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国宝之谜》
作者：王廷洽【完结】
序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门无人不参与、无人不受影响的学问的话，那就是历史。
每个人，无论他(或她)是否愿意，实际上都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他(或她)的一切活动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尽管不一定被以文字记录下来，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复原的信息。即使是完全没有历史意识的人，也避免不了历史的影响，一般来说，他(或她)在一生中总要追溯家族或个人的往事，也不能不受到这些往事的影响。一个人的经历再丰富，所处的时代再重大，与人类悠久的历史及其壮阔的波澜相比就显得极其渺小，微不足道。正因为如此，历史能给人理念、知识、智慧、乐趣和享受，是其他学问所无法替代的。另一方面，要了解一个个人、群体、社会、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也必须从其历史入手。不了解其历史，就无法理解其现状，也难以产生真实的感情，维持必要的信念。所以梁启超曾有这样的说法:“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但到目前为止，时间还是不受人类控制的客观存在。除了少量遗迹遗物外，人们无法直接观察过去存在过的事和人。尽管历史是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事实，但想了解历史，只能通过能够显示或反映这些存在的信息(主要还是文字)的记载。随着资讯的发达，文字以外的信息，如照片、图像、音像、实物等今后也会占越来越大的比重。但无论如何，历史都不可能是以往直接、简单的复原，只能是后人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所谓“意识”和“选择”，不仅是指历史的叙述者，而且也应该考虑历史的接受者。同样的史实，不同的叙述者完全可能选择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侧重点，运用不同的叙事方法，寄托不同的感情，同时也应该考虑针对不同的对象。
历史学者应该明白，绝大多数历史爱好者了解和学习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是为了获得信念、知识、智慧和乐趣，所以必须根据他们的需要，提供他们便于接受、乐意接受的读物，而不能一味强调学术性和专业性。近年来，戏说历史充斥于影视，固然使历史学家不无忧虑，但另一方面也正说明民众对历史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如果我们“正说”历史时也能写得生动可读，引人入胜，何愁缺乏读者也就不必担心真正的历史不为人所知了。
这套《话说中国千古之谜系列》共九册，达数百万字，分别是《大唐王朝之谜》、《大宋王朝之谜》、《大明王朝之谜》、《大清王朝之谜》、《中华民国之谜》、《中国宫廷之谜》、《中华国宝之谜》、《中国王陵之谜》和《中国帝后之谜》。作者都是上海高校的历史教师或专业研究人员，我与他们虽然素不相识，但了解了这套书的概况后，感到他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尽了一位历史教师的职责——不但要在课堂上教历史，还应该向全社会普及历史。
或许有人以为，近年来图鉴、故事体的历史普及读物已经出版过不少，如上海就有辞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传真》、人民出版社的《中华文明通史图鉴》，最近出版的《话说中国》更是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些高质量的读物大多简明扼要、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备受读者欢迎。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加以选择；在确保学术水准的同时，尽可能采用生动活泼的叙述方式；在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注重知识性和趣味性——是这些读物的共同特点。只要做到了这些，这类书应该多多益善。而对我们这个拥有上亿读者的国家来说，对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已经出版的这些书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不同的作者和不同的读者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我相信，这套书也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至于书名所说的“谜”，只是一种叙述的方法，作者提供的还是“谜底”——历史真相。其实有的谜早已不成其谜，已有公认的答案；有的却不只一个谜底，还有的至今尚无谜底，或许永远不会有谜底。这不是作者偷懒，或故意留一手，历史就是这样——是千古遗憾，也是永恒的魅力。读者有兴趣，不妨自己也去找找谜底!但历史本来就是个大迷宫，小心别走进死胡同。
