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所以如此害怕农民富裕，要实行穷过渡，是有他的一套理论的。毛泽东认为，“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越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农民富了，就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底在那里，这一点毛泽东是不会去想的。从小农经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正是民粹主义的思想，也是农民革命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思想。毛泽东的这种社会主义早已有人捷足先登了，那就是洪秀全。太平天国建立圣库制度，要求“物物归上主”，把人民的财物统统没收，归入圣库，消灭私有财产，消灭私有工商业，实行供给制，最后是彻底的等级制，彻底的腐败和彻底的专制恐怖统治。
毛泽东还把这种穷过渡发展成一种系统的理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发展的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我们的革命开始于宣传马列主义，这就是要造成新的舆论，以推进革命，在革命中推翻了旧的上层建筑以后，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就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有了国家机器，然后进行宣传，取得实力，才大大推进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搞好了，走上轨道，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正好相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那种社会形态，在它们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的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由以上的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的穷过渡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农民小生产者的革命理论，是民粹主义的理论。
正是这种越穷越革命的理论使毛泽东在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的时候，就利用他掌握的“上层建筑”的权力，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不断改变生产关系，给生产力以很大的破坏。他在1955年批评邓子恢要解散一些管理混乱，不具备条件的合作社是右倾，小脚女人。而且不顾农民的反对，硬说农业合作化高潮已经在全国到来，迫使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1956年下半年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内，不但全面实现了全国农业初级合作化，而且从初级合作化发展到高级合作化，有的从互助组直接过渡到高级合作化，把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和私有财物强迫拿出来归集体。
农村如此“容易”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头脑更加膨胀了，在他的旨意下，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也在1956年一月份一阵锣鼓声中完成了，到了1956年下半年，三大改造全部完成，从此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
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农民小生产者狂想曲的进一步发展
农村实现了高级合作化，私营工商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在毛泽东看来，生产关系已经变革了，下一步就是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毛泽东用他的主观意志制造出一个生产关系的变革后，又开始制造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于是着手制订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要人们鼓足干劲，实现大跃进，促使生产力的大发展，一个人的意志就这样变成客观规律。而且大跃进公然按照毛泽东的意志实现了。粮食亩产达10万斤，一个县的土法炼钢日产量达到一万吨，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想像的数字，毛泽东居然相信了。毛泽东在这样大跃进的面前，头脑更热了，原来规定的15年超英，50年赶美的时间可以大大提前了，毛泽东估计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1959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上说：“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两年到三年。”又提前了一年。
面对这么大的超高速度，毛泽东飘飘然了，他相信他的意志是万能的，没有什么事办不到的。他居然问粮食多了怎么办？钢多了怎么办？这只能由他自己回答。粮食多了，种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的地休闲，三分之一的地种草，实行田园化。钢多了可以出口。既然生产关系的变革促使生产力的大发展，那么生产力的大发展必然要回过头来促使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大跃进以后也就顺理成章地实现人民公社制度，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了。于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成为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狂想曲。毛泽东先搞先进的上层建筑，然后推动生产关系的实现，然后实现生产力的大解放的理论居然由毛泽东付诸实现了。
然而毛泽东是用什么办法实现这样的“高产”，从而推动“共产主义”的实现呢？不可能依靠现有的生产力，也不可能依靠科学技术的发明，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原始的农民小生产者的土法生产，再加上战争时代的经验，大兵团作战，大搞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的小土群战术。亿万人大搞水利，大搞深翻地，深翻一丈二尺，大搞密植，一亩地下一两百斤种子；全国大炼钢铁，男女老幼齐上山，挖矿石，砍树木，到处支起土炉子，到处火光烛天。树木砍光了，把门板拆下来当柴烧，矿石不够，把家里的铁器铁锅砸碎了当原料。结果是生产力的大破坏，生态的毁灭性摧残，全国性地环境污染，资源的全面破坏，物资的全面匮乏，最后是全国性的大饿饭，四千多万人死于饥饿，造成历史上罕有的大灾难。
