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比以往更快速地变动。由科技所推动的改变有它自己的速度，赶不上就会落伍。工作需要更高层次的教育及能力，不仅美国如此，全世界都一样。可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却未采取因应对策。我们的蓝领工作突然大量丧失，不只是被那些较低度开发国家所取代，而且如天谷直弘所预言的，被日增的自动化所取代。我意识到美国的转变，来自新政以来愈趋尖锐的阶级划分，以及来自为民主努力的力量渐渐减少而不是增加--不只是政治上的民主，也包含了经济、教育和社会的民主。
迄今为止，那些让人失望的改变还没有在我们的政治中浮现出来（或是还没有太明显的浮现）；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宽恕令人失望和绝望的政治。但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这种改变。我不是很迷唐尼（Morton Downey，Jr·）和他搭配脱口秀的尖叫；可是我想对部分的唐尼听众而言，那是一种对他们老板、劳工领袖、政治家、新闻界、体制，以及所有人，除了唐尼之外，极力忍耐愤怒下，一种重要的发泄。这种秀，和其他类似的秀，暗示着那里正有一种愈演愈烈的经济束缚和社会痛苦意识。然而，这种挫折尚未被列入主要的政治讨论中。像焚烧国旗和宣誓效忠这类的事件，便已熟练地利用了这种意识，而没有被人发觉出来。这些是让人焦虑和不确定的政治，而非让人产生信心的政治。我想，在它变得更好之前，它会变得更坏。
谁将是赢家和谁将是输家的界限，似乎比以往更明显了，而这正是教育造成的。在最上阶层的人，能就读最好的法学院或商学院，不仅是赢家，而且是大赢家。顶尖的法律事务所和财务公司以他们的服务从事竞争，而且每年的起薪愈来愈高。一位朋友告诉我，今年一位从名校刚出炉的新进律师，起薪是一年85000美元。在寻觅这样一份工作的过程中，“面谈”的本质已经改变。在我年轻的时候，那意味着你被面谈，一些在该公司里年高德劭的人审视着你，并且根据你的优点下判断。最近几年，“面谈”却成为优秀的法学院毕业生对法律事务所面谈－－也就是说，由他或她评断这家事务所。那些顶尖人才有大多选择；而那些在基层的人所能选择的却少得可怜。目前，中产阶级正逐渐减少中。那些在最基层的人缺少改善他们自己的能力，而那些在中上阶级的人被优厚报酬所激励，他们的报酬远比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来得优厚得多。因此，先照顾你自己，而且尽最大努力照顾自己，利用教育去获得个人的、物质的报酬，而非实现更广大的社会责任，这种观念已比以往更强有力。我从未被甘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所迷惑，也不曾困于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它始终给我一种感觉，一个大家族为了安置一个儿子在高级办公室，所花的个人财富创下了新纪录。然而，回顾过去，公私部门问职业的平衡，在30年前似乎比今天要来得更健全些；从事公职在当时并不像今天一般，意味着庞大的个人财务牺牲。我在1961年搬到华盛顿，那时它是个一般人可以过得很舒服的城市：那几似乎没有富裕阶级，除了那些屈指可数的祖产继承者。今天的华盛顿已经截然不同了，那些国会说客形成了有钱阶级，而那些当选的政客们绝大多数有独立的财源，尤其在参议院里更是如此。
华盛顿不是例外。纽约这个我居住的城市，也渐渐成为一个富人和穷人的城市，有着第一和第三世界的人口，而两者的隔阂比以往更大了。若就市民还有多少美德的程度而言，特别是那些有权力的精英分子，人们似乎是被永无休止的自私和自我耀升推着走。有钱人家赈济穷人的捐献，和他们为了参加募集基金的社交场合，在晚礼服和珠宝上的花费比较起来，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但是仍然有人坚信，美国可以从世界上最强大的核心产业经济转移到一个服务经济，而同时不会失去它的强大、活力，以及产业的健全性。我百分之百确定那是不可能的。我想没有几个人进入服务经济后，能够得到所谓的高级服务工作－－亦即带着有效手段和尊严的高价值工作。他们大多数都会在基层服务部门工作，这种工作不需要多少工作技巧，而且人事流动率经常居高不下。一般人认为核心经济愈健康，服务经济也就愈健康。同样地，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日本人会自动转向我们要求所有的金融服务，以应他们扩张核心产业的需要。全世界最大的8家银行中已有7家是日本人的，也许目前是一段过渡时期，他们需要相当大的帮助去学习如何和西方打交道。但长期来看，他们对我们金融服务的需求将会减少。
我们正慢慢而且稳定地制造一个新的阶级制度，这个新制度从一个人出生开始，经过早期教育，最后是透过大学及研究所而形成。今天，那些在华尔街的人能很快做出关闭小镇工厂这种可怕的决定，因为他们永远不会认识那些受伤害的人。由于我们大公司的组成方式，高阶层缺少高瞻远瞩，因此我们不断做出短视的决策，来使公司的盈利情况好看些。我们将成为一个较以往更不和谐的国家，有着少数有钱人和一大堆穷人，这些穷人不仅是他们自己的负担，也是社会的负担。这样会制造出一个不安的社会，特别是人们近来已活在一个更富裕的社会里。我们将不会是一个人口2．5亿或2．6亿，强大及充满活力的美国。从真正有生产力的社会的角度看来，我们只有3000万或4000万有才干的人。在不久的将来，美国有能力和其他强大的国家竞争吗？
