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越的唯我主义与被招安的多元主义
作为一介御用艺术家，我表达官方信仰，也自由预言那些有朝一日会被接纳的意见。我针砭时弊，服务教学。然而，所有这一切只是我完善御用艺术形式的持续努力。我的艺术详细阐述整个社会的独立自主和唯我论，恰因为个人的独立自主和唯我论业已灭绝。我最希望的是，自己的工作能成为优越的社会主义新型唯我论的经典。如果在我充满争议的艺术的最私人的方面，我都表达出自己对国家的忠诚，那这个希望则可能实现。
诗人们一面高喊着“代表、战斗、承担、胜利”，一面在议会常年缺席。我们的职业生涯伴随着激烈的辩论。年轻人在学习文化之初，见证了我们的战斗。他们明白：是我们在不断地发明塑造传统、现代主义、审美冲突、价值观。作为单一维度的冒险者，我们变成了自己发明物的奴隶。无论赌注多大，我们的“挣扎”从未陷人失控。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比多元民主下的前辈们更为宽容。他们太过忙于斗争辩论一或许都没意识到自己是多元主义者。
所有的存在将和平共处：古典与现代，教师与学生，流行与严肃。诚如一位党政官员简洁的概括：“社会主义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的世界，它是可以化解冲突、调和矛盾的社会。”我们从事艺术的执照，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我们的争论既不会显著扩大也不会显著缩小这个空间。因为我们不需要大众的喜爱——那甚至会连累我们。另一方面，国家作为真正的受众，它的青睐将公正地赐予那些作品合乎规范的艺术家们。
因此，谁也不必哀悼老式竞争的多元主义的消亡——好在如今，作为一种被招安的、更优越的多元主义，御用艺术取代了它。
ⅦⅠ 异议者的辩证法
The Dialectics of Dissent在我们的文明中，异议者只有两种：天真的英雄和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两者注定都是无能为力。
御用艺术家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唯一的自由就是自由地参与。他明白，要创造超越供其容身的现有体制的艺术是不可能的；他知晓在字里行间设法私运自由的信息是何等徒劳。当然，他可以对这些错觉保有狡猾英勇的天真。他可以继续下去，仿佛审查制度并不是现行的法律，而仅仅是暂且忍耐但终将被克服的一种腐败、一份必要的邪恶。换句话说，他可以尝试证明他的“自由”。这也正是笔者的选择，因为没有更好的出路。
但这种策略存在严重缺陷。并非仅是此种“自由”被禁止那么简单：它甚至根本不存在。不同于谋杀，谋杀是可以被认定的行为。这种自由的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存在无法被证实。
我们的英雄的天真之处，不在于他不相信审查制度的存在，而在于他认为存在的审查制度想要钳制住自己。他不明白的是，拒绝自我审查的同时，他已将国家垄断下的自由变成了一件紧身衣。【更多新书，朋友圈分享微信hansu-01】我们的检查官只对艺术家同僚们有兴趣。这些艺术家甚至能创造出糟糕的艺术，误入歧途或愚昧无知。只要他们牢记自己的雇员身份，他们就可安享被审查的特权，领受随之而来的。合法性。他们的美学实验将有机会在社会上实现，他们的虚无主义将被抵消中和，他们的作品将被改良——从残酷到同情，从悲剧到抒情，从荒谬到闹剧。这些作品届时将在适当的地点和以适当的形式与选定的观众见面，最后借助评论家的帮忙，成为附有使用说明的产品。
这幸福之道被天真的英雄嗤之以鼻。拒绝自我审查的艺术家们同样遭到审查官的拒绝：他们被美学世界放逐；他们的作品无论如何都无法被生产、出版，或者作为艺术品被展览；艺术家的专业执照被吊销；特权被废除；天真的英雄被艺术界摒弃放逐。
请理解：艺术家没必要将他们的异议都“说”出来，那只会叫我们的审查官们忙碌。毕竟，很多言外之意可以挤进字里行间！
