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当代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坚持不懈地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职工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道德素 质，使之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发扬无私的奉献精神。如果忘记这些，便是丢掉了激励人心的威力最强大的法宝。 缺乏动力或不恰当运用激励手段的结果，会造成行为挫折，使人丧失工作和前进的动力，产生消沉和消极情绪。
所谓消沉，是丧失希望和信心后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信仰、目标、荣誉、归属、利益等，可望而不可即，就会使人希望破灭，由此而出现的，必然是安于命运，浑浑噩噩，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所谓消极，是不满和烦闷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其结果是起反面作用和不求进取。目标、荣誉等该得的得不到，不该得者唾手而得，就必然使人产生消极抵触情绪。信仰、道德是产生于客观现实的。如果一些企业领导，口头上高喊为“主义”而献身，为四化建设做贡献，为企业兴旺而奋斗，实际上却以权谋私，大搞官僚主义，就必然使广大职工产生“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看破红尘，精神不振，丧失工作和前进的动力，甚至扼腕叹息，产生消极抵触情绪。
消极和消沉，是搞好企业管理的反动力和破坏力。有效地防止消极、消沉，正面运用各种激励手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要求现代管理者在履行管理职能时起码做到两点：一要以身作则，号召下属做到的自己首先要身体力行；二要一视同仁，公正地给每个职工提供报偿和机会。
5、“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
——谈人才流动
《三国演义》第29回写道，孙权听到周瑜的推荐，非常敬慕鲁肃，命周瑜前往聘请，而鲁肃当时正打算到别处谋事。周瑜见状，引用了东汉初年马援对刘秀说过的一段话：“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以此来说明当时的社会风尚，极力称赞孙权的“礼贤下土”和“纳奇寻异”，劝说和打动鲁肃。鲁肃经过斟酌、选择，终于改变初衷，投奔了孙权。从此，他们君臣相济，鲁肃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雄才大略。
“君择臣，臣亦择君”，其中的“君择臣”在人们看来是天经地义，不足为奇的。而“臣亦择君”，却难能可贵。正是这个“臣亦择君”；造成了三国时代如现代所云的“人才流动”的生动局面。有人认为，三国时代和春秋战国时期同为中华民族古代历史上思想文化最灿烂的片断，而“人才流动”，既为这一段历史增辉添色，又是推动这一段历史的一个动因。
《三国演义》的作者，成功地描写和渲染了这段五彩纷呈的“人才流动”画面。
诸葛亮高卧隆中并非是执意要老死林泉。正所谓：“凤翱翔于千仞今，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他是在“以待天时”，选择明君。张松、法正、孟达背刘璋而事刘备；许攸、张郃、高览离袁绍而投曹操；赵云弃公孙瓒而追随刘备；徐庶别荆州而入新野；关羽虽被迫暂时降曹，却能“约法三章”，终 于出了许昌，辗转千里，重新回到刘备身边。其他如甘宁归吴，王平投蜀等等，不论是静中等待，还是动中选择，抑或是被迫“跳槽”，均足以说明，三国时期的人才总还享有令人欣羡的很大程度上的流动的自由。
人才流动是从战略全局上充分利用人才，从战略未来上更好培养人才的重要措施，具有巨大的心理功能和社会效应。
人才流动可以充分发挥人才的价值。此处不用我，自有用我处；此处不重用，展翅觅高枝；此处遭猜忌、别找好环境。这样就可以使人才找到合适的单位和工作，既能够发挥其专长，又能够造成催人奋进的激励环境。孙权不用庞统，庞统可以投奔刘备，终于当了刘备的副军师，虽然时间短促，但也显露了他非凡的才能。如果当时刘备不改变耒阳县令的任命，觉得不称其志的庞统，还可能再来一次流动。徐庶也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他弃刘表而投刘备，实指望“共图王霸之业”，可惜不久被迫做了曹操的部下，从此郁郁寡欢，一言不发，一生再没有什么作为。导演这场悲剧的是曹操。曹操因为重视人才的价值，竟劫持徐庶的母亲作为人质，迫使徐庶来到许昌。对曹操来说，徐庶即使不为自己出力，也从此剪除了刘备的“羽翼”。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这样做无可非议。对徐庶来说，却是强扭的瓜不甜，“身在曹营心在汉”，终身不为曹操设一谋。更严重的是在赤壁之战中，徐庶本已识破庞统搞的“连环计”，也不向曹操道破。从人才使用的角度来考察，可以看到，不许流动，对人才本人、对用人者，确是纯害无益。
人才流动可以激励人们去追求高层次的精神目标。而追求高层次的精神目标，是人才的一个特征。流动可以为人才实现高层次精神目标创造机会和条件，从而使人超出物质需求的局限，致力于高层次精神目标的追求，促进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想当年，诸葛亮如果没有在静中等来了刘备，大概只能当一辈子“村夫”。尽管他素有凌云大志，但“村夫”毕竟还是“村夫”，总得计较春种秋收，吃饭穿衣。长此以往，他那出众不凡的志趣也终会被消磨殆尽的。
人才流动有利于形成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气。对一个管理者来说，人才流动是启示，也是压力。由于流动，可以充分发挥人才的效能，促成人才个人的实现，因而使管理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人才的重要价值。同时，由于担心本单位人才流失，管理者将更加注意爱才、选才、用才、护才。这必将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
人才流动有利于造成积极、健康的个性。人才流动可以解除一个人对上级的依附关系，鼓励人才解放思 想，独立思考，大胆表现，努力上进，不断创新。这样的环境就能塑造健康崭新的个性，有利于一代新人的成长。徐庶满腹经纶，在曹营却要缄口不语，这是多么残酷的压抑!
