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先生对我说，他觉得新思潮新风气并不难开，中国数十年来已经是一开再开，一个新的去，一个新的又来，来了很快的便已到处传播，却总是在笔头口头转来转去，一些名词变换变换，总没有什么实际干涉，真的影响出来；如果始终这样子，将永无办法；他的意思似乎需要一种似宗教非宗教像倭铿所倡的那种东西，把人引入真实生活上来才行。这话自是不错，其实用不着他求，只就再创讲学之风而已，现在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否则我敢说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至于我心目中所谓讲学，自也有好多与从前不同处；最好不要成为少数人的高深学业，应当多致力于普及而不力求提高。我们可以把孔子的路放得极宽泛、极通常，简直去容纳不合孔子之点都不要紧。孔子有一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话，我想拿来替我自己解释。我们只去领导大家走一种相当的态度而已；虽然遇到天分高的人不是浅薄东西所应付得了，然可以“极高明”而不可以“道高明”。我是先自己有一套思想再来看孔家诸经的；看了孔经，先有自己意见再来看宋明入书的。始终拿自己思想作主。由我去看，泰州王氏一路独可注意；黄黎洲所谓“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而东崖之门有许多樵夫、陶匠、田夫、似亦能化及平民者。但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我于这种生活还隔膜，容我尝试得少分，再来说话。
世界的态度
其实我提出的这态度并不新鲜特别，巧妙希罕，不过就是现在世界上人当此世界文化过渡时代所要持的态度。我所谓情感的动，不但于中国人为恰好，于世界上人也恰好，因为我本是就着大家将转上去的路指说出而已。
（选自《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反抗诱惑——马塞尔（Marcel，Cral，riel）
这是法国哲学家马塞尔（1887～？）《反叛人类的人》一书中的一节。在略带晦涩的论述中，马塞尔表达了他对“民主化”与“科学化”负面作用的体认，从而显现了他对“信仰价值、信仰意志、人间爱”等的求索热情。二十世纪假借“民主”与“科学”之名，摧毁了传统思想的基本秩序，而一个彻底解放了的思想空间，将如何重新获得新的价值坐标，或新的生存意义？马塞尔的文章，也许有偏颇之处，却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在这类书本的讨论中，到底含有些什么样的普遍结论呢？的确，预言不能构成问题。就人的观点而论，一切事物都不会终结，也不是我们曾经“赌过”的。宿命论是一种罪恶，甚至是罪的源泉，这点必需先弄清楚。哲学家决非预言者，就任何意义而论，都不是预言者。换言之，哲学家并非常常站在“神”的地位，如果在思索过程中，哲学家竟然这样做，那不仅是荒谬，而且是冒渎行为。此处，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需知道，真正的预言者决不将自我安放于神的立场，而是让自身成为虚空，使神能在其中说话，这点非常不同，而且这种崇高使命也不属于哲学家。今天，哲学家最重要－－或许也是唯一的义务是：教人如何防卫自我，也就是如何对抗那非人性的异常诱惑，因为现今已有许多人屈服在这诱惑中。的确，在尼采所谓“神已死”的情况下，人的苦闷继续增长，似无已时。对明究此事并加思索的人而言，最严重的问题往往是不思不想者认为索然寡味的事物。自我质问或犹疑不决，似乎与行动的要求难以并存，试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王子即一著例。非宗教性的人－－亦即斩断羁绊的人－－将成为不服从者、拒绝者。但我们必须先回到辩证法过程，因为以往我们常常只注意发展，而不曾对此辩证法过程加以思索。拒绝者如果与其自我始终一贯，就成为完整的虚无主义者。但完整的虚无主义者，由于仍必需与生存条件、生存结构发生关连，因此只能以极端形态或根本无行动力的例外者而存在，无论如何，必需警惕，千万不可陷入拒绝者的诱惑中，也不可陷入观念上单一存在的诱惑里，这样的单一只能在主观上存在，本质是属于“独语式”的。“我”不能客观说话，只有人们才能客观说话，客观必须是复数。只有在拒绝者中，才有所谓不自然的枷锁。－－我常想将这不自然枷锁对比来看。在家庭与社会组织健全时，自然枷锁可以把同一家庭的成员或同一城镇的居民结合起来。从这种考察出发，我们不能不重估前人所完成的最深透的小说－－而且，在本质上是最具预言性的小说：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恶灵”。老实说：在已知的世界里，人存在已被真正的枷锁互相结合起来，就另一层次而论，对超越了“人”，并将人包干其中，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结合。拒绝者则已与这高层次原理绝缘，完全不具存在论的属性，常想以虚构的未来投影代替这项原理，最后，只有陷入虚无，纵然他们想在这虚构投影上披加现实的外衣，因而用尽美的辞藻，结果仍然只是非现实性、虚构的代用品。
