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绝大多数艺术家并非有待清除的“寄生虫”，而是“健康体魄”的组成部分。毕竟，他们曾为解放奋斗过，他们无意背叛。
艺术家的解放
大多数艺术家不倦地庆祝社会主义大国的崛起，并将其奉若自己的救星。持怀疑论者口中“此种情形下追求的艺术不是真正的艺术，因为真正的艺术无法容忍这种情形”的论调，被斥为同义反复，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事实上，多数艺术家感到，创造真正艺术的时代现在来临了。对于晚辈艺术家而言，独立智性的人生观，无外乎一剂出世的良方。他们深知国家乃是他们解放的担保人。
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国内革命促成了共产党人的直接掌权；在另一些国家，共产党则依赖国外军事力量消灭了西欧式的民主。其间差异，严重关涉民族感情，却并未关碍新系统的凝聚力。不管军队碰巧说着哪国语言，御用文化都自顾自地从社会中生发出来。作家和艺术家变身为御用文化的建造者毫无难度，他们早已承诺要为计划社会服务。待到共产党公然夺权，多数艺术家业已服膺效忠。他们满腔赤诚地相信，作为艺术家和公民，他们将为消除剥削做出巨大贡献。较之于所谓的牺牲，他们倒更觉得从中获得了解放。
社会主义社会诞生至今，几十年光阴飞度。今时今日，随着“不必要”的恐怖日益减少，艺术领域英勇的开国元勋们否定了斯大林时期的大部分工作，并声明当年自己充当宣传员是受到了误导。然而，即便失望的退伍老兵也绝不放弃保障其未来的信念——“我们已经解放了。”
狂热的缘故
如今，艺术家和工人一样，成为组织周密、分工合理的一名国家雇员。他们的解放，植根于此种特定环境。与工人境况相当，国家分配将艺术家从对私有财产的可疑保护中解放出来。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意味着工人就业的保障。社会主义没能将工人阶级从锁链中解放出来，而是将他们从资本竞争中解放出来。这样一来，社会主义让工人们相信锁链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他们的安全链。社会主义亦未能终结工人们所承受的剥削和无意义的劳动。然而，工人并非全无指靠。鉴于国家对经济的支配和对资本的控制，作为投资人的统治精英有能力终结工人阶级存在的不确定性。国有化更易取悦艺术家，倒不是因为艺术家比工人更积极地支持国有化。受驱于意识形态，艺术家本能地承诺效忠。
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并非谎言的受害者。相反，他们才是引导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思想和情感塑造者。“和群众手牵手”，“顺应时代潮流”，“进步的艺术家必须发掘创造进步的观众”，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口号。这年头流行的无产阶级民粹主义（对工人阶级尤为管用）是他们宣传国有化的独特创意。
国有化的愿景赋予了艺术家满腔热情。他们的期许已不光是终结个人的苦闷和社会的绝望。他们认为：既然社会提供如此尊宠，艺术则应通过人文关怀服务社会。不仅仅革命艺术家此般猜测，就连对承诺抱持怀疑态度的权威人士（例如巴托克·贝拉）也期许通过国家补贴，来增进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及影响力。
艺术的国有化，美妙地满足了所有这些期许。艺术的公益性在“我们的电影”“我们的古典系和流行乐”亦即“我们的艺术”中得到实现。艺术家实际成为了服务国家利益的工人——一个发言人。作为全体社会的一分子，人才在现实中获得认可，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号上。
谁能说清，到底是“付出”还是“获得”让艺术家更快乐呢：他已被纳入到一项伟大的工程——改造社会本身。他从那个他曾流亡过的资产阶级“独立区”被营救出来。他已然成为了组织者，即便他有所察觉，他亦将其视为自己不可或缺的标签。他被锁在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中，并从中汲取实际的影响力来建立一个理性社会。艺术兼济天下的百年大梦由此得到实现。
早年间，艺术家考虑自身工作对社会的影响，为全体社会负责的观念还被视作反常；现如今，则成了艺术家受人尊敬且不可回避的责任。社会反过来又通过资金支持强化了这个观念。
个人的感激，对艺术攀升的感激（从咖啡馆到权力宫殿），以及艺术家用一己审美改造社会的信念交织在一起。事实上，艺术在建设社会的过程中解放了自身。最终，它将献出毫无保留的爱。
较之如今，这种情绪在残酷的斯大林时代更为泛滥。那段时光实为“社会”和“艺术”的蜜月期。缺了这段甜蜜回忆，后斯大林时代将无力把御用文化经营成一个幸福安宁的家庭。众多作者及艺术的各门各派已遭清算。（评论家和文化历史学家摇身一变成了专家级的系统管理员；他们隐秘的渴望得到满足。）艺术生产可能的方方面面（包括创意、执行和分销）都无一遗漏。