葛剑雄
2005年7月
前言
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基于它数千年积淀的丰富而深沉的文化底蕴。所谓文化或文明，我们通常可以分为精神的和物质的两方面来认识，而历史上的精神文明总是通过物质文化而得以昭彰的。文物是物质文化的载体，每一件文物本身又凝聚了设计者和制做者的思想观念和精湛的技艺，能反映社会和时代的习俗和风貌，是历史的见证，科学技术的见证，艺术的见证，文明成就的见证。正是由于传世或出土的文物凝聚了历史、艺术、科学和风俗等诸方面的价值，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人们收藏的兴趣，久之，文物又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而被赋以“古董”之名，而且具有难以估量的市场价值。又由于每一件文物所具有的价值不同，专家们为文物定出级别，有珍贵文物、普通文物之别，具有特别重大价值的文物还可以称为“国宝”。物以稀为贵，有些新出土的文物虽然并不一定特别珍贵，如安徽六安、陕西眉县发现的类似钱币的器物，有可能是西汉钱币中的“白金三品”，如果一旦被证实，那么首次发现的西汉银币也就比较珍贵了。
盛世出宝物。中国经历了百年沧桑后迎来了一个太平盛世。社会各界对文物工作十分重视，博物馆的建设飞速发展，以往仅限于达官贵族的爱好与收藏，现在人民大众也有机会亲眼目睹各种各样美仑美奂的中华珍宝。为了让民众能了解国宝，增强爱国心，现在各种媒体的宣传力度是很大的，有专门的报刊和书籍，有的报纸开辟专栏，电视台、电台也有专门的节目，网络上更有五花八门的相关知识。可是有些知识是陈旧的、不真实的，如一种错误知识认为，“传国玺”是玉工孙寿用和氏璧刻制的，其文字为鸟虫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或“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等。其错误之一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用小篆体，岂能立法犯法而用鸟虫篆其二，玉璧形体较薄，且两面刻有纹饰，若再磨去纹饰，改刻玺印，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读者在阅读时，就应该像鉴定古器物一样，对各种媒体传播的知识也要有所鉴别。
本书虽然名为《中华国宝之谜》，可是由于限于体例的要求，必须具有一定的“谜”，决定了它仅是介绍一些中华历史上比较重要物质文化的通俗读物。既然是通俗读物，就要以讲故事为主，要有趣味性，要有知识性，要通俗易懂。
然而，究竟什么是谜呢某器物未见记载，而突然冒了出来，可以认为是谜；某器物本来见于记载的，后来又下落不明，也是一种谜；人们对某器物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是一种谜；某器物经过多少收藏家历尽千辛万苦的收藏、保护是一种谜；某器物的真伪争论也是谜……有些谜已经解开，有些谜则尚在探索中；有些谜可能永远无法水落石出，有些谜则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新的考古发现等，会在将来找到答案——谜是多种多样的。
在众多的同类读物面前，这本小书的写作坚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尽可能介绍新的考古发现和其他新发现。比如《圆明园四十景图》之回归祖国，虽然已经由文物部门作了高科技复制和发行，但是毕竟价格昂贵，数量有限，作者既已亲眼目睹，于是在书中写了专篇。又如在上海博物馆展示过的陕西省发现的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器皿品质高，种类繁多，引起了中外文博界的普遍关注，我们在书中也写了专篇。
二是反映了作者部分最新的研究成果。如在介绍传国玺时，认为秦始皇根本没有制作过什么传国玺，而是他的六方实用玺在汉朝代代相传而有了“传国玺”之名。魏晋南北朝期间，群雄纷争，又不知传国玺的原委，于是纷纷自制了象征“君权神授”的玺印，编造神话故事，实为符瑞说的产物。这一研究结果已经发表于拙作《中国印章史》，现在借此机会再度向读者介绍。
三是在众多已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新见解。如大禹铸九鼎的问题，根据史书记载则有之，而至今未见实物，又据考古获得的青铜器，证明那时并未掌握铸造大型青铜器的技术，而学术界僵持在两种相反的意见上。作者从“革故鼎新”的成语得到启发，认为夏有九鼎，商汤灭夏，获得夏九鼎，毁夏九鼎乃是殷革夏命的一项措施。商也铸造九鼎，这在技术上已无疑问，史书也明确记载武王克商，把九鼎迁走，可是后来楚庄王想一赌九鼎的真容，周室却派王孙满说了一通“在德不在鼎”之类的话作搪塞，其实毁商之九鼎恐怕也是周革殷命的一项措施。周也铸造九鼎，可是秦统一后，秦始皇确实派了一支军队去洛阳迁鼎，结果只获得八鼎，还未必真的是周之九鼎中的八鼎，恐怕是周王室自毁或自埋重宝。这一见解虽然没有过硬的证据，却是合情合理的。
