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生实际上就是死，
死实际上是生呢？（《片断》，638）
当法官的演讲结束时，苏格拉底说道：
现代我要去了。我要去，而你们活着；可是，谁走向更好的命运，这唯有神知道。（《苏格拉底的申辩》，42a）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以同样的口吻说：
如果灵魂是不朽的，我们必须注重它，不仅在我们称为人生的这个时期，而且在一切时期。（《斐德若篇》，107C）
综上所述，我们会想起这样一句名言：
死亡实践。（《斐德若篇》，67C）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这是哲学家生命的最富个性的特征。死是灵魂脱离肉体。只要人活着，灵魂就会受到肉体及其欲求的约束。哲学家活着，不断地、尽可能地使其灵魂摆脱肉体的桎梏，因为肉体干扰灵魂，妨碍它获取真理，哲学家追寻净洁，即从肉体中摆脱出来，因此他“关注死亡”。
如果我们可以将柏拉图对死后生活的期望称为一种末世论，那么就可以把期望死后至福和这种至福称为自由。基督教的末世论和柏拉图的末世说是有共同之处的。对于柏拉图说来，这种自由就是精神摆脱肉体的自由，即能够察觉到作为存在的现实本身的真正灵魂的自由；当然，对希腊人的思维来说，真实的范畴就是美的范畴。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这种超验的至福不仅可以从否定和抽象的方面，而且也可以从肯定的方面加以描述。既然超自然的范畴是真理的范畴，而真理可以在论辩即对话中寻求，那么，柏拉图就可以将超验的领域正面地描绘为实际对话的场景。苏格拉底说，如果他在死后能把生命花费在勘验和探索方面，像在此生一样，那就再好不过了。“与他们对话、交往并对其加以验证，会是无限的幸福”（申辩词，41C）。
在基督教思想中，自由不是一种满足于感悟真理的精神的自由，而是人实现自我的自由“自由就是摆脱罪孽、邪恶，或像保罗所说，摆脱肉体，摆脱根深蒂固的自我。因为上帝是神圣的，所以，获得至福意味着通过上帝的审判得到恩典和正义。描绘这些受惠者难以言喻的极乐感是不可能的，只能在有如至福欢宴般的象征图画中，或者在有如约翰启示录描绘的图画中才能找到类似的描述。在保罗看来，“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正义、和平以及圣灵中的喜乐”(罗，14：17)。耶稣说：“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可，12：25）。肉体被精神实体取代，确实如保罗（林前，13：9－12）所说，我们不完善的知识将变得完善，那样，我们就可以直面而视。但是这并不是希腊思想中关于真理的知识，而是一种与上帝间不受干扰的关系，就像耶稣许诺的那样，心地纯洁的人才可以见到上帝（太，5：8）。
如果我们还有什么话说，那就是：在上帝的荣耀中得到实现。因此，现在信仰上帝的教会只有一个目的：通过教会的行动（腓，1：11），通过感恩（林后，1：20；4：15；罗，15：6等）来礼赞称颂上帝，因而，将来臻于完善境界的教会只能被设想成为唱赞美和感恩颂歌的团体。在约翰启示录中可以看到这种作法的范例。
的确，两种关于超验的至福的概念都是神话性的，即以哲学对话形式出现的柏拉图的至福概念和以礼拜形式出现的基督教的至福概念。每种概念都试图把超验的世界当作人的真实、完善世界来谈论。在此岸世界中，这种本质不能得到完满的实现，但是它可以把这个世界的生活确定为一种探索、追求和渴望的生活。
两种概念之间的差别源于各种不同的人性理论。柏拉图把精神王国设想为一种没有时间和没有历史的王国，因为他设想人性不取决于时间和历史。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是：人本质上是一种暂时的存在物，亦即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他有塑造其性格的过去，还有不断造就新际遇的将来。因此，死后和超越尘世之后的未来是一种全新的未来。这是一种totaliteraliter（完全的他者）。接着就会有“新天新地”（启，21：1彼后，3：13）。撒冷先知听到一个声音：“看哪！我将一切更新了”（启，21：5）。保罗和约翰都预见到这种新景象。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约翰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约壹，2：8）。但这种新境界是不可见的，因为我们的新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西，3：3），“将来如何，还未显明”（约壹，3：2）。这种未知的将来以某种方式表现在作为圣灵感召下的信徒的挚爱之中，同时也表现在教会的礼拜之中。除在象征性的绘画中，它便是不能被描述的，“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罗，8：24－5）。因此，这种盼望或这种信仰可以称为随时准备接受上帝给予的未知的未来。简而言之，它意味着在面临死和黑暗时迎接上帝的未来。