一些现代体裁几乎是规训现成的拥趸。电影制片人、在电台和剧院工作的艺术家，以及新兴的电视人，都已然成为这个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雇员。
另一方面，许多手工技艺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只要进入国家认可接受的行列，它们就不会因为缺乏市场而惨遭淘汰。国家保障了其受众。管制亦是一种保护。
无疑，艺术家作茧自缚。从最初的条条框框到后来的模型塑造，都阻挠了艺术的发展。不同于险恶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国有化为艺术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新的起跑线上，竞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对艺术公正的关怀。
于是，任何“与社会相关”的艺术都被赋予同等的权益。即便像民间艺术、前卫艺术那样（过去仅限于痴迷者小圈子，近乎自娱自乐）的艺术类别，如今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与此同时，一些前所未闻的艺术形式开始涌现，比如体育场内的千人列队，工厂或合作社的短剧小品，以及套用熟悉歌曲节奏的政治号子。
社会主义文化的定向发展（艺术部门根据各种艺术类别的内在生长力和繁殖力对它们进行调控），打通了“大众口味”的壁垒。艺术家作为社会的规划师，他们的想象力飘荡到往昔，去复活那些灭绝的艺术，并在工业化环境下重新加以利用。严苛监督和官僚纪律防止了艺术的停滞，也防止了艺术家饿死。大众社会为每个身怀绝技之人提供舞台。
国有化带来了艺术的哥白尼革命。在此之前，个人表达自己对社会的感觉；如今形势逆转。艺术成为国家的主食。调料及配比全由主管官僚、评论大军及大学讲师们炮制。这些人不仅决定着国家的摄人，也决定着个人的口粮。
小镇居民可对雕塑的公共选址拥有发言权——那样的时代一去不返。斯大林时代提供了丰硕母亲和公认领袖的雕像；“去斯大林化”以后，取而代之的则是抽象的母亲和匿名的进步。在这两个时期，艺术无外乎礼品和国家广告。审美上的含蓄始终被认定为政治冒犯。
自然，新的监管系统也会颁布禁令，但只在艺术家谋划抵抗时才会这样做。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禁止”一词只对那些涉及少量资金的孤立的恶作剧适用。他们也会采取措施，尽量减少此类情况的发生。严格监控每间办公室，防止私人进口或分销复印机；私自倒卖书画被列为非法生意，艺术设备（从画笔到摄影机）都只能到授权机构购买；业余爱好亦在监控范畴之内，在私人公寓、街道或其他任何未经授权的地点朗诵诗歌、玩音乐、跳舞或举办展览，都被明令禁止。不过，对于期刊、剧院、电影厂、乐团、舞团、电视、广播等等，禁止倒大可不必。谁都知道有权成立机构的都是国家组织。说白了，真正的艺术家是没什么好怕的。
那些质疑艺术解放的人，无视艺术产品的大爆发。毫无疑问，国有化扫除了创造力的一切障碍。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国家而言，产量增长都是巨大的。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受惠于艺术解放，现代艺术才得以刚刚起步。
通过对人才的搜罗和悉心照顾，御用文化得以壮大。经费前所未有地高涨；书籍、电影票、戏票折价甩卖；国家机构养活艺术。官僚机构并非旨在让艺术家噤声：它们唯一的暴政就是提供巨额财政支持和对艺术的无尽需求。
自然，一些老一代艺术家遭到封杀。文化解放的先决条件是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组合，建立一个统一的文化。多数艺术家们狼吞虎咽着胡萝卜；不幸的是，少数顽固分子还得拿大棒对付。那些坚持“艺术独立”这种过时信仰的老派艺术家们，实在没有必要放弃文化解放带来的福利。如今这个时代应允新兴艺术家们尽情创作。这些作品若搁在过去的时代，根本无法见天日。
时间的推移证明：没有官方美学具体持续的指导，文化国有化也能运转正常。即便在公开镇压从议事日程中被移除之后，文化依旧忠诚不悔。其最佳状态不是源于国家美学的需求，而是艺术家们努力让国家相信他们的作品是可接受的、合宜的。较之于斯大林时代，这貌似是控制的削弱，实则巩固加强。解放的福音遍及那些不甚坚定的艺术家们。作为回报，他们献上自己的忠诚。
国家的荫护可谓“从摇篮到坟墓”。艺术家从学习阶段直至退休，甚至最后的官方葬礼都蒙泽于这场文化解放。艺术系的学生大可不必忧惧未来：由于艺术院校的垄断地位，变化无常的图画市场和剧院票房都无力操控艺术系毕业生的饭碗。
对于自由世界里最自由的艺术家们，没什么声望和地位的改变是不能接受的。只要别让他们牺牲个人自主和艺术高贵去换取这些礼物就行！然而，付出代价真有如此高昂吗？理想固然重要，可眼下，自由的理想与丑恶的物质利益是否必然冲突尚未可知。
相反，你可以说，此种改变使得“个体自由”与“物质需求”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孤独艺术家的尊贵被大众瞩目的尊贵所取代，不负责任的兴奋被义务的伤感所取代。或许，这个过程类似衰老，类似个人主义的更年期。
艺术家收容所的戏法
