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根舍报告《技术的挑战》，1983年12月13日，波恩。载联邦政府新闻部公报，1983年12月15日，第139号。录像机、组合音响设备、小汽车、数控机床、叉式装卸机、电动打字机、船只、钟表和微处理机。
其后果是，与整个商品贸易相比，工业产品的贸易出现了严重的赤字，且赤字在不断增长。1982年，欧洲共同体对日本、南朝鲜、香港和台湾的贸易赤字高达150亿美元。假如欧洲共同体各国和共同体没有采取各种保护措施的活，这个赤字，首先是纺织品和汽车的赤字还要高得多。
恢复欧洲竞争能力首先并不是哪一国经济政策的事。这需要企业、雇员和国家通力合作。
欧洲的企业首先必须学会为世界市场研制、生产和销售它们的产品，至少是高技术领域的产品。只要它们还以为靠地区性市场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或欧洲共同体本身可以维持下去的话，那么，它们将永远达不到最少单位成本所需要的大批量生产。首先它们已经毫无希望地败于日本的竞争。
欧洲首先在利用精确的合理化手段批量制造商品和在向世界市场推销商品的能力方面落在后面。在许多领域，生产只集中在少数几家有竞争力的工业企业当中，这既发挥不了技术的优势，也不符合经济的需要，它是国家采取保护和干预措施的结果。
欧洲也缺少日本人的贸易公司所拥有的那种高效率和放眼世界的销售机构。①
欧洲企业不敢推行一项扩大生产和占领世界市场的进攻性战略，而日本企业在巨型船只、钢铁、微处理机、录像机、复印机和电动打字机等方面采取的往往正是这种战略。
①日本的三菱和三井两个最大的贸易公司在1982年至1983年度的营业额共2910亿马克，而德国两个最大贸易公司施丁纳斯和蒂森的营业额仅340亿马克。
欧洲企业常常缺乏那种在出现新的、改进了的产品和技术时作出灵活而又迅速反应的能力。日本的工业除了有大规模生产的特长之外，还擅长于不断完善相同的产品和相同的基本技术；它们从这里又获得了竞争上的优势。
最主要的还在于，企业要建立起一种与雇员的合作关系。只要雇员对劳动缺乏积极性，只要他们对企业的情况没有充分的了解而且没有参加企业的决策工作，那么欧洲就别想有效地对付太平洋的、首先是日本的挑战。
欧洲的雇员必须学会克服自己对机器抱有的某种程度的敌视心理。如果不进一步实行劳动过程的自动化，不尽最大努力来改进生产效率，欧洲是无法与太平洋地区竞争的，因为那里有一支守纪律、爱劳动和干劲足的劳动大军。
劳动生产率与收入之间和利润与投资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雇员和雇主都不能摆脱的。同日本情况不一样的是，欧洲近几年的工资增长一直快于生产率的增长，欧洲的企业没有像日本和美国的企业那样获得足够的利润，以便能有力地进行投资。
欧洲社会长期以来总是相信生活在“爱丽丝仙境”之中，在这里人们永远可以少工作、多挣钱，而且尽管如此还是能够长年在同样的地方、用同样的生产技术、保持同样的工作岗位。而可惜的是，东亚人已经永远把我们赶出了这个“劳动世界的天堂”。
国家--各国政府以及欧洲共同体--为加强竞争能力必须确定并且改善基本条件。这首先是指：
第一，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25年以后的今天，终于能够成立欧洲和谐的内部市场了，应当为整个欧洲规定统一的关税手续和统一的技术标准，首先在军备、电信、能源和交通方面实行全欧范围的国家购置政策，而不是民族至上的购置政策。后者正是欧洲分离主义可悲的一页！
第二，要在欧洲和世界范围，而不是在民族范围内监督和鼓励竞争。对于国家卡特尔局的经济远见，人们不妨可以表示怀疑。
第三，要进行调整性的而不是维持性的干预甚至保护。造船、钢铁、纺织和农业是一些耗资巨大的可悲部门，它们大大影响了欧洲在一些充满希望的技术领域的竞争能力。
第四，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对一些战略部门的发展施加更大的影响。这方面欧洲可以适当地借鉴日本的某些作法，如通产省内部的“协调行动”。
有远见的结构政策
既不需要法国式的“计划化”，也不需要德国的自由放任，然后常常变成过迟的、匆忙的干涉。欧洲需要在欧洲一层“有远见的结构政策”。这只有在国家、企业主和工会的合作中才能实现。
国家应当比过去更为主动地进行大胆的、面向未来的大型计划，并由此而获得经济技术的发展动力，同时还要向欧洲社会提出未来的任务。
在美国，五角大楼在过去30年不断为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提供决定性的推动力，包括不载人和载人宇宙航行、微电子技术、雷达和激光技术、星球大战计划和反导弹，等等。
日本政府所起的作用与美国相似，但仅仅表现在民用部门。如严格的环境保护条例的实行，高速火车的研制，通往北方岛屿北海道海峡隧道的开凿，筑波科学城的建立，尤其是制定第五代电子计算机的计划。
欧洲最近几年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对于搞大型的、可能激发幻想的技术项目的热情似乎减弱了，为什么欧洲没有利用经济衰退抓一些大胆的、只是在很长时间以后才会起作用的项目呢？如开凿英吉利海峡隧道、在欧洲人口稠密地区修建高速铁路网、同空气污染进行坚决斗争（主要是通过有效的废气除硫）、搞一个节约能源和发展替代能源的长期计划，等等。