因而，这就是耶稣的神话或教诫的更深含义：上帝的未来即将降临于我们每一个人，时刻准备，以接受这种像深夜不速之客那样出现的未来；时刻准备，因为这种未来是对所有人的审判。凡把自己束缚在此岸世界之中的人，既不自由，也不盼望上帝的未来。
三
耶稣的末世论教诫以其神话形式被早期的基督教社团保留和继承下来。但是，不久就开始了解神话化的过程，其中保罗起了一定的作用，约翰则起了关键的作用。当保罗宣布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转折点不是未来的事，而耶稣的到来就标志着这种转折点时，解神话化便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加，4：4）。的确，保罗还期待着作为一出宇宙戏剧的世界末日，即基督出现在天上云端、死而复活、最后的审判；但是随着基督的复活，决定性的事件已经发生。教会是上帝选民和圣徒的信奉末世论的团体；这些人已被释罪而且活着，因为他们信仰基督；而作为第二个亚当的基督废除了死，并且借助于福音书将生命和不朽显现出来（罗，5：12－14；提后，1：10）。“死被得胜吞灭”（林前，15：54）。因此，保罗能够说，一旦福音被宣布为：“看哪！现在正是说悦讷的时候（以赛亚说过的这时刻）；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林后，6：2）。这样，古代先知的期望和诺言就实现了。被期待为受福时刻的赐赠的圣灵已经给予，未来正是以这种方式被预期的。
这种解神话化可以在某一特例中观察到。在犹太教启示论的期望之中，弥赛亚王国的期望起了作用。弥赛亚王国可以说是旧世界时代与新时代之间的中间王国。保罗解释了关于这种弥赛亚的中间王国启示论的神话观念，在中间王国的最后时刻，基督王国交给天父上帝，保罗把这一观念解释为处于基督复活和他的再度出现之间的现时（林前，15：24）；这意味着，传播福音的现在实际上是早已预期的弥赛亚王国时代。现在，耶稣是弥赛亚，是主。
继保罗之后，约翰以更彻底的方式对末世论进行了解神话化。在约翰看来，耶稣的到来和离去是一个末世论的事件。“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约，3：19）。“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约，12：31）。对约翰来说，耶稣的复活、圣灵降临日和耶稣的再现都是同一事件，而信教的人已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约，3：18）。“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3：36），“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刻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约，5：25）。“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11：25一26）。
和保罗一样，在这一特例之中可以进一步观察到约翰解神话的努力。在犹太教的末世论期望之中，我们发现反基督者的形象被完全描述成一种神话的形象，例如，在帖撒罗尼迹后书之中就是如此（帖后，2：7－12），在保罗那里，错误的导师扮演这神话人物的角色。神话已被植人历史之中。在我看来，这些例子表明在新约本身中就已经开始解神话化，因此，我们今天的解神话化的任务是有据可依的。
李哲江译
（选自《生存神学与末世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人口与世界政治——摩斯（EdwardL·Morse）
本世纪70年代未，美国外交关系协会（The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主办了一项名为“80年代计划”的重大研究，对于人类面临的迫切问题如环境、人口、核武器等进行细致的调查，并提出未来的趋势，从而促使世界的演进趋向于更富于人性、和平、富饶和公正。参加这项研究的均为美国各领域的顶尖专家，如现在以“文明冲突论”扬名全球的亨廷顿就是其中一员。关于人口状况及人口成长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是80年代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的成果以《六十亿人口的世界》为名结集出版，下面的文章是该书的第一章。
在本世纪末与未来世纪中，遏止世界人口膨胀将是国际主要难题中的中心议题。它反映了对人类生活品质与国际社会间渐趋松弛的安全之一新的关切，正向传统的国际政治挑战。人口成长已使人们领悟到需要克服最富有者与最穷者之间的生活水准差距；也需要使各地的生活状况平衡。简而言之，人口成长这个论题是形成今日世界政治本质的主要原因。
