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曹魏《皇览》开创了类书体例之后，历代差不多都编类书，包括官修的和私人纂修的。现在按时代顺序把重要的和至今常用的类书向大家介绍一下。有的类书今天已不易见到，但为勾画出类书一个“史”的发展过程，让大家对类书有一个清晰的轮廓，也追本溯源地加以叙述。
(1)曹魏和南北朝的重要类书
魏文帝曹丕(公元187—226年)诏命编《皇览》之后，晋代几乎没有编类书；据记载，只有陆机曾编过《要览》三卷，南宋以后已经失传。南北朝时由于沿袭魏晋风尚，写文章崇尚“骈四俪六”①地排偶，讲究用典；于是为帮助记忆的不足，就抄集典故，排列偶句，以供随时查检。这种风气，自然促进类书的发展。加上当时皇帝贵族多喜招揽文士，编辑书籍。所以，南北朝的几个国家，步曹魏后尘，编辑了好几部重要类书：先有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的《帝王集要》，是一部政事历史的专门类书。到公元6世纪，类书递相出现，南北竞美。南朝梁有《寿光书苑》、《类苑》、《华林遍略》；北朝元魏有《科录》270卷；到6世纪晚期又有北齐所编《修文殿御览》问世。这些古类书虽然全都失传，但还有选择介绍的必要，因为它们属于类书的“河源”。一些现存的古类书在编修时曾大量袭用它们，如《艺文类聚》袭用了《华林遍略》；《太平御览》袭用了《修文殿御览》。所以，纵然这片“河源”表面上干枯，其潜流仍有留存。况且还可看到《皇览》的辑佚本，而《修文殿御览》或《华林遍略》在敦煌石室里已发现了残卷。
a 类书的始祖——《皇览》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建都洛阳，成了魏国的开国皇帝。同时他也是文学家，在文学创作和理论上都有成就。他不仅自己著述，还命令手下的儒臣王象、桓范、刘劭、韦诞、缪袭等人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三月以后，开始纂集经传，分门别类地编成一书，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完成，称为《皇览》，意思是给皇帝看的。据记载，这书有40多个部类，每部又有数十篇，通合1000多篇，800多万字。如果每篇为一卷，则有1000多卷。可惜《皇览》因部头大，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依靠传抄，想保存全部是不可能的，因而逐渐散失。到南朝梁代类书流行时，对《皇览》有许多“抄合本”，就是节录与合并的抄写本，实际只存680卷。而到隋代，则已散失到只存120卷了。新、旧《唐书》的《艺文志》里都没有记载，估计到隋末已散失殆尽。
到清代，辑佚之风盛行时，《皇览》也有了两个辑本，一个是清嘉庆时沈阳孙冯翼辑得《逸礼》和《冢墓记》二篇和其他片段。这个辑本一卷刻入《问经堂丛书》，后亦收入《丛书集成》。二是道光年间黄奭辑本，刻入《汉学堂丛书》的《子史钩沉》部分中，也是一卷。这两个辑本使我们至今还能看到类书始祖《皇览》的点滴状况。
b 《类苑》 梁武帝萧衍(公元464—549年)亦好文学，仿效魏文帝曹丕，在即位之初，就诏修类书。在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开始命刘杳领修《寿光书苑》，是辑录甲乙丙丁四部书资料而成。在《寿光书苑》将要完成时，另一部类书正着手编辑，那就是刘孝标正在为萧衍的弟弟萧秀编一部类书《类苑》。刘孝标就是著名的《世说新语》一书的注释者。《世说新语》为古小说集，南朝宋刘义庆著；刘孝标很有才学，给这部书作注释，为世人所重。但他对皇帝不会阿谀奉承，尤其他为萧秀编类书使萧衍很不满。因《类苑》编得好，未及完成，才编了120卷，就已流行于世。《类苑》编得比《寿光书苑》好，因而萧衍命诸学士再编《华林遍略》，要和《类苑》争个高低。
c 《华林遍略》 《华林遍略》是萧衍为要高于《类苑》而诏修的。据记载：刘孝标编《类苑》曾说：天下的事都在此书中，没有一物遗漏。萧衍不服，于是于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下令华林园学士700多人，由徐勉领修《华林遍略》，到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历八年时间编成，共700卷。收录的资料多于《类苑》几倍。
《华林遍略》成书后流传很广，北方也很欢迎《华林遍略》。北齐的文襄帝高澄在北魏辅政时，祖珽〔ting挺〕任秘书丞，在澄属下。曾有扬州商人来卖《华林遍略》，高澄招集很多书手，一日一夜就把这部书抄完，于是对书商说：“不需也”。祖珽还以《华林遍略》几卷卖钱赌博，被高澄“杖之四十”。这是《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的有关类书的一段趣闻。当时南北对峙，《华林遍略》成书不久，就被当作奇货北运，有人偷几卷也能卖得现款，此书的身价可知。
《华林遍略》的影响也大，在它以后编的类书，如北齐的《修文殿御览》、隋的《长洲玉镜》都是以它为蓝本。今日还可看到的古类书《艺文类聚》也是充分利用它为模本。
但此书到宋代初年就已不存。所幸时隔900多年后，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唐人抄写的书籍中有一无名的古类书残卷，仅存259行。据近人罗振玉考订，认为是《修文殿御览》，而原燕京大学教授洪业认为是《华林遍略》，至今尚无定论。
