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温和派的社会民主主义产生的时间很早，它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久的18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产生了。当时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没相互联系，都是根据自己国内的情况，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而产生的。把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党分成北欧模式和南欧模式，也是一种大致的分类，实际各自都不相同的，即使同一模式，差别也很大。在欧洲，影响最大的北欧模式有德国、英国、瑞典和南欧模式的法国，从这些国家来看，在他们产生的早期，实际上各不相同，各国的差别很难用一个模式来概括。
英国工党在30年代时受费边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主张减少贫困和疾病，认为改革只能以渐进的方式在宪政的范围内实现。
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在1875年在与拉萨尔的全德国工人联合会的《哥达纲领》受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但《批判》影响不大，反而是1878年到1890年的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和《反对社会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对社会民主党所造成的压力对社会民主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激起了他们走向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民主党产生了主导作用，使他们相信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信念，加强了党内思想的统一和党内的团结、组织的完善，起到《批判》没有起到的作用。两个反社会党人法案取消以后，社会民主党迅速发展，党员迅速增加，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在1912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到34.2%的选票，成为德国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在帝国议会里议员人数大增，影响了德国的政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经济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繁荣，工人生活迅速改善，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很难摆脱，导致社会民主党脱离了时代，党员迅速减少，特别是青年党员纷纷离开了社会民主党，党的影响也迅速削弱，社会民主党经过一系列失败后，也产生了新的力量，经过党内的激烈辩论，1959年在社民党大会上通过《哥德斯堡纲领》。社会民主主义党接受了阶级政策不断削弱的观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转向衰微，把实现“自由、公正和团结”作为党的目的，把党从阶级的党转变成“人民的党”，不再提出阶级斗争，而以争取自由竞选的方式执政，进行改良，并且接受私有制。1966年-1969年使得社会民主党能够成为大联盟的成员，于1969年与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受瑞典的传统影响很深，还在封建社会时期，自由农民就通过民主选举的乡村委员会管理自己。瑞典的工业发展时期较晚，但工业化发展迅速，瑞典的民主传统有利于工人的迅速增加和工会的发展，使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一直保持与工会的密切联系，并且获得农民的支持，所有这些都对瑞典民主党的迅速发展和长期执政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环境，也形成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特色。瑞典社会民主党很重视实际的改革，它的理想就是把党变成全体人民的党，主张与资本采取合作的态度，不主张企业国有化，承认私有制能够创造财富，因此瑞典的社会民主执政时间最长，但国有经济的比重是欧洲最少的，实行早期的凯恩斯主义，主张发挥国家对再分配的作用，建立国家失业保险，推进福利政策，在这方面是作得比较成功的。但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和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原来的制度和政策也出现了问题，但瑞典社会民主党能够不断改变自己的政策以适应新的变化。
随着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和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其他北欧模式的社会民主义都在相继改变自己的政策以适应欧洲社会的环境和条件已经成为普遍的趋势。只有挪威在很大程度上还坚持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仍然保持适当的福利国家和公共政策，仍然在适应新的情况的条件下，坚持北欧模式的特色。但也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某些政策。
在南欧模式中最具特色的是法国的社会党，法国社会党长期处于在野党的地位。1971年密特朗成为党的领袖，实行务实的政策，在80年代成为执政党被选为法国的总统，又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他采取通货膨胀的策略实行激进的政策，工业的大部分和银行的全部实行了国有化，经济的某种程度的计划化，并且实行再分配，扩大公民权利，社会治安有了改善，工资有了提高，投资的信心有了增强，对投资实行利率补贴，就业率也有提高，工人工作时间减少，通货膨胀率下降，一直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而且一直坚持后福特主义时代的政策，仍然维持法国自己的这种特色，没有大的变化。