为了实现这样空前未有的大跃进，当然不能依靠知识，知识不能提供这样的幻想。于是毛泽东要抛弃一切知识，把尊重知识当奴隶思想，把科学当教条主义。为了实现大跃进，他要“打破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只有彻底的无知，彻底的农民小生产者的幻想，才能搞出这样的大跃进。然而，要大家信服这这样的农民小生产者的狂想曲到底是不可能的，那就只有靠压力，按毛泽东的说法，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应当说是农民小生产的幻想加秦始皇）。高速度大跃进、翻番都是通过“马克思加秦始皇”压出来的。谁不同意就拔白旗，就大辩论、大批判、大斗争。彭德怀不过是对大跃进提点看法，另外几个同志不过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打成反党集团。毛泽东就是用这个办法实现他的大跃进。
由于大跃进是在强迫命令下压出来的，这就不止在物质上造成毁灭性的大破坏，而且对人性造成更大的破坏。事实上，各级干部，甚至省委书记也都知道大跃进所造成破坏的严重性。农民已经无粮，饿死的人在不断增加，但仍然报喜不报忧，仍然在讲形势大好。对于那些有良心敢于说真话的人则加以围攻、批斗，甚至开除公职。更加严重的是已经知道农民在大批饿死，为了说明本地区跃进形势大好，不准农民逃荒，逼使农民唯一的活路也断绝了，以至饿死的人越来越多，而干部竟然无动于衷。良知的泯灭已经到了使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即使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也不会做出的惨绝人寰的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居然做出来了，毛泽东迫使共产党的干部丧失了人类起码的同情和良知。
这种情况对共产党的作风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在战争时期，为了动员农民参加战争，中国共产党很注意人民的利益，全国解放后，政权到手了，对人民利益的关心逐步减弱了，到了大跃进的时候，已经完全不管人民的死活。所谓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一直没有停止过。实行体制改革后，这些与人民为敌的种种官僚作风，趁改革开放之机，更加横行，肆无忌惮。对我国社会道德风尚的破坏，对贪污腐化如此普遍的发展，对体制改革的干扰，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七、回归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工农业生产实现了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巨大的大跃进以后，按照毛泽东的思想，物资已经极大的丰富了，已经可以达到按需分配的地步了，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已经具备了，而且终于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形式——人民公社制度。于是毛泽东就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想像力来绘制共产主义兰图了。下面我们就将看到，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就是要恢复到人类文明进入黎明时期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首先是彻底消灭私有制，毛泽东在1958年 8月17日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渐搞掉。房屋、鸡鸭，房前房后的小树，目前是自己的，将来也要归公。”毛泽东要在农民还十分贫困的时候就要把农民仅有的一点财产拿出来共产。事实上毛泽东的这些设想在有些公社已经实行了。在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公社山卫星公社就已经把农民的自留地和私有房基地、牲畜、林木统统变成了公社所有。至于取消自留地更是普遍的现象。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第二个特点是破坏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甚至把战争时期由于物资极度缺乏，不能不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说成是破坏资产阶级的法权，“我们过了二十二年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我们就依靠这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是进一步破坏（资产阶级法权），……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继续破坏。”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已经实现吃饭不要钱，将来还要进一步实行穿衣不要钱，住房子不要钱，甚至生活日用品也可以供给。这就是说，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就已经着手继续破坏资产阶级法权。城市呢？要不要破坏，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国家工作人员的薪水有一、两年的准备也可以不要了。”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也就为期不远了，而且事实上按需分配已经开始实现了。
这里有一点必须记住的。1957年全国人民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仅 142元，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就要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而且要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消灭分工。毛泽东视察武钢时，对武钢这样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大钢铁厂，也要求它既要炼铁炼钢，也要搞机械工业，也要搞化学工业，还要搞农业。学校也要办工厂，有条件的要办农场，没有条件的要到农村务农，向贫下中农学习，学生除了学文化以外，要半工半读，既要学工也要学农，等等。”到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把这种消灭分工描绘得更全面，工农兵学，都要一业为主，样样都搞。在这里毛泽东不提商业，因为商业在共产主义社会早已消灭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把人民公社也设想成政企结合，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什么都搞的共产主义基层组织。从这里可以看出，共产主义是一个生产力十分低下，没有分工，什么都干的财产公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在人类的历史上是有的，那就是人类刚进入文明的黎明时期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要使中国回到这样的社会。俄国民粹主义者认为，在俄国已经有了一个土地共有，分配给各家耕种的公平和平等的村社，因此俄国可以以村社为基础，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中国没有这样的村社，毛泽东要在中国制造这样一个村社，这就是人民公社，并且通过这样的公社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曾经批判过民粹主义，实际上他是更加彻底的民粹主义者。
