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美国诗人奥登说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焦虑不安的时代。”1938年至1947年恩斯特·布洛赫在美国撰写出后来名闻遇迄的著作《希望的原则》。1963年，联邦德国的达姆施塔特举办了一个《焦虑在现代艺术中的表现》的展览。展览引人瞩目，参观者络绎不绝。同时，人们还以《我们这个世界的焦虑和希望》为题进行了一场公开性讨论。在这以后，我们时代的两极－－焦虑和希望被推向极端。一方面，焦虑转化为绝望；另一方面，我们又惊异地看到，“纯粹的”希望已转化为信心。
在欧美，人的行为方式呈现出新的面貌：精神病患者纷纷涌现。麻醉品的享用对精神病患者产生的是虚幻的抑制，也就是说只能使他们更为“癫狂”。由于黑格尔所要求的普遍理性的力量已经丧失，因而，面对焦虑，人们预感不到任何解脱的希望，焦虑遂转化成了绝望。享用麻醉品的，也就是享用这种兴奋或抑制药物的，正是一部分迷惘的青年。因为，在他们看来，促成“秩序”的逻各斯力量已经变得十分可疑，他们往往用反抗的态度来对待社会，特别是面对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中主体的“物化”现象，他们试图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甚至是病态或畸型的方式来保持“自我”的价值。
不过，我们很难否认说，绝望的情绪是没有理由的。赫胥黎在小说《美妙的新世界》中的描写正逐步变成我们所经历到的现实。艾利克·莫莱采在他的2000年－－大恐慌》一书中表达了70年代人类绝望的灾难感，并涉及到路易斯·阿尔芒对2000年前30年世界景况的许多描写。莫莱采给我们揭示了“我们文明的自我毁灭过程”的多重原因，他把人类今天难以克制的情绪反应跟1000年的“终结时代”、文艺复兴开端时期和法国大革命前夜的人类歇斯底里的绝望加以比较。当今人类灾难的征兆是：饥荒、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和热核使人类面临的自杀危险，据估计，世界人口2000年将会增长到60亿。如果人口的增长按如此规模持续下去，几十年之内，即使把人类迄今为止尚未居住的面积算上，平均每人也只有一平方米的土地，截止到1969年，世界上共有8．1亿成人文盲，而且这一数目仍在增加，2000年时，大约有四百种哺乳动物将在它们栖息生存的地球上灭亡绝迹。土星5式火箭的不断发射将导致保护地球免遭紫外线直接辐射的臭氧层的消失。在我们的地球上，海洋与河流在遭受严重污染，森林在大片毁灭。核武器的能量已经达到每杀伤一人就有15吨TNT的如此骇人的程度。在使人以新的方式异化的消费社会里，新的暴力崇拜在蔓延滋长。当今没有一种社会形式不引起争议。
此外，色情肆意泛滥。“避孕药”的滥用导致了爱的冷漠乏味和性的枯萎无能。医学调查表明，今天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男性患慢性阳萎。“性革命”扼杀了爱的亲密性、趣味性和想象力。社会学家预言人类有可能向动物的周期性的性冲动退化、道貌岸然的说教者所喋喋不休的“爱”一词已经失去神圣的光环，变得毫无意义。俾得丽采、劳拉、甘泪卿不过是一些超我的天真烂漫的人物形象。爱欲（Eros）的创造性的矛盾情感让位给纯粹“自然主义”的性欲（Sex），并由此而消解了质朴的升华倾向。原罪概念、增强冲动的禁忌正在消失。然而肆意纵情、我行我素带来的并不是冲动的高涨，而是力比多（Libido）的软弱无力。基本的事实表明，人类“隐秘的”性活动如果缺少特有的“艺术的”或“想象的”游戏渗透，它只能类似于动物的“自然的”性行为。在隐秘的性活动中，没有宗教的神秘“超脱”和艺术化的升华，人类的力比多就将为“自然的需要”所操纵，变成空虚贫乏，了无生气的性欲体验的重复。让·阿梅利在谈论一场“厌烦无聊的革命”时写道，爱欲魅力的消耗令人吃惊。想要拯救爱欲的人正面临着革新和接受早已不复存在的“道德”的使命。“厌烦无聊的革命”虽然胜利了，“但它却吞噬掉了它的孩子，当爱欲达到胜利的顶点时，便摈弃了孕育它的精神。冷漠的目光从僵死的眼睛里透出来，凝视着没有欢乐的世界。”关于焦虑转化为绝望的全部原因，特别是它在当代充满矛盾的文化过渡时期的艺术现象中的呈现，我将详细地加以讨论。
现在我暂且论述在另一世界情绪范围内的另一种转变，即从希望到信心的“跳跃”，在我们考察当今世界的文化现象时，我们事实上碰到了一个也许是非常独特的处境：在资本主义国度和社会主义国度，一方面是与日俱增的绝望，另一方面却是与日俱增的信心；一方面是焦虑转化为绝望，另一方面是希望扩展为信心。如何解释从希望到信心的转化呢？鉴于本章主要是阐释当代文学艺术中的绝望现象，对这个问题我们暂作简短的论述。
