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猾骗子（9）
慢慢地，*的光环渗透进来了。欺诈与挪用公款的谣言故事开始浮出水面。人们开始嘲讽地谈论“杰伊·库克的香蕉种植带”，讽刺他的推介文案把这个地区贫瘠的荒原描绘成了绿树成荫的热带天堂。同时，库克也发现自己因为过度扩张而面临非常危险。1873年，证券产品彻底崩溃，其罪魁祸首非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莫属。它又一次引发了华尔街的大恐慌，导致了19世纪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围绕着这家铁路公司天花乱坠的广告策略，这场热闹的投环套物游戏，社会名流的署名推荐信，有关美国内陆发展以及驯服自然的爱国主义说教，插画精美、如梦如幻的宣传手册，把德鲁斯（Duluth）描绘成了大草原上的大城市巴黎，那些远赴维也纳和其他欧洲国家首都举行的推介会为债券销售活动擂鼓助威，吸引移民们在一个尚在空想中的、炎热干旱的内陆城镇里安家落户，所有这一切现在似乎演绎了一出由爱国主义者蜕变为江湖骗子的邪恶的大骗局。
华尔街其他臭名昭著的铁路金融玩家们，尽管没有库克那样声名显赫，也助长了潜在投资者的过度热情，有时候他们居然还让投资者沉溺于原本用来欺骗他们的各种阴谋诡计。大名鼎鼎的科尼利亚斯·范德比尔特（绰号“海军准将”）、“欢乐·吉姆”·菲斯克（绰号“海军上将”）、丹尼尔·德鲁（家喻户晓的“丹尼大叔”），还有杰伊·古尔德（绰号“华尔街恶魔”）都是些传奇人物。这些人在铁路建设方面疯狂地投机取巧，最为猖獗的是伊利湖铁路公司（Erie Railroad），臭名昭著地成为了“华尔街的性感女星”。他们让我们联想到了“山头大王”那个蒙昧的时代。虽然这个时代是美国真正融入工业革命的时代，但是他们对于铁路运输工业的提升与华尔街影响力的提升何其相似。正如他们的绰号所暗示的那样，他们是卖弄夸张的、和蔼低调的，还有一点儿漫画式的幽默感。但是，他们还有一点邪恶的色彩，也就是说，他们身边还隐隐约约地闪烁着骗子的光环。事实上，在他们开始金融事业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买卖和狄更斯小说中的那位将军，以及梅尔维尔小说中渡船上的投机客所做的买卖毫无二致。年轻的时候，菲斯克与德鲁两个人在走街串巷、巡回演出的马戏团里谋生，他们学会了马戏团里的骗钱把戏。据说，“恶魔”古尔德赢得他的第一桶金竟然是在皮革生意中欺骗合伙人，导致合伙人因此自杀身亡。“海军准将”初出茅庐时是摆渡的船长，他这个生意是相当合法本分的，但是同时他还因为当过眼光犀利的马车夫、英勇果敢的商人而出名。
在“伊利湖铁路之战”中，这些人采取了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金融工具与战斗策略。当时德鲁、菲斯克、古尔德三个人为了争夺伊利湖铁路公司而跟“海军准将”翻脸，这三个人厚颜无耻地加印出数量庞大的伊利湖铁路公司股票，这一招足以把对手范德比尔特打得一败涂地。公司报告里充满了谎言、半真半假的话，公然遗漏重大的公司事项，特别是遗漏了有关伊利湖铁路公司股票价格下跌这件事。后来，来自英国的投资者们花了整整几十年来起诉这家铁路公司，希望收回这些华尔街巨子们事实上早已卷跑了的投资。当菲斯克和古尔德企图垄断黄金市场的时候，他们几乎就要得手了。他们的骗术之一就是通过公开传播自己编造的谣言，声称格兰特总统有一项计划，准备把财政部的黄金库存储藏起来，以便提高美国农产品在海外的销售价格。正像许多骗子一样，他们往往知道自己触到了法律的红线或者戏弄了成群结队怒火中烧的大批投资者。当“黄金市场囤积居奇”陷于崩溃的时候，人们聚集起来，向这些两面三刀者追讨公道。找到菲斯克和古尔德之后，人们就在街道上围攻这两个罪魁祸首，最后他们逃进了吉姆的大歌剧院里面，被包围了数天之久。在伊利湖公司股票战中，菲斯克、古尔德、德鲁这三个人逼迫“海军准将”以不断攀升的价格大量吃进了无数的伊利湖公司股票，价格完全由他的对手们随意填写。后来，范德比尔特贿赂一名听话的法官发出了通缉古尔德和菲斯克的逮捕证，于是乎这两个人午夜搭乘一只小船偷偷逃跑了。恰逢那天大雾弥漫，航程中险象环生，他们最终乘船从纽约港口到达了新泽西海岸的一个安全港口，而追捕两人的警察则在后面穷追不舍。
奸猾骗子（10）
