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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作者:张宣三【完结】
2010年3月
作者简介
张宣三，1916年生，现年94岁，1934-1939年任本县小学教员，1938年加入本县地下党，任地下党报编辑，1943年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1947年到上海解放前任上海市委地下党办的《现代经济通讯社》记者，1953年由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调国家计划委员会，曾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关于价值和计划经济两篇论文，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行政职务副所长，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联合国召开的经贸会议，所写论文登载在国务院内部刊物，曾担任系统工程学会领导成员，上海市政府，天津市委，江西省计划委员会顾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兼任教授，合著《我国农业现代化与积累问题研究》，1986年离休，潜心研究马列著作。
《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序
李锐
为什么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的宪法和党章还将这个主义列为我国建设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也是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理论依据。可以说，不弄清马克思主义，也解决不了我们过去为什么走到十年“文革”国将崩溃的道路，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二十世纪给世界带来最大影响和变化的，不单是两次世界大战，更重要的是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与较量，尤其二次大战后，史学界称为冷战时期。中国在二十世纪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苏联掌握共产国际这个组织，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内战时期我们成立的政府叫“苏维埃政府”，作战的军队也叫红军。延安整风时，我们学习的主要教材就是斯大林著的《联共党史》以及“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列宁、斯大林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专政即领袖专政，成为中共革命和建国的母本。毛泽东经过整风运动确立了自己独断专行的体制之后，经过1949年的革命胜利，向苏联“一边倒”，照搬并发展苏联模式，消灭一切私有制，实行国有化计划经济后，异想天开，超英赶美，三面红旗“大跃进”，争取先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从而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有了国家机器，就为生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扬言“我从马克思只取来四个字：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认为“东风已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了。”1976年毛泽东不去世，十年“文革”的案还翻不过来。
1989年初，应美国哈佛大学邀请，作为访问学者我在美国六所著名大学活动了四十天，听到美国一些学者谈到，苏联最迟到2017年一定会崩溃，他们是从经济方面的研究作出这个判断的，当时我还不相信。真没料到很快就“苏东波”，社会主义阵营垮台了。久加诺夫总结教训承认：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思想垄断为红旗落地的根本原因。
《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是以所谓“剩余价值”学说揭示当年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以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通过暴力革命，建成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三大体制为特征的专制社会主义（他们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两大阵营的变化，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还是要依靠科学知识的创造，自由民主的社会，走市场经济和宪政治国（靠法治不是人治）的道路，而不是靠什么主义、一党专政、哪个“核心”说了算，所能办到的。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为追求早日实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制造一系列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跃进”失败后，又继续十年“文革”，不惜同人类进步普世规律背道而驰，这已是清清楚楚的历史事实。可是我们虽然已有所觉悟，必须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经济上总结教训，取得了巨大成果，世所公认，但问题仍在政治垄断（一党专政）和思想垄断（控制舆论）没有放开，以致腐败丛生，危机四伏，共产党变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见不到多少社会主义的东西，反而出现胡耀帮辞职、“六四”大风波、赵紫阳被长年软禁去世的局面。
现在有许多人，包括老中青三代，尤其专家学者，都在反思中国的问题，已经出版许多有关著作。张宣三老同志老专家，已九十三岁，以自己的学识功底，专业经验，党内生活阅历，系统地研究了马恩列斯毛的理论与实践，揭示出我国至今仍未能实现国家现代化，以宪政治国的原因。我同张老相识很晚（他比我大一岁），拜读过他的好多文章，现在这本以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文集，即将出版，我愿意作序，也是由于多年来关心的就是“何时宪政大开张”。
衷心希望党内党外、上上下下、老中青三代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们，向张老学习，都来关心“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2009年12月5日
我国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提 要
