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总统对中国政策的转变，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个好消息。因此对日本来说，更是好消息。但是这么一来，美国却使日本处于尴尬的境地，哪怕是一时的。在过去20年中，美国强迫日本支持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为此日本付出了招致中国愤怒的代价。尽管如此，这一次美国却突然把日本抛在后边，自己抢先耸人听闻地表示出对中国和解，而让日本继续背着反对中国的臭名。
虽然这么说，日本追随转变方向以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也并没有成为改善日中关系的严重障碍。因为中国方面一定十分了解，日本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也不一定符合本意。而且中国也一定充分认识到，日本国民相信1945年战败以后，只有站在日中平等的立场上自主地与中国合作，日本才有前途。
把这些问题综合起来考虑，我也确信，日本和中国历史性的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最重要的。日本通过引入“中国版”的佛教，日本民族开始自发的“中国化”运动，是公元六世纪，比英国国民引入“罗马版”的基督教，谋求自主的文化建设，大体早一个世纪。中国文明在日本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价的。日本民族的确成功地把中国文明改变成自己独特的东西了。即或如此，一点也不能降低中国文明在这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访问奈良和京都的西方人，对中国和日本过去14个世纪中在文化上的相互作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赖肖尔译成英语的九世纪日本僧侣圆仁写的日记体中国巡礼，西方人看了对此也有强烈的感觉。
日本和美苏已经有良好关系。同时消除了以前阻碍日中友好关系的来自美国的障碍，同中国建立了和解。并且由于长期的文化交流，可以设想日中关系今后要比美中关系、中苏关系，都要更加密切。从这些事实来看，日本今后在外交方面，会站在独自的立场上，在核超级大国中间，起着俾斯麦所说的“公平的中间人”的作用。根据现行宪法，日本没有交战权，并且是没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些事实可能使日本在完成这一任务上具有更大的能力。
这样，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第二个角色就是“公平的中间人”。但是不管中间人的工作看起来如何重要，我想日本最终的任务还不只限于此。我相信日本最终要和中国、越南、朝鲜共同合作，形成一个将来可以以此为中心统一全世界的轴心。
池田我也想日本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才能对亚洲作出贡献，亚洲怎样才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对和平的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从现实来看，直率地说，亚洲地区是属于世界后进地区，其大部分被饥饿恐怖气氛所笼罩。从工业的原材料的供应来说，由于世界别的地区有更为有利的供应源，加之科学技术的发达，欧美各国和日本在开发代用材料，与此相比，亚洲各国的立场也并非那么优越的。亚洲自己独立地进行正规的工业化，还是遥远未来的事情。
科学文化方面与欧美各国相比，也是相当落后的。只是使我注意的是，在东亚各民族的思想深处存在着佛教思想。远比基督教古老的佛教思想的影响，在今天已越来越难以看清。但是它确实滋润和培育了东亚各民族的精神，使其整个历史可用“和平”二字来概括。以佛教思想为基础培育起来的东亚文化，在自然和人之间美好的协调中，一方面使人在内心赋有一种安详平静的感觉；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求“生”的强大动力。由此来看，东亚人能对人类文明与和平作出贡献的途径大概是哲学和宗教领域，特别是佛教思想。
汤因比我期待着东亚对确立和平和发展人类文明能作出主要的积极贡献。世界要稳定下来，这才是避免世界陷于悲惨结局的唯一道路。我认为亚洲其他地区即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和中东地区，对这种稳定似乎还不能起到这样的积极作用。
中东有庞大的石油资源，但印度、巴基斯坦和中东在经济上都很落后。并且这些地区在政治上也很混乱。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巴基斯坦和盂加拉以及阿拉伯各国内部政治上的保守派和激进派等等的对立，这和北爱尔兰的旧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纠纷性质是相同的，不过规模较大。因此西亚的各国国民，大概对人类各种问题的解决，不会有什么帮助。相反，他们倒有一定要靠别的国民帮助才能解决的自己地区的问题。