所有这一切大胆蛮干、花招层出、灵活闪躲虽然都与正常的商业实践脱不了干系，但是异常敏感的金融交易肯定是这样的，即使这不是模范榜样，在其他情况下这本身也都是正常的并且是合法的。而这正是关键所在。这些人并不是在经营野鸡证券交易所。恰恰相反，他们是华尔街最受人尊敬的、也是最不可一世的人物，公正地说，他们是华尔街的化身。可是他们的做法明显有失审慎，虽然他们也积极肯干，甚至非常渴望能够使用障眼法遮住公众的眼睛，但是在大多数人眼里这种戏法意味着华尔街本身就在从事着一种骗人的把戏。马克·吐温对此深信不疑。他从骨子里认清华尔街，部分原因是由于他自己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受害者，他本人的经历与梅尔维尔小说中那个菲德尔号上的年轻人非常相似。马克·吐温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投机者，并且总是受到失败的“青睐”。他一次又一次地接到各种各样的广告传单，包括木材和矿产、蒸汽滑车、越洋电报的新发明、雕版印刷工艺、有点儿像电视的发明创造、自动伸缩的衬衫背带，还有派格排版机器，他在这上面损失了约20万美元。他自己的性格倾向可能帮助他炼出了一双认识时代精神的火眼金睛，他看到了无孔不入的欺骗、贪婪以及对于伦理道德的忽视。他与华纳合著的《镀金时代》是他对于美国联邦这种社会状态滑稽有趣的讽刺，尤其是讽刺了围绕法国动产信用银行（France Credit Mobilier）和修建联邦太平洋铁路的骗局。《镀金时代》不只是一本一炮走红的畅销书，后来还被改编成了轰动百老汇的戏剧，在全国巡演。小说的篇名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骗子们超常的伪装，以及作者在人物塑上的敏锐洞察。
赛乐斯（Sellers）上校是马克·吐温和华纳塑造出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纯牌美国式骗子形象。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乐观主义者，一个颇有感染力与迷人魅力的骗子，在他施用魔法欺骗别人的同时甚至能让自己也走火入魔，他投机取巧的花样绝无重复，尤其擅长设计土地和铁路骗局，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利益最大化是骗子天然的基本动机，利益最大化也是他的同胞们永远不断翻新的美梦。赛乐斯上校既有夸夸其谈的本事，又能够狂热地相信自己荒唐绝伦的计划。他为美国人开列出了天真烂漫的狂妄自负弱点的总目录。他想用纯真的热情来预先幻想奢侈富足的生活，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生活在悲惨的现实困境中。这种情形形象地反映了刚愎自用的主观乐观主义以及天然的热诚，它衍化为国民的性格特征并且让人们如此轻易就落入别人的圈套。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牺牲品堆积如山：*遭到了玷污，工人没有了工资，他们只能听天由命，夫妻、家庭、邻居之间的亲密感情遭到了出卖或者陷入了沉默，这都是骗子造成的间接危害。
在华尔街接下来的历史中，绝不可能摆脱自己骗子的形象。这种情况在1929年大崩溃以及此后的经济大萧条期间显得特别真实。这些事件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内，华尔街都处在严重的不信任的阴影当中。它之所以背负着这个骂名，是因为它在20世纪20年代经济景气时期一直在不知疲倦地像挤牛奶一样挤干了公众的信任。
奸猾骗子（11）
爵士时代的骗子可以分为两种。有些是查尔斯·庞齐式的。他们出身卑微，白手起家，和摩根家族、贝尔蒙家族以及塞利格曼家族这些老牌贵族精英的世界有着云泥之别。庞齐从前是一个蔬菜贩子，之后还印过假钞，干过走私，模样潇洒，口齿伶俐。他在美国辉煌的初次登场表演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编造的故事非常简单：投资者借给他10美元，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而他则承诺90天之内返还15美元。许多人排队参加他的理财计划，他解释说他将用客户们的钱投资买空国际邮联公司在海外的回拨电话优惠券，然后到世界各地的市场去兑换现金，由此就可以利用外国货币的币值波动赚钱。资金迅速流入，每周资金流量达到了100万美元。庞齐购买了汉诺威信托公司（Hanover Trust Company）的控股权来增加他的流动性，并且获得了金融业务的合法性。他搬进了一处豪宅，每天开着一辆花里胡哨的“自动推力车”四处闲逛。到了1920年初夏，他已经名声大振了。在夏天结束时他因为欺诈入狱，直到1934年才被释放，然后出国到了意大利，当上了法西斯政府的一名小官员。1949年他在里约热内卢去世，这时他已经是一个叫花子了。
还有一些像庞齐一样的外国人，他们与华尔街的关系更加紧密。“火柴大王”伊瓦尔·克鲁格（Ivar Krueger）是瑞典人的偶像，也是20世纪20年代中欧国家争相拥抱的金融救星。他是一个巨人，其帝国扩展到了全球各地。一个又一个国家为了换取保命的贷款而授予他火柴专营权。克鲁格与托尔公司（Krueger and Toll）的股票到处都可以上市交易。可是，在经济崩溃之后，它们全部化为灰烬，克鲁格王国依靠的是造假和欺诈，仅伪造的债券就达到1亿美元。这种情况并没有被粗心大意的投资银行家们觉察到，这些令人尊敬的投资银行包括李（Lee）与希金森（Higginson）。克鲁格于1932年在巴黎自杀。
