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常哲学把皇帝的个人专制说成是“天理”,“君为臣纲”是“天理之自然”，“心之本然”。顺从皇帝的意志就是顺从“天理”，对皇帝的不忠就是最大的“逆天悖理”，就要为世所不容。皇帝享有的权力是无限的。他的意志就是法律，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就是体现了“天理之自然”，也就是符合“天理”，皇帝永远圣明，即使愚昧残暴，或者荒淫无耻，失去人性，也仍然圣明，不能违背。因此理学家特别强调节义。“为君尽忠，为父尽孝，为夫尽节”。这是纲常伦理的最高标准，是每个人修身的最高境界。
极权共产主义则把领袖 说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必然要产生的一种客观规律。“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的职务的称之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主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就是说，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这种关系是无产阶级革命中必然要出现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而无产阶级专政只能通过共产党的专政来实现。共产党的专政只能由党的领袖集团，最后由领袖个人的专政来实现。于是领袖就成为阶级专政和党的专政的代表，领袖的专政就体现了阶级和党的专政。群众处在专政的底层，领袖则处在专政的顶点，成为专政的绝对权力的化身，于是维护领袖的绝对权威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所在，党的利益所在，每个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革命的“本然”。实际上党的领袖从来就不是真正选出来的。列宁虽然加以粉饰，说成是被选举出来的，但他马上又承认，在革命急剧发展的时候领袖不可能都由选举产生，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领袖根本就不是真正选举出来的，而是由前一代领袖挑选出来或者利用权术，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得出来的，从而强加在党的头上，并且通过党的专政强加在人民头上。领袖一旦挑选出来，就成为合法的继承人，立即获得超出一般人的绝对权力，这与封建皇朝的世袭制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思想统一是历来封建专 制统治的一件十分重视的大事。朱熹的纲常哲学一经出世以后，历代皇朝就把朱熹注解的《四书集注》和朱熹本人的著作作为巩固皇权的唯一思想工具。不能有丝毫违背。纲常伦理的深入普及对于巩固我国封建极权统治的顽固存 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极权共产主义对于思想的统治，其重视的程度如出一辙。极权共产主义的每一代领袖一经被挑选出来，都十分重视把自己打扮成理论的权威，一切党的理论必须出自领袖，一切事务都要由领袖做出理论上的解释，领袖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当成理论广为宣传，供大家学习。领袖掌握着理论，如同宗教主掌握着宗教教义一样，不容许有任何其他不同的解释。与领袖的解释不同的任何观点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都是离经叛道。必须严惩。
思想上的专制统治为害之大是十分深远的。极权统治只允许一个人思想，剥夺了所有人的思想权利，其结果使所有人的智慧和创造才能被压制，实际上是压制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创造才能，断送了一个民族进步的活力。我国是一个有着辉煌文化传统的国家，然而我国又是一个在思想和学术上严重落后的国家，我国文化的先进仅仅表现在从春秋到战国五百年思想自由的时代，在学术上取得辉煌的成就。然而，两千多年全国统一所导致的不是自由思想的继续，而是高度的思想压制。这种思想的压制不断地加深，使我国经历了从三纲哲学的思想统治到极权共产主义的思想统治，当全世界的文明进步发展得越来越快，学术和科学的发展和各种学派的发展如群星丽天的时候，我国却是极权对思想和学术的统治起来越严密，形成一种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不但如此，对思想的绝对统治必然要对来自其他方面的思想进行排他和封闭。而且越是绝对统治，就越是绝对排他，也就越是绝对封闭，不允许除统治者的思想以外的任何思想进入他的思想领地。人类的文明进步不但需要多种学派学术的发展与交流，而且需要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互相吸收、取长补短，以此来丰富思想文化。没有文化的交流和互相融合，没有思想的多元化发展，必然落后，排他与封闭使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脱离世界文明进程。这正是我国在世界进入近代和现代文明，世界学术和科学技术越来越昌明而我国却长期处于专制落后的状态的惨痛教训。我国今天市场虽然已经开放，而思想上却仍然是清末所实行的闭关自守，这种情况绝不应当再继续了。然而事实上我国建国半个世纪以来，排他和封闭却丝毫不见减轻。当然，极权共产主义的排他和封闭不是从我国开始的，但我国极权主义的排他和封闭比之列宁和斯大林不但毫无逊色，而且超过。
列宁把不同于自己的观点斥之为修正主义和叛徒，斯大林进一步实行人身消灭，毛泽东发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随时把与自己思想有出入的观点都上升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阶级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进行人身迫害。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是非的能力，是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然而这都是极权统治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很自然成为打击的对象。