可是，就在这一点上，出现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实，我们十分清楚由抽象概念达到抽象化的过程，抽象概念中似乎含有具体的生命，这正如人体中癌组织的生长相似，是一种异常而不健康的生命，只有依靠经验，才能了解何时、何地、如何形成这类生命的种种问题。我们应该注意考察的是：第一、如何由都市与产业的集中而形成大众的条件，第二、在不能承认存在者的尊严、亦即不能认为有实体的情况下，大家如何以独裁者为核心，而结成狂热集团聚于其左右，以致似乎无可避免地带有电流与磁性。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历史学者，对这两个问题，只能予以概略论述，可是为了模仿生命，揭示大众，我们必须超越历史与社会学提供的资料，举出可称为“死”的社会法则，在恐怖中才能达到力之顶点的社会力学法则，以及多少带有永恒性的条件。无疑地，如果我们希望由尊严与充实中再度发现人性，就必需像已浮上水面的潜水夫一样，尽力再挣脱恐怖之夜的束缚。可是，正如我一再强调的，技术本身并不是恶，甚至可说是适得其反，但如果我们不能统制技术，并为了将其置干将来的从属地位而认真奋斗，那么，技术必会集中于拒绝者身侧，并由其亲自予以组织化。虚无主义有时带有技术万能主义的色彩，同时，技术万能主义也无可避免地会成为虚无主义，这是当前世界中奇妙而意义深长的事实。技术万能主义与技术固有的领域之间，就理论上而言，有绝对的差异，但事实上，这差异似已消失。不过，虚无主义与技术万能主义问的关系并不明显。虚无，亦即全面性的否定，是技术万能主义隐藏于其最深处的秘密，也正因这个秘密，它才能从各种角度显现出来。在终极点上，美国技术万能主义的罪恶与苏俄并无不同：但此处必需注意的是，应该先考虑美国目前趋向极端发展的情况，然后再下裁决，否则，就会成为一个太轻率的裁决，像一般知识常作的裁决一样，因为他们对自己所说的并没有具体而详细的知识。
从上述一些相当错综的观察中，还可获得更明确的警告。
这些警告中最紧要的，可以下列形式来表达：只要一开始思索－－此处思索意指反省－－思索行为本身，就如哲学史所示，将伴随诱惑俱来，诱向超然，诱向自我的孤立化。可是，只有在反省尚未达到一定层次时，这诱惑才能存在。同时，我所谓的“自我”，并非指“根源”而言，而是指一种妨害，只要能真正了解这个自我，就能克服诱惑。由于这难以消除的幻觉，我们的自我常会以自身为银幕，而自我本性是放映机，但，发光的并非来自自我，断非来自自我。自我，就本质而论，是内部的装饰，广义言之，一切自负、伪装、优越都是它的本性。认清这种根本责任之后，为了完成它，我们应如何全力以赴？换言之，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应信奉的最重要之伦理戒律为何？无疑的答案是切勿冒犯此“光”，所谓“光”此一语词，应有怎样的正确意义？我并非将它当作比喻来用，因为一旦用比喻来判定语言的关系，我们就不能拥有语言。约翰福音开端就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正是以最严谨的方法，恰当而无可比拟的语言，规限了人存在最普遍的性格，如果再加上一句：除非人被这光所照亮，否则就不是人。作为福音原句的衍生，那么其义更明。虽然如此，拘于不得已之心态，关于“光”这个字的意义，仍然只能规限为爱与真理极限之同一性，低于这极限的真理即是拟似的真理，换言之，无真理的愚，就某些方面而言，实为妄想。由此，我们可接近此光，但仍需自问：那目前仍是神秘、特殊的条件究竟为何？现在，暂时按下本书经常提及与思索有关的启示，先谈谈下面的事实：我们扮演的角色在于不妨害此光贯穿我们而过，同时，为了彼此，所有人都应让此光闪烁辉煌。尽管外观备异，这总是积极的角色。总之，自我是自负，伪装而优越的，我们要战胜自己，粉碎其错误主张，能以此为主要义务，就是积极的角色，这只有靠自由才能达成，就某一意义而论，这也就是自由。
