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太平广记》并不是一部完整无缺的书，其中有后人窜改补入的文字和增加的故事；有100多个条目，没注明出处；卷首的《引用书目》也经过后人的不断增补；所辑故事也不是都抄自原书，转录自类书的很多。《太平广记》所辑故事谈神仙鬼怪与因果报应的占着较大比重，这反映出古代迷信的风气和魏晋南北朝以来志怪小说的兴盛。另外，这部书的门类，也像其他类书一样，不免分合不当、零乱、重复。且门类复杂，查起来有些困难。1949年前邓嗣禹编《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分书名与篇目二种引得，利用它可帮助查阅。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排印本，1982年重版，后来中华书局又编印了《太平广记索引》，为使用此书提供了更大方便。
c 政事历史性质的类书——《册府元龟》 宋真宗赵恒因其父诏修了《太平御览》等，也想编一部大书和他父亲的书媲美。所以，他在即位后的第八年，就命王钦若、杨亿等人，自景德二年(公元1003年)开始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到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编成。编撰过程中，赵恒亲自过问编修事宜，亲自审阅，随时指示，随时修改。他学父亲“日进三卷”的办法，一般都是当天看完，甚至看到深夜。这期间对编修官的起居饮食都有特殊供应，每次真宗亲临崇文院看编书情况，都分别对编修官有不同赏赐，甚至赠土特产，按旧例土特产只能赐近臣，对编修此书的重视可知。但对他们的工作质量也随时检查，赏罚分明。书成以后，真宗作序，改名《册府元龟》。“册府”就是典策的渊薮，书册的府库。“元龟”就是大龟，为古代用以占卜的宝物。古人说龟可以知未来，测定吉凶，所以凡是可以借鉴的，常称之为龟鉴。《册府元龟》命名的意思，就是说，这部书是一部古籍的大龟，蕴藏丰富，可以作为君臣的鉴戒，是君臣上下行事借鉴的典籍，也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意思。
此书是具有政事历史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是一部大型史料分类汇编。它专门辑录自上古到五代的历代君臣事迹，按事类、人物分门编撰；选用材料以“正史”为主，概括全部十七史，也采用经、子等书，只是不收杂史、小说。修书时，唐、五代各朝实录还大都存在，所以，唐、五代史事更详备。如研究唐史，不论人物和事件都可从中搜集资料。若要了解唐太宗李世民的生平事迹，帝王部的帝系、诞圣、名讳、运历、创业、统纪、告功、帝德、功业、征应等许多门类都有有关记载，不难从中形成较为全面的传记，这是很难从其他类书和史书中得出的。全书原有正文1000卷，目录10卷，音义10卷。现在仅存正文和目录，音义已经失传。通行的明刊本分为帝王、闰位、僭伪、列国君、储宫、宗室、外戚、宰辅、将帅、台省、邦计、宪官、谏诤、词臣、国史、掌礼、学校、刑法、卿监、环卫、铨选、贡举、奉使、内臣、牧守、令长、宫臣、幕府、陪臣、总录、外臣，共31部。每部前有《总序》，详述本部事迹的沿革，等于一篇小史；部下又分1104门，每门有《小序》，议论本门的内容，等于一篇总论。《小序》之后即罗列历代人物事迹，这是它与其他类书编制体例上的不同之处。各门材料按年代先后排列。《册府元龟》为宋四大书之一，为清《四库全书》中所收的第二部大书(第一部为《佩文韵府》)，库本约2.72万多页，总字数约940万字，约超过《太平御览》一倍。不仅材料宏富，而且当时所见都是北宋以前古本，与今本正史往往不同；许多古籍，如唐、五代各朝实录、诏令、奏议等，现在都已亡佚，而此书往往全篇或整段录入不加改动，因而可以校史，也可以补史。例如，《魏书》自宋南渡以后即有缺页，严可均辑《全后魏文》，其三十八卷刘芳上书言乐事，引《魏书·乐志》仅一行，即注“原有阙页”。卢文弨撰《群书拾补》，仅从《通典》中补得16字，但《册府元龟》五六七卷却载有此页全文，一字无阙。而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大部分亦由《册府元龟》中辑出。1949年后，整理古籍，点校十七史，《册府元龟》是主要用书之一。60年代初史学界讨论武则天，许多资料都是从此书中找到的。尤其方便的是，十七史按纪、志、传编纂，同类事实散见群史，一一查检十分费事，《册府元龟》打破时代局限，把五代以前的历朝史事都经过分门编类，把各朝同类事实集中排比，想查一个史实，查检一个门类，则历代同类事实全可见到。如查“和亲”，找卷九七八、九七九“外臣”部，“和亲”门，就可以集中地获得各代的史料。再如查“奢侈”的材料，可在“列国君”、“宰辅”、“将帅”、“总录”四部中的“奢侈”门里去找，可以得到较多同类材料及有关的故事。还如：“词臣部·才敏门”(卷五五一)，列举了从汉至五代共40条关于才思敏捷的事例，人物有：汉枚臯，魏钟会，南齐刘係宗，梁裴子野，唐颜师古、李白、柳公权，后唐李琪等。
不过，《册府元龟》所引用的书籍和文献都不注明出处，这不能不说是此书编辑体例上的缺陷。
1960年中华书局将《册府元龟》明刊本影印出版，共12册。书前有总目，每一册有分部目录，书后有全部类目索引，为现在我们通用的本子。
