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学说也是马克思的一场悲剧。亚当?斯密的真正伟大的不朽的创造是他所总结出来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正是亚当?斯密的这个伟大发现引导全世界的经济迅猛发展，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在十九世纪马克思还在世时就已经出现了，但马克思无动于衷，他所热中的却是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他要用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去创立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而事实证明，劳动价值理论恰巧是即将过时的东西，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即将开启一个知识应用于生产和知识即将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的新时代。知识一旦成为价值的源泉就将改变生产的面貌，也将改变整个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面貌并将改写政治经济学。这对亚当?斯密是不应当苛求太甚的，因为亚当?斯密在写他的《国富论》时还是工场手工业时代，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体力劳动还是创造价值的唯一原因，他难以预见到知识会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马克思进行他的理论研究是在亚当?斯密写《国富论》100年以后，那时工业革命已经蓬勃展开，科学的发现应用于生产也已经出现。马克思在他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谈到生产力时也指出“科学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本论》第一卷53页）。科学是一种知识，知识应用于生产，也就会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而知识是不能用劳动小时来计算的。然而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仍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仍然把劳动价值论作为他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出发点，以劳动小时来计算剩余价值率，并且以每天12小时的劳动作为计算的根据。事实上在马克思写作的那个时候，十小时劳动制已经在各国议会通过，并且正在逐渐推广实行。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创造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时是落后于时代的。马克思完全不理解十九世纪已经开始的这个新世纪的伟大历史意义，仍然用他那套过时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他还在世时的十九世纪的革命，这就必然南辕北辙，处处碰壁。
事实上，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诞生以后所带来的物质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并且在他的著作中作出了精辟的描述。“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气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是多么精辟的描述，以至有些西方的历史学家也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个描述。因此，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而，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只不过仅仅在于创造一个巨大的生产力，它所建立的生产关系在它还刚刚出现时就已经严重落后了。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一方面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却又断言：“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也就是说，资产阶级还正在开始创造它的强大的生产力的时候，它所建立的生产关系就已经不适应于它所创造的生产力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必然要找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什么不能适应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的根据，然而他所找到的却是“商业危机”。商业危机证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以上引文都来自《共产党宣言》）。”这样，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消灭，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应当说，这是马克思对历史发展判断的一个最重要的失误。马克思没有看到商业危机是整个经济向上发展过程中由于竞争的盲目性所造成的经济的失衡，是在自由竞争的初期阶段人们还没有经验来处理好生产和销售之间的关系时所造成的一时的生产过剩。但是，经过一个时期生产的停滞和下降，恢复了平衡，生产又以更大的规模向前发展，这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停止，生产关系并没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也有所察觉，在他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但没有引起马克思在理论上的思考。事实上，经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以后，罗斯福实行了新政，以政府的干预来消除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失衡，这是人们对经济发展自觉调节的开始。凯恩斯从理论上论证了危机是可以通过人们的预见，用财政政策的办法对经济进行干预来缓解和避免的。从而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加理性认识的时代。由于这种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就在人们越来越自觉地调节之下发展得越来越快，再也没有产生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大危机了。马克思没有认真对待十九世纪已经开始的这种巨大变化，仍然固执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论断，这就不能不使他所做的革命预言不能不累累失误。然而马克思并没有从他预言的失误中警觉过来，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论断的失误来源于他的理论错误，以至他的一生都坚持这种错误。
由于这个原故，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预言，以后还多次重复这样的预言。1848年巴黎六月革命工人起义引起几乎全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的革命，但1849年就已经平息，而且接踵而来的就是和平发展，马克思在1850年所写的《1846到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也不能不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在以在资产阶级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发展的时候，已经谈不到真正的革命。”但是他仍然相信“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危机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新的革命必然要“来临”。恩格斯更加乐观：“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发生，……使革命无法避免，……生产过剩会置他们（资产阶级）于死命（《马恩全集》第七卷第274页）。”直到1860年2月马克思在致福格特和泰霍夫的信中还说：“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慲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然而他仍然在期望着，“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马恩全集》第14卷第479-480页）。”