流放贵族的庄园被重新整修——雇来人手，拧开暖气，发出邀请函，反正贵族们付不起这些费用。这一刻历史是公正的：艺术家们填满了豪华房间。重大的任务、紧迫的截稿期或响亮的名字都可能会影响到邀请的顺序。不过，每一个登记在册的御用艺术家都有机会最终轮上。尽管曾经潦倒的艺术家们拥有的私人别墅数量在攀升，艺术家收容所的受欢迎程度并未减轻。新兵和老手，轻歌剧作曲家和赞美诗作者间不再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空气和睦，工作室、书桌、有关单位和同行的上流社会八卦（一个强烈又宁静的创作氛围所必需的元素）等待着我们。公园里开着花，一池湖水为诗人备着，一块供小说家思考的林间空地，还有如诗如画的农家小屋。距离首都亦不算太远。早餐被送进房间，午餐和晚餐则一块儿吃。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连同和谐公社在这里梦想成真。多少电影剧本在这镶装有护壁板的活动室里写就！多少诗意的帝国在此建立！那些无处落脚的人们，他们了解自由几分！不用为艺术家进了收容所担心！
沼泽中生长的极品莲花
国家社会主义的问世，预示着社会阶层流通性的增加。这已经足够让人兴奋了。第一代的许多艺术家乃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出身。他们曾是否定教育的阶层成员。他们的解放，似乎等同于社会主义提出的解放。时至今日，多年来的苦闷失望，仍无法令他们认清事实他们诸般努力建立起的革命成果下掩藏的背叛。
如若文化一直保持“有机的”发展，那么这些人将永无可能介入到文化当中。他们无怨无悔地把自己交付给国家意志：这是他们必须付出的赎金。不仅如此，当他们“征服”文化时，他们救赎的不止是他们自身。他们觉察到自己地位的提高是人民当政的结果，即便在自我反省出“错误”和“犯罪”后，他们仍坚持这种错觉。革命就像一个大家庭：无论你的父母多可怕，没有他们，你肯定不会出生。
民粹主义的强大，对御用文化取得成功至关重要。人民群众充当社会主义艺术胜利者的神话，同样符合艺术家的利益。即便事到如今已无太多上升空间，即便工农出身的艺术家（跟同等出身的政经专家们一样）已成为少数，这一神话仍是保持艺术威信和繁荣的基础。
自第二代起，多数艺术家都来自社会主义的新兴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他们的父母多是御用知识分子。
虽说社会流动性的放缓符合新兴专业人士的利益，他们依旧固守人民代表的神话。我们的特权比任何政治警察更有效地阻止了我们拥抱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鲁莽抛弃先前的合法性会令精英专制遭到破坏。因此，在艺术及其他领域，我们的目标是鱼和熊掌兼得：保留特权，同时为人民服务。
永久解放
当我们到达一定阶段后，过去的矛盾将不再能够解释我们现在的行为。随着拓荒期的激情消逝，维护御用文化的力量日渐强大。我们绝不孤独。早在艺术家深受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压迫的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向艺术家许诺了一群有组织的受众。革命没有食言。公众继续把持着我们，且泾渭分明。我们可以指望那些慷慨的官僚阶层，也即社会的规划者；我们心里也同样清楚，如果我们这些官僚艺术家胆敢从这座天鹅绒监狱中逃跑，他们准会毫不犹豫地对我们动武。艺术沦为统治阶级的表达工具。生活中的矛盾被视作其家长式统治的正当理由，并借此提醒艺术家牢记其职责。
我使用官方术语“解放”（来形容国有化中艺术家丧失的自由），并非全然出于讽刺。艺术难道不是简单回归到了法典-它最初的家园？艺术家放肆憎恨社会的短暂历史时期，是否乃是历史的偏差？一辈子充当恒定世界秩序的装点，这难道不是艺术家最幸福的事？工业革命中产生的文化独立难道不是一场梦幻泡影？而今，资本主义一心破坏自然，谁敢说下一步不会是无情帝国的文化沙漠？这难道不是艺术家乐于回归国家宗教和国家权力的真正动因？我并不想把读者拖入绝望。你也许觉得这本书太悲观了。革命的理想终究破灭：艺术丧失自由，并在有组织的群氓中拥有固定的受众。
艺术家，作为一个群体，乃今日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们认同统一的民族精神，他们是社会主义教育系统的产物。我们是有福的真正的精英：代表国家授予大众审美口味，决定传统的用途，这些都是我们的特权（当然也是义务）。哪怕我们年轻青涩或衣着寒酸，只要我们的身份证显示出“艺术家”或“作家”，警察们都会朝我们敬礼。如今，社会用尊重兑换我们的忠诚。即使才气平庸的艺术家也不会遭到遗忘。没有作品会被埋没。
在社会主义新文明中，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斥着各种利益集团。统治阶级的各个部门都渴望更多的权力。技术专家和官僚、经济实用主义者和正统积极分子（orthodox activists）、帝国建造者、民族主义者、世界主义者，都觊觎从不断变化的社会再分配中分得一杯羹。
