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考虑这个体系改变的独特性似乎也是必要的。东德人认为这种体系的改变是一种殖民主义，这种殖民主义当然没有多少历史先例（如果说社会或社会主义财产关系在本世纪之前并不存在的话）。很明显，在此有比权力更多的东西处于危急之中；不光是由胜方的政党官员取代败方的政党官员而产生的错位的问题。我自己只能想起一个远距离的推论，即：美国国内战争之后，美国南方实行了重建，南方的政治和财产关系的改革是由一个胜利的占领军的政权实施的。
热月①之后的文化和政治会出现什么变化，并非连贯的。例如有人说，近期的西德“新表现主义”画家很幸运，他们有希特勒作为取之不尽的原材料。②如果战争现在完全结束的话，那么随着著名柏林里的倒塌这个原材料很明显也就枯竭了。从前的西德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天职使命了，他们跌跌撞撞地盲目寻找这个或那个次要的目标；从前的东德知识分子此刻头晕日眩（他们必须补上西德人的阅读课），一些诸如像海纳·米勒（Heiner Muller）和克里斯蒂·伍尔夫（（上rista Wolf）的勇敢者继续坚持一个已经不成功的主张，认为东德的文化和政治是自立的。生意一如既往，意味着土地投机和失业；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便意味着寻找新的研究题目和新的灵感，同时也寻找建立长期的第三政党的新形式。
①译者注：Thermidor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热月”，现一般指紧接在一个过激分子的革命阶段之后的一个比较温和的反革命阶段，其特点通叙是通过独裁的手段，强调恢复秩序，缓和紧张局势和回到某些被认为正常的生活方式中去。作者在此指德国统一之后的局势。
②克利斯托(Chrisio)著：这本书没有记录他对当代苏联绘画受惠于斯大林一事的看法，但是相同的观点却成为鲍·格劳伊思(Boris Groys）的《斯大林的艺术总体》（Cesamtkunstwerk Stalin）一书中的重要宣言。
较德国更远的东方国家，我只想谈谈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苏联；这三个十分不同的地区具有相互不同的专注事物，它们也同“我们”北美洲不同（为了方便起见，我滥用“我们”这个词来指北美）。这三个地区在不同程度上执迷于斯大林和他的官僚体系的事实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自然或自显。他们坚信“我们”（西方人）不理解该事实，坚信我们根本连想都不愿去想象，这并非不可理解，因为任何严肃的国际交流中的开局策略就是要强调自己手里的牌是与众不同的；承认对方已经事先知道自己的一切就是自我挫败。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四十五年里，特别是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冷战时期的反共产主义宣传已经提供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可以想象出来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偏见陈规，因此，来自东方的经验真理现在看起来不仅与普通媒介的宣传和幻影没有区别，而且与普通媒介的最原始的冷战时期的形式也没有区别。在此，语言和表述的干预使最简单的交流方式变得复杂起来：他们的真理越是用奥维尔式（Orwellian）的语言来表达，那真理就越变得冗长乏味、令人厌烦；我们的真理越是用最微弱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表达--例如关于简单的社会民主、福利社会、社会正义和平等－－我们就越是不愿意倾听东方。
语言本身，不仅仅是它的个别词语或信息，是与具体情况有关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编码仍然具有一定具体的对抗意义：不信任自由主义对普遍富足、社会平等、政治民主的辩护；怀疑现有的盈利生产会保护集体利益，特别是怀疑国内或国外的“少数民族”会有腾飞的可能；厌恶新型的公司风格（如果说不厌恶公司文化的话，公司文化似乎时常使人着迷）；或者--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深切地相信体系作为结构整体，既不可能按照虔诚的传统自由主义方式得到改造；也不可能按照玩世不恭和乐观的后现代主义的方式进行转变。这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编码仍然是对“体系”本身所持的固执且神志清醒的悲观主义的最高标志。这个体系制造社会悲剧，把社会悲剧作为其必要的副产品，它受无意识的、无法抗拒的本能的驱动走向战争的深渊。