马克思仍然相信，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由于当时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还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反封建和争取民主与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的运动在十九世纪中叶是蓬勃发展的，因此，在依靠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希望变成失望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越来越寄希望于民主和民族革命。还在1847年初，恩格斯就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梅尔岑》一文中说：“民主主义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马恩全集》第四卷第306页）。”马克思也说过：“在欧洲彻底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是胜利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当时十分积极地参加欧洲的民主运动，曾担任过布鲁塞尔民主运动组织的副主席，而且说，我们都成为“民主战士”了。
由于当时俄国还在沙皇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奥地利还是多民族专制统治的国家，意大利的民族还没有统一，波兰民族还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之下，因此，在六十年代反封建和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统一的斗争非常活跃，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期望在欧洲爆发反封建与民族独立和统一运动的战争。马克思号召：一旦战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大力使人民广泛起来开展革命运动，把这场战争变成全欧洲的革命战争，并且把这场战争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马恩全集》第13卷说明中所引马克思语）。”马克思和恩格思十分乐观，认为当时欧洲“到处都堆满了易燃物（仝卷第194页）。”
然而，到了七十年代，欧洲民族国家已经建立起来，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任务已经完成，反封建战争变成各国之间的争夺战而结束了，专制统治的国家或者瓦解，或者进行了改革，民主政治制度在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建立起来，从此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欧洲没有发生过战争，欧洲越来越处于和平发展时期，经济繁荣，工人生活改善，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欧洲已“十分资产阶级化”，欧洲各国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处处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三十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做的预言：资产阶级已经处于“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的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判断完全落空。到了1874年恩格斯在《英国选举》一文中才不能不承认：“暴力革命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了，……因此只剩下开展合法运动的道路（《马恩全集》第18卷第547页）。”从此以后才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暴力革命和战争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念头，把希望转向合法斗争。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全力以赴去写他的巨大著作《资本论》，而且身体条件也越来越不行了，因此欧洲的工人运动也越来越由恩格斯个人独立指导了。从此以后，恩格斯已经把他的活动全部转入合法斗争，号召工人积极投入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马恩全集》第17卷第304页）。”并且表扬了在德国组织合法的工人政党，选出代表参加议会竞选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的朋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居然能够在那里反对侵略战争，这比起我们多年来通过报刊和集会所进行的宣传，起了有利得多、有利于国际宣传的作用（同上）。”从此以后，工人运动所能作的也就只能是议会斗争了，第二国际在1889年成立以后，在它指导下的工人政党的运动也都转为议会斗争了。
从80年代起，工人运动在议会合法斗争中确实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成就，特别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进行合法斗争已经发展成德国议会中的第二大政党因而受到恩格斯的赞扬。恩格斯在1890年2月底写的《德国1890年的选举》中说：“目前的选举使德国各党派的地位发生了真正的革命，他真正开创了德国历史上的新时代（《马恩全集》第22卷第4页）。”在《1893五一节致德国工人》中，恩格斯说：“工人群众越来越清楚他们的出路，与其说在于靠同个别企业作斗争以争取得到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日，不如说，首先在于组织成独立政党的工人阶级争得政治权利，争得议会。”特别是在临去世的那一年1895年3月6日（恩格斯是在7月24日去世的）所写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这种合法斗争的思想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恩格斯十分赞扬德国工人阶级在合法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世界面前（《马恩全集》第22卷第201页）。”德国通过普选权的186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还只有两个议员，五十万党员，到1890年已经有35个议员和150万党员。同时恩格斯还指出：“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和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同上第603页）。”“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获得多得多的成就（同上604页）。”“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同上610）。”从这里可以看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的修正实际上恩格斯已经开始了。但是恩格斯还只把它当成一种策略上的改变并没有忘记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恩格斯在他逝世前曾多次提醒共产党员不要忘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在他逝世前一年的1894年1月26日写的《未来的意大利和社会党》中写到：“社会党不能忘记自己的最终目标：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马恩全集》第22卷第516页）。”在他逝世的当年1895年３月６日写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还说：“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都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马恩全集》第22卷第610页）。”但是，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实质性的修正还是在恩格斯逝世以后由伯恩斯坦首先进行的，然而，不可否认，是恩格斯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开启了社会民主党的发展。