四是有选择地介绍作者的所见所闻，而这些见闻往往于其他信息媒体不易读到。如民国政府在“九·一八”后组织的故宫文物大迁移，过去鲜为人知，笔者在1980年代初曾听恩师沈熙乾先生讲述过。沈熙乾先生曾为南京政府文物工作组的专家之一。现在虽然已经将故宫文物转移到大西南以及后来民国政府又怎样将文物运到台湾，建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事实公之于众，但是沈先生讲述的民国政府仅运走近3000箱文物的原因，人才才是真正的国宝，也是十分重要的。笔者在讲述“故宫出海”的故事时作了介绍。又如西周晋侯苏编钟16件，其中14件由著名的青铜器专家、前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从香港古董市肆购回，人皆以为伪器，及另外两件在晋侯墓地回填土中发现，证实了晋侯苏编钟确为西周古物，16件编钟的铭文并非单独成篇，而是“连篇累牍”的。马老慧眼识宝的故事也是十分生动的。还比如宣德炉问世后成了天下名器，明清两代不时有仿制品，现当代也有不少假冒者，以至于不少朋友动辄便问宣德炉。有不少专家认为，宣德炉的真伪问题很难说清，很难鉴别。及笔者读到于谦所编《宣德鼎彝谱》，又见十三陵内和青海省矍昙寺内大型宣德炉，以及某清真寺内铸有回文的墨色宣德炉，才知宣德炉的真伪问题是可以讲得清、可以鉴别的。首先铸造宣德炉的铜材是经过十余次提炼的优质暹罗铜，当时称为“风磨铜”，其色黄亮，有珠光宝气，而镀金或掺以黄金之谓者皆非，而墨色者是以墨点色而成。底款则为秀丽的赵体楷书阳文“大明宣德年制”，壁厚体重，造型仿宋朝定、均、汝诸官窑鼎彝。
总之，我们在坚持做了以上这些努力后，这本小书也就具有一定的价值。当然，缺点和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廷洽
于上海师范大学博物馆
鳞次栉比 故宫建筑数量之谜
故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其本身就是中华国宝，也是杰出的世界文化遗产。故宫为何又称紫禁城？它究竟有多少间房屋？哪些宫殿被称为“三宫”？哪一所宫殿是“冷宫”？故宫各门匾额上的“门”字最后一笔为何不钩起？故宫究竟是哪位建筑大师设计的？这一个个谜能不能找到答案呢？
故宫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经明清统治者扩建、修葺而成的。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若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正式定都北京算起，迄今已历经580多年的沧桑岁月。故宫曾居住过24个皇帝，既是朝廷举行大典和君臣议政、处理政事、行使权力的场所，也是皇帝和后妃、皇子们居住、游玩的地方。3000米长、10米高的宫墙，包裹着宫室、园囿、祭坛、寺观及王府等，俨然是一座森严壁垒的城堡，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水平和优秀传统。1961年国务院把故宫定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故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故宫的建筑群本身就是中华国宝。然而，就是紫禁城宫殿建筑群却留下了一个个不解之谜。
这是故宫鸟瞰。故宫本来是明清两代的皇宫，现在成了博物馆。 故宫又称为紫禁城。为什么把皇宫称为紫禁城呢？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将天上的星宿分为三垣、二十八宿和其他星座。三垣指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紫”是指紫微垣。紫微垣居三垣之中，又称紫微宫、紫宫，古人认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秦始皇造咸阳宫，就曾命名为“紫霄宫”，把他的宫殿比拟于天帝的居所。“太平天子当中坐，清慎官员四海分”。皇帝以天帝之子自居，办理朝政与日常居住的地方也就成了天下之中。“禁”指禁区，强调皇宫的无比尊严。明清社会等级森严，皇宫是最高级别的“禁区”，就连官员也不是可以随便进出的，便用“禁”字来警示。另外，故宫中各宫各殿的名称都有出典和一定的含义，如“乾清宫”和“坤宁宫”，“乾”、“坤”二字就是出自《易经》，“乾”指天，属阳，“坤”指地，属阴，乾清宫意味着上天清朗，皇帝清健，坤宁宫则含有大地安宁、后妃太平之意。东西六宫及其他诸宫殿也都分别象征着天上的十二星辰和各个星座。所起的宫殿名都有深刻的含义。