d 《修文殿御览》 《修文殿御览》是北齐后主高纬时官修的一部类书。高纬对于文学，远远不如曹丕和萧衍那么喜好，只不过他听从了祖珽的建议，劝他仿效曹丕，其实是沽名钓誉。于是在武平三年(公元572年)二月，他命令修《玄洲苑御览》，曾改名《圣寿堂御览》，同年八月编成，又改名《修文殿御览》，共360卷。内容分55个部类，部下240个子目。《御览》的命名是取齐武城令宋士素的书，他曾搜集古来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为《御览》。《修文殿御览》正是这样取名。它用《华林遍略》为蓝本，大采特用，只是补充《华林遍略》里没收的书籍。补收的大多是北朝的文史，南方未见的书籍。而编者除祖珽和阳休之外，还有30多位文学士参加。与《华林遍略》对比，《华林遍略》用八年时间，此书仅用七个月的时间就编成，可见《修文殿御览》因用《华林遍略》为蓝本，自然能事半功倍。
据历史记载，《修文殿御览》的领修人祖珽天性聪明，事无难学，文章之外，又善音律，并懂得四夷语及阴阳、占候、医药；但人品却极坏，曾两次盗卖《华林遍略》，并有其他劣迹。南宋人评他“奸贪凶险”，但他领编的《修文殿御览》却传世最久。这是因为它的特点是编例严谨，很重视体例，由颜之推专负撰例的责任，而颜之推是个很有实学的人。后来北宋编《太平御览》，不仅以此书为蓝本，且分部的数目，都完全按它的体例。《修文殿御览》在南宋时还全部存在。大约到明初书已不全，可能明初以后，书才不传于世。
甘肃省敦煌县鸣沙山第288号石窟封藏的古籍和文物，蕴藏几乎近千年，到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才被发现。不久便被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分子陆续盗劫。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被法国伯希和(PaulPelliot)所盗走的文卷中，有唐人抄本类书残卷，存259行，没头没尾，也没有书题和作者，所以不知道是哪一部类书。1911年经罗振玉考订，订名为《修文殿御览残卷》。可是到1932年，燕京大学教授洪业发表《所谓<修文殿御览>者》一文，提出异议，认为这卷残本古类书不是《修文殿御览》，而可能是比它更早的《华林遍略》。洪业的考订比较细，他的考证已动摇了残卷为《修文殿御览》的说法，而使人觉得这卷石室本古类书应是出于南朝的编撰，而非北朝的产物。至于是否《华林遍略》还待进一步考证。但无论如何，这个残卷的发现，应该说是类书之最古而仅可见者，这是确定无疑的。
南北朝时的类书，还有《四部要略》、《法宝联璧》、《雕玉集》、《语对》、《语丽》等多种，其成书多在齐、梁之间，也都出自齐、梁人之手。同时，也全都早已亡佚，或仅存残卷，影响不大，就不作介绍了。
(2)隋代的重要类书
隋炀帝杨广时，公私共有几部类书编成，且在类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长洲玉镜》为官修的一部类书，计238卷(或400卷)，是杨广命六朝旧臣虞绰、柳顾言、虞世南、庾自直、王曹等编纂。自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至二年六月编成。此书以《华林遍略》为蓝本，卷数少，但内容多于《华林遍略》，是因简要而不重复的原故。此书到宋代已不传。另有《玄门宝海》，120卷，为诸葛颍编，此书也早已亡佚。隋代所编类书还有杜公瞻奉诏编的《编珠》以及虞世南自编的《北堂书钞》，虽都残缺，但至今尚可见到，特分别介绍：
a 《编珠》 此书原有四卷，现存一、二两卷，隋杜公瞻奉隋炀帝之命编录。但后来传本非常稀少，《隋书》及旧、新《唐书》都未著录。到清康熙20多年时，清代史学家高士奇(公元1645—1704年)奉命在宫内南书房检阅内库书籍，偶然在废纸堆里检得《编珠》一册，原目四卷，缺一半，只存一、二卷。于是把它抄录下来。到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高士奇家居无事，就把《编珠》按原目补为四卷，又续编了两卷，于是成为《编珠》四卷，《续编珠》二卷。于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经徐乾学作序，三十七年高士奇重加增删、作序刊行于世，至今所见就是这个刊本。这六卷，只有前二卷是杜氏原书，而前二卷每一门类的后面，都有高氏的补充，注以“以下补入”字样。
《编珠》原目分14个部类，现存者一、二卷的五个部类，引书据统计为194种。
由于此书出现较晚而引起真伪问题的争议。有人认为是高士奇伪造，不少人提出疑问，但经学者专家们考证，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看法。清代大内确有此书残本前二卷，且确为杜公瞻原作，卷帙虽少，而征引古籍文字，还多出于现存隋、唐、北宋类书之外。因此，它在校勘、辑佚工作中是有价值的。可惜，因屡遭怀疑，认为不是先唐著作，所以，它征引的古籍，清代辑佚、校勘学者几乎没有利用。
《编珠》是现存古类书中最早的，虽然残缺，但究竟是原作，非辑佚可比。难怪《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中，《编珠》被列为类书之首。
