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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地球》
作者:费勇【完结】
编者前言
自进入文明状态以来，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思索、展望从来不曾停止过。就某种程度而言，人是凭借着对于未来的希望而获得克服当前艰难困苦的勇气的。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为着美好未来的奋斗史。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危机，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憧憬。20世纪的空前发展，为人类带来了梦想成真的神话，同时也埋下了末日降临的毁灭性因素。尤其在20世纪中期以后，核武器的诞生、爱滋病的出现，等等，令人真切地感受到人类的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刻：要么走向天堂，要么堕入地狱。
在新世纪的门口，我们探首前望，有足够的理由使我们悲观，其至绝望，也有足够的理由使我们乐观，甚至欢欣雀跃。然而，悲观与乐观都无济干事，问题是：不论怎样，只要我们在地球上生存一天，我们就应当负起人的责任，显现人的灵性，赋予生存以意义。
本书编选的文章也许会给处于世纪之交的我们以深厚的启迪。这些文章构成了关于人类过去、现在、未来的图景，暗示出人类的宿命以及摆脱宿命的可能性。它们的观点、角度不一，有的从哲学、宗教、文化层面审察人类的命运，有的从社会学、经济学、未来学、自然科学的层面审察人类的命运，也有的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但它们的立足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对于人的关切，对于未来的关切。
正是由于这种关切，人类才可能有创造的激情、智慧。20世纪摧毁了一切传统的根本，塑造了一种多元化的自由理念，在21世纪，沿着这样的理念，我们会建设一些什么？或者说，我们应以怎样的姿态，怎样的信念进入21世纪，不论个人，还是全人类整体，如果对于此类问题缺乏严肃认真的沉恩，就难以拥有“美好的明天”。
编选本书的目的，正是为了给我们的沉思提供一些有益的信息、思路。透过这些文章，我们对于我们的生存处境，以及这种处境隐藏着的种种问题－－经济层面的或哲学哲层面的等等，会有一个大致而清晰的体认。
选入本书的文章除梁漱溟的写于20年代以外，其它的均写于50年代－90年代，正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时代。对于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如东西方的冲突、核武器、生态失衡、人口爆炸、电脑科技、苏联解体等等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均有独到而细致的论述。另外，还有两篇谈论宇宙未来的文章，基本上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方位的透视。
人类演化的可能性——约翰·B·S·霍尔丁
英国的生物学家霍尔丁（1892一？）认为“现代是一个非常适合于生存的时代”，但他也认为“纪元前七世纪佛陀与瓦尔达姆时代或纪元前五世纪初期及中期的雅典，十世纪的冰岛，比现代更好”。他从生物学的立场意识到了核子武器对于人类发展的巨大影响，提出了人类演化的可能性之设想。这篇文章是他的长文《HumanEvolution：PastandFuture》的结论部分，在前面他的大量的资料阐述了人类生物演化的轨迹；正是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霍尔丁对于人类命运表达了一个生物学家的独特关怀。
在大多数的人类社会里，最受尊敬的人格典型似将灭种。中世纪，圣德与勇气都受尊敬，但圣人与圣女均固守独身。而有勇气的人则互相杀戮。今天的时代看重财富的积蓄，但积蓄最多的人，常最少孩子。我担心的就是这类人会越来越多。当然，我并不认为实业家比圣人或封建骑士更高贵。一世纪前出生率之差异对某民族遗传因子频率的影响，并非永远持续不变，这与每年两三个月染色体之淘汰分配对蝇虫的影响一样。目前瑞典所显示的趋势已与前大不相同：当地穷人的出生率比富人更低。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只知道阻止少数坏遗传因子的繁殖，而不去促进少数好遗传因子的繁殖呢、答案是：因为目前我们对使人类频率增加的罕贵遗传因子还毫无所知，当然我并不怀疑它的存在。有关人类能力遗传之基础分析还没有完全发展，这尚待遗传学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彼此广泛交流、共同计划。在发现这类遗传因子－－那怕只仅仅一次－－之前，就先讨论积极优生学计划，是毫无用处的。