显然地，控制世界人口成为建立适度的，公正与平衡的国际秩序的第一要件。如能控制人口增长，必可缓和目前10亿人口所陷入的绝对贫穷状态。营养不良、贫民窟、文盲、给水匮乏，及卫生设备不足等都是巨大挑战，因此降低生育率乃变成各国尤其是开发中国家所关心的事情。一旦人口旺盛成长，即使我们迅速地抑制生殖率，仍然为大多数开发中国家带来空前未有的失业难题。且将因而造成政治不安与政治革命的理想温床，以致影响全世界的安危。甚者，人口增加不遏止的话，政府经常为了解决伴随而至的问题，势必要采取严苛的手腕来控制人口移动－－限制移入城市地区－－以便维持政治秩序，及实验经济成长的新模式和策略。可见人口增加已成为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的政治及道德气候了。
相毗邻的开发中国家与已开发的国家，其边界正好供贫穷国的人民非法移入，到达富有地区使其子女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这种现象充分说明国际间正萌芽的人口问题之范围。即使不是相邻接，但十分靠近的国家，非法移入也是抗拒不了的诱惑。已开发国家，尤其是工业国家，在未来20年内设法拦阻非法移民时，必然会面临政策上的矛盾。可能采取的政策是向邻近的开发中国家输入资本，当该国就业机会增大时，或许可保证抑止此种跨国迁移。然而，除非工业国本身的就业情况彻底改善，“输出工作”的心血将不会见效。
在未来10年内，不同种族的人将有不同的人口成长率，又由于这些种族通常不只住在一个国家，尤其是像非洲这种开发中地区，因此，人口增加与种族冲突的结果，将带来新的国际安全问题。造成冲突的原因很明显地有各式各样。例如一群以上相关种族联合成为一个国家就会产生冲突，像非洲之角的索马利亚人即是代表。同时，把持旧有权力的民族与成员快速增加的被压迫、或少数（或多数）民族之间，也将会掀起武力冲突。当权者和夺权者必将煽动种族冲突，争取资源或政权的控制。不论那一种冲突形式，都需靠地区或世界性机构设法调停，或和平解决。
最后，人口成长将促使人们更加费心处理共同问题，共同性可由两方面来看：一是人口迅速增加，相对地提高了对资源的需求，而各国政府和人民争相获取资源－－如食物、工业原料、资本与技术、以及出口业者所寻求的市场。二是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来影响各国。像都市环境问题，包括住宅、交通。卫生等，这些问题与公海问题不同，后者如有某些人大量使用，就会限制他人捕鱼、航海、探测矿源的可能性。然而，这些问题是相似的，因为在不同地区的人所关心的解决之道是一样的。
这两种普遍的问题，已在重要国际研究机构（包括联合国）的主要议程上出现。例如1971年的环境会议、1974年的粮食与人口会议、1976年的居住会议，都使国际机构面临挑战，如果要成功，势必要改革这些机构，甚至重新组织，及革新国际机构。
简而言之，人口成长引发的问题，在1980年代计划中占重要的地位。人口成长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对国际社会的组织有无比重大的意义。它们决定是否有可能订出一套国际事务规则。以便创造出一个温和且公正的国际秩序。
1．生育政策
我们很难将对人口情况所具有的态度，转化为合适的政策反应。上一代的人认为控制生育是加强政治与经济的要素，援助者和入道主义机构，特别意识到降低生育（尤其在开发中国家）是加速经济发展与提高生活水准的必要手段。然而被援助国却极不愿将降低生育列为优先重点。政府只有短程的眼光，仅着重目前的难题，而忽视一代以后的人口数量。因为无论如何，生育控制需要政府积极地改变其社会与宗教对生育的基本态度，而这些积极的行动却常常被许多社会团体误以为是政府的权威与法律，而软化下来。在开发中国家，政府所关心的是保持政权与获得国民拥护，如果强烈限制生育，势必引起政治危机。另一个阻挠人口控制的看法是根本没有处理的对策，诚如塔比诺斯在第三篇论文中所分析的，影响生育的情况中以人口统计的理论最为薄弱。外来的富裕国家介入贫穷国家，又暗中增加这些低度开发国家政府不愿关心生育问题的态度。先进国家太关心开发中国家，令人觉得像是在干涉其内政。一九七四年的布加勒斯特人口会议中，许多开发中国家的代表都辩称富裕国家可能以“生育控制”为藉口，不处理开发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需求：如输入所得及技术、改变国际贸易规则，以便特别落后国家的半加工品及工业品输往富裕国。
尽管这些生育政策已政治化，我们仍可逐渐看到开发中国家已在注意降低生育了。菲莉·皮奥特罗在她的论文中指出，愈来愈多的开发中国家政府默默地实行生育控制计划，经常与他们对外宣布的立场相反。她更明白地指出，全世界都大幅改变对家庭计划的态度，再也没有一个社会比目前更愿意控制生育与减少家庭人口，尽管这种态度不一定对家庭计划有贡献。