20年来我国体制改革取得不少成就，但已陷入困境。基本原因有来自我国二千多年极端集中的封建专制统治的传统，也有来自列宁斯大林的高度集中的共产主义极权统治的传统。由于共同的特点，决定了两者必然融合，形成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使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不能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然而，我国的文化传统不是只有封建专制统治的一面，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追求人的自由和发展与人道主义的实现。而且世界发展到现在，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不但要求民主、自由和发展，也要求平等、公正、和谐的集体关系的实现。我国体制改革既不是盲目继承，也不是盲目照搬，我们应当继承我国以人为中心的平等、互助、互利、互相关怀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汲取马克思主义150年来的发展和西方300年来关于民主与自由的实践所取得的经验，在我国建立一个合乎我国国情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效率的现代社会。改革既不能采取暴力蠛方式，也不能采取休克疗法，而是应当由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民主改革来推动国家民主改革的实现。由于市场经济的引进，必然把我国融入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世界，国内的社会阶级必将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改革和我国政治的民主化改革，必然要实现。全国人民的责任就在于加速这一过程的到来。全文十节：
一、 二十年来我国体制改革的成就和问题
二、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原因分析
三、 我国与西方关于人的认识的异同与我国的纲常哲学
四、 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
五、 两种极权思想的融合
六、 我国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传统
七、 西方社会民主党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
八、 西方学术界关于自由、平等、公平、效率的讨论
九、 建设一个既有自由又有公平和效率的社会
十、 中国共产党应当负担起中国民主化的责任
一、二十年来我国体制改革的成就和问题
我国二十年来体制改革的经验说明，当务之急是政治体制改革。有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政于民，人民有权监督政府，才有可能抑制特权借改革开放之机膨胀和腐败，才有可能限制旧制度、旧思想、旧价值观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干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实规创造良好环境。我国的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又陷入困境，这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没有配合经济体制改革是密切相关的。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鼓励人民对市场的积极参与。人民思想有了解放，竞争意识增强，推动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规模有了扩大，多种经济有了全面发展，中产阶级开始形成，高科技产业从无到有开始建立。人民收入有较大提高，基础设施有较大改善，外贸和外汇储备有很大增加，抵御了东南亚金融风暴的袭击，并且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建立了物质基础。我国国力有所增强，国际地位有所提高，所有这些都是前所没有的。然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高度集权的政治统治制度所造成的机构臃肿，特权横行和行政人员的官僚化不能得到纠正,特权借改革开放之机膨胀和腐败得不到抑制,特权者利用市场开放的机会抢占市场，集中财富，腐败迅速蔓延,收入差距扩大，少数人金迷纸醉,多数人生活困难。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国营企业的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重点，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就已提出，然而政企不分，企业管理官僚化与腐败,上下结合侵吞国家财产,缺乏效率,亏损严重等问题几乎都没有解决。
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由于政治思想意识的改革滞后，一切不适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旧制度、旧思想、旧价值观难以退出，继续发挥作用，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市场虽然开放，但计划经济意识和长官意志决策没有太多改变，高速度、好大喜功、上大项目、追求政绩仍然不变。建设一窝蜂、一轰而起、重复建设、地区趋同，使本来已经不合理的结构更加不合理。资源掠夺型的高速度导致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土地砂化和荒漠化，旱涝灾害成倍增加，人民生存条件和健康条件恶化，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为了解决国营企业人员的过剩又造成城市几千万职工的下岗，难以再就业，农村上亿劳动力没有出路，民怨沸腾，人心涣散，甚至铤而走险，社会陷入严重不安。分配结构的改革变成财政困难的转移，职工收入虽然增加，但子女教育教费、购房支出、医疗制度的改革、政府垄断事业价格的带头上涨，使人民支出增长的速度超过收入的增加，加上失业的威胁，造成人心恐慌，购买力被迫转向储蓄，内需萎缩，市场陷入萧条。可以预见，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滞后，我国二十年来体制改革中所积累的这些问题将更加难以解决，我国就难以从所陷入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甚至还有可能越陷越深，矛盾越来越激化，有可能使我国改革的目的难以实现，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战以后不少国家都在 进行改革，为国家的现代化开辟道路。日本和韩国是我国的近邻。他们经过改革，推动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都是在大约二十年内实现的。如果说日本原来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有基础，韩国却是一个封建落后、没有工业基础的国家，同样在二十年的时间内实现了现代化。因此，我们不能够满足甚至夸大已有的成绩。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二十年来我国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正视而不是掩盖缺点，找出造成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才能把体制改革推向前进。我们不应当仅仅满足于与自己过去的落后比较，应当与国际上的先进比较，并且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警策自己，改进缺点，迎头赶上。
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原因分析
