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精神即是神爱、与万善中圣人之灵交，任何人都不能从特定教会的正统中得到它。只有藉对神的纯爱，只有藉天上的灵感，我们才能拥有它。天上的灵感要我们从所有的利己主义中护救心灵，并用人类中同等的爱来爱真理与善。基督徒、犹太教徒、异教徒都应如此。
威廉·罗又说：
宗教的最大缺陷是认为：宗派对真理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可是，真理并无党派，而是与神之善性一样，是自由而普遍的。只有在我们知道它与空气、阳光一样，是任何人、任何国民共有之物，我们才能理解它。
“乌巴尼夏德”说：
各类不同的人，都各就一个名字冥思。其中，究竟何者最善？一切均可成为超越、不朽与无形的线索。这些名字应被冥想、礼赞，但最后却需被否定，人藉此，在世界中，将提升得更高。可是，所有的人，在到达目的地的同时，已臻于人格的统一。
在我们今日置身的劳苦中，已有各类宗教中最高的－－灵之宗教出现，在灵的生命里，亦即在灵魂之神的生命里，我们将尽力于人性的完成。
乌巴尼夏德的哲学思想，孔子的人文主义、佛陀的教理等，最大的特征是独断教义较少。因此，他们的后继者能从蒙昧主义与决疑论中获得较大的自由，他们特别强调的是灵性经验。凡有过最深体验的人，并不会提及，因为，这极难表达，一旦形之于语言，反而会损毁、分割、背离它所欲表现的事物。由于这种沉默，他们肯定了神对知识的优越性、知识往往含有主、客之分，但在最深刻的灵性经验里，我们没有自我意识。在叙述时，我们将小心观察真理对传统形式之超越。路易斯布罗克论及先知所认识的存在时，他说：“我们不能谈父神、子、与圣灵，也不能谈一切创造物，只能谈一种神格的本质存在。在创造之前，完全只有单一的我们，这才是我们的超越本质。在这里，神以不具能动性的单纯本质而存有。”G·G·欧利埃是文艺复兴时代虔敬的天主教徒，他说：“信仰的圣光极为纯粹，与此相比，任何其他的光都不纯，甚至圣人、处女玛利亚的观念，显现人形的耶稣基督，都会妨害我们在纯粹之中来看神。”每当先知想要仔细传达他们的直观时，往往会就其文化环境，利用他们亲身见闻的事物。耶稣即利用当时犹大思想传布的观念，来表现他个人的经验。世界毁灭之说，大概是从犹太思想圈承继过来的。只要立于大地上，我们就不能完全抛弃历史的事物。
我们常给灵性生命之神秘赋予外形的表现，相信灵性生命实在的宗教，常与此发生关联，藉以说明其教理。宗教观与其说是解决宗教之谜的尝试，不如说是记述贤者经验的努力。概念将语言文字赋予热烈的感情经验，然后，离开了真正的经验，成为历史的，而非实验的，成为客观的，而非深刻的内在自觉。救世主诞生于灵之深处，他已活用人生，死于十字架上，再复活。这不只是遥远过去所发生的历史事实，而且是在人类灵魂中不断作用的灵性生命之普遍过程。
凡知道Krsna故事正确解释的人，都会认为救世主的故事，同样是灵魂在充满内在光辉的启示状态下，臻于完成的故事。在这故事中，神的智慧已成为灵魂的遗产。“圣告”的通知，是美丽灵魂的经验，它与救世主的诞生及“内生圣物”均有关连，在神圣呼吸（亦即神之本性）中诞生的人之灵魂，可说是Krsna之母。圣母玛利亚即居于最深神性中之灵魂，在人类灵魂中造胎的，经常都是圣灵。
宗教所要求的是：为使神性之本体显现，人必须在自己的本性中变化。这已指出“尽管凡人都有生活于地上的欲望，但诚如大家所知，人会死，也会以新人诞生：这不仅是乌巴尼夏德与佛教的说法，而且是希腊诸神秘宗教、柏拉图哲学、福音书、古诺西斯派等的说法。同时也是普洛狄诺斯在下列引句中所表现的智慧。他说：“这教义并不十分新鲜，它虽不曾以明显的形式发展，但自远古以来，即常被提起。我们只是古圣贤语言的诠释者，根据柏拉图自己的证言可知，他们都拥有和我们相同的意见。”奥古斯了也用下列名言显示同样的宗教观：“古人中已有用基督教之名称呼者，自人类肇生，直至救世主以人形显现以前，这段期间，基督教决非不存在，只是已经存在的宗教，直至此时才称为基督教。”这真理超越遥远的空间，穿过若干世纪的历史，以各种不同的文字告诉我们。这永恒的智慧正是所有宗教之后的永恒宗教，将这永恒的智慧视为“不能创作的智慧，经常存在、永远存在的现在。”忽略这无时间性的传统，只以外观形式掌握它，因而互相斗争的人，实该担负我们今日所处混饨文明之责。我们当前的义务是回归这根本智慧，这个在历史进展过程中，被独断宗派所歪曲、蒙蔽的根本智慧－－宗教的精髓。
在肉体与精神、体质与气质、才能与兴趣等层次中，我们彼此的差异很大，但在最深奥（亦即我们存在的真正基础）的灵性层次里，我们都是一样的。如果宗教对解决人的问题有很大力量，如果它是新世界秩序的基础，那么，宗教就是最内在、最普遍，而且能洗净我们的内面存在，并藉此成为洗净世界的火焰。对这样的宗教而言，历史所表现的灵性真理、以及诸宗教为传播教义所使用的心理学用语，都不再是错误的暗礁。隔离人与人的墙壁将会崩溃，重新建起万物的再统一与完成，重新建起我们一起携手共创的全一性、普遍性教会。这时，在萧翁戏剧的最后一幕中，约翰·达尔克会大呼：“呵！创造这美丽大地的神呵！什么时候，你准备好接受你的圣人们呢？这时，世上已没有肉体的缺陷与心灵的谬误，地上所住只有那从疾病、贫困中解放出来的人、从爱的侄桔中解放出来的人。人类已提升至完整无缺之境，进入不可见之神国，这时，他们会使在他们之中的神国显现于外，我们将停止独断地谈论神之本质，每个人都在他心的圣所中崇拜神、探求神，并拥有神。
