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世纪中的庄园主和农奴之间和各级政府之间都存在独立自主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各自的私有的土地的制度，各自都关心自己的财产的发展，在蛮族入侵停止，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以后，各种事业都发展起来了，首先是农业技术革命的兴起。重犁的使用使土地得以深耕，三田制的推广，使地力得以休闲和恢复，马拉挽具和铁马掌的使用使运力大大增加等等，都是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社会富裕大大增加，社会的安定和道路的畅通，所有这些都为使贸易大量恢复创造了条件，商业一旦发展起来，就在地方政府管辖地区以外的无人管辖的空地上建立起商品的集散地，很快发展成城市，这些城市从建设起来的开始就是完全自由的，自己选举自己的城市管理机构，一旦早期所建立的行会被消灭以后，完全自由发展的工商业就兴起来了，自由中产阶级就兴起来了，资本主义前期的商业资本家也就发展起来了。在商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荒地的开垦，一方面是受到商业发展的刺激，庄园经济也开始瓦解，农奴或者进入城市成为工人，或者开垦荒地成为自耕农民。
商业的发展为商人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当时的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都是十五世纪发展起来的重要的自由商业城市。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家族就是当时商业起家的巨商之一，随着商业的发展，一种新的思潮也就开始产生了，这就是商业的发展所要求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梅迪奇家族首先起来支持这种思想的解放，这就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文艺复兴运动要求否定中世纪的观念，追求发展个人的才能和抱负，追求财富，追求世俗生活，强调勤奋努力。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宗教改革也开始了，要求从宗教教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新教所追求的实际上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风貌。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旦突破了思想的篱范，在过去被压制的科学研究就开始蓬勃发展，牛顿发现了宇宙运动的规律，鼓励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也去探索社会发展的运动规律，天赋人权。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三权分立和立宪政治等等都被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提出来了。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从欧洲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欧洲的历史并不是从阶级斗争中产生，相反地是从分工和私有制中产生。而商业发展的积极的作用就在于为推进分工和私有制创造了条件，这才是历史真正发展的秘密。
七、马克思主义和知识时代
科学革命发现了自然的运动规律，启蒙运动发现了社会运动规律，这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自由和用自己的劳动以合法的手段获得自己的财产的权利，并且为保证这些自由和权利的实现建立起相应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三权分立和宪政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工业革命适时产生，把科学革命的成果引进生产力，现代知识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社会的和科学的条件就这样具备了，适应于知识时代和知识社会的社会制度也就同时建立起来了，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由于社会主义者从来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贬斥的，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奴隶制度，列宁把它说成是腐朽的和垂死的制度。马克思找到的根据就是原始积累的残酷剥削，并且把整个资本主义都说成是原始积累的这样的奴隶制度。实际上，原始积累是中世纪到现代的过渡阶段，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后，原始积累由于完成了它的任务而逐渐结束了。资本早期的资本积累确实是残酷的，但是，当资本主义进入知识社会以后，资本主义的利润创造就越来越依赖知识的创造，资本主义是一种知识创新的制度，它大幅度地把科学和技术推向前进，它依赖于对工人的剥削就越来越少了。现在工人的生产劳动时间在发达的国家已经缩短到每周35-36小时，价值的创造越来越成为知识的创造，马克思主义概念中的什么也没有、只能靠出卖自己的体力劳动维持生活的无产阶级，在发达国家已经逐步走向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把工业社会推进到信息社会，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成就。这不是说资本主义制度样样都好，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很多缺点，完美无缺的制度在人类社会是永远不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前进，实际上也在前进。但是资本主义是一个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一种制度，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是把以体力劳动为主要因素的生产力推进到以知识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因此迅速解放了生产力。
