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她父亲又和另一个女人结婚了，父亲决定把玛丽亚接回家来住。结束了孤儿的凄凉生活，玛丽亚应该重温家庭的温暖了。但残酷的事实却与愿望大相径庭，饱经苦难的玛丽亚从此开始了她另一种痛苦的生活。
玛丽亚的继母是个非常残忍的女人，对孩子的行为总是鸡蛋里挑刺，稍稍看不顺眼，轻则破口大骂，重则拳脚相加。日复一日，令玛丽亚难以忍受。最后因此闹上法院，法院判决玛丽亚的继母没有资格当她的母亲。于是，小玛丽亚又回到祖父母那里，脱离了苦难的生活。
玛丽亚的童年是在孤独与不幸中度过的，但这并没有妨碍她比与她年龄相仿的其他孩子先读完中学。之后，玛丽亚由于受不了孤独感的折磨，渴望有人来关心她、爱护她、支持她，于是便早早地找了个丈夫，建立了家庭。
然而，不幸却像魔鬼似地紧紧缠住了玛丽亚。草率的婚姻没有给玛丽亚带来幸福，反而把她推向了更为艰难的境地。这个仓促建立起来的家庭没过多久就完全破碎了。丈夫不负责任地走了，丢下了两个孩子由她一人单独抚养。
苦命的玛丽亚四处奔波，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是，那点微薄的工资又怎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呢?面对如此困境，是低头屈服，还是奋起拼搏?这的确是生活的弱者与强者之分，也是继续贫穷还是追求富有的分野。玛丽亚勇敢地选择了后者，她开始考虑起自己将来的命运。她反复问自己：她是个只配做含辛茹苦地拉扯大孩子、斤斤计较每一个小钱的小人物呢?还是要成为一个能出人头地的人物?或者说成为一个富翁、能够完全主宰自己的生活?思考帮助她明确了自己今后的生活方向，她要改变目前的窘境，开始全新的生活。
玛丽亚的高明之处在于，她首先对自己的个人素质，特别是财富方面的素质，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她进入会计班学习，大量充实财务方面的知识，并进而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假如玛丽亚就此打住，我们相信她也能从此过上一份较为平稳的生活。事实上，许多人都是在摆脱了生活的困境之后，就心安理得地躺在“过得去”的生活轨道上任其惯性滑行，不图进取。但是，玛丽亚就是玛丽亚。这个平凡、普通而又意志顽强的女性，为她将来的事业又开始了第二次冲锋。
玛丽亚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想成为某种人物，我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确，玛丽亚在此之前未必够称为“才”，但她有这样的志向和毅力，这就是她能够成为“人物”、成为“才”的动力和资本。她知道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还得付出加倍的努力。于是，她白天整日工作，还要处理家务，但仍然挤出晚上的时间，到南麦塞恩特大学上课，甚至连周末也不休息。不用说，大学的课程大大提升了玛丽亚的文化知识素养和水平，为她将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后来，玛丽亚辞去了会计工作，开始尝试经商活动。她先是在自己的家里搞了些经销事务。她把自己的家布置得非常漂亮，经常举行各种聚会，当活动进行到高潮时，她亮出各式各样的商品，向在场的人出售。此举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接下来，她进了一家用百货公司，这对她了解、熟悉一个公司如何经营、运作，无疑有极大的帮助。同时，由于她对家庭装饰比较喜欢，她就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在这方面的兴趣，努力去学习这一行业及其相关的知识。
到这个时候，对玛丽亚来说，创造自己事业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1957年，玛丽亚成立了家庭装潢和礼品有限公司，奏响了她人生中辉煌的第一乐章。
现在，玛丽亚的公司雇有2.3万名销售代理人，遍布于美国的49个州。昔日的灰姑娘变成了商界的女强人。她成了各种团体追逐的对象，到处都请她去作演讲。而且，她在几个董事会都挂有头衔。此外，她还是第一位进入达拉斯商会的女性。
难能可贵的是，成了“人物”、富翁的玛丽亚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过去，她还记挂着处在贫穷状况下的万千姐妹，她多次鼓励并出资培训不少妇女从事商业活动，希望她们都能走上成功致富的道路。
这，就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且是一个弱女子的致富历程。
三十九、诺贝尔
受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授予奖金。
故事
能用金钱去实现自己的心愿，造福于人类子孙万代者，莫过于诺贝尔。
诺贝尔的名字全世界几乎无人不知，他所设立的诺贝尔奖具有世界上任何大奖都无法比拟的影响。可以说，诺贝尔奖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比诺贝尔本人的所有发明和产业都要巨大得多。
人称“炸药大王”的诺贝尔一生中所积累的财富是巨大的，即使在今天来看，也堪称巨富。他的财产总共约有3300多万瑞典克郎。诺贝尔一生未婚，但有其他亲属，他完全可以把这笔财产留给他们。然而，晚年的诺贝尔在考虑财产安排的时候，更多地想到的却是如何用这笔财富去推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诺贝尔是个伟大的发明家，他发明的炸药在工业和建筑等行业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炸药也可以被用于战争，成为杀伤人的有力武器，炸药的爆炸力越强大，因此而造成的伤亡也就越多。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是好是坏全在怎样运用，这本是无可奈何之事。然而，诺贝尔对此却怀着深深的不安，因此，他希望--把自己的财富献给整个人类的和平、幸福和进步事业!