迈克尔·米汉（Michael Meehan）是一个爱尔兰的暴发户，野心勃勃的爱尔兰投机商群体中的骨干分子之一，其他爱尔兰投机商还包括“大卖”本·史密斯（Ben Smith）和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米汉曾经是一名剧院戏票的代理人，每当百老汇有叫座戏剧演出时，他总能够为傲慢的华尔街客户弄到靠中间通道边的座位票，起初他因为这一点给人留下了印象。后来，他走运了，在美国无线电公司（RCA）股票上操纵着一个内幕交易活动。在股市崩溃之后，他继续从事操纵市场的黑庄活动，这种活动甚至持续到了证券与交易所事务监管委员会成立之后，因为他当时假装精神失常从而逃避了司法起诉的打击。但是，他最终被所有的交易所扫地出门。
还有一些臭名昭著的独狼（lone-wolf）投机者，比如杰西·利弗莫尔（Jesse Livermore）、约瑟夫·肯尼迪等人，他们完全就是梅尔维尔笔下的渡船骗子所嘲笑讽刺的那些“卑鄙无耻的卖空者”的可怕幽灵。“恶眼汉”利弗莫尔是一个虔诚的加尔文教徒，自从美国内战以来他一直是个好色之徒，整天待在华尔街。这个满口粗话的人直言不讳地称呼华尔街是一个“野鸡窑子”，而把经纪人称为“皮条客”。他也是个精明强干的人，有点儿迷信，并且爱出风头。他招摇过市地开着他那辆黄色的劳斯莱斯闲逛，他拥有一艘全钢游艇，手上还戴着一枚巨大的、略带红头儿的蓝宝石戒指，到了1940年他又变得一贫如洗。他经历过两次破产的困境，没有人再把他当回事儿了。利弗莫尔在荷兰雪利宾馆的更衣室里开枪自杀。一封字迹潦草、长达八页的遗书沉重地写出一个不加掩饰的苛刻判断：“我的一生是个失败。”肯尼迪也像利弗莫尔一样，他因为有吸血鬼一样的阴谋诡计而受到人们的揄揶，可是他出人意料地成了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内的第一任证券交易所总管。
奸猾骗子（12）
即便当这些人在20世纪20年代风光无限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觉得他们在华尔街的投机行为太过偏离正轨，其投机的前提是在天真无邪的投资者中间制造虚假的幻想。他们的手段是如此过火，以至于即便严格地说他们的做法是合法的，但隐隐约约地却显得并不那么诚实守法。像摩根那样的人是不会屈尊和肯尼迪这种人做生意的，更不要说有什么社会交往了。但是，在股市崩溃之后，事实表明美国那些屈指可数的大银行家都参与了这次令人讨厌的阴谋策划。由机构共同使用的投资基金池是内幕交易者的共谋，为的是让他们选择的一只股票价格涨上去。然后，联营基金的成员单位会在价格开始下跌的时候清仓出货，把筹码派发给没有丝毫怀疑的公众。基金池本来是市场专业投资者与优势大客户的合法共谋，他们操纵市场的手段一般是精心策划一些小道消息并且集中大量资金快进快出。这些基金池的协调组织者是像威廉·克拉普·杜兰特（William Crapo Durant）这样的人。他既是当时最为臭名昭著的基金池大师，也是一个经历过三次破产的、通用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参加基金池的邀请只限于经过精挑细选的金融知识与政治知识都相当渊博的人。投资基金组合喜欢由社会名流组成的内幕人士群体，他们可以煽动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末热情洋溢地购买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美国无线电公司相当于现在的网络公司，股票价格从1928年的每股8525美元飙升至1929年9月的549美元），他们由当时比较知名的金融家组成：身陷美国无线电公司股票案的杜兰特和美国钢铁公司的查尔斯·施瓦布（Charles Schwab）、杜邦公司的约翰·雅各布·拉斯克布（John Jakob Raskob，此人曾任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助理），还有与约瑟夫·塔莫提（Joseph Tumulty）关系密切的瓦尔特·克莱斯勒（Walter Chrysler）。通常基金池的组织者自己就是操纵股票价格的公司董事会成员，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把股票筹码派发给投资公众。对于这些精挑细选的内幕人士来说，基金池既是博弈游戏，也是大赚狂赚的美事，其中的兴奋刺激类似于打猎对于猎狗的刺激。一位观察家全程跟踪了他们的坐庄之后说：“采取行动、快速获利的诱惑，激烈战斗中的紧张刺激，追逐猎物的精神召唤，进入一个万人迷圈子的独特魅力以及神秘的进取精神，这些东西都是很有吸引力的。”这样的基金池操纵着纽约证券交易所550只上市交易的股票中的105只。