在我们时代头脑最清醒的理论家看来，希望之所以转化为信心，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偏狭的先定的意识形态（无论是种族的、阶级的、国家主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的普遍消除。19世纪的“极端朴实主义”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正在失去其令人信服的力量。各民族之间尽管还存在着对立，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却在相互接近。艺术具备了世界主义的特质，相比于过去的笛卡尔、霍布士或费希特、勋伯格、保尔·克莱不仅在欧洲，而且在美洲和亚洲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嬉皮士运动（只有头脑偏狭的人才会贬低它）与其说是矫饰的不如说是格调主义的，尽管它还不具备完全的信心，却透露出纲领性的信心因素之光。在某种程度上合理化了的新的世界经济导致了一种对自由市场经济产生巨大推动的商品交换形式。
自1946年以来，从柏林到朝鲜半岛一直到苏伊士和越南的危机，爆发世界性核战争的可能性至少有十几次。尽管如此，由于核武器装备的均势和平衡，暂时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上的恐惧阴云。自然科学和医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68年7月21日4时56分31秒人类首次登上月球。人道主义的成就始终是不可怀疑的，即使受到怀疑也不能限制超越的信心。当然，这种信心不应该重新涂上古老的宗教色彩，落入虚假伪善的激情。
此外，在几乎所有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运动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许多变化。只要不是逃避现实，以麻醉品为依托、对世事充耳不闻的人就不会忽视罗马第二次梵蒂冈宗教会议（1962－1966年）在人类危机的范围内引起的一次有益的震惊。使罗马天主教会重新获得社会伦理的参与作用的变化不仅尚未结束，而且正处于充分的发展中。对此，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神学家，甚或佛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学家都可以证明。这里所涉及的不再是对10年前尚被称为乌托邦东西的希望，而是对所获得的东西（尽管只是部分）的信心。
“信心”一词源出于古高地德语fuofirsiht，比拉丁语的fides或fiducia更为确切地表达了这种新的，与乐观主义(Optimismus)不可混淆的情绪。fiedes或fiducia同一切罗曼语和英语的表达一样，意思是G1auben（信仰）或Vertrauen （信任）。Zuversicht（信心）意思是用眼睛去看（Mit－Sicht －Zu－Sehen），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上帝的“信任”（Vertrauen）。在这里，德语同希腊语一样再次印证了其对生存状态表达的丰富性。“绝望”一词也是同样的情形。拉丁语的disperation一词表达的仅仅是希望的丧失（如同罗曼语和英语中的表达一样），而Verzweiflung（绝望）所指的不单纯是怀疑（Zweifel），即一种犹豫不决的分裂意义，一种对事物的忧心忡忡的分裂，而是通过具有加强色彩的前缀“Ver”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分裂欲望，即毫无希望的怀疑。绝望超出了合理的怀疑，而坠入了冥暗无底的深渊。过去教父们把绝望看作原罪。即使在今天的天主教道德神学看来，绝望也不允许同焦虑状态相互混淆。因为在焦虑状态中常常也有“正义的灵魂”。绝望是原罪，它反对希望，而希望跟信仰、爱共同属于基督教的基本美德。教会所宣扬的就是希望的“行为”对希望的“必要”证明。放弃希望的人，就是对希望，特别是对上帝和灵魂不朽的亵读和犯罪。
恩斯特·布洛赫在他最杰出的论著《希望的原则》中向我们描述分析了焦虑与绝望、希望与信心的区别。按照布洛赫的看法，首要和基本的期望情绪即焦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不确定的情绪状态开始的。“充满焦虑的人从来不以确定的态度面对和审视他所感受到的东西；这种情感不仅自我显现，而且也震颤在它的对象上。在这里，与从主体自身充分引起（即使不是产生）生命及死亡焦虑的现实社会状况相关的否定内容，即客观上引起焦虑的东西被完全表达了出来。没有这个否定内容，焦虑就根本不能构成”。
“真正与虚无相涉的恰恰是它（绝望），而不是焦虑。焦虑的特征是怀疑和游移不定，是受情调和不确定的事物，而且也是受对象的不确定性制约的，相反，绝望的精神状态则是某种确走的东西，除此之外，绝望的对象本身也具有一种根本的确定性。它的全部白日梦索绕着一个否定的绝对物：地狱之境。与此截然相反，在否定的绝对物的另一面呈现出的则是肯定的期望情绪（Erwartungsagfekt）。不过这种情绪微乎其微，迄今为止尚未有唤起它的众多诱因。肯定的期望情绪只有两种因素：消解恐惧的希望和与绝望相对而在的信心……”“如果说信心产生于希望，那么，这种绝对肯定的期望情绪恰恰是绝望的相反的一端。同绝望一样，信心也是一种被扬弃的对结局不抱任何怀疑的期望。所不同的是，绝望几乎完全是与一切否定的期望情绪所接近的那个‘无’相关联的；相反，信心的视野则几乎把一切与渺茫的甚至是掺入了不真实未来的希望相关联的。有，统统涵盖在内。绝望，因其‘无’的意向体现在毁灭的确定性中，而获得超越；信心，因其‘有’的意向体现在拯救的确定性中，而获得超越。”
