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坦还指出，即使马克思自己，也在追求最终目的的同时不能不注意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而作出的一点一滴的斗争所取得的成果，他在《法兰西内战》中也说，“工人阶级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的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而且马克思还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说：“十小时工作制的法令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这不是也承认现实社会对工人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改良对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吗？
关于在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下，工人处于绝望的境地的争论，普列汉诺夫以此来批判伯恩斯坦。如果社会主义抛弃了关于工人（在现代社会中）处于绝望的境地的迷信，就会失去了自己革命的锋芒，伯恩斯坦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328页所说的，在大工业中工人的生活在1853-1860年代实际上是改善的，来证明并不是意味着工人处境的绝望性，而是意味着改善的可能，而且从《资本论》第一卷写成的1866年以后，“通过法律和制度更加朝着改善的方向普及了。”马克思承认这些进步的事实，但是他最终还是回到《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工人对于自己处境的绝望，而且重新回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即把对立面的斗争绝对化。这样，马克思又走回到二元论，一方面是处境的绝望，一方面处境又在改进，使得《资本论》这一著作的基础成为一个公式。在这一公式中，发展应当导致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马克思基本上接受了空想主义者的方案。当马克思接近认真讨论最终目的的地方，就表现出“这一伟大的科学天才原来到底是一种教义的俘掳，”对于不符合他的规律的地方，他宁愿放弃事实，而不是去认真对待事实，不去考查“他的预设的规律是否是真理。”
伯恩斯坦在批评了马克思的二元论的矛盾以后认为必须尊重事实，不应被预设的规律绑住手脚，控制自己的头脑，成为“《资本论》的那些已被事实推翻的规律所俘掳，”把社会主义的胜利寄托在“内在的经济必然性。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不可取的。
有产者的人数在增多而不是减少，这是事实，即使马克思本人也是承认的（见《资本论》第三卷第1000页），但是马克思还是要否认，因为辩论法的对立面的斗争的规律决定财富是集中和垄断在少数人的手里的，马克思主义要求“事实服从理论”，而不是理论服从事实。“臆想出来的矛盾大部分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仍然要按臆想的矛盾去考虑，并且建立理论，这就是马克思脱离实际的原因。
伯恩斯坦还指出，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一方面非常尖锐地强调工人的不成熟，但是在另一方面，又说，“一切文化、一切智慧、一切德性只能在工人阶级中找到，”他在一开始成为共产主义者时在《〈黑格尔法院哲学批判〉序言》中就是这样说的。因此，“政治行动”就可以指日可待地通过“革命性突变”来实现。而“合法工作”只不过是“一种纯粹暂时的性质”。事实证明，“立法或者合法改良的道路是比较缓慢的，革命暴力的道路是比较迅速和激烈的，”但是“合法的道路还是比革命的道路更为有效”。这就是伯恩斯坦的结论。
因此伯恩斯坦认为，“根据宪法的立法通常是工作得比较缓慢，它所遵循的通常是妥协的道路，不是废除既得权利，而是赎买既得权利，然而这正是积极的社会政策工作的优越性”。
伯恩斯坦还认为：“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具备自己十分强大的经济性的组织并且没有通过自治机构的训练而具有高度的思想独立性的地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俱乐部的演说家和文人的专政”。不可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从苏联为首的那些东方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就是这样，是政治野心家的专政。
伯恩斯坦还认为，“尽管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的时候以来，工人阶级在知识、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认为它即使在今天仍没有充分发展到能够接受政治的独占统治的程度。”
“工人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必须把它看成什么样子。他们既没有像《共产党宣言》所预言的那样赤贫，也不是像他们的臣仆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地偏见和弱点。”
在这里，伯恩斯坦再一次引恩格斯的话：
“只有在社会生产力达到了一定的，对于我们当时的条件来说甚至是很高的发展水平时，才会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使得阶级差别的消灭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它能长期维持，而不至引起社会生产力的停顿或者甚至倒退”（《马恩全集》第十八郑第二版537-538页）。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大多数都住得很挤，教育得很差，收入不稳定也不充分的阶级有那样高的知识和道德水平，而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维持是以这样的水平为前提的。”
恩格斯上述这两段引文说明了要使得革命能够成功，只能是实事求是地、脚踏实地地创造主观的条件才能够实现的。因此，伯恩斯坦在最后说，“社会民主党需要一个康德，严厉的审查，指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教义的表面上的唯物主义，在哪些方面引入歧路的空论。指出轻视理想和把物质因素抬高到无所不能的发展力量的自我欺骗。”