诺贝尔为了实现他的这一伟大心愿，在他生前的最后10年里，曾先后三次立下过非常相似的遗瞩，最终设立了如下五项大奖：
1．在物理方面做出最主要发现或发明的人；
2．在化学方面做出最重要发现的人；
3．在生理或医学领域做出最重要发现的人
[3]第二篇 中国商界名人名言
一、胡雪岩
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
故事
自古以来，中国都流传着各种知恩图报的故事。尤其是那些读书求功名的儒士。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如果在十年寒窗中有人 过问 一下，尽些能及的帮助，一举成名之后的仕子必会加倍报恩。
胡雪岩并非儒生，但却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那时胡雪岩在抗州的饭碗被敲掉了，便跑到上海学生意。城里有家钱庄，字号叫源利，有个得力的伙计是与胡雪岩一起学生意的师兄弟，胡雪岩到上海束投奔他，谁知他为他亲兄弟的事，回绍兴了。源利的人说不久这位师兄弟就会回上海的，于是胡雪岩就在一家小客栈里等，一等等了十天，人没有等到，盘缠却用光了，只好在小客栈里“孵夏芽”。
这家小客栈就是 老同和 ，胡雪岩每天都到老同和吃饭，先是一一盘白肉，一碗大血汤，再要一样素菜?后来减掉白肉，一汤一素菜。再后来大血汤变为黄豆汤。最后连黄豆汤也吃不起了，买两个烧饼，弄碗白开水便算一顿，这种日子过了有七八天，实在过不去了。头昏眼花，还在其次，心里发慌，好像马上要大祸临头，那种滋味实在难以忍受?这天发个狠，拿一件线袍子当掉后头一件事就是到老同和来 杀馋虫 ，仍旧是白肉，大血汤，吃饱付账，回到小客栈，一摸口袋，发现当票掉了。
第二天．有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手里捧着包裹。找到胡雪岩住处，原来是给胡雪岩送他丢失的夹袍过来了。胡雪岩一打听，才知是“老同和”老板的女儿阿彩，见胡雪岩每日都到店里吃饭，早就留心注意他了，只见他由大血汤吃到黄豆汤，而忽然又恢复原状，但身上却变成了“短打”，显然已将长袍送入当铺。胡雪岩付账时掉的当票被阿彩打烊时抬到，于是悄悄为他赎了出来，叫店里伙计阿利送回。
胡雪岩自此以后就没有再去见她，因为见面必是还钱才对自己有面子，否则岂不尴尬，只是托阿利告诉阿彩，说她替我垫的钱以后必会加利奉还。
胡雪岩此后虽然常想起此事，但不是地方不对，就是时间不对，未能遂愿。一日与古应春，在上海谈完正事，安步当车，闲逛夜市来到了这家客栈。完全出于偶然，胡雪岩又一次踏进了“老同和”。世易时移，此时的人事，真是的 物是人非 。阿彩竟然与阿利成了夫妻，阿利入赘，阿彩成了老板娘，再也不是以前出来招呼客人的大姑娘了。胡雪岩此时道境况则更惨，倒闭风日渐临近，甚至不敢公然以以前的豪富身份出现了。
胡雪岩决定趁此机会好好地圆一下自己的夙愿，也算是了结一场多年的心愿。否则的话，以后恐怕难寻机会了。恐怕没有能力言报答了。于是，胡雪岩叫古应春给阿利--这位现在的老板送去银票三千两，再叫古应春与阿彩说明各种事情。阿利阿彩夫妻当时正准备把旧客栈拆换再做一间新的，惟独差几千两现银去审批地皮。胡雪岩的这三千两银子对他们而言不啻是一笔恩款。
此事一了，古应春都为胡雪岩大大松了一口气。胡雪岩回想往事，觉得自己这件事也颇潇洒，胸怀不禁为之一宽。胡雪岩说人都应该这样：“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
以做人为前提，做事以做人为本。
故事
胡雪岩以做人为前提，做事以做人为本，这一点上确实有超过同时代人之处，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地方。
杭州城被太平军占领，但朝廷已在极力挽回劣势。渐渐地，太平军被压下去了。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率兵包围了金陵。李鸿章的淮军也趁势向南压。左宗棠明白，这太平军的失败，已是迟早的事了。于是力促蒋益澧不要错过时机，立上几个战功，这样才好替他请职。
蒋益澧受此暗示，便率了军队，日夜不停攻打杭州，杭州城内的太平军失去了援助，支持不久，便被清军攻破了。胡雪岩承左宗棠之托，负责善后事宜。