d 供科场之用的类书——《玉海》 宋代还有专为“博学宏词科”④应试用的一部类书——《玉海》，200卷，南宋王应麟编。王为宋代有名的博学家，他不满于自己的进士出身，而以“通儒”自任，发愤读书，终于考中了极难考中的博学宏词科(只取了一人)。此书是他专为准备报考博学宏词科的人而编，显然也包括了他自己的经验。其标分门类和一般类书不同，多录典章制度的文献和吉祥的善事。《玉海》保存了不少早已散佚的史料，所述宋氏史实，由于他多次任史官，有机会取材于实录、国史、日历、会要等文献，大都为后世史志所不详，十分珍贵。其中征引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具备。书中记事，大致按年代先后顺序排列。它不像其他类书那样仅仅分类抄录材料，而多用提要、概述的形式简述事实，遇不同说法，常常还略作考证。体例和《通典》、《会要》之类的政书有些相近。但也兼采诗文辞藻，具有一般类书的作用。《玉海》包括了涉及文史的多方面知识，有人称赞它是“天下奇书”。特别是它为研究宋史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
在南宋，考博学宏词科的人要学会做各种体裁的文章，需要博古通今，既熟悉历史典故，又懂得本朝故事。针对这种需要，《玉海》分为：天文、律历、地理、帝系、圣文、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共21门。每门又分子类，凡241类。书后还附有《辞书指南》四卷，就是指导准备报考此科的人如何编题、作文、诵书，要注意哪些语意等等。
博学宏词科一直延续到清代，历来是进身翰林甚至宰相的重要途径。所以，《玉海》这部类书在封建社会长期为人们所重视。我们今天注意这部书，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许多比较可靠的宋代史料。
宋代为应试对策专为科举而编的类书，除《玉海》外，还有林的《源流至论》，有前、后、续、别各集共40卷；以及陈傅良的《永嘉八面锋》。
e 详于宋朝时政的——《山堂考索》 《山堂考索》，也称《群书考索》，旧题南宋章如愚编撰。
章如愚，为人耿直，宁宗开禧初年被召，上疏极陈时政，得罪了当朝权贵韩侂胄，罢官南归。于是结草堂于山中，与士子讲学，时称山堂先生，因而此书亦称《山堂先生群书考索》。
据此书宋刻残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有汪有开于南宋淳祐八年作序云：此书原为100卷，经过吕中增广。因此，此书应题：南宋章如愚编，吕中增广。
此书宋刊本10集100卷。后经增广，元、明刻本编为前集66卷，后集65卷；续集56卷；别集25卷。根据明刊本，四集共212卷，分50门。前集分为：六经、诸子、诸经、诸子百家、韵学、字学、诸史、圣翰、文章、礼乐、礼器、律吕、历数、天文、地理共15门；后集分为：官制、官、士、兵、民(风俗田制)、财、赋税、财用、刑共9门；续集分：经籍、诸史、文章、翰墨、律历、五行、礼乐、封建、官制、兵制、财用、舆地、君道、臣道、圣贤15门；别集分为图书、经籍、诸史、礼乐、历、人臣、士、财用、兵、夷狄、边防11门。每门又分为若干类，每类再分为若干条目。各集所分门类、目互有出入，体例前后不一致。元刊本的门类分合稍有不同，共分52门。这部类书体例繁杂，并有重复矛盾的地方。但收集资料丰富，包括有自先秦至宋代的大量材料，尤详宋朝时政，考据也有心得，尤其关于政治制度方面，叙述源流，比较详备。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宋自南渡以后，通儒尊性命而薄事功，文士尚议论而少考证。但此书独以考索为名，言必有征，事必有据，而又能折衷群书断以己意，这在崇尚议论而不重考证的南宋，是难能可贵的。引书则整段摘取原文，注明出处，是南宋私纂类书中较好的一种，向来为学者所重。可惜明代以后，没有刻本，流传不甚广。
此书因卷帙浩繁，又四集不作于一时，不免有重复、前后自相矛盾之处。不过考据多所心得，在宋人著述中虽体例稍杂，然有优胜处，较之《玉海》虽博赡不及，但详于时政，是其特点。
《山堂考索》流传下来的有四种版本：一是宋刻残本；二是元延祐园沙书院刊本；三是明正德刘氏慎独斋刊本；四是四库全书本。199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明正德刊本，题名《群书考索》，精装两册，用起来较方便。
f 植物学的专门类书——《全芳备祖》 此书为宋陈景沂编；分前后两集：前集只有一部“花部”，共27卷；后集有：果部，卉部，草部，木部，农桑部，蔬部，药部，共七部，31卷；全书共58卷。就目前所知，这种关于植物学的专门性百科全书，在世界上以此书为最早。
此书内每条是一种植物，在体例上每条又分成三个“祖”。第一是事实祖，内容是有关植物的科学知识、故事、传说等；第二是赋咏祖，所收都是诗句；第三是乐府祖，录的全是词。每祖又分若干小类，如事实祖，下分碎录、纪要、杂著；赋咏祖下分散句、散联等17个类；体例严谨。前后两集共收植物约307种，资料截至宋代为止。
此书编于宋末，由于战乱影响，此书刻本在我国早已亡佚，仅有少量抄本流传，极罕见。明代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编《本草纲目》时，都未引用。