此外，人才流动也有利于调整某些人自我评价过高的个性，以适应现实的环境。
总而言之，人才流动是在超单位、超部门、超地区范围内解决人尽其才问题的战略性措施，是培养新型人才的长远大计，必须引起高层次的管理者高度重视。
1、曹操为什么不当皇帝?周瑜为什么要加害孔明？
——高层次的管理者要胸怀全局，目光远大
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客观上要求安定统一，人民群众也日夜盼望着出现安定统一的局面。但是，乘乱起兵的大多数领导者，只有军事家的头脑，而很少有政治家眼光。而曹操却独具慧眼，清楚地认识到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民心的向背，是决定胜负的首要因素。《三国演义》第14回记述，荀彧向曹操进策：“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曹操听后“大喜”，慨然接受荀彧的建议，“克日兴师”到洛阳为汉献帝“保驾”；接着，他又果断接受董昭的建议，把献帝迎接到自己的根据地许都。从此，汉献帝成了曹操讨伐异己、实现统一的政治工具。这就造成政治上的优势，使割据一方的军阀陷入了被讨伐的境地。《三国演义》第56回又记述，建安15年春，曹操大宴文武于铜雀台。这时，虽然赤壁兵败，但整个北方已经扫平。王郎、钟繇、王粲、陈琳等一班文官，在宴会上进献诗章，多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命”(即该当皇帝)。曹操逐一看了他们的诗章后，笑了笑，冷静地说了一段表白心迹的话。在这段话里，他一方面极力标榜自己毫无野心，只是顺应历史的潮流而起事，是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历史代表和中流砥柱，即所谓“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另一方面毫不含糊地表示，决不“慕虚名而处实祸”，放弃手中的兵权，回到所封的武平侯之国安享富贵。这些是多么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在曹操临死前几个月，孙权上书表示愿意归降，并劝曹操称帝。曹操并没有老而昏庸，却以清醒的政治头脑，一眼看穿这是孙权的阴谋，企图让自己激怒天下，陷于孤立，于是“观毕大笑”，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侍中陈群等进一步劝说：“殿下德功巍巍，生灵仰望。今孙权称臣归命，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应天顺人，早正大位。” 曹操表示，“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 意思是说，即使做皇帝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成熟，自己也不去做。要做，让自己的后辈去做好了。具有强烈正统观点的罗贯中，也不得不在曹操死时引用后人的诗歌称赞曹操：“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 “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78回)曹操能够剪灭群雄，成其霸业，是与他政治家的胸怀和战略家的眼光分不开的。
另一个值得斟酌的人物是周瑜。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被读《三国演义》者，把周瑜要杀孔明，归之于他的忌贤妒能，对他的这个性格特征无不齿冷，其实这种理解缺乏说服力。准确地讲，周瑜的苦心，正是他战略家眼光的反映。照书中描写，吴蜀之间跌宕起伏的矛盾，是围绕着荆州展开的。争夺荆州，是继赤壁大战后《三国演义》中又一场浓笔多姿的重戏。对于刘备，荆州是入川建立根据地和出川夺取天下的战略要冲。诸葛亮隆中决策明确指出先要占领荆州。而对东吴，荆州也是生死攸关之地，要抵御强魏的侵略，必须全据长江，尤其得先占长江上游的荆襄；刘备占了荆州，就等于给东吴的喉咙里塞上一根骨头。由于曹操南下，吴蜀荆州之争暂时得到缓和，北方的严重威胁一旦解除，这个斗争必然骤起。周瑜正是根据这个战略态势，才决定要杀掉孔明。果然在赤壁的战火刚刚熄灭，围绕着荆州的借、分、索、还、夺，孙、刘便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从三气周瑜，发展到拦江夺斗，单刀赴会，偷袭荆州。一系列冲突的最后高潮是两国倾全力而进行的彝陵之战。在这场争斗中，周瑜被诸葛亮活活气死。如果除掉孔明的计谋实现，周瑜哪能有这样的悲剧?情节的发展，完全印证了周瑜的远见。
其实，周瑜并不是对诸葛亮简单地一杀了之。他先是让诸葛瑾去游说拉拢，不料诸葛亮不为所动。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不为我用，则必除之，这是正确的决策。周瑜即使动了杀机，但大敌当前，为了暂时利用孔明，也不急切下手，而是选择了东风乍起、胜利在握的时刻，这进一步说明他的远见和理智。
曹操、周瑜的所作所为，对一个高层次的管理者来说很有启迪价值。
由于现代企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和对外的开放系统，作为一个出色的高层管理者，就要能多维思考， 立体构思，对问题的看法既有深度，也有广度，还有远度。因为，唯深度的思考才能了解根本，而不会执着于事物的枝节末端；唯广度的思考才能避免顾此失彼，各执一端；唯远度的思考，才能不盲目近视，斤斤计较。 体现管理者多维思考的问题很多。比如：
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