不仅是我一个人有如此忧郁的想法。最近，我曾和余罗（Lester Thurow）讨论这些问题，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同时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院长。他说：“我认为这触到．问题的核心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从未碰过的问题：美国是一个有领导阶级的国家，或是一个是寡头政治的国家？”“每天我拿起报纸，新闻记者总将日本描述成有个领导阶级（我想他们是对的）；也就是说，日本有一群高高在上的人，他们实际上可以像任何其他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精英分子一样地极度自私，但是日本领导阶级的成员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不会成功，尤其是在这样小且容易受伤害的国家里，除非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也能够成功。所以这个领导阶级的成员愿意牺牲一些他们私人的权力和财富，以确定更大的社会能够动作而且生生不息，在此同时，当这些相同的新闻记者形容拉丁美洲的国家时，他们一成不变地以‘寡头政治’这个字眼去形容当地的领导权力。他们描述一群极少数的人，有着非常巨大的财富。这些拥有权势和财富的人过得相当好，并且绞尽脑汁想要完整地继续保有它，完全不在乎他们国家的其他人是如何贫穷落后。事实上，一个寡头政治的统治者相信他们可以很成功，即使他们国家的其他人都很失败。这正是这些国家目前仍然如此失败的原因，而我们也正逐渐迈向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段里，我们曾有领导阶级，也有过寡头政治。就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就有领导阶级，他们知道必须帮助欧洲富强起来，因为我们自己的富强也和欧洲息息相关。因此，他们强迫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尽管当时大多数的美国人仍然是极端的孤立主义者，极可能不要它。”
一个领导阶级知道，只让自己的孩子成功，也进身于领导阶级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他们的小孩所治理的国家里，有60％的年轻人不能有所成就，可怕的事情很快就会发生。 在维持超级强权的前提下，美国可以发展登陆月球的计划，也可以利用炫目但无用的发明，无限制地发展武器。现在冷战结束了，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一个庞大的政治、经济及心理的缺口。我们仍会怀念冷战的单纯性？怀念东西方简单的划分？以及怀念东西双方不变的论调吗？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紧张的世界中，比较有可能的冲突来自南方与北方、白人与非白人、富人与穷人、已开发与低度开发、受过教育与未受过教育之间的对立。以往，我们在军力强大的苏联威胁下长大；如今，会对我们的安定造成威胁的是弱小的墨西哥，我们应该如何调适呢？冷战扭曲了我们社会的本质及目的。为了应付冷战的威胁，我们在不知不党中创造了一个自我衍生不息的国防基层组织。正如我在波士顿地球报（Boston Globe）任职的朋友马丁·诺兰（Martin No1an）所说的，我们在50年代所通过的联邦教育法案及公路法案，其实应该称为“国防教育法案”及“国防公路法案”才对。为了表示爱国（还有为了说服公司内一些反对力量），IBM所生产的第一部主机电脑就叫部“国防电脑”。这些标志不幸都一语成谶，在过去那些岁月里，我们成了和平时期里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防国家。整军经武成了我们治国的最高指导原则。
1990年，我站在莫斯科红场时，突然间认识了真正的苏联：一个除了飞弹以外所剩无几的呆滞社会。现在，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缺点，我们不能再拿与苏联一争长短的角度来衡量自己，我们应该拿建立一个和谐又有格调的社会做为标准来自我要求。最后，经过这么多年，我们终于了解，我们在镜子里看到的是自己的脸。
黄志典 译
（选自《新世纪的挑战》，长河出版社1992年版）
21世纪属于谁——瑟罗（Laster C·Thurow）
莱斯特·瑟罗（1938－），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出版过不少畅销的著作。这里选录的文章出自他90年代的畅销书《21世纪的角逐》，在该书中，他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已从军事战争转向经济战争，一极世界走向多元世界，等等，并已形成了以美、日、欧为中心的三大贸易集团，在争夺着下一个世纪的控制权。瑟罗作为一个美国人，较多地看到了美国经济的弊端，而认为未来是属于欧洲的。
在21世纪，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可能趋于一致，就像过去60年中美国国内各地区的收入已经拉平一样。
由于日本赶上了美国和欧洲，其增长率可能会放慢，不再居于前列。但是，在经济学中，没有导致一致的自动反馈机制，事实上正相反，今日经济增长越快，则今后取得更快增长就越容易。今经济增长越慢，则可以肯定的说，今后增长越慢。
目前的势头不管是增强还是减弱，都难以扭转。如果收入随着高增长率而增加，就可以在不牺牲今日高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对未来进行大规模投资。有了高经济增长，你可同时提高生活水平和扩大投资。与此相对照，如果从低增长和低投资状态转向快速增长和高投资的状态，则要求牺牲今日的消费来为未来的经济加快增长提供投资。
在未来的竞争中，三大经济强手中，会有其中一个走到前面。能赶在前面者就会保持领先的地位，就会像英国领衔19世纪、美国领衔20世纪那样，领衔21世纪，为该世纪建立起最好的经济制度。
