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华尔街四副面孔：百变华尔街
作者：[美]斯蒂夫·弗雷泽尔【完结】
前言（1）
在我看来，它就像一场大梦。
——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
这就是华尔街。世界上唯有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可以与金钱及其魔力画上等号，寰宇之内，独此一处。华尔街可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街道，这条街道是“独一无二”的。一听到华尔街的大名，人们马上就能联想起资本主义帝国如日中天的繁荣景象。它犹如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那样傲然屹立，为美国与生俱来的那种经济体制遮风挡雨。华尔街光彩照人，这光芒绝不仅仅是财富燃起的熊熊烈焰。华尔街之所以能够溢彩流光，全凭精明慎思者把它的铜锈打磨抛光，然后又用社会优越感给它罩上了一层诱人的光环。在华尔街发展史上的重要关头，华尔街的金融市场始终以深思熟虑与周密谨慎的风格而著称。在华尔街那些用花岗岩、钢铁和玻璃建造的地标性建筑里面，计算经济运行状况的公式像数学思维一样严谨而缜密。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华尔街是“万街之街”，它散发出的那种炉火纯青高度浓缩的清纯气息是卓尔不群的。它像一只猎隼一样盘旋在劳动者杂乱无章的工作生活上方，有时还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浓缩提炼出数字背后的真相，从而使人们不得不服从某种高于经验世界的理性。无论外界如何褒贬，华尔街依然故我，它完美地象征了一种沉稳淡定、我行我素的力量。
可是，由于华尔街也是一片滋生勃勃雄心与疯狂欲望的沃土，它的这个形象往往让人产生了截然相反的联想。在华尔街的人行道上，行色匆匆的路人都是些头脑发热、举止癫狂、性情乖张的家伙，让人感觉像进了疯人院一样。华尔街人的生活仿佛是在狂喜的巅峰与恐慌的深谷之间跌宕起伏，这种生活日复一日，周而复始。这个金融王国也是一片“野生丛林”。这里的人们终日沉溺于各种各样的梦想，不顾一切地豪赌未来。这个由贪婪者组建的*机制绝对不会把任何人拒之门外。任何人都不需要向根深蒂固的社会秩序磕头作揖。藐视条条框框就意味着崇尚改革创新。每天，这个金融世界都是焕然一新的。华尔街就是一个狂欢的嘉年华会，人们把现实世界彻底颠倒了过来。在这条林荫大道上，今天的江湖骗子就是明天的金融偶像，它既可能给人带来无可限量的大好机遇，也可能给人带来“瘟疫”肆虐的大灾难。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危险区域，既有轻信别人的傻瓜，也有狡猾透顶的骗子。它公然藐视本应体现和象征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规章制度与劳动异化。在人们的印象中，当华尔街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它是一副城市暗娼的形象，而华尔街后来之所以臭名昭著，则是因为它还有风度翩翩的骗子形象以及凶狠残酷的寄生虫形象。在华尔街，不劳而获的不法迷梦败坏并且扰乱了它所染指的一切。
在我们集体无意识的深处，华尔街拥有种种自相矛盾的形象。这充分表明它在美国文化中自有一段荒诞怪异的历史。这表明因循守旧的小镇大街（Main Street）与咄咄逼人的华尔街之间爱恨交加、互相依赖的暧昧关系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在执著关注原罪与救赎问题的美国文化中，华尔街从来都是一个变幻无常的隐喻。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华尔街代表的利益群体也随之变化。它代表的利益群体真可谓包罗万象，包括百万富翁、实业巨子、金元霸主、贪得无厌的暴发户、强梁的金融家、奢华的社会高层、道德沦丧的流氓、花街柳巷的*、犹太人或者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资本主义的阴谋家、美国佬中间的寄生虫、美国的世纪、阿拉丁式的梦幻国度，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华尔街的真实情况是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它既是道德异端又是合法公民；它既是英雄好汉又是流氓恶棍；它既有贵族派头又有平民情怀；它既是理性的又是疯狂的；它既是杂乱无章的又是井井有条的；它既解放人性又压迫人性；它既是英武刚健的男子汉又是弱不禁风的娘儿们；它既张扬欲望又羞怯内向；它既有团结互助又有互相掠夺；它既是爱国的又是叛国的；它既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又是可以肆意挥霍的奢侈品。华尔街是美国文化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在与美国人的道德观念、社会习俗以及求知精神相抗衡的过程中获得了生机与力量。
前言（2）