以上只是伯恩斯坦从历史的实际批判马克思主义，另外一方面，伯恩斯坦又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本身来批判马克思是如何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这一极端走向另一唯物主义的极端所陷入的机械论的困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社会的经济规律。”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说：“法的关系，象国家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产关系。”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离开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建立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因。唯物主义历史观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因此伯恩斯坦在《前提》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是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开始的。
从这里就可能看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恰好走向另一极端，不承认精神的运动，只承认物质的运动，但是单纯的物质运动只能是一种机械的运动，运动一开始，运动要达到的后果，运动的形态和方式，它所要实现的必然性在运动开始时都已经决定了，精神、思想和意志的趋向，从而人类世界的一切现象都只能随着物质的运动的必然趋向而或慢或快地变化，它们的变化只能被物质的运动所决定，它们的运动方式也只能被物质的运动所规定，而不能决定物质的运动。因此，精神、思想、意识要达到的必然性也同样是被物质的运动所决定而不是相反。
于是伯恩斯坦就提出，把这种“唯物主义转用于解释历史，就意味着从根本上一切历史的过程和发展的必然性”也就在历史发展的一开始就已经被确定了。“问题仅仅在于，必然性是以什么方式在人类历史中贯彻。是什么力量“在起着决定的作用，”自然、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意识在历史中起什么作用。对于所有这些问题，马克思在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都作出了回答。伯恩格坦把这一段很长的话全部摘引下来了：
“物质生活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法律、政治制度，一定的社会意识也就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这一段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规律的论述是十分清楚的，用不着任何解释，这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最典型的论述，因此伯恩斯坦引用《资本论》出版第一版的序言中的话：历史的这种“自然规律”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贯彻下去的”，马克思是用这样一个宿命论的结果来作为结论。而且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也以赞成的语言说：“一切社会变动和政治变动的最后原因”不应当在人的头脑中去寻找，而是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
但是，恩格斯到了晚年，也有了明显的改变，他在1890年给康拉德?施密特的信中精辟地指出，“社会制度从经济发展的产物独立化为具有自在独立运动的社会权力，这些权力又能够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发展，根据不同的情况，或者促进它，或者阻止它，或者把它引上别的轨道。”
恩格斯在1895年发表在《社会主义大学生》中的两封信中作出更加明确的说明，“法权形式，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观点或教义，”在历史斗争中“起着作用”甚至“主要决定这些斗争的形式”。因此，“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穷无尽的力的四边形的群，而由此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马恩书信选集》第46页）。“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全都互相发生反作用，对经济发生反作用”（《马恩书信选集》第517页）。伯恩斯坦最后说：“马克思的天才也被错误地引导到形形色色的错误结论”。
伯恩斯坦在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后，他认为要重新建立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的统一和重新建立理论同实践之间的联系和统一，对理论的缺陷和矛盾进行无情的清算，这一任务才能解决，而这只能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开始。这就是伯恩斯坦的结论。
二、马克思是怎样陷入黑格尔和
巴贝夫和布朗基的阶级斗争的绝对主义的陷阱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年时代都属于黑格尔哲学的激进派，马克思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自认为已经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头脚倒立的，他已经把它顺过来了，以脚站立在地上，这一点恩格斯是同意的，恩格斯在他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认为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重新“从用头站立改变成用脚站立”。