另一方面，东亚的状况怎样呢？中国现在在经济、军事两个方面都不是超级大国，在这些方面即或想与美苏对等，成功的前景也是遥远的。然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日本以及别的很多国家，还是把中国看作是世界上的一大势力，这在他们的行动中可以看得出来。苏联由于担心中苏关系恶化，对西方就更加采取和解态度。尼古松总统访问北京，也显示对中国的重视。这些都明显地表示中国是有威信的。可以设想，中国现在有这样的威信，将来也会有。但是，中国在物质方面的力量和这种威信完全是不相称的。这究竟该怎样说明呢？
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统一大陆之前，世界各国都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无所顾忌地欺负中国。从物质方面说，就是现在中国和西欧各国、苏联、日本等相比，也不比过去受屈辱的那个世纪强大多少。虽然如此，像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2000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特别在现代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的个人活动中也都体现着这种美德。
东亚有很多历史遗产，这些都可以使其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依我看，这些遗产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21个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
第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
第三，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
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
第五，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我认为这是道教带来的最宝贵的直感。
第六，这种直感是佛教、神道与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除去今天已灭绝的法家）共同具有的。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
第七，以往在军事和非军事两方面，将科学应用于技术的近代竞争之中，西方人虽占优势，但东亚各国可以战胜他们。日本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第八，由日本人和越南人表现出来的敢于向西方挑战的勇气。这种勇气今后还要保持下去，不过我希望在人类历史的下一阶段，能够把它贡献给和平解决人类问题这一建设性的事业上来。 在现代世界上，我亲身体验到中国人对任何职业都能胜任，并能维持高水平的家庭生活。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继续发扬这种美德。不过中国也并不是总处于混乱状态。1911年到1949年是动乱时期。在这以前也有过几次混乱时期。这都是事实。然而从纪元前221年最早的政治统一以来，在政治上大体上都保持了统一，有效地统治下来了。
纪元前221年以前的中国政治史跟旧大陆最西部分的政治史有些类似。中国也被不少好战的地方国家群雄分割过。但是纪元前221年以后，政治上的分裂和无政府状态的逆流是极为少有的并且是短暂的。从整体上看，帝政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在政治上富有成功经验的历史，而且今天还在以“人民共和国”的形式继续存在着。这跟在西方企图实现持久的政治统一和和平而没有达成的罗马帝国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世界再也没有能够挽回原来的政治统一。当然西欧世界在人们活动的所有领域，都发出了巨大的能量。过去500年间，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而且一定程度上在文化方面，把全世界统一成为一个整体了。然而在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本身或在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实现过政治上的统一。不仅如此，西方对政治上的影响是使世界分裂。西方对自己以外地区推行的政治体制是地方民族主权国家体制。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的政治传统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由此看来，今后西方也似乎不能完成全世界的政治统一。不过今天之所以在政治上要求世界统一，从起因来说，也是因为西欧各国国民把势力扩展到全世界的结果，在政治以外方面已经实现了世界统一的缘故。这也是不能否认的。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而且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的宗主权被保护国所承认。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真是所谓“中华王国”。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池田从中国的历史上看也好，从日本的德川时代看也好，所谓在政治上的成功，就是意味带来和平。这的确是值得称赞的，然而另一方面，禁锢个人的创造性和自由，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倾向也特别突出。