一直以来，华尔街激荡着美国人内心深处的美梦与噩梦，上到达官显贵，下到平民百姓，每个美国人的生活都留下了它的烙印。通过透视个体的浪漫幻想以及集体的白日美梦，我们就能大致掌握华尔街的一些基本情况。我们也就能明白华尔街在美国的民族传奇中扮演着令人刻骨铭心的重要角色。不仅如此，它们还能让我们清楚理解华尔街的思维模式，以及它在美国人心目中是怎么回事。
华尔街有四个形象紧紧地抓住了平民百姓的想象力：贵族老爷、奸猾骗子、英雄好汉和无德小人。尽管通过这些形象我们依然无法对华尔街丰富多彩的隐喻一览无余，但是确实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历史最悠久、内涵最宽泛的隐喻空间。它们是参加华尔街舞台演出的演员总表。这些演员登台表演的时间贯穿了华尔街的整部历史画卷，从美国独立革命开始一直延续到世纪之交的今天，它们形象地体现了美国民众与这条“梦幻之街”的爱恨情仇。我写的这本书审视了华尔街的这四副面孔：它们源自哪里？它们如何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而演变？为什么它们能够历久弥新?长期以来，华尔街一直有个鼎鼎大名叫“温床”，这是一张滋生贵族式的狂妄自大、非美国式的傲慢尊崇的温床。在美国民众中间，憎恶贵族一直是一个主要信条。但是，假如说美国有一个养育这种贵族的天然栖息地，那么，在许多人看来这个地方似乎就是华尔街。人们提起贵族就联想到了华尔街，这种联想从一开始就给华尔街笼罩了一层阴影。杰弗逊是第一个站出来谴责华尔街的人，他痛斥华尔街是反革命的“托利党人”。150年之后，罗斯福总统对于那些终日在华尔街盘桓的人们依然耿耿于怀，他批评这些人是“经济上的保皇派”。在JP摩根称霸华尔街的时代，华尔街反对者们目睹了华尔街足令举世震惊的无穷威力。可是，经历了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之后，华尔街一蹶不振的表现让它似乎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卑鄙无耻、令人鄙视而且违法乱纪的贵族头子。的确，公共舆论对于华尔街口诛笔伐的谩骂声不绝于耳，犹如一块裹尸布紧紧包裹着华尔街。在文化方面，人们判令华尔街充军发配，刑期达到了一代人之久，直到里根时代之前，在人们的印象中，华尔街的贵族形象都一直显得落落寡合、默默无闻。
如果说华尔街这种贵族形象似乎是美国从旧世界进口来的有害的舶来品，那么华尔街的骗子形象却是美国文化土生土长的正宗嫡系。骗子经常光顾的华尔街根本不是贵族们的华尔街，骗子的华尔街是一个欲望之街、诱惑之区，华尔街的骗子是清一色的“身无分文的财阀”与“做着黄粱美梦的富豪”。从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时代开始，华尔街又重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骗子们共同的“梦想”就是以牺牲轻信自己的受害人为代价而一夜暴富。这里是林肯式的*投机主义王国，人们无须克勤克俭就可以享受富足的生活。相形之下，依靠勤劳致富然后才能跻身独立自由的社会名流则显得过于缓慢、笨拙。在其他地方，声色犬马的欲望以及五花八门的骄奢淫逸可能会违背中产阶级可敬的道德标准；可是华尔街不仅给这些东西颁发了许可证，甚至还赢得了人们的口碑。每当经济处于景气周期时，华尔街骗子们的诈骗事业也就开始兴旺发达了。无论你地位高低，骗子们一概都是骗你没商量：19世纪80年代，美国已卸任总统格兰特也不幸中招，成了骗子的牺牲品；在“怒吼的20年代”，查尔斯·庞齐的庞氏骗局坑害的则是平民百姓；20世纪90年代，日间交易的操盘手投机成瘾，整天漂浮在网络经济时代的泡沫之上。骗子们操纵着受骗上当者强烈的贪财冲动，他们煽惑群众根本不要理睬“投资者要有自知之明”的投资格言，也不让群众及早为明天的生活做好准备。骗子兜售的是一种没有任何责任感的空想资本主义，这只轻飘飘的风筝挣脱了物质生产这种地球引力的牵制。在美国内战之前那段民风淳朴的岁月里，那些来自穷乡僻壤的青年文盲们凭借自己小小的聪明、大大的胆子、弹性的道德，开始幻想着自己能够与金融大亨们平起平坐，甚至后来者居上。同样地，一百多年之后，在一个人们称为“网络经济”的时代，一些来自穷乡僻壤的年轻人，他们既没有贵族血统，也没有就读常春藤名校的教育背景，却又重新梦想着把华尔街的“老牌”贵族（white shoe）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译者注0拉下马来，同时还要哄骗美国人为这个不着边际的空想买单。
前言（3）
有时候，这些骗子可以凭借神奇的整容手段极尽七十二般变化，一会儿把自己变成自己曾经顶礼膜拜的巨大神像，一会儿又把自己变成华尔街上的英雄好汉。科尼利亚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绰号“海军准将”）、久必利·吉姆·菲斯克（Jubilee Jim Fisk，绰号“海军上将”）、杰伊·古尔德（Jay Gould，绰号“华尔街恶魔”）等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是称霸华尔街的第一代征服者。这些人大都没有什么显赫的社会背景，他们能够出人头地是因为卑鄙无耻或者阴险狡诈。他们很快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眼球，民众把他们视为拿破仑式的英雄，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人并没有什么来头，从出身卑微到腰缠万贯，这些白手起家的富豪们似乎是美国梦最辉煌的版本。