马克思在这个时期由于专注于他的《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没有认真研究欧洲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仍然坚持他的暴力革命。他在1871年10月15日写的《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中还说：“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取自己解放的权利（《马恩全集》第17卷第468页）。”但是，现实的形势不能不使他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失去了指望，在他的晚年，转而研究东方的社会，希望从那里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机会。马克思特别重视俄国的农村村社所有制，并且学了俄文以便直接阅读俄国的资料。他对俄国的农村村社内部土地集体所有制发生了兴趣，投入很大的注意力。他开始设想，是不是可以把俄国这种村社集体所有制直接变成“共产主义的起点（《马恩全集》第19卷第326页）。”而且相信这种转变的可能性，“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到今天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农村公社（即村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马恩全集》第19页第431页）。”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的信中也说：“俄国发展它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我表示赞成。”这就是说马克思已经转而相信俄国的村社所有制是能够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但如何才能跨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直接达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把这种跨越称之为“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对于如何实现跨越这一道“卡夫丁峡谷”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俄国农村公社”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事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来（《马恩全集》第19卷第435－436页）。”通过这样的设想，马克思就认为俄国从一个极其原始落后的村社所有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统治的俄国就可以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甚至还设想，像俄国这样一个以俄国沙皇为首的封建贵族层层统治的社会也可以垫款支助农民过渡到共产主义。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不只是空想，而且变成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马克思去世的前一年）为《共产党宣言》所合写的《序言》中还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吃惊。
然而，在1874年到1875年恩格斯写的《流亡者文献》中第五篇《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却正确指出“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渐渐被消除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在这里还处于很不发达的状态。”这种公社“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马克思曾反复说明，只有在生产力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而现在竟然认为以十分落后的村社所有制为基础的“东方专制制度”的社会也能够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就说明马克思为了追求空想的目的而直接背弃了自己所建立的原则。马克思已经陷入了自己理论的困境，使自己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十分自信走进了迷惘，应该说这是他的理论的贫困。
四、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
马克思主义由于脱离了时代，他的理论在西方没有市场，只能经过伯恩斯坦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不断地修正，以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才能使社会民主党继续存在，获得发展，并且做出贡献。但在东方，却被列宁原封不动地全面继承下来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都一一在十月革命后实现了，说明列宁是马克思的真正的继承者。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东方找到市场，是由于东方农民小生产者占人口的主要部分的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的政治制度与马克思的集中的强制革命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实际上列宁所建立的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党和国家，并没有改变沙皇俄国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列宁在挑选接班人时，不满意斯大林，但斯大林却利用权术排除了他的对手，成为比沙皇更加残酷的专制统治暴君，这实际上是列宁所建立的专制主义的党所必然要出现的后果。
中国是一个比沙皇俄国更加落后的农民小生产者占绝对优势的国家，不但农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90%甚至超过，而且城市也是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只在沿海少数几个城市里刚刚产生。工人阶级还十分微弱，甚至还没有完全摆脱农民意识，因此，中国的革命比列宁的革命是更加典型的一场农民革命。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斯大林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也必然要按照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再解释，把马克思主义改变成农民革命主义，这种改变在毛泽东思想中是处处可见的。例如马克思说，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经济基础的发展促进上层建筑的变革，但毛泽东却说：“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有了国家机器，然后进行宣传，取得实力，才大大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搞好了，走上轨道，就为生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学》?社会主义部分? 笔记?。”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就是这样干的。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还不丰富，还只能“按劳取值”，毛泽东在生产力还十分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就要搞绝对平均主义，恢复供给制，有饭大家吃。马克思尊重科学，把科学发展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毛泽东排斥科学，排斥知识和知识分子，认为低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要用农民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搞大跃进，人海战术，大炼钢铁，粮食亩产十万斤，所有这些都造成生产的彻底破坏。马克思建立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已经是错误的，但还没有像毛泽东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普遍化，对不论什么问题都要上升到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辩证法庸俗化，发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随时把不同意见的人们打成敌我矛盾，等等。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建国以后在毛泽东统治的27年中，造成了几千万人饿死，几百万知识分子遭到无情打击，据官方数字，仅在一次反右派运动中就有上百万知识分子被斗，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实际上不止此数）。这说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一场地道的农民革命，他的理论也是地道的农民革命的理论，他的真正思想源头来自农民。因此，从一方面说，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我国自己的历史，有利于对我国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的改造。但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源与流的关系，基本的理论构架仍然来自马克思，从而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农民革命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悲剧。