b 《北堂书钞》 《北堂书钞》，虞世南编，160卷。编者虽然是初唐一位名宦和大学者，但此书是他在隋末任秘书郎时所编，所以实际上是一部隋代的类书。“北堂”是隋秘书省的后堂，编者就是在北堂抄辑群书中可以作文用的参考材料编成此书，因而名《北堂书钞》。
虞世南博学多才，隋炀帝知道他能干，但不喜欢他为人耿直，所以让他做十几年七品官而不升迁。到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很赏识他，曾说：“世南一人，遂兼五绝。”这五绝指博学、德行、书翰、辞藻、忠直这五个方面。他在自辑《北堂书钞》之前，曾参加编过类书《长洲玉镜》。
《北堂书钞》究竟多少卷？著录不一，现在见到的是160卷。此书可能北宋时已有残阙。今本160卷分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艺文、乐、武功、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酒食、天、岁时、地，共19个部，851类。此书内容是搜集摘抄古籍中可供吟诗作文用的典故、词语和一些诗文的摘句，分门别类地编辑而成。它的体例是在每一个类目里把文籍中有关的材料汇集起来，每一事摘出句子用大字登载，而后把每个文句的出处、上下文以及有关的解释用小字注在下面。注文中有时有虞世南的按语。不过由于此书在明、清刊刻之前，长期是抄写流传，遂造成许多混乱，内容体例也不一致。
此书在北宋初年已是难得之书。据记载：北宋时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都缺《北堂书钞》。只有大臣赵安仁家藏有，宋真宗命内侍取去。赵安仁好读书，所得俸禄多用来买书，所以当时真宗嘉奖他。此书一直无刻本，直到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才有常熟陈禹谟校刊本。但此校刊本任意增删，已尽失原书面目。到了清代，为了考证的需要，曾尽力搜求陈刻以前的旧抄本(明抄原本)。据记载，江浙间曾搜求到五本。其中可注意的是，清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考据学家孙星衍(公元1753—1818年)得到元末明初学者陶宗仪的传抄宋本，为现存抄本中最古的本子。以后此本几经改换主人，到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由周星诒用重金买得，这个抄本遂以“千金本”闻名，周也自题藏书室为“书钞阁”。后来此本又辗转为翁之熹所得，1949年后，翁捐献给国家，现藏北京图书馆。另一旧抄本曾经《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收藏过，后又归著名藏书家铁琴铜剑楼主人瞿氏，现亦藏北京图书馆。其余三个本子，一个现在台湾，余两个下落不明。
孙星衍得到元末明初陶宗仪的传抄宋本后，曾约当时著名学者严可均、王引之等分别校订，但未完成。后来南海孔广陶从周星诒处借得孙星衍、严可均诸家手校的陶宗仪传抄宋本，抄录一本。并在诸家校勘基础上，与三个儿子及塾师林国赓续校加注，终于在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校印完成。这是此书成书后1300年间第一次依旧本刻印的足本，也是我们今天通用的本子，它比较接近原书面貌。
《北堂书钞》所引书籍是隋以前的旧本，据统计，除集部外约800多种，而且多是三代、汉、魏、迄于宋、齐时的书，现在十之八九已经不存，因此，有一定文献价值，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古类书。而且由于石室类书残卷和《编珠》的份量都很少，具有相当规模的古类书仍当推《北堂书钞》为首。此书在清代汉学家治理古籍的工作中，和《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共同起过重要作用，当时被合称为“四大类书”。
(3)唐代的重要类书
唐朝初年，受南北朝的影响，文章仍讲求辞藻、典故，盛行骈俪。而且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科举制度盛行，需要类书提供典故和辞藻以供诗文取材之用，因而促进类书的编纂和发展。唐代类书近万卷。自开国到玄宗时代，除了中宗、睿宗两个很短的时期外，累朝都用封建国家的力量，集大批学者编了一些大规模的类书：高祖时有《艺文类聚》，100卷；太宗即位不久，就命魏征等编《群书治要》，50卷；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又命高士廉、魏征、房玄龄、许敬宗、李淳风、褚遂良、姚思廉等16人撰《文思博要》，1200卷，并目录12卷，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编成。此书包容浩瀚，惜至宋南渡后全书失传。高宗显庆、龙朔年间命许敬宗、李义府等在武德殿内，把自《史记》至《晋书》，删繁摘要，编为《东殿新书》，200卷；又命许敬宗等编《瑶山玉彩》，500卷；《累璧》，400卷。武则天时有《玄览》，100卷；圣历年间，武则天认为《修文殿御览》、《文思博要》等书罗列事实，不够完备，又命张昌宗、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等20余人补充内容，增加佛道两教和亲属、姓名、方域等部，编《三教珠英》1300卷，目录13卷，于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成书。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将此书改名为《海内珠英》。玄宗时有《事类》，130卷，又有《初学记》30卷等。但现在只有《艺文类聚》、《初学记》二书尚存，其他全部失传。