这是刘备败退江陵、携民过江时说的一句话，是深度思考和远度思考的结晶。它说明刘备和曹操一样很懂得“民本”、“民心”之道。这使我们联想到“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因素”这个杰出的命题，正是在继承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它不仅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今天；不仅适用于战争，也适用于经济建设和生产经营。
作为中国当代的一位企业家，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树立几个正确的观点。一是正确的要素观。企业的经营要素有许多种，其中人是最可宝贵的资源和财富；二是正确的主人观。企业的真正主人是广大职工群众，而不是管理企业的厂长和经理。三是正确的重心观。领导的工作千头万绪，最根本的是要做好人的工作，唤起职工群众高度的工作热情和奉献精神。衡量和检查厂长的工作，首先应该看看他是否树立了人是最宝贵资源的观念，看看他在考虑人的问题上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在唤起职工群众的献身精神上，做了哪些切切实实的工作，并取得了多少成效。那种见物不见人、管物不管人的企业领导，是缺乏战略头脑的领导，与成功企业家的标准是大相径庭的。
要以天下为重
“愿以天下为重”。这是赵云在劝说刘备不要伐吴时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既体现了深度、远度思考的价值取向，又体现了广度思考的社会责任感。曹操的不当皇帝和致力统一，正是这种思考的结果。一个战略型的管理人才，借鉴《三国演义》，就要在规划自己的战略目标时，自觉地把个人的事业、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社会的进步统一起来。
战略家的多维思考，来源于哲学素养。哲学是对人生经验的反思、凝练，是对个别、特殊的概括和抽象。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是管理科学最高层次的理论指导。掌握了正确的哲学观念，就具有从本质上，从长远，全面、系统地看问题的能力，胸怀全局，目光远大，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把握事物发展的大方向，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和优势。因此，高层次的管理者要养成哲学性思考的习惯。
2、“既得陇，复望蜀”
——高层次的管理者要有永不枯竭的进取精神决策者要有永不枯竭的进取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永远进击，才能临机决断，他所作出的决策也才富有价值。
进取精神首先表现为永不满足的事业心
有个成语叫“得陇望蜀”，源于东汉初年刘秀给大将军岑彭的一封信。其意是鼓励他乘胜前进。
《三国演义》曾反其意而用之，将其视为贬义。那是曹操刚刚平定汉中之后。当时司马懿建议：“刘备以诈力取刘璋，蜀人尚未归心。今主公已得汉中，益州震动。可速进兵攻之，势必瓦解。智者贵乘于时，时不可失也。”刘晔也支持司马懿的建议，认为：“若少迟缓，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张等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守关隘，不可犯矣。”曹操却感叹：“‘人老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从而拒绝了司马懿的建议。
曹操的意思是告诫别人切勿贪心不足，其实需要深刻反省的应该是他自己。蜀国的法正后来对此曾评论：“曹操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乃留夏侯渊、张郃二将屯守，而自引大军北还：此失计也。” 刘备、诸葛亮对这段议论也“皆深然之”。可见当时确是一次攻击西川的好机会。曹操由于一时的满 足现状和畏缩不前，留下了无穷的后患。如果曹操“既得陇，复望蜀”，则刚刚入川的刘备恐怕又会逃奔起来了。
《三国演义》还塑造一个不求进取的典型人物，那便是刘表。建安12年春，曹操正统兵北征乌桓，刘备建议他乘许昌空虚率荆襄之众袭之。这个好建议刘表毫不感兴趣；理由是：“吾坐居九州足矣，岂可别图?” 象这样胸无大志，无心进取，怎能临机决断，雷厉风行?虚有其名的刘表，坐吃山空，只能等待别人来收拾自己。
《三国演义》所提供的教训，启发现代的决策者：万万不可满足于一得之功。满足，智慧的泉水就要枯竭；满足，前进的动力就会丧失；满足，可以霎时熄灭事业的火焰；满足，可以一笔勾销成功和胜利。
进取精神，还体现在不折不挠的意志。由于决定胜负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许多因素不可预测和控制，因此战场上的失败在所难免。多算，可以多胜，但不能必胜、全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是规律。甚至屡战无功，这也并不足奇。有时失败正是胜利的转机，咬着牙坚持下去，胜利的曙光就会出现，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如果一蹶不振，事业便从此终止。所以贝多芬说：“卓越的人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挠。” 战场上的最后胜利者都有前仆后继，失败了再干的毅力。进取，必须面对失败；进取，必须战胜失败!