事实上，我国体制改革的初期，也有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愿望。十年动乱结束后，党内和全国人民对极端恐怖的专制统治无不深恶痛绝，盼望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还人民以安全感和做人的权利，政治体制改革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是上下一致的要求。顺应形势，胡耀邦倡导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推动思想的解放。邓小平在务虚会上发表了实行民主的讲话。“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以及宪法所规定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不改革政治，就不能改革经济等等，在当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一个时期以内产生了一种朝气蓬勃的思想解放的气氛，出现了一种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对推动体制改革起了积极的作用。首先是农村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农民自动起来取消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到1982年初中央批准农民这一改革举动时，全国90%以上的农户都已实现了按户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解放农业生产力，为把我国九亿农民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创造了条件，为推动全面体制改革打下了基础。
然而，当人民真正起来要求政治民主和惩治腐败时，形势出现了逆转，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真正起步就已经遭到挫折，胡耀邦由于同情学生的民主要求被迫去职。人民因要求民主和惩治腐败而遭到压制，终而使体制改革陷入困境。
从解放后五十年的历史来看，我国权力高度集中的程度，现在比毛泽东时代已经减弱，最突出的是从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到八十年代，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今后不搞运动，加上胡耀邦的极力倡导，产生一种思想解放的气氛，舆论有一定程度的开放，贪污腐化有一定程度的揭露，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有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了比较客观的报道与评论，这就鼓励了人民对体制改革的希望、关心和参与，对体制改革是有积极的作用的。“六四”以后，对舆论的控制逐渐加紧，对个人权威的树立和正面报道的强调都在增加。应当说。毛泽东个人极高的威信所能够达到的那种高度集权统治不可能再有了。然而，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比较，权力的集中和思想的控制仍然是增加的。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民主的压制也是加强的。把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要求说成是外来的影响和西方思想的渗透，而不是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应当享受的权利。强调越是改革，越要对西方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进行抵制，并且把这种侵袭消灭在萌芽状态。当然，不是说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都是好的，不应当对西方的东西盲目照搬，这也是对的。但是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是人类发展的条件，西方三百年来对民主和自由实践的经验有很多是可以借鉴的，不能说也是腐朽的。
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实际上是我国百年来人民为之不断争取的目标。康有为、梁启超要求在不变更清皇朝统治条件下进行政治改良失败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仅仅推翻了清皇朝的统治，民主的目的没有实现。我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曾一度表现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但斗争的结果仍然是极权统治制度，并没有解决实现民主政治的问题，人民为之前赴后继，奋斗牺牲的目的没有实现。体制改革初期，人民对于体制改革怀着很大的希望，以为可以通过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实现，为改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创造条件，实现国家的民主与富强，然而愿望没有实现。
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百年来的民主革命和二十年来的体制改革与全世界进入以民主和自由为主要内容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在步伐上和时间上是一致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半个世纪，民主化的进程在全世界加快了进度。根据亨廷顿的统计，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42年，全世界的民主国家还只有12个，到1990年已增加到58个(见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战败的法西斯国家和一些落后的国家经过革命或改革，相继进入民主和自由的国家的行列。列宁和斯大林所建立的以极权统治为内容的共产国际，在国际范围内的较量中，终于在世界民主和自由潮流的冲激下崩溃了，多数原来的共产主义极权国家已加入民主国家的行列，只有中国仍然维持其高度集中的极权统治不变。
以上事实说明我国的极 权统治是牢固的，能够经历多次的冲激而不动摇。其所以如此，既有国内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因素。国内的原因主要是我国有延续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意识的传统。这样深厚的文化传统的积淀是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的，它将以各种方式争取自己的存在。国外的因素是共产主义极权统治制度及其思想理论的引进。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的一种理想和愿望，作为人类的一个奋斗目标，本来是好的，曾经为无数人们所追求，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列宁和斯大林把共产主义变成一种极权化的制度，形成一种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高度集中的专制统治，这与世界民主潮流是相违背的，但与我国以皇帝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制度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却有了相同的基础。因此，列宁斯大林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引进就成为包括从思想意识、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到基本制度整个上层建筑的全面融合，这就使我国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获得了一种新的面貌，能够为人民所接受，使我国高度集权的统治制度获得一种更加牢固的基础。因此，当我们研究今天的体制改革时，就很自然成为应当讨论的重点问题。