安史之乱后，官修类书衰微，一些著名诗人学者自撰类书却超过前期。如白居易、元稹、李商隐、温庭筠等都自己编过类书。元稹的《类集》、李商隐的《金钥》、温庭筠的《学海》，可惜都已亡佚，只有白居易的《白氏六帖事类集》至今尚存，与《艺文类聚》、《初学记》共为唐代三大类书。此外，唐、五代有一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性类书《兔园策府》，是唐太宗的儿子蒋王李恽命杜嗣先编的，30卷，元代以后失传。清末在敦煌石室发现有《兔园策府》残卷，分别为法国人伯希和和英国人斯坦因所劫去。
唐代还有依韵编录的类书，是著名大书法家颜真卿编成的《韵海镜原》，360卷。颜真卿的书法，流传百世，人称“颜体”，但他编的类书却已不传。他还编有另一部类书《金銮秀集》20卷，也早已荡然无存。
现把至今存世的几种唐代类书介绍如下：
a 现存最早而完整的类书——《艺文类聚》 此书是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高祖李渊下诏令欧阳询、令狐德棻等10余人编的。全书100卷，以三年的时间编成。此书是封建王朝运用政府力量，组织人力，搜检皇家藏书所编的巨型类书中较为重要的一种，保存唐以前丰富的文献资料，是现存最早的最完整的一部类书，反映了唐代初年知识界对于宇宙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水平。全书计分46部，包括：天、岁时、地、州、郡、山、水、符命、帝王、后妃、储宫、人、礼、乐、职官、封爵、治政、刑法、杂文、武、军器、居处、产业、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食物、杂器物、巧艺、方术、内典、灵异、火、“药、香、草”、宝玉、百谷、布帛、果、木、鸟、兽、鳞介、虫豸、祥瑞、灾异。它的编排体例，从部目看，是先天地帝王，次典章制度，然后是衣食住行及动植灾祥等，这反映出封建时代敬天尊君的正统思想。部下分727个小类。每小类下都是故事在前，诗文在后，大致按作品时代的先后顺序排列。所引故事都注出书名，所引诗文都注出时代、作者和题目，并按不同的文体用“诗”、“赋”、“赞”等字标明类别。从前面的部类可以看出，此书内容很广泛，不过分类和现在不同，前人也早已指出：有些“分合不当”。也有缺漏，例如“山”部，五岳不全，缺东岳泰山，北岳恒山。疾病应属“人”部，但它列入“方术”部；并且把纸、笔、砚附入“杂文”部等等，不当之处很多，查检此书需要慢慢掌握。
在《艺文类聚》之前已有20多种类书问世，它可以借鉴。但它并未陈陈相因，在编制体例上，有独特之处。《艺文类聚》以前的类书，偏重类事，不重采文，从诗文中取材，往往只是摘句，不录片断。这样如果要查找与某事有关的诗文，则需要去翻检总集。欧阳询深深感到“文”与“事”的分离是前代类书的一大缺陷，给使用者造成极大不便。为了克服这个弊端，《艺文类聚》打破了以往类书的常规，把“事”与“文”两条龙并成了一条龙，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新体例。这样在书中加大了文学的比重，对后世来说，它大量保存了自汉到隋的词章名篇，为其他唐、宋类书所不及。而且《艺文类聚》的先例一开，后起的类书纷纷效法。宋代的《事文类聚》、清代的《渊鉴类涵》是如此，就是鸿编巨帙如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也都遵循着事与文并举的成规。这不但使得类书的面目一新，增加了读者检索的便利，而且越到后来越显示出它保存古文献的重要性。
《艺文类聚》所引用唐以前的古籍达1431种，这些书到南宋时已大多失传；现存者不足10%。所以，明、清以来学者无不把此书作为辑佚的宝藏。明冯惟讷编《古诗纪》、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王谟编《汉唐地理书钞》等，都从中辑出许多珍贵文献。鲁迅先生辑《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事杂集》也都利用过《艺文类聚》。因其引用的书多为唐以前的古本，所以对考证、校勘也有用处。《艺文类聚》和其他类书一样，也可查典故出处。如“载舟之水可覆舟”的比喻，一般人都认为是始自唐太宗。其实查一下《艺文类聚》的“舟车部”，便可查出这话原出《孙卿子》即《荀子·王制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此书体例上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它用了参见法。如晏子劝止齐景公杀养马者这个故事，先见于卷二十四“人”部，“讽”目，下注“事具马部”，果然又见于卷九十三“兽”部“马”目下，两者的叙述大同小异。故事是这样的：春秋时齐景公有匹爱马突然死去，于是景公大怒，下令要杀养马的人。当时晏婴(公元前？—前500年)为齐国大夫。他把养马者叫来说：你知道你应得死罪有三个原因：一你把马养死；二这匹马正是王所爱的马；三是因你的缘故王会被天下诸侯讥笑，说王因一匹马而杀人；所以你是该得死罪的。景公一听就不杀养马人了。这是晏婴的聪明，他用讽谏的办法来劝止齐景公不要因一匹马而杀人，于是救了养马人。这故事的关键词是马，故可在“马”目下查到；因为有参见，就又可在“讽”目下查到。