1960年代初，发现日本皇宫图书寮(即今宫内厅书陵部)藏有《全芳备祖》的元刻残卷。通过中日双方有关单位的支持，日本宫内厅所藏此书刻本的复制品于1979年10月运来北京。据推测，原刻约在元至元四年——明万历元年(公元1338—1573年)之间，即日本室町时代由我国传到日本的，经过五、六百年，以照片复制返回我国。这书已由农业出版社列为《中国农业珍本丛刊》的第一种，影印出版。这可谓中日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
明代人编《群芳谱》即以《全芳备祖》为底本。清初的《广群芳谱》则是《群芳谱》的扩充，所以，《全芳备祖》可谓我国植物学专门工具书的鼻祖。
此书也可用以查诗词，是按咏何物，查何门。如查李清照的“醉花荫”词，因其中有“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被收入“菊花门”；《如梦令》：“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则收入“海棠门”。近人即从此类书中辑录李清照诗词。
查此书时可与《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草木卷相互参阅。
g 考证性质的专门类书——《事物纪原》 宋代高承编撰的《事物纪原》是流传下来的比较早的一部考证事物起源和沿革的专门类书，共10卷。分为天地生殖、正朔历数、帝王后妃、衣裘带服、学校贡举、经籍艺文、什物器用、岁时风俗、农业陶渔、博弈嬉戏、草木花果、虫鱼禽兽等55部，每部下又分若干事，共1841事。每事目下列引文，多引用原书原文。此书搜罗广泛，天文、历数、典章制度、飞禽走兽、花草虫鱼及其他许多事物，往往都能找到。由于各条是以类相从，要查找一事，先估计这一事物可能在哪一部，然后在该部查找。例如：观灯、竞渡、乞巧，这都是古代的风俗，我们可在“岁时风俗”部找到。《事物纪原》的特点是，如同书名所标示的是追溯事物的起源，探索事物命名的由来，凡书中所列事物，不论巨细都要“原其始，推其自”。例如：
称朕：朕，我也，古通称之。秦始皇二十六年始，独天子称朕云。《史记》曰：李斯议：天子自称曰朕也。(卷一，朝廷注措部)
熨斗，《帝王世纪》曰：纣欲作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熨之，使人举，手辄烂，与妲己为戏笑。今人以伸帛(用熨斗把帛熨平整)者，其遗意也。(卷八，舟车帷幄部)
还有如：大蒜，根据《切韵》，张骞通西域时将大蒜带回，所以，大蒜自汉代才有；苜蓿，西域人以此喂马，张骞使大夏时得其种，带回与葡萄同种于离宫馆旁，极茂盛，也是汉代始至中国。(以上皆见卷十，草木花果部)
再如扇子，据此书：舜时即有五明扇；又据晋陆机扇赋则说：今天的招凉扇是周武王时开始做的。(卷八，什物器用部)
再看看馒头的来历：当年诸葛亮征孟获时，有人说蛮地多邪术，需要向神祈求帮助，按蛮俗必杀人以人头祭神。诸葛亮认为太残忍，于是命用猪肉、羊肉包之以面像人头以祭神。后人由此为馒头，则馒头是始自诸葛亮的。(卷九，酒醴饮食部)
此书特别对一些生活器物、食品等选录较多，不及细述。还有不少资料可供研究科技史的参考。总之，对一事一物都考索古书，求其缘起，《事物纪原》确是第一部书。它将散见于群书中有关事物起源的记叙搜集起来，汇成一编，集中地记录了我国人民在漫长的岁月里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为我们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但此书对事物起源的考证，失误之处也不少，而且有些条目的归部不甚合理，如：姬妾、奴婢在布帛杂事部；熨斗、雨伞归舟车帷幄部，就令人费解，给人查找带来困难。不过《事物纪原》毕竟是开考源之作的先河，对后世有明显影响。明、清两代又陆续出现多种这方面的类书。
h 通俗类书的先行者——《事林广记》 此书是日用百科全书型的古代民间类书。南宋末年陈元靓编。原本早已不见。现在看到的元、明刻本都是经过增广和删改的，因此，书名也几经变动，至顺刊本题《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至元刊本题《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日本翻刻泰定本题《重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各集各卷题名不一致)等。所称“新编”、“增新”、“增类”、“重编”，都说明对陈氏原本有所增益和改订。元、明刻本因屡刊、屡增、屡改，内容都有出入，无一完全相同。现据元至顺间(公元1330—1333年)建安椿庄书院刻本(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看，有前集13卷，后集13卷，续集、别集各8卷，共42卷，前集16类，后集19类，续集、别集各8类，共51类。
《事林广记》和唐代的《兔园策府》相类，都是通俗性类书，但它却又是别树一帜的，因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内容包括较多的市民文化、市井状态和生活顾问的资料，二是首创了类书附载插图的体例。