对自我审查的拒绝是如此罕见，且与雇员们的行为天壤之别——当听闻它时，所有正直的雇员都竖起了自己的耳朵。道德高尚的异议者会被国家降格为一个政治抗议者。他的作品将被单纯地认定为承载政治不满的工具。这样，他就可以成为责备的对象。他很快就会站到法庭上，诉讼揪住他创造性工作的某个特定方面不放。艺术家徒劳地呼吁艺术的有机本质。然而，他已经不再是一个艺术家。通过拒绝与国家机构相协作，他自动宣布放弃专家的位置。他只是一个遇到法律麻烦的普通人。法庭上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未经许可的艺术，始终是潜在的颠覆性的所在。
艺术家从美学世界里的精英，沦为大众的一员。他无法要求任何特权或权利。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就真的很幼稚：没错，他是原告的同谋，可这一联盟对他根本没有利用价值。对于这个天真的英雄，未来只剩下无休止的冲突。现在他意识到，他是自由的，可他的自由已被他浪费。
那种认为国家雇员可以简单地假装不认识雇主的幼稚臆断，会导致情况陷入僵局。于是，一些人尝试着绕过国家，直接与公众接触。笔者也做过这种无济于事的尝试。
特立独行的艺术家的“自由”，也仅仅存在于理论中。天真的英雄可能只是被排除在艺术王国之外，而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却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敌人，因为他从根本上拒绝国家文化。他打乱了垄断机器的平稳运行，挑起了独立运动。
尽管一直努力保持着与国家的联系，天真的英雄还是在挑战国家。然而他却错误地将自己作为制造者，将创作工作室视作中立的批发商。他在不那么完美的市场经济中模仿艺术家的行为。
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则更进一步，暴露出天真英雄幻想中所固有的危险。举例来说，当他分发其被禁著作的打印稿时，他是在试图实现一个商人的独立自主，即便只是业余的。他钻研挖掘社会有机体的细胞壁，搜寻其内部的无机空间。
艺术品本身可能是无辜的，观众却不谅解。即便接受自我审查或作品无望发行，特立独行的出版人、展商、剧作家还是遭到迫害，沦为经济罪犯。
说是“经济犯罪”，可并不意味着有人会相信：艺术家绕过审查制度非法牟取暴利。恰恰相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因甘愿牺牲被同化的特权而犯法。为保自由，他宁可受穷。
对于那些终身被他嘲笑的角色而言，他的这点狡猾谁都能看穿。只要经济秩序稳定，他没准儿能够依靠一些追随者，然而绝不会有大范围的公众团结。
世纪的浪漫主义者
异议者们彼此之间在政治上往往存在分歧，但在心理上他们却大致相同。国家文化可以称他们为浪漫的个人主义者。诚如19世纪反叛庸俗资产阶级思想的浪漫主义者在旧时代壮丽神圣的神像前寻求庇护一样，这些为数不多的不合群的社会主义艺术家们寻求恢复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和那些浪漫主义者一样，这些艺术家们并非预示着一场复兴的到来。他们承受着新文明里发生的转变已然不可逆转的事实。
一旦他们冲破定向文化，他们的想象里便充斥着浪漫的乌托邦。他们沉迷于从前的个人独立，渴望人类社会退回到满溢着不受约束的个人激情的混沌中；他们幻想将环环相扣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力相分离。他们的文化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然而他们却被国家讥讽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他们（虚构中）的独立。他们大肆弥漫着失去了个人自主的哀婉，似乎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纪元的初始，而不是在其已然尘埃落定的结果中 个全由国家垄断的社会。
显而易见，他们乌托邦式的渴望是群情激愤的产物，而非即将到来的胜利的标志。他们被迫使用的业余方法透露出他们的可怜立场是多么不合时宜。在仰赖昂贵技术和集体创作的现代艺术形式中极少见到他们的身影。因此，在电视、电影和建筑艺术里，任何一种异议者都是难能一见。