第一件要做的是掩埋尸体，战事一年有余，杭州城横尸遍野。如果不妥善处理，必招瘟疫。其实太平军之所以能攻城而守不住城，原因之一就是瘟疫肆虐，死了的和染病的人无以计数，战斗能力大打扣折。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早在上海时，漕帮的尤二就曾提醒过他，故而杭州一收复，胡雪岩就带了大批银两采购到一批散丸药，随船运到杭州。
一进城，便先派人把杭州的老中医都请了来，其中一个叫刘善财。胡雪岩对他尤为看重和尊敬。胡雪岩在杭州做学徒的时候，刘中医就以 神医 闻名远近。刘中医曾告诉胡雪岩，行医无非是一准二狠，准就是要看得准，狠就是下药要狠，不像其他的人治一些小毛病也要开好几趟药，开药狠即保证药到病除，一方到位。胡雪岩受此启发，明白了做事也无非在这二字上下功夫，不可做出“半吊子”的事情来。
胡雪岩还选了几十个精壮的小伙子，由老中医监督，日夜不停地炮制成药。然后把这些药分送城内各点，或发放，或熬成药汤，任人索取。杭州城内染了瘟疫的人数，果然渐次减少。
其次，是设粥厂，赈济灾民、饥民。杭州被围之时便由于米粮不足，致使发生人食人的惨剧。胡雪岩此时拿出几万两银子，从上海等地源源不断地把粮食购来，在城内各要道口设了大小二十几个粥厂。一时贫民皆知道有个胡雪岩的大老板，广行义举，便有人称他为“胡大善人”，不久，这个名便传了出去。
本为精明生意人的胡雪岩由杭州之事想到了全国各处的战场，左宗棠曾在军营中向胡雪岩诉苦，说瘟疫一来，肥的拖瘦，瘦的拖垮，整个人马上就跟丢了魂一样，就别指望能打胜仗了。况且战场必多有死伤，受伤者不能得到及时医治，免不了发炎化脓。如果战事吃紧，一拖再拖，伤者多半也会垮下去。
如果按杭州做法，将既简便又有效的药送去，人们岂不少受痛苦?胡雪岩找到刘中医，刘中医答应试一试。不过刘中医要求增加人手，因为以前是为杭州百姓做，可以慢慢来不太要紧，但如果为军队做药，而且是几十万人的大军队，帮忙出力的人必须不少于四十人。胡雪岩考虑了一下，告诉刘中医，他准备自己开一家药店，叫刘中医来主持。药店名称起为“胡庆余堂”，这家药店在刘中医的指导下，配制出的“红灵丹”、“辟瘟丹”、“诸葛行军散”等等，送呈曾国藩、左宗棠军中，作行军之备。
刘中医因为胡雪岩非常看重自己的医术和人品，故而十分快意。他邀请了远近好友，齐集杭州城。各位中医都是以刘中医为楷模，听说现在是为了报效朝廷，广济众生，个个都鼓了一股劲儿，拿出自己祖传秘方，精心研制。
不久，左宗棠来信，说所送成药，效果奇佳，军中将士，将此药藏在身上，个个没了后顾之忧。最让胡雪岩得意的是，左宗棠在信中提到，曾国藩也曾来信来盛赞此义举，希望胡雪岩多多赶制，送往军中。
胡雪岩受到鼓励，愈发觉得老中医重要。他对刘中医说： 刘先生，我有一种想法，想专门拿出十万两银子，广征天下古方。
刘中医兴奋地说： 雪岩兄一番古道热肠，我定拼了这把骨头，尽力配制出好药。”
这时节，有洋人来杭州，指定要见胡雪岩。胡雪岩暗自惊讶，迎出来一看，原来是驻扎在宁波的 常捷军 法军军官让内。在收复杭州城的时候，曾簿军曾立下了汗马功劳。左宗棠要求胡雪岩联系一下，最好能弄到他们的开花炮，因为杭州城高墙坚，如果硬冲，枉耗人力。胡雪岩因为有钱庄在宁波，和那里的洋人就有往来。现在奉左宗棠之命，到了宁波，找到法国人让内，只要中国出钱，洋人没有不答应的，况且胡雪岩向他保证，杭州城的太平军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只需借重他的洋枪洋炮一吓，自然土崩瓦解。于是让内领头，带着一支约二百人的洋枪队，各国人都有，号称“常捷军”，直开杭州城下。果不其然，这支洋枪队没有任何伤亡，只是多耗十几箱炸药子弹，便把杭州城拿下了。让内欢天喜地，回到宁波，在胡雪岩的钱庄里支取了全部佣金。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 宁波在紧接着的日子里流行起瘟疫，让内也一连几日，高烧不止。因为胡雪岩有嘱在先，让内为光复杭州有功，只要他在中国一日，在宁波的钱庄就要尽力帮助他。宁波钱庄的档手，听说让内感染了瘟疫，就带了 诸葛行军散 等散丸药去看望他，让内服药一日，居然能下床走动。到得第二日中午，让内坐不住了，精神十足地跑到阜康账号，问档手送他的是什么神药，档手说是胡雪岩自开药铺炮制的中医药方，由老中医主持，一般都是祖传秘方。让内一定要档手再给他一些，好拿回去给其他同胞。档手打开抽屉，让内欢天喜地，把店里所存的药全部掳去，洋人服了药，个个精神抖擞，于是派让内到杭州来，让他向胡雪岩多要一些这种散丸药。
外国人看中了此药，胡雪岩这～得意非同小可，就结结实实地送了他两大箱，让内一定要留下钱。胡雪岩说是我送你的，不要钱，让内不解，追问胡雪岩，你不收钱岂不是赔本?