今天的“转折时代”的全貌与“文艺复兴”时代（不过，根据阿诺尔特·豪塞对后期文艺复兴的社会学研究，我认为，这个时代倒不如被称之为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的格调主义时代）的全貌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关于今天“转折时代”的富于诱惑力的全貌，布洛赫写道：“不管这种时代常常是多么地富于现实性，在这一时代里，我们体内所呼吸到的毕竟不仅仅是弥漫于空中的春天般的清新气息，而更多感受到的是转折时代的沉闷，这沉闷中仿佛正聚集着一场即将来临的雷电和乌云。人们向来就是用与天气或出生相关的比喻来表达时代转折的。如：暴风雨前的宁静、历史中的3月或者是最鲜明最具体的说法：一个正在孕育的新社会，我们的时代充分意识到了它的转折状态。即使它的敌人，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分子也只好披上革命的外衣，自欺欺人地把其萧条称为春天的阳光。转折时代本身就是历史的青春时代，也就是说，它在客观意义上正面临着一个新生的机会，正如青年感到他们已待跨入那尚未启开的生活之门。到目前为止，时代转折的最彰明的典范是文艺复兴，这一点从精神文化方面看尤其如此……在转折时代，人明显感到自身是不确定的，感到自身与其所处的世界共同是一种使命，一个充满未来的巨大容器。
李永平 译
（选自《绝望与信心》，中国计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普遍繁荣的幻象——舒马赫（E·F·Schumacher）
人们对社会进化有一种惯常的幻觉：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进步，从贫困到富裕，等等，总之，未来是一个无限增长的过程。七十年代初西方世界的一本畅销书《小的是美好的》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这种幻觉泼了一盆冷水，作者舒马赫（？－1977）认为以技术开发与大自然开发为基础的发展有它的极限界域，应当把重点从商品转移到人，“人是一切财富的首要和最终的源泉”；否则，人将受到惩罚：技术会从解放人的体力走向它的反面，而大自然的失衡更会使人丧失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舒马赫是英籍德国人，作为大学教师，也从事过商业、农业活动，后长期在英国政府部门担任经济顾问，当过英国土壤学会的理事长等职。
这里选录的是《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第一部分“现代世界”中的第二节，原名“和平与持久”。
现代有一个主要信念是：普遍繁荣是和平最坚实的基础：想从历史上找到证据来说明富人一般地比穷人爱好和平，可能是徒劳的，但有人会这样来辩解：富人对穷人从来就感到不放心，富人的侵略是出于恐惧；如果人人富有，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个富人何必打仗呢、他从中一无所得。难道不是穷人，不是受剥削与受压迫的人最有可能要打仗吗、他们除了将失去身上的枷锁外，将一无所失。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富庶的道路就是通向和平的道路。
现代的这个主要信念具有近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为它意味着：你愈快地把一件称心的东西拿到手，就愈是有把握把另一件称心的东西拿到手。这种信念还具有双重的吸引力，因为它完全回避了整个道德问题；无需作任何自我克制或牺牲；而且恰巧相反！在通向和平与富庶的道路上，我们有的是科学技术来帮助我们，需要的只是不违反理性去作蠢事，去伤害自身。对不满生活的穷人的告诫是：千万不要烦躁不安，不要宰掉到时候肯定会下金蛋的鹅。对富人的告诫是：必须明智一些，不时地周济一下穷人，这才是进一步发财致富之道。
甘地过去曾蔑视地谈到“梦想一些制度会完善到用不着任何人去行善的程度”。但这不正好是现在用我们惊人的科学技术威力可以在现实中加以实现的梦想吗，人类本来就从没有养成美德，既然需要的只是科学推理与技术能力，那又何需什么美德呢？
我们岂不是没有去听甘地的话，而是乐于去听本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著名的凯恩斯勋爵的话吗？当1930年世界范围经济萧条期间，凯恩斯想起了要预测“我们孙子一代可能发生的经济状况”，断言人口富有的日子可能不会太远了，他说，那时候我门将会“再一次把目的看得重于手段，宁愿追求善而不追求实用”。