异议者浪漫的艺术灵感，源自其自身的边缘地位。这种艺术只有在灭亡以后，经历特意的消化处理，才能进入到国家的正统文化中。
异议者有何为？
如此看来，在国家文化的茧壳里，没有这些人的立足之地。不过，尽管岌岌可危，他们的存在没准儿正是精心设计的战略的一部分。也许他们“代表”了我们这样的御用艺术家的真实抱负。有一天，他们的独立精神兴许会成为一种时尚。
我希望他们不至于天真到相信这些鬼话。我相信他们不会用这种自负来安慰自己的不幸。我期待他们从自己反常的边缘化中获得一些审美满足，而非妄想成为先驱。
但我担心，他们从一开始就已被太深地灌输了传统的承诺，轻易就宣布放弃社会主义美学的最根本原则——“艺术作为服务”的思想。笔者太清楚，光是去满足一个人对自己情感的探索，就已经有多么困难。他们希望自己的艺术有一天能在民族文化意识的塑造中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
如果这就是他们的愿望，那么他们大可放心：尽管目前处于隔离状态且人数少得可怜，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他们已是我们国家文化的一部分。事实上，有一天情况可能会发生逆转： 对于今日排斥他们的文化，他日他们将变得不可或缺。
从一开始，他们就是“进步审查制度”的产物、催化剂和受害者。他们诽谤性的异端乃是国家走向改革和放弃极权的征兆。但这不是异议者的胜利。国家足够精明到让改革绕开这些挑衅者。在东方，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西方的退火政策差不多，其后果可以演变为自下而上的激进分子的灾难。
按照匈牙利人的说法，如果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住在匈牙利，他有朝一日会被任命为文联主席。那样就不会有人写作《古拉格群岛》（丁he Gulag Archipelago）了；假使有人写，索尔仁尼琴也会赞成将他驱逐出境。
这是“进步审查制度”文化下的思潮。我们把拒不改革的国家和拒不顺从的艺术家视作两个无法接受的极端。索尔仁尼琴做得过火了，他的小说迟早都会被通过，然而《古拉格群岛》表明索尔仁尼琴对影响政策并不感兴趣，他唯一想要的是摧毁这个国家。
我们的策略则是一直保持处在国家文化的限度内。与其徘徊于安全线的边沿，不如顺着它去写。比起西方敌国，祖国是我们更好的合作伙伴。
尽管异议者无意中加速了新的社会共识的创造，他们也很难指望国家向他们表示感谢。不管怎样，他们被允许生存下来就够新鲜的了。西方国家接受并支持他们作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东方把他们作为战俘对待……和平谈判仍在继续。
即便是在他们容身的危险的聚居区，异议者都坚持为信仰服务：他们乃是警世寓言。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他们“以身作则”。这些人中有谁相信历史是可以逆转呢？他们是难以理解的陌生人，他们是个人主义活生生的纪念碑。可悲的是，新的一代不了解，我们的国家文化孕生于苦难。
如果一些时候不羁的艺术家们被迫送进异议者聚居区，这并非意在阻碍国家文化的发展。偶尔的排外只是划清界限的手段。对异议者的审判是对那些仍忠于国家的艺术家的赐福。对异议者偶尔的羞辱保证了获得许可的御用艺术家的安全感。有别于斯大林的石器时代，进化的定向文化甚至偶尔需要异议者薪露头角。
这么说也许有点儿夸张：异议者已经成为了定向文化中的一个有用类别，亦如早先被接受的致力于民族价值的乡村民粹主义者，或向国际开放的世界都市主义者。可说到底，纵使没有被捕，异议者还是无处可去，他们被排斥在官方文化之外。在孤立中，他们变得平庸，他们的规模也被系统地规划。因此，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异议者和其他流派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也已消失。