伯恩斯坦在他的《前提》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第一节《黑格尔辩证法的陷阱》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警告：
“辩证法用‘脚站立’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不管事物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一旦我们离开可以凭经验确认的事实的土地并且超越这些事实而思考，我们就要陷入派生概念的世界，而如果我们仍然遵循黑格尔所提出来的那种辩证规律（去思考），那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黑格尔的矛盾逻辑的巨大科学危险就在于此”。（殷叙彝编《伯恩施坦读本》第243页）。
伯恩斯坦在后面接着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中的矛盾逻辑去思考，从而陷入“派生概念的世界”和“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从而离开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的具体发展越来越远。伯恩斯坦所举出的事实都是当时马克思主义中脱离历史实际的具体事件，没有从马克思主义根本理论出发来进行论证，也没有对黑格尔的陷阱是怎样具体设置的，在这一方面还需要作一些补充。
为了把黑格尔所设置的陷阱说清楚，我们不妨引用波普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蕴酿和发展的过程中所写的重要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专门论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中的论点作一些必要的引证。
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把物质世界看成是观念的运动，并且把观念设想成为“绝对精神”，“观念”和“绝对精神”都不是静止的。“绝对精神”具有自我运动、自我发展，达到自我目的实现的能力，“绝对精神”首先外化（也就是转化）为自然界，形成自然界的运动。当它外化到人类，就成为历史的运动。但是“绝对精神”的运动是遵循黑格尔的辩证规律实现的，黑格尔所设计的这一套辩证法的规律好象是绝对客观的，但它真正的目的是为德意志帝国的专制君主制度服务的。具体地说，是为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皇帝的专制统治服务的。因此，黑格斯的“绝对精神”外化到人类以后，使人类的历史经过三个步骤，首先是外化为东方的专制主义，第二步外化为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民主制度和寡头政治统治的制度，第三步也是最后的一步，外化到弗里德里希?威廉皇帝的君主专制统治，从而达到了外化的顶峰，实现为外化的完成。于是，“绝对精神”体现为“德意志精神”，“德意志精神”就是“世界精神”。因此德意志帝国必然要统治世界，这是黑格尔哲学的呓语。然而这是黑格尔有目的设计，从这里可以很明确地看出黑格尔是先有目的，然后再设计一套历史辩证法的形式来证明目的的必然要实现，也就是先有目的，然后才有辩证法，辩证法是为目的服务的，目的就是日尔曼民族是被认定为世界的统治的民族，黑格尔实际上是日尔曼民族至上主义者，国家至上主义者，最后使黑格尔发展到战争狂。“国家是神圣的理念”，“国家即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国家的权力成为“绝对的最终裁决，绝对的自我裁决”，“整体中的绝对的决定因素”，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皇帝就是这种最后裁决的体现者。“为了实现神圣理念的就是战争”。“当国家的特殊意志不能达成统一时，只能通过战争解决”。因此，“战争有其深刻的意义，借助战争，国家意志的健康得以保存”，至于个人，人的“真正的勇敢是将自身全部奉献给国家”，“战争是公正的”。等等（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十二章《黑格尔与新部落主义》）。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小逻辑》都没有谈对立面的斗争，但是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对立面的斗争的哲学的运用发挥着巨大的绝对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他已经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用脚站立起来，但是马克思在建立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时，他按照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的观念的运动，一模一样把物质的运动也同样发挥起绝对作用的地步，马克思首先把生产力设计成为纯物质的东西，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唯一的物质实体，人们在生产过程所产生的生产关系，人的意识形态、法律、政治等上层建筑是完全被动的，只能随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变动，实际上马克思是按照伯恩斯坦所批判的那样，按照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对立面的斗争一模一样地设计出一套概念的体系，远远离开历史发展的实际按照对立面的斗争进行运动，进入“概念的自我发展”，最后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的庞大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一套概念的自我发展。看起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以脚站立，而实际上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以唯物主义的名义所作出来的翻版，而他的目的也和黑格尔一样，先有目的，而后有理论，理论是实现目的的工具。