当资本主义把知识引入生产力，把生产力迅速推向前进的时候，马克思还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研究资本家是怎么用剩余价值来剥夺工人并为此愤慨不已。资本主义已经在改变它的经营方针，把它获得利润的方式越来越多地转向依赖知识，而不是仍然片面依赖对工人的体力劳动的剥削了。资本主义一旦转变了它的获得利润的方针，不但生产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资本家的利润也出现了大量的增长，整个社会的结构就开始在改变，资本家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也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在缩短，英国在1870年就开始把工人每周60小时的生产劳动时间改变为55小时，全国性的行业工会也在许多国家成立了，实质性的工资也在增加，英国工人宪章运动的要求已在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被接受，工人与资本家的紧张对立的关系也改变了，街垒战早已没有了。恩格斯在1892年为他在43年前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出版序言中也说：“至少在英国，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期已经过去了，”大工厂主“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因为资本家已经不需要采取“使工人命运恶化”的“欺压现象”了。资本家和工人“和平和协调”的时代随着知识时代的到来而正在到来，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富裕了。马克思对这样一个正在转变的时代木然无所感觉，他在1871年写的《法兰西内战》中仍然说：“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阶级的属性了。”也就是说，当每一个人都“变成工人”，负担起“生产劳动”的任务，阶级存在所赖以维持的基础就根除了，社会主义就到来了。马克思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在反复申述，“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消灭以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个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了，“生产力也增长起来了”，“集体财富”就开始“涌流”，“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就到来了。但是马克思再一次错了，不是大家都成为工人，负担起生产劳动的任务，生产就突然增长起来，而是知识引起了生产力的革命，生产才能“涌流”，如果大家都变成体力劳动的工人，那么，我们的社会就退回到原始社会了。马克思一直不理解体力劳动是怎么消灭的，生产力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已经完全落后于时代了，马克思还在设想如何消灭分工，实现他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从十五世纪开始到马克思成为共产主义者，450年的长时间是欧洲向全世界扩张的时期，一个世界市场正在逐步实现，欧洲人正在把它的产品运向全世界，而全世界的财富正在向欧洲集中，造成了欧洲从来没有过的繁荣，马克思所在的十九世纪正是这个繁荣的高潮到来的时代。恰好是马克思从事理论研究的十九世纪的1843年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的四十年，这个时期正是欧洲十九世纪变化和繁荣最快的时期，也是最关键的时期。马克思也承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共产党宣言》）但是马克思并不去研究为什么欧洲的生产力能够实现差不多500年的持续增长，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到来的不到一百年更加猛烈增长，他却因为十九世纪40年代早期的一次经济萧条就判定资本主义“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都已经“被毁灭掉”了。“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隘了，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这是马克思在巴黎写的关于英国的事情，恩格斯后来也不能不说：那次危机“仅具有次要的性质”。马克思是完全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制造经济危机，而且极力渲染暴力革命，“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是革命的火车头”。“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并且把巴黎公社两个月的残酷战争中的物力、人力的全面集中的战时经验直接用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平时的统治之中，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个惨无人道的绝对专制的恐怖统治，而事实上这时还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走向“和平与协调”的时期。
我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知识社会迅速成长的时期。我国虽然在第一个五年时期建成了前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骨干重点项目，把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突然提高了几十年，但是毛泽东仍然搞他的土办法，土法上马，大搞群众运动，大炼钢铁，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彻底抛弃了科学和知识，最后以饿死四千万人而结束，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不满。于是再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又死了一千万人。毛泽东去世以后，邓小平接收了一个烂摊子，不能不进行改革，但是改革是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统的，只能在接受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遗产中进行。