三、我国与西方关于人的认识的异同与我国的纲常哲学
人类的历史是人实现自身解放和发展的历史，从本质上讲，不论在西方和我国都是相同的。然而，人是生活在具体的环境中的。环境对人的发展影响很大，当人生存的能力还很低时，这种影响就越大，这又迫使西方和东方走上各自不同的文化发展的道路，造成各自的文化特点，终而产生巨大的文化差别。西方由于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文明的发展虽然也有曲折，但总的来说，是在寻求人的解放和自由的道路上逐步前进的，因而能够从文明落后走上文明先进。我国在历史上对人的发现也有过辉煌的成就，可是从文明的先进变成落后，这个历史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在西方，直接影响发展的两大文化源流，苏末尔文化起源于两河流域，希腊文化产生于海边，都是交通便利，有互通有无的天然条件，商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人口流动很早就破坏了血缘纽带所带来的束缚,个人的努力成为生活的主要动力，个人主义的思想很早得以发展，以个人为基础的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崇尚个人理智以及平等、自由的概念和罗马法制概念、议会制度的原始概念形成欧洲最早的传统。即使中世纪也不是完全黑暗的时代，现代文明的许多因素、自由经济、自由市民和自由城市、议会制度的萌芽、大学的诞生、经院哲学对人民主权和法制的研究，以权利和义务为基础的契约关系、自然科学因素的产生等等，都是产生于中世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人认为，文艺复兴是中世纪的延伸。正是这种延伸导致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以解放人为中心的运动，产生了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和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天赋人权的思想一旦产生，不但写进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而且产生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原则和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终于为把全世界推进到民主和自由的现代社会建立起完整的理论和实际可行的框架，使现代文明的到来水到渠成。
我国的文明产生于大陆内地，以农耕为主，农耕民族把人聚集在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基础的氏族社会的集体之中，以集体的力量抵御自然灾害。我国历史上就有禹召集万国集会于涂山,商讨集体治水的传统。“？田以族”,甲骨文中“？田其丰年”中的“？”都是集体开荒和集体耕种的意思（见张光直著毛小雨译《商代文明》第四章《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秩序》）。这说明商代的农业是举族集体耕作的。这种集体生产的制度一方面产生利害与共，疾病相扶持的互助互利互相关怀的集体主义和原始的平等思想与文化,形成我国最早建立在个人与集体相结合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另一方面却产生以王为中心的极端集权专制统治的传统。原因是以王为中心的血缘氏族的牢固存在必然会产生以血缘亲疏为等级的贵族等级制。还由于在氏族中，王取得领导祭祀、组织生产和分配、领导军事的权力，把所有大权集中于一身，成为我国权力极端集中的专制统治制度最原始的基础；从而又破坏了原始的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互助互利的集体关系。这种权力极端集中的专制统治制度到秦统一六国以后已经完成。
秦始皇继承商鞅的学说,“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也。故胜民之本在于制民，若冶于舍、陶于土也”(《商君书?画策》)。为此，设酷刑重赏，实行“弱民”、“强政”的政策，迫使人民屈从于皇帝的绝对统治，形成一个权力绝对集中于皇帝的极端集权和极端专制的制度，把人民当成实现皇帝个人意志的工具，其对人民的残酷压制使人不寒而栗。为了实现这种绝对统治，建立起一套从郡、县、乡、亭、里到编民为什伍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户籍制度。“四海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箸，死者削。“迁移必办”“更籍”、“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作军旅”。可以说，我国极权统治的政治和行政组织制度到秦已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不但两千多年来各个朝代的专制统治制度及其行政管理系统不过依秦制有所增损，即使解放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和行政制度也仍然是这个传统的继续。
单纯依靠压制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还必须找到一种价值体系，使人民自愿接受，而这种价值体系是在秦以后一千多年的长时间里逐步完成的。
我国体现极权统治的价值和 伦理道德的基础理论框架是以君为中心的“三纲”。然而在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是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互相都有责任和义务。孔子和孟子对这种君臣关系都有说明。孔子说:“以道为君,不可则止”(《伦语?先进》)。孟子更激进,主张“君 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这就是说,皇帝也可以罢免,这虽然还不是民主，但已经是激进的民本主义了。但从西汉开始,君臣思想就根本改变了。董仲舒提出天命说:“君权天予”(《春秋繁露?主完神》)。“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同上》)。然而真正对三纲赋予客观真理的哲学形式的则是南宋的朱熹。
朱熹首先构造了一个宇宙本体论的哲学体系。以“理”为核心，理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产生的总根源。在没有自然和人类以前，“理”就已经存在。“理无形迹”(《朱子语录》第一百卷)，然而都是客观实在。“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文集?读大札》)。可见无论天地等自然现象，还是“三纲”、“五常”等社会现象，都是“理”所化生。于是,“三纲”、“五常”等社会现象就成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的“实理”、或“天理”，永远不变的真理。
“三纲”既是一种客观 必然性，也就成为包容所有人在内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的构架，人们精神的支柱。“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朱熹文集》卷13《垂拱奏批》)，从而使“五常”成为与“三纲”相应的伦理道德体系。于是人的价值就在于实践“三纲”、维护“三纲”。“三纲”、“五常”就成为人的最高价值标准，也是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稍有违背，就是悖逆“天理”，为社会所不容。