实际上，生产力并不是纯物质的产物，而是人的知识的产物，脑力劳动的产物，人从原始社会的渔猎和采集发展到种植和饲养的农业社会，就是人的智力的产物，人的知识是从实践中发展起来，反过来又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推动实践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这样，知识的发展本身不是独立地发展的，它是受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和意识形态等等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影响的，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条件产生一定的知识的发展方式和知识的内容。把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按照既定的层次和方式发展，这实际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鹦鹉学舌。正如伯恩斯坦所说，马克思深深陷入黑格尔的那种“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
由于以上原因，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作为一个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采用黑格尔的激进的辩证逻辑，他必然会达到与激进的巴贝夫主义和布朗基主义所达到的同样的结果。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巴贝夫主义、布朗基主义的关系，巴贝夫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激进的一个派别，平等派。巴贝夫活动的时代法国还是以小农为主的农业社会，巴贝夫本人也出生于农民家庭，他组织起一个秘密组织“平等会”，密谋以武装突然袭击夺取政权，消灭私有财产，建立起一个以农业为中心的平等主义的和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公社”。布朗基活动的时期基本上与马克思同时代但略早于马克思，布朗基派是从巴贝夫的激进的理论中产生的，因此也有人把布朗基主义称为巴贝夫主义。但是布朗基是十九世纪早期法国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派。曾参加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巴黎公社时期在狱中被缺席选为公社委员，主张由一批革命家组织秘密组织，实行突然武装袭击，夺取政权，推翻旧社会，实行专政，建立起新社会。巴贝夫和布朗朗的这种激进思想与黑格尔的激进的辩证法思想有一种共同的相似处，因此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激进的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达到了与布朗基主义十分相似的学说”。但是，马克思与巴贝夫、布朗基有一点是不相同的，巴贝夫和布朗基是主张由少数革命者组织秘密的突然的武装袭击，夺取政权，而马克思是找到一个无产阶级，从理论上把无产阶级理想化成为“社会的理性，”强调由无产阶级采取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消灭国家，实现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消灭财产私有和阶级则是一致的，这就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思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断地散布着巴贝夫和布朗基的思想，以至伯恩斯坦认为，“《共产党宣言》的行动纲领是彻头彻尾的布朗基主义的”，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共产主义同盟的几次通告中，都称诵布朗基派为无产阶级的党，特别是1850年6月的通告中，把布朗基派说成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党”。
从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巴贝夫和布朗基在理论上的相互关系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
三、列宁从捍卫到修正——良心的痛苦折磨
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实际上在第一次大战以前就由于沙皇俄国国内的落后，对外战争，从克利米亚战争到日俄战争的接连失败，俄国沙皇的统治早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沙皇早已失去了恢复统治的能力。1919年的统计，在沙皇俄国，大约三万名地主占有七千万俄亩的土地，而超过一千万农民也只有七千五百万俄亩的土地，而且农业非常落后，基本上还是用木梨木耙耕地，即使如此，还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完全没有农具，百分之三十农户没有耕畜。工业也非常落后，大战前夕，电力工业和机器制造业还刚刚建立，根本没有机床工业、化学工业和汽车工业，但已建的工业却又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工业，并且集中在彼得格勒等极少数大城市，而且恰巧是彼得格勒早已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所控制，早已不受沙皇的控制，沙皇专制政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利，造成国内经济的彻底崩溃，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造成的破坏，工业不能开工，农业因为农民抽调赴前线当兵，也遭到严重破坏，前线退回来的士兵找不到工作，全国陷入饥饿、罢工、动乱之中，沙皇政府退位以后，孟什维克控制的临时政府也无法恢复对国家的控制，停战以后，整个的欧洲都陷入经济破坏、饥饿、社会秩序混乱之中，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前夕的估计，不但是俄国，整个的欧洲已经陷入革命危机之中，革命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都即将爆发，特别是在德国，李卜克内西的社会民主党还取得了联合执政的地位，列宁非常乐观，革命的爆发不只是俄国而是整个欧洲，俄国革命将获得整个欧洲，特别是德国革命的支持，革命已经胜利在望，在这种乐观的估计下，那时列宁所领导的党不但以彼得格勒为中心迅速发展和壮大，而在莫斯科也同样组成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有人说，列宁违背了马克思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颠倒了历史的顺序。