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部书毕竟是18世纪初期的一部类书，它的编制水平虽已达到当时的顶峰，但和其他类书一样，总是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本身难免存在缺点，封建正统观念和阶级偏见贯串全书，一些陈腐的、迷信的内容充斥其中。既是类书，需按类去查找资料，但当时的分类和现在的分类不同，今天看来颇有失当之处，也增加一定困难。例如，火与烟并非天象，而列入《乾象典》；笔、墨、纸、砚等是文房用品，却被列入《理学汇编·字学典》；农、商、渔、樵、牧、猎、医，甚至乞丐、刺客、娼妓等竟同属《博物汇编·艺术典》；三国蜀昭烈帝刘备，后主刘禅列入帝纪部后汉，而不另列蜀汉等等。这对查找很不方便。另外，这部鸿篇巨著，虽说包罗万象，实际失收却也不少，除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而显然是有意摒弃不收者外，还有其他如：《草木典》杏部选句中，许多为人熟知的著名诗句，如唐朝韦庄的“春日游，杏花吹满头”，杜牧的“牧童遥指杏花村”；宋朝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叶绍翁的“一枝红杏出墙来”，陈与义的“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陆游的“深巷明朝卖杏花”；明朝唐寅的“红杏梢头挂酒旗”等等，都没有收录。而且引录文献时讹误缺脱、随意删节，引文出处著录欠详、或著录错误都时有发现。和参阅其他类书一样，使用时最好能核对原始资料。
但瑕不掩瑜，《集成》仍不失为我国古代工具书中的一颗明珠。
b 按韵编的一部类书——《佩文韵府》 此书是一部官修的、规模较大的、汇编辞藻典故的类书，为供旧时文人吟诗作赋时采摘辞藻、对偶，寻求典故、轶闻，以便押韵对句而用的。张玉书等70多人奉康熙皇帝之命而编。从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开始，在以元代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和明代凌稚隆的《五车韵瑞》为底本的基础上，大加增补，到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成书。康熙很重视这部书，“亲加考订”，时时面授意见。因北京海淀畅春园内康熙有一个书房，名“佩文斋”，于是命名《佩文韵府》。
此书正集444卷，收单字1.9万多个，引录的词章、典故达140万条之多。以单字统词语，单字按照平水韵的106韵排列，按词条末字入韵。每个单字下加注反切和解释，下列尾字和这个单字相同的词语，按二字、三字、四字顺序排列。如“红”字，下列“阵红”、“题红”、“长红”
………“映山红”、“二丈红”
………“玉白花红”等词语。字数相同的，则按这个字出自经、史、子、集、不同典籍的来源为顺序。词语之下，列举古书里用过的诗文典故例句。另外还排录对语(对仗的词语)，如：“嫩绿”、对“嫣红”；“熊肪白”对“鹤顶红”。还有摘句，如“花蕊飏春红”，即押红字韵的词句。所收词语典故，凡是《韵府群玉》、《五车韵瑞》所已采用的，叫做辞藻，列在前边，两书未收的，标一个“增”字，排在后面。
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又命张廷玉等拾遗补阙续编《韵府拾遗》，至五十九年成书，共120卷，是补《佩文韵府》的遗漏，体例与《佩文韵府》同，分为“补藻”和“补注”两栏。
读古典文学作品，往往有两方面困难：一是不了解词汇的意义和用法；二是不熟悉典故。而古典文学作品中，典故和词汇又常常密不可分；典故本身就是词汇，词汇也会包括典故。如“推敲”是个词，但也是典故。据说：唐代诗人贾岛家境贫寒，一度为僧。他初次赴京赶考，一天在驴背上吟得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反复琢磨用“推”字好还是用“敲”字好，不禁伸手作推、敲的动作。他不知不觉冲撞了京兆尹韩愈的车骑队伍，被人带到韩愈面前；贾岛讲“推”、“敲”两字未定，不知回避。韩愈沉吟很久，对贾岛说：“敲字佳。”并让贾岛和他一起回去，共论诗道，与贾岛成为布衣之交。这一故事表明古人遣词造句用心良苦，也即“推敲”用典之来源。后来因此把斟酌字句、反复考虑称为“推敲”。读古典文学作品，只有查明诗文典故的出处时，才能理解其意义。所以，就在现今，《佩文韵府》仍然是一部常用的工具书。例如，我们读文天祥的《念奴娇·驿中别友人》那首词，其中有“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此句中有二典，一为“铜雀春情”，是运用唐杜牧的《赤壁诗》中“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里借此典故暗指南宋皇后、妃子被元兵俘虏送去北方的事。二为“金人秋泪”，可查《佩文韵府》卷十一真字韵，人字条下，有“铜人”，此目下可查到《魏略》：“明帝徙长安……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又唐代诗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说：“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率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shan山〕然泪下”。才知“金人秋泪”是用汉朝灭亡之后，魏明帝拆迁汉代铜人的典故，借指宋朝文物被元人掠夺的可悲故事。这样就能了解文天祥填这首词时的心境，便容易懂得词意了。