其他人自然是紧随其后，亦步亦趋。甚至有些像摩根这样拥有美国上层社会贵族血统的人也向他们欢呼致敬。无论出身如何，他们都有一副一鸣惊人的姿态。正是这些人一手缔造了这个金融帝国。他们是自然力量的征服者、市场的征服者、别人的征服者，也是他们自己的征服者。他们一生都在不屈不挠地与命运抗争，哪怕地狱烈火的毒焰劲吹，也从来都是镇定自若，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眨。当小人物陷入极度恐慌的时候，巨人们仍然泰然自若。如果环境允许，他们就可能变成肆意妄为、横行霸道的人。华尔街英雄体现了男子汉大无畏的非凡气概。从奠基华尔街的这一代“山头大王”们开始，华尔街舞台上的戏剧语言一直大量借用绿林好汉的话语，包括西部牛仔的黑话、古希腊神话以及中世纪神话。持枪的歹徒与强壮的猎人、壮硕的巨人与蛇发的女妖、封建贵族与白人骑士，这些戏剧人物在华尔街虚构的峡谷地带追踪着他们的猎物。在菲斯克与范德比尔特的时代，捕获猎物是相当容易的事情，可是在这个信息畅通无阻的时代，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垃圾债券之父。——译者注0则栖身于一个具有孔武刚健气质的雄性世界。
华尔街的贵族与骗子姑且不表，即使是华尔街的英雄人物也引起了美国民众最深刻的质疑。美国人被自己崇拜的那些人震慑了。华尔街似乎是诞生罪人的地方，道德堕落者以及社会颓废者混迹于此，不劳而获、腰缠万贯的家伙简直是俯拾皆是。对于一个衷心地、即便有时也会假惺惺地、故作神圣地信奉劳动道德规范和劳动尊严的社会来说，一个令人病入膏肓的溃疡脓包正在逐渐蚕食这个共和国的道德意志，这样的现实情况确实令人担忧。毕竟，大多数美国民众震惊地看到了华尔街神秘的（不仅是偷偷摸摸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赌博方式，而19世纪的新教思想曾把赌博视为一种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更糟糕的是，华尔街的赌博游戏还涉嫌故意欺诈，这种游戏青睐那些拥有特殊优势的内线交易群体。还有更糟糕的情况，华尔街虽然像寄生虫一样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但是其赖以生存的宿主却是饥寒交迫的农民、汗流浃背的产业工人、克勤克俭的企业家。诚实劳动的果实变成了他们的盘中美餐。华尔街的罪人都住在一个道德方面的古拉格劳改集中营里面。在这种贪恋物质享受的社会里，人们必须把物欲横流的贪婪之辈区隔出来，让他们接受起诉然后将他们流放，这样人们内心才会有一点儿安全感。否则的话，贪婪在社会各界将会猖獗得一发而不可收。在集中营里，华尔街的寄生虫终日沉溺于尔虞我诈的投机活动。他们赌博成瘾，蔑视劳动。如果金钱足够多的话，他们还要炫耀花哨的排场，身穿自命不凡的服装出现在金光闪闪的晚会上。对于浸淫着新教的原罪意识却又同时物欲横流的美国文化来说，华尔街是一个完美的替罪羊。华尔街无德小人的丑陋面目让镀金时代的一切都显得黯淡无光，在半个世纪之后的经济大萧条中，它仍然不时地出现在美国人的想象之中，并且以戈登·盖科（Gordon Gekko）这一电影人物形象重新出现，盖科就是因为说出“贪婪是好事”这句电影台词而臭名远扬。
前言（4）
在美国人心目中，所有这些华尔街人物，无论是自命不凡的贵族、老谋深算的骗子、帝王一般的英雄，还是丧失灵魂的罪人，他们在社会交往及心理上都与普通美国人民有一定的背离。大体上讲，直到最近，华尔街仍然还是一个相当排外的封闭王国，亿万人民惊奇或者厌恶地注视着这个地方，但是他们很少认为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情况已经大有改观。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华尔街的“*化进程”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高歌猛进。突然之间，平民百姓也收到了华尔街的邀请，在那儿他们似乎变成了一见如故的老朋友。自由市场思维的胜利为他们铺平了道路。同样地，20世纪50年代，“华尔街是我们大家的华尔街”这种心态第一次得到了坚持不懈的宣扬，提出“看好美国”这一口号的人是查尔斯·梅里尔（Charles Merrill），美林财团的创始人。在20世纪末的25年里，美国的去工业化已经降低了“生产劳动”的分量，而勤劳原本是美国人的一个神圣信条。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至少在网络经济的泡沫破裂之前，股票市场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早餐桌前、在健身房、在办公室里，股票市场随着时钟滴滴答答地跟着人们在走。”城市街道灯火通明，犹如每天24小时开放的数字影院，跟踪着全球证券市场信息显示屏的波动节奏，在齐眼高的平板显示器上实时滚动着各种神秘的数字图表，它变成了一个司空见惯的场景和一个从不停顿的经济心电图。