总起来说，在福特主义时代，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是要求国家发挥积极的作用，实行越来越广泛的福利政策，享有越来越普遍的医疗和教育的权利，追求充分就业，人民享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平等。这也是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要求达到的目标，在这种相互支持下，社会民主主义各政党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条件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福特主义的单一化的大规模流水线的生产方式，高技术的迅速发展，技术的快速更新，新产品的快速出现，新技术快速淘汰旧技术生产的灵活性，小规模化，计算机的指令化生产方式正在改变福特式的生产线以适应生产多样化和更高级的复杂的高技术化和更加灵活的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变化迅速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造成信息的迅速流转，金融工具的复杂化和大规模资金的向全球流转，金融规模的迅速扩大，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的增加，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高技术的发展造成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社会伦理的改变，个人更高程度的独立性，经济发展造成的经济结构的改变也影响社会结构的改变，社会民主党原来所依靠的那些基础的蓝领工人正在减少，白领工人正在增加，过去马克思时代的明确的阶级界线逐渐消失了。工会也在发生变化，工会的力量也在削弱，工会代表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的方式也在改变，这是一个时代的改变，是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的这种深刻的变化和发展说明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在改变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在改变社会主义那种平等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必须改变自己的理论、政策和方针，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变化。我国的有些理论家还在宣扬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继承者，这说明这些理论还停留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那个时代。
在研究社会民主主义从古典社会主义向新社会主义转变时，还应当回溯到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伯恩斯坦虽然提出“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才是一切”，但是没有明确目的的运动是没有的。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出版十年以后的1909年在出版英译本时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他“根本无法相信终极目的，因此也不能相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这可以说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伯恩斯坦仍然相信工人阶级“通过社会主义的运动”能够把资本主义的寡头统治“改变成真正的民主制度而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解放”，他认为通过民主制度实现工人的解放。这个信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仍然是社会民主党的信念，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产生恰巧是社会民主主义对工人解放的理论的依据，但是资本主义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制度，它能够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消除体力劳动，实现知识社会，从而消灭体力劳动阶级，改变阶级结构，这就是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所造成的结果，从而也就引发了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向新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如果说古典社会民主主义还没摆脱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因此在政策上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因素的继续，例如还要实行公有制，发挥国家的作用来进行充分就业，实行再分配以广泛推行福利政策，利用工会的集体谈判的力量来保护工人的利益，达到社会的平等，等等。这实际上就是伯恩斯坦所说的利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来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就说明一个政党政策的改变是经过许多痛苦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成的。
四、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