我不曾仅为旅行而去旅行，但我旅行过好几次，曾在远离祖国的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等地住过，近几年，我在英国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英国人对正义的热爱、对空疏理论的厌恶、对弱者的同情等，给我很深的印象，在这几年中，万灵学院等于是我的第二故乡，它给我许多洞察英人知性生活的机会，知道英人都拥有凝视与沉着、自信与冒险的美德。不论人们对苏俄政府的观感如何，苏俄的民众是亲切而富有人性的，他们的生活也与其他国家的国民一样，充满笑谈、嫉妒、爱与恨。虽然我无法在这些异国生根，但我遇见了许多不同阶层的人，从他们身上，学得相当多有关人性的事物。世界各民族间并无多大根本的差异，他们都富有深刻的人类感情－－对超越一切阶级利害之正义的希冀，以及对流血与暴力的恐怖。他们都为教导人与自我、自然、同胞、永恒之灵结合为一的宗教工作。我们的历史宗教除非变形为普遍的信仰，否则，大概只有销声匿迹，对某些人而言，这种预测也许是可惊而不可喜的，但它实拥有自己的真理与美，直到目前仍活在人们心中，不久，即将显现为事实。人类的统一并非依存于过去，而是依存于未来的目标与方向，由于科技的进展，过去的文明与当前遍及地球表面的文明相比，在其范围与质量上，显然都是有限度的。据科学家言，大约十二亿年前，地球上已出现有机生命，但人类的出现，却只有五十万年，而人类的文明大概只有一万年，人实在还很幼小，今后，在这地球上，仍有漫长的未来，我们需要作较高度的统合，以创造具有世界心灵的新生人类。以上对永恒宗教的概观，并非不合理的－－非科学的、非逃避的－－也不是反社会的。只有接受它，才能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给怀有善意的人们带来和平。
这是我跋涉多种道路之后，才获得的人生观，不论遭遇最严格的试炼、不论是疾病或健康、胜利或败北，这都是拯救我的哲学。我们也许无法亲见这信仰的普遍传布，但我们的职责正是努力朝这目标去做。
黎蕴志译
（选自《廿世纪命运与展望》，志文出版社1977年版）
对发达社会的省思——马尔库塞（HerbertMarcllse）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一1979），美藉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单向度的人》是他最有影响的著作，写成于1964年，至今已成批判理论的经典。在这部书中，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批判意识已消失殆尽，统治已成为全面的，个人已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透过繁华的表相，触摸到荒凉的质地，这是该书的魅力之所在；如同一服清醒剂，警告现代人省思自身的存在处境，并进而思考人性的真正意义。这里选录的是该书的第十章《结论》，题目为编者所加。
发达的单向度社会改变了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关系。它的合理性具有幻想的和不健全的意义，与此相对照，不合理的王国却成了真正合理的家园，即那些可以“增进生活艺术”的观念的家园，如果现存社会掌握着所有正常的传播手段，根据社会的要求使这些手段有效或无效，那么，同社会要求相异化的价值，也许所具有的唯一传播媒介就是反常的虚构。美学的向度仍然保持着一种表达的自由，这种自由使作家和艺术家能够直率地表现人和万物，即说出那种按其它方式说不出的东西。
我们时代的真正面目表现在塞缪尔·贝克特的小说中；我们时代的真正历史书写在罗尔夫·豪赫胡特的戏剧《代理人》中。这里说出来的不再是想象，而是一种现实中的理性，这种现实除了不证明违背它的精神的罪恶而外，能证明每一事物合理并为每一事物开脱责任。想象正退居到这种现实上，这种现实正赶上并超过想象。奥斯威辛集中营继续纠缠的不是人的记忆，而是人的成就，如空间战，火箭和导弹，快餐店下迷宫似的地下室，清洁卫生并饰有花床的漂亮发电厂，对人民没有真正危害的毒气，我们都参与的秘密。这就是人类伟大的科学、医学和技术成就得以产生的基础；拯救和改善生活的努力是灾难中的唯一承诺。随心所欲地发挥幻想的可能性，根据良心来行动的能力，违背天性的试验人和物的能力，把幻想转变成现实并把虚构转变成真理的能力，都证明了想象力已成为进步的工具。像现存社会中的其它东西一样，想象力也是一种在方法上被滥用的东西。想象力确立了政治的速度和风格，远远胜过了在仙境里操纵言词、把情理之言变成废话并把废话变成情理之言的艾丽斯。
