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本能地反对西方文化的独立姿态。我们自己将艺术世界分为两类：“漫无目的”的艺术与“理性智慧”的艺术；或者说“盲目实验”的艺术与有“社会效用”的艺术。无论多元文化多么迷人，我们目前仍不能将其视为“正常”，我们想到其野蛮的生命力，其自我反省自我陶醉；无论个人主义多么具有创造性，我们相信对个人主义的痴迷会陷入狭隘与无助。西方丰富的供给在我们看来不是好事，而是全无必要的黄金储备。
立马撵走他们！“社会效用”派的艺术家们，像征服者般被召唤投入这场战斗。我们必须赋予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以价值；我们必须利用未开化民族向理性文化靠拢的天然引力。反倒是西方，可能将此前社会主义教条艺术从西方引入的艺术观念，视为其自身英勇和影响力的标签。不过，只有当艺术形式连同其独立精神一并输入，才算是真正的影响力。不幸的是，这种精神被永拒于海关大门之外。无论是在科技领域还是艺术领域，创新并没有增强个人或组织的独立性。它体现的是御用文化自身的整合力，而非真正的多元主义的胜利。
不错，我们利用了西方艺术的原材料。作为御用艺术家，离开了个人主义的秘方，我们很可能无法在私人领域进行创作。因为我们的文明并非私人个体的总和，作者和读者亦非独立的个体，他们只是分散在各处而已。艺术家不为独立（依据个人口味消费）的大众进行创作；他们为国家创作。
我们的社会基础太过薄弱，无法引发本土个人主义的复兴。我们只能从西方个人主义的既定表达中进行挑选。这样做是出于国家的利益：此乃我们的创新方法。我们在资本主义杂草宪生的丛林中，修剪那些过盛的枝蔓，小心翼翼将精心挑选的插条移植到社会主义的温室中。和工业领域一样，在艺术上，我们没有“自己的”技术。我们的艺术学院，教导美学寄生的方法，并为之辩护。我们的艺术评论亦向西方开放，助长了有组织的创新。这乃是创新的涅槃一当然，要以消灭原创为代价。
得益于官方传统管理者的帮助，我们把自己暴露于各式各样的影响之下，然后系统地排除唯我主义的部分。我们改造艺术方法，使之符合大众口味，并加以应用。我们将创造性的独立视为空洞的形式主义。我们对其消毒、解剖，并提炼出那些适用于公益机构的部分。
其结果令人耳目一新：刺耳的著名口号转化为爵士交响乐。路过纪念碑的党员干部，只能通过立体派艺术家创作的两尊人体雕塑，辨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形象。卡夫卡的昆虫又出现在农民的噩梦里，他们没有为马铃薯认真喷洒农药。曾经被描绘为令人作呕的剥削者的地主，如今变身为放荡的性虐狂：毫无疑问，票房大卖。共产党的游击队员发展出同性友谊，但仍旧勇敢战斗。我们孤独的英雄，被情人诱惑去了巴黎；在那里，他意识到世界上哪儿都是一个样；于是他决定回家结婚。工厂和合作社上演的戏剧里，时间和空间就像煮沸的意大利面条一样跌宕起伏。连兰博12也找到了他的搭档。
既然我国警察使用法国催泪弹，我们公民使用美国电脑，凭什么我就不能采用罗伯-格里耶（Robbe-Gdllet）或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式的风格？
延迟的绿灯
多亏资本主义文化对新奇事物的痴迷，它才能不断地积累垃圾。社会主义文化从这些废料中建构许可的、可教的，甚至强制性的创新。唯有那些不再新鲜的事物才能被用于创新。社会主义创新，只使用西方时尚中衰落的部分，其爆炸性的影响已得到了时间的检验。评论家已然准备好了他们的话题，体验过文化交流的行政部门亦准备好了他们的策略。这就是所谓的“延迟的绿灯”文化政策。它确保了缓慢而安全的进步节奏。
作为御用艺术家，我是否及时跟进国外最新成果，这毫无意义。所有可能的引进和创新，都必须是成熟的，能够证明物有所值的。它们必须获得国家的青睐——国家期望它们不仅合适而且平庸。
延迟的绿灯并不会阻断道路，它只会防止我们被车流撞倒。持续创新或多元创新，都可能是唯我主义的。如果艺术主管部门不得不同时关注超过一件事（例如同时听音乐和读诗），那么，立场鲜明的原则就可能遭致破坏。无论获得怎样的许可，创新绝不能淡化我们充当国家教育者的角色。
立场鲜明的原则
这一口号的创立，是为了抗议唯我论的贵族自我中心。自艺术国有化以来，其功能始终保持不变：协调“为人民服务”的理论和“为国家服务”的实践。与此同时，艺术的应用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为其误解社会主义进步的本质埋下了种子。
在过去，只有一种内容被视作立场鲜明，它们由国家发出并辐射全社会；只有一种风格可被接受，它们与国家单向度的信息极端吻合。“祖国在我们心中”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灌输给我们。立场鲜明的秘诀在于，艺术内容须为国家自画像的精确再现。某种程度上，所有艺术都是表演艺术，国家才是真正的作者。对艺术作品的阅读、观赏和聆听不该是困难的工作，思想被迅速吸收，它得像电流一样均匀、直接；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全身心投入，国家社会主义生机勃勃的电流于是在你体内运行开来。