可是，我想先提出一点：在我们想使之普及的遗传因子中，有一种将会停止牙齿的发育。大脑的发达是牙齿极端复杂化的原因。还有鼻子，是人的弱点之一，必需设法改良，鼻子是随脑的发达而缩小的，因此，犬、马打喷嚏是立刻喷出，而人类则需通过曲折的狭路，一世纪之后，也许对于心理构造，我们也能知其变化臻于极微细之地步。
我们即使能行消极优生学，对于积极优生学，却非待知识更增，优生学态度广泛普及之后，无法实施。知识方面，需要有人的染色体图解，这工作我曾经致力过；另一方面还需人类心理结构的分析，因为，人已被判定为具有特别的天分。这种工作，英国的史特尔曼（译注，英国心理学家，主倡二因子说）及美国芝加哥学派都已选出较合标准的人尝试过。只有等待这些实验都完成之后，才能开始着手于知能素质或正常素质的伟大优生学工作。这大概必须靠强制实施杂种制，否则将如蒙古犬的优点一样，无法固定。但，我将再度申明，我一点也不怀疑有许多罕贵遗传因子的存在。
在这方法能够付诸实施之前，我们的子孙仍会以聪明的方法继续进行演化的统制。现在要讨论的是另一面的可能性：在下个世纪中，人类也许会造成一种大规模的自我破坏，就单纯优生学观点而言，原子能战争比任何旧式武器战争更罪大恶极，甚至比细菌战更甚。例如像广岛、长崎的生存者，他们已受到严重感染，其子孙势必显现出各种变态，这种变态有的会出现在第一代，而要经过十几代才能消除。而其他的则为隐性，隐伏几代之后才出现，其恶性影响势将及于千代之后。原子武器纵然杀死百分之九十的文明人，文明仍不会消灭，但其他受到放射能感染的百分之十生存者，他们所生的变态人，也许却会把文明整个毁灭，要恢复将极为困难。
我们希望避免这类的国际战争，也希望避免因少数集团掌握原子武器而引起的内战。这样，和平的世界秩序也许能够维持，演化的进行才会有入关心。当然，演化势必花费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斯佛尔·莱特根据一项假定（我认为这假定无误）表示说：演化进展速度最快的，是在二十人－－一百人左右的种族集团中，他们几乎与其他集团分离而孤立。这正是整个旧石器时代几个世纪中的人类生活状态。目前，社会型态已随农、工业之进展而变化，演化速度势必缓慢下来。其间，偶因短时间的流行传染病，而产生激烈的淘汰，最后，依赖卫生学的发展才阻止了这种淘汰的进展。
我不知道现在将依凭什么标准来进行淘汰。两世纪以前，大家庭在许多国度中都受到尊敬，任意限制自己家中的子女数目被视为不合时宜，当时的淘汰颇倾向于助长从属社会习惯的遗传因子。今天则认为生一打孩子是变例，我们的淘汰已倾向于变异。
据一般优生学家的见解：大家庭的父亲就遗传学而论，多半是无可指望的，这种看法大概无误。他们在经济上大多一无所成，当然，在经济之成长与长期生物学价值互相认同之前，似乎应重读一下登山宝训或恐龙的历史。上述倾向究竟是否尚有希望，我不得而知，相信任何人也无从得知。
另一种可能性是：我们既欲统制演化，又常选择错误的途径。如果必须从过去的动物群中选取有希望成为理性有能动物之祖先，那么，我是否能从宾西法尼亚系人或第三纪中新世人中获得答案，诚属可疑。我也许会选择像鸵鸟一样以后脚跟站立，以腕代翼的白垩纪爬虫。H·J米勒博士曾提出一个包括广泛使用人工受精的激进人类改良法。如果我是统制世界优生问题的主脑，我不能选择一个只有百分之一正确可能性的方向。米勒博士是才识优于我十倍的遗传学家，他的正确比率也许会达到十分之一，但不会再高过这一基线。关于过去的演化，当前的遗传学，细胞学等所需的知识，比现有文明基础的整体知识要广大得多。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就可获得。可以说，神仍在继续扩展人类选择的范围，因此也给予我们新的义务。演化的过程目前仍然正继续从无意识步向有意识的阶段。但我们还未能获得这项知识。
当前必须立刻着手的工作，就是人类社会的重组，在两三世代中当可完成。在理想与现实中构筑共和国的伟人，还不曾将他们的想法运用到人类社会上。但已由实际担负机能的原理予以完成了。法、俄变革背后所隐藏的伟人虽有不同，但已完成了可与之相比的实验。没有一个社会是完整的，社会变革所耗费的时间单位远比生物进化为小，因此，社会变革的义务比统制演化的义务更急切需要，这两种义务必须并行，或者也可能并行。但我觉得最要命的想法是认为：未来的人类会最适合现代的美国、英国、苏联或中国的社会，甚至适合今日我们所想得出的各种社会。