艺术亦成为了“意识形态的战场”。人才互相竞争，希望得到关注，获取稀缺资源。这些都是御用文化特定背景下的发展，亦是我们的新文明价值体系最终确立的标志。艺术家重拾自己的个性，个人从群众中脱颖而出（即便是为他们服务），然而解放不可逆转：旗手如今变身为顾问。我们是这个兼容并蓄的文化机制的积极成员，着眼内部管理，确保没有害群之马出现。艺术家作为社会的规划者，其艺术被有序地充实。创造力受到约束，但它不会熄灭。
Ⅵ 戏仿御用风格的一章
A Chapter in the Style of the Establishment亲爱的同志们！
纵观人类历史，关于艺术性质和功能的看法层出不穷，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明确申明艺术是人类劳动创造的社会现象。艺术的创作过程和艺术品本身，都是人类劳动的结晶。艺术时时反映记录历史上不断更新的人类进步。艺术，作为一种具体的、思想的意识，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最终由经济基础决定。
艺术提供了感知现实的具体的、无可替代的经验方法。在一个人个性形成的过程中，艺术发挥着着至关重要的思想、道德和心理作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乃是艺术家伟大的任务。
我们的艺术政策重点支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艺术。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进行坚定刚正的辩论同时，我们亦包容所有真正人文主义的艺术价值。有一点必须讲清，我们在艺术上的意识形态立场，取决于政治上的结盟。我们绝不放弃对潮流的引导：循序渐进说服所有人理解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
此种规劝乃是审查的任务。我们的艺术政策禁止那些反动的、反革命的，乃至乏味抑或仅靠庸俗内容吸引读者的“艺术品”。这样做不仅是我们的权利，也属我们的义务。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保障艺术创作的自由，然亦不能因噎废食，剥夺社会主义国家依照价值准则筛选艺术作品的权利。
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艺术体系的存在，及和谐发展奠定了基石。这个体系乃是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它以工人阶级统治为基础。在工人阶级政党支持下，国家在艺术领域里强制推行文化革命。艺术家在这些社会组织中，扮演相当特殊的角色——他或者在艺术机构为国家卖命，抑或与它们结成同盟。
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艺术资助体系主要仰赖于私人财产。社会主义制度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关系：社会对艺术家的委任，经由一定资历者传达。社会主义制度下，奖励、佣金、财政支持以及对艺术家作品的认可，都隶属这一审慎复杂的系统。
在我们的社会里，艺术机构的主要类型如下：统揽艺术的社会组织，艺术创作坊，以及为了展示、表演或出版艺术作品而设立的机构。即便是最传统的机构也与其资产阶级前身大相径庭。现在这些机构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的艺术政策。【更多新书，朋友圈分享微信hansu-01】让我们来描述一下这个新型制度体系的若干特点。
各类功能的艺术创作坊，在艺术生活中担当重任。一方面，它们在艺术家与读者之间形成重要连接，另一方面，它们让艺术家的热望与社会主义艺术政策实现沟通。在大部分艺术分支机构里，艺术创作坊亦为艺术论坛；反过来，多数艺术论坛也是艺术创作坊。文学艺术期刊、出版社、编剧组、剧院、电影制片厂、交响乐团、合唱团、芭蕾舞团……这些全都是艺术创作坊——和所有集体一样——不仅负责向各自的受众阐释艺术作品，还积极组织创作新的艺术作品。
艺术创作坊的首要任务是裁定哪些艺术品应当发行给受众，并且确定每部作品的发行量。与此同时，千方百计地支持那些承载社会主义理想的御用艺术，亦是它们的职责。
艺术家不仅可以，而且应当采用多样的表现形式来描绘生活及社会现实，这是我们艺术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选择何种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属于艺术家的基本权利，同时也依据艺术作品的题材而定。最本质的还是作品的意识形态——作品所代表的立场。
艺术创作坊的另一项主要任务是对价值的研究和探索，引导年轻艺术家深入艺术生活。推行社会主义艺术政策普遍原则的创作坊，亦要考虑到地区或民俗特征，并有意识地竭力帮助艺术家在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下加强创作。如今，这些艺术创作坊遍布全国。
创作坊系统在遵循文化政策的原则下，由国家任命的专职领导指挥运行。艺术圈的独立，保障且映射出这些原则的持续推行；同时也是对这些原则更有效、更独特、更本土化应用的明证。可见，创作坊的独立性须与思想政治的最高责任相联姻。