以前的各种对立的王国，如巫术和科学、生命和死亡、喜悦和不幸，在技术和政治的基础上结合起来了。随着高度保密的核电站和实验室成为令人愉快的环境中的“工业公园”，美便显示出它的恐怖色彩；民防司令部展示了铺满（“柔软的”）地毯、备有躺椅和电视、带有伪装色的“豪华的防放射性尘埃避弹所”，是“按和平时期的家庭房间（原文如此！）和战争突然爆发时的家庭防放射性尘埃避弹所的组合来设计的。”如果这些现实物的恐怖性没有渗透进人的意识中，如果这种恐怖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乃是因为这些成就：（1）根据现存秩序来看是完全合理的，（2）是超出了传统的想象力界限的人类独创性和力量的标志。
这种美学和现实的可恶结合，摈弃了那些把“诗的”想象力同科学和经验的理性对立起来的哲学。技术的进步伴随有想象力的进一步合理化，甚至现实化。恐怖以及喜悦、战争以及和平的原型失去了它们灾难性的特点。它们在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不再是不合理的力量的表现；它们的现代化身是技术统治的因素，并且服从于这种统治。 社会在缩小乃至取消想象力的浪漫地盘时，已迫使想象力在新的基础上证明自身，形象转换成历史的能力和设计。这种转换像从事这种转换的社会一样，将是坏的和被歪曲的。脱离了物质生产和物质需求的玉国，想象力便是纯粹的做作，在必然王国里是无效的，只对幻想的逻辑和幻想的真理负有义务。当技术进步排除了这种脱离现象时，它便使形象有了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真理，它缩小了心灵的自由才能，但它也缩小了想象力和理性之间的裂缝。这两种对抗性的才能在共同的基础上成为互相依赖的。着眼于发达工业文明的能力，想象力的发挥难道不影响那些在实现的机会上可被检验的技术可能性吗，浪漫的“想象力科学”的观念似乎具有了更浓厚的经验的意义。
想象力的科学合理的特点，在数学、在物理科学的假说和试验中早已被认识到。”它同样也在精神分析学中被认识到，精神分析学在理论上依据的是接受不合理之物的特定合理性；被理解的想象力得以改造，成为一种疗法力量。但这种疗法力量也许比对精神神经病的治疗大有进步。有一位科学家，而不是诗人，描绘了这种展望：
“对事物的整个精神分析，能帮助我们治疗我们的形象，或至少帮助我们限制我们的形象对我们的影响。所以，人们有希望能使想象力快乐，给它以良计，完全允许它的一切表现手段，允许在自然的梦中、在正常的做梦活动中出现的一切物质形象。使想象力快乐，允许它繁荣昌盛，这恰恰意味着使想象力具有它的作为心理学冲动和力量的真实功能。”
想象力一直避免不了物化过程。我们被我们的形象所把握，忍受着我们自身的形象。精神分析学很清楚这一点，而且也清楚结果。然而，“给想象力以一切表现手段”，将是复归，残缺不全的个人（在他们的想象力才能上也是残缺不全的）将组织并摧毁的东西，不单是现在允许他们做的事情，这种释放将是十足的恐怖－－不是使文化陷入灾难之中，而是自由扫除它最压抑性的倾向。合理的想象力只能是为了安定的生存、无畏惧的生活而重建和改造生产设备的先验性。这决不可能是那些由统治的和死亡的形象所掌握的人的想象力。
解放想象力，给它以一切表现手段，前提是压制许多现在是自由的东西，许多使一个压抑性社会长期存在下去的东西。这种倒转不是心理学或伦理学的事情，而是政治的事情（在这里彻底使用的政治这个术语的意义上），即那种使基本的社会制度得以发展、确定、维护和改变的实践。不管个人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这种实践都是个人的实践。因此，我们又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被管理的个人－－他们的残缺不全已扩散到他们的自由和满足中，因而在扩大的规模上再生了残缺不全－－如何能从自身中、从他们的主人那里解放出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圈子，为何是可想象的？
自相矛盾的是，似乎并非关于新社会制度的观念，在回答这一问题上碰到了最大困难。现存社会本身正在或已经按日渐增长的计划性方向改变了基本制度。既然为了普遍满足基本需求而发展和使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是安定的先决条件，那么它便不能容忍那些妨碍实现这一目标的特殊利益占居着主导地位。质变取决于整体反对这些特殊利益的计划性，一个自由合理的社会只能在这个基础上产生。
因此，那些能够设想安定生存的制度，公然蔑视传统的关于权力主义管理和民主管理、集权管理和自由管理的分类。今天，以现实中被否定的自由民主的名义来同中央计划的对立，成了维护压抑性利益的一个意识形态支柱。真正的个人自决的目标取决于社会对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有效控制（根据所达到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水平）。