中国和日本受到来自欧洲的冲击，打碎了和平的美梦。其原因就在于对个人创造性的压制。导致了文化的停滞，因而大大地落后于用自己竞争的方法取得显著进步的欧洲。
现在人类面临的最大课题，倒不是这种进步，而是稳定与和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式的统一也许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由此个人被禁铜在社会里，自由发挥才能受到压制，那么这种体制到底是否能永远继续下去，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为此，必须考虑这样两个问题，即怎样既实现政治稳定与和平，同时又保证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和创造性的发挥，以及为实现上述目的应该建立怎样的体制。博士和我的意见有分歧。我所设想的经济共同体方式即所谓在平等立场上的联合方式，大概可以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
这一问题可以姑且不论。一般地说，世界是由美中苏三国的三极结构形成的。而中国声明说它不作像美苏那样的“超级大国”。然而中国在传统的文化上，其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中国还有跟历来西欧各国根本不同的国家观、世界观和文化观念。今后中国一旦在国际社会这一舞台上大显身手，特别对亚非各国一定会产生相当大的波动。我特别注意的是废除核武器问题。我在期待和注视着中国是否能利用联合国的席位，在裁军委员会等地方大声疾呼，在自己废除核武器的同时。也促进美苏两大国这样做；并且是否能对实现世界持久和平表示热心。
统一世界的课题
池田博士谈到世界被统一在一个政府下的过程时，反复谈到可能会以中国或中国统治原理作为原动力，作为核心；并设想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也许需要具有出类拔革的独裁者发挥作用。您还期待着出现一个新的世界宗教，作为大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纽带。
把博士对不同问题的见解归纳一下，我从中看到有贯彻始终的一条线。这是以儒教哲学为基础，在一个皇帝统治下，壮大永存的“中华帝国”的形象为其规范。
然而在现代世界，使人们接受一人统治的想法有些过于困难。这是因为现代人反对由一个人进行统治、领导的作法。即或作为今天从混乱中产生的一种反动而要求独裁，那就更加危险。
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曾谈过统一欧洲的尝试，大概可以成为将来统一世界的一个楷模。就是说，有独自的个性和不同历史背景的“地方国家”，各自都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和独立性，在平等的立场上形成一个联合体。这样的西欧方式也许应该成为未来统一世界的基调。这就是我的想法。
需要有一个把世界各民族结成一体的宗教或者哲学，这就是我的强烈信念。为了宗教上或理念上的统一，也许还需要一个领导能力很强的人物。但是即或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也没有政治权力，应该是宗教上或哲学理念上的领导者。至于政治权力问题，要由站在平等立场上的各民族代表，公正地协商解决。
正如博士指出的那样，对欧洲来说，分裂一直是它的报应。然而如果欧洲实现统一，不就转变了过去的报应了吗，现代欧洲的经验，不是可以说比中国纪元前三世纪的经验还更有意义，更有成效吗？
以中国作规范的作法，对短时间战胜危险是更有成效的。然而，也许会陷入更大的危险境地，也是在下赌注。欧洲方式也许要花时间，需要顽强的努力，但我想没有大的危险，您看怎么样？
再者，博士谈历史上武力统一的事例，其中是否还包含着一个经验？信长、秀吉、家康统一日本，是在古代形成过统一国家这一传统观念和传统精神的基础上完成的。古希腊同盟也有共同的Hellenes（希腊人对自己国家的称呼）这一整体感。十九世纪意大利的情况，也有古罗马时代的影响。看来，武力统一只是在动机上起作用。更强大的因素，是否可以说是人们心中的连带感和整体感呢？
况且，在这些事例中，武力还可以算是“较小的罪恶”，而今天行使武力，就必须得看作是“绝对的罪恶”。因此我认为，为了今天的统一，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形成人类在精神上的整体感。在这个基础上，为实现具体的统一而应采取的方式，是自发性的统一。
汤因比您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武力统一世界的尝试，只能是自取灭亡，达不到统一的目的。我也认为是这样的。在战斗方式上，处于一个极端的游击队和另一个极端的核战争，已使武力统一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就我所知，在过去的政治统一中--都没有达到全世界的统一--没有一个不是用武力完成的。但是我同意您的见解，即过去用武力统一所取得的成功，也是跟广大群众要求政治统一的愿望相结合的结果，没有这种广泛的愿望，只用武力恐怕是完不成统一的。