假如我的推测无误，未来的人类大概是今天认为在肉体、精神、道德上都有缺陷的怪物，一到成年期，他可能会有很优秀的技能，但体力较弱，头部很大，牙齿比我们少，成长也非常缓慢，在五岁以前，大抵不能认字，到四十岁方才逐渐成熟，在这以前，一直学习不断，然后，大概可以活到几个世纪。比我们更理性、缺少本能性，不受性及亲子感情的支配，更极少受一时怒气之左右，或群众本能所统制，其动机依存于教育的比例远比我们为大，在他自己的社会中当是善良市民，但在今日现存的社会里，却会被当作疯人或罪犯。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们具有高度的一般知识，大部分个人均已具备我们称为天才的特殊才能。
不过，如果我们被带回到往古洪荒的时代，也许并不会赢得北京原人的尊敬，同理，在这类计划下产生的演化产物，若有一人被带到我们的时代，我们大概也会认为他是不快乐的人。但实在无须抱持这种悲观的想法，因为我们不可能和“他”见面。
黎蕴志译
（选自《廿世纪命运与展望》，志文出版社1977年版）
重危机——赫胥黎（Aledous·Huxley）
这篇文章发表于1950年，时隔这半个世纪，文中的警告相当一部分已成事实，更大的危机出现在人类面前。赫胥黎（1894一1963）这位博学的英国作家，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他是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孙子，他的哥哥是以研究进化论闻名的科学家－－朱里安·赫胥黎。赫胥黎的创作曾被目为“第一次大战后作品最富乐观性的第一人”，但当他沉静地剖析人类的当下生存状态时，他的“乐观”变成了“忧患”；也许，只有产生危机意识，人类才有可能趋向于完善。
人类目前正处于危机时代，这危机存在于两个层次上。即较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危机及较低层次的人口、生态学危机。国际会议及报纸上所讨论的是较高层次的危机，导致这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民族集团间的权力竞争，他们都拥有或希望拥有利用战争以破坏对方经济力的广泛手段。至于人口或世界资源等低层次的危机，报纸、电台、或较重要的会议几乎都未加讨论，三大国－－或四大国－－也均未注意及此。这些事项大都委之于没有实际权力的下级委员所组成的健康、粮食问题之类的委员会议。他们把全部精力都花费在解决人际关系的矛盾问题上。可是，低层次危机实与政治经济危机同样深刻严重。高层次危机如果不与以宇宙论、生物学为基础而形成的问题共同研究，终究无法解决。忽视这项原则，低层次危机将使政治经济问题逐渐恶化。如果只将精力与注意力集中于政治论与经济论，那么，不但难以解决低层次的问题，甚至根本不可能解决。下面我所要提出的问题，重点在讨论低层次危机的某些层面，而其根底处则在提出：一个目前尚不清楚的事件已如何影响或将如何影响个人的生活、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及民族的行动。
以前曾一度流行过这样一句话：“富裕中的贫困”，意思是说：地球上本来蕴含有丰富的资源，足以供给目前人口或未来增加的人口衣食住之所需，可使人人不虞匮乏，现在人类所以悲惨的原因，实来自完全错误的生产方法及更为错误的分配方式。无论是修正通货、无限制资本主义、配给制度或＊（左亻右系）所想到的有效治疗法都行，只要彻底付诸实施，就能使全人类生活在幸福中，像童话里的王子、公主一样。匮乏与饥谨也将变为富裕，全地球势必成为一个的广大的“糖果之国。”
这种奇迹可由政治、经济的计划予以实现，但从这类高层次的探讨转移到生物、生态学所发生的问题研究时，我们的乐观似乎是太早了一点。我们找到的不是“富裕中的贫困”而是“贫困中的贫困”。世界资源对世界人口而言并不充裕。目前，地球上的人口才不到22．5亿，生产粮食的地区大约有40亿英亩，据营养学家计算，要供给一个人所需的充分粮食，即需有2．5英亩的土地。按这比例来说，纵使生产粮食所用的土地全是肥沃之地－－其实大部分土地都很贫瘠－－也难以保证目前的人口都能有足够的食物。事实上，要保证世界上22．5亿男女老幼都有足够的食物，势必供应比现在多两倍的粮食。但这非一朝一夕所能企臻。前美国公共卫生局长托玛斯·巴兰博士称：“纵使粮食生产能够增加到最大限量，在这数十年内，仍然无法供应最低限量的足够食物。”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人口仍在继续增加－－大约以十年中增加2亿的比率－－这意谓着在粮食供应能够增加两倍之前，要供给的人口已非22．5亿，而是30亿以上了。当然，在这期间内，一切事物、技术都将精进，但粮食不足的问题仍会和今天同样深刻而广泛。