在这里我们回忆一下马克思关于分工的理论是很有益处的。马克思反复强调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发展的程度上（《马恩选集》第一卷25页）。”马克思还认为：“农业中的分工由于土地的小块经营受到阻碍。”缺乏分工，这正是农业生产力落后的表现，不但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造成了农民思想的落后。只有在分工发展起来以后，生产力才能发展，科学才能日益昌明，一个文明的社会才能到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谈到消灭分工的问题，然而他们所指的是“使人畸形发展的分工。”而要消灭这种“使人畸形发展的旧的分工，也只有机器大工业生产发展的一定程度才有可能。”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指出，要消灭这种“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的分工在共产主义的初期阶段还不可能，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实现。即使到了那个时候，社会也只能是“承认劳动的转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发展。”也就是说，人们将不受旧的奴隶般分工的束缚，可以尽可能地得到全面发展，因而能够有选择性地变换自己的工种，马克思也没有说要消灭一切分工。毛泽东却要在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时就要消灭一切分工。
既然毛泽东要通过人民公社化来实现共产主义，那就不但是农村，城市同样也要实现人民公社。因此，毛泽东在1958年 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搞人民公社，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将来城市也要搞，学校、工厂、街道都办公社。不要几年，就把大家组织成大公社，城市、农村一律叫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于是在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消灭三大差别，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当然这还是毛泽东的幻想。如果真的实现了，那就不至两千万人饿死，损失还不知有多大。马克思把农民革命说成是一种“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八、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农民革命最后一次表演
毛泽东决定要在中国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奇迹，而且他公然找到了创造奇迹的方式，不但把英美，而且把苏联也远远抛在后面（毛泽东说过要超过苏联，只是不要宣传），这就是大跃进。他要找到一种模式，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而这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解决了，这就是人民公社。从此中国就可以很快进入共产主义，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先的国家，毛泽东就成为全世界革命的当然领袖了。然而偏偏事与愿违，竟然有那么多人反对。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上书除个别人以外，一致表示赞同，这就使得毛泽东非常脑火，不能不由他亲自出来说话，局势才得以扭转。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虽然说“让大家出气”，但也没有想到除了极少数以外，都在纷纷提意见，把大跃进说成是“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传统”，甚至还有人翻庐山会议的老账，说成是“反右不反左的恶果”。林彪是忠于毛主席的，说大跃进是交了学费，而刘少奇居然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据气象部门的历史统计，大跃进的三年除个别地区以外，从全国来说，是风调雨顺的，所谓三分天灾实际上不存在）。这不是要把一个指头的问题说成是七个指头（毛泽东说过，只不过饿死几个人）。这就违反了毛泽东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理论，是公然反对大跃进。这不只是使得毛泽东的关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伟大试验受阻，更严重的是，他老人家还在世时，就有这么多人反对，这就不能不对百年之后要出什么问题担忧了。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不排除这些障碍，毛泽东是不放心的。事实上毛泽东早已不放心了，还在此以前苏联出现了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已经触动了毛泽东，他马上把两件事联在一起，早在1958年3月9日成都会议上，在重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按语中就已说到：“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出现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在1963年5月9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的批语》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来了：
“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一定要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变颜色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越想越害怕，到1966年 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已经完全明确了：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群众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有些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