由于《事林广记》是为民间日常通用的百科手册似的类书，因而收录了当时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资料，体现了市民文化的种种。例如：续集卷六、七、八文艺类载有当时市民娱乐活动的种种方式方法：投壶、双陆、打马等；别集卷四公理类引列各种告状纸的程式，如“妇人夫亡无子告据改嫁状式”等，可以看到市民生活，甚至社会底层的种种情况。文艺类还记录有宋、元之间都市中市民阶层流行的切口语。该书别集卷六载有当时民间运用的各种算法，及民间营造工匠世代所习用的各种尺度，为其他文献所不载，此书不但记述，且附插图。
我国自古以来重视图文并茂，所以有“左图右史”的说法。但类书却自《皇览》出世以来，没有附插图的传统，唐宋以来几部大类书，都没有插图，类书之有图较早的只有南宋唐仲友的《帝王经世图谱》，但所谓图，仅有地图五幅而已，根本没有形象的图。看来，真正有插图的类书，就是从《事林广记》开始的，这是陈元靓首创。此书中除有谱表、地图之外，还有很多形象和动作的插图。如：历候类的“古制莲漏之图”、“今制莲漏之图”；仪礼类的“习跪图”；农桑类的“耕获图”、“蚕织图”；学校类的“天子五学图”；幼学类的“习展拜图”；服饰类的各种冠冕衣服图；器用类的“度量衡具图”；武艺类的“步射图”、“骑射图”；文艺类的“投壶图”、“圆社摸场图”等等，使我们对古代器物形制，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所了解。自此以后，影响所及，如《永乐大典》、《图书编》、《三才图会》、《古今图书集成》等，这些类书也很重视插图。
《事林广记》采集的资料广泛，留给后代不少可用的资料，特别是它保存了不少散佚不传的音乐资料，如“遏云要诀”、“圆里圆”、“赚词”、“鼓板棒数”、“愿成双”、“狮子序”等等已为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集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辑录影印，对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研究有参考价值。另外它的古代计时仪器“古制莲漏之图”，也为英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所采用。
此外，《事林广记》征引的古籍，大都为当时所见的本子，因而也可用来校勘古籍，近年已有学者用来比勘、订正、辨明古籍等许多事例，说明此书在今日的史料价值。但此书缺点也不少，封建迷信和唯心主义说教的糟粕充斥其中，且此书出自书坊编制，草率、校订不细、出处不详等毛病时有出现。此书盛行于宋季至明初，后来渐被新出现的民间类书如《便民图纂》、《万用正宗不求人》、《万宝全书》等所代替，因而流传稀少。
《事林广记》据知有七种版本，其中元至顺本较好，可惜内容缺医术和药方。经查辑入《和刻本类书集成》的日本元禄十二年翻刻元泰定二年刻本的《事林广记》，它与元至顺本卷次、内容多有不同，此本的辛集卷一至卷六，全是辑录医术及药品、药方，饮食相反，服药忌食等各方面，卷七是兽医集验。可以补至顺本之缺。
(5)明代的重要类书
金元两朝类书很少，而且大都亡佚。明代由于印刷事业的进一步发达，编制类书的数量颇多。而且明代特别重视科举，对经义考据无大发明，读书人赴考必须写时文，应付科举的类书应运而生，其规模之广，数量之多，实超越各朝。仅以《四库全书总目》的著录来看，所收各代类书(收录和存目)共282种，其中明代即有139种，几乎等于所收隋、唐、宋、元、清类书之总数。不过明人编类书有的不免粗制滥造，或任意增删，或引文不注出处。但明代最有名的类书《永乐大典》却中外驰名。其他如俞安期的《唐类涵》，200卷，是把唐人的类书删除重复，汇为一编，分43部，是整理改编以前类书之作；唐顺之的《荆川稗编》，120卷，略仿《山堂考索》的体例，分52类，每类排比前人文章；徐元太的《喻林》，120卷，专收古人譬喻词语，分造化、人事、居道、德行等10门，共580余子目；冯琦的《经济类编》，100卷，冯琦未编完即去世，由他弟弟冯瑗和弟子周家栋等稍加排比、删定而成，全书分23类，性质、体例都与《册府元龟》相近，但《册府元龟》只录事实，此书兼收文章，内容虽嫌芜杂，但征引材料比较严谨；陈耀文的《天中记》，60卷，因作者住在天中山附近而得名，内容广泛，并对材料是否真伪有所考证，为其他类书所不及；彭大翼的《山堂肆考》，228卷，补遗12卷，分宫、商、角、徵、羽五集，45门，每门又分若干子目；还有王圻的《三才图会》和章潢的《图书编》等等，都是明代类书中比较有名的，有的学术价值较高。
现将最重要的和有特点的介绍如下：
a 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在类书编纂史上，它把古类书的编纂形式发展成为具有完整性的百科全书的形式；其次，它内容特别丰富，构成15世纪初年的一个大藏书库，成为后来辑佚工作的资料渊海。特别是其中所收的一些农业、手工业、科技书籍、医学书籍和古典文学书籍的资料，不是封建时代一般类书所具有的，这也构成了《永乐大典》丰富内容的一大特点，因此更加重了它本身的价值。
《永乐大典》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七月十九日开始纂修，永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成书，当时赐名《文献大成》。由于朱棣不满意，决定扩大重修。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年底，全书告成，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下面简称《大典》)。