胡雪岩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其实他心中已经有了想法，他要利用这外国人替他做个活广告，将来胡庆余堂的药物不仅中国人知道，而且外国人也知道。这样，胡雪岩的生意才能做大做远。
果然让内回去一宣传，加上用药人相互转告，胡庆余堂还没正式挂牌，名声早已在外了，胡雪岩刚到上海，便有洋人找了来，说在宁波服过胡庆余堂的药，药效奇佳，现在他要随船回国，希望胡雪岩卖他一批成药，他还留下定金，说下次再来中国，还要采购。
以前有个人乘京中举子们赶考之时发送自己的药物，结果举国皆知，因为这些学子们考完回家，可以给他们做个巨大的全国广告。
于是，胡雪岩考虑到当时盛夏，而学子们的住宿与食水都成问题，极易造成痢疾等流行病，以往每年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这些问题，胡雪岩于是决定对每位考生奉送两枚药丸，如有不够者到北京药房分号去领，地址写得清清楚楚，药房号更是显眼易记。果然，有胡雪岩的神药相助，问题比往年大大减少，胡庆余堂的名声在北京是越来越大了。等这些学子们赶考完，回到各自家乡，每逢遇到诸类疾病，都向人推荐胡庆余堂的药，渐渐地，胡庆余堂的名号就全国闻名了。虽说不敢与历史悠长“同仁堂”相比，在整个南方，胡庆余堂确实声名不菲，两堂一南一北，俨然又是“北票南庄”的格局。
在当时的年代中，行事能如胡雪岩这等深远，别人只看一步的地方他可以看到第二、第三甚至是第四步，在眼光上，别人看到一地一省，胡雪岩看到全国，甚至可以看到国外，实在令人钦服。
如果说胡雪岩做 仁 与他做生意有关，这种做法对人们并无害处，而是裨益社会；更何况胡雪岩一生中做的 仁 既有在商业上的 仁 ，也有与商业无关的 仁 。
胡雪岩一生中做这许多好事，有的时候尽管有欠考虑，也是他的 义气 体现，其出发点也是为 仁 ，确切讲，为做 仁 。
这羹事就是胡雪岩设 义渡局 。
胡雪岩还在为别人钱庄跑街的时候，手头并不阔绰。那时他经常得渡过钱塘江，到南岸去催收货款。钱塘江上全是私人设备的船只，一船满后摆渡过去，每人出银若干。
有一天，船到江心，船夫停桨，把船稳在那里，要挨个儿收钱。胡雪岩一摸口袋，坏了，自己忘了拿钱在身了。那船夫收到胡雪岩面前，站着不动了。胡雪岩忙向他解释，自己今天是事急昏头，把钱忘在家里了。船夫一脸横肉，不管胡雪岩怎么解释，总是不听，非要逼着胡雪岩跳江。那江面足有四五里之宽，胡雪岩哪有那么好的水性，情急之下，胡雪岩拿上褂留下来说作抵押。那船夫却不依不挠，说拿衣服做抵押可以，你的褂子太烂，早就不值钱了，除非你把裤子也一并留下来。
情急之下，胡雪岩真的便要跳江了。
这时有一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要替胡雪岩解围。孰料那船夫似乎专门与胡雪岩过不去，说别人的钱不收，非得要胡雪岩的不可。这一下动了众怒，众人一齐喝斥船夫。终于船夫见人多不好惹，这才收了那人的钱。
受此羞辱，胡雪岩暗自下了决心，有朝一日自己有了钱，一定要买只船摆在那里，义务渡人。一等就等了十年，胡雪岩的事业稍稍有了基础。他刚刚有了设渡船的念头，太平军的人马打到杭州。数年战乱之后，胡雪岩才稍稍安定下来。于是就找人订购了大小船十只，雇了船夫。义务摆渡过往行人，称作 义渡局 ，所有开支，均从自己蚕丝的红利中垫支。
但胡雪岩此举没有想到的一点是敲掉了几十户人家的饭碗，一向不喜做这种事的他无意之中却犯下了这样的错，但这一切都是胡雪岩一直不知的。因为当时钱塘江有几十户人家，世代都靠摆渡行人为生。“义渡局”一开张，虽然船少了些，人们只要没有急事，宁可等上几小时，都愿意乘义渡局的船过江。这一下，基本上断了这几十户人家的生路，这是胡雪岩始料未及的。后来也没人跟他提过这件事，胡雪岩一时快意，只道为侠举，造成的后果，实在未能预想，但这种行为背后反映的思想，却无疑含有侠义成分。
我们现在看待 义 ，可以发现这实在是非常可爱的一种东西。尽管它有时会有负面效应，但如果你碰到一个重义气的人，相信你和任何人一样必会心情愉快，感动不已。
“义”的产生多是受某种事情刺激或影响。如胡雪岩遭受了羞辱，暗自发誓，才有此后的义举。历史上讲求知己知心，讲究报恩的仁心侠义之情。如《战国策》中关于聂政的详细记载，使我们看到聂政是怎样讲“义”的。这种“义”，说实话，真让我们心灵震撼，久久难平。
二、李得胜
有则成功，无则失败，这是不可更移的生意场上的真理。
故事