到这时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已经成熟，决心也下了。既然党内党外到处都有修正主义分子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就只有把这个已经建立了半个多世纪，而且已经过战斗考验的党彻底摧毁，“更换新血轮”，重新建立一个永远忠于他一个人的新党，把已有的政府机构彻底摧毁，更换新人，重新建立新机构，才有可能保证把已经被识破的，没有识破的，还在被信任的等等修正主义分子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统统清除干净。然而毛泽东也想到，现在已经存在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固然清除了，这还是不够的，因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存在、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东西还存在，那就有可能再产生新的修正主义分子和新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老人家还是不能安枕的。因此，毛泽东要彻底破四旧，彻底消灭封、资、修，使中国只剩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式的文化，再也不存在任何别的思想和文化了，这才能把出修正主义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根子彻底挖掉，只有这样，他老人家百年之后才能放心。
一方面要消灭现在已经存在的和暗藏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另一方面又要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分子和人物的根源，使以后永远不再出修正主义份子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不但要反修，而且要防修，毛泽东要在趁他活着的时候就完成他的伟业，毛泽东之志可谓大矣。这么伟大的事业依靠谁来完成呢？与他共同战斗过的那些老革命，党政机关的上中层干部、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可靠的，毛泽东在关键的时刻总是利用最迎合他的坏人，在江西打AB团时利用李韶九，在延安整风时利用康生，现在只能依靠江青、林彪、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另起炉灶，成立文化大革命小组，在下面则利用群众和学生，依靠他们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和无知。依靠他们组织红卫兵、战斗队，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处夺权，到处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以及大中小学校的校长、书记、教务主任、出身不好的教授、教员、等等，因为他们是教育黑线的执行者。到处抄家，到处搞打砸抢，到处破坏文化遗产。这些战斗队为了彼此争夺权力，抢占地盘，争夺对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控制权，彼此进行武斗，军队也参加了，除了没有动用飞机以外，大炮和坦克也用上了。最野蛮的，最无人性的残酷斗争，屠杀、对人的极端的侮辱，所有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出现了。许多人被残酷斗争致死，许多人受不了那样的凌辱而自杀，加上群众的互斗，把全国变成一个屠场和战场，因此而死的人数仅仅次于大跃进饿死的人数，造成人间又一次最大的惨祸。
这还不算，由于工厂和农村都变成战斗队互相争夺的战场，几乎没有人去搞生产，使工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的摧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的经济又一次陷入崩溃。
毛泽东的所谓四旧和封资修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历史上所逐渐发展和积累起来的文化和传统，毛泽东的破四旧和消灭封资修实际上是要消灭人类的一切文化和传统，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这实际上是毁灭文化的运动。毛泽东常说，我们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其实洪秀全在他之前已经这样做了，洪秀全只准人家相信他那套邪教教义，所有的古书都要烧掉，所有不信他的邪教的知识分子都要杀掉。毛泽东则除了他的四本红宝书以外，都是封资修的东西，读自然科学也是走白专道路，所有这些东西都必须消除。毛泽东是最不相信知识分子的，因为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因而有分析问题和独立思考，判断是非的能力，这是毛泽东所最忌恨的，所以毛泽东对于摧残知识和知识分子是不遗余力的。毛泽东自夸秦始皇只不过坑 460个儒，而他坑了四万六千个儒，实际上他所坑的儒远不至此。从延安开始，包括反右派、反右倾等等，中国被他坑害的知识分子达到几百万。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但要斗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且要彻底破除产生知识分子的教育黑线，停课闹革命，破师道尊严，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最后来一个全国性的上山下乡运动，把所有的青年学生都送到农村去向贫下中农学习，以便造成为毛泽东所想像的没有知识，只能背诵几条毛泽东语录，对他一个人愚忠的半文盲，使中国变成没有文化的国家，把中国退回到蒙昧时代。
毛泽东自以为搞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把现在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都清除干净了，而且还能够保证今后永远不出这样的人物，然而一个真正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却出现在他的身边，林彪为了个人的野心，大吹大捧毛泽东，神化毛泽东，因而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于是毛泽东是几千年才出一个的伟大人物，有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最大最大最大的幸福，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林彪带头鼓励人人挂毛泽东像章，摇红宝书（毛泽东语录），到处号召忠于毛泽东一个人。毛泽东为了报答林彪，竟史无前例地把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写进党章。然而建立在互相利用基础上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伙伴关系的，利害冲突迟早要发生，果然这种冲突在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暴发出来了。林彪急不可耐，提出要设国家主席，通过这个办法把权力抢到手，毛泽东寸步不让，“矛盾激化”，林彪最后摔死在蒙古共和国的温都尔庙，毛泽东的精神也崩溃了，一场反修防修的“伟大事业”变成一场闹剧而告结束。于是文化大革命又再一次变成马克思所说的农民革命是一种“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而告结束。