时代的改变使得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改变自己的政纲，他们转而重视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使工资能够反映劳动市场上不同技能和水平获得不同的回报，减少再分配的累进税，减少福利支出，降低通货膨胀，实行低工资以增加就业，重视发挥个人的作用和个人的权利，国家的作用只是为改善个人的工作能力以增加就业的条件，而不是干预市场的作用。把社会正义从平等改变为公平和个人的机会平等，使社会民主主义更彻底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使得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更具有新自由主义的色彩。进入80年代以后，除了挪威由于石油的收入使财政收入增加，仍然支持原来的福利主义的政策以外，其余的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已改变了自己的政策，改革最具系统化的是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做出第三条道路设想的不仅是布莱尔，还有美国民主党，德国的施罗德。
美国的民主党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也提出了与第三条道路的相似的主张。民主党把克林顿的“新进步宣言”概括为一种新思维，“所有的人机会平等，没有人享有特权，相互承担责任，给公民以权力”。他们承认市场为主导的方式是创造财富最适当的方式，但是市场经济也带来问题，造成“经济窘迫，社会分裂，政治失灵，文化破裂和全球混乱”。因此政府负有责任，创造平等的机会，保障公民权利和重建公民文化，使公民有应对的能力，但解决的办法不是强加于公民，而是为公民创造条件。“第三条道路”的概念是克林顿和布莱尔在1998年在纽约的一次会议上首先提出来的。得到欧洲其他社会民主党的广泛支持。
布莱尔和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是为应对全球化和个人主义的崛起，环境和政治的变化以及对左派和右派信条的淡化而提出来的。布莱尔称，他的“第三条道路”是中间偏左，灵活的，创新的向前看，实际上它的价值又是新自由主义的，是在1983年欧洲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遭到毁灭性的失败以后，为总结选败的经验而提出来的。当时欧洲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都纷纷在改变自己的政纲，以各种方式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实行私有制，发挥市场的作用，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大的方向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是一致的。布莱尔和施罗德在1999年在联合发表了题为《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的文件，作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总框架。虽然各国社会民主党所实行的政策各有不同，但总的方向都是取消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过多的政策，重现市场经济的作用和个人作用的发挥。减少政府开支，削减福利政策。工会和资本家的集体主义谈判也大大削弱。所有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吉登斯有一名言：“政府不应该划船，而应该掌舵，不应该进行太多的控制，而应该提出更多的挑战”。社会民主党政策的这一转变深得选民的赞许，1992年的选举，使得欧盟15国有13个国家被选执政或者联合执政。布莱尔的新工党则以从来没有过的高票当选执政。
从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改变政策，包括实行“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人改变了党的价值观，把社会民主主义长期以来关注平等转变为关注公平和个人的机会和权力，这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的，但是实行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失业问题在社会民主党政策改变后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增长都没有得到改善。撒切尔执政期间，不平等扩大了，但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时并没有缩小，实际上，左派和右派的政策越来越没有差别，社会民主主义重视通过教育和培训以增加就业能力，以及实行医疗卫生保障，实际上右派执政也是这样，社会民主党没有取得符合其价值改变的成就。布莱尔执政期间，“第三条道路”也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1998年欧洲各国的财政部长们又回过头来讨论欧洲的凯恩斯主义，提出又要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来摆脱对新自由主义的过份依靠的措施，也许这样会更好些，他们做出了题为“欧洲的新路”的设想，但是他们设想试图用以欧洲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以取代各个国家各自进行的凯恩斯主义，也就是欧盟各国协调实施凯恩斯主义作出适当的干预政策，实际上是向新自由主义提出挑战。以上所说实际上是左派和右派政策的趋同。这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到了要求探索新思维的时候了。
从公众的民意来看，撒切尔主义实行十年后，公众的意见，多数又回到社会民主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福利观，到1991年，坚定支持扩大公共服务的人数是支持减税的人数的七倍，认为撒切尔削弱工会的作用是滥用权力，1979年开始支持私有化10年后热情又减低了，新自由主义又失去了广泛的支持。凯恩斯主义没有完全结束。探索公共部门和私营经济部门能否更好地合作，不再被认为是对立的两极，它们之间可以进行国际和国内的竞争，也可以彼此合作。