尽管难以出现趋同发展，但看来，在21世纪中，不会像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那样，有一个居统治地位的经济霸主。英国在19世纪的称霸是建立在比其他国家早50年开始工业革命的基础上，19世纪上半叶，没有强手之间的竞争。当工业革命在别的地方开始时，英国仍然是最有力量的强国，但其地位已大大不同于当初独居优势之时。英国仍然领先--但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强大压力，特别是来自德国和美国的压力。
同样，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的统治地位是建立在独有的历史发展之上的。在本世纪的前半叶，美国是居于领先地位的经济强国，其国民生产总值规模是最大的，人均生活水平是最高的，但它仍有挑战者--西德和英国。有些工业，像化学工业。美国是肯定落在后面的。高科技的化学和物理，领先者是德国人。
但在本世纪的后半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都丧失了经济竞争者基础，落在后边，需要奋力重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霸权（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几乎在所有工业领域居技术领先地位）自罗马帝国之后首次出现，可能在今后2000年内不会再有。
其结果，在21世纪，肯定会有一个经济上的领袖，但是该世纪并不是一个由一国雄居于他国之上的世纪。
对竞争者的评估
日本
尽管在进入21世纪时美日欧三家竞争者有着平等的基础（按国内外购买力平均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体相等），但如果考察一下过去20年的情况，日本在赢得21世纪经济领导权方面被认为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按国际货币价值对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进行比较，日本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占美国的一半跃升到比美国高出22％。1970年，在世界最大的15家银行中，没有一家是日本的，而在1990年，有10家是日本的，其中前6家都是日本的。1970年，日本只占有美国汽车市场的5％，而在1990年，日本占28％。在短短的20年里，日本把美国彻底排挤出了消费电子工业。日本曾长期拥有贸易逆差，是净欠债国（刚刚在1990年付清了世界银行的债务），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净债权国和最大的贸易赢余国。在过去的15年中，在扣除通货膨胀之后，其经济增长率比美国高出75％，比欧洲共同体高一倍。在激烈的竞争中，具有社会性特征的日本公司是无法击败的。
在三个竞争对手中，日本的国内市场是最小的，但其有着长期统一的历史。协调与一致使得日本的经济力量具有无与匹敌的能力。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实现计划同目标一致方面比日本做得更好了。在国际性的成绩评估中，日本中学生的得分都是接近最高的，国家对高级中学最差的学生的教育提高能力是世界无与伦比的。
没有一个国家赶得上日本对未来所进行的投资。日本包括住房在内的固定资本总投资要比美国高一倍。按雇员人数平均豹工厂与设备投资要比美国高两倍，比欧洲高一倍，民用研究与开发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比美国高50％，略高于德国，比整个欧洲高得多。在对未来进行的投资中，日本公司是在“生产者经济学”的原则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要比在“消费者经济学”原则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公司拥有许多优势。
日本的力量所在（其强有力的具有内聚力的内向性文化）也是其脆弱之处，在管理外国工人方面，日本公司表现出首屈一指的能力（从外国工人中产生的效率往往要比从外国管理人员中产生的效率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说，21世纪的经济竞争要求公司要能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组合成一个统一的队伍，在这方面，日本存在着问题。日本的历史、传统、文化和语言使其很难把外国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平等的组合在一起。如果取胜要求必须有第一流的外国管理人员，那么日本公司就有问题了。要雇用非常好的外国管理人员，就要让这些外国人有机会升到最高领导职位，日本公司文化是无法提供这种机会的。
在每一个国家都仿照领先国家的榜样进行追赶时，那些领先国家亦着力争取如何取得新的突破。日本已经表明具备这种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日本可以稍微领先于其他最富的国家，因为在加工技术方面具有竞争性，但是，除非日本能够学会不断发明新的产品，否则就不能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如果产品仿抄自国外，那么日本自己的经济发展将受到其竞争者发明速度的限制。