在股市大崩溃之后，这些显赫的人中许多都牵扯进了这个被设计出来损人自肥的、非常华丽的圈套。比如，查理·米切尔鼓动了成千上万的花旗银行客户参加了最为声名狼藉的投资，其中包括投资臭名昭著的“秘鲁”债券，以及向巴西迈纳斯格雷斯省（Minas Gerais）提供没有任何抵押担保的贷款，他自己的分析师们都断言这种投资注定要打水漂。甚至米切尔本人的金融理财事务也是一团糟。他无视法律禁止商业银行买卖自家股票的禁令，对自己银行的股票进行投机操纵。他还炮制了股票持有人转让的事件，以火灾受损物品拍卖的价格把股票转让给他的妻子，以逃避税务部门的追讨。其他的华尔街巨星们也因为受到牵连而引火烧身。
奸猾骗子（13）
最令人震惊的是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的故事。惠特尼是华尔街老牌贵族的化身，一个出身富贵之家的老牌金融家。从他的一头金发到光彩照人的威泽尔（Wetzel）品牌西装，都散发出一种居高临下的自信光环。他的祖先于1630年乘坐阿贝勒号（Arbella）轮船来到新大陆。他是一个银行总裁的儿子，先后在格罗顿（Groton）中学和哈佛大学接受教育，在波斯兰（Porceleian）俱乐部养成了优雅的习惯。惠特尼经营自己在华尔街开办的公司。他的兄弟乔治是摩根的高级合伙人。他的妻子和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关系非常好。他的岳父是纽约联邦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的前任主席。理查德休闲放松的场所是最有异国情调的乡村俱乐部，周末则在他500英亩的新泽西州地产上猎狐，他饲养的纯种艾尔夏奶牛（Ayrshire cattle）屡获殊荣。惠特尼体型健美，留着整齐的发型，肤色晒成棕褐色，拥有一种正直的优雅风度，这种新的华尔街的完美典范就是按照白人新教精英的形象塑造的。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惠特尼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裁，他彻头彻尾地表现出了华尔街一贯的傲慢自大。在十年大萧条的前五年里，他动不动就目中无人地猛烈抨击罗斯福新政当局的每一项改革措施以及规范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政策举措。他宣扬假仁假义的商业道德，并且鼓吹功劳显赫的古代政权是廉洁奉公的。但是，这种自以为是的狂妄与贵族的温和敦厚背后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多年以来，惠特尼一直在走下坡路，加之他还经常因为疯狂的投机活动而雪上加霜，所以最终陷入了债务累累的绝境。当他不再受到人们欢迎的时候，当他最后的一些信用老本被榨干吃净之后，惠特尼就只得依靠挪用公款和金融诈骗来度过难关了。他甚至利用自己担任纽约证券交易所财务总管的这个金字招牌，盗用纽约游艇俱乐部交他保管的资金，这家俱乐部是社会名流们最喜欢光顾的鬼混场所。而且他还盗窃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用于救济优秀经纪人遗属的红包。最后，他的不法行为被发现，并且受到了审判，经法庭调查后确认他的侵占挪用罪名成立。一切真相都大白于天下，由于情节严重，他已经是臭名远扬了。曾经与惠特尼在格罗顿中学同班上学的罗斯福总统，这样写下了这个震惊全球的丑闻：“惠特尼这个混蛋。”当这位纽约证券交易所前总裁忧郁地穿着黑色的外衣、戴着硬圆顶礼帽被警察押解前往纽约州新监狱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听说后不禁为之倒抽了一口冷气。
无论是信用无可挑剔的人，还是像查尔斯·庞齐这种品行不端的可疑人物，这种金融骗子要想成功，就必须首先把受骗上当者带入他们的圈套，所有骗子概莫能外。人们之所以给20世纪20年代取名为“咆哮的20年代”，部分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美国民众陶醉于证券市场，把它当成了一夜暴富的捷径。每当证券市场繁荣昌盛的时候，投资者往往深陷于某种精神错乱的状态之中。同时，这个时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也滋养了这种乐观主义。这些新科技包括：无线电技术、化学材料、电子技术、合成纤维，特别是航空技术。人们的期望很快就脱离了现实。许多人开始以为，这些先进的技术创造与科学发现即将改变的不只是具体的产业领域，还要改变美国人的整个生活方式，或者最少也能够改变国民经济的基本特点。随着这十年的发展演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确信美国经济已经达到了一个永远繁荣富强的新高度，一个所谓的“全新的时代”。于是，深信科技改变世界的信徒们就开始相信：古老的经济周期性规律以及经济生活中的大起大落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根除，投机行为已经得到驯化，市场风险已经可以控制，甚至由于投资活动已经拥有高级的数学模型，投资已经成为一门科学，它内在的固有风险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奸猾骗子（14）