“可是，要注意！”他接着说，“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至少在一百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因为恶实用，美不实用。我们还会有稍长一段时间要把贪婪、高利剥削、防范戒备奉为信条。只有它们才能把我们从经济必然性的地道里引领出来见到天日。”
这些话是四十年代前写的，当然，从那以后事物发展大大加速了，我们也许还用不着再等一个60年就会达到普遍富足。无论如何，凯恩斯的预言是够清楚的：注意！道德的考虑不仅不相干，而且是行动的障碍，因为“恶实用，美不实用。”讲求美的时间还没有到来。要靠恶的意图来铺设通向天堂之路。
我们现在将讨论一下这个理论。可以将它分为三部分：
第一，普遍繁荣是可能的；
第二，在“使你自己富有”的实利主义基础上可能达到普遍繁荣；
第三，这就是通向和平的道路。
我应该首先开始研究的问题显然是：有没有足够的量供人人分享？这立刻就遇到一个严重的难题：怎样就算“足够”？谁能告诉我们呢？当然不会是那些把“经济增长”看成一切价值中最高价值去追求，因而对“足够”不会有任何概念的经济学家。东西少得可怜的贫穷社会有的是；可哪有一个富有社会会说：“行了，我们够了”呢？没有。 或许我们可以忘掉“足够”，专心去探索一下世界资源需要增长的问题；当人人一味地追求“更多”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出现。
由于我们不可能研究所有的资源，我建议把注意力集中在占主要地位的资源－－燃料上。愈是繁荣就意味着燃料的使用量愈大，这是毫无疑义的。当前，这个世界上贫富之间的繁荣差距确实很大，它们的燃料消耗量清楚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将1966年平均燃料耗量超过每人1公吨煤当量（简写：c．e．）的国家的居民定为“富有”，将低于这个水平的国家的居民定为“贫穷”。根据这两个定义，我们可以列出下表（全部采用联合国的数字）。
表1（公元1966年）
富有（％） 贫穷（％） 世界（％）
人口（百万） 1，060(31) 2，284(69) 3，384(100)
燃料耗量(吨） 4，788(87) 721（13） 5，509(100)
每人燃料耗量(吨)4．52 0．32 1．65
穷国平均每人燃料耗量仅0．32吨－－大约为富国的1／4，世界上这样的“穷”人有很多，按照上述定义，世界人口中将近有7／10是穷人。如果穷人突然使用富人一样多的燃料，世界的燃料耗量马上就会增加两倍。
但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因为每个事物的发生都需要时间。“富”人与“穷”人在欲望和数量上是并行增加的。让我们来测算一下吧。假使“富”国人口按每年1．5％的比率增长，“穷”国人口按2．5％的比率增长，到公元200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约69亿－－这个数字与当前官方预测数字相差不很大。假使与此同时“富”国人口每年每人的燃料耗量增长2．25％，“穷”国增长4．5％，到公元2000年就将出现下列数字：
表2（公元2000年）
富有（％） 贫穷（％） 世界（％）
人口(百万) 1，617(23) 5，292(77) 6，909（100)
燃料耗量(百万吨)15，588(67)7，568(33)23，156(100)
每人燃料耗量(吨)9．64 1．43 3．35
对世界燃料耗量的总结果是从1966年的55亿吨c．e．，增长到2000年的232亿c．e．－－增加3倍以上，其中半数是由于人口增长造成，半数是每人的耗量增加造成。
这个半数与半数之分很有意思。但“富”与“穷”之分更有意思。在世界燃料耗量从55亿到232亿吨c．e．的总增加数（即177亿吨）中，“富”国将近占2／3，“穷”国只占1／3略多，在整个34年期间内，世界将使用4250亿吨c．e．，其中“富”国使用3210亿吨c．e．，占75％，“穷”国使用1040亿吨c．e．。
这难道不是对整个情况作了很有意思的描绘吗？当然，这些数字不是预测：它们可以称为“测算”。我假定的“富”国人口增长率很低；假定的“穷”国人口增长率较之高一倍；然而造成最大破坏的－－如果可以称为破坏的话－－是“富”国而不是“穷”国。即使划为“穷”国的人口只按“富”国人口增长率增长，也未必对总的燃料需要有显著影响－－不过减少10％略多一些。但如果“富”国鉴于它们现在每人的燃料耗量已经14倍于“穷”国，认为确实过高，决定不让它再进一步增长－－我不说这种可能性很大－－那情况就会不一样：尽管“富”国人口按假定的比率增长，到2000年，世界总的燃料需要却会削减1／3以上。
最重要的异议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到2000年世界燃料年耗量可能增长到230亿吨煤当量，这一假定是否合理、根据我们现有的了解，即使我们假定的世界总耗量有1／4或1／3取给于核聚变，这个假定数字也是不合理的。
很明显，“富”国正在对世界仅赋有一次的比较廉价的简单燃料进行剥夺。正是富国经济的不断增长提出越来越过高的需求。其结果是很可能远在穷国获得大规模应用代用燃料所需要的财富与资本积累力量以前，全世界廉价的简单燃料就变得短缺而昂贵了。