2004年1月30日最后改完
中国共产党与农民革命
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是一场农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之所以是一场农民革命，这是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当时基本上是农业社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90%，据统计，即使到全国解放的1949年，中国人口构成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农村人口占89.4%，城市人口占10.6%。这证明小农经济是中国社会的基础。现代工业已经产生，但仅限于沿海极少数几个大城市，从全国范围来说，无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都很微小。由于缺少强大的、有力的资产阶级的支持，虽然由于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奔走呼号，在中国产生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和五四民主运动，要求民主、自由、人权和个性的解放，最后都没有实现。在一阵军阀混战之后，代之而起的是蒋介石的专制统治，继之而起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时至今日，知识分子还只能重新呼号：“回归五四、重新启蒙。”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认为自己是工人的政党，把从事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主要方向，并且把党的中央机构也设在工人最集中的上海，但到底工人阶级的队伍太少，力量太小，依靠工人阶级成为一支革命的力量来实行共产党的革命是困难的，甚至党中央机构在上海也无法立足，中国共产党只能在农村找到农民作为自己的主力军。虽然毛泽东一再声明，农民是同盟军，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工人的主力军，农民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打江山的唯一的力量，最后党中央机关也不能不迁往农村，农村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主要阵地。这就很自然地农民成份在共产党内占压倒的多数，农民的意识占统治地位，农民革命的要求和农民革命的规律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中起着决定的作用，这个问题成为困扰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来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无法摆脱的。
二、小农经济和农民革命的特点与马克思的论述
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的历史时非常重视小农经济和农民革命。因为小农经济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东方专制制度长期停滞不前的一种力量，因为农民革命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不可能把历史推向前进，只能使东方的家长式的，野蛮的专制制度周而复始地停留在原来的地方。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小农经济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在马克思看来，小农经济是一种种植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形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占有一小块土地，过着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尽全家的力量，在最好的时候，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这种经济形式对于每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非常脆弱的。即使在平时，由于人口的增长，土地兼并，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农民也在不断失去土地，变成雇农或佃农，甚至无业游民。一旦遇到荒年，更是大批出外逃荒，弱者辗转乎沟壑，强者补充农民革命队伍，成为农民革命力量的源泉。
然而，小农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又是极其牢固的。自从小农经济形成以后，几千年来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生产力基本上没有变动，他们一代一代地使用同样的工具，在同样一块小土地上孤立地劳动着。过着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所以马克思说：“他们的生产地盘，即一小块土地，不容许分工（《马恩选集》第一卷第 693页）。”也就不容许有任何生产方式上的改变。这样的生产方式不但阻碍了生产力的进步，而且把农民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马恩选集》第二卷第67页）。”因此，农民革命不可能突破东方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它只可能破坏一个旧的封建专制王朝，再重新建立一个同样的封建专制王朝，所以马克思说：小农经济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同上67页）。”农民革命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改朝换代”。
农民革命也只能从农民小生产自身的经验出发，产生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和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然而，这仅仅是空想，因为这是在农民生产力还十分低下时对分配的一种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勉强实行，除了对生产和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农民革命还是一种社会的破坏力量。农民总是孤立地默默地承受着各种苦难。长期地一代一代地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然而当他们实在无力承受时，也会奋起反抗。农民革命一旦起来，就成为一种暴烈的力量，农民不但对地主官僚和一切压迫他们的人进行仇杀，而且与镇压他们的官军一样，四出劫掠。所到之处，杀人如草芥，房舍为虚，社会人口大量减少，社会遭到严重破坏。因此，马克思认为农民革命是一种“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同上67页），”不是一种建设的力量。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再一次得到证实。
三、毛泽东农民小生产者的情结
中国共产党是由一批知识分子所建立的，虽然长期处于农村，农民成份占主要地位，但在党的领导层中主要仍然是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是否因此就能够避免农民革命的那种遭遇，走出一条新路呢？事实仍然给予否定的回答。