由于以上缘故，我国的改革是用极大的代价实现的。为了保证我国的改革最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在所有制上放宽了，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是国有制经济，因此坚持国有制经济为主体。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当然包括私有制，只能在国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被“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发展，实际上是在不平等的待遇中艰难前进。在2006年2月24日通过了一个《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36条的文件，但是有人说，文件发出去一年了，在“融资渠道”、“土地使用”、“地方保护”仍然是“涛声依旧”，也有人说，“行业准入的大门理论上说是敞开了，然而中间还隔着一层‘玻璃门’。”这就很难让私有制发展。对于国有经济，因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就必须千方百计维护其存在。于是采取许多办法，国家注资，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融资，股市圈钱，国家不知花了多少万亿，仅“三年解困”（二十世纪末）国家一次就花了两万亿，但是国有企业总是解不了困，还是活力不强，效益不高。国营经济改革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做到产权明晰。但是产权属于国家，国家就应当是法人，而国家是不能直接管理企业的，只能由政府派官员去管，不但产权明晰不了，而且蜕变成一个吃国家的机会，以致每一次的改革“深化”都成为国家财产流失的原因。三十年的改革，借改革之名，行侵吞之实，“花一元买下千元的国家资产”（《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月30日《国企改革：渐进式改革反思》）。国企内部薪酬相差几百倍，企业连年亏损，老总收入百万。然而这是明的工资，灰色的收入到底有多少，外人很难知道，只知道国有企业总是困难拮据，因此物价上涨几乎总是国有企业打头阵。但是我国国有企业的老板的收入甚至超过美国同行的老板也大有人在，不能不由国家为国有企业的工资封顶。而2002年国家制定的国企负责人工资比一般职工大过12倍，这就是国营企业。三十年的改革，国营企业不知培育出多少亿万富翁和权贵。2007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亚洲的分配不均》的报告中说，中国是纳入研究范围内分配不均的第一位。国有经济因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所以不惜一切都要支持，我国的人民不知因此而负担了多少。私营企业虽然效率高，为国家作的贡献大，但因为它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即使文件上说要“鼓励、支持和引导”，实际上得不到平等待遇。在一个国家里为什么必须分成社会主义企业和非社会主义企业？私营企业就不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更加大。
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的理论的核心，是马克思得意之作，马克思曾写信告诉别人，阶级斗争不是他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他的发明。但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不能直接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通过党来实现，然而他没有来得及发明专政的党，这个发明权让列宁获得了。列宁要把党建成一个“有组织的部队”，一个“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并且把党的领袖打造成独断专行的统治者。毛泽东则说：“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国毛泽东一人说了算，毛泽东凌驾于全党之上，各级党组织，第一把手说了算，凌驾于组织之上。于是无产阶级专政就通过党的专政和书记的层层专政而实现了，把党变成一个严密的专政的体系，严密的控制着全党和全国人民。马克思的控制所有的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就通过列宁和毛泽东所建立的专政的党全部实现了。
党领导一切，样样都管，必然要迅速变成一个大党，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党就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大。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只活了五年，已经感觉到前苏联的党是一个没有效率的越来越庞大的官僚主义的大党，但是他无能为力，痛苦地死去。我国也是这样，我国的党从建国以来，年年都在膨胀，毛泽东年年叫精简机构，但总是越精减，机构越膨胀，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三十年，趋势并没有改变。现在的党和政府机构加在一起，三十年中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如果统计一下，其庞大程度是惊人的。原因是在改革过程中，党管的事不是减少而是越管越多，管得越多，越要加人。而且党管得越多，权力就越大，就样样都要你管，于是如此循环不已。在这个循环中，另一个循环产生，机构越大，效率就越低，效率越低就越要加人。随着这种循环，又一个规律也同时出现了，权力使人腐败，权力越大越使人腐败，而且这种腐败常常是高官带头，扩及全党。1989年的学生运动，提出的要求有两项，一是民主，二是反对高干子女经商。学生的这两项要求是值得党和政府重视的，但是不但没有接受学生的意见，反而对学生加以压制，这就使得全党和政府的腐败更加泛滥起来了。腐败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一直成为党和政府的不治之症，最近中央公布了2008年-2012年打击党和国家官员受贿和侵吞国家财产的五年规划，并且指出“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已经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地步。