建国以来一系列的运动都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从批判武训，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直至文化大革命，把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等，其规模之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一旦扣上帽子，不但工作权被剥夺，甚至弄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生存权都没有了。使知识分子感到人人自危，把知识分子训练成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唯唯诺诺、逆来顺受、曲意奉迎、不敢有丝毫违背。把做人的尊严、人的个性、知识分子的气节都消磨尽净。使人失去自信和明辨是非的能力，良知受到严重挫伤，使人成为唯命是听的精神奴才。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才能被摧毁，民族生机被挫伤，把中国变成文化荒漠和思想贫弱的国家。我国建国以来在思想和文化上所遭受的伤害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
六、我国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传统
虽然封建专制文化传统对我国的历史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然而，真正塑造我国民族性格的并不是我国的封建专制文化传统，我国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发展出通过平等、互助、互爱，实现共同发展的人际关系的思想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伦理与政治伦理相结合的理想比封建极权统治的思想更加源运流长。这种思想古已存在，到了孔子已经系统化了，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早期儒学是我国这种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的人的概念，人是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互相尊重、互相关怀和互助互爱的关系。孔子把这种人际关系概括为“仁”。在孔子看来，“仁者人也”，人的本质就是“仁”。也就是把别人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因此，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博爱。这种“爱人”的思想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孔于讲“爱人”、“泛爱众”，墨于也讲“兼爱”，虽然内涵不尽相同，但爱人的本质是一样的，而孔、墨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术流派。
“泛爱众”的思想只能建立在人与人平等的关系上才有可能，因此。孔子在马厩失火时，只问人，不问马。民族与民族之间也是平等的，“入于夏则夏，入于夷则夷”。不同的种族都是人，没有区别。他的教育原则也是主张“有教无类”，不分种族、等级、贵贱，处处体现他的平等思想。这种平等和互爱的关系必然产生民本主义的思想以至朴素的民主思想。《春秋左传?襄公十四年》中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乐而弃天地之性！”《吕氏春秋?孟秦记第一?贵公》也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孟子最激进，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也就是说，君可以撤换。类似的思想在我国历史中还常出现，但被两个多年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极权专制统治思想所压制，没有得到发展，然而却仍然在形成我国民族的道德伦理和民族性格中占有重要地位。
孔子这种人的学说与“专门利人、毫不利己”是不相同的。“专门利人、毫不利己”既不是马克思的思想，也不是列宁的思想。马克思主张每个人既是“为别人存在”而“别人也是为他的存在”(《马克思全集》第42卷第122页)。列宁也主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在这一点上，列宁和马克思的观点是相同的。恩格斯甚至还说：“我们也是从利已主义成为共产主义的，想从利已主义成为人，而不是个人”(《马恩全集》第27卷第12-1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利已主义指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为了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实现，才需要共产主义，如果说，人的利益没有了，共产主义的目的也就没有了，就根本不需要共产主义。所以恩格斯才说:“从利己主义成为人。而不是个人”。即不是成为只顾个人利益的损人利己的人。孔子关于人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是一 致的，孔子承认人有自己的利益，但不是只顾个人利益而不考虑别人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利的关系，也是一种互相关怀，互相帮助的关系。人从这种互利互助的关系中实现每个人的利益，因此，孔子不但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进一步说:“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当自己想要建立自己的事业时，也要关心和帮助别人建立他的事业，自己想要求得到自己发达时，也要关心和帮助别人实现他的发达。孔子的“仁”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关系，建立在这样的人己互利互助的关系上才称得上是“仁”，也才称得上真正的人。这不禁使我们又一次想到朱熹的“灭尽人欲，复尽天理”，和“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是多么违反人性，这只不过是极权专制统治所强加给人民的，与孔子的人的思想是多么背道而驰。