但是在东方，马克思主义编码意味着权威、国家、警察；试图改变这个编码终会导致关于人们最初为什么需要运用它的辩论。西方人现在开始明白了一个事实：在东方，人们不需要明确说明便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去考虑问题，这几乎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习惯。东方人更为感兴趣的是设计出大量的新的寓言和形象（例如社会主义的僵硬干瘪的木乃伊形象，现在几乎成了新文学陈规俗套），许多寓言和形象对准了斯大林本人。把斯大林同一整套体系联系起来似乎十分重要；也就是说，用偶然性和辩证法对斯大林主义进行历史的解释首先是绝对不受欢迎的（斯大林主义完全成熟的萌芽在列宁时期就已存在，如果在马克思时期没有的话）；与之相反，资本主义的产物--被洗礼命名为“公民社会”（civil socieiy）--根本不是一个体系，而是生活本身，是自然的生活，有两种主要的分支：公与私。最近西方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也许在公司的西方（thecorporate West）终结，在经典的意义上，我们不再会有真正的公共空间或者私人空间--甚至用最时髦的理论命名和包装也达不到这一点。
但是，斯大林的含义现在更有意义；斯大林不再特指恐怖和暴力，而是指其他三种使我们感到奇怪的事物；集体性、乌托邦、现代主义。甚至在媒介的雏形里，无孔不入的传播媒介的标志之一是：对于东方知识分子来说，“乌托邦”一词自动受到贬值，像我们对“极权”和“极权主义”这两个词的看法一样--虽然在有限的圈子里以及出于不同的原因。认为斯大林最辉煌杰出地体现了乌托邦的冲动，认为斯大林的最深层的趋力、动机和规划是出于纯粹的乌托邦理想（尽管人们偶尔和反常地将斯大林同希特勒相比较，但是没有任何乌托邦主义的概念能够容纳希特勒），这些看法现在成为毋庸置疑的正统观点。不用我指出，乌托邦或者拉法格（Lafargue）所称的“懒惰的权利”是与强迫劳动和早期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价值原始累积毫不相干的。在此，乌托邦的观点与事实无关，而是涉及到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编织出理想价值和立场的无缝之网。按照传统唯心主义或甚至宗教的方式，在这个网络里一件事自动引发其他的事情。历史和事件必须再一次地被排除在该道德理想的模式之外。从伦理宗教开始，知识分子就偏好按照这种道德“统一体系”来考虑问题，即以唯心论的方式看待事物。唯心论体系在作出铁证般的解释之前，首先把事件转变成概念，实际上就是用我们熟悉的“好与坏”的模式来重新讲述一遍。老式的唯物论在此的使命是要打破历史“统一体系”的道德化的观点，不再把历史解释为偶然性、非连贯性、意外事故和辩证飞跃。这种历史“统一体系”在我们自己的似乎是后理想主义，后现代的哲学和理论中仍然存在，一如东方的反乌托邦主义。
在西方，一个霸权的哲学声称主体，中心主体已经完结死夭，而其它边缘或臣属团体却针锋相对地宣扬族群集体的认同，提供了“主体”（据说这个主体在个人程度上已经消失）的多种变形的映像。有意思的是，在前苏联的东方，个人主体自身首先建立不起来。（我的一个日本同事告诉我，日语中的“我们”一词根本不需要被解构，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成为过中心主体。）在前苏联的东方，个性主义的缺席是以经典的哈巴马斯式（Habermasian）未完成的项目而经历的丧失和痛苦而展现出来的，同时受到梦魇式的斯大林集体躯体的加强。用一个理论家的话说，“躯体不能独立存在”。正如伟大的苏联乌托邦作家安德烈·普拉托诺夫（Andrei Platonov）所表达的那样，饥荒和内战的苦难促使个人躯体紧挤在一起相互取暖。因此，斯大林主义是一个蓄意的计谋或策略，利用武力和人们的恐惧把集体的躯体捆绑在一起--当然很难不带偏执地说明这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尽管人们不同意奥威尔所作的“权力欲望”的愚蠢解释。
我已讲过，当前苏联的反乌托邦主义衍生于西方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在50年代的冷战时期，西方反共产主义作为修辞辩术得到巩固和加强。然而我认为，关于集体躯体的观点是比较有创新意义的，起码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不是这样谈论问题的。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没有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西方，集体躯体的观点容易带有乌托邦的而不是反乌托邦的暗示－－在此，乌托邦是褒义词，不含有东方和斯大林主义的贬义意义。让我们把社会心理学或人类本性的讨论搁在一边，把音调降低到更为一般的心理常识的形式：受难于过度的个人主义和社会反常形态的人们憧憬着集体生活，而那些长期挤在一起取暖没有自己的空间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对日常环境里拥挤的状态感到恐惧，渴望能够保持私隐，获得个人或个人心理的私有财产。与我交谈的俄国学者很公开地表示了在反乌托邦主义观点或价值的背后来自经验的动机。我认为，这些共鸣以及伴随他们的家庭和童年的深层潜意识以情感形式进行的表述，还不算是政治或社会的立场，而是被（双方的）政治或阶级斗争调动起来的利比多机能。