为了把人训练成绝对没有个人欲望，没有个人要求和利益、甘愿为“三纲”献身，甚至把为“三纲”献身作为自己的最高精神境界，朱熹还提出“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人为了维持生命，需要吃饭，朱熹并不反对，而且认为这也是“天理”，但超过维持生命最低需要就成为“人欲”，就必需消灭。因为追求美好的生活，就会使人不能满足现状，就会产生非“分”之想，这就会违反纲常伦理，因此，“人欲”是一种罪恶，必须消灭。人只有达到绝对没有“人欲”的境界，放弃除了维持生命的最低物质需求以外的一切物质欲望，才能没有私心。才能真正实践“三纲”，做“三纲”的卫士，保持名节。因此，朱熹又把“灭人欲”与安分守己联系在一起，“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则安得有私”(《朱熹语录》卷95)。因此，“天理”和“人欲”是绝对对立的，“人之一生，‘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熹语录》卷13)。于是朱熹要求“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同前）然而，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要“灭人欲”，对于一般人来说:“或饮酒，或好财货，或好声色，或好便安”都是“人欲”，必须革除，至于皇帝，“钟鼓苑囿游乐之乐，与乎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人情之所不能无者”(见朱熹注《孟子集注?梁惠王下》)。而这就叫“同行异情”，同样的行为，由于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适合于社会经济基础的理 论一旦产生。必然要反过来加强其基础。还在理学形成的过程中，理学前期的创始人张载已经认识到建立宗法家族制度对于巩固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宗法宗子”(《经学理?宗法篇》)。从此以后，理学家莫不提倡。经过明清两代的倡导，一套完整的宗法家族制度建立起来了。全国各地纷纷起来修族谱、建宗祠、立族产、建立族规族法，对人民进行严密的宗法统治。一个已经瓦解了的宗法制度得以在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于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小农经济到宗法家族制度到纲常伦理，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阻碍我国历史的前进。
四、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
马克思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中观点是不断发展的。早期、中期和后期有明显的不同。从本质上讲，马克思的学说是对人的关注。马克思早期的研究重点在于人的自由、发展和人道主义，他的关于人的学说与西方的传统有继承的渊源关系，也可以说是西方关于人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德国哲学继承了启蒙运动关于人的自由的学说的传统，马克思则继承了德国哲学的传统。黑格尔说“人的本质是自由”，马克思也确认“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并且对人的自由和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认为人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这只有“人在自由中才有可能”。“人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里所说的还给人自己的“人的世界”是人能够在其中自由行动 的世界，而还给人自己的“人的关系”则是人自由联合的关系。人的本质是自由而在历史中却陷入不自由，这正是马克思历关注的焦点。
正是由于这个原故，马克思以极大的热情来研究人的本质和为什么人被异化以及如何消除异化的问题。马克思以对人的极大关怀研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得出劳动和人被异化的结论，指出在这种剥削中，劳动成为别人“在内体上折磨自己、在精神上摧残自己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失去了通过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来实现自己发展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生产得越多，自己能够得到的就越少，就越贫困，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大，工人所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己异化的力量也就越是强大，人越是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工具，也就没有自己的目的”(以上所引都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这与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马克思认为，消除劳动的异化以达到消除人的异化，还人以自由。使人能够在自由中发展自己。这就是回归人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这种人的本质的回归就是回归人本来的“自然状态”，也就是回归 “人的自然”，这种人的回归就是人道主义的实现，而人道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所以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这与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人的自由联合以及在这种自由联合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观点是一致的。
然而在如何消灭劳动和人的异化,马克思陷入混乱。马克思在其早期研究中曾认为,要解放劳动必须依靠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才是“解放劳动的第-条件 ”(《马恩全集》第一卷第134页)。只有在生产高度发展的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样合乎人应有的发展才有可能”(同上第16卷第271页)。马克思还说过,共产主义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才能实现,不主张过早进行无产阶 级革命。马克思所有这些思想今天看来都是正确的。然而,马克思却又把劳动的异化归因于私有财产,因而消灭私有制就成为消灭劳动异化的手段。“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从而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 页)。