千百年来，人们为诸葛亮的忠贞而注情，为他的智慧而神往，也为他矢志不渝执着于统一大业而壮怀激烈。为了实现隆中决策制定的目标，他以九分之一的兵力，北伐强魏，大有“饮马河洛之志”。他六出六退，屡挫屡起，最后死在前线。这是多么坚韧不拔的毅力！姜维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北伐中原，颇称壮举。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都没取得根本性胜利，但这种波澜壮阔的进取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强烈的进取心也表现在紧迫感上
姜维首议北伐，尚书令费祎劝阻他“只宜待时，不宜轻动”。姜维回答：“不然。人生如白驹过隙，似此迁延岁月，何日恢复中原乎?”人生有限，时光流逝，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人生百年几今日，今 日不为真可惜!”古往今来的事业家，都很懂得时间的价值，争分夺秒，惜时如金。
3、“平生谨慎，必不弄险”对吗？
——高层次的管理者要有冒险精神
诸葛亮是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但如通常所说，他也并非完人。性格上的过于谨慎是他的一个弱点。他六出祁山而无大的建树，与此不无关系。
在他第一次进兵中原时，魏延曾经献策，愿领精兵五千，分道由子午谷进兵。这是一条捷径。如能得手，“不过十日，可到长安”。但诸葛亮认为，这一方案风险很大，不是“万全之计”，是过低估计了对手，“欺中原无好人物”(第92回)。于是谨慎行事，依法进兵，从陇右平坦大路逐步推进。不久，司马懿复出，街亭失守，败局已定，只得退兵。这次兴师，虽然擒了夏侯楙，败了曹真，但对魏国并无多大挫损。
根据某些军事家分析，从当时敌情、地形、路线等情况来看，魏延的建议颇有见地。如果诸葛亮采纳这条建议，很可能一举夺下长安，收复三秦。司马懿后来有段话对此作了证明。他说：“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第95回)诸葛亮弃捷径而兜大圈子，延缓了进攻时间，难以出敌不意，而且导致疲众劳师，结果等来了劲敌司马懿，苦心准备多年的进攻告吹于一旦。
诸葛亮的失当告诫了现代的决策者，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几个关系：
冒险和谨慎
冒险和谨慎似乎对立，其实作为成功的因素。它们又彼此统一。成功需要谨慎，但也需要冒险。谨慎固然可取，但要依时依地而行。在行动准备阶段，比如调查研究情况，制定初步方案，对比优选方案，要力求谨慎。但最后的决断和执行又要敢于冒险。因为决策者所面对的有一大批变化着的未知因素，同时主客观条件也只能是相对成熟而已。决策者不能无限期地等待。当成功的可能一旦闪现，就应该果断行动。谨慎不等于万无一失，不等于因常袭故，不等于保守等待。
官渡大战前夜，形势对曹操十分不利。袁绍消灭了困守在易京的公孙瓒，占有幽、冀、青、并四个州的广大地盘，军队达到几十万，成了北方势力最大的割据集团。正如《后汉书·袁绍传》记载：“合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被称为“一时之杰”。处于明显劣势的曹操，心有犹豫，难以决策，完全合情合理。听了郭嘉分析后，曹操下定决心，在袁绍十倍于己的兵力面前，毅然应战，终获胜利。这说明曹操善于处理谨慎和冒险的关系。
经营的决策与此一脉相通。一旦看准，就大胆行动，是许多成功企业家的经验之谈。
冒险和收益
冒险和出奇相联，出奇和胜利相生。战场上的危途险地，常常被人们看作与胜利绝缘，因而正是敌人将帅思惟判断的死角和不虞之地；进而也变成了敌人防御上的“空白点”。出奇意味着担风险，闯难关，但“幸运喜欢照顾勇敢的人”(达尔文语)，地狱的入口处正是通往天堂的大门。险中有夷，危中有利，越大的危险往往含有越大的胜利。倘要创立惊人的战绩，必须敢于冒险，邓艾偷渡阴平迅速逼降蜀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例。
冒险和勇气
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冒险就是勇于探索，勇于实践；从决策定计上看，冒险则是一种勇气、魄力。诸葛亮心理特征上的过于谨小慎微，源于思想上的压力。他蒙受刘备知遇和托孤之恩，执掌蜀国军政大权，年复一年惨淡经营，以冀完成统一大业。而对手又是强大的魏国。大概就是这种在严峻形势下的超常报效心和责任心，使得他在自己的事业面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怕有失，过于小心谨慎，他的事必亲躬与此也有关系。至于说他平生如此，也并不准确。在他事业的前半生，他先是孤身入吴，继而取西川、夺汉中都表现了大智大勇。他的过于小心，从时向上看是在刘备死后，从事业上说，表现在历次北伐之上。即使这时，他也还是有隙必乘，有利必取，进则使敌不敢战，退则使敌不敢追，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
现代的经营者，也常常失落在种种局限之中。面对着风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于冲刺。不管客观上的原因有多少，思想上的弱点是导致保守经营的根本原因。冒险难免遭受失败，冒险的成功率有多少谁也不能断定，但“你若失掉了勇敢，你就一切都失掉了！”(歌德语)心存杂念胆必怯。只有执着追求事业而又不过于计较成败得失，才能有敢于冒险的英雄主义精神。
冒险和科学
冒险需要勇气，但仅此还很不够。一个人既要敢于冒险。又要善于冒险。冒险不等于蛮干，冒险不等于否定科学。只有讲究科学，才可以提高冒险的成功率。魏延对第一次北伐路线的建议，正是建立在对当时各种因素比较切合实际的分析上。邓艾的奇袭，也是抓住了蜀国防守上的漏洞。
