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质螭龙钮“皇后之玺” 专业的文物工作者一见，原来是“皇后之玺”，螭虎钮（或称螭龙钮），四面刻云纹，2.8厘米见方，高2厘米。这是难得一见的国宝！于是上交至省文物管理部门。由于此玺发现的地点离汉高祖刘邦的长陵较近，可能就是高后吕雉所用之玺。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北京。当时正在做“红都女皇”美梦的江青喜出望外，认为天降祥瑞宝符，恨不得马上得到它，以备在登基时向世人昭示：自己当女皇是天意。江青下令要把“皇后之玺”调至北京，可是国家的文物政策规定，它应该归属陕西省（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即使调往北京，也应该珍藏在中国国家文物部门，如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之类，而不应该归个人所拥有。江青想当女皇，其结果只能是一枕黄粱梦。
皇后的身份等同于皇帝，故皇帝的御玺为玉石，螭龙钮，方一寸二分，印文称“玺”。及皇后升为太后，则由新登基的皇帝为母后刻制“太后之玺”，制度同“皇后之玺”。所见史书记载的太后玺印为秦王政为其母赵姬所制。嫪毐同赵姬淫乱，他深知此事一旦暴露，绝对没有好下场，于是利用秦王政对他一时的信任、太后对他的宠爱，企图篡权。《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嫪毐“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结果嫪毐失败，被车裂以徇，尽灭其族。此事发生在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其时秦国国王有玺，太后也有玺，由此可见，皇后也应该有玺印的。可惜史书未说明太后的玺印是什么样的。不过，根据《汉官旧仪》和《独断》等东汉文献的记载，皇后所用玺印的质地、文字、钮制、尺寸等等同于皇帝的御玺。及“皇后之玺”的获得，不仅证实了史书的记载是正确的，而且对于了解已经失传的秦汉皇帝的御玺也有借鉴作用。
然而，本来被当作殉葬品的“皇后之玺”理应在坟墓中，怎么会被一个孩子轻而易举地拾得呢？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末年暴发了绿林、赤眉军的农民起义。赤眉军在攻打长安时，曾经焚烧帝陵的附设建筑物，盗掘诸帝陵，长陵亦不能幸免于难，估计此玺于其时出土，遗落其地。这个解释虽然存在一定的道理，但是为什么在遗落其地后会经过1970余年才为一个孩子拾得呢？是否在近现代仍有盗墓贼对西汉的帝陵进行过盗掘而遗落的呢？再说，皇后的玺印一定会被当作殉葬品的吗？这些疑惑是难以解释的。
而最重大的疑惑是此玺是为哪位皇后所制？或者说它刻制于什么时代？
有不少学者认为“皇后之玺”发现于长陵附近，吕后和刘邦同葬一墓，此玺当从长陵中所出，所以是刘邦为其妻吕后刻制的；再说其书写和印面设计的风格与同时代的“淮阳王玺”一致，淮阳王为刘邦之子刘友，传世的玉质“淮阳王玺”当为刘友受封时所制。有“淮阳王玺”作佐证，“皇后之玺”为吕后所拥有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有的学者认为：在长陵附近获得未必就是吕后的玺印，它可能是从别处带来的；刘邦初定天下，各种事务都在草创阶段，不可能刻制如此精良美好的玺印；从汉武帝前后所刻制玺印来看，其风格同“皇后之玺”、“淮阳王玺”也高度一致。鉴于这三个理由，“皇后之玺”应为汉武帝时所制，甚至于其制作的时代有可能更晚。
笔者要提请读者思考，要明了此玺制作时代，或者说它属于哪位皇后的疑问，还可以从另外三个方面进行思考：其一，刘邦的军队进入关中后并没有滥杀无辜，完全有可能任用秦始皇时的技艺高超的刻玉工匠，故能刻制像“皇后之玺”那样精美的玉玺；其二，吕后的玺印是否作为殉葬品也还是疑问，因为秦始皇的六枚御玺尚在汉代的各代皇帝传承并使用，“皇后之玺”就一定要为每个皇后刻制一枚吗？皇后的玺印就不能传承吗？其三，如果说这枚“皇后之玺”刻制于汉武帝时代，众所周知，武帝有卫夫人、李夫人等好几位皇后，那么汉武帝又是为哪位皇后刻制的呢？ 侯用帝玺 南越国玺印制度之谜