这部书是比较常用的，因此，中华书局印了两个本子：一个是1959年据上海图书馆所藏宋绍兴刊本影印，这是一个名贵的版本；另一个是1965年据汪绍楹校勘本排印，这是个通用的最好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书后附《书名篇名索引》和《人名索引》，查找利用较方便。
b 《初学记》 《初学记》30卷，是唐玄宗李隆基时官修的一部类书。这是唐玄宗为方便他的儿子学习作文时引用典故、检查事类而命集贤院学士张说、徐坚等编辑的。它是一部以知识为重点的类书，既有丰富的知识，又便于临文检查。因主要是适应皇子们练习学问上的基本功的需要而编的一部小百科，所以取名《初学记》。全书共分23部，包括：天、岁时、地、州郡、帝王、中宫、储宫、帝戚、职官、礼、乐、人、政理、文、武、道释、居处、器物、服馔、宝器(附花草)、果木、兽、鸟(附鳞介、虫)部，部下又分313个子目。每个子目内又分叙事、事对、诗文三部分。和其他类书不同的是，其他类书只把征集的材料按类逐条摘抄，条与条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仅仅是资料汇编。而此书的叙事部分，则经过精心编撰，把类事连贯起来，成为一篇文章，等于对子目标题作了一番说明。这近似现代百科全书的作法，所以说它更富于知识性。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对它评价较高。其主要精华就在叙事部分，字数不多，却把唐以前各种典章制度做了扼要的记录。如卷二十七，“绢第九”，引《晋故事》里一段记载，是关于西晋田赋制度的重要史料，《晋书·食货志》里都没有。而《晋故事》原书早已失传，这就更为珍贵。
借此书也可查典故出处，如曹操的第三子曹植(公元192—232年)很有才气，但在他哥哥曹丕称帝以后，屡遭迫害；曾命他七步成诗，否则就处死。于是曹植走了七步作出诗一首，即有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共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道出了“既是同胞兄弟，何必骨肉相残”的悲愤之情。这段故事最早的记载出在什么书上？《三国志》里没有。查《初学记》卷十帝戚部，内分王、公主、驸马三个子目，曹植是帝戚且封王，“王”字目下，有“七步”这一小标题，可知这事最早见于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初学记》保存不少古籍佚文。所引书除去隋以前的古籍外，也有初唐诗文。其中保存了许多有关历史、地理、民俗等方面的材料，可供考证查检，也可利用它来校勘古籍或搜集佚文。如唐贞观中，魏王李泰等撰的《括地志》550卷，是一部重要的古地理专著，叙述唐朝政权的建置沿革，乃至山河形势、风俗物产、古迹等等。可惜全书早佚于两宋之间，今只有辑本传世。但借《初学记》卷八《总序州郡第一》所引《括地志》的《序略》，便由此保存于世，使我们得以知道唐太宗时的政区划分和州县数字。
《初学记》版本很多，最切实用而校订完善的通行本子是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排印校订本。1980年还出版了《初学记索引》，为查检本书提供方便。
c 《白氏六帖》、《孔氏六帖》、《唐宋白孔六帖》 《白氏六帖》简称《白帖》，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为积累写作材料而自编的一部类书。原名《白氏经史事类》，30卷，别名《六帖》。宋刻本题名《白氏六帖事类集》或《白氏六帖类聚》。白氏原本的注文很简单，也不注出处。北宋人晁仲衍将其出处一一考证，这个宋刻本的题名是《白氏六帖事类添注出经》。到南宋初年，孔子的裔孙孔传仿其书作《六帖新书》，被称为《孔氏六帖》，也简称《孔帖》。大约南宋末年两书被混合刻在一起，成为一书，题名为《唐宋白孔六帖》，简称《白孔六帖》，因此，在这里并作一起来谈。
白居易编《六帖》有一段故事。据说他编类书的方法是：用几千个陶罐，各题门类，放在一个七层的架子上，叫诸生采集材料，按类放入罐里，然后倒出来，抄录成书。所以没有出处，也大多没有时代顺序。这是一种传说。不难想象，这大约是白居易随手抄写以备写作诗文用的笔记，语句之下未必列出书名或引文出处，犹如我们今天累积资料用的卡片柜一样。
此书把唐以前的经传百家书中的典故、词语、重要字句以及诗文中的佳句、名篇，分门别类地辑录，计分1367门，附503门，正附共1870门，内容与《北堂书钞》相仿，只是更加零散琐碎。
《白氏六帖》那时很流行，所以唐、宋时有许多人扩充、续编。特别是南宋孔传的续书即《孔氏六帖》，也称《后六帖》30卷，分1371门。南宋末年，白、孔两书被合并刊刻，是以逐个子目来合并，每一子目先列《白帖》，后列《孔帖》，每条都以〔白〕、〔孔〕两字标分原作与续补。两帖本各为30卷，合并后分为100卷，子目共1399门。
和其他类书一样，它保存了若干古籍的佚文，对后世学者有一定贡献。但因其摘录的语句比较琐碎，不成片断，排列并无次序，注文简略，影响使用价值。
(4)两宋的重要类书