除此而外，我们还可举出若干应该抵抗的诱惑，其中最危险、而且流传最广的诱惑之一就是：受数字（及统计）的迷惑。堕落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单纯独断间，在此完成了最令人作呕的共谋。即使就想象力而论，一旦习惯于受无任何对应的数字之欺，精神就开始腐败－－不论数字是无限大或无限小，都同样真实。当然，如果否认天文学家与物理学家在他们的领域内从事这种危险运作的成就，那是疯狂之举，但我们必需认清，一旦数字及统计从他们的领域移向其他领域时，即开始面临危机。具体地说，就是从适用特殊方法之特殊领域，转移到人所具有的具体行为之领域。我们必须在后一领域中，重建“邻人”这一语词的意义及其所内含的肯定。在福音书及哲学反省的成果上都已显示了其丰硕的收成。著名的法国古生物学家曾以实例向我们显示了一种错误，不可不谈。他是一个坚信的基督徒，但也同时拥有无与伦比的数之魅力。在一次会议席上，曾就世界的进步，说出他自己的信念，当时，另外一个人提到在苏俄劳动营中有数百万人正濒临死亡的事实，引起了他的关注，于是，高呼说：“与广远的人类历史相比，数百万人算得了什么！”这是一句多么冒渎的话！由于他只用几百万、几亿这种概念来思维，因此，无法想象像单独的个人面对难以言宣的痛苦现实时，是怎样的情景。一旦一个人只能用“件数”，亦即只能用抽象概念来思考，那么，数字的幻影遂将痛苦的现实从他眼中隐去。
在我撰写“存有的秘义”一书的序言中，曾提议用“新苏格拉底主义”来称呼我今后的思想。在以前的种种叙述，已充分说明了此中的含义，“复归于邻人”似乎正是以新苏格拉底方法接近存在的真正条件。由于我们离开了邻人，这个社会才变成一片迷茫，我们已无法区别存有与非存有。可是，技术万能主义只有在将邻人抽离化、终止否定邻人时才能成立。我记得一个具有优秀知性，却又受现代错误毒害甚深的人，曾对我提出一个意见：某次，当我以赞赏的语气说到一个中产阶级的法国基督徒，虽然遭遇大困难，仍雄心勃勃想要养育许多孩子的事时，他以强烈的语调驳斥说：“我无法赞同你的说法，美国当局在调查世界资源之后，最近已获得一个结论，如果你知道了这个结论，那么，你所称赞的多产，显然是一个愚话！”我们朋友中的一位剧作家－－可以说是喜剧作家，说起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在决心生孩子之前，想先知道一下南美与中非的收获状况，于是，急忙赶到专家处探问。但他们忘了法国本地的情形，由于多年累积的错误，法国的许多沃上已荒废不耕。我们不能以世界的规模来考虑家庭，也不能将家庭的地平线扩展至无限，如果一旦以这样的想法来考虑一切，就会成为技术万能主义者。
当然，只是不承认世上有因人口过剩引起的可怕现实问题，我大概就会陷入坏的信仰中。可是，在今天这种处境下的人，是否能应付这问题，甚至，是否能以可理解的语言说明它？这实是“制造者”的问题，“人类的制造者”这想法是矛盾的。由于不承认这问题，我们必须不断支付很高的代价－－即发现自我正处于低落精神水准的代价，作为补偿。这时，在使人免于极度傲慢的防卫上，科学家与行动人扮演了哲学的角色。我们哲学家的义务，不仅要使普遍性的不灭权利获得广泛承认，而且还要进一步小心区分、整理能有效防卫此一权利的领土。在本书序文中，我说过：“普遍性”这一词语具有混紊暧昧之义，容易引起误解，几乎无可避免地，我们会以表示一般性之最大量，来理解“普遍性”，但这正是大错而特错的误解。最好的解释莫过于：从天才精神的最高表现（即具有最伟大性格的艺术品）中寻取支柱。我自己是音乐家，所以想起了贝多芬晚年的作品。任何人都知道，在贝多芬的作品中一切一般性的观念都不能适用，而他的111号奏鸣曲，127号四重奏，却能导引我们深入人类最深、最神圣的内心世界，在自明而不能规限的意义上，这些作品所指的“人类”只是很有限的数目，但仍一点不影响其普遍价值。普遍在深刻的层次中有其地位，但在广度上则无。此处，仍有一个我们必须极端警惕的观念：是否只有“个人”才能接近真正的普遍性？我们不能拒绝社会的原子论概念，一如拒绝社会的集团概念一样。正如居斯达夫·迪庞所含蓄表示的意见：这两个概念实为使此一过程解体的两个互补层面。如果没有交往，真正的深刻即不能存在，但在因自我中心，而成病态硬化的个人间，交往绝无实现的可能，即使置身群众的中心，也不可能发生交往。我最近撰写的书，大部分都以“相互主体性”为前提，如果没有这观念，则一切精神性都成空言，只有这观念才能开展个人的胸襟。
从行为观点来看，这事实有特殊的重要性，它为我们展开了全新的地平线，只有在以爱心赋予生气的有限集团中，普遍性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在批判思索之前，先使贵族主义观念再度重回，才是最重要的。今日，在平等主义名义之下，藉有限思考的最坏理由，贵族主义已使人不敢相信。要使它重回，必须刷新其内涵。职工的贵族主义或许已如此，我之所以说“已如此”，因为法国职工大多已因愚笨的立法遭受组织性的毁灭，所以才不得已用“已”字的过去式来表示。但，重建贵族主义绝对必要，因为，所有的平等化过程都是下降的、朝向位阶秩序的下部。上升的平等化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在怎样的焦点上，这种新贵族主义才能建立？这才是该切实探求的问题。这问题也许无法获得一般性的解决，因为各个集团都有其个别的问题，而且，也只能有个别的问题，由这些个别的问题以适应情况、注意制度、个性与生活观，因而形成自我。