协调系统并非独立于艺术创作坊而存在，但是单独考虑其协调功能却是有益的。协调机构包括图书和期刊发行商、广播、电视、电影院、音乐厅、会展中心等等（当然，广播和电视也算艺术创作坊）。艺术作品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就依靠这些发行网络直接或间接地维系。
艺术发行系统（还有类似的艺术信息系统、艺术批评系统）的重要任务，是开发和定位艺术品位。现成艺术品的交付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相反，它牵涉到在艺术家和受众间建立起活跃的互动。通过这些机构，公众的兴趣和愿望被反馈给创作坊和艺术家。艺术品和公众间的关系，艺术政策与艺术创作间的关系，皆是如此这般发展起来。
国家对艺术生活的指导，与党的控制密切相关。匈牙利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不仅体现在详细制定艺术政策原则，而且贯穿于这些原则实施过程始终。
我们的艺术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民主：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目的是协调中央指示和权力下放。此种和谐通过两方面实现：首先，关系到艺术生活基本问题的国家指示，仰赖于各科艺术杰出代表的意见（包括他们的筹备工作分析报告及推荐）。其次，中央和地方之间有着活力十足的动态交流。
地方艺术论坛和艺术中心直接归属于当地镇、县行政机关管辖，但国家意志仍然占据主导。该系统的双重监督，确保了文化艺术生活领域的权力下放，另一方面使得中央控制不流于形式。中央向地方行政及创作坊领导传达国家艺术政策的宏观和具体目标，同时表达中央对地方的关怀慰问。他们定期评估创作坊的成果，提醒可能的不足，加强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种富有成效的双边关系，无论对创作实践还是思想控制，都具有积极影响。
匈牙利文化部负责全面贯彻中央确定的艺术生活指导方针。连艺术家的个人操守都列入文化部管辖范围之内。除了思想上的引导，文化部的主要任务是：保障艺术家在物质、工作和个人生活方面的需求；加强艺术和受众之间的联系；引导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利用物质刺激，推进执行艺术或政治目标。任命、监督艺术界的领导并对他们进行组织管理，也是这个中央行政机关的任务。文化部主要通过艺术协会系统来施行操控，而艺术协会本身又隶属于各级地方文化部门。
艺术协会，和工会一样，旨在保护具有社会效用的创作不受干扰；保障艺术生活的健康发展；帮助艺术家解决困难。目前大约有三千名匈牙利艺术家分属于七个艺术协会。这些艺术协会都是自愿的民主团体。它们的任务主要是将艺术创作中有关论题、思想以及审美问题提上议程。它们促进加强艺术家和大众之间的联系，组织艺术家积极参与各类公共论坛。它们还搜罗传播艺术成果的绝佳途径。与此同时，艺术协会也负责监督国家奖金的发放；维护国际交流；在各文化机构委任代表；推荐艺术家获奖。
国家通过若干为资助艺术而设立的机构，向艺术家提供大量的财政资源，以支持其艺术创作。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艺术家基金”（Muveszeti Alap），其成员可以接受支撑创作的长期免息贷款，可以接受奖学金或财政援助以完成学业，可以入住基金会的国家疗养院和工作室。此外，他们还可以领取养老金、收人补贴及其他各种临时津贴。
国家还通过艺术创作坊和地方机构向艺术家们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精神激励与物质补助并行不悖，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表现突出的艺术家将荣膺久负盛名的嘉奖。例如国家每三年颁发一次“科苏特”奖和“国家奖”，一等奖的金额超过了匈牙利人均年收入的三倍。那些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成绩突出的艺术家，获得诸如“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杰出艺术家奖”“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艺术家功勋奖”之类的一年一度的大奖。在每一个艺术领域，国家每年都要颁发八到十二个奖项。
国家还扮演着艺术的赞助人。通过佣金和竞赛，艺术家（主要是画家和雕塑家）获得国家及相关部门的资助。这也鼓励了艺术家创作社会主义的艺术作品。国家还特别关照事业刚刚起步的青年艺术家，帮助他们安顿住宿和工作室，并向他们提供门类繁多的奖学金。
随着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的人民得到越来越多的艺术作品。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帮助群众认识并占有真正的价值。社会主义文艺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借助艺术，创造出全新的、完满的、和谐的人格，也即“社会主义新人”。