近年来，华尔街在公众心目中地位稳步攀升这一事实意味着，除了别的东西之外，古老的道德忌讳也已经枯萎凋零了，真可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些传统禁忌认为：辛勤劳动是人与上帝以及社会订立的契约。在爵士时代之前，这种情况也曾发生过一次，当时股票市场发了神经似地飙涨不止，私酒贩子的买卖与花枝招展的*大行其道，释放出了声色犬马的*文化即将来临的信号。然而，经济大萧条让这一切戛然而止。可是，那些违反传统的、隐匿地下的欲望永远都是华尔街诱惑民众的一个秘密武器。在里根时代，当华尔街再次崛起的时候，这些欲望又开始肆无忌惮地兴盛起来。而且，与此同时，华尔街古老的神话形象也开始复苏了。今天那些任人唯亲的资本家让我们不得不回想起那些镀金时代的金融贵族，他们的经济实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们真正威胁到了*政体的安全。安然公司（Enron）终于因为财务丑闻缠身而破产，这种情况让人们不禁为骗子们的可怕行径大惊失色。在太平盛世，迈克尔·米尔肯似乎表演的是经济英雄主义的好戏，同样的英雄主义却把摩根变成了民众崇拜的偶像巨星。卡尔·伊坎（Carl Icahn）恬不知耻的贪婪行径清楚地表明华尔街的无德小人还活得很滋润。
华尔街的四副面孔都与神话中与其同流合污的人物具有相同的面部特征：贵族是罪人；罪人是骗子；英雄既是庸众中的普通一员，也是其中的精英。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华尔街处于美国资本主义隐喻的心脏位置上。当我们进入美国的梦幻宫殿的时候，我们就面对着这样一个迷宫：它是如何在吸取武士文化的隐喻和骑士荣誉的密码的同时，又背着“寄生虫”这个不光彩的标签的？同是这条华尔街，为什么它能在代表经济精英与政治寡头的利益的同时，还能承载平民百姓异想天开的致富美梦呢？
贵族老爷（1）
华尔街是不是君主专制的皮条客？还是说，它是一个繁荣富强的共和国的孵化器？它到底是反革命分子盘踞的老巢，还是社会革命进步的现代化发动机？美国的金融贵族和工业新贵正在逐渐形成一个阶级，他们肆意炫耀贵族派头，而且他们的傲慢到了目空一切的程度。
重点关注：威廉·杜尔、汉密尔顿、JP摩根、杰克·摩根
疲于奔命的威廉·杜尔（William Duer）（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助理、连襟。——译者注）正在抱头鼠窜。在他身后，愤怒的民众穷追不舍，挤满了纽约市的大街小巷。要是被追上，他一定会被打成肉酱，或许还要更糟。不过，杜尔交了好运，警察局长抢先一步，及时赶到现场。在后面追赶他的人们大声叫喊着：“把杜尔先生交给我们吧，他黑了我们的钱。”杜尔被押送到了监狱，他将在这里度过余生。这位一度声名显赫的富翁，现在彻底完蛋了，他也该好好闭门思过了。
这一幕发生在1792年，华尔街刚刚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崩溃，威廉·杜尔和一个秘密的纽约显贵圈子是罪魁祸首。他们沆瀣一气，刚刚成立的联邦政府发行的公债成了他们投机倒把的对象。不久，他们发现自己银行贷款过多，不得不变卖持有的债券清偿银行债务，最终导致刚刚建立的金融市场陷于崩溃，市场的操纵者们也四散逃亡，杜尔则因为负债累累而锒铛入狱，时运稍好点儿的则流亡国外。尽管当时既没有正式的证券交易场所，也没有非正式的股票交易场所，尽管当时本地的经济实体大多数并没有受到金融家们阴谋诡计的影响，可是这次崩溃依然让许多平民百姓身受其害。随后，房地产价格一落千丈，银行信贷干涸，建筑行业停滞。工商业的悲哀情绪弥漫到了社会各界，小店主、寡妇、孤儿、屠夫、车夫、园艺师、商场女售货员，甚至社会名流妓院的老鸨——麦卡提夫人（）的生意都受到了冲击。
尽管蒙受了巨大损失，可这还不是让麦卡提夫人和街坊们最愤怒的事情。她们和同胞们一样痛恨杜尔及其同伙，不只因为他们的恶劣行径，而且因为他们拥有特殊的身份。当时，美国革命刚刚结束，激烈的战争气氛还没怎么缓和下来。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对于隐匿的保皇派和托利党贵族的怀疑与敌意仍然相当浓厚。而华尔街的内幕交易者似乎正好符合那个可憎的形象。
不管怎么说，威廉·杜尔毕竟是当时的商业巨子。他住在哈得逊河边的一处豪华庄园里，过着奢侈的生活，一日三餐由身穿制服的仆人专门侍候。当时人们认为，让仆人身穿制服是蓄意挑衅美国爱国主义者的*精神。杜尔曾在英军中担任军官，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他的祖上是西印度洋群岛上一位富裕的种植园主。为了增加财富，他在殖民地时代移民来到纽约。到了纽约，他就娶了一位出身名门望族的小姐。他的妻子，基蒂夫人（Lady Kitty），是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将军的次女，这位将军拥有苏格兰伯爵的头衔。基蒂夫人的祖父菲利普·列文斯顿（Philip Livingston）是纽约最显赫的贵族成员之一。杜尔的密友和至交还包括在荷兰人统治时期统治纽约的豪门望族：马考姆家族（Macombs）与罗斯福家族等。他坐拥庞大的商业帝国，从弹药厂、锯木厂、面粉厂、酿酒厂到军需物资工厂，几乎无所不包。
贵族老爷（2）
尽管杜尔也曾支持过美国革命（事实上，他还参加了大陆会议，并且是《联邦条例》的签署者之一），人们还是怀疑他从中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在革命危急关头，他以极其高昂的价格向华盛顿的独立军队出售建造营房用的稀缺木材以及运输船只。他为大陆军队提供给养，包括马匹、武器弹药、牛群以及草料，但是人们还是怀疑他垄断酒类和毛毯以便囤积居奇，甚至还在暗中偷偷地跟敌军做生意。在美国革命胜利之后，杜尔变本加厉地追求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当他企图垄断政府有价证券交易的时候，这种狼子野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时候，他也有些心存侥幸，因为他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莫逆之交。