故宫内究竟有多少间房子？也是近年进行实地勘测才获知有8600余间，既然是实地勘测的，为什么还要用“余”字呢？据说实在是多得数不清，然而那次勘测的科学性也值得怀疑。据说故宫的总管也从来没有搞清楚究竟有多少间房子，一说有9999间房，一说有9999间半。为何有半间呢？故弄玄虚嘛。另有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将次子朱棣封为燕王后，曾派刘伯温去大都修建燕王府。皇上和燕王打算把王府扩建，把房子造得大一点、多一些，要特别显示燕王华贵和尊严。刘伯温一见皇上就说：“启奏万岁，臣昨夜梦见玉皇大帝把臣召到凌霄殿上，天帝说：‘你朝皇帝要修盖皇宫，转告他：天宫宝殿一千间，凡间宫殿万不可超过天宫！还要请三十六金刚、七十二地煞去保护凡间皇城，才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帝说完，就喷过来一阵白茫茫的香雾，把臣熏醒了。”皇上虽觉奇怪，仍下旨叫刘伯温去监造，还要他去请金刚、地煞来保护宫殿。此事很快传遍了北京城，老百姓都想看刘伯温怎样修盖皇宫，也想知道金刚、地煞是何方神仙。刘伯温经若干年的努力，把宫殿建成了。皇上和燕王看到宫殿盖得华贵，虽不满千间，但也鳞次栉比，院里金光闪闪，好像有神仙镇守。外邦听说刘伯温请了天神三十六金刚、七十二地煞保护皇城，也就不敢兴兵作乱了。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故宫里的房子有九百九十九间半；三十六金刚就是宫殿门口摆着的三十六口包金大缸；七十二地煞就是故宫里的72条地沟。可是999间半的房屋怎么变成了9999间的，差距甚大。这一则保存在《燕京传说》里的故事，当然只是传说而已。
不过皇室人员众多，确实需要很多房子。我们通常都知道皇帝妻妾众多，所谓“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根据记载，天子的后妃制度形成于周朝。《礼记昏义》：“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缤、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宫中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称为“三宫”。六院指东路的斋宫、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景阳宫及永和宫六宫。皇帝有“七十二妃”，或“粉黛三千”，有居住之处，并不拥有宫殿，由皇上随心所欲地挑选。“宫中多怨女”，多少青年女子被关进宫内，终生不得自由！失宠的女子便在宫中等死，更为悲惨！有“过失”的女子被打入冷宫！“冷宫”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即乾清宫、长春宫；一说“冷宫”无定所，关禁妃子、皇子的地方便称“冷宫”。其实紫禁城内并无“冷宫”匾额，后一种说法较为可靠。明、清两代被作为“冷宫”的地方有好几处。明末天启皇帝的成妃李氏得罪了权势赫赫的太监魏忠贤，便由长春宫赶到御花园西面的乾西。先后被幽居乾西的还有定妃、恪嫔等人。光绪皇帝的珍妃被慈禧关在景祺阁北边北三所(现已坍毁)，就在现在能看到的珍妃井西边的山门里，此地也算是一处“冷宫”。
故宫内的金水河 大凡去北京旅游的人都会被许多门所困惑。故宫高墙东西两侧的日精门与月华门象征着日月争辉。太微垣南有三颗星被天文学家视为端门、左掖门、右掖门三座门。紫禁城与此相应，前面设立端门、午门，东西两侧设立左、右掖门。午门与太和门之间蜿蜒穿过的金水河象征着天宫的银河。有些门还有特殊的意义，如德胜门的“德”字同“得”，皇帝派出的军队要从德胜门出发，打了胜仗回来，皇帝也从德胜门迎接。德胜门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凯旋门。
我们还会发现故宫各门匾中楷书“门”字末笔直下至底而不向上勾。这种写法据说始于宋代。南宋迁都临安后，玉牒殿失火，有大臣上奏说是宫殿匾额中的“门”字末笔有勾，属火笔，因此招火。建议将匾额全部烧掉，另写新匾，门字末笔都不能勾起。从此以后凡书写宫殿匾额的“门”字，其末笔都直下而不勾。据说明太祖在南京命中书詹希原写太学集贤门匾，所写楷书“门”字的末笔勾起，明太祖大发雷霆说：我要招贤，你詹希原要闭门，塞我贤路！遂下令斩之。原来门字末笔起勾还有关门之意。
像故宫这样宏伟的建筑群，如此浩大的工程，由谁设计，是谁主持施工的？也是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因为皇帝是不尊重知识产权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负责设计、主持施工的大臣难道还要留下大名不成？所以故宫的建筑上没有像现代建筑那样明确地刻上建于何年，由何人设计等字样。学者们根据点滴记载进行考证，目前大多数人认为故宫是明代一位杰出的匠师，人称“蒯鲁班”的蒯祥设计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曾经参加建造南京宫殿的蒯祥不是故宫的设计者，只是故宫的施工主持人。因为永乐十五年紫禁城开始进入大规模施工时，蒯祥才随朱棣从南京来到北京，开始主持宫殿的施工。在蒯祥到北京之前，蔡信已主持故宫和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和建造了。故宫真正的设计人应该是名不见经传的蔡信。
作为中华国宝的故宫建筑群里面蕴藏了多少谜，尚等待着人们去探索。
毁于一旦 圆明园四十景之谜
被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誉为“万园之园”、“无上之园”的圆明园，因先后遭到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破坏和盗抢，现在仅留下几处残垣断壁。圆明园的毁灭，不仅国人为之痛惜，而且凡是有良心的外国人也纷纷谴责侵略者的野蛮行径。由于乾隆皇帝时宫廷画师绘制的《圆明园四十景咏图》已被法国入侵者盗走，致使中国人连“画饼充饥”也成了泡影。幸得有爱国人士出巨资购回了图版和印制权，才使我们对圆明园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