如您所说，16世纪日本的统一、19世纪意大利的统一，都是通过民众的感情和武力相结合而实现的。但是如果没有武力，真的能实现政治统一吗？
古代希腊的例子是最恰当的。希腊各国国民，最晚已在纪元前八世纪，就在文化上有了强烈的整体感了。这或者作为全希腊宗教中心地或作为全希腊祭典等重要的非政治的各项制度中表现出来。然而从纪元前480年开始的三个世纪里，有些城市国家为了避免被波斯帝国合并，暂时也进行了合作。从那以后曾几次力图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但始终没有成功。最后希腊被非希腊势力的罗马以武力征服，陷于被迫统一的困境。
看看希腊的历史，我不能不对今天世界自发进行政治统一的可能性，感到悲观。虽说如此，如不尽早实现政治统一，人类肯定是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这样看来，我对人类的未来也不能不感到悲观。然而通过宗教方面的革命，使人的思想感情急剧地广泛地发生变化，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也许会使事态好转。
池田我想这也是很难的事情，而要解决这一困难的课题，使人类继续存在下去，唯有依靠宗教热情和宗教理念。
例如，中国统一的基础，过去是儒教和道教，现在是毛泽东思想在起作用。欧洲在中世纪的某一时期，比今天更紧密地统一成了一个整体，也是靠基督教的力量。伊斯兰世界的统一，也可以说是靠穆罕默德的力量，靠《可兰经》的力量吧。
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都衰落的现代，赋予世界人类统一以力量的新宗教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宗教不能用权力去推行。没有人们自发的求道心和信仰热情的支持，是没有意义的。现代人所开拓的理性，对不科学的，不合理的教义的强烈反抗是压制不住的。由于不合理只是部分的，所以也许对一些人还有些吸引力，但不能吸引大多数人。如果得不到大多数人的信仰，那个宗教就不能成为时代的潮流。
对这种新宗教--世界宗教--的必要性以及这种宗教应该具备的条件，我想听听博士的看法。
汤因比在过去实现的部分统一中，武力称霸的同时，宗教也是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在帝制中国和罗马，武力统一之后，接着就是宗教统一。帝制中国采用儒教作为国教，罗马采用基督教作为国教。在伊斯兰历史上，也是传教和武力征服相辅相成进行的。但是中世纪的西欧世界，既不是宗教统一和政治统一同时进行，也不是二者相继进行的。估计将来在全球规模进行人类自发统一中，总要有一个共同宗教在世界推广，由此来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
人类向宗教寻求关于人生的目的、意义和命运等问题的答案，人的头脑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理解力，能对这样的根本问题作出经得起考验的回答。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是试验性的，假说性质的。传统的各个宗教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自己武断的回答。而这些似乎真实可信的地方，恰是这些宗教本来所具有的魅力之一。但是现代人发现这些似乎真实可信的东西，实际上错误百出，对这个宗教教义的幻想破灭了，结果对该宗教本身也都不再相信了。
我想自以为是的宗教是不会再为人们所接受了。倒不如坦率地宣布“我们对人生根本问题的答案，始终不过是一种推测”。这样的宗教，因为它的坦率，反而可能受到尊重。然而仅仅回答关于宇宙本质问题，还不是宗教唯一的任务，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任务。
宗教在揭示宇宙构图的同时，还要给人类的行动指出方向。正是宗教的这种作用，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要求。传统的各种宗教的教义，各自都有很大差别。但是有关人类行为的宗教戒律，在很多重要地方都大体上一致。就是说，虽说教义本身已失去信任，可是那些宗教戒律仍然有效。我猜想未来人类信仰的任何宗教，大概都会主张同样的宗教戒律。
宗教主张的最重要的戒律就是“克制自己才是人类的第一课题”。我们必须克制贪欲和自满。并且现在由于技术进步的结果，人把自然环境跟自己的关系给完全颠倒了。而人类这两个决定性的缺点，恐怕也空前地蔓延开来了。最近由于人类征服自然，结果增长了骄傲自满，同时也增强了放纵贪欲的力量。
现代人自满的根源是科学技术上的成就。科学成就虽然解决了一些老问题，但是作为代价也带来了不少新问题。在所谓发达国家中，物质虽然丰富了，但却污染了自然环境，引起了生产者问的财富再分配的社会抗争。
今天，产业革命的结果，证明了现代人虽然在科学技术方面具有卓越能力，但还不能控制自己周围的环境。这一些跟原始人没有什么两样。现代人之所以不能控制环境，原因就在不能克制自己。克制自我才是避免自己失败的唯一方法。以前的传统宗教也都明确过这条真理。相信将来具有真实性的宗教，也一定要明确这条真理。
自我克制才是宗教的真髓。主张自我克制这一传统宗教戒律的宗教，才是未来能使人类皈依的宗教。因为我相信，我们作为人类享受现世的人生，会面临种种挑战，只有自我克制才是应付人生的唯一有效的手段。
陈国梁 译
（选自《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
未来是现在的期待——贝尔（DarlieI Bell）