此外，随人口之增加，土地也相对贫瘠。福特·谢巴德在《食物与饥谨》中写道：“近代人创造了两种足以消灭文明的方法：一为原子战争，一为世界性的土壤侵蚀。在这两种方法中，土壤侵蚀具有更恶劣的破坏性。战争破坏文明母体的社会环境。土壤侵蚀则破坏了它的基础－－自然环境。换言之，原子战争会破坏某种特定文明－－例如西欧式或产业式的变种文明。但土壤侵蚀若不加以防止，却会消灭任何文明发生的可能性。”
人对环境所犯的罪行一览表冗长而且阴郁。在非洲、撒哈拉沙漠正继续扩大，赤道地区，人所能居住的山地与高原，正急速遭受侵蚀，而南部平原是一片逐渐缺草的黄土地带。中美洲将继续变成沙漠，南美的多数地区，因山坡倾斜度太大，土壤将会流入水中。澳洲和美国的广大沙土地带，干燥期过长，土壤就会被风吹散。亚洲也会陷入同样可叹的状态。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的耕种愈发频仍，终至贫瘠无用。在逐渐扩大、深化的自然贫困中，人类的贫困也逐渐扩大、深化。
现在必须考虑的是：这个难以应付的生物学现象已如何影响或将如何影响我们在国内及国际政治上的行动？
低层次危机的本质，势必花费极长的时间去加以排除，目前所能作的，充其量只是缓和较危险的征兆以及制作纯病因学的处置计划。
上文已述，任何国家或社会中的出生率差距，都会导致全体居民的品质低落，但在这种影响尚未明显化之前，实在很难预测其发展，现在暂时只能以提出问题为满足。在优秀人才减少、低能者增加的社会中，民主制度可能推进吗？这答案也许将留待50年后的子孙。在这段期间，可能找到一种新的方法，加以培养，以便从逐渐趋于劣化的人群中，选出其最善者。同时尽可能找出一种方法，使先天禀赋优越者能尽量繁衍子孙。
当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出生率都急速下降，而其邻国的出生率都偏高时，以目前的世界结构而论，多少将使和平受到威协。无论我们在表面上多么颂扬“信仰”，20世纪人类真正有力的宗教仍是国家主义式的偶像崇拜。名义上，我们是基督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穆罕默德教徒或犹太教徒。但事实上，大家所信的都并非一神，而是50甚至60个神。其中任何一个都是其余诸神之敌，至少有为敌之可能。凡没有国教的国家，公立学校中所教的唯一宗教就是“神秘主义”式的地域性意识形态－－亦即对国旗敬礼、对国家或其统制者之崇拜、对部定历史书所载民族英雄之赞美。历史上偶发事件中的人与事，或被当作神，或被视为永恒而具有普遍确实性的原理。从童稚时期开始，市民们就被灌输以扩展地域性偶像之荣光作为个人最高义务之理念。但这种荣光主要与政军力量有关，因此担当国家主义义务的个人，难免会伤害到若干同类。在国家主义的偶像崇拜中，任何均势的变动都会引起战争，势力强的国家将采取侵略手段，较弱者则取守势或防御手段。这种情况，在工业化程度相似的两国中，经常会在一方人口增加、年轻活泼，而另一方人口减少、逐渐老化、知能低落的状况下产生。
不仅在国与国间的比较上人口会有增减，即使对自然资源而言，亦有相对增减。如前所述，世界大部分地区，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已经恶化，将来也许更甚。这个广大贫困中的广大贫困，将会不断地威胁和平，而且亦将对民主制度与个人自由构成威胁。人口过剩与自由是不能并存的，人口与资源的不均衡，使大多数人难以获得生活所需，劳动者比物品多，个人不得不为微薄的薪俸而长期工作，从不友善的大自然或不友善的人（他们掌有政经大权）手中，保护自己可怜的收益，甚至无法拥有一点剩余的购买力。所谓民主主义是指任何受雇者均有对雇主说“不”的权利，可是如果受雇者已失去得罪雇主仍可得食之自信，他们就无法说“不”。为了生存的保障，必须有生产足供家庭之所需，或者预先存储以前的薪俸，或有向新开发地移民的机会。20世纪是人口过剩的时代，只有孩子才会认为民主制度可行于印度，而德国会加入民主国家的阵营。按目前情况，整个亚洲及大部分欧洲，尤其在德国，人口与天然资源间的关系，都已陷入绝望的不利之境。因此，民主制度无法生根、发展，实为最现实的问题。人口过剩的国家，几乎没有在经济上可以独立的个人，也几乎没有人能积存购买力，更找不到自由的土地。在人口已对天然资源造成强大压力的国家中，就整体而言，经济状况是非常不稳定的，资本、劳动、生产及消费均由政府统制，乃不可避免之事。20世纪成为高度中央集权及全体主义专制的时代，决非偶然。马尔萨斯的理论将成事实，政治制度无可避免地会走向全体主义。在民主传统尚称坚厚的西欧，新的全体主义大抵是博爱、人道的。这几近绝对性的权力使掌握它的政治家趋于腐化，究竟要花费多少时间，不久当可分晓。