台湾的皮革大王李得胜幼时家境贫穷，读完小学之后，母亲就把他送至叔父的皮鞋店当学徒。谁也没有想到，这段对李得胜来说应视为人生之大不幸的失学经历，竟然成为了他其后奠立自己在皮革产业巨头地位的基础。
年龄稍长后，李得胜发现文化低在台湾不容易出人头地，便拿定主意要去读书。叔父家养不起闲人，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放弃读书的念头，继续在皮鞋店打工；二是另找一份能让他半工半读的工作。
李得胜选择了后者。他白天给邮局送信，晚上在一家中学的夜间部读书。
大约在1949年到1950年间，李得胜认识了一位经销布匹的王姓商人。两人一见如故，后者诚心诚意劝他合伙做生意。他一想，当邮差没多大出息，不如做布匹生意闯一闯，于是就和这个姓王的商人合伙干了起来。不巧的是，这段时间棉纱价格不稳，布匹生意很难做。姓王的商人面对这种情况一筹莫展，李得胜更没经验，拿不出什么办法，这样，两个人等于是闭着眼睛做生意。不久，他们合伙的店就倒闭了。
如果李得胜失败之后就认了命，那说明他只能是一个不堪造就的人；如果他又回去当邮差送信，或许世上也就少了一个皮革大王。事实是这两条路李得胜都没有走，而是选择了一个新的起点。
不怕挫折、善于思考的李得胜从失败中悟到，店子的倒闭原因是自己对纺织业不熟悉的缘故，去做自己都不懂的生意，自然难免出问题，而自己在叔父的皮鞋店干过，对皮革还多少懂得一些，为什么不经营皮革呢?
说干就干，李得胜买了辆脚踏车，到皮革批发行买了几张皮革，绑在车后，便到乡镇上的小皮鞋店去推销。走乡串镇可不是个轻松活路，一天累下来，痛得他两腿都抬不起来。
叔父见他这种状况，便劝他回皮鞋店来，并且告诉他，如果他能专心做，将来肯定能开一家自己的皮鞋店。然而，李得胜谢绝了叔父的好意。这一举动甚至还招来了亲朋好友说他不知好歹的指责。
李得胜当然有他自己的理由和想法。当初是自己离开皮鞋店的，现在又回去，太没面子了。况且，他也不甘心在皮鞋店中当个打工仔，虽然现在自己还只是个皮革小贩，但只要肯干，将来还是有前途的。
数年皮革小贩做下来，李得胜在这一行中逐渐成熟了起来，可以说小有成就了。这一切，都被一直照顾着他生意的一位姓林的皮革批发商看在眼里，并颇为赏识。这个姓林的批发商想，李得胜不仅能吃苦，讲信誉，而且口才也不错，很有点交际和推销才能，正好能弥补自己在这方面的缺点。于是，他便邀请李得胜加盟自己的批发店。
这时的李得胜，当然不再是做布匹生意时的李得胜了，他知道自己一定能在这一行干出名堂来，便欣然接受了林老板的邀请，以合伙人的身份，正式进入了林老板的皮革行。
但是，李得胜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他知道这是别人看得起自己，自己才有了这样一个一步登天的机会。所以，在店中他始终还是以一个伙计的身份行事，对商行过去的老板十分尊重，没有一点逾礼的行为，同时，对下边的人也没有一点骄气。这样一来，便更得到了合作伙伴的信任。
在与这位皮革批发商合伙的这段时间里，由于李得胜是合伙人，所处地位不同，自然在业务范围上接触更广，也在那位商人身上学到了不少皮革经营方面的经验和知识，李得胜由此逐渐成为皮革行业中的行家里手。最终，他登上台湾皮革大王的宝座，可以说与这段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从李得胜成功的事例中不难看出，是否具备该行业的素质，对经营的成功和失败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李得胜这样对经营的评价：“有则成功，无则失败，这是不可更移的生意场上的真理。”
三、王永民
道路是不可能绝对平坦的。汽车在光滑如镜的冰面上反而跑不了，必须有一定的摩擦力才能行驶。
故事
1978年秋天，王永民在南阳地区科委搞行政工作。他从广阔的领域里感受到，一个以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时代已经来到。当时，地区科委承担了省重点科研项目--汉字校对照排机。十年动乱中壮志未酬的王永民，作为科研管理干部，在全省开了一个先例，主动请缨，要求跳出办公室，担负这项高、精、尖的科研重任，他的想法得到了地区科委领导符明义和丁琳的支持，符明义还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给王永民当实验室。