60年代中期，丹尼尔·贝尔组织了由专家、教授与政府官员组成的、名为“2000年委员会”的研究小组，对未来重大问题进行探讨。这篇文章是该委员会的理论宣言。丹尼尔·贝尔生于1919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矛盾的阐述，闻名世界，重要著作有《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等。曾任美国全国技术、自动化和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等职。1972年全美知识精英普选时，他曾以最高票名列20位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之首。
圣·奥古斯丁说，时间是一个三重的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在，作为现在记忆的过去，作为现在期待的将来。根据这一观点，2000年的世界已经来到，因为无论在我们作决定时，还是我们在设计环境、划分限制的范围时，我们都融入了将来。正像19世纪的城市街道网导致了20世纪城市的直线增长。20世纪新的公路网，新城镇的布局，研究生院课程设置的改革，设置或者不设置公用电脑设备，等等诸如此类也正在塑造21世纪的构造学。未来并非是远距离的大步跳跃，而是始于现在。
这就是2000年委员会的前提。该会旨在指明当前各项公共决策的长远后果，预测未来的问题，开始设计各种解决方案以便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选择，从而找到一种人道的办法。而不会如现在那样，常常因为问题不知不觉降落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不得不以权宜之计匆匆应付。
2000年的话题几年以前还是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现在也成了各种舆论工具热衷的题目，这在预料之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它的记实节目“20世纪”改为描述未来种种奇观的“21世纪”。《华尔街杂志》定期刊登一篇有关社会与技术变革的连载。《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未来学家看公元2000年》的文章，2000年也常常是巡回演讲的题目……
所有这一切尽在意料之中。人们如此关注于2000年，显然是由于“千”这个字的魔力。人总是被Chiloi的神秘诱惑力所吸引。Chiloi是希腊语一千的意思。从这词又派生出我们的宗教术语Chiliasm，这是一种对摆脱了所有现世不完美之处的来生的信仰。
今天人们对未来的兴趣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技术移山倒海、改天换地的魔力。《时报》写道：“专家人数与日俱增，使得预言成了一门严肃的高度组织的行业。之所以有从事这一行业的专家，是因为过去50年的技术发展远远超过了过去5000年的总和。”大多数对未来的描述集中于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前景。预言的可能性、技术魔力的前景及千数是一个转折关头的观念，不可抗拒地结成一体，成了一个吃得过饱的压榨机，却还需不断地吸引新东西、新事物。2000年虽然还没有成为世界运动，但已具备了这一运动的一切因素。
所有这一切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一项严肃的、至关重要的运动有可能变成一种一时的风尚和时髦。它会使这一运动变得平庸浅薄而很快销声匿迹。第二个缺点是引起人们过高的希望。目前还没有可靠的预言或预测方法，但为了给运动做宣传，某些耸人听闻的预言常常受到鼓励……人们不认真努力进行预测，而是去搞复杂微妙的确定选择条目的方法。这一切的第三个弱点是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引向了“新发明”，并宣称这些“新发明”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昨天惊人的描述很快成为今天散文的事实。25年前，技术杂志登满了有关“分级马力”未来奇迹的文章，说这种马力会减轻我们的所有负担，改变我们的生活。虽然具有分级马力的小机动车间世了，但也导致了电牙刷和刻刀这类玩意儿的出现。
一个复杂的社会不会顷刻得到改变。从新发明的角度来考虑，2000年的美国与1967年的美国的相同之处将多于不同之点。过去50年中，汽车、飞机、电话和电视把人们集拢在一起，增加了人们之间的网络联系与相互影响，这已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模式。今后30年的技术变革完全不可能根本改变这一模式。超音速飞机只能“加强”网络联系，使世界更像一个大家庭。我们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问题是环境、城市规划、研究生教育、人口密度、贫困、政治机构受到多方压力而变得脆弱无能，这一切到本世纪末也难以解决……