资本主义在自由、民主和私有制的前提下，正如熊彼得在二十世纪初所预言的，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不断创造新的，破坏旧的，在这个过程中寻求更加有效的途径。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党作为资本主义政党政治中的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党，与其他政党互相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前进做出贡献。这已经不是要改变资本主义，更不是要找出历史发展的另外的有别于现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途径。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到今天的情况，那些仍然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想法只是对历史的无知，至于历史现在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将来还要发展到什么社会，这只能通过人类的实践去创造，是不可能用预言来判断和预言的。
五、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久加诺夫在总结苏东垮台的经验教训时，把它归结为三垄断，即“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经济垄断、思想垄断”。其实这三垄断在马克思创建他的理论时就已经产生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就是三垄断的思想。马克思在研究1848年巴黎革命中第一次提出：
“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从这里就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实行他所设想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马克思的这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以及道德伦理等等在内的全面的专政的思想在他的著作中是随处可见的。马克思所以把经济上的专政作为一个重点来论述，是因为经济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政治、思想、文化和道德伦理所有各个方面的专政。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武装斗争时虽然也说过，消灭了阶级和私有制以后，原来国家那一套复杂的监督和管理的机构已经不需要了，国家的工作只不过挑选什么人来对生产进行监督和会计，但是当他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要把资本主义社会变为无阶级社会，还需要一个把“前者变为后者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哥达纲领批判》）。什么时候才能不再专政了呢，恩格斯认为，要到“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对人的统治”已不再需要，只剩下单纯“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只有到那个时期，国家就“自行消亡”了。这说明专政还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事情（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理论》）。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所期待的是在消灭了阶级和私有制以后出现一个越来越简单的仅仅是对生产进行监督和会计职能的国家机构，但实际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没有效率的官僚机构，列宁对此束手无策，不久列宁就病倒了。实际上，绝对集中的专制统治的政权中，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的巨大诱惑必然会造成对权力的无止境的追求，绝不仅仅是官僚主义，列宁曾说过，几何公理如果违背人的利益，人们也会把它推翻的，权力的斗争是永远不会终止的，即使权力已经属于一个人，为权力斗争还会继续，因为权力欲望是无限膨胀的，这在列宁、斯大林是如此，毛泽东也是如此，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远远超过秦始皇，秦始皇只不过坑了四百多个儒，而现代的秦始皇坑的知识分子何止一百万，我国在宪法上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一切人民”，但我国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切权力只能属于党，这种权力属性不但政治上，经济上是如此，实际上近亲繁殖、派系斗争，用人唯亲，垄断研究项目，干预过多。种种弊端同样侵入科学殿堂，阿克顿说，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实际还不止此，权力使人失去理性，绝对权力使人绝对失去理性，历史可以改变，谎言也可以变成真理，亩产粮食可以达到二十万斤，一个从来不知什么叫炼钢的县也可以日产钢一万吨，于是共产主义立即实现，吃饭不要钱。哈耶克说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比在个人主义社会权力更大，事实上，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个人主义可以无限大，但也可以完全没有权力，而且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各个部门各级政权实现的，专政的权力越大，各个部门各级政权机构的权力也就越大，于是人民就更加无权化，人民被欺压、摊派、腐化各种弊病丛生，中央文件中所列举的只不过冰山一角，但是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恩却连篇累牍没完没了。我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他说在美国，没有看到人民向白宫感恩的，回国以后，看到的到处是一片感恩声，颇有点不习惯。