不过，这样的集团常有因自我闭锁而形成派阀的危险。一旦如此，这集团就会背离普遍价值，丧失了形成自我的可能性。因此，一个集团在与其他精神迥异，或意见交换频仍的集团，发生关系时，必须经常处于一种自动期待、自动采择的状况，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义务。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里，各个集团才能成为有生命的集团，才能免于那因自我崇拜而生的病态硬化，而集团的生命才能随时间而发展，并超乎时间之外，将自我导向一完成的方向，更以想象力遥见其完成。虽然，这终结仅为一空疏的想象，但它也能成为生命的原动力，以及一切真正活动、真正创造的原动力。这样的生命，就其本质而言，是冒险的，它无法避免危险，甚至可说危险已成为必要条件。此外，这类生命原理，既不能一般化，也不能以“体系”来表示，凡能还原为体系的事物，往往不能与活用生命最深遂的内在要求并立。这要求含有精神与心的一切神秘，将这类观念用于具体性工作，亦即将其肉体化，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如果这些指导观念没有明确的具体性，则将成为谎言。我们可以说，任何人－－意指过着最慎重生活的人，正如引起我们注意的人一样－－都能使这些指导观念肉体化，并在其过程中发现自己，这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愿意在自我之中或之外，使真理与爱的精神发扬光大。但，相反的命题仍然存在：每个人也都会用他所有的拒绝力来阻止这类精神的焕发，而使愚昧（引导世界与自我走向毁灭的愚昧）、不信任与内在分裂的状态继续存在于世界上。存有的秘密无论受到怎样的限制，都会发现一个领域，以生命将我们自己的活动与爱与真理的普遍目的结合起来。这样的领域如果不能存在，我们就不能对必需完成的工作有所贡献。在使自己相信的过程中，难免发生谬误与过失，其中最大的谬误就是否定这项工作的存在，或否定对这工作的要求，而闭锁于荒凉的自由意识中。
当然，对我这种企图连结哲学反省与实际智慧的要求，难免会有反对的论调出现，但我不愿就此多加评论。在这些反对论调中，最严重的当推下列的叙述：“有人企图引起我们对邻人感情及直接环境意识的注意。这企图，在本质上难道不是反动的？其结果难道不会扫去我们经由几世纪辛勤而获得的成果？你不仅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同时也在现代科技活动无限扩延的世界与由亲密意识导引而引起哲学反省的狭隘世界之间，树起毁灭的绝缘状态。你认为这种亲密意识常与你的存在意识结合，当然，你是否已明确承认，我不得而知。但，你岂非唆使教训与哲学家论说的人，固定于各类技术世界的某一层面？就像他们以怀疑、吝啬的方式利用这世界所提供的财富一样。如果贤者，在某种意义上，不愿进一步关心现代的技术世界，那他岂不是要对这世界负咎，而眼睁睁看着它陷于崩解的命运？”
但问题是否能用这类一般语句，或批评家擅长的极端想象语句来叙述，着实可疑。我曾指出，设走一种极端情况，并以之作为讨论根据是危险的轻率。我首先要指出的是，关心技术世界的并非哲学家、贤者。只有他们把自己视为奴隶时，这项工作才能完成。但我们必须指出由粗略思考引起的谬误，以及在想象中构成事实上并不存在之统一性的谬误。“技术世界”即这类空想统一的一例，“哲学”亦然。以权力立场与权力观点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的“划一”将意谓世界的毁灭。如果不受到语言的束缚，这类物质上的“划一”显然与精神意义中的唯一统一（即心与精神的统一）没有丝毫关连，即便对哲学家而言，这类事物，也是一种偶像。反省生活是人类活动的任何阶段都能够经过的现实存在。总之，我认为行政官与医生、法官并无不同，而现在一般人一谈到哲学家，立刻想到大多是大学中的哲学教授，这也是事实，但可悲的是，今日，哲学教授本身，已如我们上文讨论所述，早已遭受想象得到的最坏诱惑。例如，在巴塞尔大学，一位具有优秀知性的年轻哲学教授对我说的话即一著例，在一次公开议席上，当我说及哲学家在今日世界中的任务时，他客气而有礼地批判我的意见说：在这样的时代里，哲学家“不应把行为方针是否适合时代”当作问题。但他不知道，如果哲学家中有人认为只能以这类绝对性立论，那么，他已完全丧失对具体问题提供适切贡献的资格。当要决定对一个政治问题采取某种立场时，没有人会像多数哲学教授那样，表现得如此愚拙，他们具有一种轻率的精神，我觉得亚伦（法国哲学家、作家、莫洛亚之师－－译注）早已清楚地看破这一点。这般哲学家与医生、建筑师等技术者不同，主要只与语言。观念接触，几乎不曾触及真正的事物，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自我的幻想中翱翔天际，就像不知如何走路却蔑视步行的人一样，结果是忧郁的幻想症，我们的世界正如并未离开座椅却相信正在跳跃一样，制造出来的，其中已有一种类似梦游的状态，在本质上，是无法意识到自我的。这状态存在于用纯粹抽象观念来思索的人群中。最近，我曾到摩洛哥去旅行，我恐惧地观察到一些人已犯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罪恶，这些沉迷于意识形态里的人，已拒绝了现实，任意选择抽象概念，甚至主张用它来裁断与抽象概念不仅不能获得实际效果，而且内含无限混乱的可能。因此，我想用这篇论文开端的句子作为结论：只有不宽容、不懈怠地控诉抽象化精神，哲学家才能从人的本身当中拯救人，而尽了自己的责任。哲学家常被加以保守、反动或法西斯主义的头衔而遭受非难，但对他而言，这些究竟算什么？将这些责难投射到哲学家身上的是大众，是那般捧着大众神位的人。但，大众就是虚伪，哲学家应该自觉到将自我作为证人，以对抗大众，拥护普遍性。