孔子的人学既然是建立在人己关系之上，因此也是建立在集体思想的基础之上，因为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人只能生存在社会之中，没有社会，没有别人，也就不可能有自己。“仁”者二人，表示人是集体关系，因此，“仁”就是人己关系的表现。孔子的“仁”的思想就是体现人处于集体中的一种相互关系。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恩全集》第一卷第18页)。又说:“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马思全集》第42卷第24页)。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关于从集体出发实现“仁”的思想是多么深远。这与借集体之名来否认个人利益的极权统治者的“集体主义”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在这个时期，旧的封建政治秩序已经瓦解，建立在封建社会秩序上的道德标准也巳破坏，社会已经大乱，诸侯互相征伐，统治者内部互相篡弑，礼崩乐坏，因此孔子希望以恢复西周的礼来进行约束，以实现以“仁”为中心的社会秩序，这就是“克己复礼为仁”。然而孔子并不是简单地恢复周礼，而是以“仁”为基础对周礼进行修正。周礼规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孔子主张贵族犯罪也应用刑，而对庶人则主张实行“德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把君臣、上下、贫富之间的守礼看成是双向的，例如“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周礼实行的是“以世举贤”的世官世禄制度，也就是贵族世袭制。孔子主张打破等级关系，任人惟贤的“举贤才”的制度。孔子对“礼”的修正是为他的人学服务的，是根据他的“仁”的观点来修正“礼”。
孔子的仁学不只是止于个 人的修养。而是与治理国家的政治密切结合的，形成一种从认识客观世界到个人修养到治理国家一个完整统一的政治伦理道德体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把社会伦理与政治伦理 结合在一起的人的理论是我国伦理道德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影响我国民族性格的形成意义非常深远。
大约从战国到西汉这个时 期，儒家学者把孔子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理想概括成为理想的社会模式。在这个理想社会里，人是平等的，天下为公，权力属于人民，政府人员由人民根据贤达和才能选出来为大家服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关怀、互助互爱，亲密无间的关系，大家都把别人当自己的亲人看待，把别人的子女当自己的子女看待，老人、鳏寡、孤独、残疾者都得到照顾，没有人被抛弃，人人为社会出力，产品供大家享用，没有人搞阴谋，大家以诚相待，也没有盗窃乱贼。儒家把这种理想的社会视作大同社会。这个人类理想的模式实际上是人类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是十分伟大的。
然而，我国古代关于人的学说虽然有重要的发现，成为人类理想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不是没有缺点的。我国关于人的学说虽然重视集体合作。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互助互爱和共同发展的关系，但缺少个人自由的概念。个人是组成社会的基础，没有自由，缺少对个人发展的激励，整个社会就缺乏前进的动力。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只强调集体的重要性而忽视个人在集体中自由发展的权利，整个社会很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为极权统治的产生提供机会，在我国的历史中产生延续两千多年的权力极端集中的封建专制统治，甚至发展出完全否认个人权利的三纲哲学，与我国缺少个人自由是有关系的。而在西方，很早就发展出自由的价值观和为了保证个人自由实现的民主政治与法治，个人的发展得到保证，使文明的不断发展不至陷入停滞，这与我国缺少个人自由而陷入专制独裁统治，造成历史的停滞形成鲜明的对照。
然而,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缺乏集体的观念，很容易使人走向另一极端，使每个人只重视追求个人利益而不顾他人利益，甚至损人利己，人与人之间只剩下法律关系和人情冷漠，在放任自由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把追逐个人利益作为发展的唯一动力，虽然推动了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巨大发展，财富大量产生，然而并没有实现人类的普通富裕。而是走向反面，造成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贪富差距扩大和失业问题的难以解决，这种不是为了人的需要而是为了追逐个人利润而扩大生产必然要造成生产和消费的脱节，以至两者的协调必须靠危机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虽然加快了全球化的进程，然而并没有使全球受惠，不但发达国家的社会贫富差距在扩大，而且穷国和富国的差距也在扩大，增加了强国对全球统治的贪婪和富国对穷国的掠夺。生产的无限制的扩大加深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破坏生态平衡，污染环境，使地球更加不适合人类的居住。以上种种弊端都是个人的目标与社会的目标相分离。生产的目标与消费的目标相分离所造成的。人类的要求只能是个人目标与社会目 标的统一，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没有个人的发展，全社会的发展不能实现，不重视全社会的发展，个人的发展就会造成社会的巨大不平衡，把弱肉强食合法化。三百年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所产生的优点和缺点并存的情况迫使人对自己的地位进行不断地探索和反思。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只能生活在社会之中，人只能在集体中实现个人的自由和发展，人既要满足一已的私利，又要保证集体发展的实现，否则就没有个人的存在，更谈不上个人利益，为此，建立起个人与集体统一的新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这正是今天所需要的，也是一百五十年来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追求的目标。
七、西方社会民主党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