没有人不认为低度开发国家需要继续降低生育率。总之，从趋势上似乎可看出皮奥特罗所说的“生育已显著降低”－－从4％的生育率降低到3．5％－－但工业国家与开发中国家的生育率已普遍达到平衡的状态，而更多可控制的人口增加时候却未来到。降低生育变成本世纪的重要事情，虽有生育控制，但到1990年开发中国家仍有9亿的成人到达生殖年龄（15岁～30岁），届时志愿的家庭计划服务，纵然是由政府支持，也绝对无法满足这一代的需求。即使有自然结扎、堕胎、及许多新旧方法使小家庭愿接受，仍需要更多的方式。因此，即使像皮奥特罗一样乐观的，认为未来10年内家庭计划与服务之推行会有进步，但仍是杯水车薪、有待努力。
一种有效的取代方法是由政府强制节育，像中共过去25年来，和印度在1970年代中期所做的一样。但是拉丁美洲与非洲受社会、文化与宗教价值之阻碍，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家庭计划束手无策。只有亚洲国家才可能实施自愿以外的方法。但皮奥特罗也提醒我们：“最后在开发中国家或其他地区里，最有效和可接受的强迫个人节育方法，是来自最直接的来源，即在社区或家庭的领导者能认同与呼吁社会及个人的需要，比遥远的政府所做的更有效。”短期内政府推行生育控制政策并非基于人口理由，而是其他的政治目标，如改进妇女的地位、更公平的分配所得、义务教育、改善卫生、老人保险等等。然而，结论仍然十分明显：降低生育将是今后10年，几乎各国必需接受的国家目标。
尽管生育控制政策由各国各自执行，许多地方仍需要国际机构的参与。皮奥特罗指出四个范畴，国际机构仍扮演重要的角色：帮助开发中国家最贫穷的地方提供延长的服务，训练、普及家庭计划与避孕的教育；研究避孕技术；支援开发中国家有关人口因素与发展计划关系的研究；引起全球性的警觉，注意控制人口成长对提高其他经济与社会目标之重要性。
我们不能低估政府－－尤其是开发中国家－－面临人口增加导致的压力。1960年全世界人口将近30亿，70年代中期有40亿，1990年将超过50亿。生育率降低的速度，及纯生殖率达到1．0时，21世纪人口才可能在80～140亿之间，这还得看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一60亿人口，等于20年前总人口的两倍。此事实表示全球性的人口控制仍有待努力。诚如世界银行总裁麦那玛拉（RobertS·McNamara）1977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中所指出，国际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在内，必须用直接与间接的方式，实施小家庭普遍化的方策。然而，在2000年或2020，2030年的纯生殖率仍为1．0，尚无法有效地解决本世纪末面临的许多节外生枝的问题。
当然人口成长造成的主要问题，并非人口学家所能解决的。他们与社会控制、国内经济成长策略、国际工业政策、国际安全、及国际机构的结构与运作等有关联。这些广泛的问题都在本书内讨论，但作者除了提示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外，也只能提出一般性的药方。或许提纲挛领地证实与人口成长的有关问题，与对未来20年的国际社会的提示。这对读者略有稗益。许多问题是1980年代计划系列丛书之重点。
2．绝对的贫穷与基本人类需求
人口成长最复杂的问题，是更多的穷人生存在绝对贫穷之中，低于最低的生活水准。不论如何降低生育、从现在起到1990年，全世界人口仍将达到53亿，有40亿人生活在开发中国家，等于1976年的总人口，约有40％住在开发中国家的人－－1970年该地区25亿人中的10亿人－－是住在玛哈乌·哈克所指的“贫穷之幕后”。这些人的营养、居住、卫生设备、供水和食物、教育水准都低于普通的生活水平。除非立刻有效地解决贫穷，否则，未来10年内经济大步跃进，至1990年将有16亿以上的人生存在非人的环境之下。
数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经验已证明，这些最低的40％开发中国家的人口，是最难加入经济主流的成长水平。此外，“绝对贫穷国家”的难题唯有直接解决一途，这个问题已被援助国与开发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所认识，而且许多国际援助机构也在努力朝全球性的大方向来解决贫困问题。
解决绝对贫穷的基本理由是道德的、谨慎的、政治的及经济的。前三者和最贫、最富两种国家的巨大差距相关。从道德立场来看，由于现代交通和物质方面的互相依赖，已将全球距离拉得愈来愈近，但仍无法解释此种差距。在绝对贫穷环境里政治不安定乃随人口成长而至，因此我们必需慎重地处理这个问题。从政治上看，很明显地看出工业先进国所援助于落后国家的，主要是其基本需求方面，故可利用此援助以改变开发中国家许多国际事务上的不妥协态度，例如海洋法、贸易、财政、能源及其他南北对谈问题。
经济论点或许更具有强制力。对影响生育和影响方式的知识虽未确定，但诚如塔比诺斯的第二篇论文所指出，生育和社会经济居住有很大的关系：如个人的受教育、营养经济机会的改进，基础教育如生育控制教育，因为卫生教育与服务的改良使得婴儿的死亡率降低，个人自我充实实现的需求与财政情况的改善也可降低生育。总之，为了经济发展，必须打破高生育率和贫穷的恶性循环。短期的改善措施－－包括住宅、营养、卫生各方面；将降低婴儿死亡率、增加更多的人口；但从长程来看，这是降低生育的最佳捷径。