冒险不等于意气用事。刘备为了报自己兄弟的私仇，一定要出兵伐吴，进行了战略上的一次大冒险，结果惨败。在这里，是感情的潮水摧毁了他理智的思维。它提醒后人，决策者要首先战胜自己！在重大问题上，决不能凭自己一时的感情冲动而贸然行动。为了一时之气“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乃匹夫之勇。真正的大英雄， 应该是“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在企业之间激烈的竞争中，有时可能落后，有时甚至遭受失败。是为了争面子、睹意气而不顾一切去冒险? 还是冷静思考，找出原因，采取措施，超过和战胜对方? 明智的管理者，必然选择后者。须记住莎土比亚的一句话：“人的感情和炭相同，烧起来，得想办法叫它冷却。”
4、“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的再思考——高层次的管理者要有民主作风
“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从用人角度讲，表现孙氏家族信赖和善用人才；从素质上讲，表现了孙氏家族高度的民主作风。
高层次的管理者之所以要有民主作风，是因为他对全局和长远负有重大责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他才能充分发挥“外脑”或叫智囊人物(或机构)的作用，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所谓“外脑”，就是决策者本人之外的，协助决策者进行决策的个人或团体。他们通过主动建议或接受咨询，将其知识、智慧和经验应用于决策过程之中，用输出智力成果的形式为决策者提供服务，帮助决策者做好决策工作。
决策者利用“外脑”，就等于延伸了自己的神经，扩大了自己的头脑。这样，第一，可以拓宽专业领域和知识范围。决策的对象不论是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大多需要广博的知识。作为个人，竭尽毕生精力，也不能成为真正的“通才”，严格地讲，只能成为相对广博的“偏才”。而许多人的综合，却能够弥补个人知识的不足，为正确进行决策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二，有利于掌握和加工信息。决策需要掌 握大量信息。如果这些信息都靠决策者自己去搜集、整理，贮存，记忆、处理，无论怎样精力充沛和博闻强记的人，都是不能胜任的。这就要求一个决策者善于利用“外脑”扩大自己对信息的贮存量，并通过“外脑”对信息进行初步加工，自己最后再做出决断。第三，作为“外脑”，大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利用“外脑”，可以大大弥补个人能力的不足，堵塞思维的漏洞。决策需要考虑诸多方面，需要处理诸多联系，需要安排好各个环节。“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贯正确的领导者是不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外脑”可以补漏，可以矫枉，可以纠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用“外脑”特别要注意听取和运用他们的反面意见，是十分重要的。有句格言说得好：“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层，只看他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民主作风，是一个高层次管理者真假聪明的试金石。我国古代有所谓“文死谏；武死战”之说，正是把敢于直言君主的错误作为智囊人物的职业道德。同时，我国古代还有“从谏如顺流”的说法，把纳谏作为衡量君主是否贤明的重要标准，要求一个决策者有闻过则喜，闻争则喜，从善如流的好品质。
利用“外脑”帮助决策，古今中外同此一理。横看魏、蜀、吴，都罗致和集中了大批智囊人物：魏国先后有郭嘉、荀彧、荀攸、程昱、刘晔、贾诩，司马懿等。蜀国先后有诸葛亮、庞统、马良、蒋琬、姜维、董允、费祎等，吴国先后有周瑜、鲁肃、张昭、顾雍、吕蒙、陆逊等。综读《三国演义》，利用“外脑”，做出高质量的决策而取得胜利的，俯拾皆是；不纳良言，压制和迫害智囊人物从而导致决策错误，遭致失效的，不胜枚举。东吴的孙策临死之前嘱咐：“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刘备得诸葛亮，自比“犹鱼之得水”，提出“智赖孔明”，言必听，计必从。可见他们对“外脑”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
5、“三杀”、“三气”之类的启示
——高层次的管理者必须具备创新能力
一部《三国演义》，描写了无数次大小事件和大小战争，计谋各有千秋，取胜彼此不同，摇曳多姿，不落窠臼。比如在赤壁大战中周瑜对诸葛亮有“三杀”，在荆州的争夺中诸葛亮对周瑜有“三气”，以及后来诸葛亮的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六次撤退，姜维的九伐中原等，写得各有特色，毫不雷同，充分反映了决策制胜必须有创新能力。
诸葛亮其人尽管后期决策定计过于谨慎，但总的来说并不循规蹈矩，因常袭故。书中描写，他在茅庐之中，便经常笑谈风月，抱膝长吟，自比管仲、乐毅，那姿态，那言谈，真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即使现代的中国国民，又有多少敢如此“狂妄”?！他不拘于儒学经典，鄙睨那经学博士，痛斥小人之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是标新立异，离经叛道，他决策和导演的“草船借箭”、“空城计”、“死诸葛能走生仲达”(即司马懿)等等妙戏，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千古绝作，是在特定环境中匠心独运的艺术创造!