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他早期的著作中，马克思就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页）。”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同上）。“
马克思这一观点和他的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为西方社会民主党所继承。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批判了马克思理论中缺点，并且使自己的思想多元化，从马克思的局限性中解脱出来。然而，从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历史来看，并没有离开马克思这一基本观点。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半个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高速发展，但也出现了自由市场所不能克服的种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社会民主党和西方学术界不同学派都在探索人的更加全面合理的关系，而且达到了几乎相似的结论，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经历了从执政党到选举失败，失去执政党的地位以后，都在总结失败的经验，吸取了撒切尔和里根新自由主义保守派政策上成功的方面，修改了自己执政时期过激的缺点，正走向一个新的开始。按布莱尔的说法，从思想意识形态到政策都做了很大的调整，终于取得再度上台执政的胜利，然而，在社会发展这一根本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仍然保持老社会民主党一贯的理想，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布莱尔在他的新著《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发展》中反复说明：现在的工党仍然“遵循原来老工党的核心信条：公平、免于贫困、社会平等。”布莱尔认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中间偏左的政策，即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回归左翼的人性价值——正义、自由、团结，”和“对公正、民主和自由的长期承诺，”等等。然而在政策上与原来的工党有了很大的变化。50年代到60年代执政的老工党与西欧其他社会民主党都强调采取国家干预的方法来达到社会主义目的的实现，如实行企业的国有化，普遍的社会福利，对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计划化，老的社会民主党希望采取这些措施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瑞典是实行全面福利政策最典型的国家，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的社会保险制度。然而，他们实行这些过于激进的政策使经济的发展陷入困境，70到80年代，西欧所有的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的政权都落入新自由主义保守派之手，迫使社会民主党进行了长期的反思和探索。在这里，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于社会民主党对社会和个人关系的看法。英国工党最基本的信念是人并非独立于他人之外，每个人都是社区和社会的一员，对别人与对自己负有同样的责任，因此，人们之间只有互相依靠才能获得成功。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只有建立在相互责任感之上才能实现。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并非仅仅由市场驱动，还要由社会和道义来支撑，实现利益共享。因此，必须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不仅为生产者，也为消费者，不仅着眼于经济的发展，也要着眼于环境保护。按布莱尔的说法，新工党的基本信条是将老工党的传统的价值观以新的方法用之于新的形势之中，而不是另创新的价值观。因此，新工党将致力于探索使经济效益、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齐头并进的新的激励政策。
新工党十分强调权力与责任的相互结合，认为责任是社会的基石，仅仅不侵犯他人的生命和权利是不够的，给市民以一定的社会利益，必需索取明确的责任，社会和个人应当订立新型的权利和义务的契约关系。如果一个社会不鼓励人们自愿履行对他人所负的责任，“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滑向互不关心的无政府状态，就是陷入强者对弱者的支配。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将把弱者排挤出国家生命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个人的自由和个人利益，剩下的就是弱肉强食。因此，互利和相互依赖是一个健全社会必要条件，并不是抽象的理想。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竞争，也有合作。不仅对自己的幸福感兴趣，也要关心他人的幸福。否则这个社会既是互相冷漠，因而也是互相侵夺，不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社会。
由于以上原因，工党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同合作、团结一致、互相关心的伙伴关系，而不是阶级关系，阶级关系只能造成社会的分裂，对社会的进步是无益的。因此工党要求改变区分右派和左派的传统界线，建立一个不存偏见，“跨越民族、跨越阶级、跨越政治界限线，能够代表所有英国人民的新的政治观点，而这种政治是建立在机会、责任、公平、信任之上，使得全民得到公正、全民承担责任。”因此，布莱尔称他的工党是“人民的党”，英国工党重新上台以后，它的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思想认识之上的。因此，它虽然吸取了撒切尔保守党执政时期的许多政策，但是仍然与撒切尔保守党有明显的差别。撒切尔深信市场的自由竞争能够鼓励人的努力，并且能够实现经济的有序进行，从而实现经济的最大可能的发展与繁荣，因此上台以后，就放弃了对经济的管制，实现市场自由，国有企业私有化，压制工会，普遍减低直接税以鼓励资本家的经营。她认为福利国家破坏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秩序，窒息了个人的主动精神，因此大大削弱了福利。为了鼓励个人的发展，应该容忍社会的不平等，她批评“把不平等看成错误的、有害的观点是消极的。”撒切尔的政策虽然鼓励了经济的发展，消除了国有企业缺乏效率和过多的福利对工人缺乏激励，增强了资本家的积极经营，但也扩大了贫富差距，造成贫困和失业。