Ⅶ 审查的文化
The Culture of Censorship社会主义是一个优越的社会。这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艺术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在资本主义黑暗的旧世界，也许存在过一些需要艺术的人。但是每一天都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艺术今日还能否幸存？艺术的存在仰赖于人类的创造和购买。经济与艺术并肩同行。国家并未对艺术做出任何承诺，仅仅时不时地购买艺术。然而，高级艺术的威望或许就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艺术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是奢侈品。人类学上定论的“艺术于人类是本质性的存在”未能辐射那些社会机构。艺术品无非只是商品的一种。艺术的幸存，取决于富有之士的心血来潮。石油价格的大幅下挫亦可能影响到对美的投资。
社会主义需要艺术。国家机器、经济发展和当权者都需要艺术。社会主义国家承诺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以换取拥护其统治的忠心。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下，艺术是一种昂贵的装饰；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艺术则是一副必需的行头。
这相当了不起！当然也有人对此表示遗憾。他们说，不是任何一种艺术都是必要的，只有那些有利于加强社会融合的艺术才有其存在价值。这些评论家目光短浅。他们并不理解社会主义的营垒里，那被官方冠以“艺术解放”的运动的实质。他们仅仅看到此种意识形态盲目反艺术的性质，而不能理解其对艺术家无可抗拒的吸引力。然而，极权社会主义在审美领域意义深远的发展，实与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十分契合。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和评论家口中“自由”的概念一样，都源于自由市场。所有他们批判的对象，都可以在资本主义企业最纯粹的形式中找到：如若足够强大，它可谓国家社会主义的雏形前身。
企业里的艺术家
资本主义企业的围墙之外，有一个理想的自由市场。在那里，人们享有全然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每个人都各行其是，可以成为不受审查牵绊的骄傲独立的艺术家。然而，围墙里面却是另一番天地。公司里的员工必须应付社会主义的微观缩影。员工的权利受到严格限定——当然除工作权以外。他们不能越出墙外，也不可以在厂子里随意溜达，不能随便说话、写字、组织活动。在企业文化里，对与错交由公司利益决定；而公司的利益，则由公司的法人和管理者说了算。员工可以热爱他的工作，但不能自由发挥，除非他的想法事先得到了上级批准，他才可以有所作为。他的技术不能服务自身，只能作为公司赚钱的工具。他和其他员工之间的关系，严格说来也算不上私交。依据专业技能，员工们被分为不同的级别。如果工作不称职，公司就会解雇他。只要还有别的公司肯录用他，被解雇也无所谓。如果他愿意，他甚至可以主动辞职。
这种（大为简化的）极权与国家社会主义相比，有什么区别吗？只有一点确为不同：这里有其他公司的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乃是一家独大。
假设你任职的公司从事艺术品交易。董事会授意老板，寻求自由独立的艺术。大街上的任何一人，只要他的作品有销路，整个公司都会为他忙活。没人会干预他的创作。如果他的艺术自由受到限制，他可以威胁离开公司投奔新主，他也可以选择成为个体户。
现在来看看这位自由艺术家。公司要求他为老板画一幅肖像，或创作一尊象征企业理想的雕塑，或在电视上为公司作宣传。艺术品的交易业已完成。他挣的钱并非红利，而是他服从管理的酬劳。“创作自由”经历了微妙的变化：艺术家及其理念，与公司利益愈相一致，他所享有的创作自由就愈多。他巳然变身为御用艺术家——公司御用。
以上这一切与社会主义有何区别？唯一的不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艺术家可以自由辞职，另谋高就。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艺术家只能在国企及其分支机构的艺术部门找到饭碗。所有艺术家都是“国家”这间公司的雇员，而他们的同事（该公司其他部门或其他分支机构的雇员）则是他们的受众。
御用艺术家与自由艺术家、御用艺术与自由艺术间的区别一下子消失了。艺术家幸存与否的不确定性终结了。工资按时发放，租金已缴，三餐现成，安乐窝也给盖好。可惜，他们的创作自由也不复存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收获颇丰：作为国家的雇员，他们受到特殊的关照。他们的职位分等级，但无竞争：他们受控于国家权力机关，作为交换，他们同时获得了对受众一定程度上的控制。面对审美的棘手问题，公司不再保持中立。