当然，测算不能证明任何事物。关于未来是无论如何提不出证明的，有人已经明智地指出：所有预测，特别是那些关于未来的预测，都不可靠。需要的是判断，测算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判断。总之，我们的计算在某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低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是不现实的。燃料资源的分布很不均，能源的短缺－－为量不论多少，可能很快将把世界分割成沿完全不同路线发展的“有”、“无”世界。得天独厚的地区如中东与北非，引起的嫉妒与觊觎可能会达到今天难以想象的广泛程度，而有些高耗能地区如西欧与日本，却可能落到不足羡的剩余遗产继承者的境地。如果说存在什么冲突根源的话，这就是一个根源。
既然关于未来的任何事物都无法证明－－甚至今后30年这样比较短期的未来也无法证明，那当然就可以随时借口“会有新情况出现”而把威胁性最大的问题搁在一边不考虑。比如可以说：可能会发现闻所未闻的真正巨大的新油田、天然气以至新煤矿。又比如可以说：干吗把核能局限于只提供总需要量的1／4或1／3呢，这样一来，问题就可以转移到另一面，可是问题还是存在；因为，假定燃料供应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按照前面所说的规模来消耗燃料也会造成从未有过的环境危害。
以核能为例。有些人说，世界蕴藏的全部富集铀资源还不够维持一项能对世界燃料形势产生重大影响的真正庞大的核计划；在这样的核计划中，我们所需处理的不只是数百万吨，而是数十亿吨煤当量。但假定这些人的话错了，我们会找到足够的铀；从地球四面八方最边远的角落汇集到一些主要的人口中心来，处理成高度放射性的核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设想还有什么东西比它对生物的威胁更大了，此外还存在政治危险－－有人可能利用很少一点这种可怕的材料来进行全然不是出于和平意图的勾当。
另一方面，如果矿物燃料方面有惊人的新发现，我们无需强行加快核能步伐，那就可能出现规模完全不同于已往的热污染问题。
无论是什么燃料，它的消耗量若是增长三倍，然后四倍，五倍……对污染问题也就不会有任何看来行得通的解决方案了。
我只不过拿燃料作为一个例子来阐明一个很简单的论点：从经济学、物理、化学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看不出经济增长有何止境；而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必然要撞进窄胡同。一味追求财富来求得满足－－简单地说就是实利主义－－的生活态度同这个世界是不相称的，因为这种态度本身不包含任何限制原则，而它所处的环境却受到严格限制。环境已经在力图告诉我们：某些压力变得过大了。随着一个问题的“解决”，又引出了十个新的问题。巴里·康芒纳教授强调说，新问题不是偶尔失败的结果，而是技术成功的结果。
但是，谈到这里，很多人又会坚持完全按乐观主义与完全按悲观主义来讨论问题，并因自己持有“科学会找到出路”的“乐观主义想法而感到自豪。我认为，只有在科学的方向上有一个自觉的根本转变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是正确的。过去一百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危险的增长比有利机会的增长还要快的程度。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谈。
已经有确凿证据证明大自然的自平衡系统在某些方面以及在某些特定地区已变得越来越失去平衡了。我若在这里罗列这些证据，那会扯得太远。巴里·康芒纳教授等提醒人们注意伊利湖的现状，那应当是一个有力的警告。再过一二十年，美国所有内陆水系可能都会处于类似状况。换句话说，到那时不平衡状况可能不限于一些特定地区，而是普遍化了。如果确实还没有越过“不能回转点”，那么，这个进程愈是发展下去，也是愈不容易逆转的。
因此，我们越来越发现，对于经济增长无止境－－而且越来越多，直到每个人都富足为止－－这一概念至少有必要提出两点怀疑。这两点是：基本资源的可获量；环境适应这种干预的能力。这些问题的物质方面就谈到这里，现在让我们转到某些非物质方面。
个人发财致富的想法对人的天性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凯恩斯在我上面曾引述的文章里告诉我们：“回到最稳妥可靠的宗教原则与传统原则－－即以贪婪为邪恶，以高利勒索为不端行为，以爱财为可憎”的时刻还没有到来。v 他劝告说，只要我们运用宗教和传统训估要求我们抵制的那种人类强大的自私动力，就可以使经济得到发展。近乎疯狂的贪欲推动着现代经济，使它沉溺在无休无止的嫉妒与倾轧之中。这些并不是偶然呈现的特点，而是现代经济扩张成功的根本原因。问题是这些原因能否长期起作用，或者说，它们内部是不是蕴藏着毁灭的种子，当凯恩斯说“恶实用，美不实用”这句话时，他是在阐明他关于现实的一种论点，这种论点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也可能在短期内似乎正确，而最终却证明是错误的。究竟属于何者呢？