但是对于在西方的我们来说，用另一种方式讲述这个故事会更有趣，预示更深刻的东西方的对抗，这一点我在下面将会谈到。美国式的聚集--美国30年代巨大的集体危机类似于苏联的饥荒、内战和强加的集体化--当然是大危机时期（the Great Depression）。大危机具有象征意义，对我们不仅意味着集体的聚集，也意味贫困化和物质的丧失。当30年代最终结束后，美国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真正的乌托邦时刻）和1947年至1948年的迅速发展，美国终于克服了物质短缺，许多新的战后产品进入市场，人们开始强烈地厌恶前10年的创伤。对集体生活的恐怖作出的心理补偿是商业消费的个人主义，排忧解难的商品，以及各式各样的新的物体。这种意义上的消费不是人的本性：对消费的酷爱是随历史而演变的。北美的经验被物化，然后作为价值投射给世界上其余的国家，抹掉其象征意义，转换成某种永恒的人类本性的特征。因此，消费成为“自然的”，60年代的后艾森豪威尔（postEisen hower）一代奋起反抗前辈的反集体主义，他们憧憬和推行新形式的集体团结，而现在的雅皮士一代所作出的历史反应则是反对60年代的集体团结。当然，这种历史象征的模式或者说是不同时代的选择也是我们理解东方反乌托邦主义和恐惧集体主义的方式。
我认为，当前东方或苏联的反乌托邦主义的另一特征颇富有创建性，它与美学和现代主义有关：鲍里斯·格劳伊思（Boris Grovs）在他的杰出的著作《斯大林的艺术总体》（Gesamtkunswerk Stalin）中有系统地制定出这样一个立场。格劳伊思的见解出奇制胜、不无邪恶，对历史进行了有争议的修正，用使人惊讶不止的新颖的历史叙事取代了过去经常用来描述美学现代主义兴盛的陈旧观点。这个陈旧的分析方法区别一直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两种事情和两个阶段，即20年代苏联文化革命的前卫现代主义和斯大林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陈规标准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在西方的人认为这两个阶段的关系相当于统治的好来坞和大众文化对视觉艺术中的伟大美学先锋的压制。事实上，较格劳伊思之前，卡塔莉娜·克拉克（Katarina Clark）在她的论文中就已经对苏联艺术史提出了鼓舞人心的修正意见。克拉克认为苏联语境中的社会现实主义即是大众文化。但是格劳伊思和他的同代人--我不想把格劳伊思单独挑出来，因为当今的苏联知识分子整体似乎一致赞同这个立场--认为这两个阶段不是间断的而是连续的。他们主张，社会现实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本人作为瓦格纳式（Wagnerian）的艺术整体是不同形式的现代主义先锋运动的延续。斯大林是马列维奇（Malevich）的真正继承人；马列维奇在精神的象征领域中用法令和独裁所达不到的事物却由斯大林在现实世界中的躯体领域（the realm of bodies）里实现了。西勃尔伯格（Syberberg）曾经说过，希特勒是20世纪最伟大的电影制片人；作为整体的斯大林主义体系被视为体现了高级现代主义规划的所有的独裁和乌托邦。政治犯监狱（the Gulag）成为真正的马拉梅式(Mallarmean)的《图书》(Livre)即人生经验大全，日常生活受累于美学和政治最终结合而产生的负担，那些未来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只能在战争或梦幻中经历这些经验。不管这个立场是否是后现代的，它显然暗示了对后现代时期所称的高级现代主义的美学价值观的彻底批驳。让我们再一次看看爱德蒙特·伯克（Edmund Burke）关于意图邪恶说的旧论吧：计划和策划引起伤害，人们应该使一切--不论是现存的还是意外的--服从于无所不在的天才意志，天才意志是原罪，属于乔伊斯、齐达诺夫（zhdanov）、马拉梅、毕加索、舍恩伯格（Schoenberg）、叶索夫（YezOv）、维辛斯基（Vishynsky）、乌尔布莱特（Ulbricht）、格特伍德（Gottwald），和列宁本人。
这当然似乎是西方后现代主义为东西方对话而选择的合适题目：这个题目被理解为：西方关于此类问题辩论必须从格尔布莱斯（Galbraith）的重要观察开始，格尔布莱斯主张，在东方，西方或资本主义的类似物被称为少数制造商对市场的控制（oligopo1y）。资本主义西方与斯大林东方一样是工艺品，同样地服从公司的决定，服从平板的、任意的、孤立的、非民主的意志--除了对我们来说，起作用的不是政治局，而是公司的意志和高级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商业团体。例如，如果你觉得自由即是不受其他人--主要是未见面和不认识的人--的武断决定的支配的话，那么你又该怎样解释公司的劣质语言或曰美国英语呢？美国英语吸收了速记的董事会决定、广告式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标语--像“生活方式”（lifestyle）、“无烟区”（smoke一free）、“性爱偏好”（sexua1preference），或者更富有哲理的语言概念诸如“反本质论”和“整体论”。这些语言选择是由本质上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垄断公司文化所决定的，但这并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使它们获得拯救，正如斯大林的文化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却不能受到谅解一样。（人们也许会这样解释：保守派和反动派曾用老式的现存语言或编码解释同样的事物；而在后现代时期，他们不由自主地被迫学习使用公司新用语。）