无情的说教，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作风。它曾是“立场鲜明”原则的唯一解读。所有与它不相符的艺术，都被视为毫无意义。
后斯大林时代，国家对“立场鲜明”的要求有所弱化。这并非“让步”的结果，而是思想发生了改变。随着分权改革，国家认识到它已然存在于我们心中。艺术家如今已无力传达任何除同化思想外的其他信息。
如果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这变化的发生，那并非源于他们对反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艺术的追求。我们开始厌恶斯大林式的“立场鲜明”的原则，它体现了“信任的缺失”。凡是教条横行之处，我们内心的道德秩序就未得到充分信任。为了贯彻国家意志，我们探寻艺术的多种形式。我们的功能与艺术的功能保持不变。形式为功能服务，内容更加可信。形式的多元化有助于社会的统一。
今天，我们创作的艺术，必须为国家融入社会提供生动的证明。公共利益不仅是外部需求，更是生活本身。艺术创作（而非其原则）成了积极社会活动的生动范例。我们不必再为了表示立场鲜明，公然地“政治化”。我们只需要指出通往罗马的道路，而非宣扬罗马本身。
于是乎，立场鲜明的原则在“演绎”过程中发生变异。艺术作品在官方认可的“演绎”中自由发挥。这“演绎”可谓包罗万象。我们如今有权使用讽刺，前提是有温情和宽容；我们的作品可以异想天开，前提是处于社会主义现实的万有引力中，并用意识形态的降落伞装备自己，万一坠落仍能平稳降落；我们可以建造迷宫，只要它墙上贴有路标；我们塑造的英雄可以是含蓄的，但必须把握打开其内心的密钥。1956年，谁会梦想到有这般自由？
今天，立场鲜明的原则，在不同社会阶层有不同表现。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必须是为所有人服务的艺术家。今日之御用艺术家，可以仅仅考虑满足某一特定群体的审美需求。在过去的岁月里，最不敏感的群体制定了立场鲜明的标准；时过境迁，如今的艺术作品可能只被最细心的读者——御用专家所理解。
立场鲜明的原则已永远失去了它的字面意义。它已然成为行家里手的游戏。普通观众多数可以确信，这场表演满足了立场鲜明的审查官，即便他们一句也没弄懂。否则无论受众多少，艺术作品都绝不会被展示给任何观众。如今，我们的作品或许没有可读性，但绝不会被误读。
社会环境的影响
我不必赞美党和国家，不必赞美东欧社会主义的肉体和灵魂；我甚至不必庆祝国家成为理智和情感的典范；我不排斥计划社会的公益理念，亦不排除社会规划者终获成功的可能性——这就足矣。我可以表达自己的不满，甚至不快，只要这样做具有建设性。我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出版我的作品，展览我的画作，放映我的电影。
然而，若要我的艺术作品天下闻名，那只有一种可能——与国家合伙。我的受众明白，我是一个获得国家许可的作者，负责表达许可范围内的信息。我审美感受的表达，既不可任自想象，亦不能以他种方式实现。我就是这种画家，雕塑家，标语写手，暴君编年史记录者：连我最私人的发现和最隐秘的见解，都只能用来装饰社会主义的金字塔。我所有的创作都基于公理；我的美学探索就是对社会主义真理的演绎。
如同老式审查制度受害者们希冀的那样艺术家和观众比国家管理者更聪明，这是多么虚妄的自负。我们用艺术作品挑选自己的受众；另一方面，受众也用他们的耳朵、眼睛、口味反过来挑选我们。洗脑者＿洗脑者对话。就连孤独这类负面情绪，也统统被国有化收编。这不是审查的疏漏，恰是审查制度越过艺术家直击读者的妙招。社会环境甚至吞噬了艺术家原本用来疏离的技巧。传统审查可能激起过反抗；新审查美学压抑的容忍，创造出了审美的机器人。
Ⅹ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真相
The Truth about Socialist Realism国家即为业主：它维护和管理艺术。国家亦是教条主义者：它遴选自己的美学。任何分离这对连体婴儿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当然，已有人偷食禁果。在苏联，这对双胞胎名叫“作协”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历了十年的流血和痛苦之后，革命催生了这对双胞胎。那些异议者的反抗已日益削弱。独裁者驱逐了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前辈——无政府主义者。
在古巴等国，彻底的革命同样通往社会主义。类似的旷曰持久的文化战争最终证明，反对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者不属于未来。抵制独裁的反对派试图从资本主义的残骸中打捞出资产阶级尚未兑现的诺言：自由和个人主义。一旦掌权，他会在安享社会主义特权的同时，表现出智力上貌似的独立。然而他很快就会收到警告：“支持革命则可获自由；反对革命则一无所有。”他自我清算。