在确认日本是否会在新产品技术中居领先地位时，有必要回顾一点美国的历史。在19世纪，美国以仿制别人的产品而闻名。使工业革命开始的那些伟大的发明（蒸汽机、珍尼纺织机、贝氏炼炉）来自英国。美国人是善于采用这些发明并使其以高于英国人10％的效率发挥作用的--这与如今日本人采用美国人的发明并使其以比美国人高10％的效率起作用的情况一样。从历史上说，利用仿制来追赶是竞争的同义词。在美国人于19世纪末赶上来之后，它最后又学会在20世纪中自己搞发明，但这花了半个世纪。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科学方面并不领先，尽管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是最高的。直到本世纪中叶美国成为科学上的领先国家后，它才真正跑在其他国家前面。
我相信，当日本赶上来时，它也要学会如何从事发明。改进生产流程的独特设计相当于转向一种新产品种类的设计。日本人对其在取得重大突破方面缺乏能力表示担心。但是，对历史有客观了解的人们不为日本人自己的担心而忧虑。唯一的问题是需多长时间。就像美国人从仿制到发明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一样，日本人也要花半个世纪的时间。
日本人的成功是建立在出口导向经济的基础上的。出口是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出口工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居领先地位。出口推动整个国内经济发展。按照世界标准，日本的国内工业往往是非常缺乏效率的。不管怎么说，出口导向战略不是未来日本的成功之路。
如要使经济增长快于其他国家，日本的出口工业就必须夺取越来越多的国外市场，以保证能付得起为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而不断增加的原料进口。只要日本的出口数额小，那么其他国家便可以破坏上述形势。然而，日本现在在经济上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他国家不能够容许日本为超过其他国家而所要保持的出口增长以及对别国市场的占领。在21世纪，如果有必要，世界其他国家就会通过施行更严厉的限制来制止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如果日本要在21世纪使其经济增长得比其他国家快，那么它就要找到一种在出口比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得更慢的情况下达到目的的方法。从根本上说，日本必须使其经济的增长转向国内需求拉动，而不是靠出口推动。
欧洲和北美的准贸易集团的发展进一步促使日本经济由出口导向转向国内需求拉动。由准贸易集团组成的世界将要求日本公司在欧洲和美国被当作局内公司而不是局外公司对待。这意味着日本要把更多的生产移向海外，减少从日本本上出口。
如果日本要在国内需求导向经济方面取得成功，那么就要把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先导，因为这两个领域在日本基本上是落后的。如果不发展住房、道路和公园，不管日本人的劳动生产率有何成就，日本的生活水平就达不到世界水平。住房是一个严重的瓶颈限制，要求在传统方面有重大改变。由于对稻田实行低遗产税（对其他财产不是如此），结果导致在东京中央仍留有稻田。因建筑形式和防地震法的严格限制，东京住宅建筑的发展受到抑制。政府也不愿意用征地法来为大规模的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工程征得所必需的大片土地。如果不打破这种传统，则不可能在住宅建设方面取得很大的突破，若不在居住面积上有新的突破，日本人就只能是富国里的穷人。
在21世纪的经济竞争中，奉行生产者经济学的日本企业公司可能是最优秀的，然而，日本要取胜，就要在其生产者经济学中移入一些消费者经济学。21世纪的赢家将不得不对人们在这两个方面的驱动力加以平衡。日本的年轻专业人员，对房子问题的不满非常强烈，不管怎么说，很难相信日本能阻止这种变革。最终，民主，即使是一党民主，也不得不对其公民的这种要求做出反应。
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可能使其不可能在环太平洋地区创建一个准贸易集团来与欧洲和日本的集团进行竞争。朝鲜和华人经济（大陆中国、台湾、香港及新加坡）可能更愿意与其最好的市场--美国--而不是其竞争对手日本达成特别的安排。
要组成贸易集团，就意味着劳动力在内部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动，这就是说，日本必须愿意接受客籍工人。如果说西欧担心来自中欧和东欧的移民，那么可以想象，如果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边界开放，那会是什么样子。数百万的中国人会进入日本，然而，日本的文化使其成为世界上最不愿意，或者说最不能吸引外来移民的国家。如果日本要取胜，那么就要使现在世界上最难融合的文化变为对外国人来说更容易融入的文化。达成一些特别的安排是可能的，但日本难以创建一个环太平洋共同市场来与欧洲共同体竞争，看来没有证据表明，日本会做那些有必要进行的调整。
但是，对竞争开始前各竞争对手力量进行的任何分析都表明，日本是带着自己的巨大活力来加入竞争的。在全球范围内，日本的经济增长和对未来的投资是最快的。如果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下的是经济的及运动比赛的赌注，则日本是最有希望下赌在21世纪中取胜的。100年之后，历史学家们在回顾历史时可能会说，21世纪是属于日本的。
欧洲
在80年代，欧洲的经济是增长最慢的，90年代伊始，在世界经济的棋盘上，欧洲居于最有利的地位。其地位很像是棋书上所说的“残局”。棋盘上向读者所展示的是棋的布局，读者被告知，不管白方如何走，黑方可以走5步取胜。但是，读者要找出和走出这5步是相当困难的。从经济上说，欧洲正处于这种地位。如果欧洲采取正确的步骤，则不管日本和美国的情况如何，在21世纪中，可以成为居支配地位的经济强手。在欧洲的例子中，正确的步骤不难发现，但却非常难于举步。