汉密尔顿是美国革命战争的英雄，也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但是，到了18世纪90年代，许多人也曾怀疑他怀有精英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相对于刚刚建国的美利坚民族所笃信的*理想来说是极度危险的。在立宪会议的辩论过程中，汉密尔顿主张实行总统终身制，希望参议院成为一个类似于英国上议院那样的贵族议会。他凭借自己担任华盛顿总统的财政部长的职权制定了一个经济计划，目的是偿还美国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数年积累下来的国家债务。这个计划就是由联邦政府发行自己的债券，以便赔偿美国各州以及大陆会议在革命战争期间发行的几乎沦为废纸的各种债券。汉密尔顿指望那些商人、银行家以及其他实力雄厚的人能够积极购买政府新发行的债券。通过购买这些债券，他们可以帮助这个新生的国家建立起金融信用。汉密尔顿以为，此举有助于吸引国内外的资本，为当时仍然贫穷落后的美国发展本国的工商业注入活力。
汉密尔顿直言不讳地认为，新政府应该信赖社会精英与财富集团这股势力。这些人的经济资源与无私奉献精神足以让他们成为引领这个国家发展进步的排头兵。他的想法大概就是这样。这些人即将成为拓荒运动的先驱者，他们的金融实力加上他们为了国家利益甘愿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有助于美国实现有朝一日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梦想。汉密尔顿本人出身寒门，他是一个出生于西印度洋群岛的私生子。但是，当他结亲名门之后就开始对纽约的贵族阶层抱有好感。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斯凯勒（Elizabeth Schuyler）是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将军唯一的女儿。这位将军是一位大英雄，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荷兰移民家族的族长，其家族在纽约哈得逊河畔也拥有庞大的庄园。汉密尔顿非常信任这些家族圈子，相信他们是正直无私的，而且愿意为了国家未来的荣光奉献一切力量。他自己也非常迷恋权位与财富。问题是，事实证明，像杜尔这样的贵族并不像汉密尔顿幻想的那样能够一心为公。
杜尔与斯凯勒家族的姻亲关系为他接近汉密尔顿提供了机会，他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助理。杜尔及其“六个百分点俱乐部”的投机商们希望窃取美国政府有关新发证券的具体定价的内幕消息，以便在市场上能够拔得头筹。汉密尔顿正直无私的品行肯定是无可挑剔的，他批评了杜尔，并且警告他不要在国债方面赌博玩火。杜尔不听他的话，结果投机不成，反而把自己弄得彻底破产。在此后两百多年中，许多华尔街的内线交易人员都落得和他一样的悲惨下场。随后，杜尔的大部分财产被警察局拍卖以清偿债务。基蒂夫人一辈子都过着极其拮据的生活。虽然她依然在繁华社会的边缘地带居住，但是她却不得不招徕租户以维持生计。18世纪90年代，汉密尔顿和托玛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美国第三任总统。——译者注）两人的追随者们就美国革命的未来命运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恰在此时，汉密尔顿涉嫌参与杜尔投机倒把案的传言反复见诸报端。
贵族老爷（3）
事实上，1797年，汉密尔顿迫于形势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与杜尔的一名同伙的妻子私通，同时慷慨激昂地否认自己曾经有过因公肥私的动机。他批评了他的“雅各宾派”敌人，特别是杰弗逊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美国第四任总统。——译者注）。汉密尔顿指控他们媚俗地向人民群众的世俗偏见摇尾乞怜，并且散布谣言破坏自己的良好声誉，目的是全盘否定自己要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商业共和国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反驳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杰弗逊、麦迪逊以及其他主要的*与共和派其实早就知道了这位财政部长有不轨的性行为，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地怀疑他有滥用职权的行为。可是，他们强烈反对汉密尔顿的金融与商业计划，反对他创设国家公债、建立中央银行以及补贴新生国家的制造业的建议。虽然杰弗逊和他的追随者们并不反对贸易活动，但是，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农业共和国，而不是一个商业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拥有独立自由的普通农民，他们与欧洲人做生意只是为了换取国内尚不能生产的生活必需品。这样一来，这个新生的国家就不会受到城市奢侈生活和农村赤贫状态的交叉感染，有效地避免惨烈的阶级斗争以及国民道德的腐化堕落。他们感觉这些东西完全是欧洲旧世界的社会特征。具体地说，金融市场这条神秘的大动脉就是这样一个管道，透过这个命脉，政治方面的瘟疫可以轻易地穿透整个健康的社会肌体。