那些舶来社会主义的国家里，致力于统一大业的文化专家们坐等计划社会的到来。这些国家亦是社会主义的沃土。它们还未得到无政府主义肥料的滋养，那需要一场独立革命的发生。社会主义文化有着丰富的不同民族的变种，然而无论身处何方，它都被艺术垄断和官方审美牢牢把控。有本事拆开这对连体双胞胎的所罗门尚未出现。
为何是现实主义？为何是“社会主义”？
似乎对御用艺术而言，再没有比“对现实的不懈探索”更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现实”据说无法与禁忌为伍。社会主义艺术家们却被禁忌重重包围。“现实主义”的旗号，似乎是所有可能的美学原则中，与御用文化最不相配的一个。事实上，禁忌只有一条：否认现实的丰富性，抹杀私人生活。“现实主义”这般行事并非是它不愿了解现实。你并不需要受过许多理论训练就可以认清：现实丛生之处可能并没有“真正的现实”。“现实主义”的美学只需要一点小小的努力：承认现实存在！只要懂点儿“现实政治”，我们的梦就会做得更安稳。
同样的道理，“社会主义”这个形容词既不是指投机性地“忠于现实”，亦不代表对现实“客观性”的限制。它甚至不是教条、政党、政府的强行宣传，而仅仅意味着此时此刻的现实主义。在这里，我必须效忠的对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经常被误导为一种需求，而事实上它只是对一种状态的描述。我的职业和专业如此定义：此乃御用的现实。【更多新书，朋友圈分享微信hansu-01】举个例子，我书籍的印刷商就是“被操控的现实”的一分子。他只有两个选择：或者，他印刷一本可以通过公司其他部门审核的书；或者，他选择放弃。我的书亦牵连到他。每个字眼都将他拽入这个我们无法逃遁的现实。
我的文字亦是他尊重现实的佐证，这些其实是我手稿的节选。他不可以改动我的句子，这种事对他而言是规定、命令，甚至禁忌。但请注意，即便是禁忌，也有利于他忠实准确地完成工作：成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印刷商。他所从事的职业，协助他保持忠诚。他也是一个“公司御用艺术家”。他的艺术代表了这家公司。我希望他喜欢自己的工作。我希望我没有毁掉他的生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显而易见的“公司审美”，也即国家美学。
我微不足道的小书，作为社会艺术的一部分，也只有当它符合御用文化时，才算反映现实。当我的观点与审查相符或至少类似时，国家便不再关心我书中的细节。我的艺术如实反映现实的此刻，成为了现实一角。
换妆
中世纪的艺术家是上帝或国王的奴仆。近现代以来，艺术家们唯一的共同追求就是审美上的探索，如同商人只为利益驱使。御用艺术家换了一身行头，变身为社会规划师。他简化“现实”，以配合社会，配合任务。这种简化并非“反艺术”，而只是极其“现代”。这种情感面向的是未来：他乃社会的规划师。曾几何时，画家也将“现实”简化为色块，以更好地“捕获”其本质。
事实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以被准确形容为：艺术个性在历史化妆间里换上的新妆。那么，它对我们又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我们的精神必须积极向上。我们的作品必须强调和体现存在的安全感，作为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个人对社会的依附，以及万事万物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必须理解社会不同部分间内在的和谐。我们绝不能忘记，艺术家作为教育者必须清晰地表达自己。关注普遍的焦虑是我们的工作职责。阿策尔·捷尔吉（Gyorgy Aczel）再次以他一贯的严谨告诉我们：“艺术必须表现一切，那些令人反感的、如影随形的黑暗亦得呈现。画面须有明暗对比，真实反映现实。它不该盲从转瞬即逝的时尚。”
我们必须塑造现实，而非仅仅捕捉它。诚如马克思对哲学家著名的告诫：哲学家的任务不只是理解世界，还有改变世界。这对艺术家同样成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止是忠于现实，它还建设现实、创造现实。无论我们从事的是何种艺术，都应从国家的角度，立足社会整体去感知人和事（并以此为准）。阿策尔写道：只有当这些办事员们（阿策尔说的是知识分子。但也许“办事员“这个词更准确）以己之力助国兴邦，加强民族的认同和共识，通过创造价值、改进作风、塑造意识的作品及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强化，提高民族修养和教育水平；驱赶邪恶，赋予人民生活丰富的意义时——办事员们才算得上我们社会未来民主化进程中的生力军。此等负责任的明智之举源自于现实主义的审时度势一这种价值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亟需。