此外，过去20年来有一个令人侧目的证实即在开发中国家中较进步的国家，因均衡的所得分配，使其开发每年人口成长率多至6．5％以上。贫穷国家里的贫富差距愈来愈大，尽管很多国家的经济进步惊人，但要使之更有成效，不只需要直接探究，以使更多人从成长中受益，也需要缓减成长对可怜的人所施的不良后果，使成长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
经济成长和人口成长的许多关系显示，从长远看，遏止人口成长的最好方法是透过经济成长。从近程看，开发中国家的人口政策主要是求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无论如何，它需要更多负责经济发展的专家和机构的重视，而不只是人口学者。
3．失业、都市化、发展策略与人权
开发中国家的年轻人，即皮奥特罗所谓的“新的、更稠密的，更发挥性的，无根的与失业的”新一代，不只需要处理绝对贫困的政策，也需要其他政策以资配合。除非后者能实施，否则人口成长会威胁开发中国家的政治及社会稳定。主要的措施乃在应付史无前例的失业率。而空前的社会控制政策，会引发出严重的人权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是否能成功地提供个人充分就业机会，以遏止国民移民。
这些由人口成长所产生的问题，不能仅由控制生育来下手。未来15年内，开发中国家将有10亿人已达15岁至30岁之间，这批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会使政府穷于应付他们的住宅、工作、教育需要，以及他们需要离开乡村至都市寻求新机会的意愿。皮奥特罗指出，应付这股人潮，政府可能需要五项综合性的策略，有些策略和其他策略相抵触，此五种策略即急速都市化、发展现代化、乡村发展整合、分散的都市化和区域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将发展策略的新重点放在乡村发展的整合上。此发展建立有效地保持乡村和密集的农业基础上，而不是发展现代化的基础上。
乡村发展的目标将无法避免增加小地主，以满足安定的就业机会，及随人口增加的粮食的双重需求。这个整合的策略焦点是强调都市和乡村同样必须调整就业机会的策略之一，这些策略的特色是分散制造业活动集中的趋势，在乡村地区建立工场，以提供当地工作者充分就业机会和减少移向都市。
简而言之，其发展结果可能会产生许多策略的实验，共同朝着就业需要及成长目标的方向走。实验是必要的，因为乡村整合发展策略的条件，例如在台湾与南韩所实施的土地改革，不见得适合于其他开发中国家。而有些地区传统的成长策略也许更为有效，例如在城市里着重加工出口制造业。但是低度开发国家无论追随哪种模式，主要的障碍都无法克服，因为失业问题超过政府的能力所及，政府需要特别的力量来动员国内的支持。
4．国际移民和工业政策
国际社会能提供明确有限的援助，以帮助低度开发国家应付绝对贫穷和新生的就业发展策略。当然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发展计划如能重新调整其贷款与援助策略，就能协助处理此类问题。虽然责任仍得由该国自行负担，但人口压力所造成的就业发展策略，已变成当前与以后的主要国际问题，事实上，这些在目前已形成问题。
失业和追求更好的生活，提高了开发中国家的人从乡村移到城市的意愿，也包括从落后国家移向富裕国家－－尤其西欧的意愿。国际移民也包括有技术的和专业的中产阶级，如医生和科学家，也有不熟练工人及半熟练工人。
国际移民当然比国内移民更容易控制，实际上严格限制国际移民运动已经实行了一个世纪，基于国家和种族的理由，政府开始限制移民，且区分“需要”与“不需要”的两种。但西欧的开放工业社会，政府不易实施严格控制边境，而且廉价的国际运输也使许多人非法移民，以寻求更好的生活。
诚如塔比诺斯在第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一股国际移民暗潮已在酝酿，其规模之大可比拟本世纪初的越洋移民。这股移民潮将会继续从南欧迁到北欧，从非洲涌向西欧，从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到美国。巨大的人口压力隐藏在这个运动的后面。如果美国在本世纪和下世纪之间的人口成长率很低，而墨西哥却很高，就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墨西哥的人口在1975年为美国的1／3（0．59亿比2．13亿）到2000年，墨西哥的人口会达到美国人口的一半（1．4亿比2．5亿）。
非法移民到工业国家会造成许多矛盾现象，无技术及半熟练工的人潮有益于工业国，因为这些工业国的人不愿再操低贱的工作。然而大部分工业国家仍旧有严重的失业问题，非法移民低薪的工作，已威胁当地工人的工作机会，也减少本国人和合法移民的工作机会；他们增加巨额的花费（包括福利制度、其他直接、间接的费用），连带个人社会化的问题－－语言、文化及不同种族的困扰。