但这并不是说不会像过去33年中那样产生实质性的变化。但人们必须明了这类变化的性质。总的来说，社会有四大变化根源。第一是技术。技术为人们控制自然，改变资源、时间与空间开辟了许多可能的前景，但也以多种方式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在今后33年中，我们会看到新的生物医学工程、电子计算机，可能的话，还有气候控制带来的巨变。尤其是生物医学工程有可能在器官移植、改变遗传基因、控制疾病等方面获得成功，这会大大延长人的寿命。已经取得的成功，主要是婴儿死亡得到了控制，已经延长了平均寿命。现在通过控制老化进一步延长人的生命已指日可待。这会滋长一种已经十分明显的倾向，即人们尤其是中年人的主要注意点不再是因疾病造成的死亡，而是如何保持年轻，从而导致了我国享乐主义风尚的进一步盛行。电子计算机的冲击将是广泛而深远的。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建立起全国性的信息电脑系统，该系统的终端联接千千万万个家庭和办公室的接线柱，随时为他们提供各种图书、信息、零售和付帐服务。
第二个大的变化根源，是作为美国社会最强大引擎的社会财产和特权的再分配，无论是有形货物还是社会权利。这实际上就是实现人人平等这一建国宗旨和体现托克维勒对美国民主的总结：“今天少数人所占有的，即是明天多数人所要求的。”
第三个大的变化根源，牵涉到社会的结构发展。过去30年中，美国政治变为中央集权体制，标志着美国生活的非同寻常的转变。这部分是我们通过先进交通工具和舆论工具成为一个民族社会的结果，但也是出于中央政府调和派别斗争和战时全民动员的需要。一场不同的，更加微妙的结构变化使我们的经济形态已经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经济的天平已从产品部门转移到服务行业；更为重要的是，发明创造现在来自于知识机构，主要是大学与研究组织，而不是老式的工业公司。
这一变化的结果使在社会中获得地位与特权的途径大大改变。大学成了社会的“守门人”。“人才资本”的培养摆到了紧迫的位置，而财产资本已退居第二位。新的技术统治的决策模式与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关系这类关键的社会学问题，也提到了突出的位置。
第四个大的变化根源--也许是最重要最难预测的，是美国与世界其余国家的关系。在过去25年中，由于我们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我们在冷战中的军事和政治姿态，以及与1945年以后独立的许多新国家的特殊关系，我们的生活大大地改变了。核时代的缓和问题，穷国与富国的差距，改变着的力量均势，以及作为制造分裂的政治力量的“有色”人种的威胁--无论是技术的还是伦理道德的，都是从现在延伸至遥远将来的问题。
我们开始意识到--这是当前2000年热积极的一面--有可能有意识地引导这一变化的某些方面。朝前看，我们看到比如重建美国城市需要35年的周期，所以重建城市必须考虑长远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被迫要考虑我们的政治机制是否完整、因为国会既没有长远计划的预算，也没有长远计划的预算资金。而且人们必须质问，一个民族社会采取五十个州、几千个无法控制的自治城市这样一个癫狂的模式是不是一种明智的社会结构。
简而言之，2000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搞什么新发明，诸如在人体内使用假体，用硅酮消除皱纹等等，而是进行一系列社会变革以解决我们将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越来越成为一个公社式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公共部门更为重要，那些影响到城市、教育、卫生及环境的社会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需要联合购买。因此，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观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政治机制而不是市场机制调和互相冲突的个人欲望的问题，已是一个潜在的动乱根源。个人与官僚机构之间将会产生更大的冲突。管理权日趋集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形式以便公民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决策，专业与技术阶层日益壮大，这一阶层要求在工作中有更多的自主权。这种情况迫使各种社会机构改革以往的官僚等级制模式和过细的专门分工。个人寿命的延长产生了更新知识的教育和选择新职业的问题。无论是在早期教育和感情依恋方面，家庭作为儿童依附对象的重要性也逐步减弱。世界会更加拥挤，人的流动性也会更大，因而造成了独居和人际之间的紧张状态等问题。新的人口密度与“通讯超载”会增加我们社会中无理性骚乱的可能性。最后，“精神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互相离异日益加剧。社会越来越职能化，需要掌握知识与复杂的学问，而人们在精神上却追求享乐主义，蔑视权力人物，随意处事，要求表现自己的个性，不相信资产阶级先苦后甜的创业思想和以成就取人的技术世界。这种“技术统治”与“精神倾向”之间的矛盾，尤其在知识界，会造成道德观念的衰微。