严格地说，这个危险既不纯粹是经济方面的危险，也不纯粹是道德方面的危险。汉密尔顿的“雅各宾派”政敌们反对的不光是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他们还认为在这些计划背后肯定还有一个邪恶的政治阴谋，即建立一种金融大亨与政府官僚联手执政的“金钱贵族统治制度”，这样一来美国革命用鲜血换来的*政治成果势必荡然无存。人们认为，杜尔正是这个反对共和制度的“贵族宗派”的元凶首恶。一句话，他是汉密尔顿与华尔街协同作战的一个缩影，即他们同属于一个托利党反革命集团。
当*与共和派看到自己的政敌开始与华尔街联手时，便认为这是政敌们企图建立英国式秘密金融贵族统治的阴谋。遥望大西洋彼岸，他们很容易发现金融寡头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英国，金融寡头与国家君主私相媾和；在美国，金融寡头大概就是与行政机构媾和。这样一来，政府将会变成贵族特权阶级的专属领地。杰弗逊一派反对君主专政制度，他们认为法国和英国庞大臃肿的行政机构就像破败的巨轮一样漂浮在国家公债的海洋上面。自然而然地，如果政府要发行债券，那么就需要有庞大的银行机构来购买这些公债，需要通过运行机制良好的金融市场来发行公债，还需要引入全新的投融资工具。如此一来，一个数量庞大的国家债券交易群体也就应运而生了。皇权与金权的阶级联盟使得国家政权赖以取得政治权威的独立选民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杰弗逊认为，汉密尔顿为这个新兴国家设计的宏伟蓝图有一宗真正的原罪，就是“为当前共和制的政权蜕变为英国宪法中标榜的君主专政政权铺平了道路”。这或许是旧世界不可避免的宿命，但正是为了能让新世界避免这一宿命，美国人民才不惜一战，付出了流血牺牲的沉重代价。事已至此，华尔街自然就演变成了贵族政治与*政治之争的战斗前线。由于事关重大，杰弗逊一派利用政敌在性生活方面的不检点行为来攻击对方的政治手腕似乎也就没有什么不妥了。
贵族老爷（4）
杰弗逊的追随者们不知疲倦地为人民敲响长鸣的警钟。在整个18世纪90年代，政治评论家、政党喉舌以及政客们提醒人们要时刻保持警惕，银行家和投机商正在利用政府的国家信用牟取私利。虽然华盛顿总统本人最终还是赞成了汉密尔顿的战略规划，但是也开始忧心忡忡起来，他询问自己的财政部长：新的资本难道不会因为“一小撮儿*的证券交易商们”的阴谋而威胁到共和制政府的政治前途吗？对于这号人来说，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大有油水，它是贵族统治与金钱统治之间的邪恶联盟。这些债券的原始持有人主要是贫困的退伍老兵、农民和其他平民百姓。投机商们可以从原始持有人那里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买空各州政府以及大陆会议发行的各种债券。按照汉密尔顿的计划，一旦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这些富裕的债券买主们就会重新审视这些曾经一文不值的债券，希望看到这些债券的面值完整无缺了。
路线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有人在教堂里向群众散发耸人听闻的传单，路线斗争也成了小说、诗歌以及报纸打油诗的创作素材，戏剧舞台上的幽默讽刺剧以及政治舞台上白热化的长篇血泪史中，这场斗争仍然在持续升温。《民族公报》（National Gazette）发表了一篇题为《事实的编年史》的政治讽刺文章，文章作者菲利普·弗瑞纽（Philip Freneau）断然宣称1791年是“投机商们取得统治权”的一年。他滑稽地模拟了一个创建美国贵族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贵族们小心翼翼地划分等级、细分地位，这种情况真实地反映了投机行为不断升级的情况，从等级较低的“吸血鬼阶级”，到中级的“强买强卖阶级”，直到至高无上的“临时债券食息阶级”。杰弗逊本人则猛烈抨击那些买空没有价值的“大陆币”（continentals）的人，因为他们使用了不诚实、不公正的骗子伎俩：“投机倒把分子把骗取持有人手里的大陆币当成了一个行当……陆地上使用的信使和驿马、海洋上航行迅速的领航小艇现在都被他们掌握在手里，整天满天飞”，在买空纸质的债券票据之后，“生活贫苦、消息闭塞的老百姓手里的钱就这样被他们骗了个精光”。麦迪逊也不无忧虑地说：“证券交易所的投机商即将变成政府里的行政长官，既是政府的工具又是政府的太上皇。一方面，投机商慷慨解囊贿赂政府吃下这根胡萝卜；另一方面，他们还会上蹿下跳，运用声势凌厉的组合拳来慑服政府就范。”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美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总统。——译者注），平时是汉密尔顿的盟友，和这位财政部长同样有一个保守的信条，即社会的阶级区别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时就连亚当斯也意识到“在这个国家里，纸上财富变成了贵族统治重要的力量源泉，而且也是地主阶级重要的财富源泉，这场财富狂潮真是来势凶猛”。