黎蕴志译
（选自《廿世纪命运与展望》，志文出版社1977年版）
艺术与科学的展望——奥本海默（J·R·Oppenheimer）
这篇文章是美国原子物理学家奥本海默（1904一？）195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辞。
奥氏1943至1945年曾任新墨西哥州罗斯阿拉摩斯研究所所长，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45年起担任白宫原子能委员会及国务院、国防部的顾问，1954年因泄漏机密之嫌，被解职。作为一各原子物理学家，奥氏相信：“如果相对提高共同文化生活有所贡献，必须想出一种方法，使年轻物理学家所得的教育更趋高雅，并使艺术家、文学家所得的教育更趋稳固精密。”同时，他也坚信：“人类心灵的开放性是唯一的要素，可给人类的尊严赋予意义，并使人根据诚实的信念来下判断。这开放性能解除束缚与压抑，包括一般地位与阶级之束缚在内，而且是精神结合的媒介。”
“艺术与科学的展望”这句话，对我而言，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一种是预言，即科学家发现了什么？画家描绘的是什么？何种新形式改变了音乐？经验中的哪一部分重新成为客观描写的对象？而另一种是眺望，即我们跳望今日世界，与往昔加以比较时，会发现什么？我不是预言家，因此关于第一项问题，虽想就种种意义加以陈说，也不太可能说得圆满。现在想谈的是第二项的问题，眺望对我而言有很大的价值，非常新鲜且具魅力，值得我去深究。虽然不能藉以预言未来，但对创造未来、型制未来却大有助益。
在艺术或科学的范畴内，能作个预言者，当然很幸福，能预知未来也很愉快。我想先讨论一下我个人在物理学及与此相近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分野。目前，对自然科学家自问自答的一些问题予以概观认识，并不十分为难。在物理学方面会有这样的问题：物质是什么？由何组成？将物质细分成微粒、或受激烈之外力创造出新成分时，它会有什么作用等等，而化学家会问：使生命具永续性与可变性的特殊要素－－核酸与蛋白质究竟是什么？它们如何利用精密的排列、化学作用、反作用与制御来制造生物的异种细胞，而且担当许多机能（例如经由神经系统发挥传达作用、利用头发来包围保护头部等），记录发生的事，再将它们从意识表面隐退并在需要时想起，这些在脑部究竟是如何作用的？可能意识到的物理性质是什么？
根据历史的教训，在急于思考这类问题并获得解答之前，问题本身似乎已经变形，并与其他问题对调了，进而发现过程本身也粉碎了我们记述“谜语”时所用的概念。
在文化问题中，正确地说，在艺术与科学的问题中，有人认为已看到一种巨视的历史型，即一种决定文明的方向、对未来展开具有不可避免性的庞大体系。例如，他们认为半世纪以来最具音乐特色的急进（或形式上）的实验是自然科学丰盈开展的必然结果。此外，他们又从音乐革新每每先于诗之革新的事实中发现了必然的顺序，指出往昔文化中类此的连锁性。他们也许会将艺术上形式实验的原因归之于工业、技术社会中权威的崩解一世俗与政治权威、教会普遍权威的崩解。他们由此整顿起预言未来的武器。但这些看法似乎不合我的口味。
如果展望并非预言，那么，它是眺望。如何观看艺术与科学的世界，这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是骑马或徒步、访乡问舍式的旅人眺望。这种方式亲密但有所偏，并具偶然性，受到旅行者本身生活范围、能力与好奇心的制约。另一种是空中鸟瞰式的眺望，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展望比较安全，可以看到知识的所有部分与一切艺术，而且能将之视为地球上人类生活庞大而复杂的部分。可是，这种方式也忽略了许多东西，人类生活中大部分的美的温暖都会在这种展望中丧失。