宋代类书的编制出现新的高潮。自开国到太宗时代，统一事业已接近完成，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上也出现繁荣景象。赵光义为安定人心，点缀升平，博得崇尚文治之名，因而以国家力量连续编了几部大书，它们是：以百科知识为范围的《太平御览》1000卷；以小说故事为范围的《太平广记》500卷；以词章为范围的《文苑英华》1000卷；这三部加上他的儿子真宗赵恒时编的一部以政事历史为范围的《册府元龟》1000卷，合称宋代四大书。因为宋代版刻已经盛行，所以，这四部书一直流传至今，尚完整存在。
四部书中除《文苑英华》为文章总集外，其余都是综合性或专科性类书。此外，仁宗赵祯天圣年间，曾命晏殊等人采摘《册府元龟》的主要内容编《天和殿御览》40卷，原书已亡佚。晏殊还编有《类要》100卷，此书现也稀见。还有苏颂、范祖禹等采汉唐故事编《迩英要览》20卷；范师道集宋代史实编《国朝类要》12卷；至今都已失传。
宋初作文与唐时一样盛行骈体。虽经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等提倡散文，风气一变，但朝廷的诏令制诰和士大夫的表启笺札，仍然通行骈四俪六的对偶，会写散文的也要会写四六，这就非熟悉典故、辞藻不可；再者，读书人须博览广取以应付科举考试。因此，宋代士大夫自编的较大型的类书也不少。至今尚存而著名的如：王应麟的《玉海》；吴淑的《事类赋》；无名氏的《锦绣万花谷》；祝穆等的《事文类聚》；章如愚编、吕中增广的《山堂考索》；谢维新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江少虞的《皇朝类苑》；高承的《事物纪原》；孔传的《后六帖》；陈景沂的《全芳备祖》；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等等。其中吴淑的《事类赋》30卷，作者是参加过《太平御览》编纂工作的，有编纂经验。此书原名《一字题赋》20卷。宋真宗命他附加注释，加注后扩为30卷，改称《事类赋》。计分天、岁时、地、宝货、乐、服用、什物、饮食、禽、兽、草木、果、鳞介、虫共14部。下分子目，每个子目为赋一首，用赋体概括故事，并注明出处，加以解释。子目都是一个字，共为百首，故原名《一字题赋》。据云，也是为科场之需而作，但这种体裁是新创。此书宋、元、明、清都有刊本，传诵至今。无名氏的《锦绣万花谷》，分前、后、续集各40卷。内容稍嫌芜杂，然采用多失传之书，保存了不少宋代的故事，且一一注明出处，颇有资于考证。据《四库全书总目》说：特别其中有久经散佚的书籍如《职林》、《郡阁雅谈》等，颇赖此书保存片断。而且每类后用《艺文类聚》体例附录诗篇，亦保存下来不少他书所不载的文章诗作。对保存遗文佚事来说是值得一提的。《古今事文类聚》有前集60卷，后集50卷，续集28卷，别集32卷，新集36卷，外集15卷，遗集15卷。前、后、续、别四集为宋祝穆编，新、外二集为元富大用编，遗集是元祝渊编。祝穆将其平生读书笔记加以整理，大致仿照《艺文类聚》、《初学记》体例，自上古以至宋代，分门别类编成此书。四集共分70部，每部又分若干类，共885目；每类下首列群书要语或历代沿革，其次辑录古今事实，再次古今诗文。到了元代，富大用依此书的体例，增补了部类中所未备的，编为新集13部，169类；外集9部，55类。每类前除增加历代沿革一项外，其余与祝穆书相同。祝渊鉴于新、外二集的类目还有缺遗，又补编了遗集15卷，19部，118类。《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谢维新编。也是一部大型综合性类书。有前集69卷，40门，子目491条；后集81卷，48门，子目416条；续集56卷，6门，子目570条；别集94卷，6门，子目410条；外集66卷，16门，子目430条。宋代官制冗杂，而《宋史》所载，不过仅存其名，当时诗文所称，后世多不知其为何官；此书后集对宋代官制多有记载，阐述详明。且所采宋以前古籍，今多散佚，更足以为考证之资助。更值得一提的是：据今人校勘发现此书别集关于记载花果草木的卷二十二至卷六十一，这40卷是《全芳备祖》(下面将介绍)的简编本，篇幅约占原书的55%。《全芳备祖》自有祝穆的订正本后，陈景沂的原编即湮没无闻。幸有谢维新把它压缩编入此书的别集草木卷，使我们看到原编的大致面貌，且是摹刻宋本，接近原书，足资校勘。对《全芳备祖》的校订、整理，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江少虞的《皇朝事实类苑》，又别称《皇朝类苑》、《事实类苑》、《宋朝类要》，78卷(记载不一)。分祖宗圣训、君臣知遇、名臣事迹、典礼音律、衣冠盛事、词翰书籍、诗歌赋咏、占相医药、书画伎艺、风俗杂志等24门，每门下又分子目；征引广博，北宋一代遗文佚事，看此书可知大概，史料价值较高。所引书有些已亡佚，如《国朝事实》、《三朝圣政录》、《篷山志》等，靠此书尚能看到片断。此外，还有叶廷珪的《海录碎事》，潘自牧的《记纂渊海》，以及《重广会史》等等。其中《重广会史》是一部政事历史性的类书。此书在国内早已失传，然有北宋刊孤本，由朝鲜流入日本，藏于尊经阁文库。1928年经日本育德财团用珂罗版影印，线装20册，此书乃重传于世。1986年9月，中华书局影印。
总之，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更加成熟的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科技的空前繁荣，类书得到极大的发展，无论数量、种类都超过唐代，内容形式也有所演变，如《事物纪原》等，已带有一些考证性质，不是专为寻章摘句而编了。