当杜尔的债券投机泡沫最终破裂的时候，社会大众强烈的憎恶之情是一望即知的。投机商们被人们戏称为“汉密尔顿的突击队”以及“有价证券的小猎犬”。在各地小报上“临时债券狂热症”（scriptomania）、“临时债券面值症”（scripponomy）和“临时债券恐惧症”（scriptophobia）这样的词语满天飞。一位费城居民写信给当地的报纸，抱怨自己在党派路线斗争的战场上虽然想走中间路线，可是却根本走不通。尽管他不愿意加入本地的杰弗逊*协会，但是他也希望街坊们相信自己绝对“不是托利党人，也不是英国特务，更不是投机商”。麦迪逊对于这场在道德上令民众厌恶、在政治上违背民意的现象做了如下总结：“这个社会体系一定是出了某种差错，这种差错是严重的，它既是道德方面的错误也是政治方面的错误。这个社会体系居然把回报与奖赏从那些付出了最高昂代价的人手里转让到了那些根本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的人手里。”
贵族老爷（5）
在这场政治演出舞台的中央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反讽，这个反讽将向他们的美国后代灌输他们对于华尔街的态度。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对抗中，双方都有正当的理由，不过双方追捕的却都是同样虚无的幽灵。汉密尔顿幻想着开明绅士们的投资活动完全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无私奉献。杰弗逊看到的则是赌场上的“骗子”和“无赖”。双方的见解都是正确的。威廉·杜尔的悲惨经历就是一个例证，他就是一个文明社会里的恶棍。但是，两位开国元勋同时也都犯了错误，因为他们预言敌对双方最终的冲突将难以避免，但实际上这些敌人只是自己心目中的假想敌而并非真正的敌人。
汉密尔顿绝对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封建贵族。他也不曾当真以为贵族们在新世界能够成功复辟一种官本位的贵族统治。可是，他确实感觉到“群氓统治”（mobocracy）是令人忧虑的，并且害怕“雅各宾派”旨在削平一切的平均主义的*制度本性。在他看来，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容易使民众彻底拒绝合理的社会契约所规定的公民义务。但是，城乡各地值得尊敬的世袭地主们几乎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平均主义者。美国也没有什么残忍嗜血的无裤党（sansculottes）准备竖起绞架，尽管农民阶级也曾经因为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其他政策而揭竿而起，但是他们也不会赞成极端的平均主义。举例来说，谢伊斯起义（Shays‘s Rebellion）就很能说明问题，起义者只是想把封建地主的庄园付之一炬，这完全是法国扎克雷（Jacquerie）农民起义在美国的翻版。另外，尽管汉密尔顿的这种担忧有些杞人忧天，但是他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错觉。他认为像杜尔这种人（即使并不是说杜尔本人）是能够为社会做出一些无私奉献的，这让人们联想到开明贵族的理想版本。他们为购买国债提供的大量资金，可以帮助供养一个统治政权，一个由“智者、富者与善者”组成的政权。他相信，“一般来说，那些最愿意借钱给国家的人往往都是开明的人”。他用下面的话评价那些贵族出身的豪富巨贾：“与那些贫苦百姓相比，这些人的邪恶倒有可能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且带有的道德堕落行为也相对要少一些。”但是，形势发展却让汉密尔顿非常懊恼，因为他自己曾经当着美国人民热捧的那种现代商业社会竟然播下龙种却生出了跳蚤，这种商业社会养育出的生意人往往把自己承诺的社会责任当做放在汽车后座上的陪衬，追逐最大的获利机会才是他们的头等大事。汉密尔顿就陷入了这种两难的窘境，威廉·杜尔正是造成这种困境的一个例子。
同样地，杰弗逊*制度派也对他们想象中的那个贵族统治制度进行攻击。但是，历史事实表明，这个“贵族阶级”确实只是一些初出茅庐的财阀巨商，他们是用资本主义思想武装起来、却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社会精英。他们之所以每每急欲表现出那种世袭贵族的傲慢派头，只是为了增强他们自以为是的统治地位，提振自己的社会自信心。在纽约，汉密尔顿的联邦制拥护者们创立了“匕首骑士派”（Knights of the Dagger）来打击*与共和派人士，驱散他们的公开*，打压他们中间的“自由支柱派”（Liberty Poles）。威廉·杜尔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位骑士。他们浑身上下全是贵族的穿着打扮，家里的马匹和马车上都装饰着贵族传统纹章的羽冠，他们学着英国上流社会的腔调说话，还举办光鲜夺目的舞会和宴会，沐猴而冠地盲目模仿欧洲上流社会的风俗习惯。