由于《佩文韵府》是按词条末字入韵，不懂声韵的人很难利用，幸而商务印书馆编的索引能帮助解决这个困难。索引是按《佩文韵府》原词首字编排，不懂声韵的人，可先按四角号码查，假如你四角号码也不熟悉，那么可先查笔画索引查出四角号码，然后从四角号码索引查得词条所在页码。例如：有一文件，内引两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谁的诗呢？不妨查《佩文韵府》，“沉”字的四角号码为37117，从四角号码索引看到沉字下列许多词条，看到有“沉舟侧”，据所注页码看正文，即可知道这是唐代刘禹锡的诗。据此还可进一步了解这首诗是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席上酬答白居易的赠诗而写的。白居易赠诗中为刘禹锡被贬23年鸣不平，刘禹锡的回诗也感叹自己遭遇不幸被贬23年，埋没一世，今已如“沉舟”、“病树”。但沉舟前又是千帆过往，枯树前仍是万木欣欣向荣。这两句诗被人认为是包含着一种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用来说明：没落的事物，就由它没落，新生的事物，依然会按着自己的规律发展下去。所以，也常为写文章所引用。
《佩文韵府》先后印过五种版本，常用的是1937年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共七大册，末册是四角号码索引和单字笔画索引，是把《佩文韵府》和《韵府拾遗》合编在一起的，使用很方便。1983年上海古籍书店根据《万有文库》本影印，改为精装四大册。
但这部书根据的资料大都是从其他类书辗转抄袭的，错误不少。有时标明出处不可靠，如“寻问”一词，见《北史·儒林·孙灵晖传》，而《佩文韵府》误作《北齐书·儒林·孙灵晖传》。《北齐书》里也有此篇，但文字不同，并未有“寻问”一词。另外，我们在使用中发现《佩文韵府》引用资料标明出自《唐书》的，往往是《新唐书》而不是《旧唐书》；标明出自《齐书》的，往往是《南齐书》而不是《北齐书》。某些词书，如台湾的《中文大辞典》，日本的《大汉和词典》中有些词条，由于照抄《佩文韵府》等类书的材料，不加核对，就以讹传讹了。这是应该引为鉴戒的。另外《佩文韵府》注明出处，只有书名，一般没有注明篇名，是大缺点。
c 《骈字类编》——《佩文韵府》的姐妹篇 《骈字类编》是清圣祖敕撰的官书，张廷玉等编，240卷；自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开始编，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成书。它与《佩文韵府》不同的是：所收都是“骈字”，即双音词，或双音词组，是两个字组成的实意复词。把首字相同的词语排在一起，就是齐首字，而不是齐尾字。书中分列天地、时令、山水、居处、珍宝、数目、方隅、采色、器物、草木、鸟兽、虫鱼、人事等13个门类；门类下又细分小类，以类聚词，所以叫“类编”。小类即“子目”，“子目”即标首字，计1604字。如“天地门”有天、日、月、星、雨、露、雷、电、霜、雪等58字，亦即58个子目。由标首字带出该字头的复词或词组，如“天”字带出的复词有天日、天月、天地、天风、天云等近千条。各标首字所带复词多寡不一，如“天”字带出的复词有5卷之多，而“地”中的“坻”、“坳”等字仅只五条，这反映汉字的构词能力与繁衍的实际。
它与《佩文韵府》一样，都是把含有某个典故的记载或诗文一一加以罗列。优点是比《佩文韵府》简明，而且不仅注有书名，大部分还注明了篇名，可与《佩文韵府》互为补充。《佩文韵府》的查法是按韵部查词尾；《骈字类编》是按类查词头；两书相辅相成，所以称它们为姐妹篇。这两部书都是查诗文典故和词汇的常用类书。《骈字类编》的缺点是体例所限，收词有限。因此，它的流通不如《佩文韵府》广泛。不过，有时它比《佩文韵府》有用。比如，查“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诗句的出处时，《佩文韵府》中的“山雨”条只录有许浑诗“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句，不引全诗，也不注明诗题。要知道诗题，可以查《骈字类编》“山水门”、“山雨”条，记载：“许浑咸阳城东楼诗‘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根据这一线索，我们可在《全唐诗》中查到许浑这首诗的全部诗句。所以说，《骈字类编》和《佩文韵府》可以互为经纬，相辅而用。