广州越秀山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了“文帝行玺”、“帝印”、印文为“泰子”的一枚玉印和一枚金印、“赵昧”玉印一枚、“右夫人玺”金印一枚。若按秦汉官印制度论之，这些玺印有些不伦不类。是否可以理解为南越国的一种创新？可是南越国的官印制度，包括国王的御玺，究竟是怎样的？尚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1983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广州越秀山西的象岗发现了西汉的南越王墓。经过考古发掘，获得了许多珍贵文物，印文为“文帝行玺”的黄金印就是其中的一件。南越王墓的墓主是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昧，同墓出土的还有玉玺“帝印”、印文为“泰子”的一枚玉印和一枚金印、“赵昧”玉印一枚、“右夫人玺”金印一枚。这些从墓中出土的玺印实物本身没有什么疑问，可是，南越国究竟施行了什么样的官印制度，却使人困惑。
南越王墓出土的金质龙钮“文帝行玺” 南越国创建于秦末，缔造者为秦朝的龙川县令赵佗。赵佗是河北真定（今正定）人，秦始皇进军岭南地区时，他是秦军中的一个将官。秦军经过五年的征伐，终于统一了岭南地区，设置南海、桂林、象三个郡。将军任嚣担任南海郡尉，赵佗担任县令。秦末农民起义打乱了秦朝统治的秩序，战国时的旧贵族乘机拉起队伍，占据一方。刚统一在秦朝版图内的岭南地区又同秦朝失却了联系，三郡的郡守、郡尉等秦朝的长官进行商议，决定由年富力强又有才能的赵佗来主持三郡的事务。不久，那些年迈且有伤病的三郡长官相继去世，赵佗也就有机会建立起南越国，自立为武帝。赵佗有百余岁的寿命，他的儿子未及继位就去世了，故南越国的帝位由赵佗的孙子赵昧继承，是为文帝。赵昧去世后，由其子赵婴齐继位，并立儿子赵兴为太子。可是赵婴齐去世，其大臣吕嘉杀赵兴，另立赵婴齐的长子赵建成德为帝。汉武帝乘吕嘉叛乱之机发兵攻打南越国，经过两年的激战，南越国被灭。南越国共传五代，凡93年。
南越国同汉朝的关系时好时坏。刘邦建立汉朝，既面临北方匈奴的威胁，又面对雄踞岭南的南越国。对匈奴采取和亲的措施缔结友好关系，而派重要谋士陆贾出使南越，以争取赵佗俯首称臣。陆贾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在汉朝建立之初，就派人去真定修建赵佗的祖坟和宗庙，每年亲自去扫墓，祭祀赵佗的祖先。赵佗故乡的人们把此事传告赵佗，他对陆贾感激涕零。现在陆贾来到面前，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向汉朝称臣，承认是汉朝的一个诸侯王，取消帝号，并每年向汉朝进贡。刘邦去世后，吕后专政，曾一度对南越国采取极端措施，赵佗再度称帝。汉文帝即位，又派陆贾出使南越，承认南越王国自治。赵佗也愿意重修旧好，表示“长为藩臣，奉贡职”，经常派人到汉朝进贡，维护了同汉朝的友好关系，直至他去世。
南越文帝是赵佗的次孙赵昧，在位16年。赵昧之子赵婴齐继位。他曾在长安为汉朝的人质，担任过汉武帝的宿卫，因此他深知汉朝的强大和南越国的弱小，于是采取了立自己汉族夫人所生的次子赵兴为太子、“藏其先武帝、文帝玺”、废南越国旧制而行汉廷制度等措施，以示一心归汉。可是婴齐去世，南越大臣吕嘉谋乱，企图恢复南越国旧制，加速了南越国的灭亡。
现在来看南越文帝墓出土的“文帝行玺”、“帝印”等玺印所反映的官印制度。在秦始皇以前官印并没有制度可言，秦始皇才规定皇帝所用印章称玺，用玉石刻制，其他官员一概不能用玉石，也不准称玺。汉朝传承秦始皇刻制的“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称为“汉传国玺”或“传国玺”。秦朝不设诸侯王而汉朝分封诸侯，诸侯王的地位很高，所用印章也称玺，而且也用玉石制作。汉高祖刘邦曾颁赐赵佗“南越王玺”。汉武帝削弱藩王的势力，规定印章用黄金铸造，但仍可以称玺。
南越王文帝在汉武帝时期在位，如果他适应汉武帝的削藩措施，用黄金铸造玺印是对的。可是诸王只能称王不能称“帝”，如“淮阳王玺”、“广陵王玺”等，钮制为骆驼。而“文帝行玺”的印文用“帝”字，钮则制成龙形，另有“帝印”玉玺一枚，都是不合汉武帝时的制度的。若说南越文帝僭制，可是他又偏偏没有用玉石制作像秦始皇那样的皇帝天子六玺，而且“帝印”虽然是用玉石所制，却又偏偏不用“玺”字，而用“印”字。同墓出土的“右夫人玺”、“左夫人玺”黄金玺印，当为南越文帝的两个夫人所用，如果僭制，帝的夫人应当称“后”，帝后的玺印制度应该同皇帝一样，玉石、龙钮，可是实物却是龟钮黄金玺。另有“泰子”玉印、金印各一枚。总之，南越王墓出土的御玺有黄金的也有玉石的，有用玺字的也有用印字的，造成我们理解南越国御玺制度的困惑。