人们通常把皇家的禁苑、王府也视为故宫的一部分。圆明园为雍正皇帝的私人府邸，它的营造始于雍亲王胤禛，完成于乾隆朝。1709年，康熙皇帝把废弃的明朝一处府邸踢给皇四子，并亲书改名后的“圆明”匾额。雍亲王得到赏赐后便进行了精心的规划和修葺扩建，及其成为皇帝后，圆明园已经成为占地5200余亩、周长30里的皇家第一御花园。雍正帝在位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御苑的建设已经基本定格了。乾隆帝子继父业，继续营造这所极尽富丽堂皇的禁苑，尤其是他每次下江南后，就将一些名胜仿建成于园中。嘉庆皇帝也曾采购了大量紫檀木，为宫殿配制家具。公元1743年11月1日，法籍教士王致诚在游览了圆明园后，在他由北京寄回法国的信中称赞圆明园为“万园之园”、“无上之园”。
北京圆明园遗址 据记载，圆明园拥有一百四十余所殿庭楼阁、上百处新奇秀美的风景点。好风景原定为三十多处，至乾隆九年才确定为四十处，并由宫廷画师绘制了《圆明园四十景咏图》。可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进紫禁城，法国入侵者盗走了此图，圆明园后来又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以至于国人难以知晓这座全世界名园中优秀的四十处景点。
乾隆元年，刚继位的弘历就下令画院将圆明园最突出的风景绘制成图，乾隆帝亲为各风景咏诗一首。乾隆三年(1738)，他又命宫廷画师沈源、唐岱绘制高8尺、宽3丈2尺的巨幅《圆明园全景图》，于此年的农历五月十一日裱贴于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九洲清晏”的清晖阁北壁。乾隆九年，冷枚、沈源、唐岱和周鲲等奉旨绘制的《圆明园四十景咏图》成，乾隆十一年装裱完毕，后珍藏于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内。四十景每景一图，每图高2尺、宽2尺4寸(装裱后卷心为64×65厘米，连装池绫边为83×75厘米)，细绢，设色。山水、楼台亭阁、树木花卉、飞禽走兽都用极精细的工笔画成，高雅艳丽。乾隆帝仍为每一景咏诗一首，由著名书法家汪由敦以工楷分别写于每一幅细绢上，尺寸同画。装裱成卷后，题咏在前，画在后，整卷《圆明园四十景咏图》长达二十余米。
乾隆帝的咏诗前都有写一小序，记该景特点，如他咏“正大光明”曰：“园南出入贤良门，内为正衙，不雕不绘，得松轩茅殿意。屋后峭石壁立，玉荀嶙峋。前庭虚敞四望。墙外林木阴湛，花时霏红叠紫，层映无际。”在小序之后便是一首五言诗，曰：“胜地同灵囿，遗规继畅春。当年成不日，奕代永居辰。认府庭罗璧，恩波水泻银。草青思示俭，山静体依仁。只可方衢室，何须道玉津。经营惩峻宇，出入引贤臣。(乾隆自注：‘出入贤门，匾额皇考御笔也’)洞达心常豁，清凉境绝尘。常移去馆跸，未费地官缗。生意荣芳树，天机跃锦鳞。宜堂弥廑念，俯仰畅心频。”
圆明园第四十景“洞天深处”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紫禁城，在皇宫中大肆抢掠和破坏。《圆明园四十景咏图》被法国入侵者掠夺后献给法皇拿破仑三世，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曾制版印制过此画,2004年北京中国东方威龙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花巨资向法国国家图书馆购回原版，在国内限量印制了2004卷。由于此图得以重见，不仅使我们了解到题咏、绘画、书法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使我们知道四十景的基本情况。四十景为： 正大光明 勤政亲贤 九洲清晏 楼月开云 天然图画碧桐书院 慈云谱护 上下天光 杏花春馆 坦坦荡荡茹古涵今 长春仙馆 万方安和 武陵春色 山高水长月地云居 鸿慈永祜 汇芳书院 日天琳宇 澹泊宁静映水兰香 水木明瑟 濂溪乐处 多稼如云 鱼跃鸢飞北远山村 西峰秀色 四宜书屋 方壶胜境 澡身浴德平湖秋月 蓬岛瑶台 接秀山房 别有洞天 夹镜鸣琴涵虚朗鉴 廓然大公 坐石临流 曲院风荷 洞天深处 初三十三景，乾隆六年增入方壶胜境、慈云普护、蓬岛瑶台三景，乾隆九年又增鸿慈永祜、汇芳书院、洞天深处和月地云居四景。
北京圆明园内的景致 根据《圆明园四十景咏图》的实景图、景点名称、乾隆帝的小序和所题诗词，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以下一些情况。
从景点设置的功用来看，有些是供皇帝批阅奏章、同大臣们商议国家大事的殿堂，如“正大光明”、“勤政亲贤”等；有些景点是皇子皇孙们读书的地方，如“碧桐书院”、“四宜书屋”等；有些是宿卫的武士比武的场所，如“高山流水”；有些是供皇室进行宗教信仰活动的建筑，类似于寺庙和道观，如“月地云居”、“日天琳宇”等；当然更多的景点是供皇室及亲近贵族游玩歇憩的。从景点建设的构思来源言之，有仿用水力装置的景点，如“水木明瑟”的序曰：“用泰西水法引入室中，以转风扇”；有的是按照古代的绘画作品而建成的，如“蓬岛瑶台”，其序曰：“福海中作大小三岛，仿李思训画意，为仙山楼阁之状”；有的是领会了诗人某诗的诗意而造的建筑物，如“夹镜鸣琴”，其序曰：“取李青莲‘雨水夹明镜’诗意，架虹桥一道，上构杰阁，俯瞰澄泓，画栏倒映，旁崖悬瀑水，冲激石罅，琤琮自鸣”；有仿西湖著名风景景点的，如“平湖秋月”、“曲院风荷”，等等；当然还有依照全国各地名胜而建设的景点。从风景的特点来看，有以当地山水特点而取胜的，有以树木花草为要领的，有以突出建筑物的，有广植农作物的，有流水静湖和鱼凫。无论是以自然风光取胜，还是人工建造的建筑物也好，总之是楼阁与山体共矗，湖水同云天一色。任何绚丽的篇章也无法描述这座“园中之园”、“无上之园”的完美。