我国党和政府的腐败之所以如此严重，根本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造成机构过于庞大，权力大，机构大，管得多，任何国家处于这种状态之下也不能不腐败，而且缺乏民主，不是向人民公开，让人民、媒体和舆论压力一起参与惩治腐败，仅仅由党和政府来监管和惩治，加之还有投鼠忌器等等问题，要达到惩治的效果是很困难的。
因此，要真正达到防止腐败，只能是实行民主，实行政党政治，还政于民。党的经济自主，不再依靠国家财政，党不要享有特权，党的执政的权力来自人民的选举，执政能力不好，人民可以撤换。缩小政府权力，可以由人民自己办的事人民自己去办，政府不要多管，建立起一个管事少，机构小，办事透明的政府。政府的工作有所专注，不要样样都管。只有民主，还政于民，党和政府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效率才能提高，腐败的机会也就大大减少，即使产生一些腐败，也不至泛滥成灾，易于防止。由此可以看出，为了整个国家体制的改革，还必须改革党，不改革党，整个国家的改革也不可能实现。
大权力大政府与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民主就是人民是主人，权力在于人民，政府只是受人民委托，由人民授权，办人民自己不能办的事。这就是民主政治的优点，只有这样的民主政府，一个权力小、机构小、效率高的小政府，才能实现真正为人民办事的有效率的政府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府。社会主义制度要在民主后面加上专政，变成民主专政，于是把一个政府变成大权力、大政府，样样都管。毛泽东还说过他办事不是靠法律是靠党的决议，样样都要党和政府去决议，于是文山会海就来了。权力越来越大，文山会海也就越来越多，大权力大政府是不可避免的，腐败也就随之而来，也是不可避免的。经济也是一样，本来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制度，私有企业为了自己的盈利，首先是为了生存，企业自己就会去调查研究市场的需要，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研究如何搞好经营和管理水平，使自己成为有效率的企业，否则就被淘汰。马克思只从原始积累和资本的早期积累的残酷剥削现象出发，就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判处死刑，要用公有制经济来代替私有经济，把所有的经济资源都掌握在党和政府手里，不但如此，还要把每个人的生存条件都控制起来，这样做的结果反而把有效率的经济变成没有效率的经济了，并且为机构的庞大化、官员权力的扩大化，官员的特殊化、享受特殊化，直至为腐败提供了机会。三十年来，党和政府不知花了多少力气去改革国有企业，不知花了多少人民的钱，产权不明晰，效率不高，活力不强等等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而政府的监管机构却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改革已经三十年了，经济确实有很大的增长，人民比过去富裕多了，但是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引进外资和技术，增加出口，国内的内需还是没有得到相适应的增长，我国过去那种投资的增长速度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又高于人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的那种经济规律仍然没有改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如果我国再不改变，把经济的发展从过度依赖出口改变为主要依靠内需的增长和把没有效率的经济改变为效率经济，前途是危险的。如果社会主义就是专政，国有经济为特权者创造机会，那么，我们宁愿不需要这种社会主义，因为这实际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开始到现在，全世界人民的二百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人类追求的理想就是民主、效率，公平，正义。只有民主，人民有了自己的主人感，才能产生效率，才能在民主和效率的支持下实现公平和正义。这不但是人类的普遍的要求，也是人类的价值，也应当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因为社会主义者不可能也不应当在这些普遍的理想和普世的价值之外，再去找什么社会主义。如果这些普世的价值实现了，应当说，这就是社会主义最高目标的实现，我们应当与资本主义一起进行竞争，为实现这样的目的而努力。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发生了一场关于“公平的正义”的大争论，罗尔斯提出公平的正义原则，他认为正义的原则必须包含公平，对于那些由于能力差，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也就是他所认为最少受惠者给予适当的照顾，也就是说，社会分配的正义应包含公平（罗尔斯：《正义论》），诺齐克予以反驳，他认为罗尔斯的主张是侵犯他人的所有权，因此是不合理的。这个争论之所以产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有关系，七十年代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业社会已经发展到顶点，正在开始向信息社会转变的时候，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为发达国家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社会，对劣势群体的考虑已经受到社会的关注。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已经重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他们的争论把这个问题推到理论上来进行研究。这确实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研究公平和正义的时候了。知识成为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知识创造财富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的富裕，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的差距所产生的财富的差距也在扩大。从美国来说，有钱人已经越来越多。因此，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的思潮也产生了。乐捐好施越来越普遍，不但捐出上亿美元的比比皆是，而且一般平民捐助也不落后，捐款人数在美国的人口中多达75%。每个家庭年平均捐款多达1000多美元，美国政府也在税收政策上鼓励捐助，这只是一种社会风气，但也从另一方面证明，随着知识时代的到来，社会的越来越富裕，公平和正义的思想也在发展。