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南越之俗不尚玉而崇尚黄金？可是同墓偏又出土了许多珍贵的玉璧、玉饰。是否可以理解为南越国经营的时间不长，又偏居南蛮之地，对于秦汉王朝的官印制度并不了解，故有些不伦不类？当然，我们还可以理解为南越国处在僭制与遵制之间。是否还可以理解为南越国的一种创新？可是南越国的官印制度，包括国王的御玺，究竟是怎样的？看来唯有获得更多的考古发现，获得更丰富的各类、各级官印后，甚至于能从地下获得有关南越国的文献后，这个困惑才能水落石出。 玺印之称 “滇王之印”颁赐之谜
云南晋宁县石寨山6号汉墓出土了一枚黄金印，蛇钮，印文为“滇王之印”。同为诸侯王的玺印，为什么有的称“玺”，如“淮阳王玺”、“广陵王玺”，而滇王的玺印却称“印”？有的是玉质的，有的却是黄金的？有的是骆驼钮，滇王印却为蛇钮？有学者认为，“滇王之印”是滇王自刻的，也有学者认为是汉武帝颁赐的。
1955年在云南晋宁县石寨山6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枚黄金印，2.4厘米见方，印身高0.7厘米，钮高1.3厘米，通高2厘米，重90克。蛇钮，蛇头高昂，蛇背刻有鳞纹。印文为“滇王之印”。小小的黄金印，可也是一件珍宝。同为诸侯的玺印，为什么有的称“玺”，如“淮阳王玺”、“广陵王玺”，而滇王的玺印却称“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滇王之印”是滇王自刻的，有的学者认为是汉武帝颁赐的。于是产生了“滇王之印”的谜。
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的金质蛇钮“滇王之印” 提起“滇”，人们都知道昆明湖也称滇湖，云南省也因滇湖而简称滇。而滇在历史上还发生过一个同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有关的故事。汉武帝曾派将军唐蒙出使西南地区，去处理西南夷的各种事务，了解那里的情况，以便把西南地区纳入汉朝的版图。当时把生活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称为“夷”。可是作为武将的唐蒙却一味地采取军事行为，强迫当地的人民交纳粮食和西南地区的物产，强令人们把那些物产运到长安。这种劳民伤财的事使那里的人民怨声载道，有的部落首领提出抗议，唐蒙就把那些首领斩首示众。唐蒙将军的这些行为激化了汉朝同西南地区各民族的矛盾。汉武帝十分生气，很想让那里的人民知道，唐蒙的做法并非汉武帝的本意。于是决定挑选一位善于辞令，又熟悉西南地区情况的官员去宣告汉武帝的旨意。当时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堪当此任。
出生于蜀地的司马相如当然熟悉西南的情况，虽然有些口吃，但宣读文告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他善于辞赋文章，思维敏捷，足以调解那里的矛盾。于是司马相如接受了武帝的任命，代表朝廷出使西南地区。相如写了一篇檄文，在巴蜀各地宣读、张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篇檄文不是战书，而是一篇通告文书：首先宣扬了汉朝的王威；接着解释了汉武帝通西南的本意，而唐将军的做法“皆非陛下之意也”；最后劝告西南各族首领要接受汉朝的封土授爵，“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事行甚忠敬，居位甚至安佚，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这篇檄文成了名作。司马相如在初使西南成功后，又建议武帝暂缓修建通向滇地的道路，以避免在短期内动用过分多的劳力和财力。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司马相如出使西南的成功，不仅为以后西汉朝廷征服西南夷打下了基础，而且也改善了他同岳父母的关系。众所周知，卓王孙因其爱女文君私奔而痛恨相如，断绝了同女儿女婿的来往。现在卓王孙见女婿出息了，女儿有了依靠，为女儿长久的幸福计，卓王孙就分给文君很多财产，同她的兄弟们相等。本来相如同文君的婚姻属于封建社会少有的自由恋爱的结果，可是伤了同长辈的感情。现在怡然冰释，岂不是同西南夷有一定的关系。