明成祖为什么要修这部大书呢？原因是他在夺取了他的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对忠于建文帝或不归附他的官员和读书人进行了酷毒的清洗，甚至抄灭满门外还要株连十族。朱棣狠辣残忍，树敌之多，可想而知。为了巩固统治，他想方设法要转移天下舆论，笼络人心，特别企望抚服知识分子。于是就下令让翰林院学士解缙等人按宋人阴时夫的《韵府群玉》扩大编纂，这就是初名《文献大成》的这部书。编成后，永乐皇帝又以该书内容简略而再命重修，并特地加派太子少师姚广孝为监修，儒臣文士参加编校、圈点、缮写等工作的达2000多人，书成时已扩充到2180人，包括正总裁三人，副总裁25人，纂修347人，催纂五人，编写332人，看样57人，誊写1381人，教授10人，办事官员20人。在扩大重修的四年时间里，人员常有更动，总人数尚不止此数。这样庞大的编修机构、众多的纂修人员，在当时可以说是空前的。公元1408年编成后，朱棣亲自写了序，并定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的编纂，首先采用明初皇家图书馆文渊阁所收藏的宋、元两朝政府藏书作为基本材料，同时派遣一批人分赴各地采购图书。不久，集中了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和北剧、南戏、平话、医学、工技、农业等各类图书达七、八千种。总的体例模仿宋阴时夫《韵府群玉》和钱讽的《回溪史韵》，依照明初编成的一部音韵书——《洪武正韵》，按韵分列单字，每一单字先注明读音，再录各韵书、字书的反切与解说，列出这个字的篆、隶、楷、草各种字体，最后分类汇集与这一单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异见，诗文词曲等各项记载，这就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方法。把自古到明初保有的一些书籍中的有关资料一字不易地整部、整篇或整段按韵编入。单字注解中的书名和作者名全用红字，极为醒目。
全书连凡例、目录共计22937卷，分装11095册，总计字数约在3.7亿左右。修成后初藏于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成祖决意迁都北京，北京皇宫落成，南京文渊阁藏书大部分与《永乐大典》一起北迁，贮藏在皇宫里的文楼中。
由于部头过大，卷帙过多，这部书始终没有能刻版。到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宫内奉天门、三殿、午门失火，经抢救，《永乐大典》幸免被焚毁。于是明世宗恐怕孤本再遭到意外，命大臣徐阶、高拱监督儒生109人摹写了副本一部(也有记载是二部)。这一工作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八月开始，到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完成。从此，《永乐大典》正本、副本分藏于宫廷内的大图书馆文渊阁和紫禁城外的皇史宬〔cheng成〕。明朝灭亡时，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毁于此时。副本传到清代。
《永乐大典》的副本虽然得以留传到清代，但在清代却不受重视。清世宗雍正年间由皇史宬移到东交民巷翰林院。清高宗乾隆年间重新点检时，已经失去2422卷，仅存有9000多册了。这9000多册《永乐大典》曾在纂修《四库全书》和《全唐文》时大起作用，从中发掘出佚书500多种，及唐人文学作品等珍贵材料。但此后，《永乐大典》残本即被蛛网尘封，无人查问；冷落之外，又经历年被窃和鼠啮虫伤。到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移存在翰林院敬一亭的《永乐大典》，因在使馆附近，被外国人掠去不少。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点检时，《永乐大典》已不足5000册了。最悲惨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毁翰林院，《永乐大典》再次遭到劫掠，被烧毁一部分外，又被肆意糟蹋，甚至被侵略者用来做砂囊、马槽，或当炮车陷入泥泞时，用来垫道。所余无几，又几乎全被侵略者挟之而去，盗运回国。遭此劫难，《永乐大典》仅剩下64册了。英国使馆因“近水楼台”，劫去的最多。从那时起，英、美、德、日、俄各国大图书馆都藏有我国的《永乐大典》。这部书从编成到这时，几经沧桑，丧失殆尽，实在令人惋惜。清末，剩下的《永乐大典》残本移存到京师图书馆，后转入今天的北京图书馆收藏。1949年后，有些国家陆续还回若干册，经多方搜求，现在北京图书馆藏有220册(其中60册暂存台北中央图书馆)。1960年中华书局将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大典》全部影印，共印730卷，分订为202册。1984年重印，加上新征集的67卷，共797卷精装10册出版。1962年台湾世界书局也曾影印过《永乐大典》。据日本学者岩井大慧统计，中外现存《永乐大典》797卷，约合原数22937卷的3.4%强。《大典》的命运，折射出国家的兴衰对于文化的重大影响。