马克思以后一百多年来社会的发展太快了，它处处说明，一个理想的社会不是用马克思那种从原始积累时期所产生的思维方式所能解决的，它只能依靠人的实践去探索，跟着实践的步伐前进才能得到解决。毛泽东曾经说过，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这句话是对的，我们的包袱也太沉重了，我们也应当放下历史所给我们的包袱，认真研究马克思以后的社会变化，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思维定位。
2008年7月最后定稿
纪念启蒙运动九十周年和重新启蒙
一、启蒙运动的失败与教训
明年，2009年，是我国启蒙运动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今天，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宰割和瓜分，国家危在旦夕。而全国人民却仍然处于宗法制度、三纲教义和纲常伦理的束缚之中，做顺从的奴隶。袁世凯在1915年5月25日在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上签字，12月12日宣布登皇帝位，在同年9月15日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了，揭开了我国启蒙运动的序幕。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以民主和科学为号召，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救中国，“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的启蒙运动就如一道强光照亮了中国几千年的黑暗的深夜，把人民从沉睡中唤醒，为民族和国家起来斗争。
正在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为对全国人民启蒙而前进时，列宁十月革命已经成功，他的第三国际的代表已经来到中国，告诉中国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都是“虚伪的”，是对被压迫人民的“欺骗”，使得中国的一大批热血的知识分子从要求民主和科学转向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把他提出的民主和科学“救中国”的旗帜放弃了，把他自己誓言“为之断头流血在所不辞”的启蒙运动放弃了，转向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之所以如此轻易地转变，说明了陈独秀虽然向往民主与科学，但是他究竟没有到过西方，对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如何改变一个时代和社会，使之摆脱中世纪的黑暗，进入现代社会，没有亲身的体验。对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在欧洲实践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那时翻译到中国来被普遍宣传的《共产党宣言》告诉人民的是，“资产阶级的关系再容纳不了它自己所创造的财富了”。马克思将要建立一个“自由联合的社会”，在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美妙的社会，至于马克思为了要实现这样一个美妙的社会，前提条件是要把一切人的“生存条件都控制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没有翻译到中国来，陈独秀还不知道。至于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国家机构就会变得象工厂里的会计和监工那样简单不但没有实现，而且苏维埃的专制政权却立即迅速膨胀，官僚化和没有效率，列宁在取得政权以后并不能恢复工农业生产，全国陷入饥饿，强征农民粮食，没有工业品交换，既遭到农民的强烈反抗，又使得工人很不满意，甚至造成工人的游行示威。列宁还未病倒以前，党内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斯大林利用他的管理组织的职务已经夺取了党的领导权。在列宁病倒以后，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束手无策，只能痛苦地死去。陈独秀对此毫无所知。陈独秀是在既不了解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也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就放弃了他的启蒙运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
二、启蒙运动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陈独秀在一开始投身于启蒙运动时并不是对启蒙运动的内容就那样明确的，陈独秀在1904年在他家乡创办《安徽俗话报》时还只提出国家为“全国人民所公有”，“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为捍国家主权，必须提倡民权”，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他的《新青年》时写的《敬告青年》，第一次把“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都作为要求青年的六项标准的内容提了出来，这应当就是启蒙运动的开始。陈独秀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一旦产生，就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封建专制制度及其三纲教义，发起猛烈的攻击。“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父为子纲，则子属于父的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奉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国民如要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就必须破除三纲教义”。“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十分强调学术自由，“学问独立，思想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反对这两大信条，谁就是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