布莱尔则不然，他首先认为，社会公正与正义和经济效率不是矛盾的而是可以调和的，按布莱尔的说法：社会公平和正义不是经济效率的敌人而是经济效率的伙伴，两者是可以统一的，也必须统一。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市场经济可以激励每个人的积极性，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国家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对市场进行干预，但又应当避免老工党所实行的那种过多的干预。“政府的作用不是命令而是推动。”政府不可能提供所有的社会保护而是“提供组织和规范。”老工党过去那种片面救济的福利政策是不对的，但不是不要福利政策，新工党的福利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扶持，而不仅仅是施舍，更多地是为工人的一生在职和岗外培训，建立一个学习的社会，培养工人的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新工党取消了国有化的政策，但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产业的国家所有不是一概取消。在政府和产业界，雇主与雇员，公营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实际上在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工党只不过更自觉地推动这一方面的实现。
八、西方学术界关于自由、平等、公平、效率的讨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70到80年代正当西欧社会民主党反思自己失败的经验，提出关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和正义相结合的主张的时候，西方的哲学界和经济界也在探索几乎相同的问题，而且得出相似的结论。
作为强调正义和公平的代表学说，罗尔斯（JOHN?RAWLS）经过长期的探索，他的名著《正义论》于1971年出版了。罗尔斯认为，让一部分人无止境地追逐更大的利润，而侵夺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是不正当的，也是不公平的，因此他提出社会正义的主张，把正义提高到“社会制度价值”的地位。认为法律和制度都应当受正义的检验，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是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罗乐斯强调社会合作的重要意义，人们所获得的利益是在社会合作中实现的，然而，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在人们之间的分配则是极不平等的。一个出身条件和天赋高的人所获得的利益远远不是靠自己的条件而是依赖于社会合作实现的，而且他本身的这些优越条件也不仅仅是他本人努力的结果，已有的社会制度的配合协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原则通过对社会制度的调节从全社会角度来处理这些出发点的不平等，使得在社会合作中所产生的利益得到合乎正义的分配，这就是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由此可见，罗尔斯虽然说得很抽象，却是极富现实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激励所导致的财富大量增加，并不能使社会普遍富裕，而是财富大量集中，造成社会的极不公正，罗尔斯的《正文论》正是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解决这种分配上的不平等，罗尔斯设想了两条正义原则，一是个人自由和人人平等相结合，罗尔斯称之为平等自由原则，另一条是机会公正的平等和最少受惠者最大可能和利益相结合，罗尔斯称之为差别原则。所谓最少受惠者是指那些出身低微、社会和经济条件差和天赋差的那些人，由于最少受惠者的条件差而产生的差距应该给以利益的补偿，这就是罗尔斯所说的差别原则。对这两个正义原则综合起来看，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和机会的平等应当保持，但另一方面，由于条件不同在竞争中所产生的差距应当给以补偿。补偿的方法可以是多方面的，例如对社会条件差的人给以教育的补偿使之缩小竞争能力的差距，规定最低收入标准等等。因此罗尔斯的正义是一种公平的正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以后，立即引起热烈的讨论，共同体主义伦理学认为罗尔斯的理论仍太自由化了，他们认为，人类在自己的生活中形成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体，社会、历史和整体的因素应当超过个人的因素，因此成为人类道德生活中更具基础意义的是集体而不是个体，应当更多地从群体出发而不是从个体出发来考虑社会发展，因此共同体的价值应当高于个体的价值。这是一种极端否认个体的偏激观点。另一种对罗乐斯的观点的批判是诺齐克（ROBERT?NOZICK）的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所进行的批驳。他们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本身的两种发展趋势，有较大的现实意义。诺齐克认为，个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是社会根本道德标准和对道德的约束，绝对不允许超越，任何超越就是不道德的，也是不正义的。诺齐克承认人的天赋的不同所带来的分配上的差异，然而天赋高的人对社会的贡献大，所得多，这是合乎道德的。天赋不同所得不同只能用另一办法解决，那就是通过个人自愿救助等慈善办法来解决。由于把个人权利看成是根本的道德标准和绝对的道德约束，任何对个人权利的侵犯都是不允许的，因此，诺齐克反对国家干预个人生活，国家的建立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权利，使之免于被侵犯，国家应当是诺齐克所设想的“最弱意义的国家”，也就是“最少管事的国家”，国家所做的事只限于征收一笔对所有人提供保护的费用，防止盗窃、欺诈、凶杀和强制自愿签订的契约的执行，超过这个限度，例如征收税收以实行福利政策，就是侵犯收入多的人的个人权利，就是不允许的。对收入低的人的救济只能出于富人的自愿。诺齐克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极端观点实际也是行不通的。事实上，福利政策和最低收入的规定已经是许多国家普遍实行的政策。