人权的问题也跟着产生。应该给愈来愈多的合法外国居民那些权利吗？他们能和一般公民同样享受应有的社会福利吗？这些问题最近在欧洲发生，在1970年代中期经济不景气后，工人首先被迫离职，他们能否同样享受失业救济和再训练的权利呢，如果他们在当地已形成多数（或将近多数），能参与政治，例如投票决定这地方事务吗？或者他们毫无权利谈论这些问题，即使他们在住宅、教育及其他社会服务计划方面也缴纳了不少税？
减少合法与非法的国际移民问题的方法，即在开发中国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本国政府及跨国公司能制造就业机会，吸收工人们留在本国。大规模及合理的投资计划要利用资本与直接的国际流通，需要有组织的国际工业政策。但它亦造成各方面的矛盾与抉择之困难。
开发中国家需要订出有利条件，吸引长期的外国投资，但因此也可能丧失对国内经济活动的控制力。纵使再小心地安排，保持外资和国内业者间的平衡，也会由政治因素而变成摩擦的根源。因为一旦政府认为他们能发动国内的人支持他们自己的计划，在国内发生政治斗争，政府会倾向攻击。工业国家也同样有困扰，特别是周期性的失业问题令其疲于奔命，压力不仅存在于严格管制开发中国家的工业产品之输入，且要游说使资金不再外流，而投在国内的新企业。
理想的国际工业政策不易订定，不管是双边的关系（例如美国和墨西哥，或者是多边关系企业，如欧洲和地中海区），势必要有一套一贯的政策不可。
5．种族及其他国际纠纷
邻国与国内各种族集团有不同的人口成长率，会在未来10年内引发国内及国际纠纷。
塔比诺斯分析邻国及潜在（或实际）敌对国间的不同人口成长率，指出未来国际平衡的改变可能引起冲突。美国－墨西哥、西欧－北非，以色列－阿拉伯，中共－印度，土耳其－希腊等关系会受不同的人口成长率所影响，会扩大某些国家的出路；但也会缩小其出路。显然地我们很难精确地估计人口成长在纠纷中的角色，国家力量与国际平衡由许多因素决定，人口众多加上高出人口成长率的国家是弱点多于优点的。但我们的重点是国家的力量与国际平衡，将会继续受人口成长所影响。
然而，在中期里更令人担忧的是国内由于种族敌对与牵涉到国际战场所形成的争端。^p^p 黎巴嫩过去10年来的纠纷，可作为将来中东、非洲、东南亚、东欧，甚至苏联的种族纠纷之借镜。黎巴嫩的宪法反映回教徒与基督徒的人口平衡状态，但30年后有所改观了，回教徒的出生率为4．2％，基督教徒为2．5％，使占多数的回教徒感到政治上与经济上受剥削。同时，巴勒斯坦难民卷入黎国内战，国内纠纷变成国际争端，形成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争执。
柴松林译
（选自《六十亿人口的世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核武器与人类未来——龚培德（navidC。Gcrmpert
俄罗斯国家总统手中的核按钮箱让人既感到神秘，又感到恐惧，按下去的刹那问，所产生的后果也许遍及全人类。自本世纪中期发明原子弹以来，对于世界格局、战争性质、及人类心态，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人们对“末世”的感觉似乎变得更加真切、但人们对核武器，难道只能心怀惧意，而无法加以合理的控制，使之成为有利于和平繁荣的工具？这篇文章也是美国80年代计划的产物，是《核子武器与世界政治》一集中的第一章，虽然成文于10多年前，但仍有不少启发性。
30年来核子武器在技术成就和政治挑战两方面都曾经代表最高的境界。假使对于核子武器的素质和数量的变化，以及对于提供控制的政治关系和制度中的变化不能作适当的管理，则可能会使人类突然遭受重大的惩罚，其程度可能远超过任何其他方面的失败所带来的后果，而且那种惩罚将会取消传统的胜败观念。向80年代和以后的时代展望，我们可以期待核子武器的进一步技术发展将继续吸引，姑不说是刺激，我们这个世界所能供给的最先进的科学才智，此种程序的细节固然紧要。但大致决定技术变化的方向和后果者又还是概括性政治智慧的有无。所以对于核子武器控制的研究必须同时研究毁灭技术的细节和政治选择的基本原则。本书，在一种宽广的观念范围中，对于核子武器对国际和平和进步所构成的问题应如何应付的方式作精密的研究，并由此而对这两个层面都提供见识。
有关核子武器方面，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避免突发的大战。在今后10年内，也像今天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无限核子战争的毁灭程度实在是太大，甚至于与任何国际竞争所引起的最严重争执也都不成比例，所以任何心智健全的领袖都决不会发动这样的战争或用它来作为公开威胁。因此，这种最高的恐惧也就多少会获得相当的减轻。但只要此种巨大的毁灭力是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我们也就不能仅只依赖一种合理计算和合理行为的假定。所以，尽管预谋核子攻击的危险固然已经很小，但如何使其更进一步缩小的问题还是值得研究。除此以外又还有对下述的情况应如何避免的问题；由于失算、惊慌、甚或过分谨慎之故，美俄双方的领袖在一个危机的狂热中，都可能会认为战争爆发的机会是够高，而且先动手打击的利益是够明显足以值得发动制先攻击。当我们面对着今后10年时，我们同时又必须研究在美俄核子平衡与核子蕃衍（proliferation）所构成的新危险焦点之间，什么才是最合理想的关系；是否应使（能使）核子和平变为可分呢？此外，我们也必须继续注意下述的重要而实际的问题：能否和如何依赖核子武器和对核子战争的恐惧以来帮助制止次核子（subnuc1ear）形式的国际冲突。