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任务是配置资源，而在我们国家，国营经济已经垄断了市场，市场成为国营企业圈钱和权力者致富的工具。带头涨价的首先是国营企业。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但是完全没有改变西方历史上发展起来的权力在民的政治理念，权力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党也没有实现。权力在民，政府的建立，任务只在于建立规章制度，以及监督执行，保障社会秩序的实现等等一类的事务，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因此亚当?斯密把这样的政府说成是守夜人的政府，诺齐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说，政府所做的只不过是“征收一年费用”用来“保护人民”，“强制履行人民自愿签定的契约”。因此，主权在民的政府是一个小权力小政府（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反应在经济上，是一个人民负担很轻的政府，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在党，人民只能在党的率领下，党要人民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切听从党的吩咐，于是党、政、团、青、妇、工等等数不清的庞大的党政机构建立起来了，这个机构到底有多大，党和政府自己也很难搞清楚，因为除了编制以外还有不在编的，除了财政支出的还有财政支出以外各级政府自行收费维持的。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列举了八大深层力量造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党和政府的机构，使纳税人的税费不断加重，难以负担，正是由于权力过于集中，事无巨细都要听命于党中央，而党中央的政策和指示是依靠各级地方政府和各个政府机构去实现，管的事越多，机构就越大，设置的党和政府的层次越多，每添一件事，都要组织落实，设置新的机构，配备新的人员，于是一件事设立一个机构，增加工作人员，而且还要上下对口，到了下面，麻雀虽小，五藏俱全，管的事越多，权力越大，都希望自己的机构变成一个大机关，扩大机构，增加编制成为各级机构和各级政权的最大冲动，编制内不够，就增加编外人员，财政内不能开支，就凭权力任意摊派，增加额外收费，为了举办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和各种协会，2007年全国建立了近130万个事业单位，近3000万职工，耗费的工资、办公费以及办公等等费用，不计机构的建设投资的支出，就达到1.28万亿元人民币，这还是周天勇教授所举的一个例子。我国党和政府机构的难以置信的庞大，在《纪念启蒙运动九十周年》中已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机关越多，财政外收费也多，人民的负担也更难以忍受。
马克思主义国家十分重视发展速度，上个五年，增长的速度达到两位数，各级地方政府都在致力于扩大基本建设，增加生产能力，加快发展速度，互相比速度已经成为风气，为了表现政绩，竞相实现城市的现代化，高楼群拔地而起，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别的城市有什么工业，我也要有。国有经济为主体，因此就必须加紧扩大主体工业，加快国有企业的建设规模，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能够挤进世界500强，所有这些所造成的就是生产能力越来越过剩，不能不由中央来发布命令，禁止再扩大。只要追求速度不停止，产能过剩就不可能停止。
资本主义国家追求的减少失业，增加就业，而我国追求的是速度，而且主要是依靠国有企业来实现速度的增长。但国有企业是缺乏效率的经济，前几年速度达到10%以上，今年保八，看起来还能超过，但是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而真正能够发挥效率，创造利润和增加就业的是私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但是因为它不是主体，因此得不到发展。
我国人民的负担过重，除了政府机构过于庞大，国有经济没有效率，投入多，产出少以外，第三个问题就是政府权力过大还造成了一个迅速崛起的庞大的富豪阶层，富豪阶层崛起之快也是惊人的。《参考消息》登载法新社上海12月11日电，《福布斯》杂志在其网站发布的报告，截止今年11月中国前400名富豪的净资产从前一年的1750亿美元跃升到了3140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值。
以上所说的政府开支的庞大，国有企业的产出少，投入多和一个富豪阶层的迅速崛起，财富从哪里来？一是股市，一是银行的大量存款，再一项是税收，所有这些来源不同的财富最终都是从老百姓的身上挖出来的。还有就是由于土地国有，各级地方从卖土地得来的钱，但是土地本身不能变成钱，卖土地得来的钱最后还是出在人民的身上。法新社所列《福布斯》的新闻，由于股市的急剧反弹，中国的高级富豪的总资产增加了1416亿美元，香港和上海的股指分别飙升56%和69%，富豪榜上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也从去年的24名上升到79名，这些富豪的原始积累大多是来自国有企业，还有就是来自银行的贷款。谁有能力能够从银行贷款呢？那当然是依靠权力。而银行贷款是哪里来的呢？是老百姓的血与汉。
羊毛出在羊身上，《中国经济时报》连续发表了周天勇教授经过两年的调查的三篇文章，在2009年11月16日登载的文章说，经过人大审查的我国的预算，2007年是51321.78亿元，2008年是61376.9亿元，没有包括预算外的其他收费，如罚没、土地出让金、探矿权、矿产开采权、社保费、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彩票收入等等。把预算外收入加进来，2007年是85223亿元，占当年GDP的32.87%，国际上公认的GDP的税率一般是18%到25%。可见我国财产收入是很重的。数字还显示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的56.18%下降到2007年的42%，而政府经费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则从1995年的17.39%上升到2007年的32.87%。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政府的收入没有包括各级官员的各种灰色和黑色收入，而居民收入降低中也没有包括通过以各种灰色和黑色的方式减少部分在内。例如地方政府的强制性的非法摊派就没有包括在内，至于贪污腐化等等更无法计算。我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处于高增长的时候，造成的是国富民穷，一个富豪阶级的迅速升起，贫富差距的严重扩大。我国政府也多次要求要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要求把从外向型经济转变为以内需为主的经济，虽然这个要求已经提出很多年了，但是就是转变不过来。这种扭曲的经济结构之所以改变不过来，原因是清楚的，关键在于权力结构，权力结构不能改变，这种扭曲的经济结构也就不可能改变。