如果欧洲可以真正把欧洲共同体（3．37亿人口）变成一个一体化经济体，并能把其他欧洲国家（5亿多人口）吸收进欧洲大厦，那就能组成一个无与匹敌的经济。欧洲的8．5亿人是全球仅有的全部受过良好教育且摆脱贫穷的8．5亿人口。像瑞典、瑞士、挪威和奥地利这些需要纳入欧洲共同体的国家，是全世界最富的。
欧洲的主要优势在于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共产党可能不能管理好经济，但他们却建立起了全球最好的教育制度。欧洲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地区，即有一个国家--德国，在生产和贸易方面在世界上领先；一个国家－－前苏联，在高科学方面居首。前苏联的活动空间比美国大得多，在理论科学的许多领域走在世界的前面。1990年，西德的贸易赢余是世界上最大的，按人均计算，3倍于日本，10年以后，当东德完全与西德一体化，达到西德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时，德国会变得更为令人生畏。到21世纪初，德国的传统市场--中欧和东欧也可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
如果把前苏联的高科学、德国世界一流的生产技术、意大利和法国的设计水平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有世界级的伦敦资本市场把资金有效地引向欧洲最具生产能力的地区，那么就在一定程度上创建起无可比拟的优势。欧洲大厦可能成为一个相对来说自我控制、迅速增长的地区，把其他地区甩在后边。
由于欧洲国家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公有与个人主义两个特征，欧洲一体化所进行的必要妥协可能会把这两个方面混合起来，融两个特征的最好的方面于一体。欧洲人不需要采用外国的一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日本的--思想。
欧洲也拥有为21世纪确定贸易规则的优势。毫不令人奇怪，为贸易确定规则者将使规则利于那些按欧洲方式行事的伙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会取胜。它只是意味如果欧洲确实能采取正确的步骤--不管美国还是日本在经济竞争中表现得如何好，都可以取胜。正确的步骤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西欧的经济应事实上实现一体化，一体化应该迅速扩延到中欧和东欧。中欧和东欧的前共产主义经济应成功地转变为市场经济。这两个方面的任务都不轻松。这要求欧洲人能愿意今天做出牺牲，来创建未来经济称雄的实力，为使资本主义在中欧和东欧开始起步，西欧必须愿意向他们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
必须把东欧和西欧的历史的边界与种族冲突弃置一边，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应成为欧洲人。他们对海湾战争的不同反应清楚地表明，仍有政治上的问题有待解决。这些障碍是可以克服的，欧洲大厦在世界经济棋盘上处于最强有力的地位。
美国
个人主义与公有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完全是经济上的。所有的资本家都信奉民主和私人财产所有权。美国是21世纪的军事超级大国，但是，试图成为21世纪的经济超级大国，它有着不利条件。如果要在两个方面都成为超级大国，那就必须愿意进行作为经济超级大国所需要的投资，最重要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
由于美国保持富国地位的时间比其他国家长，在进入21世纪时，它有着更多的经济财产用于21世纪的经济竞争。从技术上来说，美国落后别人的领域不多，领先于别人的占多数。在人均收入和平均劳动生产率方面，美国亦是首屈一指，其劳动力队伍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内市场要比日本大得多，比欧洲统一得多。
但是，其起点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为下述方面的问题所削弱，即在其教育制度衰落，实行高消费和低投资，欠大量的国际债务。在20世纪末，没有比美国对于未来21世纪的竞争再缺乏准备的了。
美国的投资是落后于世界水平的，按劳动力人均计算的工厂和设备投资，美国只为德国的一半，日本的1／3。民用研究与开发开支不足德国和日本的40％一50％，目前，对物质基础结构的投资仅及60年代的一半。欧洲正发展其雄心勃勃的高速铁路网，以把主要的城市联结起来，而美国大量的资金却因集于高速公路和机场信托资金花不出去。在建设未来现代电讯线路方面，美国不居于领先地位。
在80年代，美国劳动生产率的低增长为劳动力的迅速增加及没有加以利用的借贷能力所掩盖了，这两个方面在提高家庭实际生活水平方面要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快。在90年代，美国的劳动力增长将不会很快，其借贷能力已近用尽。其结果，90年代未出现的和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将在90年代变得突出起来。美国能否取胜于21世纪取决于如何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即能否把其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其主要竞争对手的水平。