虽然笔者得以一睹《圆明园四十景咏图》为快，并希望能通过出版物介绍给广大读者，然笔者一方面感叹自己的才疏学浅、文笔不美，另一方面更感叹的是这座本来应该属于全人类文明的名园，却被强盗毁灭于一旦。在欣赏《圆明园四十景咏图》之余，不免有画饼充饥之意。 包罗万象 清朝皇室网罗珍宝之谜
一个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一个文物大国。自西周以下的各朝各代都进行古物的收藏，而以清朝为集大成者。清朝诸帝中尤以乾隆时期的收藏和研究为甚，他还为收藏和撰写专著下过圣旨，组织专家对各类器物进行研究和著述，如关于铜器有《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甲编》、《乙编》和《宁寿鉴古》，关于书法和绘画作品编著有《石渠宝笈》等。可是终清之世有没有完成对所有藏品的著录，这已是难以弄清的谜。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同时具有悠久的收藏历史。《周礼》就记载了西周设有天府，把用于祭祀的玉器当作宝物收藏，说：“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其实先秦时代的统治者除了收藏玉器外，也珍藏各种青铜礼器和其他珍宝。《战国策燕策二》记载；名将乐毅率燕国军队大破齐国后，“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大吕指乐器，元英为燕国宫殿名，历室为燕国宗庙名。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都有收藏。秦始皇一统天下，尽收各国奇器珍宝，曾专门派一支军队去迁周朝保存的九鼎。西汉废除“挟书律”，号令天下民众献书，并将民众所献之书藏于秘府。汉武帝时得宝鼎于汾水上，因此改年号为“元鼎”。魏晋南北朝虽然是动荡的时代，但各王朝也有收藏。唐太宗李世民特别喜爱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据说他收藏的王字竟多达三千余纸，当然他也收藏前代的绘画作品和其他珍宝。宋朝不仅有大量的收藏，还编著了不少考古、鉴赏类的书籍，使收藏和文物研究走上科学的道路。明朝皇室也进行了大量的收藏，可是没有对藏品作过著录。
故宫珍宝馆的藏品 清朝皇室的收藏可以说是集历朝的大成者，尤其是乾隆帝，一方面进行大量的收藏，另一方面组织大臣进行研究、整理和著录，比如乾隆十四年旨谕大臣们将宫中所藏的铜器编著成《西清古鉴》，其后又有大臣进献及购于市者，又写成了《西清续鉴甲编》、《乙编》和《宁寿鉴古》；有关书法作品和绘画作品的收藏则编有《石渠宝笈》，有关砚台的收藏则编有《西清砚谱》，钱币收藏则有《钱录》，等等。可是，终乾隆朝，并没有完成故宫中所有的收藏品的著录。乾隆帝有时也会把一些珍宝赏赐给王公大臣，如把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赐给成亲王永瑆。更何况嘉庆、道光诸帝也皆有收藏，却不见著录。到了晚清，官员和太监进行偷窃，或有不经意的损坏，以至于后来对于故宫究竟收藏了哪几类珍宝，其数量究竟有多少，一度是人们无法了解的谜。
清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象耳炉 乾隆十四年的圣旨保存在《西清古鉴》中。圣旨冠冕堂皇地说故宫中的铜器有三个来源，即宫中所藏、大臣进献和购于市者。所谓宫中所藏，当然是指他当皇帝前的收藏，也就是有明朝皇宫的收藏，以及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的收藏。乾隆在位时间最长，天下最太平，财政最富裕，而且也是一个最喜爱文物的皇帝，因此大臣进献的珍宝和购于市的古董也最多。事实上清朝对大小金川用兵、征服蒙古、建立新疆省，掠夺了不少其他民族的器物，如平定金川时获得蕃剑、“董卜韩胡宣尉使司印”(董卜韩胡为明朝三十六番之一，也称孟董番。永乐皇帝设宣慰使司都指挥同知，并授此印)等。还有一类文物是出土的，如元朝的“制诰之宝”(黄金质、龙火轮钮，通高5寸8分、重220两)就是出土于鄂乐多斯的哈图山山脚下的乱沙中，然后由理蕃院上折进呈。乾隆帝也把此类出土的文物归入大臣进献之类。其实还有巧取豪夺的，而从乾隆帝看来，都是付了银子的，于是都归之于“购于市者”。总之，在乾隆朝，故宫的收藏确实大量增加。
乾隆帝既要大臣们按照北宋《宣和画谱》、《博古图》等考古类图书的体例编撰各类古器物的图书，还要求随着内府新入藏古器物的增加，对这类书籍进行扩充、完善。《西清古鉴》成书30年后，乾隆帝就又下令续写古鉴。同时，他也亲自参与鉴定和考古，使故宫收藏的各类古董都有一个正确的勘定。曾经有一件青铜器一度被误认为是商周时期的，后经乾隆仔细辨认，最后确定为唐代回纥铜器，从而澄清了这件器物历史。