国家社会主义的运营相当于一家大公司。它的纪律和它的自由，好比公司员工面对的纪律和自由。进一步说，倘若你去想象公司文化限制内，可实现的最大限度的“工业民主”，那么你会在现代集权社会主义社会中，找到几近完美的自由楷模。
是否审查制度保证了福克斯电影公司雇员拍摄出了符合公司利益的影片？是否制片厂的内部关系也需审查？是否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妥协和适当的自我纠正都可称作审查？是否公司录用专家时的基本考量--自觉的纪律、自发的鉴别和献身精神——都算作不自由？说到底，难道没有人发现自由只是必要的酬劳？
答案是肯定抑或否定，这无关紧要。我们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这种形式的审查，比那些消极的、对个人自由的外在限制要有效得多。国家代表了社会主义的超级垄断，沐浴在它温暖的羊水中——是雇员无法抗拒的诱惑。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再有其他业主存在。
两种文化的虚构
社会是国家的财产。艺术是社会的产品。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强调艺术的社会属性及政治热忱的部分，导向了艺术的国有化。每一位艺术家都是国家的雇员。所有的艺术都是御用的艺术。国家经济一跃到达垄断的顶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是全部资本的唯一所有者，是全体劳动力的唯一雇佣者。国家亦是知识的捍卫者和感情的监督者。
唯有经济独立，我们才能摆脱这种境况。政府高官甚至鼓励我们去这样做。党内文艺领域的实权高官捷尔吉\在1983 年12月的一次发言中，对全国文化政策大会的与会代表们讲： “那些不被共同关心，没有艺术前途，以及不利于文化繁荣的艺术实验，应该由艺术家们自掏腰包去干！”可我们还惦记着增加外部资助。没错，我们可以试着用别的方式谋生，然后用1.匈牙利工人党政治局委员，1970—1988年主管文化工作。
业余时间来“做我们喜欢的事”。可要把作品传播给普罗大众，就必须获得国家文化机构的支持。非御用的艺术没有生存空间。
有时候我倒是希望回归那种老式的、直截了当的审查。老式审查的再度出现，至少可以证明艺术家还有可能保持自主和特立独行。可所有的报章杂志、所有的电影制片厂、所有的剧院、所有的画廊，全都是国家财产。艺术家又只能从国家财政那儿领到工资单。对于大多数艺术家而言，他们的创作离不开他们拥有的荣耀和影响力。也正是上述二者，安抚了艺术家的衷心、社会责任感和集体自豪感。
那些相信审查官朱笔一挥廓出的官方文化高于一切的人们，无疑假设了两种文化的存在：御用文化之外，还有一种秘密的文化——创作者遵照艺术“永恒的天性”创造出大胆的作品。这种虚构蕴含了某种“真相”或“真实”。由此而论，文化本质上的内核还是自由。
清白的文化与国家社会主义的专横相抗衡。后者为了驯化文化，不惜践踏艺术家，扭曲艺术作品。如此说来，是审查把“自由艺术”变成了“御用艺术”。两种文化不断斗争，势不两立。
可惜，上述观点实为自欺欺人的乐观。将传统审查套用到当代社会主义艺术家身上的假设并不成立。我们必须痛苦地接受一个事实：我们的文化是自动自发的。当然，任何人都有权给艺术家的调适过程贴上审查的标签。诚然，审查偶尔也会很粗暴——不过被禁的小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数量可以忽略不计。蹊跷的是，我们的作品得以发表恰是源于此种干预。当然，如果没有我们的同意，审查者无权将我们的投稿加以改造。
当我试图寻找一个类比，来描述这种更为微妙也更为复杂的审查（艺术创作坊里时常发生的自我凋整和妥协的过程）时，我忽然想到了报纸——编辑表达的正是这家报纸的集体意见。编辑部甚至可以要求最有名的专栏作家进行修改：这被认为是很自然的事。同样的妥协过程也发生在一种文化里——艺术家必须为整个社会说话。谁会压迫《人道报》的作者？读着《人道报》成长起来的文明社会，并不承认两种文化的并存。
审查——自由一种
我们被比恐怖更牢靠的伽锁栓绑在一个由“进步”和“需要”构成的社会。我还算一个享有公开表达自己思想特权的人。不同于那些党阀，我是唯一一个能够自由评价生活的复杂性，同时又能在规训里游刃有余的个体。尤为可贵的是，我可以是主观的；可我毕竟是混艺术圈的，圈内人只应表达许可范畴内的主观意见。不用说，我遭到了限制。我身陷的困境，可以简单描述为被一圈带刺的铁网包围。可我不是古拉格监狱里沉默的囚犯。
我为何还没触红线？因为我还没被逼到死角。禁令在集权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于它在多元社会。在此处找寻禁令打破的泛泛不成文的许可，乃是于事无补。恰恰相反，在这里，禁令不但没有摧垮自由，反而催生了自由。它为追求自由的人们，提供了标准化的本能满足。至于艺术家，他们必须在发言或默许，充实人生或苟且偷生，隐退或集中营间做出选择。
我并非愤世嫉俗。摆在我面前的选项不是“诚实的艺术”或“虚伪的艺术”，甚至不是“好的艺术”或“坏的艺术”，而是“艺术”或者“非艺术”。我的专业特权对于我的选择而言，充其量不过是职业军人的持枪证。艺术对于我而言，比维持艺术独立的神话更重要。如此说来，我不是受害者。我真真正正属于这一代人。早在国家社会主义问世以前，科学家们就懂得享受组织带来的特权乐趣、安全感及影响力。而我不过是这些科学家们天然的子嗣。