自相矛盾的是，如果美国想要在21世纪拥有世界一流的消费生活水平，那么就要由80年代的高消费、低投资社会转变为90年代的高投资、低消费社会，从着眼于现在，到着眼于未来。为要增加投资，在一个较长时间里，就要使消费（私人和公共消费）的增加慢于产出的增长，以便使投资（私人和公共投资）可以提高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定水平。
谈到劳动力的技能与教育，这是美国的第二个弱势，情况优劣兼有。美国劳动力中受过大学教育的那部分是世界第一流的，学院是美国劳动力赶超世界其他国家的地方。美国人干得比别人更努力，在保证质量水平方面比别人花得钱更多。美国人是幸运的，因为大多数有着最优秀教育制度的国家并没有建立起一种面对大众的大学制度。在精英教育制度变成大众教育制度后，对人力或物质设备方面进行的投资很少。那些花很大气力通过严格高中毕业考试的学生们，在头几年的大学生活里却松下来。不过，在美国的劳动力中，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那部分人并不是世界一流的。论教育技能，没有受过高中教育的那部分美国劳动力（占29％）属于第三世界，如果美国想取胜，则必须改善教育。
在棋局上，王后是棋盘上最重要的棋子。在经济上，美国人正是忘记了如何移动王后。用经济术语说，移动王后是为了“赶上去，把落后的赶上来”。一个国家如何才能使落后的关键工业赶上来呢？一个国家怎样才能使被咄咄逼人的外国竞争对手赶出竞争行列的关键工业再赶上来呢？一个国家要想保证在的高附加价值、高劳动生产率、高收入--需求弹性的工业中通过比较利益获得应得的份额或更多的份额，应采取什么战略呢？
美国人已经忘记了如何走“赶上去、把落后的赶上来”这步棋，因为有半个世纪没有在这两个方面需要做什么事了。由于要对付半个世纪的美国垄断、要迎头赶上，世界其他国家懂得了如何移动他们经济棋盘上的王后。
美国自然地理上的贸易伙伴拉丁美洲，在经济上是贫穷的，教育上是落后的。拉丁美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下降，债务方面的问题使其在21世纪初期难于取得快速增长。即使可以达成南北美洲共同市场协议，对于美国也没有多大的帮助。然而，收入差别很大的国家之间要成立共同市场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必然是共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会导致大量人口从低收入国家移入高收入国家。为了在墨西哥增加就业机会，减少人口移人美国，美国必须与墨西哥达成一些特别的贸易安排，但是不可能与墨西哥建成真正的共同市场，更不可能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成立共同市场。这样一种共同市场会导致大多的人口流入美国，会使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下降大多。
同时，美国拥有一些真正的文化力量。如果日本的文化使其成为外国人难于平等参与的国家，那么美国的文化却使其成为外国人最容易变成当地人的国度。美国人可能不是最好的出口商，但是在从事国外生产时却是世界一流的。如果把美国的海外生产也算是出口，1986年美国144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就变成了570亿美元的顺差。美国可以成功地把当地人变成美国的企业家。
当出现危机时（珍珠港）或当看起来要出现危机时（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的反应是出色的。问题清楚（苏联人造卫星、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解决问题也干净利索。美国人可以自己宣称21世纪是属于自己的。美国的问题是，它不是在取胜--而是使其明白竞争已发生变化--必须用新的战略按新的规则来进行新的竞争。
谁是赢家
可以对三个竞争对手的每一方做出一个判断。日本人有活力，很难打赌说他们不能取胜。如果面对直接的竞争。美国人是有灵活性的，有无与伦比的组织能力，他们进入21世纪时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财富和更强的力量，但是，战略地位优势在欧洲一边，他们最有可能使21世纪成为欧洲世纪。
最终，欧洲人必须完成现有的共同市场国家的一体化，使其他欧洲国家加入一体化进程，为使中欧和东欧国家加入欧洲大厦应承担必要的税收责任。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聪明、有远见，而是因为别无选择。为了不让波兰人和其他东欧人涌入巴黎、伦敦、罗马和法兰克福，西欧必须根据战略考虑上的需要来行事。
为要取胜，日本和美国还必须抓住摆在他们面前的战略机会，但是，他们必须能看到变化所带来的实际利益，除了自己能动之外，他们不像欧洲那样有移民问题，没有任何反面的压力促使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历史与人的本质都告诉我们，对于美国人和日本人来说，他们很容易不去做他们为要取胜所必须做的事情。
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会记录下来，21世纪是属于欧洲大厦的！
张蕴岭 译
（选自《二十一世纪的角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历史与推测——肯尼迪（Paul Kenedy）