对此持有异议的艺术家算不上真正的艺术家，这和早年间那些临摹实物（不管是“苹果”还是“道德”）而不玩纯粹线条色彩的画家被视作浅薄如出一辙。塞尚认为，我们的苹果是另一意义上的“非苹果”。
纪律学校
如今，老奸巨猾的苏联批评家们哄抬那些20世纪50年代幸免于难的艺术，仅仅因为那段时期没人敢搞艺术。不过，苏联仍将古巴版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作小资产阶级的先锋派。在匈牙利和波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会在节庆场合被提及。它被奉作神圣——这好比第一条铁路遗址，尽管它早已废弃，不复使用，但仍被作为尊敬的民族传统予以保存。
我们悲悯地发现，在文明落后的地区，人们仍在坚持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则。我们知道，起初它是出于审美同化的特殊需求。正如我们所见，军事的或强硬的美学往往先行于和缓与改革。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初级阶段，对同化程度进行详尽、公开、严格的衡量，有利于国家和知识分子更轻松地生活。
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所“纪律学校”。作为新兴阶层的无产阶级独裁者，很可能真心地羡慕过那些产业工人的训练有素。革命以工人阶级的名义爆发。（即使在没有工人阶级的非洲新兴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文化的存在仍能解释得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强大到足以创造自己的生存土壤。纪律之歌的诞生甚至早于遵守纪律的合唱团。）起初，国家在诚实的工人形象中寻找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只有在历经纪律的洗礼后，领导人才会拋弃这一理想化身，自立为偶像。
艺术家寻找无产阶级独裁规训的恒定准则。斯大林时期产业工人的风纪无法在新文明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艺术家只能转投工程师的精神气质，作为精英阶层成员，工程师履行职责，值得信赖。
在匈牙利，歌颂工人的“硬美学”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废止。国家开始明白什么才是重要的：工人只需早起运转机器，并保有希望。每个人都心满意足：工人们很乐意过上平静的生活，艺术家则获得解脱，不必再充当积极的宣传工具。
过渡并非说来那么容易。社会主义新人不是工人，着实令人匪夷所思。在匈牙利，即便是无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只要他批判进步的方向，都难逃惩戒。很久以后，他们才认识到：理论上由工人创造的“工人的国家”，实权却操控在受教育的精英手里。工人阶级的理想及美学，仅是在工厂中灌输纪律的需要。可是，社会主义也在逐步进化，如果我们想要建设灿烂的未来，我们就必须放弃铁撬。无产阶级充满激情的子嗣心里清楚，那只是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诸多可能路径之一。在革命中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艺术家有着双重威胁：其顽固可能催生出新的阶级斗争，或新的个人主义。因此，他被告知必须为社会整体奋斗，做一个为全体人民服务的艺术家，而不仅仅服务于那些碰巧生为蓝领的人们。
从那时起，匈牙利开始忙于向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出口高于平均水准的产品，甚至美学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官方承认了一个迄今存在争议的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说法。卢卡奇提出，现实主义的原则不应被解释为大量的训令，它应是一类可与现实相调和的自由体系。按照这一理论，现实主义仅仅要求艺术家的同化。经济改革期间，卢卡奇成为抗议文化商业化的主帅，他亲身验证了这一理论的安抚力。他的绥靖理论一经国家釆纳，就具备了适应官方消费的形态。据人民教育研究所主任伊凡·维塔尼（Ivan Vitanyi）透露，匈牙利对“现实主义”的官方定义是：“现实主义，是一种针对与现实及与其可能性相符的社会状况和社会空间的写照。”国家社会主义里不会再有比这更为“非政治化”的美学理论。
Ⅺ 御用艺术家