《大典》所收录的古代重要典籍七八千种，上自先秦，下达明初，宋元以前的佚文秘籍多赖以保存流传。到360多年后清朝修《四库全书》时，辑出并录入《四库全书》及其存目中的佚书515种，就清楚地证明了《大典》的巨大价值。辑出的佚书如：《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旧五代史》，130卷；《东观汉纪》，24卷；还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水经注》等等，都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其中《旧五代史》是宋代薛居正撰，到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诏令学者专用宋欧阳修撰的《新五代史》后，《旧五代史》逐渐湮没无闻，明代仅明内府有此书。修《四库全书》时，由《大典》里辑出，又根据《册府元龟》等书逐条补录，按原书合为一编，才成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二十四史中的一种。《大典》选材广泛，内容又极为丰富，保存的珍贵材料非常多。就以地图来说，地图的测绘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记载，然而传世作品多为明中晚期以后所出。宋、元、明初时期，尽管雕版印刷已十分盛行，版刻地图已遍及各地，但历经数百年的板荡流离，现在所能见到的实物寥寥无几。特别是明初编绘的地图，几至罕见。但《永乐大典》却引录并保存了众多绘制精细的宋、元、明初地图，弥补了自宋、元版刻地图至明嘉靖间罗洪先的《广舆图》问世这一阶段的空白，从而成为中国地图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史料。《永乐大典》保存的珍贵遗书佚文，以及考证史实的重要史料，不及细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编撰时，曾严格规定，凡辑入诸书，务必只字不差地整部、整篇、整段抄录，不得任意删改。所以，在编辑体例上，虽有人指责过它“依韵缀字，舛杂不伧”，但它却较完整地保存了许多失传典籍。因此，还有待大力发掘。外国称它为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赞誉为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它在世界文化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并为各国学术界所重视。
b 图谱性类书——《三才图会》和《图书编》 明代还有图文并茂特点的图谱性类书出现，如王圻编的《三才图会》和章潢编的《图书编》。这种类书从图谱和文字两方面来阐述事物的源流。
《三才图会》，106卷，汇集古书图谱，包括古代文物和人物图像，加上文字说明。分为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等14个门类。虽然有些图是根据流传的形状绘制的，不尽可信；清代人评论它采集广泛而失之过杂；但是书中绘制的图像却有着特殊的功用。如明十三陵的定陵曾发掘出皇后的凤冠，但已残破。要使已经残破的凤冠在展出时恢复本来面貌，就借助于《三才图会》里的一幅皇后凤冠的侧面图，根据这幅图修复出明代皇后凤冠的原形。另外，据所知，日本编的百科全书和词书都已采用了我国的《三才图会》。
《图书编》，原名《论世编》，后改今名，与上书属于同一类型，是辑录古籍中有图有说的材料汇编而成。全书127卷，分经义、象纬、历算、地理、人道等类编；其中所附的易象类编和学诗多识两卷，有说无图；余125卷，都有图有说；说的部分取材广博，条理分明。一般学者认为它在材料考核方面和体例编排上超过了《三才图会》。在地理、人道两门类中，更有许多反映明代政治社会状况的资料，可以补充史志的无记载。此书在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列入“应毁书目”，因此，流传不广。
(6)清代的重要类书
类书发展到清代，编制愈加精湛。康熙、雍正两朝编纂的类书体例益精，种类很多，规模宏巨，卷帙浩繁。官修类书著名的有《渊鉴类涵》、《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古今图书集成》，还有《分类字锦》等。其他私人编的类书也很多，著名的如：陈元龙的《格致镜原》，100卷；和它体例近似的类书还有汪汲编的《事物原会》，40卷，以及魏嵩编的《壹是纪始》，22卷，补遗一卷。此外，还有《事类赋统编》，93卷，黄葆真增辑。此书是把宋人吴淑的《事类赋》、清人华希闵的《广事类赋》、王凤喈的《续广事类赋》、吴世旃的《广广事类赋》，以及张均的《事类赋补遗》汇集再加补充而成。此外，康熙时，潘永因编《宋稗类钞》八卷，从诗话、小说、笔记中选材编次宋代人物掌故，分为59门；清末徐珂编《清稗类钞》，由各笔记、野史、杂书内取材，汇集清代人物、故实，分为92类。两书都有丰富的材料，能为研究宋、清两代掌故、轶闻提供线索。另外，更有较大规模的，专门辑录妇女史料的类书《奁史》出现。总之，清代的类书，不论数量或质量在类书史上都有一定份量。原因主要是统治阶级出于笼络士大夫这个政治上的需要，即网罗人才，加强对他们的控制，所谓“迟其岁月，困其心志”，使之“具老死文字间”。当然，前面说过，唐宋初期的编纂类书，明成祖的敕修《永乐大典》，又何尝不是如此。