九、消除农民革命的消极影响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二十多年了，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在我国历史上同时消失，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农民革命的影响是不可能随之消失的。为了消除农民革命的影响，邓小平在这里做了一些不可磨灭的工作，进行了体制改革，引进市场经济，而且一度提出实行民主政治，所有这些都是消除农民革命的影响的重要步骤。然而对于民主和自由，邓小平只不过是叶公好龙，当人民真正起来要求民主时，他却使他们的鲜血流淌在长安大街和天安门广场上，从而彻底结束了政治民主改革的要求，回复到专制统治，这说明农民革命的深远影响不是一个人所能解决的，还需要人民做长期的努力才能肃清。
毛泽东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其所做所为大体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关于农民小生产者的绝对平均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以及农民小生产者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无知所产生的反常识和反科学的方面是比较容易消除的，而且已经在消除中。农民小生产者的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专制主义的思想意识，反民主、反自由、不承认人的个性的解放的思想则是不容易消除的，事实上，这些方面正在被继承下来。由于后来接班人没有当年毛泽东的威信，再回复到当年的专制统治已经不可能了，然而却仍然在刻意追求。
打江山坐江山所造成的极权统治最大的恶果是把权力当成一种世袭，由他指定接班人，而人民则永远成为被统治者，这就把事情完全颠倒过来了，极权统治者不认为权力来自人民，而是自己打下来的江山自己有权坐，打江山坐江山就成为农民革命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必然把国家当成遗产传给所挑选出来的接班人，而他的接班人也就按照这种逻辑，把权力当成遗产接受过来。认为自己一旦被挑选，就理所当然地拥有无限权力。
这种挑选自己接班人的家天下的制度，使自己的江山代代相传的后果是严重的，即使当他们不得不进行体制改革时，也只允许改革经济体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上可以开放市场，引进技术和投资，对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和人的解放的社会科学则采取封闭和排斥的态度，并且把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说成是腐朽的。这样他们就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绝对分开，把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政治上的自由和个性解放绝对分开，把人变成没有个性和没有个人理想的机器。他们也想发展社会科学，然而他们所需要发展的社会科学是为他们的专制独裁和制造个人迷信服务的，他们把社会科学变成极权统治的婢女。他们要在根本没有民主、自由和个性的发展的条件下发展经济、振兴科学、在中国实现一个既富强、又专制独裁的大帝国。这种幻想是违背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的。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转化为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的，对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的探索往往是促使自然科学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从西方和东方历史的发展都能够得到证明。文艺复兴的批判精神和人自身的觉醒既促使人文科学的发展，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注入活力。韦伯指出，宗教改革的加尔文的精神对科学的成长提供了强烈的刺激，“在宗教伦理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如此显著，它形成了近代科学的精神本身。”
中国的历史则说明了一个相反的问题。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纲常伦理把人当成专制统治的工具，共产党则把这种违背人的本性的专制统治下的绝对服从变成驯服工具论，极大地阻碍了人对自身的发现，使人屈从于奴隶的地位，人文科学固然不能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必然受到阻碍。
中国二十年来的体制改革也说明不改革上层建筑，不改革政治体制，只改革经济体制，虽然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然而却越来越深地陷入困境之中。原因是旧体制、旧思想、旧价值观在体制改革中处处起着消极的阻碍的作用，使机构日益官僚化和腐败。官商结合、权钱结合、甚至官黑结合，合伙盗窃国家财富，欺压人民。国营企业每一次改革都成为对国有资产的大瓜分，国营企业被蛀空。强迫命令、横征暴敛，使农民陷入困境，农田荒废，农业陷入危机。几亿农民没有工作，几千万职工失业。由于内需缺乏，市场不景气，失业以后难以再就业，人民积怨日多，犯罪浪潮叠起，社会陷入严重不安，表面的高速度与繁荣掩盖着潜在的危机。
中国体制改革所出现的这些问题根本还在于农民革命的影响难以消除，旧体制、旧思想、旧价值观仍然顽固的存在，这正是中国体制改革陷入困境的关键所在。
2001年6月19日
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二）
马克思自称他的理论是一门历史科学，是严格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真理。实际上他是从人道主义的片面观点出发，把历史上所产生的分工都看成是人类的罪恶，他要消除产生罪恶的分工的历史，重建一个没有分工，因而也没有因分工而造成人类罪恶的完全符合人道主义的历史，因此他就完全脱离人类自己从实践中逐步创造出来的现实的历史，用他的头脑来创造一整套符合他的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并且设计出一个理想的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社会，然后用最激烈的手段，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强力推广实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