欧洲社会必须克服灰心丧气和懦弱的状态。对自己的前途没有更多的勇气，没有更多的自信心，没有对技术更积极的态度，欧洲就对付不了太平洋的挑战。
真正的和最困难的问题就在于此，因为这个问题深深地牵扯着传统的价值观念，而且提出了在“成熟”社会中生活意识的问题。不论欧洲如何以及什么时间恢复它的自信心和与太平洋地区竞争的能力－－这是10年内的任务，它都必须尽快地抓住几个特殊任务，以更好地确保欧洲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
欧洲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
目前，太平洋地区对欧洲经济来说只起着相当小的作用。1982年欧洲向那里的出口只有10％。①与此相同的是，欧洲对外投资估计最多也只有10％在太平洋地区。
①其中日本占2；2％，东盟国家占2．9％，中国占0．7％，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占2．O％，北美和南美的太平洋地区占大约3％。
太平洋地区对欧洲的作用永远也赶不上从地理上和文化上较为接近西欧的地区，如东欧、中东、美国中西部、地中海、巴西和非洲。同两个“强国”日本和美国相比，欧洲在那里将只有“第三把手”的地位。
谁不清楚这些地缘政治上的现实情况，谁就不能给欧洲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制订正确的战略。
重要的是，欧洲要正视太平洋地区今后几十年可能出现的经济和技术上迅速发展的能力；重要的是，欧洲要力争不再继续失去优势而最后被挤到一边去。
在这方面需要根据不同的目标把投入的力量在地理上相对集中：
--在日本和加利福尼亚的存在首先由于可以“沾光”而显得是必要的，因为谁想在技术进步中领先，谁就必须在最靠近尖端技术的地方共同参与技术研究或者至少是加以观察。这里要指责的是欧洲工业界近十年来的延误。
--在澳大利亚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确保原料长期供应。
--在中国和东盟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那里有因经济的迅速增长而带来的巨大市场，但也是为了保证原料来源。
加强欧洲的存在就是要多出口、多投资、多设销售处和维修服务处等。在太平洋地区要把长、短期措施结合起来，这些措施同国家、经济和社会都有关系。 首先重要的是要求欧洲公众有更大的敏感性。欧洲将来必须更积极更有系统地研究太平洋地区的文化、政治、经济和技术问题。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懂经济学的、能阅读日文材料的人不到一打。在德国高等学校任教的教授当中，能名副其实地被称为东盟地区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专家的大约不超过10位。中国通的数字也大不了多少。
从长期来看，这种状况是行不通的。我们欧洲需要足够的、至少几百名研究太平洋地区经济、技术、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优秀专家。要说明的是，更多的不是研究该地区的历史，而是研究该地区的现状和将来！
为了不分散有限的资金，应该与欧洲其它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和荷兰的研究机构协调一致来培养“太平洋问题专家”（日本通、东盟通和中国通）。
必须增加在太平洋地区主要是日本、中国，东盟和澳大利亚进行研究工作的奖学金。
欧洲的宣传工具，首先是电视，将来应更积极、更系统地报道太平洋地区的情况。
在太平洋地区，主要在日本和东盟国家要宣传欧洲的正面形象。在那些国家眼中，欧洲在技术上的地位已逐渐下降，而是懒散的、颓废的、“向内看的”、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和保守的。这妨碍了欧洲的出口。
对太平洋地区感兴趣的欧洲经济界的任务是，通过适当的宣传恢复欧洲的形象，特别是提高欧洲在未来技术领域，如欧洲卫星、欧洲空间导弹、光纤电缆、核聚变研究、生物工程等等方面的形象。在大部分技术部门和工业生产方面，欧洲仍然属于世界第一流，还是排在日本前面的。因为日本加强了对自己形象的宣传，这一点尤其要加以强调。
对太平洋地区来说，欧洲经济界必须更多地作为一个整体出现。成立日本“欧洲贸易委员会”和“欧洲共同体--东盟贸易委员会”是这方面的一线希望。
但是，为更大规模地展开欧洲在太平洋地区的合作，需要成员国的商会①、感兴趣的公司和大使馆等方面作出长期的、积极的努力。在那里单独地去对付“当地的竞争”，尤其是来自日本的竞争，将越来越困难。首先在以下方面进行合作是必要的：
①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与时代不相符的分离主义，在太平洋地区没有能担负起收集数据、观察市场、咨询企业等等任务的全欧性商会。迄今为止，在这方面的所有尝试都由于欧洲国家结构互不相同而失败了。
--在获取一般的和专门的市场数据方面。在这方面，欧洲由于不必要的重复劳动而造成难以形容的浪费；
--在为大型项目成立财团方面；