本来，王永民想找一个现成的编码方案，发挥自己在计算机硬件上的特长，设计一个键盘。然而，几经奔波，总难寻觅。1980年春天，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郑易里先生千里迢迢来到南阳，在文字学的研究方面给了王永民许多有益的指导。郑老还把自己多年研究的188键编码方案交给他试编验证。他带领助手抄了数万张卡片，终因这个方案键数多、重码多而无法制造。他第一次失败了。
寓意深邃，造型优美的汉字，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产物和结晶，到了电脑时代，它却遇到了历史性的挑战，浩如烟海的汉字如何进人只有26个键位的现代计算机，被视为举世难以征服的“癌症”。西方报纸上有人惊呼：“中国文字是现代化的绊脚石”，他们洋洋万言历数汉字的拙劣和罪孽；国内也有人断言：“不废除汉字，中国就不能进入信息社会。”一些外国公司乘机向中国倾销笨重低效的键盘，似乎中国所遇到的难题，只有洋人才能解决。
王永民意识到，自己所要解决的远不只是一个照排机的问题。祖先留下的文化传统，如若不能通过时代的考验，并使之发扬光大，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为了国家的繁荣和文字技术的复兴，攻克汉字输入的难关，是历史赋予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责无旁贷，他决心投人这个常人难以问津的领域，哪怕只是给后来者当一块铺路的石子。
汉字编码方案的研究工作，涉及语言文字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信息科学等多种学科，他扎扎实实地从基础开始，由天书般的《甲骨文编》、《说文解字》到大厚本的《中华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对汉字作了系统的研究。他发现，一向被看作难学、难解、难写、难用的汉字，原来是既复杂又简单，只要横、竖、撇、捺、折五种基本笔画，就可以构成几万个单字：原来每一个汉字又是由一个个字根按一定的程序和位置拼合起来的，就像搭积木一样。英文有26个字母，那么汉字又有多少基本字根呢?
他在字海里游泳，和助手们把《现代汉语词典》上的12000多个汉字逐个分解，把每个字所包含的字根分别抄成卡片，然后把几万张卡片分类统计、登录排序，找出600多个字根。又把7000多个常用汉字分析一遍，归并出300多个字根。没有计算机，全靠手工劳动。这是国内外编码研究中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他编成了《汉字基本字根频度表》和、《和字基本字根实用频度表》，优选出了150个时，才发现“驴唇不对马嘴”，土洋无法结合。两年心血又换来一次沉重的失败。
就在这个时候，王永民的研究受到了省领导的重视。副省长罗干慧眼识才，兴奋地听取了他的汇报，立即决定把这项工作列为省重点科研项目，信任地把任务交给这位年轻的工程师。这是给一个徒步跋涉者牵来了马，备好了鞍，王永民可以跃马飞奔了。他毅然舍弃了已成为全国4个先进方案之一的62键《汉字层次分解编码方案》，提出更高目标，保证“一年为期，拿旧思成果。”
一个人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常常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在新旧思想、新旧体制更替的时代，更成了不可避免的规律。
王永民刚刚举步攀登，“好高骛远”、“想出风头”之类的嘲讽就随而至。有的人看不惯他，说他“无非多喝了两年墨水”，是“想学陈景润疯子”，公然提出“行政机关搞什么科研”，“这里不需要搞特殊化的人”。有的领导是担着风险在支持他成败未卜的研究。偏见会把好事看成坏事，把正常看成反常。甚至把根本不存在的事作为严重问题。使王永民无法容忍的是，有人居然在庄严的会议上无中生有地宣传，说他是“借着搞科研的名义从省里骗来一大笔钱，成千上万地乱花，没明没黑地钻在屋里胡搞一气。”流言蜚语最易于不胫而走，冷漠、猜疑、压力像影子似地追逐着他。
王永民悟出一个道理：道路是不可能绝对平坦的。汽车在光滑如镜的冰面上反而跑不了，必须有一定的摩擦力才能行驶。