哲学家在争论公平和正义等问题时，经济学界也在争论效率和平等的问题，两者争论的实质是一致的。
市场经济制度激发奋斗精神，创造一个高效率的经济，造成今天这种富裕社会，应当说是成功的。然而，这种制度却制造出不平等，使贫富差距扩大，因此，在效率和平等之间如何抉择，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市场经济这种情况反映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宣扬和追求政治上的平等，另一方面又鼓励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极分化，造成经济上的不平等。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没有经济上的平等，政治上的平等也要消失的。经济权力的集中造成政治权力的集中，两者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必然要形成资本专政，篡夺人民的民主权利。然而，过分讲求平等，就会失去效率，使得能够供分配的蛋糕越做越小。因此，效率和平等应当达到某种妥协，使得既能体现一定的公平，又不过分牺牲效率。《平等与效率——重大的决策》的作者奥肯则认为，罗尔斯要求平等优先，弗里德曼则要求优先权应交给效率。他自己认为，不可能在效率和平等之间划一条线，使各方面都很协调，必须在效率和平等之间进行经常调整，使社会合乎理性地前进。
九、建设一个既有自由、平等又有公平和效率的社会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世界发展到今天，人对自身的认识，经过漫长的探索，已经从不一致逐渐趋向一致，从不全面逐渐趋向全面，这种趋向来源于人自身的特点。人是个人，有个人自由和发展的要求，人又不可能孤立于集体和社会之外，只能生活在集体和社会之中。没有集体就没有个人，人的自由和发展只能在集体中实现，因此，个人和集体必须协调。协调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使每个人都得到自由和在自由中发展自己的权利和机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条件，每个人不只是要关心自己的自由和发展，还要关心别人的自由和发展，形成互助互利互相关怀的集体。这种理想并不是一种空想，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亚当?斯密主张经济越自由越能发挥自由竞争的优点，政府无需干涉，萨伊认为供给自然会创造需求，这种绝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只是反映一个时代的需要。为了消除封建等级制和特权制所造成的对人的压迫，在当时所需要的是扩大自由的范围而不是限制自由。然而在消除封建等级和特权以后，放任自由的缺点就逐渐暴露出来了，无序竞争越来越严重，到了三十年代初发展成世界性的严重危机，终于导致了政府干预理论的诞生，绝对的放任自由今天已没有人主张了，由此可见，自由的理想是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启蒙思想家设想自由和平等是同时产生的，有了自由就有了平等，而且认为自由的界限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三百年来的实践已经超越了这个观点。仅仅不侵犯他人自由并不能保证每个人的自由都能实现，没有更积极的办法，自由会产生新的不自由，平等会产生新的不平等。在集体中需要法律的保护以防备他人对自由的侵犯，然而更重要的是合作。有些理论家把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价值观说成是绝对不可调和的，因为西方是个人主义，东方是集体主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不论东方和西方，对个人和集体的关系的认识正在趋向统一，至于极权主义并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意志对多数人的践踏，放任自由的结果也会造成少数人对多数人自由的侵犯，两者表面上对立，实际上有共同的特点和后果，不论在东方和西方都是被批判的。
由于以上原因，我们今天既要消除极权统治，也不是建立一个放任自由的社会。我们应当建立既有充分的自由，也要有平等和公平，一个自由、平等、公平相协调，个人和集体相协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这应当是我国当前体制改革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我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文化的基础，而又不至于消除了极权专制制度，却换来了资本专制，使民主为资本和权势者所操纵，变成实现资本利益和党派为了自身利益而争吵的场所。
为了建设这样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制度，我们既不能盲目继承，也不是盲目照搬。我们应当继承我国以人为中心的平等、互助、互利、互相关怀和以社会和国家为已任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的优良传统，吸取马克思主义一百五十年来发展所积累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以及西方三百年来在民主和自由的实践中所取得的经验，为在我国建立一个符合我国的国情和传统的自由、平等、公平、效率的现代社会制度而努力。
十、中国共产党应当负担起中国民主化的责任
应当说，我国从极权政治统治转变为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制度不仅仅是百年来民主革命和二十年来体制改革的完成，也是两千年来封建专制文化传统的扫除，完成这样一次改革实际上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如何实现这样一次革命和由谁来承担实现，是全国人民所关心的。