核子武器的意义并非仅限于这些全球战争及全球和平的中心问题。核子浩劫的危险不管是如何渺茫，但核子兵力、政策、计划、和理论仍可影响－－普遍地，即令也是微妙地－－国家之间的阶级和相互作用，领袖之间对于限制和机会的认知，以及人民之间对于福利或恐惧的感觉。例如：
（一）对于那些假装着有义务增强他国安全的国家，核子武器可以替它们争取影响势力。由于美国核子武器驻在欧洲和远东，也就帮助使那些否则将是颇有疑问的防卫保证获得证实，而这些保证又可以使那些国家在贸易，货币，联合国投票等等问题上顺从华盛顿的意愿。
（二）除了控制核子军备竞赛的努力中的成功或失败所具有的军事含意以外，此种努力的方向和步调又对那些从事竞争和谈判的国家之间的基本政治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假使说美俄战略军备限制会谈（StrategicArmsLimitationTalks简称SALT）不是和解（detente）的领先边缘－－大多人都会认为是如此－－则它们至少也曾给与和解以实质，否则和解可能就仅是在高贵意图中的一种瞬息即逝的经验。反而言之，如果不能在此种会谈中维持显明可见的进步，则此种失败即令不增强和解的病态，也至少足以作为它的象征。
（三）由于相信核子武器是国家科学进步，工业发达的证明，所以核子军备的持有－－以及其在数量上和素质上的改进－－足以在其他国家和社会的心目中放大其持有者的一般印象。
（四）核子武器可以增加持有者的国家安全感和自信，所以对于其一般国际行为也能产生鼓舞作用。法国的核子兵力若与两大巨强相比较，诚属渺乎其小，但它在法国丧失其海外帝国之后，可以使法国人的自尊心获得某种程度的恢复，并提供一种朝气，以使戴高乐在60年代中，可以凭藉它来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作有利的政治运用。
（五）在未来也还是像在过去一样，核子武器的发展和维持将会消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全世界上每年对核子武器的投资可能仍将继续超过想在全球规模上消灭严重营养不良现象所需要的资源水平。试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也许可以说，由于核子兵力的预算竞争，美国的传统军事力量将继续受到影响。
（六）“相互吓阻”（Mutualdeterrence）－－或比较更生动，称之为“相互保证毁灭”（MutuaIAssuredDestruction简称MAD）－－是已被公认为核子时代中的生存之钥。但以此观念为核心而形成的心理状态，连同其对于“可信性”（crdibilit），“报复”（retaliation），“意志”（will）等观念的重视在内，可能影响那些负责保管巨型毁灭武器的国家领袖们的判断，甚至于还会歪曲他们的政策。对于核子攻击保持着可信的报复威胁（那是确实具有毁灭威力）是一种对人类文明的保存所作的负责贡献；但为了貌似的可信而打击较弱的和暂时的对手，那却是对某种战略观念的病态误用，那种观念最多只能算是一种例外而不是规律。
（七）就长期而言，核子武器的存在可以根本改变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假使，经过相当长久时间之后，公民们对于一种真正核子威胁已经不再有所感觉，于是政府维持高价吓阻兵力的需要也就不会受到欣赏，因为人民对于维持此种兵力的支持也就会趋于减弱－－而政府也可能会感觉到他们自己将被迫不待受治者的同意而继续提供吓阻。
由于核子武器在世界安全和世界政治中的重量是如此重大，所以在这些武器的管理中作剧烈改变的构想，是与现有情况将继续维持的期待一样的令人忧虑不安。现有的情况（在其中可以动用的爆炸力约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曾使用的全部爆炸力的7000倍）固然是荒谬但却稳定。想完成安定的冲动至少是像想逃避荒谬的冲动一样强烈。对于秘密细节的注意（例如装置飞弹的潜艇是如何寂静无声，所以也就如何不易被发现和击毁）一方面将会要求慎重的管理，另一方面也妨碍对根本不同的核子未来所作的构想。那些重视实际战略问题和害怕脱离熟习情况的危险的人们，认为那些想作彻底改变的人们至少是天真，姑不说是不负责任。那些相信生存要求彻底改变的人们－－此种改变即令不是迫切需要，但最后还是需要－－则对于专家们那样偏重有争论余地的细节，以及精密调整的战争剧情描述（scenarios），也深感失望。