实验室也是他的生活室。从事研究以来，他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几乎没有休过节假日。他在一间安放器材、资料的小屋里，支起一张2尺来宽的小床，即使是这样的床位，他也很少享受，夜里困顿了往桌上一趴，或是在机器房的地上一躺，就算是最好的休息。室内，还生了个小炉子，早晨一边编卡片，一边煮稀饭，半生不熟的稀饭就点咸菜，或者挂面里加点辣酱成了他的家常便饭。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他肝病日益加剧，右肾积水比左肾大了3倍。炉子上经常搁着药罐，苦涩的药味伴着他紧张工作。
王永民有一套“聚焦”理论，他常说：“聚光镜能把阳光聚在焦点上产生高温，事业也能把生命‘聚焦’成50岁”，他恨不得把自己的生命浓缩起来，把全部的光和热集中在这一点上。
为了研究出一个键数少、码长短、效率高、重码少的理想方案，王永民在数以万计的数据中寻觅、探讨。键数减少重码必然增多，许多科研工作者为此伤透脑筋。把“王”和“干”放在一个键上，和“氵”一结合，出现“汪”、“汗”两个重码字；“口”加上“八”，又出现“只”、“叭”两个重码字。1981年，王永民在武汉参加电脑技术交流会，香港一家公司的女讲解员洋洋得意地宣称，他们的方案“研究了8年之久，是目前最先进的”。当王永民向她了解重码字的处理办法时，她就瞠目结舌，不知所对。原来，他们把重码字都排除在外，输入的汉字只有三四千个，这样的方案当然是不足取的。
王永民在深入钻研中发现，“汪”、“汗”末笔不同，“只”“叭”字型不同，要是在这一类字的最后加上一个标志末笔字型的识别键，不是可以做到压缩键位、缩短码长、克服重码兼而得之吗?他的设想证实了，“末笔字型识别原则”成了国内外汉字编码中的重要创造。那些笔画多的汉字也给人造成许多麻烦。比如一个“戆”字就有25笔，包括7个字根，打一个字得击键7下。王永民把这些难字集中起来，反复试验对比，发现这类字相互之间差别也大，不易混同。他只取一二三末4个字根，打“立”、“日”、“十”、“心”4个键，电子计算机就会帮助他把戆字找出来，实现了码长短、效率高的要求。
曲径通幽，引人人胜，虽然处境艰难，却乐在其中。王永民桌上的卡片在节节上升，摞成一座攀登绝顶的阶梯，编码方案的键数则在逐级下降，由62键降到36键。
严寒笼罩着华北平原，保定城里风雪弥漫。夜深人寂，只有华北终端设备公司的会议室里一直亮着灯光，不时传出“嗒嗒”的击键声。
一个月前，王永民带着4名青年助手赶到这里，向公司商借带有汉字系统的微型电子计算机，验证他的36个键编码方案。一个小地方的无名之辈居然要搞36键，很难不使人怀疑。这个公司的机时和房间都很紧张，经过一再宣传，才同意他们夜间在会议室试验。每夜，他们踏着冰雪从三里外的旅社赶来，天一亮又跑回旅社开辟另一个战场。
1982年12月2()日夜里，王永民坐在计算机的荧光屏前，手指不停地按键，随着银白色的汉字在屏幕上不断闪现，他那瘦削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36键方案上机成功!几个年轻助手像登山员历尽艰辛攀上顶峰，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他们成功了!只用半年时间就提前实现“军令状”，而且取得优异成果。这是一个创国内独步的优秀方案，只需利用英文标准键盘的26个键位和10个数字键，就可以让计算机和汉字直接“对话”了。
成功了，王永民却又忧思仲忡，辗转反侧。原来，他在检验过程中发现，“36键方案”不能方便地输人数字，双手控制四排键也难以实现高速盲打。只有使用26个字母键输入汉字，才能与英文输入竞争。何况，新起的台湾26键“天龙”方案正煊赫一时，大出风头，王永民决不甘心屈居其后！
天刚破晓，王永民迫不及待地唤醒助手们，向他们宣布了一个新的决定：“放弃36键，立即动手搞26键。要干，就得超过‘天龙’，拿出一个当今最好的方案!”这个决定，再一次把已经到手的成果弃之如遗，把500多个日日夜夜心血结晶付之东流；这个决定，是向这支精疲力竭的队伍猛打一鞭，让他也朝着更加险峻的绝顶猛力冲刺。助手们惊愣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这4名助手都是小人物，有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有待业青年，有工人。他们在工作中成长，而且传染上王永民那种干起活来不要命的脾气，都知道跟着这位老师没有完事大吉的一天。所以，他们很快理解了老师的意图：攀登顶峰是历史的使命。不忍痛割爱就无法前进!