在这里，失去剥削特点的技术合理性，是为所有人有计划地发展可利用的资源的唯一标准和指南。在基本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上的自决，将是浪费性的。这种工作是一种技术工作，而且作为真正技术的工作，它有助于减轻体力和精神劳动。在这一领域，如果集中控制为有意义的自决确立了先决条件，那么集中控制就是合理的。于是，有意义的自决可以在自己的王国里，如在关于经济剩余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决定上，在个人生活上，成为有效的。
总而言之，集权的权威和直接的民主的结合，相应于发展的程度，有无限多的种类。只有当群众已分解成摆脱一切宣传、灌输和操纵，能认识和理解事实，评价可替代的目标的个人时，自决才是现实的。换言之，只有当社会由一个具有新质的历史主体来组织、维持和再生产时，社会才是合理的和自由的。
在发达工业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物质的以及文化的体系否定了这一紧迫要求。这种体系的力量和效率，心灵同现实、思想同所要求的行为、向往同现实之间的彻底同化，阻碍着新主体的产生。它们还阻碍着这样的观念，即，“自下而上的控制”取代现行的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方式，将意味着质变的到来。只要劳动者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是对现存社会的活生生的否定和控诉，这种观念就不仅过去有效，而且现在仍然有效。然而，一旦这些阶级成了现存生活方式的一个支柱，他们控制权的上升就会在一种不同的基础延长这个道路。
但是，毕竟存在着一些事实，使得对这个社会及其命定发展的批判理论有了效力：整体的日渐不合理性，对生产力的浪费和限制，侵略性扩张的需要，战争的持久威胁，加剧化了的剥削，以及不人道。它们全都指出了一个历史的替代目标：为了满足基本需求，以最少限度的劳力有计划地使用资源，把闲暇变成自由时间，平息生存斗争。
但这些事实和替代目标的存在，就像是一些毫无联系的片断，或者像一些无言的客体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主体，没有能按新的方向驱动这些客体的实践。辩证理论没有被驳倒，但它提不出治疗的方法，它不能是实证的。诚然，辩证概念在理解既定事实时超越了既定事实，这是它的真理性标志。它确定了历史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但这些可能性的实现只能存在于对理论作出反应的实践中，但目前实践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在理论基础以及经验基础上，辩证概念表达了它自身的失望。人类现实是它的历史，而在现实中矛盾并没有自行爆炸。流水线式的奖励性的统治同它的有助于自决和安定的成就之间的冲突，可以比它的任何可能的对手更引人注目，但它仍然是可管理的，甚至有助于生产的冲突，因为随着对自然的技术征服进一步增长，人对人的征服也增长了。而且这种征服减少了作为解放的必然先验性的自由。思想自由的唯一意义是，在被管理的世界中思想能是自由的，即作为对这个世界的压抑性生产力的意识，作为破坏这个整体的绝对要求。但这种绝对要求，在它能成为历史实践的推动力、质变的有效原因的地方，并不占主导地位，没有这种物质力量，甚至最尖锐的意识也是无力的。
不管整体的不合理特点以及变革的必然性表现得多么明显，对必然性的洞见还不足以把握可能的替代目标。面对既定生活体系无所不在的效率，取而代之的替代目标一直像是空想的。对必然性的洞见，对邪恶状态的意识，甚至在科学的成就和生产力的水平已排除了这些替代目标的空想特点的阶段（空想的东西不是既定现实，而是它的对立面），也将是不充分的。
这是否意味着，社会批判理论为一种经验社会学让给或留下了地盘，这种经验社会学除了一种方法论的指导而外不具有任何理论的指导，它屈服于关于误解的具体性之谬见，因而在宣布排除价值判断的同时又履行着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或者说，辩证概念是否通过把它们自身的状况理解为它们分析的社会的状况，再一次证明了自身的真理性？如果人们正是在其最大的弱点上（即无力证明社会内部的解放趋势）来看待批判理论，那么这本身就暗示着一种反应。
社会批判理论在其起源时代，正视了现存社会中（客观的和主观的）现实力量的出现，社会通过消除现存进步的障碍而趋向（或能被导向）更合理更自由的制度。这些现实力量是批判理论立足其上的经验基础，而且从这些经验基础中派生出解放内在可能性的观念，即发展（否则就是封闭和歪曲）物质和精神生产力、才能和需求。如果不能对这些现实力量作出证明，那么，尽管对社会的批判仍然是有效的合理的，但它不能把它的合理性转化成历史的实践。结论是什么呢？“解放内在可能性”不再能充分表达这一历史的替代目标。