The State Artist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的这句名言比他所有追随者冗长的复述更一针见血。它鼓励我们胡乱修补公众意识。这个比喻也给极权社会主义条件下艺术自由的范畴做了巧妙的定义。·艺术家和工程师一样不独立，且手无寸铁。御用艺术家，是一群有组织的专业人士。
这个比喻也意味着审查和自我审查的不可或缺。这跟工程师必须否定掉令人激动的、唯我论的灵感是一个道理。他的工作是要确保列车平稳、准点，而不是擅自决定目的地。斯大林贴切的格言标志着“独立知识分子”历史性的消亡。自此以后，社会规划把从前所有的独立活动收入囊中。
当类似埃及或中世纪文明中的“同化”，取代了个人和艺术家短暂的独立时，人们倾向于谴责文化的落后。不过，斯大林的比喻并非对工业社会理想的滥用。相反，它象征着成熟的产业意识。那些不信仰“自由和进步相互依存”的人们，终将认识到：后工业化社会的成就，为马列主义工程锦上添花。
斯大林的比喻可以被任何一家资本主义电视公司接受。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将横亘于艺术家和工程师之间的障碍扫除干净。它通过暴力，树立起专业知识霸权。我们的新文明也许经历了特别尖锐的阵痛，然而它催生出的一套产业纪律，定能让那些跟不守规矩的工会和粗暴工人无奈抗衡的西方资本家们艳羡不已。匈牙利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教育，可谓是当今时代公开的暴政。规划者毫不隐晦其本质。似乎——在一个绝少民主抵抗的社会里，这些可以毫不避讳。
赤贫似乎加深了极权的必要性。然而经济的落后只是国有化初期所需，充其量是一种婴儿食品。当社会主义文化走向成熟以后，它才实现了它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做社会的主宰、进步的神，创造属于它的文明。
斯大林的比喻展望了这样一个社会：追随者们担负得起各式各样去政治化的社会实验。即便在一个“分权”社会，御用艺术家们仍甘做灵魂的工程师。我们不想剪断与社会相连的胳带，因为我们的灵魂已与工程师一般无二。
如何成为一个艺术家？
成为一个艺术家，跟成为一个工程师、科学家、警察、军官、记者、经济学家、经理、政治家、律师是一样的。你只需和其他有抱负的专业人士一样，在专业院校学习技能，斩获文凭就万事大吉。
自然，对于那些渴望学习传统，在良师的提携下积累丰富技术经验的年轻人而言，总有艺术院校（一些还是顶级的）值得一去。国家社会主义显然不能对这样的机构放任自由。艺术教育亦应从历史责任感的匮乏，以及各种审美宣传中解放出来。说到底，学生们任潮流摆布；更何况，他们还生活在可耻的贫困中。国家以它的智慧解决了一切问题。
多数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随着国有化、兼并以及新学校的创立，统一的艺术教育系统应运而生。如今每种艺术类别都有相对应的艺术院校，其文凭等同于大学学位。学院根据其类型或技术，培养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生（例如，绘画、雕塑、平面设计属于视觉艺术学院；导演、编剧、摄像则设在电影学院）。
这些艺术机构垄断了其各自的领域。它们的校长和教授都由政府任命，学生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言权。文化部负责同其他院校和国家教育系统协调他们的课程。他们同样免不了诸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这样的思想政治必修课。艺术和文史教学大纲皆由大学的相关部分拟定。作为必修课，期末还要进行严格的考试。
毕业时，学生获得文凭，相当于获得了执业许可。没有文凭的人很难进入艺术圈。文学作为唯一的特例，其教育体系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尚未成形。
通往艺术生涯的唯一路径是免费的，可见艺术教育解放之彻底。这些学院被视作精英的场所。雄心勃勃的家长力争将他们早熟的子女送进这些名校。
我不想浪费太多精力来描述这教育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被录取的学生几乎都能毕业。读者的怀疑是对的，唯有他们适应了巩固深化社会主义一体化进程中的艺术家新角色时，他们的自发性和独立性才得到鼓励。义务教育、铁饭碗的文凭、专业地位，这些都是优势，尽管它们都不实用。如此“周到”的教育提供的知识，只在其自己的艺术圈内有用。
开局良好。随后，教育系统放弃了向未来御用艺术家灌输激情的尝试。这些艺术家被教化得没有能力创作任何不能发表的东西。他们被培训成有创意的行政人员，致力于维护国家的艺术机构。御用的艺术教育，培养御用的艺术家。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通过了限制准入匈牙利高等学府犹太人数量的法案。这一法案被称为入学限制条款。如今，社会主义用类似的方法控制想成为艺术家的人员数量。限制人员数量，也许比实际的课程内容对保障未来更为重要。有限的招生制度可谓一石二鸟。毋需更多纪律处分，人人做到态度端正。与此同时，入学限制亦对艺术圈的大小和比例做出了规划。