由于领导这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来源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一批受共产国际教育回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固守共产国际的教条，急于打大城市，推动城市的革命，事实证明他们照搬的经验不适合于我国在农村武装割据的农民革命战争，他们都失败了，不能不离开领导岗位。另一派是没有去过莫斯科，但也去过国外，与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到底有所不同，然而他们终究比不上在湖南农村土生土长，一开始就从事农民运动，办农民讲习所，与农民一起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毛泽东那样了解农民，熟悉农民，在思想感情上与农民溶合成一片。毛泽东虽然只在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也没有到过国外，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都没有感性的认识，然而他读的古书很多，对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统治的权术和农民革命的斗争经验很熟悉，这正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革命的领袖的条件。他能够把从苏联引进的列宁和斯大林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做出适合于我国农民革命的新的解释。
与马克思相反，毛泽东把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说成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把今天的农民革命说成是民主革命的力量，作为他进行长期农民革命，夺取天下的理论依据。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与人合写经过毛本人全面修改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中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主义。”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他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里又一次强调：“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
然而，中国的历史反复证明，农民小生产者是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意识的维护者，农民革命只能是打江山，坐江山，重新回复到封建专制统治。农民不可能成为民主的力量，由农民起来革命，不可能把革命推进到民主革命的阶段。因为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不是新兴阶级，不可能代表新的思想。事实上，正是毛泽东这种农民革命使中国百年来的民主革命先夭折于蒋介石手里，后夭折于毛泽东手里。而且毛泽东的专制统治远远超过蒋介石。毛泽东之所以把自己置于马克思对立的地位，这只能从毛泽东农民小生产者的情结中得到解释。
然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毛泽东确实曾经作出过对农业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批判。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中谈到：“现在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毛泽东还在党的七大发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以前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所做的说明中也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很大。”毛泽东还说：“民粹派的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毛泽东还批判俄国的民粹派：“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参看胡绳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再评价》）。”
毛泽东既然如此明确地批判农业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应当说就不会再犯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由封建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错误，以及农民革命所特有的其他各种错误。然而事实不是这样，马克思所指出的农民小生产者革命所具有的那些特点，在毛泽东身上都能够找到，而且发展得更全面和更彻底，终于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又一次成为典型的农民革命，毛泽东自己也成为农业社会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
四、难以逾越的绝对平均主义和暴烈的破坏性
毛泽东从开始领导农民革命就如马克思所说的，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暴烈的破坏力量。早在1928年《井岗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说：“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原则。”而且“对于中间阶级也采取积极的行动。”所谓“积极的行动”就是把所有的土地，不论富农、中农的土地一样拿出来平均分配，甚至他们的耕畜、农具、粮食以及其它财物也都拿出来平均分配，甚至对小有产者也都要使他们无产化，迫使他们参加革命。毛泽东自己也说过：“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这种过火的行动必然造成中农等中间阶级的反对。因此，毛泽东说：“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过重的打击是主因。”对于这种暴力的行动，一开始毛泽东就是赞成的。还在1927年 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过份的举动是革命的必须。”“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不能镇压在农村的反革命。”
毛泽东的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和暴力的行动，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全国解放后的建国时期，都是如此。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是一群知识分子，他们的眼光到底比一般农民远大，而且富农和中农是代表农村生产力的，农村生产的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所以有多余，可以拿出来到城市去交换工业品的，在消灭地主剥削以后，主要是依靠富农和中农。打击富农和中农，实际上是破坏农村的生产力。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改革也注意到尽可能避免对富农和中农的打击，因而在农村土地改革中曾经多次提出过对富农和中农等自力经营的土地所有者进行保护。在1929年 4月制定的《兴国土地法》，7 月制定的闽西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决议中都有不没收富农土地的规定。在1936年 7月22日党中央在陕北发出的《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也规定“富农的土地及其多余生产工具（农具和牲口）均不没收。”特别是1946年 5月 4日中共中央还通过了《五四指示》。明确规定不变动富农土地。而所有这些不动富农土地的指示都有毛泽东参加或主持制定的。然而所有这些不动富农土地的政策都没有得到执行，在所有历次的土地改革中，不但分了富农的土地，而且动了中农。其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毛泽东的心态，“矫枉必须过正。”土改就是革命，既然是革命，就应当造成“恐怖现象”，“过份的行动”就是难免的。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为了动员农民参军，需要这种过火行动，那么，到了1950年1951年，全国已经解放，除了少数地区，军事行动已经基本结束，已经有条件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了，是不是可以不再采取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土地，也不要再采取暴力行动了呢？然而不是这样。毛泽东在1950年6月9日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还说：“冲破《五四指示》是群众的行动，离开政治形势讲问题讲不清楚。生死存亡，这边是贫雇农、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那边是国民党、地主、帝国主义，那时富农就对你那么好？所以那时是不能提出中立富农的口号的。”“《五四指示》是有那么一个尾巴的（指中立富农）。因为是在战争前夜，7月1日就大打起来，就是要批准群众的正义行动来对付蒋介石。”贫农、富农，“这两头，总要照顾一头。”