恰巧相反，列宁在俄国以武装暴动取得政权以后，西欧各国的革命接连失败，连李卜克内西也被杀害。不但如此，而且国际联盟还派出军队去帮助压制俄国的革命，这些出兵由于战后西欧各国忙于恢复自己的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出兵干预都是小规模的，不久就停止了。于是在整个欧洲只剩下一个俄国的苏维强国家在孤独地坚持自己的革命，列宁不能不做出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可能的结论。
列宁在革命前夕匆匆写成的《国家与革命》实际还没有写完，就放下去指导实际的革命斗争。这部对苏联的革命具有指导意义的书不但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按自己的想法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充分的发展。
列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引证了大量的材料论证国家的性质，列宁首先从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将取得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有财产”，“这就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的基础，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也“消灭了无产阶级的自身”。“因此，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列宁进一步发展发挥了暴力革命的作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由无产阶级取得国家的权力，才能“为国家的自行消亡”创造条件。列宁继续引证马克思的1848年的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经验来说明“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就是“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于是，列宁最后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这里所说明的国家和革命以及与暴力的学说完全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论是巴贝夫还是布朗基都没有产生这样的理论，把列宁说成是布朗基主义者，这是彻底地违背历史的。
列宁继续分析，引用马克思在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且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从资产阶级的民主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变成被压迫者的民主”，“取消军队、官吏”和警察，“使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们的委托的工作人员”，国家的工作也“日益简化”成为“监督和统计报表的职能”，“将为所有的人轮流行使”，列宁在十月革命中所希望实现的就是他在十月革命前夕写成的《国家革命》所说明的一切。在这里，没有一句话，甚至一个字是布朗基的，虽然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布朗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马克思在理论上大大发展和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理论，列宁又对马克思的理论继续加以极端化，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列宁主义，与布朗基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列宁对于他自己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所建立的这一套理论是十分自信的，他在指导十月革命，并且取得迅速成功也是十分乐观的。布尔什维克从在彼得格勒建立自己的非法武装开始十多年来，一直到十月革命取得全国政权都是在列宁的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加上大战期间，德皇为了避免东西两面作战的不利局势，利用特务向列宁给钱给枪并护送回国，加上二月革命后的民主政权并不能使因战争而残破了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以致列宁没费多大力气就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列宁秘密回国开始公开露面第一次向士兵集会所作的演说，第一次宣布：“全国自下到上，从最偏僻的乡村到彼得堡各市区的一切政权，都应当归工人、士兵、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掌握。”一个没有警察、官吏和常规军的国家即将实现，“土地不应当属于地主”，“把我国和全人类从战争和资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是多么诱人的一幅理想图画，一幅理想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列宁主义的图画。列宁的讲话立即得到了士兵、工人和农民的拥护，布尔什么克的威信达到了最高点。