一个更宽容的时代即将破晓。正如在古代，漫长难忍的封建帝国里，叛徒高官可能建立道教寺院，同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顽固的异议者看作一个可怕、怪异、厌世教派的成员。通过教育使他们获得清醒，毕竟他们本质上是无辜的，且事实上存在利用价值。
他们的艺术作品也不被浪费。统治者不时地放马，让他们中的少数得以进入正统文化。诚然，这通常发生在他们身后。定向文化届时将容许、原谅、忘记他们的抗命行为。
再往后，他们中的一些自然会被“重新发现”和“平反”。中央当局将下达这样的决定；新统治者上台之日，乃是大赦之时；当时代行进到可以公然指责前朝过错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异议者都有望被纳入官方教材。
即使是在这些补救发生以前，异议者的努力也显然没有白费。他们像花园里的碎花朵一样，成为了泥土的营养素——国家文化可以得到这些肥沃异议的滋养。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审美发现，就像我们在西方艺术家们身上试验过的一样。我们可以于字里行间暗中引进他们的主题；我们可以从他们不受欢迎的自负中引发出“宝贵”的、“有机”的革新。于是，异议者成为一些合法时尚难以找寻的鼻祖；而对于一些通过“理性争辩”解决的问题，他们是难以道出的起源。他们教文化政客更敏感、批评家更聪明；他们用自己勇敢的自我毁灭行为促进了社会融合。政府越机智灵活，就越能愉快地吸收异议者的精华以为自用。通过这种方式，异议者将自己发挥到极限——为了一个用他们自身的衰退来度量的进步。
当然，这并非异议者的有意设计。他们不该为自己的艺术设置这样一个角色！他们应该是自私的！
我们的御用艺术家们将创造利他主义的艺术。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新的任务，旧的就已足够用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还没有彻底尝够为人民服务的甜头；我们还没有废除新社会的契约。可没人能担保，我们将永远愿意——或者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译后记 刀与磨刀石
Knife and Whetstone
我和知远的第一次见面，是因为这本《天鹅绒监狱》。大约是2011年暑假，我牛津的同窗好友方瞾介绍我翻译一本书。在玉渊潭的香格里拉饭店大堂，我头一回见到白衣飘飘的许君，半分钟前我刚将一个黑衬衣的男人错认为他；此后经年，不论寒暑，几乎每回见他都是一水儿白衬衫，袖口挽得高高的，像一个恒定的少年，风度不羁的奥林匹克思想竞赛中的佼佼者。他抖抖手中这本The Vevelt Prison，跟我讲起他与哈拉兹蒂在欧洲短暂的会面。我信手翻了几页，就被书中有力的文字一拳击中；况且，那本烫金装帧、梵蒂冈红布裹面的小书正散发着一圈迷人的光泽——它被一位异议者从古老的剑桥图书馆里“顺”了出来，因而染上了股王法之外的侠盗之气。不久，我又以古老的借阅方式把它从知远手里“顺”了过来。
几乎是倏的一下，我惊叹又不无妒嫉地迷上了书里独特的“双簧体”。作者哈拉兹蒂大概找到了一种最自由的口气，这种口气使他的表达即便是在最不自由的环境中都能存活。他一会儿是一副异议者的愤青面孔，一会儿又摆出御用文人的良心。“审查制度”被他正过来，反过去，层层剖析，像一个无底洞般无限深挖。这让人联想起川剧中的绝活儿变脸——你明见他是包公，下一秒却换了霸王；你刚轻信，他又变出尉迟、八宝； 你想该到头了，他却还能跟着愚弄你十八个回合。可不是吗，在一个连“梦”都戴上了面具的年代，想要摘清面具，这需要非凡的技艺。翻到后面，我简直觉得“审查制度”像一个拥有完整肌体、复杂人格的婴儿般，被作者重新生出来了一遍。
想象一下，一个颇为年轻英俊的作者，坐在一间四白落地的屋子里放任思维和辩才。他的房间随着他思维的极限运动，时而是寒冷彻骨的冰窑，时而是覆满白羽的温巢。在那里，他创造出了一个深具诱惑的隐喻天鹅绒监狱！致命的温柔杀死了每颗细胞的反抗之心。“旧的审查制度逐步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模式——更隐性且更危险……审查制度不再是文化的行刑场，而是艺术家天然的家园。”艺术与权力缠绵在一起，孕育出新的审美。这不禁让人恶作剧地串联到《白夜行》中勾结作案的男女——“虾虎鱼永远在枪虾身边”。再没有比合谋共犯更坚不可摧同生共气的“爱情”。