然而甚至这样的讨论，先别提对话，我们也不能与来自东方的对手进行下去；困难同双方对基本信息的猜疑无关--不是那种我们的东方朋友拒绝相信是美国插手导致了1973年智利左派阿连德（Allende）的倒台，或者是怀疑（也许是对的）我们是否真正理解在斯大林统治或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苏联人是怎样地生活的。主要的困难在于双方各自的话语阐释术语完全不同、毫不兼容。简洁地说，东方希望用关于权力和压迫的术语来进行讨论，而西方却要用文化和商品化的术语进行讨论。在这场话语规则的争夺战中没有真正的共同标准，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喜剧：双方各自用自己喜欢的语言咕哦着毫不相干的答复。
除非你以为不同国家和不同集体境遇之间可以进行无声的交流，这便没有什么可令人沮丧的。随即被委婉地称为“新世界秩序”的建立，我们目睹了所有的民族陈规偏见的复归（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民族主义和新的族群），以及对集体他者（the collective Other）形象的幻想所采取的近乎于拉康心理分析学式的投入。关于后者，重要的是要理解：我们完全离开不了集体他者的形象，这些形象永远不会是“精确的”或者是“矫正的”（不论是指什么）--就像阅读与误读一样，这些形象必须在结构上受到歪曲。在此意义上的国际对话总是双方各自迷恋上对方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无论如何，我们自己（西方）的否认也许听起来是：超级国家--一个十分强大和潜意识的力量，对悲剧或历史单纯无知，对清教传统的伦理说教过于苛求，如同一个足球队或一个凶猛的投资一样对他人是个危险--这就是美国的现状，在苏联对抗势力突然消失之后、像一门不受管束的大炮一样威胁着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尽管苏联制度原则的歧义再一次提供了保障，这点是其他国家的亲属体系所不能做到的，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另外两个新的超级大国－－1992年以后的欧洲和日本--的急剧出现将会产生新的势力平衡，这种新的势力平衡将会有效地遏制美国不负责任的行为。然而，最近的海湾争端证明不了这＝乐观的意见，更证明不了文化联合的本身。
人们曾习惯说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是那么遥远的事情，就像在另一个时代里发生的事情似的。文化帝国主义似乎伴随着真正的帝国主义，如同好莱坞的电影，成捆成箱的流行音乐磁带被装上炮舰一样。但是这样的说法有个具体的特点--它在许多方面承认了辩证法--即：正当它的内容满足了自身，变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全面发展时，它的形式却消失了，似乎最初表达这个内容的语词曾经一直是个谎言，而人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点。许多年前被称为“美国化”的现代化形式也是如此：随着现代化的过程更为真实地实现了自身，“美国化”一词却变得愈加不称职和令人不满意，它最终由“后现代主义”一词而取代。“后现代主义”一词说明了一切，但同样似乎也是在否认为这个体系命名的最初企图。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看法上。文化帝国主义比以往更为真实地存在着，它冲破了旧名的死茧壳，在新的天空中舒展开自己的华丽翅膀，招来遮天盖地的蝗虫狂乱四处觅食，使整个天空昏暗无光，在后现代的国际贸易策略和所谓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①时代，老式的专横暴虐、那种强迫推广美国式产品（不论是奶粉、洗头剂、五十年代的电视节目，还是军事体系）的标准的做法，似乎已经结束，一种不妥协于统治和霸权的新的弹性已蔚然成风。“多元主义”（pluralism）一词，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和政治标语抑或作为理论和哲学生活的事实，似乎是对后福特主义在上层建筑里的真实反映，然而“多元主义”把帝国主义和统治的现象与商品化结构更为复杂地联系在一起，使从前较为公开和明显的暴力转变为精巧微妙和形而上的复杂物。赫伯特·马库塞－柏拉图的（Marcusean－platonic）关于伪幸福的问题开始被重新提出来，似乎它以其60年代的模式仅仅预示了我们自己的貌似新鲜和独创的文化和政治的问题。
①后福特主义由罗宾·摩雷（Robin Murray）精彩地描述如下：