《骈字类编》最早的版本是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内府刊本；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上海同文书局出有石印本，计48册；1984年北京中国书店据同文书局石印本影印，合为12分册，是现在通用的本子。1988年，中国书店又出版了《骈字类编索引》，使用较方便。
d 《渊鉴类涵》 《渊鉴类涵》，450卷，是张英、王士祯等奉皇帝之命编撰，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成书。
这部书是以明代俞安期的《唐类涵》作为底本扩编的。《唐类涵》原是采唐人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白帖》、《岁华纪丽》等及《通典》中的材料，删除重复编成的。《渊鉴类涵》则博采广收，又补充了自唐以后到嘉靖年间的《太平御览》、《玉海》、《山堂考索》、《天中记》等17种类书的内容，并且采录了二十一史和子集、杂纂、稗编材料汇编而成。全书分为：天、岁时、地、帝王、后妃、储宫、帝戚、设官、封爵、政术、礼仪、乐、文学、武功、边塞、人、释教、道、灵异、方术、巧艺、京邑、州郡、居处、产业、火、珍宝、布帛、仪饰、服饰、器物、舟、车、食物、五谷、药、菜蔬、果、花、草、木、鸟、兽、鳞介、虫豸等45部(俞书为43部)。部下再分小类，共2536个小类。每类的内容都各分五项，全是以释名、总论、沿革为第一，典故为第二，对偶为第三，摘句为第四，诗文为第五。凡是《唐类涵》中原有的引证，都标明一个“原”字，续增的部分则标明一个“增”字，以示区别。
《渊鉴类涵》也是一部综合性类书。它的卷数虽不到《太平御览》的一半，但篇幅实际比《太平御览》还多一倍，内容相当充实，查阅唐宋以至明嘉靖时的典故、辞藻，很可以利用这部书。
《渊鉴类涵》有七种版本，目前常用的是1985年北京中国书店据1887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影印的本子，18册。
清代官修类书中，还有一种是专门采集子书和史书中的材料，提供给一般文人查找词章和典故的，书名叫《子史精华》，160卷，分30类，子目280，是康熙时编撰，雍正时成书的。因为我国史书繁多，子书更杂，从中查找词语典故不容易，利用这部书即可大为方便。此外，还有何焯等奉敕撰的《分类字锦》，64卷，辑录经、史、子、集及其他各书中的字词，分为40门，618类；这都是供采取典故、诗文、辞藻用的类书。
e 《格致镜原》 《格致镜原》，100卷，陈元龙编，与前面介绍过的宋高承的《事物纪原》体例相近，也是记载事物起源的。所谓“格致”，是取《礼记·大学》“格物致知”之义，就是穷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的意思。“镜原”是探索事物本源的意思。全书分为：乾象、坤舆、身体、冠服、宫室、朝制、珍宝、燕赏器物、耕织器物、玩戏器物、居处器物、香奁器物等共30类；每类又分若干子目，如乾象类有天、日、月、星、风、雷、云、雨等14目，各类共有886目。一般首先是总论，然后引古书，讲该字的字义和该物来源，下面列出有关材料。这部书着重考证饮食、布帛、文具、武备、日常器物以及花、木、鸟、兽、昆虫、水族等等。这些记载事物的资料，大多录自原书，而且多据善本，所采经、史、杂记、野乘，都一一注明出处。内容丰富，体例完备，为研究古代文化史、科技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这部书在清代影响很大，据说当时几乎家家必备。
清代与此类似的类书还有《事物原会》、《壹是纪始》。后者考证“书院始于唐”、“国子监始于隋”等等，引证都根据文献记载。这些都是把散见于各种古籍中的事物起源资料分门别类集中起来，供探求事物本源始末性质的类书。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f 专辑女性史料的类书——《奁史》 《奁史》是一部规模较大的女性专门类书。有关古代女性历史的记录，向来不具系统，这部大型的综合性类书，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辑录不少女性生活的记载，弥足珍贵。但女性专门类书的出现，更值得重视。
据查各种书目，专门与女性有关的类书有十几种，但《奁史》却未见著录。《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著录了，但入“小说类”，因而很少被人注意。其实，《奁史》正符合类书的标准，是“博采众籍，以类相从”；因而它应该列入传统的类书。