陈独秀提倡启蒙运动，并不是仅仅在唤醒国人起来救中国于危亡之际，这固然是他的直接的目的，他的更长远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封建纲常伦理的奴隶思想，把国人推进到自由、民主与科学的现代观念，从而为中国进入现代国家先进之林创造条件，这才是陈独秀发起启蒙运动的真正目的。他的这些思想都体现在他所参加的中西文化的论战之中。
陈独秀认为东西民族的思想及其伦理道德根本不同，“各成体系”，“如水火之不相容”。陈独秀认为西方的伦理道德是“个人本位主义”，而中国几千年来的伦理道德思想和价值观念是“家族本位主义”，“东西文化无任何调和之余地，那些认为可以协调中西文化兼二者之所长是一种彻底的幻想”。“要改变东洋民族之根性，必须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因此，陈独秀所要求的不是一事一物的改变，而是整个价值观和伦理观的改变。因此，陈独秀说：“如不攻破家族本位主义所形成的宗法思想，三纲哲学及其伦理道德”，“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之所期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
个人主义被马克思主义者歪曲得面目全非，个人主义就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实际上个人主义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伦理观，个人的智力、才能、兴趣、爱好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应当创造一个自由的条件使其充分发挥，为自己为社会作出贡献，至于个人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个人主义“相比较，哈耶克认为，要少得多。原因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权使个人主义无限膨胀，而个人主义的社会却没有此可能。
陈独秀特别强烈地攻击民本主义，陈独秀认为西方的民主主义乃“以人民为主体，所谓仁民、爱民、为民的民本主义，与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主义政治绝非一物”必须划清民主主义和民本主义的界线，中国才有出路。“希冀圣君贤相施仁政”，是“一种奴隶希冀主人发慈悲”，把民本主义说成是民主主义，是对人民的欺骗，我们需要的是“人自己就是主人的共和宪政”，其他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人民“自觉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才能建立真正的共和制”，在这一点上，陈独秀已经远远超过了孙中山。孙中山在他们取得政权以后，还要对人民进行训政，等到人民训政好了，会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时，才能把政权交给人民，实现民主政治，人民只能被赐予民主，实际上是不相信人民，而不是像陈独秀那样，只有人民用自己的主人的权利来打倒封建制度，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当然的民主政治的主权的所有者。
从这里可以看出，陈独秀的启蒙运动是一场比孙中山更加彻底的革命，陈独秀是要把欧洲两千多年发展起来的自由、民主和科学应用于中国，彻底改变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民处于奴隶地位的旧伦理、旧道德、旧政治、旧思想，建立起人民本来就是主人地位的新伦理、新道德、新政治、新思想。
三、陈独秀终于回归民主
陈独秀不了解西方历史发展的实际，对于西方当时的情况，只能按照《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话学舌，“资本主义一面固然增加财富，另一面增加贫困”，“各国资本主义制度都要崩溃，中国哪能……单独保存它（指资本主义）”。但另一方面，陈独秀虽然转向马克思主义，却仍然是一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和负责任的革命家。在1921年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向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负责联络的张太雷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下，……中国不能例外。”张太雷向陈独秀汇报，陈独秀很生气，拍桌子说：“各国有各国国情，……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
当时在中国存在着两个主要的政党，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国民党和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实际上中国的资产阶级十分薄弱，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很薄弱，按照共产国际的观点，“中国大部分工人是老式手工业作坊的手工业者，他们的思想完全是宗法式的，……他们不问政治，现代工人的数量很少。”“在当今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中国唯一最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因此马林把中国共产党说成为“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制造出来的”，在这种权衡对比下，在1923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由布哈林决定，马林参与，作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两党合作。