下面将清代最著名的类书和常用的类书讲一讲：
a 现存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下简称《集成》)一万卷，约计字数1.6亿；在份量上原仅次于《永乐大典》，但它至今完整无缺，因此，可以说它是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
它的内容包罗万象。全书分六汇编，首三编是按天、地、人排。一是历象汇编；二是方舆汇编；三是明伦汇编；四是博物汇编；五是理学汇编；六是经济汇编。六汇编下又分32典；典下共分6109部，确是规模宏大，囊括万有。一般常说《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渊鉴类涵》是大类书，其实总量多者也不过《集成》的1/10。
这部万卷巨制的编者究竟是谁？长期以来曾是一个谜。一般著录大都写蒋廷锡等奉敕撰，其实真正的编者却是康熙皇帝的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的门客陈梦雷。陈梦雷在诚亲王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下，于康熙四十年十月到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1—1706年)四月主持编成，初名《古今图书汇编》。先录目录、凡例为一册，由诚亲王代呈皇帝，康熙帝钦定改名《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在初稿基础上自行修订；在修订过程中，雍正即位，陈梦雷被发遣远边，于是就改成蒋廷锡等奉敕撰了。这里就不能不谈谈陈梦雷的一生坎坷，二次冤狱，两番流徙。
陈梦雷，福州侯官人，官翰林院编修。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他回闽省亲，适逢三藩之乱⑤起，耿精忠起兵响应吴三桂，威胁闽中诸名士，其中也有陈梦雷父子，胁受伪官。其实陈梦雷没有接受，且和同窗好友李光地共商灭敌之计。但当时有陈昉者做了伪官，京师误传为梦雷。三藩之乱平，陈梦雷被捕论斩，而李光地又不肯为他辩护。幸圣祖特准减死，流放到奉天尚阳堡(今沈阳)16年。直到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圣祖玄烨东巡，他才有机会面诉冤枉，召回京师。次年奉旨入懋勤殿，侍奉皇三子诚亲王胤祉读书。这个时期，他出入宫闱，颇受知遇。他为感恩戴德，独力编了《集成》。这在他的著作《松鹤山房文集》(康熙曾御赐他一副对联：“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著作因此得名)卷二里，有一篇《进汇编启》，详细叙述了编撰经过。但好景不长，到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驾崩于畅春园，世宗胤禛即位，不久就将陈梦雷再度流放远边。其实这和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有关。康熙中世以后，皇太子再立再废，诸皇子各树党羽，谋夺嗣位，斗争甚为激烈。雍正夺得皇位后，为翦除异己，先后把诸皇子置于死地。陈梦雷是皇三子的门客，被当作要员，当然不能放过，因而不惜“欲加之罪”老账新算，借口归案，被再度流放到东北。这时陈梦雷已是72岁的白发老翁，远戍边外，单车就道，绝塞荒山，自然没有生还的希望。而《集成》这部巨著的真正编者陈梦雷的名字也就被削得一干二净，埋没了200余年。
尽管陈梦雷经历了悲惨的一生，但其辛勤编纂的《集成》却留在人间，为后世所利用。18世纪初期，中国印刷术大大发展提高，皇宫的武英殿开办了一个印书工场，这个工场用铜活字版印了一部大类书，就是《集成》；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到六年印成。这第一次共印64部和样本一部；正文一万卷，目录40卷，分订5020册，装523函。因印数少，当时就属珍籍，在内府分藏文渊阁、乾清宫、皇极殿等处。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分建七阁，每一阁也放《集成》一部。另外还分赐大臣，乾隆时四库馆的总裁、副总裁都有一部。修《四库全书》时，各地进呈图书多至五、六、七百种者，赐《集成》一部。国外收藏这一版的有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是完整的一部，已改订成745本洋装巨册。法国、德国也有这一版的残本。因印数少，当时国内的读书人是难得一见的。后来又有第二次的铅印扁字体，西方人称“美查版”(公元1888年)，印1500部，每部1620册，加目录1628册。这版错落很多。第三次是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印成一百部。但留存在上海栈房的因遭火灾，传本很少。第四次是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据铜活字原印本用橡皮版缩小影印。这部铜活字本购自康有为的旧藏；缩印成800册，包括目录六册，正文794册，后附《考证》八册，共808册；常用的就是这个本子。1985年中华书局与巴蜀书社据1934年版联合影印出版《集成》，并将800册线装本改为16开精装本，并编《简明索引》一册，自1985年起陆续出书。