同那些仅拥有少数销路好的货物的廉价商店不一样，赛恩斯彼利（Sainsbury）商店网，作为高级商店的新潮一代，与市场的需求挂钩，承销一系列产品。针对消费者群而制定市场产品成为商店的流行口号。市场调查员按年龄（少年、青年、壮年）、家庭种类（双职工无子女家庭、同性恋家庭、单身双亲家庭），收入、职业、房产、住址来划分市场。市场调查员分析“生活方式”，把商品同消费模式联系起来，从食品到服装，从健康到度假……最成功的产品制造区是那些有灵活的生产系统，敢于创新、强调“客户化”设计和质量的工业区。生产系统的灵活性之一是通过新科技和引进易于调配的机器而取得的。那些机器只需要简单地调整一下便可以用来生产不同的产品。例如，本尼通（Benetton）的自动洗染工厂可以根据需要而调整颜色。
载于“Fordism and Post－Fordisn．”Stuart Hall and Martin Jacques．eds．New Times （London：Lawrence＆wishart l989）．pp．43一44．
引导线是美国公司势力［往往随便和不准确地称为“多国”（multinational）］所起的作用。前不久我曾参观了鹿特丹（Rotterdam）市的一所新型滨水区工程，使我充分意识到了美国公司的作用，这个滨水区工程是鹿特丹的市区规划者感到最骄傲的事情，它以新的公寓楼区、娱乐区和办公楼区替换了已经衰败塌坏的码头和港口设施（这些设施是现代的，但不是后现代的），当然，新城市“内部殖民化”将会带来金钱，但是这个中心控制的规划事实上意在避免英国码头灾难--英国码头是“取消政府控制”（deregulation）、由投机者随意亵渎城市空间的一个确实可怕的例子。建筑规划学的学生常常引用鹿特丹滨水区工程来说明一种崭新的集体组装的美学--这种美学自19世纪哈斯曼（Haussmann）时期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如何取代早期的、现代的、由“天才”设计的建筑物的方法。然而，我这个北美观察家十分惊讶地发现美国罗斯公司（Rouse）在所有这一切中起的作用。美国的公司顾问现在在后现代全球文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与那些传授镇压反政府分子的技巧和训练当地警察力量的美国专家同行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罗斯公司的可靠性已在巴尔的摩（Ba1timore）的滨水区表现出来了，据说罗斯公司与迪斯尼帝国有着很深的联系。罗斯公司是欧洲统一前夕的一个旧世界规划的促动者，这使那些对文化自主抱有一线希望的人感到震惊。让我们别去理会那个事实--即俄国人和他们的盟友无法设计出一个像样的旅馆房间时，不得不向希尔顿大饭店请教最基本的线索--这只是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破产！但是在这里，这个欧洲最古老的资产阶级文化－－假定它仍然是在日常生活、社会态度和优先权利里表达了明显是欧洲的风格和世界观的一个合适典型的话一结果在后现代时期、在文化上是如此地枯竭以致不得不引进现在比自己要更老练些的、来自新世界的生意人和商品设计家，用瓦特·迪斯尼（Walt Disney）来代替伦姆布兰特（Rem卜andt），用艾培考特娱乐场（Epcoi）和荷尔顿商业中心（Horton）来代替20年代和30年代的社会公寓的宏伟规划。
政治和经济自主的前景会在新欧洲出现吗？虽然各式各样的欧洲民主国家自豪地四处周游展览民族主义的大型艺术，文化自主是否也将证实是个凄凉的失败呢，文化自主这个最后期望，在建筑学上被称为“批评区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起码试图以民族和当地风格来抵制新的全球美国化。然而，在所有晓得自尊的跨国公司的美国后福特主义者都明白，把产品用合适的当地色彩和民族风格包装起来的重要性的今天，文化自主可以被真正地列入议事日程之中吗？今天，文化帝国主义表现在对外输出专家：如果专家获胜的话，甚至民族传统也摆脱不了他们的控制：我们难道能够想象专家会失败吗？
向那些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很悲观的朋友，我想温和地提议：我们不需要把尼采留给敌人，我们可以在尼采的坚定不移的信念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慰勉，即最深刻的悲观是真正力量的来沤。我们必须对这个体系保持深刻和连续的悲观，就像我的东方朋友对另一个体系所持的态度一样。乐观主义，甚至最微弱的乐观主义，只能推荐给那些愿意让人利用和操纵的人。
张京媛 译
世界无尽头吗？——戴维斯
保卫·戴维斯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是深受读者欢迎的科普作家，现为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物理学教授。这篇文章出自他的名作《宇宙的最后三分钟》，是该书的第十一章（最后一章）。戴维斯根据物理学与宇宙学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宇宙的未来作了一番审慎的预测；“这种预测绝非基督式的启示。事实上，经验的发展和累积蕴育着空前的潜能，而宇宙的未来使这种潜能充满了希望。然而，我们决不能忽视物之有生亦必有死的事实。死亡或许正是为创生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人们一直在讨论各种可能性以找到摆脱宇宙末日的出路，而上一章所论述的那些奇特的想法并不是这类可能性的唯一代表。每当我作有关宇宙末日的演讲时，总会有人向我问到循环模型。这种模型认为，宇宙膨胀到极大尺度，然后再收缩到大危机，但它并没有完全湮没，由于某种原因它出现“反弹”，并开始另一轮由膨胀和再收缩组成的循环。这个过程也许会永远进行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宇宙就应当没有真正的开始或终结，不过每一次循环都会有特定的开始和结束而把它们区分开来。这种理论对一直受印度教和佛教神话影响的人特别有吸引力，在这类神话中明显地反映出生与死、创生与灭亡构成的轮回。