马克思开始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已经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那时在英国，原始积累时期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诞生的早期资本积累的残酷剥削也已开始好转，工业革命已开始走向完成，对待工人的剥削也已开始有了缓和，整个英国都处于十分繁荣的时期。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正在加快生产，把她的产品运销到全世界。但是那时的欧洲大陆显著落后于英国，法国在那个时，现代化的工厂建设还刚刚开始，工业革命从法国来说，还没有展开，从法国全国来说，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工厂虽然已经开始建设，但却是建在巴黎以外的一些城市，巴黎基本上还是手工业作坊，占绝对多数的工人还是手工业作坊的手工业工人。马克思在1842年到1843年是莱茵报的主编，那时他还是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1843年秋季来到巴黎才成为激进的共产主义者。那时马克思只能从英国的经验来总结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而那时他却不在英国，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关系的实际，马克思还没有亲身体验，尤其是那时的英国正处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后所带来的阶级关系的变化时期，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体的发展及其变化，马克思身处法国，是很难察觉的。因此当英国由于工业革命的完成，原始积累已经成为过去，阶级关系正在好转的时期，马克思仍然按照他从原始积累和资本的早期积累剥削所得到的那种残酷剥削的资料，来创造他的共产主义的理论，然而恰巧这个时候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创造是很丰富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就在远离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研究历史，完成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的。
马克思是在1843年秋来到巴黎并且立即参加当时巴黎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各种活动，并且立即从事对共产主义革命理论的建立工作。马克思在来到巴黎以后就立即写出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第一篇文章《〈黑格尔法哲学〉导言》，1844年1月完成。马克思主义的有些基本观点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例如，把无产阶级理想化，说成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对资产阶级必须进行“武器的批判”，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的思想都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产生了。理论只能由哲学家提出，灌输到无产阶级的头脑中去，“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等等也在这个时期提出来了。写完这篇著作以后，又立即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如他这本著作的书名所体现的，他是以哲学的思维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社会的最富裕状态……对工人来说，是持续不断的贫困”，“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是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呈正比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越大，数量越多，他就越贫困；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最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呈正比”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哲学家的理论式的推导。但是，马克思已经把共产主义、人道主义都提升到自然主义的高度来进行论断，“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完成和实现就是人道主义的完成和实现，它们的完成和实现，和自然的运动的规律一样，是一种必然要实现的，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马克思后来还把他所说的这个概念，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又一次作为历史的论断重新提出，他认为他所发现的“历史规律”已经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是一种客观的真理，“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是必然要实现的。在巴黎时，马克思真正完成的第一部重要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论述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部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都是马克思在巴黎与恩格斯见面以后两人的合著，《共产党宣言》所谈到的理论都是在第一部著作中已经详细讨论过了的，但是以更概括的、更加系统的理论论述进行全面论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完全凭想象力推论出来的，是马克思在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体验的情况下用逻辑推理推断出来的。马克思首先想象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和在这样一个理想社会中的理想的人作为出发点，来设计马克思的整套的历史理论和理想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然而，那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经验还是从农业社会的德国和法国得来的，因此他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设计处处体现出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特点。
二、马克思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理想
马克思为了设计他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他首先设想出一个理想的原始社会，在那里，由于还没有产生分工，因此每个人都是完全的和彻底的自由的，每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限制，因此他是全面发展的，他可以在任何一个方面和部门中去发展，他是完全自由自在的。马克思认为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理想的社会，这样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共产主义就是要使每个人都能实现这样的自由和这样的全面发展。于是马克思就从他所设想的这样的理想中，设计出他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恩选集》第一卷第37-38页）。