又是一切从头开始。白天，挤在旅社简陋的住室里，把资料捆当凳子，把床板、被子当桌子，将卡片之山推倒重编，7000个常用字，3万个编码6万个数字，一张一张地摆开，一个码一个码地校验。夜里，仍旧转移到公司的会议室里，气温已下降到零下14度，他们用大提包偷偷地从旅社带来被子，裹着它抵御深夜的彻骨奇寒。
减少10个键，现有各键位上的字根明显增多，重码字也急剧增长，最后冲刺的难度是相当大的。这无异于世界运动会上一场激烈的夺冠之战，他们集中全部智慧和精力，谁也不敢有一丝喘息的机会，经过连续100来个小时的拼搏，终于拿出一个新的编码草案。
快马加鞭，继续进击，王永民又冲上了一个高峰。他从5万多条词汇中精选出常用的两千余条，输入计算机。每条词汇不管字数多少，和单字一样最多击键4次，进一步提高了输入速度。这是又一项可贵的创造。
在保定50天，他们天天在和寒冷、疲劳、饥饿作斗争，一个敢在世界赛场上摆下擂台的方案，在迎接1983年的爆竹声中诞生。这个方案把汉字的基本笔画分成横、竖、撇、捺、折5种，把汉字的字型分成左右、上下、包围、独体4种，把200多个字根分成5大类，每类5个小组，在英文键盘上形成了一个井井有条的由5区25个键位组成的“五笔字型”汉字输人键盘。经验证，它在字根的相容性、规律性和操作的协调性方面，都进入最优值范围。效能超过“天龙”，也甩下了美国、日本、香港的同行。当年8月29日，“五笔字型”作为一项重要发明在郑州通过省级鉴定。操作员对拿来的任选文稿，当场每分钟打出96个字。40名专家评价这个方案：理论扎实，构思巧妙，输入速度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郑易里老先生专程从北京赶来，激动地宣布：“汉字输入不能与西文同日而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年后的9月，王永民作为中国汉字电脑技术赴美演示团的主要成员，来到美国。从旧金山到洛杉矶，连续一星期紧张的展示活动，从纽约联合国总部到弗吉尼亚，又是十多次场场爆满的学术报告会。参观者看到洋电脑里居然出现一串串汉字，情不自禁地惊叹：“太妙了!”“简直不可思议!”在联合国总部，操作员每分钟输入120字的精彩表演，使那里的官员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即要求传播这项技术。当月，美国的一些报纸和纽约的电视，作为一项奇迹，报道了“五笔字型”。北美《华侨日报》以大半个版的篇幅赫然写道：“举世称难，今迎刃而解。”一些报道承认：“中国人最终解决了汉字输人电脑的世界性难题。”“输人速度快过英文”。有一则报道，使身为中国人的王永民受到极大刺激。1984年秋天，中国体育健儿肩负祖国重托，在洛杉矶的奥运会竞技场上顽强拼搏，捷报频传。然而，德新社记者的报道上有这样一段：“新华社派了22名记者，4名摄影记者和4名技术员，在奥运会采访和工作。全世界报道奥运会的7千名记者中，只有中国人用手写他们的报道”。一手高擎金牌，一手紧握钢笔，英雄的巨人，落后的工具，这是何等的不协调!科学发展历史告诉王永民：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把崭新的技术交给社会，让千百万人熟练掌握。一个发明家如果不致力于推广，社会就不能接受你的发明，你的发明也不可能在社会的检验中不断优化改进，在推动社会前进中发挥作用。已经担任省计算中心副总工程师和省中文信息研究会理事长的王永民，毅然开始了新的跋涉。在省科委领导的支持下，他大胆地把活动的舞台搬到首都北京，那里是我国科学文化中心，又是高技术成长的沃土，高屋建瓴，才能推广。
那时候，一个做学问的人走向社会，搞什么“推广应用”，“征求用户意见”，反会被人轻视，视为离经叛道。
普及推广工作比发明创造更为艰巨。他自筹经费，租了府右街上一间不到14平方米的地下室，在这间幽暗潮湿的斗室中，他办公、写作、搞科研，还要接待四面八方的用户和海外来宾。他经常一天工作十七八小时，不知白天黑夜，不觉四季更易，推出了一个个经过不断优化改进的新版本，还开斓了为海外炎黄子孙所渴求的“繁体汉字电脑系统”的研究。积劳成疾，肝炎、肾结石，心脏病不断地缠绕着他，为了“五笔字型”事业不致中断，他每次抱病外出讲学，不得不写好一份“遗嘱”留给助手们……
一个从郑州夹着小包来北京“跑单帮”的“盗火者”，要想在大城市站住脚跟，取得用户的了解和信任，只有靠自己的无限辛劳、一片赤诚。他跑遍京城，到一个个机关、部队、学校、工厂去宣传、演示，帮助培训技术力量，有500人听，他去讲，只有5个人听，他也去讲。同时，把软件和汉卡送交一些单位试用，不要钱，只要用户的意见。
两年之间，他向全国撒出千千万万颗种子。“五笔字型”随着他的脚步；走进了党中央、国务院、外交部、邮电部等上百个中央机关和十几个省、市，在国内300多家方案的角逐中，被专家们誉为“处在塔尖之上”。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树大招风的厄运一直在追逐着他，有形和无形的阻力往往不期而至，他经常在毁誉之间沉浮。
使王永民受到意外而又致命打击的，是1986年3月那次全国汉字输人方案评测。当时，他放弃了应邀赴美访问的签证，参加了这项活动。谁知，一开始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众矢之的。评测组用抓阄的方法分配场地，他幸运地抓到了一个被人认为是条件最好的位置。一种奇怪的心理状态把一些人胶合在一起，他们起哄了，硬说抓阄有问题，在领导小组动员下，他不得不“顾全大局”，重来一次。
操作员也是用抓阄的方法分配，水平参差不齐。尽管如此，“五笔字型”在整个评测过程中成绩屡列榜首，夺魁在握。然而，评测的结果与客观真实完全相反，“五笔字型”竟名落孙山，被排斥在11个“A类”方案之外。直接原因，据说是“五笔字型”一个成绩较好的操作员，在充当替补队员时，无意中打了原操作员的编号。这件在评测第8天发生并已处理过的事故，到50天后评测结束时，居然成了把“五笔字型”判处死刑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