我已经简要地描述了有关宇宙结局两种很不相同的科学演化图像。每一种结局都以它特有的方式使人深感寒心。宇宙在一场大危机中把自己完全湮没掉的预言是很吓人的，不过这种事件也许在遥远的将来才会发生。另一方面，一个宇宙在经历有限的辉煌活动时期后，永恒地堕入萧瑟荒芜状态却使人深感沮丧。每一种模型也许都有可能使超人类获得无限的信息处理能力，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血气方刚的人类来说似乎可以算是一种勉强的安慰。
循环模型的进力在于它回避了彻底湮没这个幽灵，同时也不会出现永恒的退化和衰败。为避免无止境重复的缺陷，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循环会因某种原因而使它们互不相同。在有关这类理论的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每次新循环就像不死鸟一样，从燃烧中死去，然后在死去的躯壳中再生。它们从这种原始的条件出发，演变出一些新的体系和结构，并探索它们自己丰富多采的新世界，直到下一次大危机出现时再次把往事一笔勾销。
虽然这种理论似乎看上去颇有吸引力，遗憾的是它会遇到一些难以逾越的物理学障碍。其中的一个问题是要找到一种能够说得通的过程，使得处于某种极高密度状态的坍缩宇宙能出现反弹，而不是在一场大危机中把自己湮没。这必须存在某种反引力，它在坍缩的最后阶段会增大而变得压到一切从而把暴缩的动量反转过来，并能同正在向内挤压的巨大引力作用相抗衡。现在还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力，而且假如这种力存在的话，它的性质也必然是十分奇特的。
也许可以重温一下，在大爆炸的暴胀理论中，所假定的恰恰是这样一种威力强大的斥力。但要记住，产生暴胀力的激发真空态是高度不稳定的，它会很快地衰退。虽然可以想象这种微小而又简单的新生宇宙应该起源于这样一种不稳定状态，但是，要求一个从某种很复杂的宏观条件下进行收缩的宇宙，能够设法使之都恢复到激发真空态，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情况有点像笔尖朝下平衡一支铅笔。这支铅笔马上会倒下，倒下是很容易的，再要一下子把铅笔放回笔尖朝下的位置就难得多了。
即使假定可以用某种办法克服这类难题，循环宇宙的概念仍存在一些严重的困难，其中之一我已在第一章中讨论过。要是有一些不可逆过程以有限的速度在向前发展，那么对于受这种过程支配的一些系统来说，经过一段有限的时间之后，这些系统就往往会趋近它们的最终状态。正是这条原理在19世纪引出了关于宇宙热寂的预言。宇宙循环的引入克服不了这个困难。我们可以用一个渐渐走得慢下来的钟来比作宇宙。这台钟的运动最终不可避免地要停下，除非有某种外因使它重新上紧发条。但是，有什么机制能够再把宇宙钟的发条上紧，而同时自己又不会受到不可逆变化的支配呢？
初看起来，宇宙的坍缩阶段似乎是膨胀阶段出现的那些物理过程的某种反演。正在分散开去的星系被拉回到一起，正在冷却的背景辐射又重新变热，而复杂的元素则再次分裂成一锅基本粒子汤。大危机前夕宇宙的状态同刚刚发生大爆炸后的宇宙状态极其相似。但是，这种对称的印象仅仅是表面的。下面这个事实会使我们得到一点启发：当膨胀转变成收缩时，生活于时间反演中的天文学家在好几十亿年中还是看到遥远的星系在退行。宇宙看上去似乎仍在膨胀，尽管它已经在收缩。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在于有限光速带来了表观上的滞后现象。
宇宙学家理查德·托尔曼（Richard Tolman）在30年代已经指出，这种滞后现象是如何破坏循环宇宙的表观对称性的。理由很简单。宇宙是携带大爆炸后遗留的大量热辐射开始向外膨胀的。随着时光的流逝，星光使这种辐射增强，结果在几十亿年后，充满在宇宙空间中的累积星光所包含的能量几乎与背景热能一样多。当宇宙接下来进入收缩阶段时，星光产生得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宇宙在逼近大危机时，散布在整个宇宙中的辐射能比大爆炸刚发生后的辐射能要多得多。因此，当宇宙最后压缩到与今天相同的密度时，它将要稍微热一些。
超额的热能是通过爱因斯坦公式E＝mc的2次方由宇宙包含的物质提供的。在产生热能的那些恒星的内部，诸如氢一类的轻元素被加工成一些重元素，例如铁。一个铁原子核通常包含56个质子和30个中子。你也许会猜想，这样一个核因而就应有56个质子和30个中子的质量，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合成的核比单个粒子的质量之和要轻百分之一左右。造成这部分质量“遗失”的原因在于强核力在原子核内产生的巨大的束缚能，而这部分能量所代表的质量被释放出来提供给了星光。
