一个或那一个城市或国家的规则，创立和临时安排一些新的洽谈与交易场所，如港口和外港、市郊、地方集市和国际博览会，总之，创造出一个自己的世界，仿佛是在当时邦国林立、错综复杂的镶嵌画之上盖了一幅罩布。
就这样，他们大大增进了经营安全，显著降低了经商成本(即经济学家所说的“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从而促进了专业化和分工。这正是亚当·斯密所论述的世界，它成形于他出生500年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