这些美好愿景全是一相情愿的幻想。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正是因为美国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拥有独一无二的强势地位，才使人们产生了这种幻想。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在土生土长的乐观主义土壤里自然而然地滋长着。人们感觉美国是历史（或者上帝）选择的国度，这个不切实际的信仰似乎是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力。另外，他们还利用耶利米·丘奇早期认识到的在美国人中间无所不在的那种投机本能，即“每个美国人都是投机者”。但是，部分原因则在于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正在悉心培育着这些幻想，这些幻想反过来又使本已自信有余的人们信心百倍。华尔街的金融家和实业家们、杰出的经济学家以及报纸杂志与广播电台的记者们让整个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经济将永远景气的乐观气氛。比如，约翰·J·拉斯克布（John J. Raskob）出身贫苦，从小就生活在没有水暖系统的廉价出租屋里。但是，他后来就职于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并任高管，同时还是*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他在《女士家庭期刊》（Ladies' Home 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家喻户晓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的口号是“每个人都要富起来”。他的理财计划围绕着一家普通股证券公司的股票进行，公司由一个值得信赖的董事会领导，董事会会购买普通股然后再把利润分配给普通劳动者。你可以每月只投资15美元，如果分红可以积攒下来，20年内你就可以得到8万美元的红利。全国知名的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欧文·费舍尔（Irving Fisher）在股市崩溃前夕就已经做出过著名的预言：“股票价格已经涨到了顶点，似乎这个点位将是一个永远不可企及的高地。”摩根财团的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告诉新当选的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说：“我们需要花大力气、持之以恒地推进大型企业股票的分散化持有，这样才能解决因为贫富不均引发的社会动荡这一社会痼疾。”他还说：“看来，未来是光明的。”为了防止万一托马斯还留下了什么可疑的狐狸尾巴，华尔街的操盘手们当时还贿赂了广播电台的评论员，让他们煽动听众狂热地购买自己最喜爱的股票。
要想让所有这些胡言乱语和凭空而降的热情落地生根，还需要让那些被忽悠了的人维持一种“甘愿停止怀疑”的态度，也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称之为非理性预期的东西。而当时非理性预期太多了，从荒唐可笑的预期到崇高壮观的预期，预测市场有十几套流行的预测方法与体系。其中，有一个“预测体系”通过看某个月份的单词中是否包含字母“r”就可以预测股市的下跌趋势。还有一个预测体系是跟踪太阳的黑子现象。还有一个预测体系根据喜剧剧本的台词制作成了一个密码本，由它产生推荐投资者购买某只股票。伊万杰琳·亚当斯（Evangeline Adams）是一位著名的算命大师，她在卡耐基大礼堂上面开设了自己的算命工作室。她每月发布一篇新闻通讯，解释行星的位置变化如何影响股票市场。她声称：“这是一个能够打败华尔街的万全之策。”在《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和《失乐园》（Paradise Lost）那样的短篇小说中，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捕捉到了这种沉湎于酒色财气的人物，这充分表明华尔街上演了美国人民与私酒贩子、爵士音乐以及*女郎之间的*情事。华尔街本身变成了一个富有魅力、性感十足的地方，一个全民同乐的地方。在全国性的杂志中，一旦金融家被描绘成古板保守、体态肥胖、老态龙钟的形象，他们就要接受一次整容变脸，重新变成体态精瘦、衣着时髦、年轻诱人的形象。华尔街的老者被当做智者，他们取得的社会地位往往只有伟大的哲学家或者政治家才能企及。在股市大崩溃之后，溅泼在华尔街身上的耻辱却是深刻而持久的，原因在于亿万群众刚刚才把他们毫无保留的信心放在华尔街的精明睿智上面，厄运就降临了。华尔街受到人们的唾骂不只是因为它具有傲慢自大的贵族气派，更是因为它的奸诈不实，而且玷污、滥用了全国人民的信任。