但是继续下去并不像列宁所想象地那样顺利，列宁希望的李卜克内西所领导的德国革命也失败了，反而是出现了国际联盟多国军队对苏联革命的干预。列宁所领导的国内革命，也不像列宁所想象的，消灭了阶级和私有制，实现国有，国家的职务就只不过是对生产的监督和会计，而是工厂继续不能恢复开工，全国粮食缺乏，陷入饥饿，拥护迅速变成不满，甚至引起原本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据点的彼得格勒的工人的不满和游行示威，列宁对这种局势束手无策，只能采取强制的手段，征收农民粮食供应城市以救燃眉之急，外国干预和国内的军事反抗虽然停止，但是经济没有恢复，工农业仍然陷于破产之中，列宁果断地在1921年初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在一定限度内粮食和工业品的自由流通，恢复一定限度的私有财产，1922年经济开始恢复。
在政治上，早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不能不同意召开国民会议，但是1918年1月召开的立宪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明显是少数，列宁立即下令强制解散，实际上，十月革命后，实行的并不是无产阶级民主，而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权力极端集中的专政导致苏维埃政府机构的迅速膨胀和官僚主义迅速发展，列宁在1921年就已经说：“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在官僚主义的‘官厅’的臭泥潭里”。
一年以后，列宁在最后一次党代会上说：不是共产党领导官僚主义而是官僚主义在领导共产党。不但如此，列宁还健在时，党内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了，列宁在1922年5月病倒，斯大林在1922年4月已经夺得了党的总书记的位置，列宁虽然在1922年12月到1923年1月口授了一个遗嘱，严厉批评斯大林，目的是想撤换总书记，已经是无能为力了。以后列宁已不能说话，只能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痛哭，列宁十月革命以后实际领导革命的时间还不到五年，他已经发现他原来美妙的设想，从经济到政治，一个一个地都出现了问题，远不是他原来所设想的。苏联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使列宁在精神和良心上受到折磨，使列宁在痛苦中离开人间。如果说伯恩斯坦是第一个在理论上开始修正马克思主义，那么列宁却是在革命的实践中开始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由于时间的十分短促，列宁还来不及对政治的修正就已经病倒了，我们应当承认列宁有他伟大的一面。如果天假以年，也许苏联不是后来的那个样子。然而这不过是假设而已。
普列汉诺夫批评列宁轻视知识，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列宁在取得经济的恢复的同时，已经在极其困难的时期开始大量聘请美国的技术人员，开始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并且多次提出引进泰勒的科学管理工作法，而且列宁还允许在党内一定程度内不同观点的自由讨论。这说明列宁在知识问题上已经开始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去世以后，由于列宁所打造的党的专政已经形成，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不但不能起到引导他的后继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继续修正，使苏联向列宁所开创的方向发展，而是一场以人身毁灭的权力斗争开始了，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斯大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回转头来全面改变列宁的主张，立即停止新经济政策，以极其残酷的手段，1300万人的死亡为代价，彻底消灭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的集体农庄，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把设计室搬进监狱，让那些知识罪犯在牢里为斯大林设计现代飞机。
虽然列宁在自己的实践中做出了一系列的修正，但是列宁仍然是始作俑者。对于第三国际国家所造的种种恶果，列宁是不能辞其咎的。事实上，他的修正最后并不能在苏联产生任何作用。
四、毛泽东：二十世纪我国农民革命领袖
和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抛弃知识，要大家都成为工人，实行巴贝夫的平等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公社“，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激进的理论，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和影响。然而在东方农业社会，马克思的理论却成为农民革命的理论武器。
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后二十七年的统治与列宁在不到五年的苏联的统治是全然不同的。毛泽东是严格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十分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彻底抛弃知识，贬低知识分子，并且在他二十七年的统治中使得上百万的知识分子遭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打击，并且彻底为建立个人的领导权威和个人迷信而竭尽全力，他自比秦始皇和朱元璋，然而远远超过了秦始皇和朱元璋。
毛泽东在他统治中国的二十七年中，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从三年恢复到1957年，这一时期毛泽东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所说的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进行的，我们只需把马克思和毛泽东相关的话排列在一起就一目了然。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说的结论性的一段话是：