在国家社会主义中，没哪门专业逃得过入学限制条款。如果配额太过死板，则可简单通过修改分配予以补救。这些都交由专家委员会定夺。其过程反映出政治上的共识和财政上的考虑。
国家分配制度无可撼动，它有权将申请人从热门专业强制调剂到冷门专业（虽然冷门却同等必要）。各个专业的规模是由中央决定的，竞争是激烈的。申请者明白，国家规定强制每一个公民上岗就业。没有人可以拒绝工作，即便分配到的工作并非他的第一志愿。
不要错误地认为，入学限制条款对专业人士产生了不利影响。知识分子不存在失业问题，这符合专业人士的利益。其原因有二重。一方面，教育的过剩会引发对毕业生作为人民代表身份的质疑；破坏他们作为领袖、教育者和规划者的特权；更危险的是，颠覆国家与公共利益一致的命题。另一方面，这种过剩是偶然的，专业是不确定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独立的知识界或许可能做出此种选择。而对于组织化的知识界而言，把自己建构成一个拥有固定成员的封闭车间，显然更为有利。
入学限制条款确保每一批知识分子都能在国家行政管理中保有一席之地。知识分子与行政机关互惠共赢，齐头并进。入学限制条款亦加强了新文明共识的维护者的威信。与此同时，一以贯之的招生政策许诺了毕业生一个安全的未来。日后打算从教的学生，期冀获得这种确定性。
才华
学生人数的分配与任何有鉴赏力的“才华”概念无关。相反，才子才女的定义变成：某一年少数几个被录取的学生。比纯粹的天赋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教育的适应性。他不可以表现出太多原则，与众不同，或者勇气。他的知识必须符合官方文化。政治上，他必须是中性的，起码不是狂热者，当然亦不能天真疏远。只有当一个人表现出这些特征时，他才能通过名额有限的竞争激烈的考试。即便在学校，才华也不意味着单纯的创造力；它包括一个人对御用文化的认可。
在激烈的竞争中，这些人将不再一意孤行地认为：是才华使得他们成为艺术家。他们会露骨地宣称，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学习任何与专业无关的东西。国家用肄业让他们就范。叛逆和平庸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正式的区分。在国家眼中，他们创作艺术的愿望，仅仅是纯粹的主观意愿。
到头来，这些都算不上叫人头疼。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棘手的申请人。这些公立中学毕业出来的生源，已然完成了文化上的同质化。多数学生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御用艺术家。剩下的工作，就是从他们当中挑选出最棒的。
人数的限制，连同定义人才的权力，有助于形成精英意识。而精英主义是高等教育的基础。淘汰者越多，少数被录取的幸运儿也越有名望。
学生们认为，限制人数的招生政策是公平的，他们还通过遴选人才的必要性予以佐证。这一政策，于是乎成为了针对学生抗议的天然防护措施。毕业之际，我们才认识到入学限制条款对我们的益处。的确，我们最初主要被不合格的恐惧所驱动，害怕让家长和自己失望。于是我们避免冲突，运用习得的正确方法，进行与学生身份相合宜的创新，并建立起领导机构间的人脉关系。
临到毕业的时候，此种规训的意义凸显。我们的艺术充溢着一流专家的精神气质。在与国家的自愿合作中，艺术家表达自由意志，且不逾矩。
我知道民主社会中，也有一些专业机构用以规范其成员的教育，在国家的帮助下限制毕业生数量，仅仅容纳忠实的成员。医生代为行使入学限制条款的职责。事实上，为了名声和利益的最大化，专业机构雇用了更多的人。雇用医生，可以保障他们的“公司利益”——在民主国家。然而，艺术家们看起来需要国家发号施令；如果我们想要得到国家的保护，我们就必须摆脱民主。
专业化和自由化
唯有当专业鉴赏与政治忠诚密不可分时，艺术才可能在学校里被教习。从国家文化未来发展的角度看，至为理想的状态，就是拥有一群将艺术技能和社会技巧，个人梦想和公共义务混为一谈的专业艺术家。
这一战略大获成功，以至于许多法规再无用武之地。此外，让艺术家进行质量把关更为容易（也更有效）。艺术家的敬业心，已成为国家对其最强的约束力。
在后斯大林时期，同质化艺术家们迅速反对任何与御用文化不合的道德，就像行会防御所有的外来者。对国家公然抵抗，被视作专业薄弱。我们的防御并非出于对官方命令的顺从，而是源于内心的信念，是一种自卫。
专业艺术家和职业审查者道：“一切皆可以表达，但你需要知道表达的方式。”那些不具备建设性的社会批评和不值得尊重的创新，都谈不上艺术。“非艺术”也不再是“敌对的颠覆”。并无恶意的政治错误，仅被看作是专业上的不成熟，诚如我们挚爱的阿策尔最近所言：我们并不要求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识形态的艺术家们放弃自己的信念，不加批判地加入我们的阵营；亦不想对握手的方式、房间的装修、知觉感受、何为喜何为忧等做出重重规定。匈牙利诚实的公民值得尊重，即便他是别人口中的“有不同想法”的人。（然而），真正的艺术实践只能在有意义有价值的艺术中得到体现。