奸猾骗子（15）
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绝大多数情形在90年代又再次被如法炮制出来了。事实确实如此，但是这么说又不完全对。人们依然记得，网络经济泡沫灾难性的破裂引发了华尔街的暴跌，而且牵连出了许多公司丑闻。多年来，在人们的记忆中始终都是警钟长鸣，广大投资者对此仍然记忆犹新。这一次，普通老百姓又被科技救世主愚弄了一回。这次的科技救世主是生物基因工程以及信息技术。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的科学家解释说，干扰素是一种蛋白质，从前被人们认为是治疗癌症的药物，它也是华尔街第一个神奇药物，它是“一种你自己硬要涂抹在股票经纪人身上的物质”。又一次，媒体放弃了它们本应坚持的怀疑精神，而让位给了群众的盲目轻信。正如在“咆哮的20年代”一样，空气中充满了有关“新时代”的谈话，证明互联网公司股票高不可攀的价格是理性的，因为互联网公司属于虚拟经济而不属于实体经济。实际上，这种想法往往只是在硅谷工作的研究生的狂热梦想。其中有些网络公司甚至于还没有产品推向市场，更不要说实现盈利了。网景公司（Netscape）的首次公开募股受到了媒体的热捧，这是互联网股票泡沫的开端。比如《华尔街日报》就这样吹嘘：“过去，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变成一个今天股票市值27亿美元的公司用了长达43年的时间，网景公司则只需要大约一分钟。”华尔街媒体明星，比如高盛公司的艾比·约瑟夫·科亨（Abby Joseph Cohen）公开批评她所谓的“FUDD”，即恐慌（fear）、不确定（uncertainty）、怀疑（doubt）、绝望（despair）这四个单词的首字母组成的单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是美国经济界的最高领导。最初，他对于“非理性预期”持保留意见，可是后来也开始信誓旦旦地保证：这个新时代的网络经济与蒸蒸日上的股票市场具有无限的潜力。“信息超级高速公路”正是梅尔维尔所谓的“新耶路撒冷”在20世纪末的翻版。
此外，大吹大擂助长了大家的信任，他们轻信了一个昏庸呆笨的保证，即由于万维网络时代的到来，内幕人士操纵的骗子游戏早已成为历史，信息网络使得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地获取信息，因此信息的透明度大大提高。在爵士时代的华尔街，这一乌托邦似的理想曾经像空中楼阁那样遥遥无期，而今天它似乎已经近在眼前。也就是说，每个人确实可以稳稳当当地参与投机了，华尔街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可是，正如在20年代一样，还有许多骗子们也准备抓住这个机遇。一如既往，有些骗子来自社会的边缘地带，也有些骗子来自社会高层。这些野心勃勃的青年男女掌握了骗子游戏的基本原则，即外表形象决定一切。一部名为《高压锅炉房》（Boiler Room）的电影描写了这个世界里面的情形，其中有锅炉内的高压、诱人的上涨趋势和骗人的泡泡，基本上它应该是马丁·朱述尔维特了如指掌的事情。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认可了利用情感谋财害命的技术以及过度杀伤的欺骗动机。他们牢记着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中戈登·盖科的全部台词，如果人们偷偷摸摸地当“股东国家”的贪婪公民的话，骗子们就会利用商业骗局哄骗那些天真幼稚的人。这种通灵经济学在过去的75年间一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高压锅炉房》中的骗子老大是这样调教自己的学徒的：首先，必须永远“把自己伪装起来……”。他们就是梅尔维尔笔下“四处招摇撞骗的流氓”，他们玩弄轻信上当者致命的天真与单纯。他们的猎物之所以上钩乃是因为他们自愿接受高风险金融恶作剧的戏弄。对于股市一日游的操盘手这种人来说，股市提供了一种逍遥的游戏，使他们摆脱了每天朝九晚五无聊的上班生活，带来一种令人跃跃欲试、鬼鬼祟祟、赌注极高的刺激。
奸猾骗子（16）