《奁史》，100卷，原题东吴王初桐于阳纂，卷首有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伊江阿序文。关于编者，诸种传记史册均无专传，据今人考定，原名王丕烈，嘉定人，字於阳(于阳)，别称、室名甚多，如赓仲、耿仲、无言、古香堂、杏花村、红豆痴侬、红犁翠竹山房等等。他做过几任知县。著作有《鲁齐韩诗谱》、《夏小正正讹》等多种，并修纂过《嘉定县志》。他有一侧室名李湘芝，亦有诗文名《柳絮集》，见于《清代闺阁诗人征略》等书。据《奁史》序文：“是编抄撮之初，半出其手”，则《奁史》一书是夫妇二人合作编成的。
不但如此，此书的编成，还赖有众多的学人参与阅订校刊工作。各卷阅订、校刊者共51人，包括清代当时著名的经学家、考据学家阮元、孙星衍、王昶，以及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的陆锡熊等在内的名儒硕学、名见经传的大学者。说明此书的编撰是颇得时人支持的。
据编者说，《奁史》分类是模仿《太平御览》和《玉海》而加以变通的。其实它是有特点的。全书共分36门，包括：夫妇、婚姻、统系、眷属、妾婢、倡妓、肢体、容貌、性情、蚕织、针线、井臼、文墨、干略、技艺、音乐、姓名、事为、诞育、术业、衣裳、冠带、袜履、钗钏、梳妆、脂粉、宫室、床笫、饮食、器用、绮罗、珠宝、兰麝、花木、禽虫、仙佛。各门又再分子目约153个。各门排列次序颇具层次；古人认为：人伦始于夫妇。“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⑥所以首列夫妇门，罗列有关夫、妻本分之言论，以及夫妇相从的各类形态，包括：相敬如宾、同甘共苦、反目离异、破镜重圆、夫妇合葬等等。夫妇之合，端赖婚姻，所以次立婚姻门，辑录嫁娶礼仪之外，又展列多类婚姻故事，如：皇族婚、同姓婚、世代婚、指腹婚、续弦、辞婚、冥婚等故事。夫妇、婚姻两门之下的四门是分述各阶层妇女：自后妃、公主、及诸宫廷内各种女官，中及祖母、外祖母、后母、乳母，再列孝女、贞女、姐妹、姑嫂等各种亲属关系及若干事迹，然后分述传统社会中地位低下的妾媵、奴婢及娼妓的命运遭际。文墨、干略、技艺、音乐四门，主要是记载古代妇女的文化成就。历代妇女在诗文、书画、音律、技艺，以至武艺方面，不乏有突出成就的人，所以，辑录了她们的事迹。其他各门也都是辑录与妇女有关的方方面面。综观《奁史》之分类，条目划分都较细致，能从更广阔的层面去反映传统社会各阶层妇女的生活内容，甚至其容貌举止、性情爱好，以及服装、饰物、鞋袜、所佩香囊用料等等都在辑录之中。编这样一部向来不受重视的妇女史料的类书，是不容易的。中国古代典籍，浩瀚如海，其中涉及妇女者不过十分之二、三而已。该书广为搜罗，正史、别史、杂史、经义、类书、说部、书目、书画、诗话、文集、选录、杂著都在选录之列，而诸书有可引者少，无可引者多，因而《奁史》征引书籍约3900种，而所检阅普查之书却不下万种，其工程浩繁可知。
由于《奁史》是一部有关妇女的专门类书，因此，更集中地保存了妇女的历史，史料更广泛，把反映古代各阶层妇女生活面貌的大部分文字材料集中起来，除供便利查找使用之外，更保存了若干已散佚的史籍中之妇女材料，尤为可贵。其全面性是它的内容包罗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全国各省以至邻国)、不同年龄的妇女的衣、食、住、行，以及文化生活，构成古代社会妇女生活全面的图像。做为一部以妇女历史为对象的专题类书《奁史》，其规模、深度、广度是值得一提的。对研究中国妇女史的人来说，是一部颇有使用价值的类书。
当然，该书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统系门”下，子目“宫人”部分，其中著录“红叶题诗”的有关故事，编者只征引《豫章诗话》陈述明嘉靖年间事，并附注“或云王庄妃事”。反而并未引录或附注唐、宋人的著作，如唐孟棨《本事诗·情感》、唐范摅《云溪友议》卷十、宋刘斧《青琐高议·流红记》、宋孙光宪《北梦琐言》等多种书中有关“红叶题诗”的类似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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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指骈体文用四言六言的句子对偶排比。
②话本：宋元间说话人演讲故事所用的底本。“话”是故事。流传下来的作品，一般可分为小说、讲史两大类。
③拟话本：模拟话本形式而作的小说。今指明清文人模拟宋元话本而写的白话短篇。
④博学宏词科：封建王朝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为制科的一种，始于宋高宗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
⑤指清初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藩叛乱。
⑥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九，《说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