所有这一切的结局是，能量从物质完全转化为辐射，由于辐射引力与物质引力大不一样，因而这对宇宙收缩的方式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托尔曼指出，在收缩阶段，这种超额辐射使宇宙坍缩的速度更快。假如有某种方法使反弹出现的话，那宇宙也会以更快的速度膨胀。换句话说，每次大爆炸都应当比上一次更大。其结果是，宇宙在每一轮新的循环中会膨胀到更大的尺度，所以循环逐渐变得尺度更大，时间也更长。
宇宙循环的这种不可逆增长决不是不可恩议的，它只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必然结果的一个范例。辐射的累积代表嫡的增加，它以循环越来越大这种形式从引力上表现出来。但是，它确实真循环说的概念宣告破产：宇宙明显地随时间演化。回溯过去，那些循环阶梯式地串接在一起，它们的起点既复杂又混乱，而未来的循环会无限地扩大，一直到它们变得很长很长，以至对于任意给定一个循环来说，大体上同永远膨胀模型的热寂演化图象无法加以区别。
自托尔曼的工作以来，宇宙学家已找到其他一些物理过程，它们同样会破坏每次循环中膨胀阶段和收缩阶段的对称性，一个例子是黑洞的形成。在标准图象中，宇宙开始时并没有黑洞，但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因恒星坍缩和其他一些过程，黑洞便形成了。随着星系的演化，出现的黑洞越来越多。在坍缩的最后阶段，压缩会促使形成更多的黑洞。某些黑洞可能会合并而形成较大的黑洞。因此，接近大灾变时的宇宙引力结构要比大爆炸刚发生后的情况复杂得多，因为事实上黑洞会明显的增多。假如宇宙反弹，那么下一轮循环开始时会比这一轮循环有更多的黑洞。
看来不可避免的结论是：任何一种循环宇宙，只要它允许把物理结构和物理系统从一轮循环传递给下一轮循环，那它将无法回避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退化影响。结局仍然会是热寂。避免这种可怕结论的一条途径是假设反弹时的物理条件非常极端，有关前面各轮循环的任何信息都不可能传递给下一轮，先前所有的物体都被摧毁，全部影响统统消失。实际上，宇宙完全从零开始再次诞生。
然而，很难看出这种模型会有什么吸引力。如果每轮循环在物理性质上与其他循环是断开的，那么一定要讲这些循环是相互继承的，或者说它们代表同一个宇宙以某种方式在延续，那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循环实际上是一些有不同性质的分立宇宙，也许更正确的是应把它说成是平行存在而不是依次连接的宇宙。这种情况使人想起有关人可以投胎而得以再生的信仰，那里再生的人对他的前世毫无记忆。在哪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这个再投胎的人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是同一个人呢？
另一种可能性是，由于某种原因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结果在反弹时“时钟再次上紧了发条”。这种第二定律失效所造成的破坏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举一个第二定律在起作用的简单例子：关于第二章中讨论过的香水从瓶子中挥发的问题。对香水来说，命运的倒退需要大规模有组织的协调作用，使散布在整个房间中的每个香水分子都吸回瓶子里去。实际上，这是一部倒放的“影片”。正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使我们清楚了过去和将来之间的区别--“时间箭头”。因此，违背第二定律相当于时间的倒流。
当然，在听到世界末日来临的霹雳信号时，假定时间简单地倒退以逃避宇宙死亡多少总是一种无能的表现。当旅途变得艰难之际，只是在倒放这部伟大的宇宙影片！
尽管如此，这种观念已引起某些宇宙学家的注意。60年代托马斯·戈尔德（Thomas Gold）提出，对于一个再收缩宇宙来说，收缩阶段中时间也许会倒流。他指出这种倒流应包括在那段时间内所有生物的大脑功能，因而使他们对时间的主观感觉也倒过来。所以，收缩阶段的居民不会观察到他们周围的每件东西在“往回跑”，而应有着与我们相同的感觉，即感觉到的是向前的事件流。例如，他们会发觉宇宙在膨胀而不是收缩。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宇宙正处于收缩阶段，而我们的大脑则是在倒退着处理问题。
80年代，霍金也曾一度热衷于时间反演宇宙，只是由于后来承认这是他的“最大错误”才予以放弃，霍金起初相信量子力学用于再收缩宇宙时隐含时间的对称性。但是，结果证明并非如此，至少在量子力学的标准公式中并不对称。最近，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和詹姆斯·哈特尔（James Hartle）讨论了对量子力学规律的某种修正，其中先简单地强制设定了时间的对称性，然后探讨这种事态在我们的宇宙年代可能引起的可观测结果。迄今为止答案可能是什么还不清楚。