在广阔的高空鸟瞰中，我们看见现代最可怕的量性，其中充满科学的分类表、基金、研究室与书本。而且可从其中认识正有前所未有的多数人正从事于科学研究，也知道苏联与自由世界正在尽力培养科学家。在英国可知美国出版了许多书刊，几乎人手一册，而且在斯堪地那维亚、美、英各国社会科学正急速进展，有较多的人在倾听过去伟大的音乐，并制作更多的新音乐，画出更多的画，艺术与科学都正欣欣向荣。这样的大地图给我们许多启示，它显示出文化与生活、场所与传统、技术与语言的多样性。但这幅具有世界规模与文化广交的远距离大地图也有一个奇异的面，这里有无数乡村，村与村间的小路，从高空无法看到，处处都是高速公路经过或穿过村庄，汽车以风速沿村行走，高速公路如网密布不知始于何处、终于何方，看来不但与村庄毫无关连，而且简直在故意扰乱村庄的宁静。这种眺望不会给我们任何秩序感或统一感，要发现秩序与统一，必须亲自访问村庄、寂静或忙碌的场所、研究室、书斋、工作室等等，我们必须找到可以相信的小道，必须了解高速公路及其危险。
在自然科学中，当前正是英雄的时代，今后势必也是，新的发现接踵而来，每一种都提出问题也解答问题，当一段长期的探究终结时，又给下一个新的探究提供了新武器。这些发现中含有一种激进的见解：将知识与数十、百年间越来越专门化而难以新近的经验结合起来。也有一种教训：人类对自然现象所获的种种共同经验，尽管多彩多姿，但仍要受到限制。同时也有暗示与类推，显示出人对人的经验也同样受到限制。所有的新发现都是深入新领域及从事更深研究的科学工具。知识的发现可以丰密实际的技术，也会提供观察与实验的新可能。
不论在任何科学领域内，从事研究的工作者都能彼此调和，他们也许以个人身分从事工作，但却可由阅读及讨论中获知同事们的工作进展。在需要集体合作时，个人也会以团体的一员加入工作。不论他加入团体或独自在书房工作，作为专家，个人永远是某一共同体的一员。同一科学领域内的同事，对于其中之一具有创造或独创性的见解，会表示感谢，并欢迎他的批评，他的世界及工作成绩将客观地被传达，即使有误，他也相信这种错误不会经常出现。在他个人的工作领域中，生活世界里，共同的理解常与共同的目的与兴趣相连，并以自由与合作的方式将人与人连结在一起。
这些经验使他自觉到生活的受囿限、不合适而且昂贵，在他与广大社会的关连中，共同体意识也许并未能获得客观的理解。回到实际工作时，他会时时感觉到自己与艺术家、实务者及其他分野的科学家之连带感。在最文明的社会中，最前线的科学，已因长年累月的研究、专门化用语、技能、技术、知识等，而与共同的文化遗产分高。在这类科学前线工作的人多半都远离家乡，也远离实际技术的母体及起源。今日的艺术亦复如此。
科学专门化是进步必然的结果，但其中充满危险而且极端浪费，因为许多美丽光辉的事物都与大部分的世界远离。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基本任务是发现新的真理，传达给同事，以及用最诚实易解的方式将新知识解释给想知道的人听。这是科学家经常隶属于大学的一个理由－－根本理由。也是以科学受大学保护为最恰当形成的理由。在大学中－－在研究者集聚之处，师生间的友谊最可缓和科学生活的狭隘性，也可以看见科学新发现的类比、洞察、调和渗入人类更广阔生活中的道路。
现代艺术家的处境，也有与科学家类似及不同之处。但是就艺术家而言，仅仅他所属的艺术风格为众所知是不够的，彼此间的同僚意识、理解与鉴赏也许可以给他鼓励，但并非他工作的目的与本质。艺术家所依存的是共感、文化、象征的共同意义与经验，以及以共同方法记述、解释文化的共同体。他无需为所有人撰写、描绘或演奏。但他的听众必需是人，既是人那就不只是同行的专门化集团了，在今天要做到如此非常困难。艺术家常因没有他所归属的社会而深受孤独之苦，他涂上颜色，使之调和，并欲加以描述的传统、象征与文化，都已在变动的世界中崩溃了。
此外，还有一种人工听众，想努力调和艺术家及其工作的世界。这种人工听众即艺术批评家、介绍者与宣传家。正如科学的介绍者、支持者所作的一样，批评家在当前世界中也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他们使艺术家能与世界沟通，并导进若干秩序。但，他们不能增加多少艺术家及其同行问存在的亲密性、直接性与深刻性。
在证明艺术家之孤独的事物中，有一种是人类生活中非常可怕的干涸。批评家们剥夺了人类生活中悲伤、奇异、喜悦与愚笨的光辉，而代之以稳健与洞察。这些感情常会提供往昔艺术与人生相近的记录，也许，部分已因技术方法的大跃进而减损，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甚至在适合作为现代创作、绘画与作曲之主题时，仍不能有助于艺术家与大家的沟通，因为艺术家总想给这太广阔、混乱的社会以意义与美。
我们的世界在某一重要意义上是个新世界，其中知识的统一，人类共同体的本质，社会、思想的秩序，社会与文化概念的本身都在变动，大概不会回归到过去本然的状态，新事物之所以为新，并非因为前所未有，而是因为质素上的变化。新事物之一就是需要的大变化。在一世代中，我们不断在消化、推翻并补充以往一切对自然界的知识，我们为此而生，由其中成长的技术也不断增广、细化。结果，全世界皆由讯息连接，也为专制政治的庞大渣滓所阻。世界成为一体，具有单一性格，这是新的一面。换言之，对边远地区各类民族之知识与共鸣，在实际问题上，将大家互相连接的枷锁，以及我们视他们为同胞的信赖，都是新的。此外，信仰、祭把、世俗秩序等权威之广泛腐败与崩溃，也是这个世界新的一面。这是我们生长的世界，由此显示的难题则来自理解、技术与力的发展。徒然非难使我们与过去分离的变动是无谓的，就深一层的意义而论，我认为这正是我们之所想。我们需认识变化，更需要寻找适应的对策。