苏共虽然是共产国际的党，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却是大国沙文主义者，苏俄驻华的全权代表越飞在1923年1月26日与孙中山发表了《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同意外蒙古的独立和苏俄拥有中东铁路的权力，苏俄的军队不必从外蒙古撤退，苏俄则给孙中山经费和提供武器，派军官为孙中山建立军校，训练军队，从事武装斗争。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这个协定来控制两党，从而使中国成为亲苏俄的国家的附庸。孙中山去世以后由蒋介石担任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就利用苏俄的援助建立了军队，实行北伐，蒋介石的北伐很顺利，在1926年6月占领了武汉，第二年1月顺长江东下，取得了上海和南京，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便与英美勾结，与共产党决裂，实行四一二事变，屠杀共产党人，斯大林想要利用国民党的计划彻底失败。但是斯大林不能不找替罪羊来掩盖自己的失误，这就很自然地找到了陈独秀，因为陈独秀从来就与共产国际的主张不断龃龉。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严厉批判陈独秀，而且决定陈独秀无权为自己辩护，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次会议，简称八七会议。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1926年接着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六中全会，陈独秀拒绝出席，一位连任五届总书记的党的领袖就此开除了党籍。
抗战开始以后，陈独秀来到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过着穷困和孤独的生活，陈独秀在这种孤独的生活中总结了他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一生的经验，按他自己的说法，经过了七、八年的回顾和思索，他终于从当年热衷于共产主义回到了民主。陈独秀在1940年3月20日给他的托派朋友分别写了两封信。
“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宁）、托（洛茨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民主政治“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年，才得到的今天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十月革命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的抽象名词，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的民主，才致有斯大林统治的苏联，意德还是跟着学的。”
“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
“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级的旗帜，并非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
从陈独秀的观点看来，民主是人们生活中所永远需要的，不是某种历史的特殊现象。德意法西斯专政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人民的专制统治，都是反人民的，因此都是“退步的”。从这里还可以看出，陈独秀所反对的实际上不仅仅是列宁斯大林，而是全面否定马克思的理论。
四、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价值和逻辑
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价值和逻辑。我们的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面临这两种理念的选择，对这两种不同的理念的选择，是选择其一而去掉其一，还是把两绝对的对立和矛盾的理念和价值不加考虑地硬拉在一起。陈独秀在启蒙运动中是十分明确的，他所决心要建立的，是建立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制，决心抛弃个人作为他人的奴隶的纲常伦理和封建专制制度。
邓小平与陈独秀不一样，他既要鱼也要熊掌，他要两者各得而兼。办法是坚持完整无缺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也要坚决地引进西方的被马克思抛弃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要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来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面临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等的彻底破坏和如何重建，他曾去美国访问，深深感到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落后于资本主义太多了，按他自己的说法，“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邓选》第三卷第375页）。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要把生产力赶上去，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相信社会主义，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探索中国怎样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力”。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把生产力搞上去，邓小平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行之有效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引进社会主义制度，目的是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发展太慢，老百姓不满意，就不能巩固。但是邓小平也怕因为引进市场经济而把资本主义的自由和民主也顺手牵羊地带进来了，因此他特别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在十三届六中全会中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反二十年，现在看来，要永远反。并且强调“不能搞三权鼎立”，“不能搬资本主义民主”。邓小平关心的只有一件事，隔几年抓住机会，就上一个台阶，加快发展。邓小平也要搞政治改革，那就是“精简机构”、清除社会主义制度的“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我国三十年的改革就是按邓小平建立的原则实行的。