在一段时间内，司马相如数次从巴蜀向南出使，又适时建议武帝修建通往滇地的道路。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兵攻打西南夷，在征服了几个部落后兵临滇地。识时务的滇王采取不抵抗政策。汉武帝也早已了解到滇王是个善良的人，也就不用武力强攻。年迈多病的滇王不久就去世了，滇地的人民都愿意归顺汉朝。武帝在确立了新的滇王后，“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让滇王继续统治滇地的民众。接着连所有的西南民族都归顺了汉朝。在诸多西南夷之中，滇地最小，民众最少，可是武帝最宠信的却是滇王，因此向他颁发了象征权力的玺印。
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的铜鼓 现在我们回到有关晋宁县出土的“滇王之印”的迷惑上来。晋宁古属滇地。按理说在滇地的汉墓中出土的“滇王之印”，再加上《汉书·西南夷传》的记载，“滇王之印”为西汉朝廷所颁赐，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滇王之印”就是汉武帝所赐之印。可是问题就出在它有些不合汉代官印制度的地方。东汉应劭所写专记汉代职官的著作《汉官仪》说：“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文曰玺，刻云‘某王之玺’。列侯，黄金印，龟钮，文曰印，刻云‘某侯之印’。”因此也有的学者根据这一明确的记载提出怀疑，认为是滇王自己铸造的，理由是：其一，滇王既然是汉朝所封的诸侯王，其所用玺印若为汉武帝所赐，当为“滇王之玺”，即应该称“玺”而不称“印”，而所出土的“滇王之印”称“王”又称“印”；其二，诸侯王玺应该是橐驼钮，而不应该是蛇钮；其三，汉武帝时期所制官印的质量都很高，印面文字规整，笔画粗细一致，而“滇王之印”的文字书写稚嫩，刻工粗劣。这三个理由也足以说明“滇王之印”并非汉武帝所颁了。
以上三个理由看似充分，不过，读者还可以考虑到以下三个方面的例外：一、虽然《汉官仪》对官印制度有明确的记载，是否可以发生例外，比如滇王的地位在诸侯王与列侯之间，故其名号为王，其官印文字则称“印”；二、如果存在这一例外，也就容易理解其印钮为蛇钮的疑问了，可以因为其地多蛇，其俗信蛇，故其印钮为蛇；三、即使“滇王之印”为武帝所赐，是否存在其印并非朝廷的制印官所制，而由临近滇地的益州郡或黔中郡的制印官代制的可能？故其书法稚嫩，刻工不甚精良。可是这三个例外能否得到有关资料的证实呢？ 颁印倭王 日本出土金印之谜
18世纪，日本九州筑前国粕屋郡志贺岛出土了一枚黄金印，印文为“汉委奴国王”，委印倭，蛇形印钮。如果此印是真实可靠的文物，那么它是汉朝同倭奴国关系的见证。可是日本学者曾一度因为此印中没有“印”字或“玺”字，不符合汉朝诸侯王玺印制度而怀疑它为伪物。虽有日本学者小林斗盦撰写《汉代官印私见》，指出“汉委奴国王”印的可靠性，可是日本学术界至今仍存在不同的意见。
1784年，在日本九州筑前国粕屋郡志贺岛出土了一枚黄金印，其地在今日本的福冈县志贺町。这枚金印2.4厘米见方，印文为“汉委奴国王”，委即倭，蛇形印钮。《后汉书·东夷列传·倭》有汉光武帝接见倭奴国使者并颁发玺印和绶带的记载，又有实物的出土，已经符合“两重证据”的要求，按理不应该有什么迷惑。可是日本学者曾一度因为此印章中没有“印”字或“玺”字，不符合汉朝诸侯王玺印的制度，而怀疑它为伪物。过了一百七十余年后，始有日本学者小林斗盦撰写《汉代官印私见》，指出“汉委奴国王”印的可靠性。如果此印是真实可靠的文物，那么它是汉朝同倭奴国关系的见证。可是日本学术界至今仍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印” 在汉朝的三韩国的东南、到会稽郡东冶之东的大海中，有被汉朝廷称为倭奴的百余个小岛国。汉代的会稽郡辖境辽阔，相当于现今长江以南的江苏、浙江全省（除天目山以西的小部分）和福建全省，治所在吴，就是现在的苏州。东冶即今之福州市。百余个岛国的首领多数称王，实行世袭制，其中的大倭王居住在邪马台。