有关未来的唯一有把握的预言，就是当权人物将面临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问题。这是由于这么一些简单的事实所促成：社会问题越来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任何巨大的变化都会冲击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个人与团体越来越意识到这些问题已经成为问题，要求采取行动而不是默默地接受命运。由于越来越多的决定是在政界而不是在商界作出，将会产生更多的公开的社会冲突。因为政界是一个公共斗鸡场，一举一动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像商界许多勾当都是悄悄地进行。不同群体将会为争权夺利或抵制社会变革而直接刀枪相见。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已被如此迅速而扼要地构画出来的2000年社会，将充满人与人之间的敌意，许多不同派别将各行其是。这是一个脆弱的社会，但这不是说我们只能悲观失望。对付这些问题的力量仍然存在。首先，我们制度的巨大的生产能力会创造出足够的经济资源以满足国家的社会与经济的需要。其次，美国政治制度有很大的灵活性，能够适应变化，创造出新的社会形式迎接挑战。这些形式有公共公司、地区合同、非赢利组织、反应灵敏的自治城市，等等。未来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当务之急并承担必要的责任。这就是2000年委员会的宗旨。
顾宏远 译
（选自《未来学家谈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太平洋的挑战——莱因
下一个世纪到底谁是赢家，欧洲？美国？日本？或中国？是近年来世界性的热门话题，每一个学者或作家出于不同的目的、依据，作出过不同的判断，有时是为唤起本民族、本国家的危机意识，有时只是为了危言耸听，达到商业效果。这篇平实的学术论文出自联邦德国学者埃贝哈德·莱因之手，可以代表一般人对于所谓太平洋时代的看法，也反映了一个具有反省意识的欧洲人对于欧洲潜在危机的认识。该文原载联邦德国《欧洲文献》1984年第4期。原题为《太平洋的挑战：对欧洲的危险和机会》。
欧洲人几乎不知道，太平洋沿岸国家（苏联和北朝鲜除外），即从西北的日本和南朝鲜，西南的东盟，南部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南部的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直至北美洲西部的加利福尼亚、俄勒冈、不列颠哥伦比亚、阿拉斯加，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日益一体化的经济区，发展成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而且几乎没有人知道，太平洋沿岸国家之间的贸易现在已经超过了大西洋两岸国家之间的贸易。
机构方面基础设施不太发达
太平洋地区经济一体化与我们西欧30年来在欧洲共同体、自由贸易联盟和经济合作组织范围内所推行的机构和政治的一体化－－可是政治上的摩擦与障碍越来越大--意义不同。太平洋地区的一体化，如果实现的话，将是自发地、依靠市场和地区的力量来实现的。
虽然太平洋地区也有经济合作成为体系的某些因素，如日本前首相大平这样的政治家，还有科学家和企业家多年来主张成立“太平洋地区共同体”，还有一个最广泛的机构即“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它包括太平洋地区的15个国家和智利、秘鲁、墨西哥和台湾的观察员。
此外还有地理范围较小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南太平洋共同体论坛，其支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南太平洋分散的群岛。
但是，看起来所有的观察家一致认为，即使在较远的将来，也就是在今后30年里，估计在太平洋地区也不会形成一个可以同欧洲共同体相匹敌的“太平洋共同体”。因为有关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以及相互问距离的差别简直太大了。
在将来居优势地位的潜力
尽管政治和机构方面的基础设施迄今不太发达，但可以大胆地提出这样的论点，即太平洋地区将发展成为居优势的地区之一，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中心。作出这一大胆论断有以下三个根据：
第一，人的潜力：在太平洋沿岸居住着人类的很大一部分，即20多亿人。他们不仅形成一个有巨大购买力的市场，更重要的是，在那里生活着属于在经济上最活跃、最善于学习和最能发明创造的一部分人。他们在“集体”中合作共事的能力比欧洲人或美国人强得多。在未来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信息社会中，个人全身心地投入集体工作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社会的效率。
第二，资源：太平洋地区属于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这里不仅有矿藏，如煤、石油、天然气、铀、铁矿、铝矾上矿、锡、锰、钨等，也有丰富的动植物产品，如橡胶、棉花、植物油、稻米、木材、鱼等等。
第三，交通状况：太平洋把人和资源理想地结合在一起。在日本、新加坡和南朝鲜可以自由出入太平洋，而且50万吨以上的油轮和货轮都可以在这里装卸。现在已经表明它们拥有多么优越的地理位置。这种大自然安排的位置优势欧洲是难以超越的。
这些因素，即人的才智、勤奋和追求富裕，加上有经济上良好分工的最佳社会组织、便利的交通联系和巨大的销售市场等等的综合作用，为互相之间互为因果的增长动力创造了理想的前提条件（协同效应）。