明戴进《关山行旅图》 虽然乾隆帝和他的大臣都善于鉴古，但也有出错的时候。如《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为师弟无用师所作，无用师自然是此图的首位拥有者，图上留下了“无用师”印。几经转手，1746年被嗜爱书画的乾隆帝收进清宫内府。乾隆帝对其爱不释手，视为《石渠宝笈》的上等品，并矜上“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乾隆鉴赏”、“三稀堂清鉴玺”、“宜子孙”等五印。可是事隔二年，地方官吏又呈送了一幅与真作一模一样的《富春山居图》。肯定有一幅是伪作，乾隆帝经过仔细比较鉴定后，把第一幅定为真迹，后献的一幅定为赝品。由于赝品简直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乾隆帝把它们都收进了内府珍藏。乾隆帝的鉴定结论维持了近两百年，后来终于被近代画家吴湖帆所推翻。经过美术界几十年来的争论，最终公认钤有乾隆皇帝印的为伪，地方官吏所献的反而为真，同时指出伪的亦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至今真伪二卷均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虽然乾隆朝不乏古字画的鉴定高手，但乾隆君臣还是不得不发出无奈的感叹：“鉴别之难矣！”
当然，有关清皇室的收藏情况，最应该是由推翻清朝的民国政府作清理和登记。末代皇帝溥仪离开紫禁城皇宫后，由发动“北京政变”的冯玉祥将军控制了北京地区的军政大权，就组织了一批大学教授、学者和大学生进行清点、登记。清点工作进行了近一年，并于1925年公开出版了28册《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据统计有117万余件，包括青铜器、玉器、书画、陶瓷、珐琅、漆器、金银器、竹木牙角匏、金铜宗教造像以及大量的帝后妃嫔服饰、衣料和家具等等，还有大量图书典籍、文献档案。 国宝散失 伪满政权盗取故宫珍宝之谜
1945年日本投降后，伪满政权也随之跨台。伪满皇宫中的许多珍宝很快流散到民间，中外古董商和国民党军政要员趋之若鹜，不惜重金购买。按历史事实，民国政府建立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限居在故宫的后园内，1924年又被赶出北京。然而长春的伪满皇宫为何会藏有许多珍宝？溥仪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后，有多少珍宝流失海外？多少珍宝隐藏于民间？又有多少重新埋入地下或毁于一旦？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满洲帝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伪满皇宫收藏的许多珍宝流散到民间，由北而南，长春、沈阳、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古董商、收藏家都瞄准了从皇宫流出来的书画作品，连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也不惜重金作收藏，外国的商人、收藏家也闻讯赶来，插手收购。这些人迢迢千里奔赴东北，对伪满皇宫珍宝趋之若鹜，最后甚至不以白银论价而只认黄金。著名的收藏家张伯驹为了能买下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不惜变卖在京城的住宅，一时间“东北货”炙手可热，如火如荼。当时，有多少珍宝流失海外？多少珍宝隐藏于民间？又有多少珍宝重新埋入地下？至今仍是难以知晓的谜。
在长春市内的伪满皇宫 首先是伪满皇宫究竟从故宫中盗取了多少珍宝。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虽然被推翻，但年仅6岁的末代皇帝溥仪仍居住在故宫内，虽然民国政府规定了他们居住和活动的范围，但他们仍有一定的自由度。再说，宫中的太监比民国的看守者更熟悉宫内的情况，所以他们会寻找机会盗取宫内的宝物。1924年，溥仪接到民国政府“半日内离开皇宫”的命令，18岁的溥仪及其家族成员其实早有准备，他们是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一旦离开皇宫，靠什么去谋生呢？所以他们早就怂恿太监、家族成员和亲信偷偷地在故宫中选择宝物，并转移到自己的居住地，妥善地装箱待运。溥仪曾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将许多珍宝运出宫殿，据溥杰的回忆，他每天放学回家就从宫内带走一包裹的字画，竟持续了半年多时间。溥仪还以典当、修裱等名义，由亲属将书画作品转移出宫。现在溥仪遵命在半日内离开了皇宫居地，携同所有家族成员和一些太监迁到天津，剩下的一些箱子就成了随身的行李。1932年侵华日军策划满洲政权，要溥仪任执政。经过近两年的准备，1934年3月1日，溥仪在长春郊外杏花村举行登基的祭天仪式，遂于皇宫的勤民殿登极，称“康德皇帝”，满洲政权也就成了满洲帝国。随后，他在天津的家陆续迁到长春，那些故宫珍宝也迁到了伪满皇宫，藏于不起眼的小白楼里。民国政府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曾对宫内文物进行清点，并要太监编写《故宫书画目录佚散》，共记录了一千二百余件。该目录是根据末代皇帝赏赐给溥杰的书画记录编成的，因此这个数字并不等于伪满皇宫的收藏。