保罗·肯尼迪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那鲁大学历史学教授。1987年他出版《大国的兴衰》，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名列前茅的畅销书。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回顾500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规律，展望本世纪末和21世纪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地位和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前景。这里选录的是该书第八章《走向21世纪》中的第一节。
本章的标题不仅意味着年表上的变迁，而且更重要的还意味着方法论上的变化。即使是刚刚过去的事情也可谓历史。虽然偏见和资料来源等方面的问题使10年前的历史学家“难以区分短暂因素和根本原因”，但是他仍然是根据同一个学术规则来进行研究的。然而，那些关于现今如何演变成未来的文章，即使它们所谈的是已经形成的趋势，也不能自称是在写历史事实。在这方面，不仅使用的原始材料不同（包括从根据档案材料写成的专著到对经济的预测和对政治的推测），而且也无法假设所写的是否正确。即使在处理“历史事实”方面也常有许多方法上的困难，但像大公被谋杀或某一次军事失败这类历史事件确曾发生过，而人们谈论未来的事情就没有这样肯定。不可预测的事件、纯粹的意外事故以及某种趋势的中止，这些都可以推翻似是最有道理的预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预言家纯粹是走运。
那么，下面要谈的只能是暂时性的和推测性的，其根据是对当今全球经济和战略的趋势如何发展进行合乎情理的推论，但是不能保证所有这些（或任何一部分）将会发生。过去几年国际市场上出现的美元价值的螺旋式变化和1984年后石油价格的暴跌（这种暴跌对苏联、日本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有着不同的影响），很好地告诫人们不要从经济趋势中引出结论。政治和外交的世界从来就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发展的。许多涉及当代事务的著作，其最后一章往往仅在几年之后，就不得不根据事后的认识进行修改。现在这一章以后如仍能保持完好如初，那将令人感到惊奇。
也许了解未来的最好方法是简要回顾一下过去5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兴盛和衰落。本书的论点是，世界上存在一种促进变化的原动力，它主要受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推动，进而影响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以及每个国家和帝国的地位。这种全球性经济变化的速度并不是一致的，这主要是因为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本身是没有规律的，它受多种条件的制约，既包括个别发明者和企业家所处的环境、也包括气候、疾病、战争、地理、社会结构等因素。同样，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和社会都曾经历了一个或快或慢的增长速度，这不仅取决于技术、生产和贸易方式的变化，而且也取决于它们对采用新方式增加产量和财富的接受能力。当世界上某些地区崛起时，另一些地区却相对或（有时）绝对落后。这些都不足为奇。由于人类对改善自身条件具有天生的干劲，所以世界从未静止不前。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出现的智慧上的飞跃，而后又受到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产生的“精密科学”的促进，这正意味着这种促进变化的动力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加具有自我持续力。
本书的第二个主要论点是，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增长速度对各个国家相对的军事实力和战略地位产生了重大的长期影响。同样，这也不足为奇，而且过去已经多次谈到这一论点，尽管强调的重点和表述的形式也许有所不同。世界不需要等到恩格斯时代才懂得“没有什么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条件”。军事实力依赖于充足的财富，而充足的财富来源于强盛的生产基础、健全的财政和高级的技术。这一点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和今天的五角大楼来说，都是同样清楚的。如前所述，经济繁荣并不总是或立刻可以转化为有效的军事力量，因为这还有赖于许多其他因素：从地理和民族士气，到指挥才略和战术能力。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所有世界军事力量对比的主要变化都发生在生产力对比变化之后，而且在国际体系中不同帝国和国家的兴衰都被主要大国战争的结果所确认，在这些战争中，胜利总是属于拥有最多物质资源的一方。