世界性的政经危机，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潜伏的生态学危机。几乎没有一国家保持了人口与资源的平衡。自然本具有恢复其均衡的独特方法。但如果将此法用在20世纪生活方式下的人类身上，那么，不仅会导致深刻、广泛的悲惨状况，而且终致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文明。因此，用最简单的话来说，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使生物学的事实与人之价值言归于好。
首先应作的事就是普遍产生危机意识，我们应把握任何机会说出下列诸项事实：人是他自己本身的“火星人”；地球遭受的侵略已经开始；敌人及其牺牲者的兵力同时增强的新锐部队已着着进逼。此外，还要认真呼吁：任何激进的革命行动都无法解消火星人入侵所产生的悲惨状况。因人口过剩与土地侵蚀而造成的破坏，其进行方式并非与政治层次的破坏相类。国际间为共同应付生态学及农业层危机所作的尝试，也许会对国际政治关系给予间接的好影响。就解决低层次危机而言，向地球上各国国民强迫推行某一种类的政策，并无益处。甚至会妨害为解决此危机所作的努力，而更增应该予以防止的悲惨程度。解决低层次危机的方法有二：限制世界人口、恢复并增加地球土壤的肥沃度以增产粮食。
人类不能仅靠面包维生，但更不能仅靠理想维生。例如对印度人谈论人权与四大自由，可说实在是一残酷的笑谈。在2／3的国民30岁前即因营养失调而死，但又每20年即增加5000万人的国度里，大部分人民是既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任何自由的，“世界的大悲剧”将因暴虐行为而更加恶化，已无法用好听的饶舌之辞予以缓和。要克服悲惨状况，只有针对其原因展开知性攻势。
即使降低目前世界的出生率最后终能获得意见上的一致。而且可以从明天就付诸行动，但因可能生育年龄层的人，仍然非常之多，尽管出生率已降低，人口总数仍然会继续增加到本世纪末。以最好的情况估计，在世界人口开始减少之前，至少还会增加30亿。这表示不论发生任何事件，未来的半世纪将成为政治、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代。如果世界人口政策达成协议，又能在最近的将来付诸实施，仍需花费2000年的时光，才能认为危机已逐渐减轻。假如政策不被采用，那么，除非发生奇迹，危机将会长期持续下去。目前，在我们所能判断的范围内，人类超乎寻常的不安与困难处境，似乎还需绵延两三世代以上，除非迅速实施适当的人口政策，以缩短这危机时期。但在这项人口问题中，我们遭遇到两难式的困局，利弊难以兼顾。就生物学、历史学看，大家庭比小家庭正常，生产五至六个子女的女性比受人工限制仅生产一至二人的更“近乎自然”。而近40年来，出生率急降的国家，神经症与精神异常的发生率均显著增加。究其原因，部分或为与近年出生率低落有关之工业化与都市化，另一部分原因则为：限制生育制度之下的性生活与家庭形态，在某种意义上造成成人与孩童的极端不满。就生物学意义而论，人类之正常行动常是近代文明之牺牲品，因此，我们经常会感觉到缺少调整与均衡。但是，反过来说，一旦生物学上之正常行动不为近代文明牺牲时，我们将更会饥饿，更缺少自由，并更易陷入战争与革命的危机中，两者之间，究竟何去何从？依我个人之见，宁取前者。人口过剩将随之而产生压榨式的农业、专制政治、大量屠杀……往往造成难以复元的悲剧局面。而因限制生育产生的祸害，有的可用适当的药物加以治疗，有的则可以适当的社会手段防止其增长扩大。以生物学观点论，违背自然的行动，常会带来危险，但在今日的世界里，已知用卫生学、杀虫剂、抗生素、假齿等来改变人类自然死亡的习性。限制生育所引起的危机，不会比顺应自然生育习性所导致的危机更大。我们必需扼止带来死亡的力量，同样，也必需压制带来过多的生命之力，否则，必将造成人口过剩、人与环境之不均衡、地球资源全面性之破坏、饥谨、革命、战争与毁灭。如果下水道、金霉素、义齿是必需品，那么，限制生育，实行世界人口政策，更是紧要迫切。但不幸的是我们不能希望收立竿见影之效。只有在这段等待期间，先着手抑制土地侵蚀、保持土壤肥沃度及增加粮食。
目前，大部分国家的国民都无力单独担负这些工作，他们每天凄凄惶惶只企求能用手养口，但“口”永远在增多，加大，“手”则必须从面积有限的瘠土中获取更多的粮食，因而加速了土地的破坏。这样的国民已无时间、土地及资源之余裕可言，他们从土地中生产出来的东西，势必用尽而后己。未来的肥沃必须成为现在饥饿的牺牲品，在负荷人口重压的国家中，“自我保存”遂不得不通向“自我破坏”。假如西欧各国能以积极态度取代消极政策，抑制这种破坏行为的计划当可实现，至少可先制定若干法案，首先让受伤害的已开发土地得以恢复，其次，以与自然法则协调的方法代替现行林业与农业的毁灭。然后，尽可能发现新的供给源泉，并使之获得发展。