俄国物理学家安德烈·林德（Audrei Linde）为摆脱宇宙末日提出了一条很不一样的途径。他所依据的是一种经过他精心制作的暴胀宇宙理论。在第三章的讨论中，对于原始暴胀宇宙的演化图象，人们假定甚早期宇宙的量子态对应于一种特殊的激发真空，它的作用是在短时间内促成飞速膨胀。林德的想法不是这样，他在1983年提出，早期宇宙的量子态也许以一种无序的方式逐点变化：这里是低能态，那里是中等激发态，某些地方则是高激发态。处于激发态的地方会出现暴胀。此外，林德对量子态变化特性的计算清楚地表明，高激发态暴胀得最快而衰退得最慢。结果是对某个具体的空间区域来说，能态激发得越高，宇宙应暴胀得越剧烈。显然，在极短时间之后，能量碰巧为极大因而暴胀也最快的空间区域会膨胀得最大，并占据整个空间的最大部分。林德把这种情况同达尔文进化或经济学联系起来。对应于某个甚高激发态的一次成功的量子涨落，所产生的结果是那个区域的体积在瞬息之间便出现巨大的增长，尽管这意味着它外借了大量的能量。所以，那些借了许多能量、处于超级暴胀之中的区域很快便取得了统治地位。
无序暴胀的结果是，宇宙会被分割成一团微宇宙，或者说一团宇宙泡，某些泡发疯似地暴胀，而有的则根本不出现暴胀。因为纯粹是由于随机涨落的结果而使某些区域具有十分大的激发能，在这些区域内出现的暴胀会比原始理论中所假定的暴胀要强得多。但是，这些区域正是暴胀最强烈的区域，所以要是在暴胀后宇宙中随机选择一点，那么这一点很可能就落在这种高度暴胀的区域中。因此，我们自己在空间中的位置很可能便位于某个超级暴胀区内很深的地方。按林德的计算，这种“大宇宙泡”也许已经暴胀了10的8次方幂。这是一个在1的后面跟着1亿个零的数！
我们自己的宏伟宇宙版图应只是无限多个高度暴胀宇宙泡中的一个，因而在庞大无比的尺度上，宇宙看上去仍然会是极端无序的。我们这个宇宙泡的延伸距离之远大大超出了目前可观测宇宙的范围，在它的内部物质和能量大致呈均匀分布。但是，在我们的宇宙泡之外还有其他宇宙泡，以及一些仍处于暴胀过程中的区域。事实上，在林德模型中，暴胀永不停息。始终有一些空间区域正发生暴胀，那里正在形成新的宇宙泡，哪怕另一些宇宙泡走完它们的生命循环而已死亡也没有关系。所以，这是某种形式的永恒宇宙，它同前面一章所讨论的子宇宙相类似。在这种宇宙中，生命、希望和宇宙泡永恒不息地在涌现出来。因暴胀而产生宇宙泡决无结束之日，可能也谈不上有什么起点，尽管现在对此还存在某些争议。
其他宇宙泡的存在是不是为我们的后裔提供了某种救命之索呢？他们能不能通过不断地迁移到另一个更年轻、因而拥有大量时间的宇宙泡去，以逃避宇宙末日，或更精确地说逃避宇宙泡的末日呢？1989年，林德在《物理通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大胆的论文，题为“暴胀后的生命”，文中所谈的正是这个问题。“这些结果意味着暴胀宇宙中的生命永远不会消失。”他写道，“遗憾的是，这个结论不是自然而然地意味着人们可以非常乐观地对待人类的未来。”林德注意到，任何一个特定的区域，或宇宙泡，都会慢慢地变得不适宜人类居住。因此引出的结论是：“为了生存下去，我们在那个时候可以找到的唯一可能的策略是，应该从老区域搬到新区域去。”
令人泄气的是，在林德的暴胀理论中，一个典型宇宙泡的尺度非常之大。根据他的计算，离我们最近的宇宙泡也许都非常非常遥远，要是以光年为单位，这段距离必须用：后面跟上几百万个零来表示。这个数字太大了，想把它全部写出来就会需要关于它自己的一整本百科全书！即使以接近光的速度，到达另一个宇宙泡也要花费差不多同样多的年数，除非运气特别好，即我们正好处在我们自己这个宇宙泡的边缘。林德指出，这甚至还要假定在如此漫长的时间中，我们的领域会以某种可预见的方式不断地膨胀下去。一旦今天左右我们的物质和辐射变得无限稀薄，现在完全不引人注意的最微不足道的物理效应最终可能会决定宇宙膨胀的方式。例如，宇宙中可能一直存在着某种极其微弱的暴胀力，它今天完全被物质的引力作用所淹没。但是，如果人类为逃离我们的宇宙泡所需要的时间非啥非常长，它最终总会被察觉到。那种情况下，因为有着充裕的时间，宇宙应会再一次开始暴胀，不过这一次不是采取大爆炸那种疯狂的方式，而是进行得极其缓慢，好像是大爆炸的某种软弱无力的赝品。不过，这种无力的抽泣尽管很微弱，但却会永远地持续下去。虽然宇宙的增长只是以微小的速率在加速，但它在加速这个事实却有着重要的物理效应。这个效应会在泡内生成一个视界，它有点像一个里外颠倒的黑洞，实际效果正像一个陷阶。在那种情况下，任何幸存下来的生物会变得孤立无援，深深地被埋葬在我们的宇宙泡内。这是因为，虽然他们企望尽快地到达泡的边缘，但暴胀泡边缘会更快地后退。因此，林德的计算向我们表明，对于人类或我们的后裔来说，他们的最终命运是如何取决于这么微小的物理效应，而这种效应在表现出它们的宇宙学意义之前，我们实际上根本无法探测到它们。林德的宇宙学在某些方面使人联想到陈旧的稳恒态宇宙理论，它在50年代以及60年代的早期曾一度流行，而至今它仍是用来摆脱宇宙终结的最简单而又最吸引人的学说。在赫尔曼·邦迪（Herman Bopdi）和戈尔德的原始形式中，稳恒态学说假定宇宙在大尺度上是永远保持不变的。因此，宇宙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随着宇宙的膨胀，新物质不断地创生出来以填补空隙，同时保持总体密度不变。任何一个星系的命运同我在前面几章中所描述的情况相类似：那就是诞生、演化和死亡。但是，一些星系源源不断地从新创生的物质中形成，而新创生物质的补充又是永无止境的。因此，宇宙的总体状况看上去是相同的，在给定的空间范围内有着相同数目的星系，它们由各种年龄的星系混合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