我倒是认为，现在有足够的迹象证明：这种论点按其直接的实际意义来说是错误的。如果人的贪婪和嫉妒之类的罪恶是通过系统培养而形成，必然的一个结果只能是完全丧失智力。一个人受贪心或嫉妒心驱使，就会失去认识事物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全貌的能力，那么他的那些成功本身也就变成了失败。如果各个社会都染上这些罪恶，它们也可能真地取得一些惊人的成就，但它们却越来越失去解决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问题的能力。国民总产值的上升也许很快－－按统计学家的统计，而不是按人们具体的感受；人们却发现自己所受到的挫折、孤立、无保障等等压力越来越大。不用多久，就连国民总产值也会拒绝再上升了，它不是由于科学技术失败，而是由于一种潜移默化的不合作麻痹症；不仅被压迫与被剥削者，而且甚至于享有很高特权的集团所采取的形形色色逃避现实的作法，都显现出这种症状。
你可能会长时间地哀叹居于高位或低位的所有男人和女人竟然都缺乏理性，都愚蠢－－“但愿人们认识到他们真正利益之所在”！可是他们为什么认识不到呢？要未是因为贪心与嫉妒蒙蔽了他们的良知，要未是因为他们在心灵深处知道他们真正的利益是在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度里。有一位革命者说过：“人不应当单单依靠面包生活，还应当依靠上帝的福音生活。”这里，同样不能“证明”什么。可是，如果以为今天许多富有社会所传染的严重社会病症只是暂时现象，一个有才能的政府－－但愿我们有！－－只要加速采用科学技术，或者更激进地用惩罚制度，就能消灭这种现象。这种看法是否还显得真实或合理呢？
我认为现代意义的普遍繁荣不可能为和平打下基础，因为这种繁荣如果真的可以实现，也无非是通过培养贪婪和嫉妒这类强烈的人性和欲望来实现的。它们破坏智力、幸福和宁静，从而破坏人类的和平。富人很可能比穷人更重视和平，但那只是在他们感到自己完全安全时才如此－－这恰好是词义上的矛盾。他们的财富是靠过多地需索世界有限资源而得来的，这就使他们陷入一条无法避免的冲突轨道－－主要还不是同穷人冲突（穷人软弱无助），而是同另一些富人冲突。
总之，我们今天可以说：人类太精明了，如果缺乏智慧是生存不下去的。一个人如果主要地不是为恢复智慧而工作，那他就不是真正地为和平而工作。“恶实用，美不实用”的说法同智慧是对立的，以为追求善良与美德可以推迟到我们已经达到普遍繁荣的时候，以为一心一意追求财富而不为精神和道德问题伤神，就能在地球上建立和平，这是不现实的、不科学的和不合理的愿望。从经济学、科学与技术中将智慧排除出去，在短时间内，当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成就相对地说还不大时，或许可以混得过去，但现在我们既已很有成就，精神与道德问题就上升到主要地位了。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智慧的中心概念是持久性，我们必须研究持久性经济学。一件事物除非能表明具有长期延续性而不致发展为荒谬，否则是没有经济意义的。朝着有限的目标求得“发展”是可能的，但不可能无限制地、普遍地得到发展。很可能像甘地所说：“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壑”。持久性与掠夺态度是不相容的，抱掠夺态度的人对“父辈作为奢侈品的东西已经成我们一代生活必需品”这一事实感到得意。
培养与扩大需要同智慧是对立的，同自由与和平也是对立的。每扩大一次需要就增加了对生存的恐惧。只有通过减少需要，才能有助于真正减少那些成为冲突与战争根源的压力。
持久性经济学意味着科学技术的方向有深刻的转变，它们必须敞开通向智慧之门，实际上必须在它们自身的结构中包含智慧。毒化环境或腐蚀社会结构与人类本身的科学或技术“解决方案”不论构思多么聪颖，表面多么吸引人，都没有任何益处。机器不断大型化，需要集中的经济力量也不断增加，施加于环境的暴力也不断增加，这不代表进步：它们是对智慧的否定。智慧要求科学技术朝着有组织、温和、优美的新方向前进。人们经常说，和平是不可分裂的－－那么，又怎能在不计后果的科学与暴力的技术基础上建立起和平呢？我们应当寻求一次技术上的革命，为我们提供能够扭转当前威胁我们全体的破坏性趋势的发明与机器。我们真正要求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究竟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我们需要这样方法与设备：
－－价格低廉，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
－－适合于小规模应用；
－－适应人类的创造需要。