1950年南方土改，在开始时确实采取了温和的手段，少动富农的土地，除了少数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以外，确实停止了暴力行动。然而，在毛泽东这种观点下，这一次土改受到了批评，被说成是“和平土改”，是一种右倾，必须重新补课。第二次土改就恢复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土地，而且恢复了又斗又杀的暴力行动。毛泽东把土改看成是一场阶级斗争，必须经过斗争才能提高贫雇农的阶级觉悟，“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这是一种“恩赐观点”，而恩赐是不能提高贫农的阶级觉悟的，因此，土改必须是一场暴力斗争。事实上，这种暴力行动不是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实际上是脱离农民，使农村的流氓无产阶级得逞。这是对农业生产力破坏而不是建设，然而这却是所有农民革命所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毛泽东不过是加上马列主义的词句而已。
不但如此，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扩大团结，争取地主阶级参加抗日战线，中国共产党停止了土地改革，实行减租减息，毛泽东仍然认为减租减息必须经过群众斗争，不能恩赐。“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纠正。”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农民革命的心态。
五、穷过渡和民粹主义
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是一个落后的经济，按照毛泽东1949年3月5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板坡村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做的报告，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10%左右，而90%左右是农业和手工业。因此，我国所面临的是在这种贫穷落后的经济基础上立即进行穷过渡，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并且不断革命，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是实行民主革命，调动私营经济的积极性，发展经济，准备条件，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好象由毛泽东自己解决了。毛泽东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很长的。”
“没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那是完全的空想。”
“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中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个进步，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过程。”
从以上毛泽东所讲的这些话，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不但在建国以后要有一个政治上民主主义的发展，还要有一个经济上民主主义的发展，在这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毛泽东所讲的话，好像是真正与民粹主义区别开了，从而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了。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所设想的并不是在中国实行民主革命，根本不容许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要在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就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要不断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而且建立一个暴虐的专制制度，不断搞运动和阶级斗争，把人民置之于恐怖统治之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作如此巨大的改变呢？我们只能从他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情结去推测。因为农民小生产者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规则的奴隶”，不可能由农民小生产者经过农民革命来实行民主政治，民主革命是市民阶级的要求，不是农民的要求，农民革命只可能“改朝换代”，以暴易暴，以一个专制制度代替另一个专制制度。
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改变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后就已经开始了。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65页）。”在毛泽东看来，打败了蒋介石就等于民主革命的完成，他就要着手消灭资本主义了。毛泽东根本没有看到生产力低下和农民小生产者及其思想意识的普遍存在才是真正的危险，因为这是复辟封建专制主义的土壤。“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正是毛泽东的问题所在。
在全国解放后，刘少奇仍然按照原来的决定，多次讲话都提出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个发展的时期。在刘少奇看来，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全国解放后，只靠没收官僚资本所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成份的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要让私营经济有一个时期的发展，才有利于为社会主义的到来打下物质基础。在1953年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也规定18年的时间（三年恢复加三个五年计划）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然而毛泽东忘记了他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也忘记了他自己的许诺，立即要求向社会主义过渡。在1953年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刘少奇，“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1页）。”“‘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同上81——82页）。”正是在毛泽东这种思想指导下，原来规定18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在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初一阵锣鼓声中就全部完成了。
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准备购买农具、积肥，积极准备发展生产。农民这种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对于实现农民自身的富裕和实现工业化都是有利的。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农村必然要产生分化，出现新的富农和富裕中农，这是改变农村贫困面貌所必然要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富裕了，工业品的市场扩大了，为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农业生产发展起来以后，多余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转向工业，成为工人，这本来是工业化的普遍现象。然而毛泽东却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去占领。”“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泛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20页）。”毛泽东曾经说过，民粹主义左得要命，不发展资本主义，要直接搞社会主义，毛泽东今天正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