马克思把私有财产说成是 异化的原因，因而把消灭私有财产作为消除异化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造成了理论上的最大混乱。自从马克思提出异化的理论到现在，一百五十年已经过去了。事实证明，在生产力还很低的时候，对私有财产积累的欲望曾经激起无止境的贪欲和残酷剥削，然而私有制度并不是这种残酷剥削的根本原因，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才是残酷剥削的真正原因。消除剥削和异化只能依靠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自己也说过了。因为越是生产力水平低，资本家才越是依靠非人的剥削来榨取剩余劳动，劳动的异化就越严重。生产力发展起来以后，人们就不再依靠增加劳动时间和加大劳动强度来榨取利润，而是越来越多地依靠人的知识和人的创造能力的发挥来实现生产的发展，创造利润，创造财富，而这只能在人的个性的解放和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它现。因此，消灭异化不是靠消灭私有财产所能办到的。事实还证明，对私有财产用暴力剥夺，以此来实现共产主义，只能造成暴力的统治和占有，把人当成暴力奴役的对象，使人更加失去自由，其结果只能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和新的私有制的产生，人的更加严重的异化。
马克思把私有财产看成 劳动异化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源，因而出现了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同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接着却说:“几十年来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的历史。”果真如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几十年前就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而资产阶级的统治到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还不到一百年，显然是难以解释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关系 的分折的错误还反映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的分析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关系，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正是马克思这种失误，导致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产生。在巴黎公社起义之初，马克思是不赞成的。在起义失败后，对于公社社员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牺牲精神是应该赞扬的。然而，在当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对比，巴黎公社起义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却不是冷静地分析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关系，找出真正失败的原因，以此来制定今后无产阶织革命的战略，而是把失败的经验归之于对资产阶级的压制不够，从而得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且把这种战时的经验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则，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种下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了晚年也已发现他们在前-时期所做的那些理论上的总结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不止一次地说过，中产阶级已经成长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谈到阶级关系时，马克思认为，在英国,“中间的过渡阶级模糊了阶级界线”。在《剩余价值论》中，马克思说:“里加图忘记的是中等阶级人数不断增加，……日益占有重要地位”。在谈到马尔萨斯时，马克思说:“他的最大希望，……是中等阶级增大而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减少(即使绝对数量是增加的)。事实上，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恩格斯在晚年也已发现原始积累时期那种残酷剥削的阶级对立的敌对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在他去世前三年为他在四十二年前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德文第二版所写的《序》中指出:四十二年前“所描述的情况（指非人的残酷剥削），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已成过去。“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反映在政治上，对民主选举制马克思与恩格斯也从反对变成赞成参加。在1871年写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把民主普选制说成是“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压迫人民”。到1880年，马克思在写德国工人党纲领的理论部分导言中，就把普选权看成“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成解放的工具”。恩格斯在《1893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中说:“工人群众越来越清楚，他们的出路……首先是在于组织成独立的政党的工人阶级争得政治权力，争得议会”。在1894年《致奥地利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中说:“在奥地利，问题是要争得普选权”。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估计，如果天假以时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许有可能对他们过去所做的那些论断做出修正的。事实上，这些修正在恩格斯逝世后不久就有人替他们做了，这就是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是恩格斯的晚辈。曾与恩格斯共过事。伯恩斯坦根据当时德国工业发展所引起的经济、社会和阶级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对马克思的理论做出一系列修正。伯恩斯坦从当时卡特尔、托拉斯和垄断资本的增长与相继而来的生产社会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等现象出发，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正在获得自我调节的能力；社会不是走向两极分化而是中产阶级的规模越来越大。因此，资本主义必将走上一条“任何阶级都不能享有同整体对立的政治特权”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它将“使工人从一个无产者的社会地位上升为一个市民的地位”。而且还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思想上是自由主义的继承人”。自由主义“在事实上表现出一个更加深远得多的普遍原则。这一原则的完成将是社会主义”等等。从今天看来，伯恩斯坦所做的许多修正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马克思那些论断中失误的方面，不但被列宁所接受而且被列宁加以极端化。把马克思的学说改变成适合于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为他在沙皇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一个血腥压制和领袖专政的极权主义的党和国家做理论上的辩护。他把资本主义说成是腐朽的和垂死的帝国主义，极端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把国家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用来镇压某一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上爆发等等，为他在农民占绝对多数、工业还处于原始积累时期、工人还是来自农村不久以前才穿上工人工作服的农民沙皇俄国进行一场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作辩护。