对于这个共产主义的模式，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都不重视，因而也不加注意，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说明了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所要实现的一个核心的理想，就是消灭分工，每个人都完全自由和全面发展就是从消灭分工来实现的，消灭分工是马克思以终生的努力为之奋斗的理想，他的全部的理论的创造就是建立在消灭分工这个理想的实现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在三十年后写《哥达纲领批判》时，目的就在于实现这个理想，马克思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从五十年代开始直到1883年去世，花了三十年的时光研究剩余价值理论，也就是为了要从理论上证明必须要消灭分工。
但是马克思这个共产主义模式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他的这个共产主义的理想实际上就是农民小生产者的经济模式，农民小生产者一家一户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他们从生产劳动到自制生产工具，农闲时出去打猎、捕鱼，样样都干，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马克思把这种没有分工样样都干的生产方式上升为理想，就成了完全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我国有一首描述小农经济的《击埌歌》（《古诗源》第一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相传是尧的时代的农民唱的歌词）不也是一幅农民小生产者样样都干的理想化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图景吗？马克思就是把这种没有分工自食其力的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加以理想化来模拟他的共产主义的理想。
分工和自由是既有联系又是两个完全不相同的概念，原始社会即使没有分工，因为人对自然的不了解，生活仍然是艰苦的，产生分工是原始社会的一种自然的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进步，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产生了一种强制的“自发”的力量迫使人们产生的。马克思把这种自然发展的分工设想成为强制产生的。他设想原始社会有一种“自发”的力量，强制人们实行分工，因为分工是强制产生的，因而就不是“自愿”的，原因是有了分工，人们就失去了自由，分工把每个人都限制在“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之内，“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因此，分工对人来说，是一种“异己的、与人对立的力量”。因此，为了人的自由，就必须消灭分工。但是，要消灭分工就还需要消灭产生分工的社会，再由人们按“自愿”的原则，自由参加，重新组织一个“自愿联合”起来的新的集体或社会，重新获得自由。马克思从这里建立起他的第一个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分工，这是历史的进步，历史的实践证明，分工不但不是使人失去自由的原因，而是使人能够实现自由的原因，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类只能通过分工和合作，才能满足每个人生活的全部需要，但是马克思却把分工说成是使人失去自由的原因，因此不但要消灭分工，而且要消灭产生分工的社会，再重新建设一个永远不再产生分工的社会。然而，马克思自己也知道，社会的发展必然要产生分工，要使社会不再产生分工，就必须设计一种强制的力量来控制分工的产生，而且还要把社会也也严格控制起来，使这个社会不可能再产生分工才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以后不再产生分工，于是人才有可能永远处于没有分工之中，只有这样，按马克思的想法，才是真正的理想社会。
马克思为了设计这样一个以后再也没有产生分工的社会，不是一次实现的，他是经过逐步思考，逐步设想，最后才实现的。还在他提出第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模式时，马克思就已经考虑到了，当大家都实现了随自己的心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时，整个的社会生产由谁来管理呢？于是他就已经设想由“社会来调节整个生产”。但是当他已经设想由社会来调节整个生产以后，他又发现仅仅由社会来调节生产还是不够的，因此接下来马克思进一步设想把“自发”产生分工的社会消灭以后，建立起一个由每个人按“自愿”的原则建立起一个“自愿联合”的社会，但是如果这个“自愿联合的”社会仍然“不服从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所共同建立的共同计划”，那么，旧的分工仍然是可以复活的，自由还是没有保障。于是马克思从阶级的观点出发来设计建立一个永远不再产生分工的社会，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迫从属于一个阶级，同一个阶级的成员都被锻炼成相同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条件”于是马克思最后设想，由“革命的无产者”不但把本阶级“的生存条件控制起来”，也同时把“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也全部控制起来，使大家的“生存条件”都成为一律，用这个办法来消灭分工产生的原因，使每个人的自由得到保证，马克思的理想的自由社会就实现了。从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是如何把他所设想的绝对的自由一步一步地与绝对的专制主义结合起来。从这里，我们也会同时想到，在农业社会中，农民的“自由”思想也是与皇帝的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逻辑，这也说明马克思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发明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是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农业社会的法国却已经产生了。
在写完《德意志意识形态》大约一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以更加成熟和完整的，但又更加集中的理论论述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完成的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首先把人类的历史概括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欧洲的历史，希腊罗马帝国的灭亡，从中世纪转向资本主义，没有一次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原因实现的。我国历史上的每次改朝换代都与农民革命有密切关系，但每次农民革命都没有造成历史的进步。而且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是在和平的时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战争只能产生破坏，不能产生建设。然而马克思却作出结论，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