实施前两种法案所需经费固然非常庞大，但决不会超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备战费。而且这笔经费是用在恢复被侵蚀土地的肥沃，以求在一定期间内减轻人口过剩所导致的重荷。换句话说，就是先供应一定数量的粮食给人口过剩的国家，所谓“一定数量”是指从可能毁灭土地的最大产量中减去在一定计划下使土地休息，准备更换更佳农业方法而尽量减产的最小量，所获得的生产数量。此外，还须拿出补助费给那些现居于易受灾害的近水区居民，让他们迁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再以高薪遣送富经验者到技术落后国家，指导当地农民健全的农耕方法，保护、管理的理论与实际工作，并制作全球土壤、气候及天然资源的一览表。
至于第三种法案则具有广泛国际性研究及实验计划的性质，付予全世界各地召募而来的科学家、技术家发现新资源、新方法的任务，以便给同胞带来衣食，而非虐杀。现在，先考虑一下若干可作为研讨对象的明显可能。
地球表面，在目前的条件下，不适人居之处极多。但这些地区，颇有用充分的资本与劳力加以改善的可能。当前因为开发沙漠、冻原带、热带森林区等，所需经费太大，还不可能行动，但由于人口日渐增加，粮食与纤维品的需要超过供给量，总有一天，目前非经济性的物品会成为计划的目标，迟早由富经验的技术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将要决定下列事项：开发什么地区、何时开发，用何种国际基金从事开发。
无论采用什么增产方法，世界上供应粮食的绝对量，都是有前途的。就政治观点来看，最理想的增加方式是某一特定国家不欲独占的增加。在国家主义影响之下，独占剩余粮食，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或一群同盟国家压迫其他不受此惠弱国的武器。世界上供应粮食的理想方式是不助长目前的独占自然资源，所有国民都可由本国的生产品或全人类都能均等利用的资源获得足够维生的供给品。在当前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是一件既可喜复可咒诅的行为，一旦国家主义之偶像崇拜，不再是人类的宗教时，国际贸易始可成为纯然可喜之事。
另一方面，关于生存必需品，我们必需尽量谋求一国或一区的自给自足。要向这方向进展，首先应发展从海洋获取更多食物的方法，目前，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往往周围都是海，从海洋获得的大多是鱼，因为鱼产量的减少，为了获取食粮，不得不向海洋投下更多的劳力－－尤其在人口增加、粮食需要量增加时更是如此。但海洋是否还能供给新的资源？海藻是否能精制为饲料或肥料？内海与江口是否可填平成为沃土？
但有的国家根本没有通往海洋的出口，连盐水也成为独占性的自然资源。我们的国际性研究委员会必须再用其他方法以谋地域性之自给自足。是否可能将瘠地改为更具生产力之养鱼池？是否可能培养淡水藻类以充饲料？此外，微菌具有引起化学变化的惊人能力，是否能大量培养使充人类的粮食？独占矿物，就政治意义而论，似乎比独占粮食的供应更为危险。当一个强国的文化指向侵略时，重工业所需的煤、石油、金属矿床将不断成为扩张帝国主义的诱惑。假如这些资源位于弱小国家的领域内，一定招来不断的侵略。目前当务之急是集体研究，发展一些任何国家都可应用的代用品，以取代现有的动力资源及工业制品。例如以风或阳光作为煤与石油的部分代用品，现在作为工业基础的矿物分配并不规则，可用从海水与粘土中制成的玻璃、胶、轻金属等作为部分的代用品。这些措施也许可解消暗藏政治危机的自然资源之独占。同时，我们还应尽力将工业文明从不稳的资产消费基础，移置于更安全、更具永久性的基础上。
我们不久即将遭遇到今后无法避免的核分裂问题。这问题的关键在于：核分裂对解决低层危机将有什么帮助。在最近的将来，对遗传学将会有伟大的贡献。我们把种子曝晒于原子炉放射出来的加玛射线上，可以制造出无数史无前例的变种，这些变种大多有害，但其中若干种不仅有生育的可能，而且在经济方面亦颇有助益，例如：制造各种食物要素、在亲种无法忍受的气候条件下仍能成熟的植物、对某类疾病及寄生物具有抵抗力的种子。
就理论而言，核分裂应该可以廉价供应动力以开发那些现阶段过分干燥、寒冷、气候激变及距离普通动力资源过远的土地。但事实上，原子能在目前仍贵得吓人，简直是奢侈品，也许在今后20年内这梦想可以实现－－即动力不用花钱。20年的时间并不算太早，因为到那时，地球必须供应比目前多4亿的人口。另一方面，掌握政权的狂人、狂热分子、理想主义者、爱国主义者等，都会为了政治目的而把这种新的动力资源不断地用于侵略、保护或防卫战争等目标上。暂时为了获得不算太大的利益，我们必须冒远较利益为大的风险，这不能不令人想起巴斯卡的赌（见巴斯卡沉思录第333节－－译者）。为了实际对付无限之大恶，我们已在极受囿限的善这方面下了赌注。国家主义已根深蒂固深植人心，政治、宗教方面意识形态之不同已与十字军时代一样无法和解，在这样的世界中，带来国际合作与和平之最高希望－－也许是唯一的希望－－，可能就是救济饥民与共同保管地球资源的国际计划。