在汉密尔顿时代，这些活动在联邦制度拥护者中间非常时髦，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镀金时代，这一倾向又开始风行。约翰·品塔德（John Pintard）是杜尔的同案犯之一，但由于及时逃离纽约而躲过一劫，后来也没有锒铛入狱。品塔德是一个高雅的文化精英，他是纽约历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发表过医学与拓扑学方面的著作，同时还是印第安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后来他又回到纽约，继续在华尔街赚钱。无疑，有许多联邦主义者公开推崇英国宪法，尤其是英国宪法关于社会等级的划分办法。联邦主义者毫不掩饰自己的希望，他们也期待着美国有一个上下有别、等差分明的政治秩序，而他们自己将成为执牛耳者。国务卿约翰·杰伊（John Jay）是汉密尔顿的好友和政治盟友，他坦率地断言：“那些拥有国家财富的人们理应成为这个国家的治理者。”
贵族老爷（6）
可是，由于威廉·杜尔贪得无厌的投机行径，他们的目标最终被暴露无遗。杜尔和他的马仔们把这个新生的国家当做了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天堂。对于他们以及大多数国民来说，追求幸福生活其实就是追求金钱财富。但是，贵族与平民百姓拥有共同的致富欲望，这使得平民百姓与贵族在追逐钱财方面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情况就形成了杰弗逊这一阵营的两难困境。相对来说，包括农民、工匠和小店主在内，那些生活相对贫困的普通民众是拥护杰弗逊反抗贵族统治政体的生力军。尽管他们追求财富的野心要比金融大亨们的野心小很多，但是他们自身也同样渴望能够获得经济意义上的独立。在后来的岁月里，艰苦创业的农民、反对垄断的中小商人、寻求启动资金的中小企业家、铁路工人、煤矿工人、手工匠人以及普通劳工，由于饱受实业大亨们的欺凌，频频把华尔街视为自己的主要敌人。然而，下面的情况也同样是普遍存在的，即他们都把那些贪婪的金融家描述成反面人物。在他们看来，金融家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财阀巨商，不如说是世袭的封建贵族、外国来的流氓杂种，这些人的品行与美国人的内在品质格格不入、势不两立。
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与封建贵族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相提并论，大家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华尔街在一百多年前的典型形象。一方面，它反映了起始于美国革命时代的一个政治文化传统谱系。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典型美国特色的逃避主义：它避免大张旗鼓地攻击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许多人实际上都有这样一个梦想，即有朝一日他们能够真正实现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社会贫富分化与残酷的剥削制度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愤怒。通过杜尔引发的社会恐慌，以及汉密尔顿的联邦制度拥护派与杰弗逊的*与共和派之间恶语相向这两件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确的历史信号，即民众在内心深处对于初具规模的商业文明仍然抱着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华尔街似乎成为这种爱恨交织情绪的缩影。华尔街是不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皮条客？还是说，它是一个繁荣富强的共和国的孵化器？它到底是反革命分子盘踞的老巢，还是社会革命进步的现代化发动机？
此外，美国的金融贵族与工业新贵正在逐渐形成一个阶级，他们肆意炫耀贵族派头，而且他们的傲慢到了目空一切的程度。这种情形煽动并且助长了美国民众爱恨交织的情绪。在美国的工业革命即镀金时代如日中天的年代，达官显贵与财阀金主合而为一的形象给华尔街镶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民众对于反革命复辟的忧虑笼罩着美国的政治舞台，这种担忧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这种情况或许会让今天的人们感觉惊讶。今天，我们习惯于认为美国的历史是一个*程度不断深化的过程。*权利率先在白人男性阶层得到普及，然后才逐渐惠及黑人、妇女、少数族裔，以及其他原本没有*权利可言的人们。但是，由于亿万美国人民已经经历了美国工业革命翻天覆地式的经济变革与社会动荡的洗礼，他们已经隐隐约约地预料到，一个即将出现的强权的专政政治似乎正在颠覆*政府的一切制度，并且即将控制*政府的所有机构。没有一个人会怀疑这个强权政治同盟军的总司令部就设在华尔街。毕竟，19世纪末以来，华尔街侵入了所有的经济命脉，只有铁路公司和新兴的工业公司及华尔街最高限额的信用融资贷款才能为美国农民提供就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