我们赞赏和推祟诸葛亮等人的创造能力，因为这种能力是一个高层次管理者必需具备的重要能力。
创新是大树之秧，创新是鲜花之蕾
生物就是在新陈代谢中成长，企业只能在除旧创新中前进。创新才能领先，创新才能取胜，创新才能大步发展。对一个企业来说，产品需要不断更新，技术需要不断更新，管理方法要新，职工的知识要新，经营思想、经营领域、经营方法都不能囿于旧习。管理的决策正是为了达到这些新的目标。它是在特定环境中通过对未来的预测做出来的，它要解决的是将要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它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未来性。它虽有共同的规律可循，但总是面对特殊，面对未来，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抄袭照搬。在这里，普遍适用的方案是不存在的，固定不变的方案是解决不了具体问题的。因此，决策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这就要求，决策者要有解决新问题、拿出新办法的使命感，敢于冒险和勇于进取的精神，创造和开拓的强烈意识，冲破旧框框、走出新路子的勇气。
作为一个管理者，要创新，要改革，就得不唯上，不唯书，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在别人不敢走的路上走出一条路来。
不唯上
诸葛亮臣服了西南后方的孟获等部落后，准备北上进取中原，但鉴于镇守雍、凉二州的司马懿深有谋略，成为难以对付的劲敌，便派人到魏城洛阳等地散布流言，声言司马懿欲反，魏主曹睿果然中了“反间”计，起了疑心，司马懿被收回兵权，削职为民，闲居宛城。于是诸葛亮率三十万大军，兵出祁山，一路上屡获胜利，夏侯楙、曹真先后被他击败，蜀军直指长安。曹睿不得不一面派人星夜到宛城召回司马懿，一面“御驾亲征”。这时，镇守魏国西南金城等地的原蜀将孟达和诸葛亮暗中取得了联系，准备乘曹睿不在洛阳之际起事，攻下洛阳。这个消息恰巧被司马懿获知。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鉴于往日魏主对父亲的猜忌，主张先写表章到长安奏明魏主，请到圣旨后再采取行动。司马懿认为：“孟达一举，两京休矣”，形势十分危急，时间刻不容缓，“若等圣旨，往复一月之间，事无及矣，正中诸葛亮之计”。于是不避嫌疑，果断决策，星夜起兵，并且要求部队“一日要行二日路”。正当孟达庆幸“吾大事成矣”之际，司马父子的大军如自天而降，孟达措手不及，城破被杀。
不待圣旨而先动，这在《三国演义》中是破天荒的事情，可以说是司马氏的一大创举。它说明，一个优秀的决策者，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得失进退，一味消极地迎合和等待上司。上司的意见，往往只能规定一个大的方向，还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创造性贯彻落实。在有的时候，上司的意见可能不对，决策者只能把它作为信息的一种，必须经过自己的处理、筛选、加工。可见，懒于思考、奴性十足就难以创新。
不唯书
书本是前人和别人经验的总结。读书是为了增加知识和见识，提高分析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不是为了作茧自缚。因此，决策者必须根据实践对书本知识进行修正、补充、发展和创新，而不是机械地照抄照搬。“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遇事念“本本”，决策看“条条”，活人做死人的奴隶，是不合格的决策者。
《三国演义》中塑造了一个遗笑千古的反面教员，那便是马谡。马谡自告奋勇守街亭，而且立下了军令状，以全家性命担保。临行之前，诸葛亮叮嘱再三，并制定了“下寨必当要道之处，使贼兵急切不能偷过”的正确决策，但自以为“素读兵书”的马谡，却教条主义地照搬。“凭高视下，势如劈竹”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书本知识，忽视了双方力量的对比，不顾地形水源等重要而具体的因素，违背诸葛亮的正确意见，拒绝王平的苦苦相劝，采取了在道旁孤山上立寨的错误主张，结果丢失了街亭这一咽喉要道，不仅葬送了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一路战果，而且断绝了30万蜀军的退路，如果没有诸葛亮随机应变，意气自若，巧施“空城计”，诸葛亮及其诸将，庶几成了司马懿的俘虏。
要自信
美围有个心理学家认为：“你想成为怎样的人，你就能成为怎样的人；你认为你能做什么事，你就能做。”此话虽然有些失之偏颇，但他强调积极的自我塑造，颇有见地。开启创新能力的第一步，是对于自己的创造能力充满信心。
要变革思维方式