因此可以较有把握地预计，太平洋地区在今后二三十年内的经济增长率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将至少是部分地取代在过去200年里居优势地位的、作为技术进步从而也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的北大西洋地区（西欧与北美东部）。
西欧的重要性在下降
西欧受这种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影响同北美相比要大得多。北美既面对太平洋也面对大西洋，它经历的这种转移是内部的重心转移。北美的适应能力也比西欧强。
太平洋地区作为世界经济较量的场所，其重要性正日益增长，它把欧洲挤到一个更为次要的地位。其间接影响可能会超出经济，尤其是超出工业的范畴。
欧洲作为文化、新闻、商品交易所、银行、保险业以及经济合作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能源机构、国际关税理事会和万国邮政联盟等等国际组织的中心，将被迫不仅仅与美国，而且与太平洋地区各国分享它的优势地位。新加坡和香港在最近10年已发展成具有世界性服务职能的重要场所。①
实际上，在过去100年里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情况，即新成立的组织，不论是国际能源组织、国际橡胶、锡或是可可协定的秘书处、共同原料基金秘书处，还是国际原子能组织，都是设在欧洲，这些组织在欧洲为第三部类创造了劳动岗位。几年前就国际橡胶协定秘书处设在吉隆坡、伦敦还是汉堡的争论表明，其它地区，尤其是太平洋地区在同欧洲争这种机构的所
①世界性的报纸《国际先驱论坛报》基本上在美国编辑，却在巴黎、伦敦、海牙、苏黎世以及香港和新加坡出版。英国的《经济学家》自1983年11月起也在新加坡出版太平洋地区版。在地。欧洲在第一部类的生产、贸易和消费当中，如果不再像以前那样在造船、世界钢铁生产或锡、橡胶和咖啡的销售方面成为世界的中心，那么，欧洲为什么还非得承担在第二部类当中的主导作用呢？
太平洋地区形成一个新的经济重点并不意味着将来欧洲注定要在经济、技术和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或是肯定不能成为世界上（而且是收入、业余时间和生活质量结合在一起的）最富裕的地区。
这首先意味着，欧洲在世界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下降①，其它地区与欧洲相比将变得较为富裕。从全球的观点来看，这在原则上应给予积极的评价。
其次，这样一来就最终宣布了“欧洲中心论”的结束，将来欧洲对太平洋地区在文化和经济上的关注至少要像太平洋地区对欧洲的关注一样多才行，世界范围内学习和仿效的过程将不再是单方面的了。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中国将不再把欧洲看作是主要的朝圣地和知识的宝库，假使它们今天还在这样做的话。
欧洲既不能阻挡也不能逃避诸如经济重点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区转移这样一些深刻的世界经济变化。欧洲不得不接受太平洋的挑战，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与它争个高低。
一项欧洲战略
欧洲对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不能够仅限于经济、甚至工业领域，它还必须包括教育和社会政策。
如果欧洲坚持一种敌视技术、把过去看作理想的立场，而
①1980年西欧占世界社会总产值的比例约30％，太平洋地区则占约25％。且不愿意实行和赞同技术和经济的转变，那么它就不能成功地对付太平洋的经济力量和占优势的竞争能力。其结果是福利水平下降和导致在内部表现为社会紧张，在外部则日益丧失政治上的重要性。
1983年12月13日，根舍外长在向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发表的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同时也是论争性的讲话中指出过这种联系。他在讲话中首先要求对新技术、微电子学和光电子学以及生物技术持赞成态度。此外，他还强调了全欧洲的共同研究、欧洲标准和欧洲各国政府的购买政策。①
欧洲对太平洋的战略必须同时规定以下目标：
第一，加强和重新赢得欧洲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的经济和技术效率；
第二，加强欧洲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从而分享那里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欧洲本身没有一个健康的基础，这一点是做不到的。没有这一基础，要企业家更多地加入太平洋地区的任何呼吁都会落空。
工业竞争能力
欧洲首要和最迫切的任务是加强对太平洋地区的工业竞争能力。
欧洲竞争不过日本和太平洋地区的南朝鲜、香港和台湾，首先表现在欧洲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所占比例明显下降，欧洲工业产品在本地也部分地、令人担心地被挤出市场。受到威胁和“正常萎缩”的产品有：照相机、袖珍计算器、收音机、摩托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