应当说，我国实行外向型经济，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我国人民的庞大储蓄存款也大幅度增加，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但是我国的雄厚的外汇储备是依靠低工资，尤其是农民工的血汗工资的密集劳动加资源型的出口的方式赚来的，我国的庞大储蓄存款是人民为了住宅问题、医疗养老、子女教育费等等在微薄的收入中被迫节衣缩食积聚起来的，储蓄存款的利息本来就很低，过去还要扣去百分之二十的储蓄税。现在不扣了，但是仍然远远低于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幅度，老百姓的血汗得来的微薄的存款还要不断缩水，但是13亿人口的储蓄存款仍然是巨大的，所有这些储蓄存款通过银行一旦成为银行的存款，既可以成为国有企业不断扩大和填补亏欠的资金来源，也成为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来源，使得这些国有企业的老板们和依靠权力发起来的富豪们赚得满盆满钵，额手称庆，也可以成为富豪阶层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成为我国贫富悬殊的一个重要来源。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首先是造富于人民，因为只有人民的富裕，能够有越来越大的消费能力，生产才能发展。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把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首要目标，实行一场消费革命，中产阶级迅速崛起，这是日本经济起飞的起点。西方也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50年代到70年代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飞快的黄金时期，但是也是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最快，贫富差距迅速缩小的时代，而正是这个时代为后福特主义的到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创造了条件。
高速度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都有论述。我国的经济从来是以高速度闻名于世界，但是我国恰好相反，出现的是劫贫造富，这是值得我们在体制改革上深思的。我们应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位我国的社会主义理念，在政治上逐步改变权力结构，使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得到逐步实现，为政府机构的缩小创造条件。在经济上取消国有经济特殊的垄断地位，实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合理的税收制度，使国民经济的效率得以提高，为增加就业减少失业创造条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把外向型经济改变为以内销为主的经济，真正实现民富国强。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权力属于人民是迟早要实现的，这是全人类的发展趋势，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住的。明智的办法，是根据实际的情况，有步骤地实现权力回归人民，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违反人性的，从长远来说，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插曲，是迟早要消灭的。
2009年12月30日完稿
2010年1月8日修改稿
后记
我现在距离94岁只差两个月了，这本小书汇集了我从二十世纪末到现在十多年来写的以批制马克思主义为主的七篇文章，现在奉献给读者。我1938年还在家乡当小学教员时就参加了县里地下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到现在党龄已73岁了。我曾经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坚决相信毛泽东思想。
我参加党以后，所做的党的工作是和地下党县委宣传部长两人合办一个公开的党报，不但编辑就是我们两人，所有其他工作都由我们兼做了，报纸出版后，我就利用课余时间去送报。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到1939年初，报纸被迫停刊，县委也开会讨论隐蔽转移的问题，我考上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英语系，当时是转地不转党，我失去了党的联系。解放后，在上海市地下党办的《现代经济通讯社》做经济记者，并在1949年初重新入党，1953年初从上海调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