－－在为大型项目提供资金方面，在这方面有着值得称道的合作的开端，发展援助也应该与这方面联系起来。
最后，欧洲还需要在当地有有效的推销机构，这些推销机构应允许特殊的中型企业在10公里至1．5万公里的距离内出售自己的产品，并为顾客提供必要的服务，日本的工业由于有自己的贸易公司而掌握这一类推销机构，因此遍及全世界。
欧洲必须采取类似的作法。否则它的中型企业就要被排挤出世界市场，甚至有朝一日也会被排挤出欧洲市场！在这里要求银行、工业界和愈来愈专注于进口和国内市场的贸易界，成立相应的推销机构。
由于欧洲经济和社会发展迟钝，实现欧洲长期的太平洋战略--至少是部分的--将需要多年时间。因此，更需要尽快抓紧这项任务并为此集中必要的资金。
从根本上说，太平洋挑战只是从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对欧洲在未来世界上的地位提出问题。在欧洲，凡是考虑未来的人都必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希望，这个挑战能像60年代的“美国挑战”一样唤醒欧洲！否则欧洲的前途就不妙了。
任友林 译
（选自《亚太经济的崛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教育与人类将来——马约尔（Federico Mayor）
费德里科·马约尔1934年生于西班牙，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西班牙教育和科学部部长等职，也是罗马俱乐部成员，还是一名优秀的分子生物学家，发表过70多种出版物。这篇文章出自他的著作《不要等到明天》，该书主要探讨如何正确地使用人类掌握的科学与技术；在这篇被选录的文章里，主要谈了社会的变化对未来教育的影响。
人们所需要的是这样的大学：它要使每个人才都成为有良心的人，对他所生存并为之服务的社会担负起个人义务的人。
在目前的大学尚使我们感到十分忧虑的情况下，去议论未来的大学，似乎是一种遁辞。但是，在关心现在的同时，也必须向前看。确定大学的使命，是谈它的未来的第一步。大学的使命大致可以归纳为：教学、教人教学、研究、教人研究。
设想未来
人们把过去作为基本体系来研究，是为了指导现在。必须继续利用这种方法以谋求历史不再重复，或再重复，因为走过的道路也有许多是积极的，过去也有许多有教益的事实。但是，做为预见未来的连贯系统的展望，也是必要的、刻不容缓的。我们会抓住并接近明天的现实吗？是可能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致力于设想未来，即在某个时刻，这种设想不能超过人的能力小人的伟大之处（包括适合环境要求的大学的伟大之处）在于用他今天的行动规定他未来的路线。
A·托费尔说，“一切社会面临的不仅仅是可能的未来的一种承袭，而是一系列的可能的未来，以及更好的未来的一种冲突”。吴丹非常确切地表达了从工业时代到跨工业或超工业时代的变化：“已经不是手段限制决定，而是决定创造手段。这是基本的革命变化；也许这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基本的革命变化。”的确，人的头脑首次能够反映出宇宙的各个方面。声像技术的发展、物体移动的自身能力使人们能够看到整个地球，这种观察代替了片面的、仅限于某个地区的观察，把地区的变为全国的和宇宙的。因此，必须从一种新的意义看待所有问题：整体意义，适用于所有人，而不是仅仅适用于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人的意义。
除了整体意义以外，还有使人眼花镣乱的节奏。的确，我们时代的特点是在所有的部门中都有一种惊人的速度，高速度的后果是暂时性。如同由于对流而失去热量一样：在得以建立平衡之前，甚至在得以在阶段之间建立一种持久的接触之前，环境已改变了……由于当前知识发展的速度，当一个孩子长到14岁时，世界上的知识财富将超过他出生时的4倍。当这个孩子50岁时，那时的知识的数量将是他出生时的32倍，97％的知识都是在他出生后发现的。
尽管我们承认对“知识”的理解的含糊性，但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为知识的真正侵入、分类、选择和适当的传播作好准备。值不值得做这种尝试呢？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地对待这种预见。在埋头于当前的知识的同时，从现在起就必须对如何对待未来的知识进行估计。“为创立一种超工业的教育，我们首先必须制造连续的形象和进行未来的选择，推断20年或50年以后我们所需要的工作、专业和才能的类型，推断那时将盛行的家庭形式和人际关系，推断那时将会提出的种族和道德问题，推断环境技术，以及我们将生活在其中的组织结构。”
无条理的发展