从未有过如此暴虐的帝国，连同艺术创造的趣味一并抹杀。国家社会主义也未能抹杀这种相对的自由。这再次证明，相对的自由足以维持艺术的存在。即便服务于“五年规划”，我们的口号还是不计代价进行创新。
包括艺术家在内的单一社会的建造者，一度相信唯有军事纪律才能保持忠诚。时间和事实自然而然会导向解决之道：雇佣。
我在思考艺术家乖乖合作的内在需求。大型机构的雇员，在不知不觉中为这种内在渴望所牵弓I。一个雇员越是不可替代，就有越多人受其决策和想法的左右。这位雇员也就愈加热情地认同公司目标。毋庸置疑，他希望对这些目标拥有发言权。如果他要享受这份自由，他就必须尊重游戏规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这个巨擘没有竞争对手。雇员辞职意味着其职业生涯落下帷幕——告别唯一的自由。
审查——愤怒一种
我们越觉得同化是自然的，我们就越难对创作中遭遇的“琐碎审查”感到愤恨。毕竟，艺术家要代表社会，就必须接受社会对他的检阅。创作中，我们分分钟都明了自己生产的仅是零部件。只有通过了国家的组装检验，这些艺术作品才能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质量把关永远是关键，有瑕疵的部分绝不能呈现给公众。谨慎的工人和机警的管理者通力合作，顾全大局。
调适实属正常，但这个过程却可能引发焦虑。当艺术家遇到水平不如自己的人代表社会对他进行监督时，他的自尊心可能会受伤。“去斯大林化”之后，艺术家们和经济学家们一样，要求出台新的合作体系，担当更大的责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艺术不再为国家社会主义服务，或不再为其接受。我们并不反对政治家们保有对国有经济的操控和对文化的引导，但他们必须从落后的极权主义的失败中汲取教训。他们必须容许新兴官僚中产阶级（国有化的产物）实现自我。
在那些政治领袖没被此类要求吓破胆的地方（这相当可怕，比如1956年匈牙利和波兰领导危机后的动乱），国家的干预相对减弱了一些。由工作组和成功艺术家参与制定的指导方针，取代了上级颁发的日常指示。合作代替了独裁。权利缓解了隔阂。如今在美术、电影和剧院的董事会里，艺术家占据了多数席位。知名作家被任命为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的负责人；人们期待他们如业主般强势地管理这些部门。
一种新型的社会契约应运而生。野蛮的国家恐怖主义已经过时。新的共识满足了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它令国家干预沦为象征。大棒换成了胡萝卜。控制程度并未削弱，文化生产者并不孤立，这便也符合国家的利益。渎职、懈怠或腐败都会导致干预的发生，诚如大公司里股东的干预一样。
少许领域（诸如电影制片厂、出版社等）不得已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怪诞的是，老式的市场审查成为了国家控制艺术的一种手段。这在如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创作机构占据了垄断地位，艺术家沦为雇员。
这导致了审查监督的腐化。审查日渐堕落成人际关系和个人偏见织就的一张错综复杂的大网。达成最终共识的环节变得愈发精细。这与我们工作的性质有关——我们的工作并非受制于宗教信条，而是为世俗伦理所左右。审查带来的压力不亚于高考，其令人愤慨的程度亦不逊于雇员们冲撞公司无休止的清规戒律。我们的老板们既不恶也不傻：公司利益最大化才是王道。
如果政治家们没有胆量提拔那些艺术界名流做顾问，麻烦就会不断。当新生代的理想被斯大林式的老一套挫败时，他们会感到沮丧。即便是有限的外部干预（比如消极的传统审查）都属过分，大概这些会使艺术家警觉其自我审查。何不将供应商与零售商间的关系，转化成和谐的伙伴关系呢？艺术圈少数的异议，可能会重新点燃自由主义者的不满——当然，它会凭专业分工的名义，以国家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
这种“斗争”，类似于一个老派监狱看守与一个拥有发达审美的人文社会改革者之间的争论。后者希望用专业设计师设计的手铐来代替锈蚀的铁链。监狱看守不能理解。改革者烦恼万分，他宣称狱卒不该干涉手铐的事，不用说，谁都会更喜欢不锈钢的手铐：好看又好用。
“我的工作我最清楚。”这是社会主义专家典型的抱怨。他们组成一支坚定顽固的游说团，来对付那些头脑简单的维护国家统一的人（虽说他们自己也还没有放弃拥护统一）。艺术家作为最敏感的灵魂，为何与这些偶尔棘手的“反对派”如此相异？
我是这个“游说团”的发言人。正是“游说团”使得极权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御用文化空前“多彩”，作家们更显“独立”。我将努力不忘那充满诱惑的真正“进步”——那是众多希望的根基。我同样不能忘记，自己之所以无力拒绝政府，是与先前文明的差距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