发达工业社会引人注目的可能性是：大规模地发展生产力，扩大对自然的征服，不断满足数目不断增多的人民的需求，创造新的需求和才能。但这些可能性的逐渐实现，靠的是那些取消这些可能性的解放潜力的手段和制度，而且这一过程不仅影响了手段，而且也影响了目的。生产和进步的工具，被组合进极权主义体系中，不仅决定着实际的利用，而且也决定着可能的利用。
在其最发达的阶段，统治起到了行政管理的作用，在大众消费过于发达的地区，被管理的生活成了整体的健全生活，为了维护它而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这是纯粹的统治形式。反过来，它的否定也表现为纯粹的否定形式。一切内容似乎都归结为一种抽象的结束统治的要求，这是唯一真正革命的迫切要求，是将使工业文明的成就发挥效力的事件。这种否定，面对着它的现存体系的有力对手，便表现在“绝对拒绝”这一重要政治形式上－－现存体系越是发展它的生产力并减轻生活负担，这种拒绝也就越显得似乎没有理由。用莫里斯·布朗乔的话说：
“我们所拒绝的，不是无价值或不重要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拒绝是必要的。存在着一种我们不再认可的理性，存在着一种使我们感到恐怖的智慧表现，存在着一种我们不再重视的对保持一致调和的请求。决裂已经发生。我们已经非常坦率了，再也不能容忍简单化了。”
即使这种拒绝的抽象特点是全盘物化的结果，但进行拒绝的具体基础仍然一定存在，因为物化是一种幻觉。由于同样原因，以技术合理性为中介的对立面统一，在其现实性上，一定是一种幻觉的统一，它既排除不了不断增长的生产力与其压抑性的用途之间的矛盾，也排除不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要求。
争取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已经壮大起来，超出了传统的形式。单向度社会的极权主义趋势，使得传统的抗议方式和手段成了无效的，甚至危险的，因为这些方式和手段保留着民众统治的幻想。这种幻想遏制着某种真理：以前作为社会变革酵素的“人民”已经“上升”为社会凝聚力的酵素。在这里，而不是财富的再分配和各阶级的平等中，出现了作为发达工业社会特征的新的分层。
无论如何，在保守的大众基础之下，有一些亚阶层，如被遗弃者和被排斥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它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全都是在民主过程之外存在的；他们的生活最直接最现实地要求结束不可容忍的条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也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从外部击中了社会制度，因而不会被社会制度所扭曲；这是一种违犯比赛规则的基本力量，同时又揭露了这种比赛是被操纵的比赛。当他们汇聚一起赤手空拳而毫无保护地走到大街上，要求最起码的公民权时，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着的是狗、石块、炸弹、监狱、集中营，甚至死亡。他们的力量掩盖在每一种对法律和秩序的罪行的政治证明背后。他们开始拒绝参加比赛，这一事实也许标志着一个时代行将结束。
任何东西也不能证明，这将是一个好的结局。现存社会的经济和技术能力非常强大，足以调节和容纳倒霉者，它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足以应付紧急情况。然而，在发达社会的边界之内和之外，幽灵又出现了。同威胁文明帝国的野蛮人并行不悖的历史发展，预先断定了这个结局；第二个野蛮时期也许是继续下去的文明帝国本身。但有可能在这一时期，历史的两极汇合在一起：最先进的人道意识，和它的最受剥削的力量。这只不过是一种可能。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弥合现在与未来之间裂缝的概念，不作任何许诺，不显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因此，它想忠实于那些毫无希望地已经献身和正在献身于大拒绝的人们。
在法西斯主义时代开始时，沃尔特·本杰明写道：
只是为了那些毫无希望给我们以希望的人。
张岭吕世平译
（选自《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自我存在：危机与出路——雅斯贝尔（xarIJaspers）