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孤立的、线型的、一维的。它可能实现思维的小的延伸，但不能实现思维的突破。创新是一种突破。创新需要跳跃式思维的能力，它包括诸葛亮预设“锦囊妙计”式的纵向超前思维能力，诸葛亮集百家之长而又迈越百家的横向综合思维能力，还包括三维的、立体式的思维能力。
跳跃式思维是思维的突破和飞跃，表现为思维进程的超阶段，思维方式的多维和多层次，思维结果的新奇和水平。它象诗人的灵感一样，有时突然而至，有时戏剧性诞生，有时出现在朦胧的半睡眠状态，有时产生于从事其他活动期间，霎时把苦思冥想的诗人，带入一个豁然开朗的崭新境地。记得有个智力游戏，要求三刀把一块蛋糕切成八块。如果只在二维空间上横切竖切，充其量只能得到六块而已。这里需要的是三维思 考。只要从蛋糕的半截处拦腰一刀，问题便迎刃而解。许多棘手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这种思维能力，比如赵云使的“空营计”，诸葛亮用的“空城计”，无不是这种思维的结果。
发挥潜意识的作用
潜意识是一种本能冲动，是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是人的动机、意图的源泉。意识有时会限制人的想象，压抑本能的冲动。而潜意识却暗中支配意识，从而可以加快达到预期的目标。
当你对某一问题迟迟思索不出答案时，不妨暂时转移一下思考的焦点。你可以去散散步，聊聊天，听听音乐，经过一段时间的精神松弛，疲劳可以解除，新的思想萌芽便会重新油然而生。庞统扶醉坐公堂，“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内听词，曲直分明，并无分毫差错”，不到半天，审断了百天案卷，李白酒后出佳句等，正是这种潜意识在发挥作用。当然，现代的管理者切不可食古不化，好酒废事，更不可有不劳而获、守株待兔的幻想。
6、“随机应变信如神”
——高层次的管理者要具备应变能力
《三国演义》第21回描写，刘备寄居曹操篱下，为怕引起曹操的猜疑，实行“韬晦”之计，在自己的住处后园里种起菜来了。不料曹操和他青梅煮酒论英雄，一语道破他“英雄”的真面目，刘备惊慌失措，手中筷子不觉落在地下。恰巧这时老天作美，雷声大作，刘备急中生智，以雷声巧妙掩饰而过，在这里是随机应变的能力救护了他。
《三国演义》第71回，描写了赵云临敌应变以“空营计”吓退曹兵的故事。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魏国大将夏侯渊在定军山被黄忠斩杀，曹操得知后亲率大军20万杀奔汉中，要为夏侯渊报仇。黄忠自告奋勇深入敌后去夺取曹军粮草。诸葛亮放心不下，令赵云也领一支人马同去。黄忠在北山脚下被围，苦战多时。不得脱身，赵云见黄忠去后许久不归，急忙披挂上马，前去接应，曾先后两次杀入重围，救出黄忠及其部将张著。曹操在高处看到赵云东冲西突，所向无敌，愤然大怒，自领左右将士追赶。眼看大军追到蜀营军门以外，守营将领张翼看到敌我悬殊，情势危急，慌忙要关闭营门，赵云喝止，一面将弓弩手埋伏到寨外，一面令大开营门，偃旗息鼓，自己单枪匹马立于营外，魏将张郃、徐晃先到，看到这番情景，疑心设有伏兵，不敢向前，曹操到后，却催督众军，大喊一声，杀奔营前，这时，赵云大智大勇，依然纹丝不动，魏兵以为确有伏兵，转身就往后逃。赵云乘机把枪一招，蜀军鼓声震天，杀声动地，强弩硬弓一齐射出，魏兵心慌意乱，只顾逃命，互相践踏，死伤累累。拥到汉水边时，又互相争渡，落水淹死者无数，大批辎重器械丢弃，蜀军无一伤亡，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胜利，刘备得知后，亲到现场了解作战经过，非常赞扬地对诸葛亮说：“子龙(即赵云)一身都是胆也！”在这个战例里，看不到、也不可能有任何牵强附会、袭人故技的痕迹，所有的只是赵云的英勇气概和随机应变、创造发挥的能力。
《三国演义》中表现随机应变的例子还很多，曹操拔刀行刺董卓，被发觉后借物随机，顺势改为献刀；曹操马惊踏农田，灵机一动来了个“割发权代首”等，无不闪烁着随机应变的智慧之光。《三国演义》还有人竟以这方面的专家自居，那便是大名鼎鼎的庞统。当孙权问他：“公平生所学，以何为主”时，他不无得意地回答：“不必拘执，随机应变”。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高层次的管理者必须具备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因为低层次的管理者主要对上级的决策负责，而高层次的管理者却要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必须学会管理变动。