时至今日，要在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进行一次从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实现中国的民主已经是不可取的。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已经把以农业为主体的分散的社会变成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为主体的高度集中的社会，城市内部，城市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形成一种紧密的经济、技术和社会联系，人民是依赖着这种联系而生存的。破坏这种联系，损失是无法估计的，也将是难以恢复的，必将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然而，像俄国那样休克疗法，造成几百上千个党派突然出现，互相争夺，贪污腐化完全失去控制，经济的正常运行被打乱，甚至造成国家的分裂，也是绝不可取的。唯一可行的是有控制的、渐进的改革，把损失减少到最少。这样渐进的改革还应当由现行执政的共产党负起责任来。
从历史上看，共产党从诞生起，从来没有实行过民主，然而它的壮大又离不开民主，这是发人深省的。
共产党偏处江西时，实行极端狭隘的阶级政策，甚至对农村和城市中小有产者也不能容忍，不但挑起人民之间的过火的阶级斗争，在党内也不断进行过火的残酷斗争，力量越缩越小，被迫离开江西进行长征，到了延安剩下的人数已经不多。恰当此时，日寇打进中国，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团结包括地主和资本家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要求，成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毛选253页），承诺“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毛选249页）。而且提出民主在中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抗日战争胜利后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建设一个“在政治上自由和在经济上繁荣的中国”（毛选656页），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种情况下，团结的范围扩大了，虽然在延安没有实行民主，然而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民主的要求和许诺，已经使具有爱国民主思想和向往理想社会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各界民主人士人心振奋，纷纷奔向延安。中国共产党从屈居一隅变成“全国性的大党”，力量迅速壮大，终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打败蒋介石，夺取了政权，实现了全国统一。仅用两年的时间就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并在第一个五年内取得了建成工业化初步基础的成就，增强了人民的信心，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极高的威信。然而这种威信很快被毛泽东的极端专制独裁所破坏。民主的许诺没有了，过火的阶级斗争和农民小生产者的幻想交织在一起，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党内外知识分子一批又一批地打下去，全国人民噤若寒蝉，使愚昧盛行得不到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不但脱离了人民，也脱离了党内广大党员，到十年动乱结束，政治陷入孤立，经济陷入崩溃。邓小平上台以后，再度提出实行民主，进行体制改革，才使政治、经济重新走上轨道，人心得以收拾，出现了全国全党集中力量搞改革的局面，使残破了的经济得以恢复，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对民主许诺的放弃，又重新使改革和发展陷入困境。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党的历史说明，当共产党允诺实行民主时，就给人民以希望，就能团结党内和全国人民，党也就能实行正确的政策，党和国家都得到了发展，反之，就孤立于人民和党内广大党员之外，这段经验教训是值得总结的。
如果说前两次实行民主仅仅只开一个头，这次由于有改革开放为之先导，民主必然能够实现。原因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中国的经济将必不可免地融入统一的世界经济之中，必将促使人民的思想解放，自由意识增强，民主将越来越成为人民普遍的要求。而且一旦实行市场经济，阶级关系必然发生变化，中产阶级将上升为主要的阶级，知识经济的发展将使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马克思和列宁当年所看到的除了出卖自己的体力劳动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正在被消灭。农业进入市场经济将使农民知识化和中产阶级化。这种变化反映到党内，党的阶级成份也将发生变化，成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党，党的思想意识也将发生变化，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必然要在党内日益取得主导地位。国有企业也将发生变化，官僚化统治的国有企业势必淘汰，能够消除官僚化管理的国有企业才能存在。这样的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已经不是原来的官僚而是新型企业家了，他们势必与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融合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党必然要民主化，这种变化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种变化实际上已经在发生，不仅广大党员的思想意识在发生变化，而且不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党代会的代表，成份都在开始变化，选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完全听命于指挥。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仍然追求个人迷信，恢复已经被削弱了的极权统治，即使能维持于一时，也难以维持长远，必然脱离全国人民和广大党员，陷入孤立，有远见卓识者绝不为此。至于全国人民，将是增强自身的民主意识，帮助中国共产党改革，加快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民主化进程，争取我国民主比较顺利地实现。