我们能够规定新社会的发展模式吗？科学家、技术人员、政治家不能在各自的领域中掌握最新事件的节奏。我们控制不了事态的发展：人们感到自己是自己所作所为的牺牲品。我们的江河与海洋的环境污染是很明显的。人们刚刚明显地意识到这种局面。今天，这个问题困扰着每个人。人们试图从许多方面，用各种手段来对付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大量有害烟雾、垃圾和不能重新回到自然界的产品（如果不是循着它们产生出来的途径，即人为的途径的话）。已经从利用自然资源过渡到利用人造和合成资源。自然的重新回到自然中去，而人造的应被与生产方法相同的方法所消除。不变形的塑料产品使我们的江河海岸大为逊色；我们的海滩到处是沥青；我们的大气中含有大量的有毒飞扬物……一些人竭尽全力解决这些问题，而另一些人却听之任之，无动于衷，他们认为，这种危及人类未来的无条理的发展的后果，不会影响到他们和他们的子女。还有一些人采取逃避态度。他们对现实的压力无能为力。他们承受不住紧张局面，也没有力量和信心去斗争。于是，他们暂时远远站在一边，幻想着有一个现世和来世都得不到的天堂。
我们能够回答青年人和我们自己提出的关于发展的真正结果的问题吗？我们能够肯定地说，在文明与人的尊严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现象吗？发展的动机不是比它的某些结果更加可憎吗？当今，重要的事情是生产，以至于达到这样的地步：宁愿更新，也不设法去修补。在我们周围，能够越来越多地看到仅仅使用过一次的东西，只玩过一会几、一天的玩具。我们获得东西的能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些我们花钱买来的东西，也只能使我们喜欢一时。因此，不持久性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
当代的另一个特点是劳动力向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国家移民的潮流。但是，在将来的平衡时期，每个国家必将在所有的服务环节使用本国人力资源。在所有的国家和国家联邦，必将独立地从事各种服务行业，没有歧视，不去凌辱性地进口劳动力为强者服务。
旅行是当代的另一个特点。它能使我们改变环境、寻求新环境。对于科学家来说，旅行是为了技术的转让，是一种职业需要；对于商界人士来说，旅行是一种个人需要。与固有性相对的是运动；与持久性相对的是暂时性。共同生活的关系导致责任感、义务感、与人或事物的联系。因此，我们总是向着与孤立状态决裂的方向前进。我们都想很快摆脱孤立状态，因为孤立是可怕的。
为了对付我们刚刚概述的局面，人们的担忧表现在哪里呢？人们对生活环境问题的关心程度如何呢？乔治·皮特问道：环境保护问题实际上是不是仅仅局限于这样的疑问：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是否能够继续得到保障，或者，要做到这一点，是否已为时过晚？他又补充说：如果技术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开发仍保持现在这样的不负责任和无休止状态，那么，下面的说法就可以站得住脚：经济发展自动带来的后果将是对我们生物圈的损害，甚至破坏。生物圈不能按国家疆界加以分割。水和空气的运动周期不服从主权政府的自由意志。地球的化学污染不会在一个国家的边界止步。因此，环境保护不是一个国家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
据阿尔文·托费尔自己说，他的《未来的冲突》一书写的是对那些由于变化和我们为适应未来而采取的--或者是不得不采取的--生活方式感到压抑的人发生的事情。他在该书中写道：“变化的潮流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冲垮了机构，改变了价值观念，破坏了我们的基础。”他又说：“变化是这样一种现象：通过它，未来闯入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代变化的加快本身就是一种基本力量。这种推动力会带来个人的、心理的和社会学的后果。”这种加快的结果很快将会显现出来。我们如果不很快学会控制变化的速度，注定要在适应方面遭受巨大失败。在太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太大的变化。适应手段不足，不知所措的人猜测，斗争是徒劳的。直到几年前--今天还有许多青年人这样想，青年人的特点是具有崇高理想，但是，他们也相信，他们可以为使全人类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做出贡献。他们有信心。的确，当时的变化速度不像今天这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变化的速度超过了变化的方向。总之：为了达到使我们知道向何处去的要求，我们已经相当有能力跟上环境所需要的速度了。严重问题在于，没有任何趋向，没有任何迹象能使我们想出放慢和稳定当前变化速度的方法。情况恰恰相反。因此，探究未来的人们--今天作这件事情是一种义务--严重意识到，必须马上采取措施。在罗马俱乐部主持下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根据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得出了以下结论：
（1）如果当前的人口、工业化、污染、食品生产和资源消耗的增长趋势得不到控制，在今后的100年之内，地球上的增长将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的急剧的和不可控制的下降。