应变是闪烁着才能、机智、胆略之光的高超艺术，好比曹操的“割发权代首”，人们尽可以驰骋自己的想象，但是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惟有曹操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才能急中生智，想出这个两全其美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一种极富个性的艺术表演。可见，应变没有统一的模式可循，没有固定的规律可依。随机的“机”是多种多样的：有天时，有地利，有人物，有事件，有情况，有势态，……应变的“变”也是千姿百态的：可以迎难而上，可以另找新路，可以寻求支援，可以等待时机，可以顺水推舟，可以置之不理……。究竟如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里的共同点在于，都需要快速灵活的反应，都需要急中生智和临场发挥。
应变的艺术虽然妙不可言，但也不是九天上的烟云，不可企及和获得，它来自一个人广博的知识，卓越 的见识，乐观的个性，非凡的性格，尤其需要长期的实践锻炼。当刘备和刘璋翻脸时，庞统很快就指出三条可供选择的计策，这是他经验、才智在一瞬间表现出的合力。他早以才学著称于世，并且在赤壁大战和耒阳县当县令期间，得到了实际的锻炼。
7、好谋无断酿悲剧
——高层次的管理者需要具备决断能力
在“三国”人物中，袁绍是好谋无断的典型。当他刚起兵不久，他的主要谋士沮授就建议他：“今州城初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 (聚集军事力量)以讨不庭(不向邺城称臣的人)，谁能御之(阻挡)！”袁绍的另外两个谋士郭图、淳于琼反对说：“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动不动就得上表请示)，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这正好迎合了志大才疏的袁绍的心理，得到他的采纳。结果曹操抢先一步，把皇帝劫持到许都，使袁绍陷入政治上被动的地步。《三国演义》中还有两个情节。当曹操带领20万大军，兵分五路到徐州攻打刘备时，刘备致书袁绍向他求救，袁绍的谋土田丰提出乘虚袭击许昌的建议。袁绍却为小儿子生了疥疮而愁得“形容憔悴，衣冠不整”，心灰意懒地叹道：“我将死矣”，“吾有何心更论他事乎”?决意不肯发兵。气得田丰以杖击地，跺脚长叹：“遭此难遇之时，乃以婴儿之病，失此机会!大事去矣，可痛惜哉!”(第24回) 在官渡大战之前，许攸根据曹操后方力量薄弱的情况，又一次提出袭击许都的方案，同样被袁绍拒绝(第34团)。就这样，袁绍总是象出洞的老鼠一样，东张西望，犹豫不决，丧失了许多本来可以夺取战略性胜利的大好时机，让曹操从容不迫地实施自己的一个个方案，直至最后消灭自己。
与袁绍无独有偶的另一个笨伯叫何进，《三国演义》 开篇不久就描写了这位宫廷政变中的悲剧人物。当时他执掌着朝廷大权，剪除一小撮宦官本是小事一桩。但仅仅由于他妹妹何太后的阻拦，他就束手无策，下不了决心。这时袁绍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秘密召集外地将领举兵进京，逼迫何太后诛杀宦官。主薄陈琳表示反对，他建议何进当机立断，迅速行动。如果召来外兵，等于引狼入室。曹操认为问题更简单，把几个为首的宦官抓起来，交给狱吏审明罪行，依法严惩就行了，“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败也。” 对于这些意见，何进不认真分析，反而斥陈琳的意见是“懦夫之见也”，说曹操的主张是“怀私意”，唯独对袁绍的“引狼入室”的建议倍加赞赏，夸曰“此计大妙”，并星夜派人往各镇引兵，造成了不堪设想的后果。当时的凉州刺史董卓，早已对中原地区虎视耽耽，怀有吞并的野心，得诏后正中下怀，乘机率兵入关。御史郑泰又一次劝何进：“董卓乃豺狼也，引入京城，必食人矣。”何进回答：“汝多疑，不足谋大事。”卢植也反对道：“植索知董卓为人，面善心狠，一入禁庭，必生祸患。不如止之勿来，免致生乱。”对于这些正确的意见，何进仍然充耳不闻。于是郑泰、卢植弃官而去，朝廷大臣跟着去者大半，以示反对。昏庸无能的何进仍不知醒悟，竟派人到渑池迎接董卓。没过几天，何进召董卓等进京的消息果然泄漏，十常侍先下手为强，把何进赚到宫里，关起门来砍为两段。何进部将便在宫门外放起火来，袁绍、曹操带兵攻入宫中，不分青红皂白，见到宦官及其家属便杀，“多有无须者误被杀死” 。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场外戚与宦官的厮杀刚刚结束，董卓便乘两败俱伤之机；轻而易举攫取了朝廷大权，并纵兵在洛阳奸淫掳掠；到处烧杀，百姓纷纷逃难，繁华的洛阳被践踏得残破凄凉。从此，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军阀混战益演愈烈；正如曹操曾预言的：“乱天下者，必进也。”何进当断不断，断而有错，不仅自己受其乱，而且开启了数十年战乱的祸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