那些岛国的土地适宜种水稻、苎麻、桑树等作物，有些国家气候暖热，一年四季都生长蔬菜和各种鲜果。居民确实掌握了养蚕和纺织技术，可是缝制技术极一般，男人的衣服几乎就是用一幅布横着裹住身体；女人的衣服就像用一条被单从头裹穿；男女老少都不穿鞋袜，光着脚。因为女人的数量远远超过男人，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女子用丹朱粉涂抹身体，不淫乱，也不妒忌。饮食器有陶器，但用手抓着吃。没有凳椅，都是蹲坐或跪坐，而以蹲坐为恭敬。人去世后，需停尸殡仪十余日，家人哭泣，不进酒食，而与死者的同辈人可举行歌舞取乐。习俗和法律都很严厉，若有人犯法，轻则没收妻子儿女，重则满门抄斩。那些岛国都没有野兽，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由于是岛国，交通主要靠海上航行，因此造船和航海技术都比较熟练。不过，在航海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风浪、触礁、旋涡而造成危难，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习俗。在每次出海前由出海的人员选取一个人，此人不准沐浴，不准吃肉，不准和女人同居，被称为“持衰”。出航时就带着“持衰”，如果行程吉利，就由出海人员送财物给他；若途中有人生病或遇到其他凶险，就认为“持衰”的行为不谨慎而把他杀了。岛国倭人的风情真是独特。
在东汉的桓帝和灵帝之际，因为大倭王的去世，而且断绝了继承人，一时间缺乏了有权威的统治者，大小倭奴岛国的首领都想乘机争夺大倭王的地位，互相攻打，一片混战，历年无主。此时有一个能施行妖魔法术、装神弄鬼的年长处女卑弥呼的大名传遍了大小各岛。不少倭奴国王被她的妖术所迷惑，共同推举她为倭奴女王。神秘的女王卑弥呼为了能进一步迷惑人，就深居简出，都城、宫殿和所有的居处都派兵守卫，一概不让人进出；还选用千余个女子作婢女，可是这千余个婢女也很少有人能一见卑弥呼的真容，因为她的饮食起居仅由一个男子照料，连大小国事、私事的处理意见都由这个男侍转告与传达。卑弥呼就是想用这种神秘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当时就有拘奴国、黑齿国等国不接受卑弥呼的统治，时间一长，也就没有多少人相信她的妖术了。
提起海外的岛国，人们都会想起秦始皇派徐巿（音福，也写作福）去海外寻求长生不死之丹。徐巿带了数千个童男童女一去不复返，据说是到了东瀛，即现在的日本。汉武帝大规模地开疆拓土，征服朝鲜，使之归入西汉的版图；又派船队出海，同诸多倭奴国交往，有三十余国同西汉朝廷通使。
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倭奴王派使者进贡，愿意称大夫。光武帝接见了使者，并颁发了象征汉朝诸侯王权力的印章和绶带。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倭奴国王帅升亲率使团，朝见安帝，并献生口160人，作为供东汉朝廷使唤的奴仆。这些史迹反映了汉朝同倭奴国的关系。可是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后汉书·东夷列传·倭》并没有完整、准确地记录所颁玺印的尺寸大小、印钮形制及玺印的文字，由是便产生了一些疑问。
汉朝诸侯王玺印的一般制度应该是：方寸，黄金质，龟钮，玺印文字应该称玺，如“淮阳王玺”、“广陵王玺”等，同时配以紫色绶带；如果享受与刘姓诸侯王同等待遇的其他民族首领也得黄金玺，骆驼钮。可是“汉委奴国王”玺印文字中没有“玺”字，又为蛇形钮，存在不合制度的情况。事有凑巧，1980年在江苏邗江县甘泉公社甘泉2号汉墓附近出土了“广陵王玺”一枚，黄金质，龟钮，2.3厘米见方，通高2.1厘米。“广陵王玺”与“汉倭奴国王”印的形制略同，而印文书写和刻制的风格如出一人之手，于是成了“汉倭奴国王”印确为汉光武帝所颁的、真实无辨的出土文物的有力佐证。两印遂有“姐妹金印”之称。可是，即使两印的书法风格一致，那么，怎么解释钮制不同的问题呢？虽然在云南省晋宁县的汉墓中已有“滇王之印”的金印出土，也是蛇钮，但是“滇王之印”本身也存在着是滇自制还是朝廷颁发的疑问，能否作为“汉委奴国王”玺确为光武帝所颁的佐证呢？ 扣合天数 “二十五宝”隐意之谜