下面要谈的均是推测而不是历史，因此它是基于一种似乎有道理的假设，即过去5个世纪以来的总趋势可能会继续发展下去。不论国际体系是否曾一度被6个或两个大国所统治，这种体系一直是处于混乱状态，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权威高于主权的、利己的民族国家。在每一个特殊的阶段，某些国家在世俗权力中占有的相对比重或是增大或是缩小。这个世界在1987年或2000年不再可能像1870年或1660年那样保持冻结状态。相反，某些经济学家还会审辩说，国际生产和贸易的结构正在发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的变化：农产品和原材料产品的相对价值正在下降；工业生产正在与工业“就业”相分离；知识密集型产品在所有先进社会中正在占据主导地位；世界资本流动正在逐渐脱离贸易方式。所有这些以及许多新的科学发展，必然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总之，在没有不可抗力的干预或灾难性的核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将继续存在一种世界力量的推动力，它主要是受技术和经济变化的推动。如果对计算机、机器人、生物工程等新技术可能产生的影响所作的乐观预测是正确的话，而且，如果有关对第三世界部分地区的“绿色革命”可能成功的预测也证明是正确的话（这种预测包括印度和中国成为长期的粮食纯出口国），那么到了21世纪初，整个世界会变得更加富饶。即使技术领域缺少戏剧性的进展，经济增长也是可能出现的。人口模式的变化及其对需求的影响将会确保上述情况发生；利用更尖端的技术开发原材料也会做到这一点。
同样清楚的是，这种增长将是不平衡的，此处快些，彼处慢些，这取决于变化的条件，正是这一因素而不是别的原因，使得下面作出的预测具有很大的临时性。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过去40年使人印象深刻的日本经济扩张在今后20年将继续下去。鉴于苏联经济政策和机制发生的变化，这个国家自从60年代以来一直下降的增长率，到90年代再次出现上升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根据目前的趋势，上述两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似乎很小，换句话说，如果从现在到21世纪初确实发生日本停滞不前和苏联经济繁荣，那么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是由于环境和政策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应比根据现有迹象所作的合理的假设要激烈得多。对15年或25年后的世界情况进行估计可能会出现差错，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因此宁愿选择难以置信的结果而不去根据当前事态的广泛发展提出合理的期望。
例如，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个今天为世人熟知的“全球趋势”，即太平洋地区的崛起，将可能继续下去，这正是因为这一崛起有着非常广泛的基础。它不仅包括作为经济火车头的日本，而且还包括那个正在发生迅速变化的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包括繁荣和已建成的工业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且也包括取得巨大成功的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台湾、南朝鲜、香港和新加坡，以及较大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其中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再扩大一些，还包括美国和加拿大沿太平洋的州和省。这一广大地区的经济增长是由如下各种因素巧妙组合而促成的：出口型社会的工业生产率引人注目的增长，这一增长转过来导致了外贸、航运和金融服务业的巨大增长；在更新的技术领域以及在较廉价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取得的显著进展；在以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提高农业产量（特别是谷物和牲畜）方面作出的富有成效的努力。这些成就每项都互为作用，相得益彰，其产生的经济增长速度近年来使得传统的西方大国以及经互会国家的增长速度显得大为逊色。
例如，1960年亚太国家（不包括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占世界总产值的7．8％；到了1982年刚翻了一番多，达到16．4％。从那时起，这个地区的增长率就以空前的幅度超过欧洲、美国和苏联。到了2000年，这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很有可能超过20％，与欧洲或美国持平。就是以比过去25年“小得多”的增长率发展，它也会取得上述成就。太平洋流域的活力也可从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感觉到。1960年，美国与亚太地区的贸易仅占其与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贸易的48％，但是到了1983年则达到美欧贸易的122％。这一变化伴随着美国临太平洋地区出现的人口和收入的再分配。尽管会出现某一个国家的增长放慢，或者某些问题影响着某一特定工业，然而，这一总的趋势明显将继续下去。因此，毫不奇怪，一位经济专家曾怀有信心地预言,现在占世界总产值43％的整个太平洋地区,到2000年将稳占50％。他的结论是，“随着太平洋地区在世界经济力量中占据了一个主要中心位置，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迅速向亚太地区转移。”当然，自19世纪以来，这一类言论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只有自1960年以来这个地区的贸易和生产力出现了大幅度增长，这一预言才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