对于如何管理核子武器的问题，80年代计划所采取的路线（approach）是设计用来避免两种陷阱：（1）偏重兵力态势和军备管制问题的细节，而忽视了对现有的情况考虑比较基本的替换方式；（2）对于激烈的改变提出勇敢和空泛的建议，而忽视了事实上比较更可能构成今后10年核子议程的特殊政策问题。作为这本书组织核心的路线－－在其中所讨论的为四种不同的核子“统治”（regimes）－－容许对于有关今后10年核子武器的任务和控制的各种不同观念分别进行深入的研究。本书的四位主要作者是被要求不仅应检讨其所负责领域中的概括观念，而且事实上还要提出一种特殊的设计和指明实施此种设计所需要的步骤。
简言之，一种核子统治（nuclearregime）可以认为是一种由国际义务（正式协定，默认承诺，和非正式谅解），国家兵力结构（武器的种类和数量），和思想（应在何时、何地、为何、如何使用何种武器）所构成的系统（system），上述三种因素共同管制核子武器在战争、和平、和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每一种统治是以一套价值和目标，以及有关核子武器的危险和优点的某些假定为其基础。每一种统治都是由某些有关政治和技术前途的期待所形成。认为某种统治是较优于他种统治的想法不应仅是基于对其基本价值的同情，而且也是由于此种统治特殊性格的满足事实上能帮助那些价值的实现。即令如此，但若对于实现理想条件的可行性感到怀疑时，则又可能使人宁愿趋向于一种比较现实化，尽管也许比较不满意的途径，这也许是由于相信次好（secondbest）是在达到最好（best）的梯子上的一个合理而必要的一格（rung）。
每一位作者，而且现在也包括所有的读者在内，对于如何管理核子军备和战略关系的某一单独想象必须了解其内在一致性。这也是我们决定采取此种统治路线的一项重要目的。对于矛盾目标的追求实为政策失败之母。举例言之，一个人可能一方面赞成那些持有核子武器的国家保证永远不首先使用它们，但同时又反对把所有的美国战术核子武器撤出欧洲，因为害怕这样的步骤将会减弱西方的信心和鼓励苏俄的传统军事压力。但若同时提倡这两种政策，则可能不是破坏了战术核子武器吓阻传统侵略的价值，就是影响到“不首先使用”的承诺，甚或两种毛病同时发生。
现有的军备管制文献是包括着许多的观念、批评、和建议，经常（至少是最近）很少有人企图将那些个别的路线扎在一起，以其他的目标为背景来检讨某一特殊目标，和从许多不同的方案中发展一种完整的方向意识。诚然，本书所提出的统治是一种抽象观念，它们有某种整洁性（tidiness），即一种整洁的安排（snug）可以适合所有一切的零件，在现实世界的复杂和多变的情况中那是不可以期待的，但是此种统治路线的价值是它要求一切的建议都必须在一种宽广的范畴中来提出和判断，一切假定都必须列举，和在互相竞争的目标之间必须建立优先。
有关核子未来的方向意识必须出自有关核子武器的意义以及如何管制它们的基本思想。就其纯粹形式而言，第一种统治（FirstRegime）（那根本上就是现有的统治向未来的射影）的基础为下述的假定：美俄双方的核子武器，不管它们是如何违反我们对于安全和比例的直觉意识，但事实上，却已经培养（姑不说是强制）国际政治中的调和和安定。此种统治提倡一种“系统”的延续，并认为其前途希望颇佳，此种系统至少已经流行了十年，而且也已经通过了时间和紧张的考验。第二种统治（SecondRegime）（集各种不同军备管制方案之大成）是导源于下述的信念：核子武器是一种无可避免的负担，但我们在世界政治的运用中和国际安全的维持中应尽量努力减低对它们的依赖。它明白主张核子武器只应用来达到一种唯一的目的：即吓阻他国使用核子武器。为其他目的而使用核子武器的企图将受各种片面和多边措施的限制。第三种统治（ThirdRegime）（即一种“解除核子武器”（denuclearized）的世界）不接受一种永恒核子困境的命运。它认为核子武器不是一种可以管理的负担而是一种不可忍受的威胁，所以企图予以废除。核子系统现在固然似乎是很安定，但某些压力和矛盾也许终于会导致崩溃和浩劫。而且假使和平和安定的世界政治必须永远依赖各国互相毁灭的能力和各国领袖对此明白表达的意愿，则在道德上也是具有腐蚀性的。上述的期待和信念遂又暗示对于国家持有的核子武器的废除是有作成可以发生作用并能强制执行的安排的需要。最后第四种统治（FourthRegime）（是一种“战略恶化”（strategicdeterioration）的统治）预测今后10年到15年之间，可能破坏战略安定，动摇世界政治，和也许增大核子战争机会的各种技术及政治发展。尤其是，它面对着几种不利的可能性：广泛的核子蕃衍（nuclearproliferation），技术的不平衡，以及美俄之间的核子不平衡。所以它的重点不是我们如何可以改进情况而是我们如何可能减轻核子前途上的危险。就某种意识而言，第三种统治（太平盛世的）和第四种统治（悲观的）之间是有一种暗藏的连结之存在，于是也就完成一个循环，因为仅当受到核子危险再起的刺激，然后从现有的情况进到解除核子武装的世界的运动在政治上才会有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