宋元之际，阴时夫编的《韵府群玉》20卷，其兄中夫作注。此书按韵摘录典故、辞藻，按韵排列。类书按韵编排，创自唐颜真卿的《韵海镜原》；但该书早已不传，因此，《韵府群玉》是现存以韵录事的最古类书；后来为清代编写《佩文韵府》时所本。
下面选择宋代类书中最重要且常用的几种介绍如下：
a 百科性质的《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是宋太宗命李昉等辑编，1000卷。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三月下诏开修，到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4年)十二月完成，共用了六年零九个多月时间，初名《太平总类》。太宗为夸示自己好学，曾说：“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而命人日进三卷，备“一夜之览”。据记载他确实一天读三卷，有事没读必补上，即或盛夏夜短，也必读完。故而改名《太平御览》(下简称《御览》)。
当时参加编纂《御览》的大臣由李昉、扈蒙领衔，另有李穆、吴淑、徐铉等14人。14人中10人《宋史》有传，并各有文集、著作问世。《御览》是以《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书为蓝本而编纂成的，也充分利用了当时的皇家藏书；全书1000卷，分天、时序、地、皇王、偏霸、皇亲、州郡、居处、封建、职官、兵、人事、逸民、宗亲、礼仪、乐、文、学、治道、刑法、释、道、仪式、服章、服用、方术、疾病、工艺、器物、杂物、舟、车、奉使、四夷、珍宝、布帛、资产、百谷、饮食、火、休征、咎征、神鬼、妖异、兽、羽族、鳞介、虫豸、木、竹、果、菜茹、香、药、百卉，共55部。这是根据《周易·系辞》说的“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表明内容包罗万象的意思。部下又分若干类，有些类下又有子目，大小类目共计约5474类。其分类原则与编排方法大抵是以天、地、人、事、物为序，每类下面再按经、史、子、集顺序编排。确实是天文、地理、人事等无所不包。
此书征引的古籍相当丰富，在书的第一册所列《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中可见到所引的书为1690(实有1689)种，这里不包括古律诗、古赋、铭、杂书等类在内。经核实后，实际有2579种，但所引的书十之七八都已失传。可见《御览》不但是一部重要的综合性资料工具书，而且是保存古代佚书最丰富的类书之一。在现存古类书中是保存五代以前文献、古籍最多的一种，且引书比较完整，多录整篇整段文字，后代学者虽看不到佚书佚文的原貌，但从《御览》中可找到一些可贵的文献资料。例如：论述农业技术的《范子计然》和《氾胜之书》，早于《齐民要术》好几百年，原书都已不见。由于《御览》引录，我们才得以见到两书的一些内容，获知在两千多年前有关农业生产的一些知识。北魏史学家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是记述五胡十六国的重要史籍，但书在北宋时已失传，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已看不到原书。可是《御览》摘引此书达480多条。特别是《御览》里引用的古地理书尤为珍贵，保存了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多种古地理书的片断。例如《吴时外国传》是三国孙吴时中郎康泰所著，大约写于公元227年左右；而此书早已不见，只散见于诸类书中，《御览》引用了19条。再如我国古代科学家张衡，创制浑天仪和地震仪的原著早已亡佚，但在《御览》卷二，天部“浑仪”目内就有记载，是为《后汉书·张衡传》中所没有的珍贵材料。由于《御览》保存古籍如此之多，故为历代学者所看重，被视为“类书之冠”。作辑佚工作的，更把它视作“宝山”。做校勘古籍工作的，遇到疑难常借它的引文来解决问题。就是现在我们阅读古文，有疑问也可查《御览》。例如读《昭明文选》中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序：“……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序文中的“于”和“悟”在此很难理解。查《御览》的《皇亲部·孝武陈皇后》条，载有：“武帝陈皇后退居长门宫。司马相如《长门赋》序曰：‘因求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颂，以奏主上，皇后复得亲幸。’”“于”为“求”，“悟”作“奏”，这就合乎情理而且文字通顺了。也可利用此书查典故。如读毛主席的《七律·答友人》，其中有“斑竹一枝千滴泪”，“斑竹”是怎么回事？《御览》专有竹部，其中可查到一条记载：“任昉《述异记》曰：‘湘水去岸三十许里，有相思宫，望帝台。舜南巡不返，殁葬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思恸哭，泪下沾竹，文悉为之斑斑然。”这就是斑竹的来历。此外，要查考史实，搜集参考资料，也常用《御览》。《三国演义》里有曹操煮酒论英雄，刘备闻说大惊落箸的故事，其中有刘备假借惊雷以掩饰自己的大惊失色一节。利用《御览》可找到这个故事的最早出处。关键词是“惊雷”，在天部，“雷”子目下有《华阳国志》的一段有关记载。《华阳国志》，东晋常璩撰，是专门记载巴蜀史事的书。《三国演义》就本着这段记载描绘了这个故事。