卡尔·雅斯贝尔（1883一1969），德国人，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早年学习医学，1909年获博士学位，专攻精神病学。1913年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心理学，1921年成为哲学教授。正如他自言：无意研究哲学而成为哲学家。并且他成为的不是一般的哲学家，而是大师型的哲学家。雅氏哲学的魅力始终在于他对于人的境况之关注，对于人的生存意义的不懈寻求。重要著作有《智慧之路》《理性和存在》等，这里选录的文章出自他的《现时代的人》，原书中的标题为“自我存在在现时代境况中所持的态度”。
人的存在的方式是一切事情的前提。人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器械制造得尽善尽美，但如果人本身不在场，那就毫无用处。为了使人不陷入生活的单调迟缓，他就必须在他的意识中面对虚无：他应该回忆他的起源。在他的历史道路的起点上，他曾面临被自然力量从肉体上消灭的危险，而现在，由他所建立的世界同样威胁着他的本质。在与他的发展的未知的起点不同的水平上，他的整个存在又处于危险之中。
无论是沉湎于生活的欢乐，还是死心塌地忍受虚无，都不能使人得救。虽然两者在困境中不可少地要作为一时的躲避，但是它们并不够用。
为了成为自身，人需要一个积极实现了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衰败了，观念似乎也濒临死亡，那么，只要人还不能重新在自己的创造性中找出在世界中向他迎面而来的观念。他的本质就仍然彼遮蔽着。
但是，在个人的自我存在中开始了那种以后才自身实现为世界的东西。当世界在无生气的生活秩序中看来已变成毫无希望时，那么剩下给人的就是暂时退回到纯粹的可能性。如果人们今天绝望地问：在这个世界中究竟还剩下什么，那对任何人来说答案就是：剩下你之所是，因为你能够成为你之所是。在今天，精神境况向人，向每个个人强求有意识地为他真正的本质而斗争。他必然根据他在他的生活现实中对他的存在的基础的意识而坚持斗争或放弃斗争。
当前的时刻提出了最困难的、似乎不可实现的要求。危机剥夺了人的世界，人应该用供他支配的前提从本源上去重建他的世界。人的自由的最高的可能性已向他敞开，他或者能够把握住自由（尽管面临一些不可能性），或者就跌落为微不足道的东西。如果他不走自我存在的道路，那么他别无出路，只能在机构的强迫之下心甘情愿地进行生活享受，对这种强迫性他不再去反抗。他必然要么从自己的独立性出发占有他的生活的机械性，要么本人变成机器，投降于那种生活的机械性。他要么在交往中建立自我与自我之间的纽带，并意识到在这里一切取决于忠诚或不忠诚；要么他只能过他那种无生气的遭人遗忘的生活，并变成一种工具。他必然要么达到界限，在这里看到他的超越；要么始终卷人到世界之物的绝对存在的错觉之中。世界向他提出了许多要求，并看到他在自我发展中会成功。如果他拒绝这些要求，那么他就过这样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既不真正是人的，也不真正是动物的生活。
一味地抱怨，说个人承受得大多，说境况必须改变，这都无济干事。因为各种境况中的真正的工作也只能出自于自我存在的方式。一旦我从境况的改变中把我出于自己的创造性本来能够做的事情仅仅委之于期待，那我就背叛了自己的可能性。如果我把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委之于他物，那我就躲避了自己的任务。当我本身成为我应该是的东西时，环境才得到蓬勃发展。
反对世界或进入世界觉醒了的个体的第一个谨慎态度是他置身于世界的方式。自我存在是首先从在这世界上反对世界的存在出发，然后进入世界。 第一条道路是从世界导向孤独。自我存在在自我放弃的否定的决心中不把握世界的存在，而是自身消耗在可能性中。它只能说，以便对事物发问。制造不安宁，这是它的组成部分。
克尔凯戈尔的这条道路作为过渡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一个坚定的人引起别人的不安宁的话，他也就会成为不真诚的。谁在从事一项职务时积极地把握生活，对人进行教导，还具有家庭，生活在历史的和科学的知识世界中（因为他认为这一点更重要），谁就会抛弃否定的决心的那条超凡出世的道路。他不会希望抽掉别人脚下的基础而不向他们指明他本人所立足的基础。
第二条道路导向世界，但只有经由第一条道路的可能性才能导向世界。因为哲学探讨中的自我存在不能以无问题的满足而站在它的世界中。
在今天，所有的生活交织成机构已不再能够避免，大多数的人已成为工人和职员，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可能在职业和谋生中完全不依赖别人。加入到一个保护自己生活的利益团体中，在外来的目的和劳动之下劳动，都成为不可避免的。当然，还存在着过去的比较独立的领地的残余物－－在人们看见它们的地方，都想对它们加以保护，把它们看成从古代传下来的珍品，会向我们揭示人的不可取代的存在类型－－但是，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出现了无情的局面：或者在一个企业中劳动，或者就完蛋；问题在于如何在企业中生活。