20世纪50年代中期动荡过后的自由化浪潮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类别的艺术：被禁止的艺术，被容忍的艺术，被支持的艺术。这样的分类，一点也不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滞销的”“非盈利的”和“畅销的”分类更为政治化。此种分类仅关乎质量和成就。某些情况下，分类也可能存在不公。然而，作为专家，艺术家们没法用不满掩盖他们的失败。除了少数例外，大部分抱怨压迫和审查的人都是自己懒惰。勤奋工作和天资英才（而不是抱怨），将会把我们的作品从被禁止变成被容忍，直至成为被支持的艺术。
业余爱好者
千万不要忽视那些业余爱好者。倘若大学学位所要求的专业水平高度，已然构成了阻止业余爱好者涉足艺术圈的主要障碍，那么艺术的公众教育角色便难以维系。针对那些将艺术作为爱好的人群，存在大量的规章条例。
自然，只有获得执照，才可以当业余的爱好者。中央办公室（central office）负责派发此类许可，安排演出展览，规范经营收入。私人演出，无论在室内或街头都一律禁止。人们只能接受授权机构的邀请。独立的业余活动不被许可。个体类型被组织囊括进艺术工作坊。这些工作坊（例如业余美术工作坊）的活动无一不在当地行政中心的批准和监督下进行。
这些工作坊乃是“本土文化的监护人”，因而禁止掺杂政治诉求，那是专业人士的特权。业余爱好者们不必着眼于“全社会的效力”（total social validity）。如果他们是非政治的（例如魔术师）或自然的（例如用炭笔绘裸体），则再好不过。
在一些艺术门类里，监管业余爱好者是专业艺术工作坊的职责。比如，作家们可能在期刊上发表过文章，但直至其出版第一本书，他才不再是业余爱好者。如果没有这样的欢迎仪式，他们通常在发表作品十年甚至二十年后，也还被认为是“年轻的”作者。在没有文凭门槛的领域，“年轻”这个词往往被用来形容那些艺术的业余爱好者。
在一些地方——例如期刊、电影制片厂——设有专门针对“年轻”艺术家的特殊的工作坊。这是奇怪的现象，因为“年龄特征”被官方美学作为一种疾病加以对待。工作坊类似治疗机构。鉴于流传有限，他们当中允许出现较为不负责任的作品。只有当患者完全恢复了健康，才有可能进入“成人的”工作坊。
兴许值得一提的是，存在两种类型的专业艺术家。那些完全靠艺术吃饭的人，跟那些持有专业执照，同时还有工作的人截然不同。然而，不可将后者与业余爱好者混淆。他们的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专业执照。形形色色的专业艺术家几乎都受雇于文化工厂；而业余爱好者们则必须在文化机构之外，出卖工时，建设社会主义。
专业艺术家最常见的职业之一，就是担任“业余”或“年轻”艺术家工作坊的管理者。在负责培养艺术家成长的同时，也为日后晋升专业工作坊领导打好基础。
业余爱好常常被组织成活动——多数时候是竞赛。这可谓抵消个体发声的最成功方法。竞争活动产生一年一度的“示范”（demonstration），连同荣誉和物质嘉奖。最高奖励是上电视。一些业余艺术节会邀请最权威的专业艺术家出席颁奖。当获胜者回归到日常生活，地方当局、左邻右舍、同事们都前来祝贺。一些人还被“发掘”，送至专业院校，继而成为真正的御用艺术家。
Ⅻ 字缝里的空间
The Space Between the Lines在东欧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专业精神取代了意识形态固守。然而，这种发展并未带来意识形态的解禁。统一社会的神话依然有效。在传统社会和传统机构里，它被尊为国家凝聚力。这个神话如何保持此等的威力？
在艺术院校，思想政治必修课逐渐演化为一套广为接受的象征符号。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仅仅是进入社会团体的传统仪式。然而可鄙的是，我们仍然耐心地奉行这一“入会仪式”。开国元勋遗留给我们的国家宗教依旧不可或缺；它是一套业内人士彼此用以辨识的符号系统。
当然，思想上的因循守旧并不妨碍我们嘲笑教条。通常，官僚和艺术家同感睥睨。开明如吾辈，自幼受纪律熏陶。相形之下，“入会仪式”不过是目光短浅的符号，一种偶像崇拜，以及幼稚的极端主义。【更多新书，朋友圈分享微信hansu-01】然而，我们的愤世嫉俗只停留在幻想层面，与行为无涉。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公民责任神话的基础。这一传统赋予“为人民服务”以合法性。它言辞委婉，悦耳动听，如同讲给孩子的经久不衰的鹳鸟的故事一样。
官方意识形态乃是外在限制，而非内心生活。至少，在那些御用文化拥抱平民和“软”美学的国家，情况如此。