（2）改变增长的趋势，创造生态和经济稳定的条件是可能的。全球平衡状态应该是这样的：每个人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发挥其潜在能力的机会。
这份报告的起草者承认，这些结论将会引起许多争论。比如，一些人会反驳说，自然界本身将会导致一种指数增长的局限；另一些人会说，出类拔奉的人将负责作出人们从现在起就应该作出的预见；还有一些人会说，技术本身将会带来合适的纠正方案……但是，在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研究者看来，重要的是从整体看表现。他们指出：“只有在大部分不发达国家绝对地或相对地大大提高它们的发展水平时，世界平衡才能得以实现。只有通过一种全球性策略，才能实现这种发展水平的提高。这是目前人们担负的最紧迫的使命。”
发展的调节
为完成这项使命，人们必须马上掌握使他们能够控制发展节奏的手段。对此，还是托费尔尖锐地指出：“人们往往指控掌权阶级以违背大众福利的方式控制社会。这些指控可能有些根据。但是，今天我们面临一种更加危险的现实：许多社会弊病主要是由于一个缺乏控制的压迫者造成的，而不是由于一个压迫者的控制造成的。可怕的事实是，对于大部分技术，没有任何人控制它。”他指出，我们不能摒弃技术，而应该设法把它纳入正确轨道，甚至在知识的处理和传播方面，也必须掌握先进技术。
今天，我们生物化学家正在意识到，我们甚至已经不知道世界上有关我们的学科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了。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学科。为了跟上形势，我们必须求助于计算机和得到自动化信息的手段。现在有一种知识的技术，教师和学生系统地利用这种技术，在未来的大学中将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这个未来几乎已在眼前。
在传播信息的方式中，视觉方式正在向所有的人普及，它能快速地提供知识和各种形象。学习是容易的。但是，这种刺激物的真正的淤积--如同一本书和一家广播电台所做的那样一不利于人们的想象力，也无助于鼓励他们的思考能力。
人应该掌握机器，做机器所不能做的事情。从现在起我们就必须强调这种必要性：增加压在它上面的和控制它的沉重负担。“而你将控制大地”。人们不能屈从于自己创造的东西。
智力的和创造性的工作永远属于人。彼得罗·费拉罗写道：“明天的世界需要有这样的人和青年人：一方面，他们能够适合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要求；但是另一方面，正是为了避免从这种专长产生的危险，他们必须是，或必须成为真正的人，一个文明而有秩序的社会中的会思考、有综合能力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人。”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人的刻不容缓的活动是谋求技术指导思想的根本改变（对此，未来的大学能够并且应该做出贡献），设法使旨在为人类谋福利的技术得到迅速发展。今天，消费是通过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交流手段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强迫手段实现的。已经打入我们内心的宣传构成了一种压抑感：社会交流手段、技术传播体系将来也必须改进，使它们为人的利益服务，而不是像现在经常发生的那样，使人屈从于某些隐藏在广告语言后面的有时是模糊不清的利益。我相信，面对人类当前的处境和发展趋向，最引人注意的反应应该是揭露，不容忍虚假，宣扬真理，揭发那些利用许多人和许多青年人的无知以及另一些人的妄自尊大来欺骗他们的人，尤其是把他们引人歧途的人，这条道路会导致堕落和非人的处境。
大众化意味着要有相应的法则，心悦诚服地遵守这些法则。今天的当务之急是在全世界宣扬这些法则，宣扬自由意志，宣扬信守精神，宣扬有错必改的做法以及完善自身结构的做法。但是，正如上面指出的，必须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因为我们不能忘记，当一些人提出我所说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另一些人--在世界的另一些地方，有时是很近的地方，有时甚至近在咫尺--尚处在极度愚味无知、极度惊恐不安、极度贫困和极度不稳定的状态。我强调世界性和确定性，因为表象已没有任何价值了。今天使我们感到忧伤的是，在世界各种不同的政权和政府中，说的和真正做的之间，概念和现实之间，头衔和行动之间，形式和内容之间都存在着极大的距离。坦率和客观性是未来的两种必不可少的品质。
面对竞争和功绩的“学位”
许多人会这样想：技术只不过是一些知识的运用。这是否说明，一种向着共同福利发展的技术意味着一种有方向的知识寻求呢？不是。知识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自由探求、无限勘察和无边际想象的结果。问题是必须弄清，什么知识能有贡献，什么知识是实用的，什么知识应该被人们运用。因此，知识是不能确定方向的。为了共同的福利，为了人的本身生存，必须给技术规定方向。这是一种只能向着改善生活质量的方向发展的技术。