清朝的前身是建州女真人建立的后金政权，后来改为大清国。后金和大清国已经刻制过象征权力的御宝，字体为满文篆书，定都北京后又增刻了一些。由于提倡满汉一体，有的御宝采用左清篆右汉篆的设计。御宝的质地有玉质、金质、楠檀香木，钮有交龙、盘龙、蹲龙。及乾隆皇帝即位，亲定宝谱，定清朝御宝为“二十五”。 有关传国玺的传授之谜实际上已经被唐朝的皇帝识破，英明的唐太宗李世民自刻了一枚“皇帝景命，有德者昌”的玺印，也是对从隋朝缴获的好几枚“传国玺”以及数套皇帝天子实用玺印的真伪问题作出了回答：不要相信符命的鬼话。女皇帝武则天做得更彻底，嫌“玺”的读音同“死”，干脆把皇帝天子的“之玺”、“行玺”、“信玺”统统改刻成“宝”。除了“皇帝之宝”、“天子之宝”、“皇帝行宝”、“天子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信宝”六宝以外，还增刻了“神宝”和“受命宝”，并规定了“八宝”的用处。宋朝皇帝除了沿用唐朝的御宝制度外，得到美玉时还会刻制一些宝，如“皇帝恭鹰天命之宝”、“御书之宝”、“宣和御笔之宝”等，皇帝天子用宝印的数量有所增加。清朝乾隆皇帝亲自决定《交泰殿宝谱》，规定“二十五宝”藏于故宫的正殿交泰殿，并供日常使用。乾隆皇帝为什么要把御宝定为“二十五”，有什么隐秘的含义呢？
清“二十五宝”之一 清朝的前身是建州女真人建立的后金政权，后来改为大清国。后金和大清国已经刻制过象征权力的御宝，字体为满文篆书，定都北京后又增刻了一些，由于提倡满汉一体，有的御宝采用左清篆右汉篆的印面设计。御宝的质地有玉质、金质、楠檀香木，钮制有交龙、盘龙、蹲龙。及乾隆皇帝即位，他发现其父雍正帝所编修的《大清会典》皇帝所用的御宝有29枚，可是交泰殿所藏的御宝却有39枚之多，有些御宝的文字是重复的。究竟哪些宝是符合先帝制度的呢？在询问了前朝的资深重臣后也没有肯定的答复，于是乾隆皇帝在公元1746年亲定宝谱，著成《交泰殿宝谱》，以《周易·系辞》所说的“天数二十有五”为依据，定清朝御宝为“二十五”。1748年乾隆下令由刻玉工改刻御宝，规定御宝的文字为左清篆右汉篆，有“皇帝之宝”、“大清嗣天子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受命之宝”四枚未改刻，仍为清篆，因为是皇太极时所刻，故不改。为便于读者了解，兹将二十五宝列表于后。交泰殿藏宝表宝文质地规格（方厚）钮制用途大清受命之宝白玉4.4×1盘龙，高2以章皇序皇帝奉天之宝碧玉4.4×1.1盘龙，高3.5以章奉若大清嗣天子宝黄金2.4×0.8交龙，高1.7以章继绳皇帝之宝青玉3.9×1交龙，高2.1以布诏赦皇帝之宝楠檀香木4.8×1.8盘龙，高3.5以肃法驾天子之宝白玉2.4×0.8交龙，高1.3以祀百神皇帝尊亲之宝白玉2.1×0.7盘龙，高1.3以荐徽号皇帝亲亲之宝白玉2.2×1.2交龙，高1.2以展宗盟皇帝行宝碧玉4.8×1.9蹲龙，高2.5以颁赐赉皇帝信宝白玉3.3×0.6交龙，高1.6以征戎伍天子行宝碧玉4.8×1.9蹲龙，高2.3以册外表天子信宝青玉3.8×1.3交龙，高1.7以命殊方敬天勤民之宝白玉3.1×1.5交龙，高1.7以饬觐吏制诰之宝青玉4×2交龙，高2.7以谕臣僚敕命之宝碧玉3.5×1.3交龙，高1.8以钤诰敕垂训之宝碧玉4×1.5交龙，高2以扬国宪命德之宝青玉4×1.4交龙，高2.1以奖忠良钦文之宝墨玉3.6×1.5交龙，高1.6以重文教表彰经史之宝碧玉4.7×2.1交龙，高2.2以崇古训巡狩天下之宝青玉4.7×2交龙，高2.5以从省方讨罪安民之宝青玉4.8×2交龙，高2.5以张征伐制驭六师之宝墨玉5.3×1.4交龙，高2.2以整戎行敕正万邦之宝青玉3.8×1.5盘龙，高2.3以诰外国敕正万民之宝青玉4.1×1.5交龙，高2以诰四方广运之宝墨玉6×2.1交龙，高2以谨封识 表中的计量单位为当时的寸。二十五宝的形制巨大，如最大“广运之宝”有19.6厘米见方，最小的“皇帝尊亲之宝”也有6.8厘米见方。
行文至此，似乎乾隆亲定二十五宝已经清楚，无谜可言。可是乾隆驾崩后，人们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了他所写的另一篇文章《匣衍记》，这是他当了太上皇以后的晚年作品。文章说是“密用姬周故事”。这是什么意思？同姬姓的周代有关，又同“二十五”之数有关的。唯有周平王东迁，东周的历史上有25个王，相沿五百多年。即使乾隆皇帝所云“密用姬周故事”真的就是指东周二十五王，可是东周的历史并不辉煌，而是日趋衰微最终败亡的历史。难道他已经看到了清王朝衰微的迹象？他为什么不像秦始皇那样希望子孙能够传万世而不灭呢？难道八十多岁高龄的乾隆已经看透了历史？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能够传万世而不灭的，清王朝也不能例外。再说，乾隆是希望在自己以后再传20代皇帝呢，还是指清朝总共有25个皇帝？总之，被他所说的“密用周姬故事”语，把本来可以清楚的事给搞糊涂了。