单枪匹马地反对世界，这种可能性在模糊地吸引人。但是，一个人面对一切现实而使自己处于一败涂地时，他就只能真诚地放弃那种可能性。但是，他作为一种生命如果试图利用一种对他有利的经济状况，与世界相分离，完全不依赖别人，那么，他就会坠人空虚之中，在这种空虚中，他仍然成为世界的牺牲品；他不真诚地从世界中逃走，他只是在责骂中逃脱世界，为的是向人表明否定也是一种存在。
世界的现实性是无法回避的。经历现实中的艰难是达到我们自身的唯一道路。在世界中积极地活动－－尽管目标看来不可能达到－－是自己存在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要努力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各种力量中而又不被它们同化掉。限于必需东西的活动也具有重要性，即作为一切与人息息相关的生活供给对个人来说也是活动的领域；个人这么做，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并使生活变得有可能。但是，这种劳动态度中包含着对自我存在的恐惧。
劳动领域下降为单纯相对的东西，这似乎使人没有兴致发挥他的力量；但是，人的生存就在于能够坚持清醒的状态，而不削弱活动的意志。因为自我存在只有在紧张关系中才是可能的，紧张关系并非把两个生活领域彼此并列，而是试图从一个领域出发占据另一个领域，尽管普遍有效的统一形式要作为一切人唯一如意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生活简直就像处在山脊上，从这里我或者掉入单纯的活动一边，或者掉入与活动相伴随的无现实性的生活一边。
“进入世界”的意义构成了哲学探讨的价值。诚然，哲学并非手段，更非巫术，而是在实现过程中的意识。哲学探讨是这样一种思想，靠这种思想，或作为这种思想，我作为我本身是积极活动的。它不可被看作一种知识的客观价值，而应看作在世界中的存在意识。
技术的主权，本源的求知欲，无条件的联系自我存在进入它的世界，这可以在它的可能的方向上看出来。从技术的东西出发，经过本源的求知欲，道路导向无条件的联系。
a）技术化的世界的日常的复杂性提出了要求：在我所进入的周围环境中掌握这复杂性。与事物的关系已发生变化了；虽受进一步的推动，事物在其冷漠状况中仍只是可变换的功能；技术使人与人的当下此刻相脱离。新的任务是：靠技术实现的方式，面对世上的一切事物又达到人的存在的直接的当前；增强了的可能性之新的前提必须被迫为我们服务。生活手段的合理化，包括时间分配和经济力量的合理化，必须在任何个人那里，并从他本身出发，去重建可能性，即他完全能是当前的，能思索，能成熟，能真正地接触他自己的事物。新的可能性并非单纯地在物质生活条件的有目的的机械的实现中从事外表上可靠的操作，而且进而达到不受一切物质事物影响的自由。
凡占领技术领域的地方，人在发明方面的热忱（这种发明使人成为世界变化的首创者，简直变成第二个世界建设大师）乃是那些前进到可能到达的界限的人的特权。
在利用技术的地方，应该采取的态度是花费最小的努力，并节省时间，有条不紊地活动并且不浪费精力。在技术世界的表面令人迷惑的复杂性中，却可能有生活中无比的安宁，这种生活支配着外部的生活条件和人自己的生命之躯。轻松自如地服从有条理地起作用的法则（人从小就接受这方面的训练），这也为自我存在创造出自由的领域。
技术世界似乎毁掉了自然世界。人们抱怨说，生活变成了非自然的。人工的技术在其发展进程中必然得容忍丑陋，并离开了自然，但在最终却能够使人更努力地进入一切自然。现代人能够以新的意识享受阳光和元素。技术带来了前提，以便在光和空气及其一切表现方式中过一种地理世界中的整体的生活。当一切都变得可接近、可达到时，家园也就扩大了。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对未开发的自然的真正兴致也产生出来，我的身体的活动使我能够感受这未开发的自然，并且有所发现。只有当我在与我了无隔阂的周围环境中扩展这种可发现性，使我不与基础相脱离（不如说，这种脱离只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使我更了解基础），我才能在人工创造的可能性中对自然的密码不仅看见，而且深入地理解。
技术化是一条正在走的道路，而且必须走下去。走老路，这意味着使生活困难，甚至不可能。诽谤是无用的，必须加以克服。因此，技术世界必然是不言而喻的事。但是，这种不言而喻的事在实施时几乎未受到明确的注意。与那种必然性－－任何活动为了更好的成功必须以技术为基础－－相对照，对不可被技术化的东西的意识也必须增强到可靠的程度。技术的绝对化对自我存在来说是毁灭性的；对自我存在来说，对技术成就的任何理解必须总是充满着另一种意义。
b）从技术上供给生活必需品，这是只从一个目的去要求知识，即知识有什么用处。但是，知识中的自我存在却首先在于本源的求知欲。如果知识的有用性成为知识的最终的标准，那我就放弃了自己。如果知识绝对地保持清楚，那我就在其中获得了我的存在意识。