如果这大概就是可以隐约看到的结果，就是人们在这种挑战前应该采取的态度，那么，教育的作用是什么？大学在教育中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我们从现在就着手去做，我们的后代将会生活在一个不甚紧张、更加公平、更加平静，总之更加文明的环境中。为了这个伟大的任务，大学必须拥有最有能力的人。大学不仅应该适当地--通过对所从事的真正高质量的活动进行恰当的评价和报偿的制度--吸收和留住那些只从事学术和研究活动的人，而且也应当通过灵活的招聘方式争取同那些在各个知识和专业活动领域中表现突出的人（文学家、艺术家、企业家、政治家等）进行合作。
至于学生，他们必须具有同样的环境和机会。所有完成了高中学业的学生都必须能够开始更高级的学习，但是，只有那些最用功、最有天赋的学生才能获得能使他们继续学习的资格或“信任”。其他学生可以在其他培训班学习，并以在其他岗位的劳动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丝毫无损于他们真正的人类尊严。
有一件事似乎很清楚：人们已不再过分重视文凭了，重视的是能力；提供一种服务、适当地履行一种义务的能力，将代替专业的权利，正如安东尼奥·马查多所说：“把价值和价格混为一谈是愚蠢的。”封闭的专业结构，它的被限定的、多疑的辖区将被彻底打开。因为重要的不是一个人在什么地方，而是他是什么样的人。大学将从一种专业性的变为一种研究性的。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这甚至将会带来一种渠道的重新分布和体制的改组。视听方法将使学生以极为有力的教育手段继续第一阶段的学习。同他们能够入学一样，他们的教育必将都集中在高等学校。教育中的选择余地将大大增加，以至于非常具体的专业的多样化和专门化将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特点。在这样一种结构或主干中，每所大学都将提供--甚至根据其地方特点--各种不同的专门学科。
电子计算机将记录下学生的专长和有关资料；以最完美的图像和最有启发性的理解方式提供学生们所要求的课堂。但是，教师将继续留在学校。实际上他们将变成个别指导、辅导和鼓励学生的监护人。今天可以断言，大学的普及正在向这样的方向发展：教师利用针对广大学生的基本训练的教育技术手段，去关心每一个学生。但是，正如我前面指出的，技术将使每个学生能够同自动化教学手段保持个人联系。
随着研究工作的发展，学校必须协调它们的活动，最大限度地使工作人员能够符合计划的需要。对于器械和劳动手段也应采取同样的做法；重要的不是由于它们属于这里就放在这里，而是要使它们供那些能够有效地使用它们的人使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死板的安排将服从干活动和操纵能力，以便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为达到既定工作目的的最合适的手段。组织系统图表将越来越变化不定。因此，根据时机，将完全改变职务和工作岗位的安排：教学管理干部每年变化一次，教师的招聘将根据需要随时进行等。无限期聘用“持久性”教师，需要进行事先考验，即在一段足够的时间内，被聘用者必须表明他的能力、价值，以及他能持久地胜任和适应其工作。过早地承认终身地位是一种时代错误，是一种荒谬行为，这会造成大学的因循守旧和质量下降。
文化与科学
不断的专门化是一种危险，无须过多去谈这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因此，必须明确区分文化与科学，区分文化成分的传播和高等教育成分的传播。所有公民现在和将来都有权达到同一文化水平，但不是高度专业化水平。大学生其广泛的活动中必须向人们提供这样的可能性：以一种人道主义的发展去平衡飞速的技术发展。
高等教育由于其专业化和服务性特点，其接受者必须是最有才能的人，而不应搀杂经济手段，同时必须以社会的需要和可信的天资情况为依据，相反，文化是全体公民的财富，不应该受到局限。应该把它给所有的人，并鼓励所有的人去得到它。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地说，下面的状况是不公正的：在全世界都存在着对于能够正常进入大学学习的人的阶级歧视现象。往往是那些在经济上得益较少的阶级对社会提供非常需要的服务，虽然这种服务的技术水平较低。这种歧视在国际范围内也有所反映：当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达到很高的大学入学水平时，它便必须开始进口（西班牙非常熟悉这种情况）没有专长的劳动力，以从事它的青年“大学生”不能从事的社会活动。
因此，所有的人都应该达到较高的文化水平。但是，大学不应该降低它的水平，也不应该失去它的作用。很清楚，我认为大学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大学的发展，通过大专学校，通过其教师队伍的流动，通过它对文化活动的指导和参与，对全国范围内的文化的广泛传播作出贡献。但是，大学执行这项使命的方式不是颁发文凭和委任书，而是用一切力所能及的经济和技术手段，使今天的和明天的人们能够摆脱（由于音乐、知识、美术和阅读一本书的享受）一种文明的重压，人们对这种文明既不理解又不熟悉，因为它的节奏使他们目眩，他们唯一能从这种文明中看到的是一次又一次地宣布消费的新目标。奇怪的是，只有那种得不到的东西才是人的行为的一个坚定的和牢固的目标。然而真正的文明能使人们摆脱压在他们身上的这样多的重负。为达到这个目的，大学也能够为人的利益做出许多贡献。大学应当成为指引人们驶向崇高目标的灯塔，当然是在它的职权范围内。