从这三个特点中产生出非暴力以及一种能保证持久性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忽视其中任一个特点，事情就必然出岔子。让我们来逐一地分析这几个特点。
价格低廉的方法与设备，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何以见得科学家与技术专家不能设计出来呢？这是甘地主要关切的事。他说：“我希望我们国土上默默无闻的几百万人民健康、幸福，我希望他们在心灵方面成长……如果我们感到需要机器，我们一定会有机器。对每个人有帮助的每一部机器都会有它的地位，但那些把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机器，那些即使没有真正使民众失业，众失业，却把民众变成仅仅是机器看管人的机器，不应有任何地位。”
奥尔德斯·赫胥黎评论说，假定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工作目的公认是为平民大众提供手段“进行有益的、有内在意义的劳动，帮助男女工人摆脱老板的压榨，成为自己的雇主或成为为生存与当地市场需要而劳动的自治合作组成员……这种目的方向不同的技术进展将促使人口、土地的使用、生产手段的占有、政治与经济权益逐渐分散”。赫胥黎说，其他的优越性是“更多的人过着更合乎人性的满足生活，有更大程度的真正自治的民主，能幸运地摆脱消费商品大批量生产者通过广告对成年人灌输的无聊和有害的教育”。
如果方法与设备低廉到可以普遍享有，那就意味着它们的成本必然与应用它们的社会的收入水平维持着一种有界限的关系。我自己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工作位置的平均基建投资额上限很可能应决定于一个熟练和勤奋的产业工人每年的收入。就是说，假使这个工人每年一般地能挣美金5，000元，那么，设立他的工作位置的平均费用不可超过5，000元。如果费用超出很多，这个社会就可能遇到严重麻烦。例如，财富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特权者手中；中途辍学问题越来越严重，辍学者不能进入社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结构性”失业；过度都市化引起人口分布不均；普遍灰心失意，不和，犯罪率上升；等等。
第二个要求是适合小规模应用。关于“规模”问题，利奥波德·科尔教授的论述令人折服；它与持久性经济有明显的关联。小规模生产，不论为数如何多，总不及大规模生产对自然环境的危害，这完全是因为它们个别的力量相对于自然的再生能力来说是很微小的。如果只就人类认识是细小的、零星的而言，小之中蕴含着智慧，因为人类的认识更多地是依靠实验，而不是依靠了解。最大的危险必然是来自不顾后果地大规模应用局部知识，例如当前我们亲眼看到的核能、运输技术、新农业化学物以及无数其他技术的应用。虽然小的团体有时也会犯严重侵蚀环境的罪行－－一般地说是出于无知，但同受贪心、嫉妒心、权欲驱使的大集团所造成的破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况且，小团体的成员对他们那小块土地或其他自然资源的爱护程度显然超过那些隐去所有者姓名的大公司或那些患有自大狂、把整个宇宙都看成是自己的合法采石场的政府。
第三个要求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方法与设备留有发挥人类创造性的充分余地。过去一百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像罗马教皇那样，一而再地警告性地谈到这个问题，如果生产过程“从劳动中将一丝一毫的人性都抽掉，把劳动变成单纯的机械劳动”，那么人又会变得怎样呢？劳动者本人就会变成一个邪恶的自由人。
“于是（庇护十一世说），上帝在人类有了原罪之后仍然为人类身心的利益规定下来的体力劳动，在很多场合下变成了邪恶的工具；死的物质从工厂出来时变活了，而人在那里却腐化和堕落”。
这个题目太大，我同样只能稍为涉及一下，最重要的是需要对劳动有正确的基本观点，了解劳动并不是现实中的那种劳动，那种要尽快地通过自动化加以废除的无人性的繁琐劳动；而是“上帝为了有益于人类身心而规定的”劳动。劳动以及通过劳动建立起来的关系是社会的真正基础，仅次于家庭。如果基础不健全，社会怎能健全呢？如果社会不健全，又怎会不成为对和平的威胁呢？
多罗西·L·赛耶斯说，“战争是一种审判，当社会一直靠着一些同支配宇宙的法则激烈抵触的观念来维系时，战争就会突然袭击这些社会……决不要以为战争是无理性的灾难：当错误的思想与生活方式造成不能忍受的局面时，战争就发生了。”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我们生活的错误主要在于一向养成贪婪与嫉妒，滋生出许许多多完全不合理的需求，正是贪婪这个罪恶把我们投进机器威力的控制之中。设若贪婪－－嫉妒大大助长了它－－不是现代人类的支配力量，那么，何以在较高的“生活标准”达到后经济主义狂热还没有减退呢？何以正好是那些最富有的社会在追求经济利益时最冷酷无情呢？又如何解释富有社会（无论是私营企业或集体企业组织起来的）统治者普遍拒绝促进劳动人性化的现象呢？其实，只需声明一声是出于对“生活标准”下降的担心，一切争论都会立时结束。那种机械的、单调的、无意义的、毁灭灵魂的、低能的劳动，是对人性的侮辱，它必然会导致逃避现实的空想或侵略的行为。无论多少“面包和马戏”都不能弥补它造成的损害。面对这些事实，统治者们既不否认，也不承认；而是报之以讳莫如深的默契，因为否认它们明显地太愚蠢，而承认它们无异是将现代社会全神贯注的中心贬斥为反人性的罪行。