“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毛泽东则在1958年总结他八年来的革命，指出：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内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告一段落（指反右派斗争）。……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
于是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式的技术革命就开始了，毛泽东的技术革命是彻底抛弃科学和知识，彻底的农民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加人海战术，土法上马，大搞群众运动，大兵团作战，小土群，全国竖起土炉子，大炼钢铁，当年钢的产量翻番。农业改革，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就在一个接一个运动的过程遭到了彻底破坏，粮票、布票，各种工业劵相继产生，粮食生产不能供给每个人的口粮，于是减低口粮标准。这是一次工农业生产的彻底破坏，也是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在我国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一次真正的演习和实践，这场不断革命造成的是全国饿饭，许多地方饿死人，于是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也就开始动摇，党内的意见也越来越多，不能不在1959年7月召开庐山会议，讨论纠正。彭德怀的上书触犯了毛泽东的领导权威，损害了他的个人迷信，于是庐山会议从“纠左”立即转变成“纠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毛泽东取得了胜利，1960年继续开展反右倾斗争，实行更大的跃进，以至饿死的4000到5000万人，大部分是死在反右倾的1960年到1961年上半年。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保住了，但是人心更加动摇，庐山会议成为一个转折点，为保持毛泽东个人的领导权威和个人迷信而斗争，从此以后就成为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核心。毛泽东不能不被迫召开7000人大会，而且不能不说，让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故作轻松。但是采取委婉的态度提意见的还是不少，毛泽东已感到他的个人迷信受到威肋，为保持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一场更加彻底的斗争，文化大革命终于在1966年开始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按毛泽东的说法，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按林彪的说法，是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不再对毛泽东的领导那么服贴的党必须彻底打碎，重新起用那些造反派建立一个重树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的新党，再造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实际上毛泽东与林彪同床异梦，各有打算。林彪与毛泽东的权力斗争终于爆发，周恩来的死造成天安门悼念周恩来的事件和万人空巷地为周恩来送行，说明毛泽东的权威已经丧失，大势已去，无可挽回，毛泽东也就因此而结束了他的生命。文化大革命随之结束，中国迎来另一个新的时期，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从列宁到毛泽东，应当说是马克思主义在农业社会的一场革命实践，说明马克思主义所能实现的只能是使落后的农业社会更深地陷入落后，推迟了这些国家向现代化的转变。普列汉诺夫的遗嘱批评列宁轻视知识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列宁还没有达到绝对抛弃知识的程度，列宁还在极端困难的时候尽力引进美国的技术专家，建设现代化的现代工业企业，还几次写文章主张引进美国的科学管理制度，在一定的程度上允许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毛泽东不但是轻视知识，甚至抛弃知识，鄙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毛泽东所说的中国要来一个“技术革命”，却是完全抛弃科学和现代技术，用人海战术大搞农民小生产者几千年就已在使用的土法生产，他要让这种土法生产遍地开花，而且实现亩产粮食二十万斤和钢产量的翻番，赶美超英，把对立面的斗争变成斗争哲学，用两类不同性的矛盾把所有不同的意见都打成反革命，要把现代化的工厂搬进山沟和山洞，以至完全破坏了生产，他要按照马克思所提倡的办法在中国消灭分工（五七指示），使中国回归到愚昧的没有知识的原始社会，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消除分工，大家都成为工人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的中国版。
五、改革：两种价值观的矛盾
十年动乱结束以后，我国从经济到文化、社会秩序、人际关系都遭到彻底的破坏，不能不进行改革，但是改革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我国继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现马克思所设定的社会主义目标，还是重新定位社会主义，在政治上，还政于民，在经济上，按照人民的要求，把人民的生活和就业放在首位，停止追求不切实际的发展速度。我国的改革所选择的目标仍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目标既定的方针下，改革可以引进市场经济制度，但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奔社会主义的方针不能改变，党的领导的权力不能改变，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作为权力的经济基础的国营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改变，等等，总之，除了引进市场经济制度以外，一切照旧，反映在我国的宪法上，按照2004年人代会修改定的文本，仿照各国宪法的通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等，外国宪法上有的，我国宪法上都有，但是我国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党代表无产阶级执行专政，实行一元化领导和实行四项基本原则，否定三权分立的权力分散的原则，人民在党的带领下实行和建设社会主义，一切权力属于党，我国引进市场经济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国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而一切有关安全、民生和各种重要行业以及一切重要企业都属于国有经济所有或由国有经济控股，国有经济的高层领导由国家任命，在国有企业实行现代公司制改造中又自然成为公司的法人。