有些操纵者玩得太过火了，应该说这也算是一种职业的冒险精神。在骗子获得人们的信任之后，在线投资已经迅速全面地拓展了骗子玩欺诈游戏的能力。在一个案例中，一个掮客白天上班时间的工作是负责某种安全护送业务，下班时间就是忙于剪网络经济受害者的羊毛。在另一案例中，有两个人合伙开办了一家互联网垃圾股公司，因为欺诈结果被人枪杀了。有一次，一个在虚拟的电脑世界进行诈骗的骗子遭到了股票市场上的竞争对手的报复，他被别人绑住双脚倒挂在一个写字楼九层的窗户上。自从投机商号的时代以来，华尔街竭力想让自己远离《高压锅炉房》中描述的那个世界。但是，随着90年代逐渐淡去，这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作家波·布伦森（Po Bronson）写了一部讽刺小说《炮手们》（Bombardiers）（1995）。这部小说捕捉到了证券市场里那些声誉很好的投资银行与经纪机构制造出来的蛮横残暴、愤世嫉俗、狡猾可疑的市场氛围。自从里根时代以来，这已经变成了华尔街臭名昭著的娱乐消遣方式。在80年代末期，当银行的存款与贷款业务链条崩溃的时候，它散发出腥臭十足的死鱼气味。当时华尔街吸干了美国最审慎、最小心的金融机构的资产，诱骗它们进入了风险极高、甚至不计后果的投机倒把活动。迈克尔·米尔肯受到了98项起诉，包括疯狂参与敲诈勒索、弄虚作假、进行内幕交易等罪名。伊凡·博斯基则向伯克莱商学院的毕业生保证，“贪欲是健康的”。还有人因为社会更加不能容忍的垃圾债券诈骗而锒铛入狱。德克谢尔·博纳姆·兰波特（Drexel Burnham Lambert）认罪了，他共承认了6项重罪指控，涉及邮件欺诈、幕后操纵股市以及证券欺诈，他为此支付了6亿美元罚金，导致1990年他的公司破产。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小说《说谎者的扑克》（Liar’s Poker）（1989）嘲笑了虚张声势的诈骗以及阴险奸诈的幕后操纵之风盛行一时的情况，这些行为使得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的债券交易部门引火烧身。
到了90年代中期，形势发展得更加过头，以至于只有反讽才能够刺穿这种精神的迷乱。《炮手们》这部讽刺小说戏谑地再现了华尔街债券交易者精神压力过重的世界。其中的人物都饱受神经强迫症的折磨，他们的竞争欲望几乎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他们常常欺骗客户，诱导其参加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却没有一点懊悔自责的痕迹。他们空谈自由，同时渴望着每场灾难都能成为自己劫掠他人的潜在机会。他们认为政府就是一个为了实现非法目的的巨大基金会，因此便向政府官员行贿。对于这些因为刺激而兴奋起来的股票推销员来说，“*管理这种模式早已过时了”。这个新时代“实际上是一种宣传经济、一种推荐经济、一种概率经济、一种谣言经济，总之是一个通过说大话、吹牛皮和口头的民间传说构成的经济”。但是，当他们炮制出把整个国家都证券化这一“宏伟蓝图”的时候，他们超出了自己的本分而且完全进入了昙花一现、滑稽可笑的乌托邦。他们打算将多米尼加共和国打包出售，就像他们购买一家特拉华州公司然后再以新股发行的方式把它拍卖出去，把这个国家的坏账打包出售给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以及美国，把它变成一个股票公司的壳子，然后这个国家的垃圾债券可以运用新千年“股东*”与“美元外交”的形式倾销给那些没有任何疑心的公众。这些英雄人物预见到，投资银行和军事装备合同将会取消这个国家整体的抵押品赎回权。“山狗杰克”（Coyote Jack）是这支债券销售大军的头子，他希望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推行资本主义，“让它掉转方向，然后把它卖出了事。我们就会突然赚一大笔钱……几年之后，这个世界将会感谢我们替他们清除了政府管制”。
奸猾骗子（17）
2001年底，股市泡沫刚刚破裂之后不久，安然公司就陷入瘫痪状态，即使是布伦森所能够虚构出来的最奸诈的大骗子，与之相比也都黯然失色了。不光是安然公司，华尔街许多最强大的投资公司都因为欺诈行为而尽数落马。泰科国际公司（Tyco）、世界通信公司（WorldCom）、阿德尔菲亚有线电视公司（Adelphia）、奎斯特通信公司（Qwest Communications）、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Arthur Andersen）都卷入了丑闻。这种情况证明安然丑闻不过是公司高管精心设计的巨大骗局，目的就是为了欺骗投资大众，劫掠他们自己公司的真金白银，让员工的养老金破产。他们阴谋操纵市场，让整个社会因此一蹶不振、元气尽丧。声望很高的金融分析师们的本来职责是为公司股票提供公正的评估，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设下骗局欺骗公众，是因为他们的公司要么准备参与该企业的证券业务，要么希望作为证券包销商涉足企业经营。