我们表现得仿佛是在阐明官方意识形态，实际上，我们旧瓶装新醋。亚诺什·卡达尔（Jdnos Kadar）就曾说过，一党专政的国家必须确保党有能力成为自己的对立面。我们就是这个对立面。有时，我们鼓吹某种舆论倾向·，另外一些时候，我们想办法对付他们。这样一来，通常可以创造出超越当下共识的“意义”。我们“字里行间”的隐义很少能被读出。这些观点甚或成为公益的一部分；它们可能赢得官方报纸、法规和教科书的青睐。
看官可能就此臆断，这是期待已久的证据，证明即便在赤贫的奴化时期，艺术一直站在统治集团的对立面上。字里行间，除了压抑的抗议、谨慎的独立外，还有什么可发现的呢？事实上，那些在字里行间读出的抗议，据说只是审查制度的一种妥协。只要不打败它，怎么妥协都可以。只要能够迫使艺术安于充当意识形态的单纯回音，御用文化就仍然有效。这种观点认为，当艺术获得多元表达的自由（即便只是在字里行间），御用文化的衰落将变得势不可挡。撒谎的文化不可能持久。意识到传统审查的破产，独立的表达无论多么微弱，都值得庆幸。
弦外之音的文明
我想记忆或许是短暂的。汉学家们津津乐道地，在千年帝国中那些个看起来奉承皇帝的诗歌中，发掘出讽刺和不敬之辞。在中世纪，那些异教徒，若非惨遭迫害，也不至于重新诠释信条，直到他们的观点被接受为止吧？当然，我没有理由相信极权社会主义的含糊其辞，比它的前辈更具破坏力或更为短暂。
弦外之音的交流已然主宰了我们的御用文化。这一技术并非艺术家独有的专长。官僚们也是这般讲话，自我审查。即便是最忠诚的主题，也必须戴上双焦透镜，洞察弦外之音。事实上，这是破译我们文化真实结构的唯一路径。真正的交流只发生在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公共生活本身即充满玄机。
读者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嫌恶这种隐藏公共生活的乖僻，以为我们乃是被迫参与其中。相反，对我们而言，书写弦外之音的技巧与艺术技巧乃是同一的。它是我们的技能之一，是对我们的专业测试。即便是官场上的威望，也一定程度上基于我们暗示的才能。没有说出的部分，至少和说出的部分一样重要。
当然，这个游戏并未开启独立的潮流，也未能将那些用假意迎合换取言论自由的人们，启蒙成为独立的人民。言外之意的空间与国家社会基础的扩大成正比。我们的言外之意被作为建议，送达国家和公众。而他们，也正是我们在字面意义上继续服务的对象。字里行间的争论，是试验气球的理想发射地，共识的实验室，可控新诉求的议事厅，天气报告的档案馆。其表达的观点与国家主张相去不远，只不过可能相对超前。这个空间的真正功能在于：它是一间仓库——专门储藏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无法公开表达的忠诚的离题。
尽管我们可以代言某种流派，我们却不可结党即便是在字里行间。各色创造性的工厂编委会、出版商、电影制片厂——都不允许泄露任何特殊的偏见。他们的作品集务必展现“平衡”。在匈牙利，他们会说呈现“多面性”。他们自身亦是国家的缩影。到这儿，人们得以认清，谁才是这些言外之意真正的受众：不是社会而是统一国家。即便是在字里行间，若想直抒国家调控没必要或不可能，也绝不可行。在这一点上，阿策尔·捷尔吉很笃定：“特定条件下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法律监督的权力（否决权的使用）都自然涵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职权范围之内。”
莫要误会：暗示的艺术不是革命。它无法在我们封闭的世界打开新的维度，我们特殊的关心被迫隐藏，我们缺乏将它推进到光天化日之下的动力也即独立的愿望。即便在更宽松的空间里，这种愿望的表达也理所当然遭到排除，更有甚者将这种表达视作叛逃的冲动；在御用文化之外，“独立”有更大的生存空间。据此，向“御用观众”发布任何与我们文明的指导精神相悖的观点，都属不合时宜。
当然，艺术家不只是用思想来工作。我们也希望作品呈现出敏感、微妙的形式。对我们而言（对他人不好说），这样更易于表达批评或同情。于是，我们可以通过不合时宜的方式，化腐朽为神奇、重释流派、故作夸张、借古讽今、藏头晦文、断章取义……来对公共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作为专家，我们可以比其他顾问更大胆预言、小心求证、主观判断。
然而，即便我们努力做好“国家良心”，即便我们字里行间充满批判，我们从来没有试图掩饰御用的那一套。事实上，如果真的可以自由地表达，我们不知道自己届时会说些什么。【更多新书，朋友圈分享微信hansu-01】暗示的空间提供了无风险的相对自由。我们由此可以宣称自己为改革的说客，恰好适应这个国家。我们的艺术，已然变成一尊敏感的气压表——测度威胁破坏御用文化的各方压力。这种现象自身没有动力和方向，它只是分权与集权矛盾的永恒波涛搅起的涟漪。如果御用艺术家在字里行间有所抗争，那也仅是为了保全这点暗示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