对了，清朝用二十五宝的最简单的理由还可以找到一个，即明朝皇帝就是用25个宝的。洪武皇帝刻制了17枚，建文帝刻制一枚，明成祖朱棣又增刻了7枚，正是二十五宝。当然，虽然清朝的二十五宝文字绝大多数与明朝宝相同，有的只是将“明”改成“清”，但是清朝皇帝是不会承认继承明朝宝制的。 妃子同名 珍妃金印归属之谜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内陈列着一枚黄金印，印文为朱文“珍妃之印”，左清篆右汉篆，字体匀称秀丽。龟钮，但头尾似龙。这是比较标准的清宫贵妃等级的金印。清朝有两个珍妃，一个是道光皇帝的珍妃赫舍哩氏，一个是光绪帝的珍妃他他拉氏。“珍妃之印”究竟是哪一位所拥有？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内陈列着一枚黄金印，印身11厘米见方，高3.4厘米，净重13斤6两，印文为朱文“珍妃之印”，左清篆右汉篆，汉文玉筋篆横平竖直，字体匀称秀丽。龟纽，但头尾似龙。这是比较标准的清宫贵妃等级的金印。清朝封了许多贵妃，可是她们的金印在何处？不能让人们一睹真容，唯独这一枚“珍妃之印”是清宫留存至今的贵妃金印，因此它显得特别珍贵，以至于在1980年5月的一天被盗，幸亏及时发现，及时侦破，及时抓获盗贼，才使这一件国宝仍旧能够在故宫内展出。由于光绪帝的珍妃因不少影视剧和书籍的演绎而名声很大，人们见到“珍妃之印”就以为是光绪帝的珍妃他他拉氏所拥有的金印。可是清朝有两个珍妃，另一个是道光皇帝的珍妃赫舍哩氏。“珍妃之印”究竟是哪一位珍妃所拥有？就成了一个难解之谜。
根据清朝制度，封妃固应受宝印，但宫中制作宝印的制度曾有过变革。要辨明“珍妃之印”的真相，先得从“懿贵妃”铸印一事说起。
慈禧姓叶赫那拉氏，咸丰二年入宫时，封号为“兰贵人”，后来升为懿嫔，复晋为懿妃。咸丰七年，又晋封为懿贵妃。按宫中制度，本当受以金宝、金册。可是，在铸印时，正值宫中制度改革，尽管是堂堂的一位“贵妃”，也不能铸金印，只好铸一方镀金的银印。咸丰帝下了谕旨：“凡皇贵妃、贵妃、妃之册封时，其宝、册，均改用银镀金。”之后，时过三年，正值咸丰帝宠妃叶赫那拉氏由懿妃晋封为懿贵妃，只得遵旨行事，铸造了镀金银印。再过三十余年，他他拉氏晋封为珍妃，光绪皇帝怎敢僭越规制，为珍妃打造金印呢？故而他他拉氏珍妃只能铸造一颗镀金银印。
北京故宫珍宝馆展出的“珍妃之印”确系金印。既然是金印，应该铸造于妃子金印改制之前，不可能是光绪宠妃他他拉氏之印。那么它属于何人的呢？原来在清宫的后妃中还另外有一位“珍妃”。清朝皇帝册封的后妃，多在满洲、蒙古、汉军旗的女子中挑选秀女，入宫后的名号，由皇帝赐给，先是由大臣们草拟一些美妙的字，呈给皇上看。由皇上圈阅，挑选中意的“字”，作为某妃嫔的封号，其中也有些是按姓氏称呼的，所以清朝同代或不同代的后妃中出现过名称相同的现象，如：雍正皇帝时出现过两个张格格；乾隆皇帝有顺贵人，道光帝也有顺贵人；乾隆帝有容嫔（容妃），咸丰帝也有容嫔；顺治帝有贞妃，咸丰帝也有贞妃（即慈安）；光绪帝有珍妃，而道光帝也有珍妃。由此想来，“珍妃之印”与道光帝珍妃或许有些联系。
道光帝的珍妃，镶蓝旗，满洲，赫舍哩氏。广东按察司按察使容海之女，母伊尔根觉罗氏。进宫时19岁，初封珍贵人，赏为珍嫔，后来封为珍妃，并且确实打造了金册、金印。北京故宫珍宝馆陈列的“珍妃之印”既为金印，则此印应为道光帝赫舍哩氏珍妃之印。但令人困惑的是，珍宝馆陈列的“珍妃之印”与档案中所载道光珍妃之印的重量并不相符，故珍妃之印是光绪他他拉氏之印，还是道光赫舍哩氏珍妃之印，仍是一个疑点。
“珍妃之印”的谜，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找到了一个答案。光绪帝他他拉氏珍嫔，在光绪二十年正月，因逢慈禧六十寿辰之年，封为珍妃，礼部在四月二十五日给内务府呈文时，提到了为璥妃，瑾妃、珍妃铸三颗“镀金银印”。因此，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内陈列的“珍妃之印”，当为光绪他他拉氏珍妃之印，这颗印是“镀金银印”而不是纯金印也是毫无疑问的。