再谈到学校与大学。就这一点而论，科学家与艺术家、历史家所遭遇的难题并无不同，他们需要成为社会的一员，而社会缺少他们，也难免会遭受损失与危险。因此，当我们看到创造性艺术家与大学彼此伯然相处时，深感兴趣也充满希望。作曲家、诗人、剧作家及画家需要大学给予他们容忍、理解与教区的保护，使他们免于受人际关系及职业地位的压迫，这种现象已逐渐受到大众的承认。在大学中，艺术家所具的直观与美已植根于社会，一种亲密感与人性的枷锁也使他们与保护者的关系密切起来。此外，大学本来就是个人得以重塑的场所，而且由于交友及团体生活的经验，人们可以向未知的科学与艺术领域打开眼界，人类生活中关系疏离，似乎难以并存的各部门也可在此找到调和与综合，大学就是这样的场所。
概略言之，这些是我们漫步于艺术与科学之村，注意到村与村间的通路何其细狭，村中的工作给外人分得的理解与喜悦又何其少时，我们所仅知的一点事物。
高速公路无补于事。它们连接小亚细亚的沙漠或中共的扩音器到组织化的营业戏院－－-切集团机构。它们将艺术、科学与文化传达给民众，促进入性与艺术、科学的连接，使我们忆起远地的饥馑、战争、问题与改变。这辽阔的大地与复杂的民族藉此结合为一，今日的话题与歌咏、发现与奖赏藉此传遍全球而引起反响。可是，它们同时也是把真正的人间社会、人与人之了解、邻人间的感情、学生之学诗、女性的舞蹈、个人的好奇及个人对美之感受，均藉此转化为干燥无味的手段。也使门外汉被动欣赏艺术家与科学家的成绩因而摆出非人的面孔。
这世界不可避免地势必继续开放、继续折衷，这就是真相。我们对个人已知道得够多，为了共同生活，必需容忍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历史与传统－－说明人生的手段－－是我们之间的枷锁，也是障碍。我们的知识互相结合也互相分离，我们的秩序互相连接也互相崩解，我们的艺术使我们连接也使我们疏离。艺术家的孤独、学者的失望、科学家的偏颇，是这个伟大变动期的不自然象征。
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并不简单，认识的非可逆性引出了世界开放性的特色，我们不能对新发现视若无睹，不能对未知者的声音充耳不闻。东方伟大的文化，由于大海、无知与亲密性的缺乏，以致无能了解而与我们隔离，但这是不正确的说法，以作为一个学者的知识与作为一个人所具的人性，都不允许我们如此，在这开放的世界里，东方的所有，应该去认识。
这不是新的问题，在今日以前，早已发生，同样有不能动心的感觉，无法溶入一个综合体系的深沉信念。但，在今日以前、多样性、复杂性与丰裕性从未如此明确地拒绝圣职政治的秩序与单纯。而且也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必须承认：自由的唯一途径是理解难以并立的各种生活模式，并从中加以选择。也没有像今天一样：古老的亲密、琐屑、真正的艺术或技术的统合、幽默、美之保存等，与生活程度之辽阔、地球之广大、人与人间之异质、模式之不同、全面之黑暗，构成如此巨大的对比。
这是一个依傍近物、依傍自己所知、所能之事，以及依傍友人、传统与爱的世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能力的界限，知道浅薄的毒害与疲劳的威胁，也想逃人世界之混乱中，崩解为一个既不知亦不行的人。但同时，在这世界里，对任何无知、麻木与冒失，也没有人能提出宗教的宽容与普遍的承认。即使友人告诉我们新的发现，我们也许不会了解；在工作上没有遭遇危机时，甚至不耐倾听。可是，在书籍与经典中都找不到允许我们无知的根据，而且也不该去找。如果有人和我们想法不同，或对美丑的看法不一致。我们会以精神疲累或感觉麻烦而离去，这是我们的弱点与缺陷。如果我们不断地意识到这世界与人类都远比我们伟大，而以此当做过重的负荷，那么，也许会只求认识，不求慰藉当作道德的尺度，而不会断言：我们能力之界限，正与我们人生、学识与选择美之特殊智慧相对应。
平衡的二十世纪（无限开放与有限亲密间这不安定、不可能的平衡时代）已经来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这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唯一的道路。
艺术家与科学家有特殊的问题与特殊的希望，在他们极其不同的方法及逐渐繁杂的生活中，仍然有连带与类似的意识。无论科学家或艺术家，经常都环绕于神秘边缘或生活在神秘之中。他们尽力调和新奇，给新奇与综合间带来平衡，将整体混饨赋予部分的秩序。他们在工陆能够助己、互助并且助人，他们将艺术与科学之村与整个世界结合之道，当作世界共同体多样性、富变化之宝贵枷锁。