满洲帝国的好景不长，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溥仪深知当满洲帝国皇帝的严重后果，所以他匆匆忙忙地带上一百多件书画，乘上装载撤退的关东军首脑的火车，准备逃往日本。这列火车被苏联红军截获，溥仪连同字画去了苏联，1949年以后，他和字画又到了中国。溥仪出逃时，那些装满珍宝的木箱，约有一千多件珍宝还留在伪满皇宫的小白楼里。当皇宫的守卫者发现木箱中全是值钱的古董时，从长官到士兵就开始了哄抢，抢了古董后便作鸟兽散，在哄抢时就有不少字画被撕毁，造成前所未有的浩劫。伪满皇宫的守卫者知道，一旦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重者丧命，轻者服刑，所以有不少人得到宝物后不敢回到自己的家乡，有的迁居，有的流浪，靠出卖古董为生。有些人即使回到家乡，也将所得古董再次入土埋藏，甚至有的怕事者还将古董付之一炬了事。据一个伪军交待，王羲之的《二谢帖》和《岳飞文天祥合卷》等珍宝就是被他的妻子放入灶火中烧了。虽然这一千多件被哄抢的文物有些为收藏家所收购，后来又回到了各地的博物馆，但究竟有多少被毁，有多少被埋入地下，有多少仍在收藏家的手中，已经无法知晓。
1963年4月的一天早晨，有一个背着包袱的青年来到北京荣宝斋门市部，说包袱中是一些古字画的残片，希望作价出售。工作人员打开包袱一看，满满一包裹全是残片，有的小残片仅蚕豆般大小，从纸质来看，确实是有年代的。于是要求青年住下，过一天给予答复。专家和工作人员进行了拼合研究，经过一个昼夜的努力，终于拼合成数件珍贵的书画作品，其中有米芾的《苕溪诗》，仅缺损了引首和作品的8个字，基本恢复了原貌。还有北宋名画《三马图》的跋。荣宝斋支付了令这个青年满意的价钱，同时向他询问姓名和家庭地址，青年人却不愿意回答，只说还有一包袱残片，便离去了。专家和工作人员继续进行艰难而又复杂的拼合工作，竟然拼出了《故宫书画佚散目录》所著录的37件作品残迹。1964年3月的某一天，那位奇怪的青年再次背了一个包袱来到荣宝斋，又将一包裹古字画残片售给荣宝斋。专家和工作人员再次拼合出符合《故宫书画佚散目录》著录的20余件珍贵的古字画。由于这位青年不愿意透露身份，当然也不愿意说出两包残片的来历，留下了一定的遗憾。当时的荣宝斋经理侯恺觉得，这么多重要的文物能保存下来，是给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1400元的售价和实际价值相差悬殊，所以报请当时的国务院有关领导，希望能给予那个青年奖励，但由于那青年留下的地址不详，以及紧接着的四清运动和十年浩劫，使这件事竟成了一桩悬案。
伪满皇帝溥仪的办公室 许多年过去了，那个青年的身份和这些字画碎片的来历成了萦绕在他们心中最大的悬念。直到1996年，哈尔滨《新晚报》记者圆小铃费尽周折寻访到那个青年和他的母亲孙曼霞(化名)。
孙曼霞老人介绍了当年卖画的缘由：“青年人”丁心刚(化名)的父亲丁征龙(化名)，早年曾留学德国和法国，抗战时回国，在张学良北京办公处工作。1945年9月8日，他告别妻子，与朋友骆大昭、王学武一起去长春看望同学和老师。时值日本投降不久，长春街上许多小摊贩手里都有从伪满故宫流散出来的文物。丁征龙懂得这些古物的价值，花钱买下了一批字画和字画碎片。
9月20日，孙曼霞在营口听到了不幸的消息：有人在营口附近的铁路边发现了自己丈夫的尸体。原来，与丁征龙同行的骆大昭见到古画红了眼，暗起贼心，于9月20日，在搭乘货运列车回营口的路上将丁征龙杀害，夺走了字画。孙曼霞当即告发骆大昭的罪行。骆大昭在铁的事实面前供认不讳。孙曼霞终于为丈夫昭了雪，并在枪毙骆大昭那天，拿回了那批字画和丈夫的遗物。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孙曼霞日渐感到这些字画长期放在家里不是回事，万一有个闪失，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死去的丈夫。最终她下定决心，为它们寻找一个更为妥善的去处。这就发生了六十年代哈尔滨青年向荣宝斋捐献文物的一幕。而荣宝斋则把这批国宝无偿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馆，国宝最终得以回归。当然，这只是故宫流失之物中的极少部分。
由于溥仪不可能大量地将宫中瑰宝运出宫而据为己有，所以他们对于珍宝的选择可以说是精之又精的。如上举张伯驹以重金收藏的隋朝展子虔《游春图》，初唐四大家之一的欧阳洵手迹《仲尼梦奠帖》，北宋司马光、刘恕等史学家所编《资治通鉴》的原稿，等等。可以说都是价值连城的宝中之宝。虽然有些己经为各地博物馆所收藏，可是，还有不少流向海外。伪满时期散失的国宝，仍是一个难解的谜。 万里行程 故宫珍宝南迁之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很快向北京进逼。凡知道故宫有许多珍宝的国人都在担忧：如此数量巨大的珍宝将会有怎样的命运？不仅故宫的工作人员在担忧，民国政府也在思虑。一场波澜壮阔的珍宝南迁运动开始了。当时工作人员是怎样装箱的？用什么运输工具？运输途中有没有发生过车祸？珍宝有没有损坏或损失？运到大西南后又是怎样储藏和保管的？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谜才被逐渐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