有用的知识之所以可能，只是它作为真正知识的结果。真正的知识自身分化，并作为特殊的东西而保留在强有力的有效而现实的世界中。因此，甚至在技术的生活秩序中，只有当它具有自我存在，并由它划分界限时，对所知的东西的方式的明确理解才得以保证。凡是缺乏自我存在的地方，就会产生混乱的认识和现象。如果合理的强有力的知识被绝对化，一切存在被看作都在技术领域中，那么在误解中就会滋长出对科学和其它所有知识的迷信。这样，人既不能可靠地认识，也不能真正成为他本人。科学只能理解事物最初的状态是什么。
只有当知识的状态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知识才可能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特殊的知识将仍由存在加以照亮，而哲学探讨将由世界的特殊性加以实现。自我存在是知识的最高形态，这个形态虽然只按照它认识世界的程度而提供认识，但它本身仍然是积极活动的。对个人来说，生活既是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人的责任，又是认识者的实验活动。人所研究、规划、建造的东西，就它的整体而言，乃是尝试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发现他的命运，并发现一种使他意识到存在的方式。
c）但是，生活作为单纯的生活，它流逝于许多眼下的时刻中，直到它终止，这种生活没有命运；对它来说，时间只是一个系列，回忆是无关紧要的，在当前不必顾及未来，只需关心一时的生活享受能否达到。人获得命运只有靠联系，但这些联系不是强迫性的，不是作为异己的联系强加在无能的人身上，而是被把握住的联系，随后从属于他。这些联系汇成了他的生活，以致于他的生活不会随意瓦解，而成为他的可能生存的现实性，因此，回忆向他展示了他的难忘的基础；未来向他展示了一个领域，从而要求他对他当前的行动承担责任。生活具有无法确定的整体性。它总是具有它的时代、它的实现、它的成熟、它的可能性。自我存在作为生活而存在，一种希望成为整体的生活而存在，而且仅仅通过存在者而保持有效的联系。
历史的联系消溶成为大量作为机构中的种种功能，并且个人可以被随意取代，这种情况包含着这样一种倾向：使人变成总是只关心当前的鼠目寸光者。这样，联系就是相对的；它是可终止的，总是暂时的，而任何无条件的东西却被看成非实际的感情用事。在这种实证主义中，一种混乱的意识滋长出来。因此，人们在今天呼唤新的联系，呼唤对权威和教会的信仰。但是，即使时代能产生一切，真正的联系却不可勉强地产生，它是由团体中的个人自由地产生的，如果呼唤联系只是在服从权威和成文法的前提下的人为的秩序，那么我们就回避了真正的任务，无条件的东西就失去了可能性，自由就变成软弱无力的。人面临着两种可能性：或者通过返回到权威的形式（这些形式尊崇供给生活必需品的机构）而安抚自己的自我遗忘的生活，或者作为个人在自己的基础上把握住关键之点，由此出发，唯一的无条件的东西永远决定了生活。
只有靠真正获得的东西生活的人才能真正地在世界上存留下去。他总是通过联系才真正获得东西。因此，反抗外在的联系，作为单纯的否定，是不真实的，那将会以内心的混乱而告终，并当反抗的目标完全不再存在时还会继续下去。反抗要成为真正的，就必须作为自由为它的领域而斗争。自由拥有自己的权利唯一靠自身联系的力量。
历史的沉沦只有自由地进入联系的人才不致于绝望地反抗自己。不可完成的然而又是唯一的任务仍然摆在作为人的当代人面前。这个任务是：面对虚无，敢于冒险从他的本源去寻找真正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尽管在流行的骚乱不安状况中一切都四分五裂，但生活重新变成了整体。与神话中的英雄相类似，一切仿佛又复归于个人。
但是，关键在于一个人同其他人作为一个历史的具体的存在沉沦于世界，以便在普遍的无家可归的状态中确实地获得另一个新的家园。与世界保持距离，这给他自由，沉沦给他存在。不能用理智的抽象去保持距离，而是同时要接触一切现实；沉沦不是可以自夸的看得见的行动，而是实现于平静的无条件的东西中。与世界保持距离，这提供了内心的高贵；沉沦唤起自我存在的人性。前者要求自我约束，后者是爱。
生存的可能的无条件性借助于联系所能达到的历史的沉沦，确实不能按任何章程来产生。人们只能呼吁性地谈到它。它可以在崇敬的力量中遇见，即作为专业工作中的专心致志，作为性爱中的专一能力。
因崇敬而生的生命恪守这样的尺度：人是什么，人能够是什么。而这生命力又可在对伟大历史人物的沉思中产生。它不允许它所看见的东西被粉碎。它忠诚于在它的自我生成中作为传统而起作用的东西。它把握住它的存在借以在特殊的人那里成长的东西，在这些特殊的人的影子中它意识到它自身。它还作为决不衰退的虔诚而保留下来。回忆为它保持了那种在世界上不再有现实性的东西，这是绝对的要求。即使个人所遇到的人几乎总是没有价值和无足挂齿的，即使失望而又再失望，但他还是有他自己本质的尺度：在什么程度上他能够坚持在真正东西的四散的火花中仍能找到他的前进的指针，并意识到真正的人在什么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