但是，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两条原则的基础上的。
第一，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亚丹斯密称这是“个人最神圣的权力”。
第二，在制度和法律的基础上完全平等和自由的竞争。任何人都没有特权。
这两条原则在马克思社会主义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党和党的干部握有一切决定的权利，而不受任何干预，自由竞争实际上就是把干部所掌握的权力扩大到经济领域中来，进行完全不平等的竞争。从开放市场，成立公司制的第一天开始，财源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向权力者滚滚而来，一个权力者阶层从改革开始就已经成为财富集中的阶层而产生了。六四以后，没有人再敢闹了，这个权力财富阶层就更加毫无阻力地发展。
造成这种权利财富阶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国有企业花了差不多三十年也没有改好，老是没有活力也老是处于困难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责权不清，原因是产权制是在私有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在私有制中，产权制在法律上，法人要负什么责任是清楚的，但在国有制企业中，产权是国家所有，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不可能直接承担法人权利和责任，国有企业的财产由国家派去的代表负责，正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国家的财产就成为他们挖之不竭的金矿。首先是为自己增加工资，根据统计国有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14倍。在一个企业内，工资差别也相差几百倍甚至还要大，因为他们并不怕企业亏欠或倒闭，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自有国家扶持，也不怕倒闭，特别是他们领导干部的工资无限上升，不能不由国资委来封顶，并且还要规定不盈利不得加薪，实际上他们企业不盈利甚至亏欠，工资照样增加。这还是正常工资收入，至于灰色、黑色收入，化公为私等等就无从计算了，因为这是国家的财产，有机会捞就不能放弃。过去曾经有人说，国有企业是富了方丈穷了庙，企业困难不用担心，自有国家来解困，国家尽一切条件从各方面向国有企业输血，财政注资，定期补贴，国际国内资本市场融资，股票市场每一次都由国家用政策鼓励其发展，目的就是为国有企业融资，甚至一个国有企业成了空壳，还能到市场去圈钱，直到把股民的钱袋掏空为止，才算这一轮股市结束。下次再找机会刺激开市，至于债转股，贴息贷款，等等都不在话下，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就这样通过所能想到的渠道向国有企业输送，再由国有企业流入权力者的钱袋。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是全国人民用他们自己的血和汗把它扛起来的。
为了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国家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1999年我国国有资产总量为9万亿元人民币，2007年5月已经突破16万亿元，七年增长7万亿元，一年增加一万亿。为了加强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在2006年底，国务院转发国资委文件，做出规定，国营企业垄断的范围不断扩大，对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都必须保持绝对控制，对基础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行业等等都只能由国有企业专营，私营企业都不能经营。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带动力都要继续增强。由此可见，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和比较重要的行业和企业都已经由国有经济垄断。我国的市场竞争实际上就是为国有企业捞钱，哪还有什么竞争呢？
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国家想出了许多办法，但是企业总是困难，原因是企业总是缺乏资金。1994年以后国家下狠心拿出两万亿元为企业三年解困，三年过去了，企业依旧困难。两万亿上哪里去了呢？谁也不知道，实际上我国的投资从来是十分巨大的，国家发改委主委张平透露，我国社会总投资去年（2007年）超过13万亿，今年可能超过17万亿，明年预计20万亿，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所有这些投资都是天文数字，而且大部分是投向国有企业，依然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的困难，投资依然没有效率，并不能增加人民的收入扩大内需，原因是国有企业是一种无底洞，下面还有一个权力阶层在张着大嘴等着呢！这就是我国缺乏内需的原因。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中央的每一项政策的出台，每一次的改革开放，都成为权力者积聚财富的机会。权力垄断，权富民穷，历史上就是如此。在我国历史上，真正从贫苦农民出身后来作了皇帝的只有朱元璋一个人，由于亲身的体会，他十分痛恨官吏的贪污，非法取夺民财，对贪污官吏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即使这样，他仍不放心，取消宰相，自己亲管六部，然而明朝仍然是我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马克思对于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真理毫无警觉，竟然建立起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专政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