关于这点，世界联邦的支持者也许会提出异议：认为这些计划如无世界政府根本难以实施，政治联合必须列为第一优先，然后才能谈到技术与经济的合作。但不幸的是，目前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都不愿意联合，或者，更正确地说，他们即使愿意联合，也不喜欢联合的手段，因为，政治结合的手段常附带有牺牲，这决非愉快之事。例如，全欧实行了政治联合，那么，以前由关税保护的许多地方工业势必为数过多，将受到政府的抑制，或因必须与效率更高、更接近原料与市场的工业竞争而被消灭。抑制过剩工业将使所有者、统治者与劳动者同样受损，但这仅是政治联合应付的代价之一。遥远未来的最大利益，只有从最近将来许多相当痛苦的牺牲中见出。当然，政治联合也可在军事独裁或环境压迫下强制推行。在正常状态下，要实施民主国家的联合，相当困难。国民大概不会投票赞成将带来变化的政策，因为变化常会扰乱他们的职业与习惯。就原则而论，只有在危机时代，人才会为“将来”（的善）而牺牲“现在”。一切高等宗教，对人而言，在精神上所有瞬间都存有生死问题之危机，因此信徒视“牺牲”为当然之事。但就与此完全不同层次的事实而论，在这人口过剩、土地受侵蚀的地球上，人一生所有的瞬间都可说是危机。让大家相信人与人间的“火星侵略”及对此侵略应采取共同行动并不困难，其直接牺牲也不会太大，在遥远或不大遥远的未来，收获将是具体、明晰且具魅力的。一旦团结起来之后，这对付人口过剩与土壤侵蚀等火星人军队的技术同盟也许会发展为政治与经济的同盟，成为单一政府真正世界联邦的先驱。在这段期间，若纯以政治方式先组成联邦，当然更好。鸡与蛋孰先孰后，并非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尽力两者兼得，而且愈快愈好。
黎蕴志译
（选自《廿世纪命运与展望》，志文出版社1977年版）
对人类的呼吁——史怀泽（Sehweitzer，Albert）
阿尔贝特·史怀泽（1875－1965）的“敬畏生命”的思想闻名于世，爱因斯坦说“像史怀泽这样理想地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这位出生于阿尔萨斯（一战前属德国、战后属法国）的欧洲人，得过哲学、神学、医学三大领域的博士，还对音乐有极高的造诣，但他的声誉并不建立在他的才艺之上，而是他对人类苦难的无比同情及其热忱的献身精神。他将生命中的半个世纪贡献给了赤道非洲，贡献给了那里的医疗事业，从1913年建立丛林诊所，直到与世长辞，他一直被视作行动的人道主义的象征。1954年他获诺贝尔和平奖金。这里选录的是他的两篇讲辞，第一篇是1963年8月3日在兰巴雷内的演讲，原名《当今和平之路》，第二篇是1957年在奥斯陆的广播讲话，原名《对人类的呼吁》。
1
如果我们今天要走和平之路的话，那么最自然的出发点就是今年7月25日签署的莫斯科协定。这是和平之路的第一步。
在这一协定中，苏联、美国和英国政府决定，不再在大气层和水中进行核试验。”这就是说，三国政府将不再进一步发展威力巨大的核武器。由于放弃了大规模的核试验，这种发展已不可能。因为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核爆炸，才能试验和判定威力巨大的核武器的功能和作用。
由于人类已难以承受由大规模核试验导致的极危险的放射物对大气、大地和水的污染，放弃这种试验具有重大的意义。
此外，放弃大规模的核试验和大型核武器也使这些大国不再走向经济崩溃的危险道路。由于大规模的毫无意义的核军备的巨大开支压在他们身上，这些大国正处于经济崩溃的境地。成熟的现代核武器，就像最现代化的飞机一样，是技术上的奇迹。与此相应，它们的价格也是相当昂贵的。
由莫斯科协定而来的状况从1958年10月31日起就已存在一段时间了。当时，在日内瓦的国联宫讨论放弃核试验问题的大国专家就试图这么做：在地球上建立180个监测站，每站有30名工作人员，科学家以此确定在任何地方进行的核试验。
因此，苏联、美国和英国决定：不等待这些计划中的监测系统发挥作用就不再进行核实验。不过，他们认为有计划地监控在地球上进行的所有核试验是不可能的。
只是美国要求，由于地下核试验无法被确定，从而不应被禁止。为了能够生产小型的核武器，泰勒和其他美国科学家也要求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
英国和苏联作出了让步，为此苏联声明，他们本身不打算进行地下核试验。
从而，在莫斯科协定之前，人们生活在这么一个阶段中，大气层中的核试验被禁止，而地下核试验则被允许继续进行。这一时期从1958年10月31日持续到1961年9月1日。
从这一天（1961年9月1日）开始，苏联又在大气层中进行大规模的核试验。而且，从那时起他们也决定从事地下核试验。