这是哈拉玆蒂盘剥严酷现实的淘气逻辑。
作者的游戏给译者造下了迷局。他们像一对不和谐的夫妻，总要通过“语种”的拌嘴来达成理解。《天鹅绒监狱》实在是我译过的最饶舌的文字。2013年的整个春节，我埋首最后的核对，打磨字句如剥花生米，须得是卖力嗑开粗砺的外壳，直至捉到里头白滑圆润的胎，再逗引其转世投生到新的语言中来。译书的过程中，我谨记鲁迅先生翻译《死魂灵》时强调的“异域风情”，我希望这本匈牙利的文论译介过来也带有些异域色彩。可这几乎无法实现。这本书的故乡与此刻黏得太紧，几乎是无缝重合，连时空的鸿沟都可勾销。书中写的是70年代后期的匈牙利，但它给人的感觉如此相似，犹如孪生。
不用说，这本书与现实有着切肤的关联，好比刀与磨刀石的关系——紧张、锋利、深刻相知，在痛彻中相互擦亮。书中论及之处剔骨削肉。为防应景，我尽量让翻译过来的文字带些古意，要有点格格不入，可待发掘的气质。在那些百般寂闷的译书的长夜，时不时地，沈福宗的故事会窜进我的脑海。四百年前，牛津大学的博德林图书馆收到了第一份来自中国的手稿。1604年的英国还没人识得中文。直至又过了八九十年，一个名叫沈福宗的中国人游历欧洲才翻译出这份手稿。当时的牛津怎么也想不到，这部手稿日后会成为整个欧洲研究东方学的重要文献基础。这是时间造下的戏法，所有的基础研究都是出于对时间戏法的膜拜，我们不知道自己此刻的忙碌是何等徒劳；又抑或，会在未来焕发何等蹊跷的光彩。哈拉兹蒂写作这部书时是否想到过辐射远方，现无从得知。如今，这本书是现世猛药，却同样不妨碍它作为基础文献存在的意义。事实上，译者写这篇后记的时候，这部书的出版与其未来的命运一样，仍属未知。
刀与磨刀石，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敌人。他们的互动，体现为一定程度上的彼此消灭。三年间，热爱这本书的人们始终没有放弃。这期间，孙郁、林贤治、四川诗人李加建、台湾八旗出版社李延贺等诸位师长的鼓励给了我力量。我们坚信这部书对当代是有意义的。卡内蒂说过，“一个人多么爱，并且一个人多么徒劳地爱，这是本质的事情。”几乎是不打不相识， 2013年岁末，得知上海三辉图书拥有此书中文版权，而之前签约的译者翻译不顺，希望能使用我的译稿，在三辉图书与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努力推动下，这份译稿终于有望出版。得知好消息时，我和徐小斌老师正在日本店吃寿司，我俩的双手越过三文鱼激动得紧紧相握。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朱丽娟博士和天津诗人雷玉华指出了译文中的多处纰漏，避免了贻笑大方。翻译是没有终点的工作，遗憾如落叶，扫了还会掉新的。译文不足之处，恳请同仁不吝指正。文章最后还想记一笔“一审校对”：作为中文系的老戏骨，我尚未退休的老爸每每戴上老花镜子，以最老派的编辑眼光，纠出我文中的错别字和用语不规范。在此顿首，感谢全家人对我侍从文学的无限支持。
本书是一本探讨东欧“被囚禁的艺术”、泄露统治者内心秘密的地下文学，由一个天生爱唱反调的人以一种“御用作家之良心”；的口吻所写就。
它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地剖析了被“审阅”的文学和匈牙利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极富洞见地描述了“镣铐下的美学”、艺术家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
我想描述的不是我们文化的皮肉，而是皮肉下面的骨架。吸引我的不只是制约艺术家的种种外在规定，我更关心的是那将艺术家的想象力向下拽拉、使其不断沉沦的地心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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