忽视－－实际是摒弃－－智慧已经到了我们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这两个字甚至毫无概念的程度。其结果是，这些人往往用加深病根的方法来治病。
让聪明取代智慧已酿成病症，进行多少聪明的研究也不能得出一个药方。但什么是智慧？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智慧？这里，我们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在许多出版物中可以读到有关智慧的论述，但要找到智慧却只能求诸一个人的内在世界。为了找到智慧，一个人首先必须使自己从贪婪、嫉妒这种支配力中解放出来。解放之后的平静－－哪怕只是暂时的－－便能引出洞察事物的智慧，这种洞察力是通过任何其他途径得不到的。
洞察力能使我们看到，忽视精神而以追求物质目的为主的生活必然使得人与人对立，国与国对立，因为人的需要无穷尽，而无穷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实现。人，肯定是需要超脱这个“平庸的”世界；智慧能给他指出途径；没有智慧，他就会被驱使去建立一种畸形经济，破坏世界，异想天开地去追求满足登上月球之类的怪想。他不是朝着崇高的道德目标前进来战胜这个“世界”，而是力图在财富、权力、科学乃至可以想得出的任何“游戏”中独占鳌头来征服这个“世界”。
这些就是战争的真正起因，不首先消除这起因，想为和平奠定基础，那是妄想。而反过来要在依靠系统培养贪婪与嫉妒来维持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平，那是加倍的妄想；正是这两种感情力量驱使人们发生冲突。
我们如何作到开始消除贪婪与嫉妒的力量呢？或许是我们自身大大减少贪婪与嫉妒；或许是抵制把我们的奢侈品变为必需品的诱惑；或许是详细审查我们的需要，看是否能简化和减少。如果我们哪一点都无力作到，那么，我们能不能停止为那种明显缺乏持久性基础的经济“发展”拍手叫好，而向那些为非暴力而工作，不怕被人指责为怪诞的人－－保守主义者、生态学家、野生物保护者、有机农业提倡者、分产主义者、家庭生产者等等－－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适度支援呢？一盎司的实践一般来说比一吨理论还值钱。
但是，奠定和平的经济基础将需要许多盎司的实践。人们上哪儿找到力量继续对抗这种显然可畏的优势呢，还有：人们上哪儿找到力量来战胜人们内心的贪婪、仇恨与欲念的暴力呢？
我认为甘地做出了答案：“必须认识灵魂存在于肉体之外，认识它的永恒性，这种认识必须成为一种强烈的信念，作为最后的手段，非暴力使得那些对爱之神没有强烈信念的人无可凭借。”
虞鸿钧 郑关林 译
（选自《小的是美好的》，舒马赫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学会创造未来——奥雷利奥·佩西（Aurolo·Peccei）
奥雷利奥·佩西（1908一1984）曾获经济学博士，并从事工业管理达40年，他在1968年创办罗马俱乐部，召集一批世界知 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未 来学家等，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及发展趋势进行多元的考察、研究，提出 了不少警示性的报告，唤起人类的危机意识。这里的文章选自他1981 年出版的名著《未来的一百页》中最后的一章，原题《巨大的潜在资源》， 另外，删掉了原文中的小标题及二则图表。在佩西看来，“只要能够明 智地运用各种资源，最主要的是人力资源，那末人类就可以摆脱危机， 而且几乎可以实事求是地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建立未来世界。”
1 第三个基本的需要是学会治理社会这个巨大的集体，而这个集体又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复杂和烦琐过：然而，为了学会治理世界，我们必须首先学会管理我们自己。那是一个首先的需要，正如我已多少次指出，要求革新文化的发展。因此，最紧急的迫切任务是促进人类个性的发展，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有其它的发展，不可能有政策，不可能制订未来的计划；没有这一点，人类将不可能在走向悬崖绝壁前自动停下来。现在我想试作一些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