我在家乡参加地下党以后一直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失去了党的联系，但仍然努力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工作，上海解放后我欢欣鼓舞，想像从今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一切都光明了，信心很高。但是碰到的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三反五反时我还在上海工作，打出成群的“大老虎”（贪污一万元以上的叫老虎），我那个科里也打出一只“大老虎”。在三反五反中迫使不少人跳楼自杀，我那个科里的“大老虎”也跳楼了，我根据他的工作性质，感到他不可能受贿，但也不敢说，后来审查，真正打出来的贪污犯落实的很少。我心想搞运动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反胡风，私拆别人的信，毛泽东亲自批，无限上纲，心里也有感觉。在这个时候，我已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我自己的问题也发生了，因为我是读外语系的，那时国民党抗日远征军赴缅甸作战，美国军队参加远征军联合作战，我为美国联络参谋与中国一个军部做翻译，我就成为既是国民党的特务，又是美国人的特务，问题还不止此，我在云南省地下党指示下，曾经到龙云部队的第十八师工作，我又成了地方封建军队的残渣余孽，帽子一大堆。我就成了历史有严重问题的被控制使用者。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计委是一个重要的保密机关，我所工作的是国民经济综合局，更是保密的核心，有历史问题的都调离计委，但我没有调走，原因是综合局要综合全国各部门的计划，向委里提供写报告的资料和提出综合性的意见，而且局里向委里写综合性报告的机会也比较多，我调到综合局这方面的工作也不少，局长和直接领导我这个处的副局长因为工作关系，也渐渐了解我，帽子很多，实际上乌有子虚，所以照样用我，而且在我处于危难时常常救我一把。在反右派斗争时，我被批斗了两个多月，领导我那个处的副局长当时兼局支部书记，在最后一次批斗大会结束时，他站出来讲话，非常简洁：“经过两个月来的审查，张宣三的问题是张宣三自己交代的，除他本人交代的以外，没有发现别的问题，这个会以后怎么开，支部研究后再作决定，散会”。这几句话我记得如此清楚，就像是昨天说的一样。我当时感到我有救了，反右时要保一个“右派”，自己也要冒很大的风险，为了救别人，自己也打成右派的不少。我当时就估计，救我的可能不止他一人，后来有人告诉我，局长也说话了。反右过去以后，有一次，这位副局长把我叫到他家里，话重心长地对我说，知识分子要处处小心，夹着尾巴做人，我是感激他的。我也知道，我的尾巴夹得不够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的局长也不想在计委干了，他问我，他要去社会科学院（当时社会科学院刚成立），问我愿不愿跟他去，我马上答应，因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我是怀着一颗报恩心情去的。到了社会科学院，我的那位领导已转到体改委去了。
我从解放60年的亲身经历，深深理解到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我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苦难还比有些人轻，还不算是最严重的，有些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还远没有到这个地步，现在还能安度晚年，在知识分子群中，我还是比较幸运的。然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味道我已亲自领会到了。
我因为从年轻时候起，一生就不是幸运的，这就迫使我养成了思考问题的习惯，没有入党以前，上海生活书店等几家书店就已发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后来又出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书籍，我就函购阅读。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在当年是蓬勃发展的，而且进步同学还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我就认真去读，希望从马克思那里找出路。解放以后，我对党的美好的希望一个一个地破灭了，自己也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我就更加要读马、列、毛的著作，希望从他们那里找答案，慢慢地从崇拜到怀疑，到后来慢慢感觉到问题都出在他们身上，人民的苦难不是别人带来的，而是从他们那里产生的，但是我也深深感到一个人的思想要从崇拜中彻底转过来是艰难的，是经过长时期的痛苦之后才实现的，我的第一篇文章就还没有彻底摆脱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我成了反革命分子，已经没有资格和条件参加造反派了，开始坐在走廊里，后来坐在电梯旁边，因为电梯旁过往的人多，可以向更多的人示众。但是对我来说，闲暇的时间多了，读马列毛的著作并不禁止，这个时期以及到干校以后，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读书，甚至还有造反派拿马列的书来考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就替他解释，我知道他们要到学习会上去发言的。
我是70岁离休，离休以后，我就下决心重读马列全集，四十多卷，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全部读了一遍，但有的我认为不重要就一带而过，也有的读了几遍甚至十几、二十遍，作了多次笔记，慢慢地体会越来越深，我在大学时是学外国文学的，到了上海、国家计委和社会科学院我一直是做的经济工作，但是随着学习马列的著作，使我对历史和哲学也发生了兴趣，因为不跟着马列走，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列。我这十几年所写的文章就是从我的亲身经历加上勤奋读马列毛的著作，也跟着马克思读了其他各方面的书籍，写下来的心得，请读者指正。
在这里，我还要衷心感谢李锐同志，我在写第一篇文章以后就认识了他，他对我的鼓励和帮助，还有李普同志、张哲民同志、潘培新同志、许良英同志，以及去世的王若水同志、李慎之同志，还有许多没有见过面的朋友们，我的这些文章都是在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下完成的。王若水同志和李慎之同志住进医院里还与我通电话，进行鼓励，对于所有这些同志，我都以诚恳的心向他们致谢。
张宣三
2010年1月10日夜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txtnovel.net---书香门第【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