只有不断进行大规模和最大规模的核试验，才能试制新的，威力巨大的核武器。苏联生产了威力最大的核武器。
通过这种新的试验，大气层、地表和水中的放射物可怕地增加了。
对由于任何一种事件而可能引发核战争的忧虑也增加了。
现在，通过莫斯科协定，我们又走在一条较少危险的道路上，但是，还需要其他的理性协定，核武器给我们带来的威胁才可能被消除。
莫斯科协定是朝霞。如果所有核试验，包括－－会导致地震增加，从而特别可怕的－－地下核试验都停下来，太阳才会上升。
始终令人遗憾的是，大国在莫斯科协定中并未决定停止地下核试验。因为他们未能对此的有效监控形成一致意见，也不能信任对方在不可能全面监控的情况下，对方会遵守停止地下核试验的决定。
我们最迫切的目标在于，销毁大量现存的核武器，只有这样做和平才可能来临。但是，对这种措施，不存在完全足够的监控。如果任何已商定的一切都被遵守，那么这才会成为可能。在销毁现存核武器和由此而带来和平的未来谈判过程中，大国之间必须在遵守协定的可信性方面相互承认和信任。
就其本质而言，值得信赖的担保优于完全控制的担保。后一种担保只能保证发现协定未被遵守。而值得信赖的担保则能确保事实上遵守协定。
没有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就不可销毁现有的核武器，使和平成为可能。
但是，这种我们期待的信赖怎样才能成为现实呢？不是各谈判政府之间相互作出的承诺，而是在其人民中间出现一种公众舆论，它要求销毁核武器并保证它的实现。
政府会被持不同政见的人取代。但人民常在。他们的意志是决定性的。
从而，在当代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没有各国人民对于销毁核武器的公正舆论，核武器就不可能被销毁。
不是所有与此有关的政府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有这样的政府，它们有销毁核武器，并由此实现和平的愿望和计划，但并不认为有必要在其人民中出现一种促进和确保它实现的公众舆论。他们宁愿与一种不确定的公众舆论打交道，因为这种舆论能根据他们的爱好加以控制。控制公众舆论是当代各国政府的主要活动。
当今，为了通过迅速和完全销毁大量核武器而实现持久和平，人们在任何一个有关国家中都不能幻想：没有一种要求和保证它的公众舆论就能销毁核武器。
如果核武器应被销毁的话，各国人民就必须坚持反对核武器的公众舆论。
2
1954年3月1日，美国人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地区的比基尼岛进行了氢弹试验，俄国人在西伯利亚也进行了氢弹试验。对此，人们的解释是，由于核试验，出现了一种不同于早先非原子时代情况。如果一种新的大炮射向试验场地，那么爆炸之后事情也就完了。但是，氢弹爆炸的情况则不同，它还留下一些其他东西：在大气层中的无数放射性微粒和射线。这种情况在广岛和长崎及以后不断进行的核试验中已出现，只是由于与氢弹相比，这种原子弹的威力还相对地小，从而几乎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由于放射性射线达到一定程度，就将危及人体，从而人们开始讨论，由至今的氢弹爆炸产生的射线是否意味着这样一种危险，它会随着不断进行的爆炸而增长。
此后三年半的时间，物理学和医学的代表开始探讨这一问题。人们观察射线的来龙去脉，研究它对人体的影响及其过程。根据由此收集的，即使还不够完整的材料，人们必须作出这样的判断：产生于至今所进行的核试验的放射性射线具有对人类不可低估的危险，而随着进一步的核试验，这种危险将以最可怕的方式增长。
特别在最近几个月中人们经常作出这种判断。但值得注意的是，公众舆论并没有如其所期待地了解这种意见，个人和各国人民并没受到触动去注意我们所处的危险。人们本应注意到这种危险，人们应听从和理解这种判断。
同那些认为自己有义务以言论作警告者的人一起，我发出呼吁。我的年龄，由我所代表的敬畏生命的观念赋予我的同情心，使我相信，我的提醒能为迫切需要的认识开辟道路。我感谢，奥斯陆的广播电台，帮助我把我相信应说的话传到四面八方。
铀原子爆炸以在铀分裂时的能量释放过程为基础，而在氢原子转变为氦原子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则是氢弹爆炸力的基础。有趣的是，发生在太阳内部不断提供光和热的能量的也正是这一过程。就其种类而言，两种炸弹的效应是一样的。但是，根据一些人的估计，这种最新型的氢弹的威力是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200倍。最近，钴原子弹作为超级原子弹又成为原子弹的新品种，它是一种用钴外壳包围起来的氢弹。其威力要比至今爆炸力最大的氢弹大许多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