中国共产党曾经为实现中国的统一建立功勋，如果在中国实现民主和自由中再建功勋，结束我国两千多年专制统治的传统，将仍然不愧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党，将不会为人民所忘记。
1999年12月
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一）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题
马克思亲眼看到在资本主义产生早期所出现的对工人阶级非人的残酷剥削，使他产生了无比的义愤和人道主义的激情，积极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研究，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他1843年底到1844年初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他认为他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研究的“主要感情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他要在他的理论工作中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甚至整个人类历史的丑恶。这种情绪见之于他的许多理论著作之中。这就驱使他下决心要从历史上去探索人类社会产生剥削和被剥削的原因，从而建立起一个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以及哲学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最终结束阶级和阶级剥削的社会, 建立起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他所设想的这种理想社会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实现（《马恩全集》第42卷第120页）。
马克思从人道主义的激情出发来研究历史，难免不受到情绪的影响，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这就如恩格斯引证黑格尔的观点来批判费尔巴哈一样，把历史上所产生的“恶”作片面的理解，而没有看到“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33页）。”阶级的产生是一种“恶”的表现，它造成了“恶”的分工, 使一些人遭受剥削和压迫，但又使另一部分人脱离了苦难的体力劳动，从事更高级的智力劳动，正是这种“恶”的分工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当然，基于阶级划分的这种“恶”的分工又是要消灭的。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就是逐步消灭这种“恶”的分工的历史。从奴隶到农奴再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就是剥削逐步减轻的过程。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以后，真正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正在消失，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马克思要另行建立一种历史观的理论来拯救人类，这样，他就脱离了真正的历史发展，而是从他的人道主义的要求出发来创造他所想象出来的救世理论。这样的救世理论一旦创造出来，又必然要找出一个救世的阶级来担负起实现他的救世理论的任务，这样，他就找到了工人阶级。于是马克思赋予工人阶级一切优点，使这个阶级成为“社会的普遍代表”，成为“真正的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而另一方面把“社会的一切缺点”都集中到“另一个阶级”的身上，这就是资产阶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恩全集》第1卷第12页）。这样，马克思就找到了一个救世阶级，由它来担当马克思所希望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但是他的复杂的理论是不可能被工人阶级所理解和接受的，于是像列宁所说，只能由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来建立一个党来代替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阶级的头脑中去，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救世的党。当马克思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时，欧洲那个时候的社会已经开始走向繁荣和发展，工人的暴力反抗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以后就停止了。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计的那样，革命的形势就要到来，于是他要用暴力革命和专政作为手段来推进这样的革命。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学说，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极端专制的党，来推行沙皇俄国的革命，这就必然要产生一个专制的和救世的领袖。这样，马克思从他的人道主义的激情出发通过一系列思辨的方式所建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观都脱离了欧洲社会实际的发展，他所要建立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空想。他是当时欧洲所出现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中理论最完备的、最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波普（二十世纪很有影响的西方理论家）说，马克思的动机虽然是高尚的，但也难免陷入人道主义激情的陷阱（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138页）。这个意见是中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