约尔·弗鲁顿在A·凡赖斯的《当代大学》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大学应当接受目前形势下归属于它的部分责任，但是，也许它是委屈的，而不是罪魁，因为近来人们要求它过多地承担了许多复杂的、难以相互调和的任务。这就是在全世界大学中出现共同紧张局面的原因之所在。
总之，受到控制的技术对人们是有益的、不可或缺的。由于这种技术，人们在近年来深刻认识了许多现实，并得到了许多知识。因为“通过观察能发现现象”（勒孔德·德诺尼）。研究中心、知识传播中心需要起来越昂贵的设备，掌握它，需要很高的专业水平，世界各国将为拥有更好的研究中心和更完美的知识传播体系而协调行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所和联合国大学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无论如何，历史总要重演，无论如何，2000年的人度完他的一生也终将死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一样，人的唯一的活动就在于使其生存变得可以忍受。但是，一切现代化国家至今都保持一个复杂的机器用以衡量经济成就。“相反，我们没有计量系统，没有能够告诉我们社会（与经济大不相同）是否也很健康的评价系统。我们没有衡量应有质量的标准，我们没有系统的指数以向我们揭示：人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教育是不是最有效的；艺术、音乐和文学是不是处于巅峰状态；公民责任感、慷慨精神和亲切感是不是正在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如果这些都得到了实现，那将意味着在规划者的人道主义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这种人道主义化是社会未来派策略的第一基本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明社会处于失控状态的证据，使许多人感到被科学欺骗了。”（托费尔）
在唯物主义之后，迎来了精神的曙光，迎来了思考人的本质和关注人类奥秘的曙光。
我们生物学家非常明白，一切事物都蕴育着运动、变化和变异。事物是一条道路上的一个点。一切事物既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一个原子、一个细菌或一个星系，都像标本一样具有一些非常简单的结构，一种非常复杂的现实。一句话：建筑材料、颜色是具体的，是有限的。但是，能够建起的楼房，能够画出的图画，能够写出的书籍是无限的。统一与多样性、创造的怪诞想法、万物的固有性质。千百万年以来，自然界都在选择着、控制着自身的演变……难道人就不会这样做吗？人类自由的表现恰恰是接受自然界能够用以自我调节的法则。集体自由在起作用，但它具有可能强加于个人的所有局限性。不过，它今天的伟大和悲剧在于它不是单独的，在于它不应该是单独的，正是这一点制约着它的活动。没有一种集体感情的人，感觉不到自己是大海和大浪的一部分的人，意识不到共同命运标志着当今和可预见的未来的特点的人，是因为他看不到，是因为他脱离了他的天地。在友谊中，在互助的信念中存在着由于环境的力量产生和解和自由的温床。
这就是我对人类未来的看法，据未来学专家说，人类将实现征服和利用海洋以及控制气候等大业。但是，在生物学及由此产生的技术的许多方面，正在接近底层，正在接近尾声。科学幻想小说作家指出，在某些方面，幻想明显地超过了科学。因为自然界强制推行其不可超越的界限。存在着生物学边疆；存在着绝对数字。虽然今天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但人们也正在感受到巨大的局限性。把怯懦、不赞同、吸毒、沮丧同坚定而有斗志的青年分开的鸿沟名叫希望。希望危机是当代的弊病。腊因·恩特拉尔戈模拟马克思的说法在格拉纳达宣布：“全世界怀有希望的人联合起来……”
用现在的和可预见的手段，人们必定能够认识自身的特性，但不能认识其本质。人们处在够得到的新的实际幻想的包围之中。但这并不能满足他们对内心的深不可测的奥秘的关注。假如人是可以证明的，那么他将失掉选择的能力和自由。生命沿着可证明的和可能发生的事物的等分线流逝。今天同昨天和明天一样，人会继续自问，他是什么？他是谁？胡利安·马里亚斯精辟地概括道：人必须对付两个根本问题，“我是谁？”和“我将会怎么样？”大学不仅应当帮助人们认识人的肉体特性，而且也应当帮助人们培育其精神。人文科学应当振兴和均衡技术。否则，大学将不符合它本来的任务，将不能起到它在将来应该起的重大作用。
大学与发展的新概念