华尔街公司和它们的同谋公司为自己辩护的托词极尽诡辩之能事，其目的是为了掩盖安然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的阴谋诡计，让他们成为与菲利普·阿诺德和“沉默的”约翰·斯莱克一样优秀的后继人。在公司“翻了白肚”的时候，前25家破产大公司的内部人士依靠销售股票和企业红利获得了33亿美元，然后卷款潜逃了。直到人们披露这些公司的造假骗局的时候，才发现那些自我标榜为史无前例的经济先驱者、甚至于经济*的先驱者的人们，他们的骗术足可以与赛乐斯上校或者爵士时代热衷于“新时代”的骗子们的骗术相媲美。
可是，尽管两者的相似性令人寒心，社会公众对于华尔街的违法活动依然保持沉默，这超出了我们的预料。特别是在胡作非为的规模如此巨大，而且它们与股票市场内部崩溃有着紧密联系的情况下，这种沉默的确出人意料。事实上，在安然公司的丑闻最初被披露之后，丑闻公司隔三差五地陆续浮出水面，人们的脑子都麻木了。当然，和1929年市场崩溃的严重后果相比，华尔街逃脱了人们对于它出卖公众信任的严厉责难。立法机关做出的唯一反应就是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Bill），仅仅是要求证券行业披露一点点以前用不着披露的信息。有些华尔街商号因为行为不当而不得不支付了巨额罚金，一些公司高管和财务主管最后倾家荡产并且锒铛入狱。但是，举例来说，没有人要求更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这是罗斯福新政中最重要的金融监管与投资保护法令，它能够防止同一家企业内部的商业运作部门与投资银行部门产生内在的利益冲突。恰恰相反，1998年这项法令被废除了。这发出了一个信号，举国上下醉心于自由市场的势头方兴未艾，而自由市场观念早在里根时代就已经落地生根了。政府对于信息时代的“金钱托拉斯”也没有展开正式调查；与20年代几乎降临到威廉·杜尔或者投资组合管理者身上的灾难相比，今天甚至人们的道德义愤都显得不温不火。实际上，刘易斯·拉普翰姆（Lewis Lapham）在《哈珀氏杂志》上把政府的议事日程描述为一种“阶级斗争的行为……不是愤怒的穷人拿着麻袋洗劫富人的豪宅，而是受到委屈的富人把放肆撒野的穷人的小茅屋给烧个片草不剩”。
在小布什总统开始其第二个任期的时候，华尔街又有一些新的欺诈丑闻被媒体揭露出来，这些新闻往往都上了美国都市日报的头版头条。于是，总统提出了社会保险基金私有化的议案，也就是说，要把美国退休工人的物质福利委托给那些金融机构管理。可是，不久前人们还发现这些机构不仅不能尽职尽责，而且其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往往都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由于总统提出的建议不合时宜而且把手伸得太长，最终弄巧成拙。由于国会未能通过，这项议案最后胎死腹中。这一事实有力说明，华尔街的骗子形象仍然萦绕在人们心头。然而，总统选择在一个特别不走运的时刻参与这场战斗这一事实也表明了别的东西。也就是说，由于民众对于自由市场的信心已经变得非常有弹性，以至于这种将会导致民愤爆发的议案也是可以容忍或者至少是可以考虑的，而在前几代美国人看来，这种议案是需要断然拒绝的。反过来说，这种公众反应所发出的信号是他们将永远不再相信政府能够成为经济的监管者和庇护者。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在角逐政治权力的选战中被动员起来的民众要担当经济警察的角色，而且要防止实力强大的私有制经济势力滥用手中的经济实力。可是，新千年伊始，亿万群众却被劝说相信，政府官僚制度抑制了而不是促进了经济生活的繁荣、*与公平正义。现在许多人信仰的这种经济*可以被归结为“一张股票，一张选票”。许多美国民众开始以为，市场经济是人类获得自由的一个渠道。而且，在网络经济泡沫彻底破灭之后，金融市场并没有引起任何灾难性后果，这进一步让人们感觉不要急着与华尔街这种已经脱胎转世、洗心革面的骗子发生正面的交锋。
如果形势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即使有什么紧急危机出现，民众也不会敲响警钟，而且民众要求政府对华尔街下一剂猛药的呼声也不会太高。不管这个情况是否会变成现实，市场社会都将继续释放这种非理性的狂热激情与乐观预期，而华尔街必定是要利用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获利。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滥用公众信任的人却在日益频繁地成为超凡脱俗的公众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