《集成》一书，部头很大，所收资料浩瀚，但条理清楚，繁而不乱。全书六汇编中，以明伦汇编为最大，占全书1/4以上，方舆汇编次之，经济汇编又次之，历象汇编最小。32典中，职方典最大，约占全书1/6弱，乾象典最小，仅占全书1%。在6109部中，最大的是医部，占全书1/20以上，最小的部在边裔典内，只有12行。每部分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其中汇考是主体，总论、列传次之。编纂者认为有些荒唐难信的纪事，录之似乎无稽，不录又怕遗漏的，则入于外编。根据具体资料，繁简不同，一般汇考不再细分，但资料多者又分门。如职方典，各省、府部下的汇考，又分建置沿革考、疆域考等。
综观此书，规模宏大，内容赅博，“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插图精美，图文并茂，而且分类细密，其层层展开的三级类目(甚至到四级)结构、编排，系统性强。由于它是类编群书，具有将同一内容按不同主题分别归入不同部类的特点，实质上等于编制了各种类型的索引。例如，要查李广射虎石这一典故，《集成》里就提供了五种检索途径：①因为李广是西汉名将，所以，可从官常典·将帅部去查；②因姓李，可由氏族典·李姓部去查；以此类推，可从：③禽虫典·虎部；④戎政典·射部；⑤学行典·勇力部，都能查到这一故事的来龙去脉。由于《集成》大量辑录了历代正史、方志、野史、笔记等各种类型的文献资料，而又按类按主题汇编起来，所以它又具有“二十一史主题索引”，“方志主题索引”，“野史笔记主题索引”等各种主题索引的作用。如想知道方志和正史中有无连体婴儿的记载，可查庶征典·人异部，就可知道明万历三十八年夏天，山西某地有连体婴儿的记载(《山西通志》)。还可查到《隋书·五行志》、《唐书·高宗本纪》等正史中的有关材料，并可知道，早在1300多年前我国就进行过连体婴儿分离手术的记载。这一切都说明《集成》在编制技术上，当时已达到高度水平。
由于《集成》的内容贯穿古今，包罗万象，编制体例细密，而且图文并茂，功能多样，查检较便，编辑时间又距今最近，所以，自问世以来，很为中外学者所珍视。在第二、第四种印本未出世之前，因为传本太少，在“宇内读书人求一见而不可得”的情况下，不少学者不辞辛劳远道求访、借阅，借到后，一天读几十册，即或夏日炎炎，汗流如雨，夜晚在昏暗的烛光下，即使在蚊虫“围攻”的漏尽更深，也不肯停下。读书人勤奋、感人的记载不少，而且这也证明此书的文献价值。据记载，乾隆年间有人提出120条问题，请教于诗人袁枚(公元1716—1797年)，其中多为僻典，袁枚不能答。招词林诸子查《集成》，答出百条。有孔某曾读《集成》七遍，120条问题都可答出。《集成》和其他类书一样，自问世以来直到现在，在查考史实，提供参考材料，查找文章典故，辑佚工作中都发挥着作用。如果要查我国工程技术史料，历代都有哪些能工巧匠？那就看考工典，其中有“工巧部名流列传”。它从各种史志笔记中辑录了历代的能工巧匠，例如鲁班等人的事迹和他们的创造发明。读者如对生活常识感兴趣，可看食货典饮食等部，其中介绍各种食经、菜谱及烹调知识。仅粥部就介绍了绿豆粥、羊肉粥、茯苓粥等几十种粥的配料、制作方法及主治功能，至今仍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在国外，《集成》早享盛誉。外人称它为《康熙百科全书》或《中国百科全书》。为它编目录、索引或写文章介绍，或列为重要参考书。例如，英国威·弗·迈耶斯1878年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中国皇家藏书书目》一文，其中介绍《永乐大典》、《渊鉴类涵》、《佩文韵府》和《集成》。英国人翟理斯曾把《集成》和第11版《英国百科全书》比较，认为《集成》大于最巨的《英国百科全书》三、四倍；而《英国百科全书》第11版是被人称道的。翟理斯还为《集成》编了索引，名《中国百科全书字顺索引》，1911年由不列颠博物馆出版。日本一些学者也编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分类目录》(1912年)、《古今图书集成引用书目录稿》(1872年)。国外学者把《集成》引为重要参考书的不少，英国知名学者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参考文献简述里说：“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百科全书是《图书集成》。”(他藏有的《集成》是1888年的第二种印本，是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竺可桢请朋友代他搜购的)。他说：“这是一件无上珍贵的礼物”，“许多西方学者都非常信赖这部百科全书”。确实，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各卷里都把《集成》作为重要参考书，运用了其中丰富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