这不是简单的生活，为了心灵的开放、为了不失去兴趣、为了保存美感及孕育美感的能力，我们只有苦思。并尽力在我们的村子里保护这些庭院、保存繁复的通道，使它们在寒风凛例的开放世界中，能继续生长、繁荣。这是人的条件，在这条件之下，我们因为互爱，故能互助。
黎蕴志译
（选自《廿世纪命运与展望》，志文出版社1977年版）
灵的宗教与世界的要求——拉达克利修南
萨尔韦巴利·拉达克利修南出生于南印度的小镇，1909年担任马德拉斯州立大学哲学教师，长达七年，1952年5月，他被选为印度副总统，另外的重要任职有牛津大学评议员、牛津大学东方宗教与伦理学教授、印度制宪会议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印度驻俄大使等。他的思想植根于印度的智慧之中，但他终生努力的是要融合东西方的文化精神，为人类寻找到和谐与宽容。乔治·P·柯嘉教授曾这样评论拉达克利修南：“在哲学史中，未曾出现过像他这样的世界性人物。由于在贝那雷斯与牛津同样获得了独特的地位，他像纺机上的梭子一般，往来于东西之间，牵连着相互了解的丝线，并将此丝织入文明之布。……除了马可斯·奥雷留阿斯之外，极少哲学家能担任统治者，但他们能深刻地影响同时代的人，往往比君王尤胜。”
世界目前正在追求的事物，与其说是诸宗教的融合，不如说是诸宗教根据人类宗教经验根本性格的认识而产生的合作。威廉·布雷克说：“正如所有人均相类似一样，所有宗教也都是来自同一源泉的同类。”各种宗教只要不损害共同的灵性意识，就能保存各自的个性、独自的教义与宗教的感情。如果永恒之光正面照在我们脸上，我们的眼睛一定会暂时失明，此光已被分为各种不同的色彩，一如我们眼睛所见的各种形相一样，不同的宗教传统使各种影像集中于一个实点，这些直观只要互相摄取、补充，人类就会获得多方面的成就，例如印度教的灵性之光，犹太教的忠实服从、希腊式异教的美之生活、佛教的高贵慈悲、基督教的爱之直观，以及伊斯兰教对主权之自我舍弃的精神等等。这一切意谓内在灵性生活的各种层面，也就是圣灵难以表现的经验对知性平面之投影。
如果宗教是我们的真正本性在神中的自觉，那么，应对人与神灵之交往、结合颇有助益。它在一切中看到了普遍的要求，与它所感受的一样。各类宗教都从人对不可见世界的升华中，发现它的源泉，虽然，升华方式因思想条件与环境而异。诸宗教的统一应由其神性或普遍性中寻求，而非从现世地域性中发现。有真实之灵存在之处，即有统一。与其他场合一样，在宗教领域内，纵有多样性存在之余裕，仍无需因此而不和。所有的宗教传统均各有其独特的真理象征，以启示真神之存在。这种主张与“多次多方”晓愉人们的活神信仰互相矛盾。神在本质上是自我传达的，一如柏拉图所言：神是毫不吝惜地赠予的善。如果所有人都成了圣人，那就根本没有所谓“信仰”了。启示是神性的，也是人性的。神不会对木石显现，而只对人显示他自己。因此，这启示已按人类的精神状态予以调整。如果人类的探究是纯粹的、努力是认真的，创造性的灵就会准备对追求的灵魂显示他自己。权威的启示既非无误的书籍，也非无误的教会，而是内在之光。不可或缺的不是屈从外在权威，而是藉传统与理论以尝试内在的启示。深一层考察这个问题，我们大概会获致灵之升华与统一的努力。由于我们步上灵性完成之道，传统公式的多样性将会逐渐减少。所有攀登之途都有共同的倾向，那就是：登至峰顶者的证言都会集中于一点，如此可惊的一致性，正是宗教真理最坚强的证明。
宗教生活属于圣灵启示的领域，一旦外化，即将丧失其本来性格。讨论各类宗教，颇易陷于错误。我们具有那有益于一面订正、一面予以充实的各类宗教传统。传统本身不会创造真理，但对那些不能亲见真理的人，它却能给真理穿上语言与象征的外衣。这已脱离了使圣灵真理象征化、反映人类意识与社会环境不稳状态的外在意义，而走向内面。千万不可将传统的象征面与真理混同，这些只是我们没有直接经验时安慰我们的古老观念。我们的传统是连串持续的，也是我们生活、历史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将这历史条件视为绝对之物而执着不变，传统将无法从暧昧与偶然中拯救我们。它会预先使我们完全被埋藏于相对物之中。但这并非意指宗教的没有中心－－绝对的事物。宗教不变的本质是人类良心的发展。传统帮助我们，导引我们到超越一切传统的真理之域，而真理告诉我们：传统仅是一种不完整、不充分的表现。如果我们不爱非出自内心的真理，或只希求真实与神赐之物，那么，大概就可以避免当前宗教所具之俗物性与非友爱性。如果我们向时代的灵感完全开放自我，就可获致使我们超越一切历史公式的圣灵经验。阿拉伯哲学家阿伟罗埃斯已将哲学的真理（secundumrationen）与宗教的观念（secundumfidem）区分开来。宗教观念也许会认为哲学真理是片断的，但，任何宗教都没有可与哲学知识相比的真理，“而且所有的牧师都会评价自己的信条。”如果我们知道，一个真理已在各类宗教中被暧昧化或被迫改变，那么，就该停止我们的争执。要想解消目前混乱分裂的现状，我们需要采用威廉·罗的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