《御览》的文献价值很高，但其缺点错误也不少。因它所引的书，并不是宋代初年都存在，而是沿袭了前代类书。因杂抄前代类书，未加细校，再加上编修上的草率，所以引书方面就有重复、错落和讹谬。书的部类方面，重复之处也屡见不鲜，如：同一个地部内“太白山”和“岷山”重复出现；居处部有“井”类，休征部也有“井”类；两处排“安息”，两处的引文完全重复等等。所有这些，说明编制体例上的混乱，这都不能不说是《御览》的缺陷。我们使用时要注意。
《御览》现存最古的本子是南宋闽刻本，此本辗转流传到清同治年间，藏书家陆心源以“白金”百两买得，藏于著名的皕〔bi闭〕宋楼，所存只有351卷。光绪末年，陆氏死后，其子不肖，以10万元之代价将皕宋楼藏书尽卖给日本人，此书也随之归日本静嘉堂文库。另一个南宋蜀刊本，也存在日本。1928年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公元1866—1959年)到日本访书，获见南宋蜀刊本，遂借以影印，蜀本所缺的，又借静嘉堂文库所藏的闽刊本残卷和日本活字本分别补足。于1935年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三编》中，这就是《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刻本。此书成为多少年来流行的最好版本。1960年中华书局将此影宋本缩印，装成四大册出版，这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本子。
b 古小说的林薮——《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是和《太平御览》同时编的四大书之一。因在太平兴国三年成书，故名《太平广记》。此书也是李昉等奉太宗之命而编，是专门收集小说、异闻、笔记的类书。我国小说源远流长，“小说”这一名词在先秦就已有了。《汉书·艺文志》更把“小说家”列为九流十家之一。古代对“小说”这一概念的理解比现代广泛，凡是神话传说、寓言故事、野史、杂传以及各种纪录异闻都称为“小说”。《太平广记》汇集了从汉代到宋初的各种形式的小说，也包括少量先秦古籍中的传说故事。全书共500卷，另有目录10卷。经过一定的选择，把一则则故事分类重新编排，共分92大类，又有150多个细目。据统计，《太平广记》在92个类目下，共汇集了6970多则故事，每则故事后都注明引自何书。引书计343种，其实仔细核对不止此数，有说475种，有说526种。总之引书范围很广泛，鲁迅先生称之为“古小说的林薮〔sou叟〕”，清人称赞它为“小说家之渊海”，都不是过誉之词。
《太平广记》作为我国第一部大型小说总集型的专门类书，为研究先秦至宋初古小说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完备的资料。同时，许多珍贵的古小说及其他遗文佚典，由于《太平广记》的引录，才能保存至今。例如，唐代的传奇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珍品，当时多出于一些文章名家之手。但因受正统观念的排斥，小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者自己也不敢收入自己的文集。如元稹的《莺莺传》，当时就名噪于世，但不见于早期的《元氏长庆集》。直到明代，才有人据《太平广记》所录，编入元集的补遗之中。如果不是《太平广记》把这些作品收录进去，那我们今天很可能就不知道唐人传奇是什么东西。鲁迅先生辑《唐宋传奇集》，“最多者即《太平广记》中文”；这种情况很多。同时，《太平广记》所辑，虽是小说，但其中许多有关人事的故事，是当时人记当时事，相当可信。只因出自“小说”，是所谓轶闻琐事，往往为“正史”所不载。所以《太平广记》对研究一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各朝的典章、名物制度、历史、地理、宗教、民俗、社会变迁、中外关系以及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状况也有参考价值。此外，《太平广记》对后世文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宋元的话本小说②、明清的拟话本③，以及文言小说，有许多篇目是以《太平广记》中的故事作为蓝本进行再创作的。明末小说家冯梦龙(公元1574—1646年)编著“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其中至少有30篇在“入话”或“正话”中，采用了《太平广记》中的故事。有的篇目如《杜子春三入长安》等，可以说整篇都是以《太平广记》中的材料为依据写成的。至于元、明、清戏剧家，更把《太平广记》当作重要的取材源泉。《西厢记》脱胎于《莺莺传》，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且《太平广记》中篇幅较长、想象丰富、情节动人的故事，几乎没有不被改编成戏曲的。如《红线盗盒》、《柳毅传书》等，这也都说明《太平广记》的使用价值。此外，《太平广记》保存了不少当时的口语、词汇，对研究语言学、词汇学和民间文学都有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