前面我已说过，发展的概念今天被视为一个更加具有总体性和多边关系的进程，它包含着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国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我说过，关于发展问题，正在出现一种人道主义的看法，这种看法明确坚持，人既应该是这个进程的动因，也应该是它的受益者；这种观点认为，不应该把发展看成是简单的拥有一切财富和手段，而应该把它看成是改善人的生活质量。既然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对付国内具体问题，所以它们必须调动本国的创造性财富，并发展与基本问题有关的协作性项目，因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种世界的和地区的协调行动，需要有力的国际行动。
世界范围的问题需要认识和行动上的最大合作，大学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具备最好的承担和促进这项工作的条件。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大学在国内和国际发展中已经起到的和可能起到的作用。它在国际发展中的作用，必须通过同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和大学的协定来实现（我更着重考虑的是同西班牙语世界各国大学问的关系，以及未来赋予大西洋两岸国家大学在共同发展中的作用）。
根据人们所维护的全球发展概念，人们必将推广一种大学，必将构思一种国际合作政策，必将制定一些交往的指导方针。由此可以推论，重要问题是我们所渴望的发展类型，因为这是必须制约一个进程的其他方面的方向。
很明显，由于各种不同的发展观点，关于大学在以巨大的内源性为特征的全球发展方面的作用，很难展开一场辩论；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其中可能有共同之处的发展的基本方面，这种辩论是可能实现的。在建立一种经济、教育、科学和信息的国际新秩序的要求中，就可以确定一种一致性的框架，在实现了恰当的适应和必要的调和之后，这种一致性就会使每个国家找到最适合其特点的方案。如果这些适应和调和能得到正确理解，它们便不可能改变基本要素，不至于使大学变成一个无关紧要的机构，变成一个只向精英颁发文凭、培育专业人才，而对指导、发展和推动各国人民文化不起作用的机构，而它的这种作用比它的其他任何作用都更加重要。
企图把国家的研究工作重心从大学中转移出去是徒劳的。研究中心、个人的研究活动等可以协助大学的研究工作。但是，大部分知识都是从大学中产生和传播的，因此，决不应该把它的培养专门人才的作用置于它传授知识的作用之上。尤其在知识是一切权力的基础的今天，更不应如此。
大学是文化和能力的源泉。如果大学变成一个单纯的专业培训中心、文凭工厂，它的基础将遭到破坏，它也将由于没有出路和连贯性而垮台，因为这样将会把教和教育、告知和培养混淆起来。这种不正常现象是由于对“文化”一词的错误理解而造成的，因为在每个专业的课程安排方面，都必须有助于对学生的全面培养。在信息与知识之间，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力求得到后者，因为知识是通向大学的基本使命--传播文化的道路。否则，大学将仅仅是一个“教学组织”。
全面教育和基础专业培训：这是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大学应该给予和我们能够要求大学给予学生的东西。大学不应该是掌握某些社会课程的，而应该是培养某些智力优势的一条合适的道路。一条不是优先通向专业培训的道路，哪怕是最高水平的培训。如果学生追求的是文凭，而不是真才实学，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不应作教室里的观众，而应作教与学都必须在自己身上留下印记的解释者。只有这样，大学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智力中心，而不仅限于是一个可悲的颁发证书和文凭的办事机构。
至于说到国际领域，有一个不容模棱两可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确试图建立国际新秩序，如果我们确实喜欢这种国际新秩序，那么，没有一种为使大学的基本先决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到尊重的共同努力，就不可能为这种新秩序的确立做出贡献。否则，一切只能停留在美丽动听的词句上和耸人听闻的声明上，大学却不能发挥它的作用－－我要重复说它的作用--它将处于沉默之中，有时是被迫的沉默和毫无生气。如果没有一种能适应挑战要求的大学，如果没有一种有推动力的和革新的大学，果真能产生新秩序吗？能确立一种发展的新概念吗？这种发展主要集中在所有妇女和男人的福利方面，在这种发展中，享有物质财富是重要的，但还不够；在这种发展中，教育、科学和文化将占据它们应该占据的重要地位。必须把想象力用到大学上去，运用想象力和睿智，以便用未来的要求去衔接过去和现在，去更新在近年来发生了彻底变化的舞台上犯了时代错误的后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