由于马克思理论本身所存在的这些问题，使得马克思主义很快分成两派，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东方的极权共产主义。西方社会民主政党继承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的传统，从关心人的自由、平等、公平出发，要求保障工人的权利，保障就业、推行工人参加企业的管理和决策，推行普遍的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等等。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作为自己要努力实现的目的。而列宁、斯大林的极权共产主义则很自然地成为东方许多落后国家进行农民革命的理论工具，阻碍了这些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且把伯恩斯坦和西方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斥之为修正主义。本来修正一词没有任何褒眨的含义，自从列宁把它用之于贬义以后，修正主义就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五、两种极权思想的融合
如果说，在列宁、斯大林的极权共产主义传入中国以前，阻碍我国历史前进的是我国的纲常伦理价值观，那么，从列宁、斯大林的极权共产主义传人中国以后，阻碍我国历史前进的则是两者的溶合。
我国历史的绝对落后于世界历史进程是从明代开始的，而这正是纲常哲学在中国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我国明代历史开始于1364年，亡于1644年，这个时期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时期，欧洲的文艺复兴推动了世俗文化的兴起和个人主义的发展，重视个人的理想和个人才能的发挥，为人的解放和欧洲的近代化的到来开拓了前景。我国明代国际和国内贸易的发展虽然不及欧洲，但仍然使明代成为开始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但这种萌芽枯萎了，对我国的进步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不但如此，我国历史上政府机构绝对官僚化和彻底腐败也以明为最。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到二十世纪初是清代统治的时期，这个时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开始，到美国独立和欧洲一些国家民主革命的完成以及工业革命完成的时期，是西方从近代走向现代化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纲常伦理和宗法家族文化牢固统治中国人民头脑的时代。历史在中国完全凝固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皇朝的统治，但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丝毫改变，从小农经济到宗法家族统治到纲常伦理价值观所形成的一个完整的系列全部没有触动，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很微弱，还没有使自己登上政治舞台的力量，迎来的只能是军阀割据和混战，重复我国历史上传统农民革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改朝换代的历史局面。孙中山的民主革命遇到很大的困难，势单力薄，一筹莫展，不能不借助于国共合作来改变局面。主张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虽然从政治运动开始，却不能不以文化运动告终，在我国文化革新方面取得了成就，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微弱的。蒋介石虽然割据苏沪浙一带资本主义发达最早的地区，也没有可能利用当时资产阶级的力量，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继续推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是榨取江浙资本家的财富为他自己统一全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提供财源，不但脱离了资产阶级，而且脱离了知识分子和农民，而所依靠的反而是中国的地主阶级，这就预示着蒋介石的失败。
当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束 手无策时，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已经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接受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紧紧依靠当时占全国人口90%的农民，以马列主义为号召，适时提出民主和团结抗战的口号，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吸引具有爱国民主思想和向往社会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建成一支强大的力量，不但坚持抗战，而且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战败蒋介石，第一次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并且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在第一个五年内建成了以156个重大建设项目为内容的工业化初步基础，使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曙光，成绩十分巨大，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然而我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文化传统仍然紧紧地掌握着我国的农民革命，加上小农生产者的幻想，使中国重新陷入苦难，不但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到破坏，一个一个的运动接连不断，使秦始皇“弱民”、“强政”的残暴统治得以再现。特别严重的是陷我国于长期落后和愚昧的纲常伦理得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复活，重新统治着中国人民的头脑，对于阻碍历史的进步影响更加难以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