国家掌握着一切宏观调控手段和各种重要资源，虽然我国实行以人为本，为民作主，在许多与人民生活有关的问题上征求民意，但这是民本主义不是民主。党和政府掌握着无限的权力，实际上就是党和政府的各级机关和官员掌握着无限的权力，权力越大，越要追求权力，于是在专制统治下所能产生的一切弊病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都产生了，而且利用改革开放的机会不断膨胀。以至每一次改革开放的政策都成为权力膨胀和捞取好处的机会，于是不讲实效，重视速度，相应地“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地区趋同、产能过剩，豆腐渣工程，企业尤其是矿井事故频繁，为权力争夺而斗争，拉党结派，勾心斗角，跑官买官，等等问题，贪污腐化，生活糜烂，侵犯人民利益，群众性反抗，不一而足，甚至在政权机关中所产生的这些现象，同样侵入科研部门的神圣的殿堂。由于人民无权，时时处处都要由党和政府来解决，本来由人民自己可以处理的事务也不能不由党和政府制定法令，并且由党和政府来解决，造成党和政府机构的包揽一切，无限膨胀。
国家为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护航，集中和耗尽了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向国有经济大量投资，财政补贴，银行优惠贷款，股市融资，但最后造成的是国有经济没有效率，而权贵经济都因此而更加迅速形成和壮大，造成我国改革中的特殊现象。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国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投资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但越来越缺乏效率，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GDP的增长速度，而人民的收又大大慢于GDP的增长速度，而且贫富差距惊人的扩大，使我国的高速度增长越来越依赖以农民工和城市产业工人的血汗和资源的输出，而把生态和环境的破坏带给国内。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为了保持速度，1-7月份投资达到9.59亿的天文数字，增长速度达到32.9%。但是2009年8月6日《北京青年报》登载的民营经济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中指出，国家为了抗御危机的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民营企业难以分享。
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也希望把我国经济的增长从以出口为主，转向以内需为主，但是在我国的整体改革方针不变的情况下，我国的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也就难以改变，三十年的改革，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
我过去曾引用过的2007年和2008年两届两会议员提案都提到的数字，我国公务员职务消费从1978年到2007年改革开放中的28年，增长140倍，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4%增加到2007年的24%，占我国当年财政全部收入的近四分之一。每一个中国人负担的管理费平均从20.5元增加至498元，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这还没有包括贪腐行贿受贿等等的灰色收入。按每一百万元GDP所负担的公务员人数，中国达39人，美国只2.31人，日本1.38人，我国负担的公务员人数是美国的17倍，日本的28倍，这还只是平均数，至于贫富的差距，我国人口的0.4%掌握了全国财富的70%，而美国5%的人口掌握的全国财富只有60%。仅上述几个简单的数字就已经说明了我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趋向。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已经成为权贵专政，我国的经济已经成为权贵经济。我国政府努力把国有企业打造得越来越大，争取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500强，但是我国三十年的改革没有打造出一个国际性的品牌，没有一个够得上是国际性的权威企业。在三十年的改革中，由于出口的增加，积累起超过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20万亿元的人民币的人民储蓄存款，但是我国虽然有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并不能购买到国外的优质资源和核心技术，我国所能购买的外国企业，都是那些本身已成为包袱而需要甩掉的企业，购买这些企业所造成的是巨亏。我国能够购买到的都是美国的国债、垃圾债券和落后的工艺，实际上我国对外投资成了外国打劫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人民所积累的血汗的手段。我国的巨大储蓄存款并不表示中国人民的富有，而是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养老，子女教育费和失业的保障等等，不能不省吃俭用存下来的血汗钱，不但如此，当前失业问题十分严重，除了蓄积子女教育费以外，还要为将来子女毕业以后的失业作准备。我国的存贷差相差很大，储蓄存款利息很低，还抵不过通货膨胀的速度，储蓄存款实际上也成为政府打劫人民的一种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