光绪帝的珍妃姓他他拉氏，满洲镶红旗人，礼部侍郎长叙的女儿，性贤德，有才貌。少时拜翰林院编修文廷式为师，通文史。1888年与姐姐同时应选入宫，姐姐封瑾嫔，后晋封为瑾妃；她封珍嫔，后封为珍妃。初入宫时西太后对她俩尚不错，珍妃喜欢书画，西太后派内廷供奉缪嘉惠教以书法和国画，她才思敏捷，书画大有长进，尤擅于画梅和篆书。
光绪帝由于同皇后关系不好，而珍妃的思想、爱好与他很接近，很快得到光绪帝的宠爱，两人的关系可以说是情投意合。珍妃喜欢拍照，穿男装，西太后认为太轻浮，皇后乘机进谗言。有一次，她通过太监把一只男人的鞋子放入景仁宫，妄图诬陷珍妃有奸情；珍妃有一件衣料与经常入宫演戏的名伶的衣料相同，皇后也从中诬陷，使珍妃受廷杖。由于皇后搬弄是非，珍妃与西太后的关系日渐恶化。
1898年珍妃支持维新派，力促光绪帝变法维新。西太后对她更恨之入骨，发动政变，再次垂帘听政，捕杀维新党，把光绪帝囚禁于瀛台，把珍妃幽禁于皇宫景祺阁的冷宫中。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西太后挟光绪帝准备西逃，要把珍妃同时带去。珍妃表示说：“国难当头，我不走，皇上也不应该离开京师。”西太后恶狠狠地说：“你死在眼前，还胡说什么！”令太监把珍妃推下院内一口八角琉璃井中。光绪帝下跪求情，西太后骂光绪帝受她狐媚，强令太监执行。
在了解了两位珍妃后，我们也同时理解了清宫后妃的宝印制度。诚如琪琪格在《清宫秘闻》中所陈：道光珍妃才有可能性是“珍妃之印”的拥有者，以制度论，确实如此。可是琪琪格却忽略了另一种制度，即后妃的丧葬制度。
清帝拥有不少后妃，在咸丰改革后妃宝印制度前，应该铸造过不少黄金质地的宝印，可是那些后妃的黄金宝印到哪里去了呢？其实都进了她们的坟墓。
道光珍妃属正常死亡，她拥有的“珍妃之印”理应随葬。光绪珍妃的宝印虽然应该是镀金银印，可是对于光绪帝来说，遵咸丰帝之制是遵制，遵前朝祖宗之制，更是遵祖宗家法，他下旨要为喜爱的珍妃制黄金宝印，也无可厚非。虽说碍于慈禧，可光绪帝并不是一味言听计从的人；宫中也有拥帝的势力。因此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认为所陈列的“珍妃之印”应属光绪珍妃。
可是任何制度都有例外，珍妃之印属于哪一位珍妃，还是一个聚讼难决的谜。 假托名家 《平复帖》作者之谜
《平复帖》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书柬手迹，如此有名的一幅作品，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从古人对《平复帖》的题词看，曾被认定是陆机的手迹。可是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平复帖》是托名之作，不过是借用了陆机的名字。更有人认为帖的内容和陆机所处的时代不符合，而且在流传过程中有一段时间不知所踪，所以不宜过早下定论。
陆机(261—303)是西晋大文学家、书法家，字士衡，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他出身于名门，祖父是吴的丞相，父亲是吴的大司马，“世皆奕奕，为当代显人”。曾经作官到平原内史，人们为了尊重他，故称“陆平原”。他才华横溢，于当时以文学闻名。同时代人张华有“人之为文恨才少，而机患其多，至有见文而自欲弃其所学”的感叹。他擅长书法，尤其是章草。但同他的文学成就相比，书法成就略为逊色。《平复帖》传为陆机所书，是他听说好友患病，慰问病情，遥祝病体康复的一封信札，整幅帖长不足一尺，纸本，无款，共九行八十四字，字形朴质，介乎章草、今草之间，是我国古代法书墨迹出自名家之手最早的字帖，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了六七十年，于宫廷民间流传了一千七百多个春秋，历代奉为至宝。卷前有宋徽宗亲书标题“晋陆机平复帖”，并钤有双龙圆玺，前后钤“宣和”、“政和”印玺及多位鉴藏家藏印。信札卷后有董其昌、溥伟、傅增湘的跋文，上面有自唐、宋、明、清不同朝代流传有序的鉴藏印几十方，朱印累累，满卷生辉，被天下视为“墨皇”。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馆。
陆机《平复帖》 书法家启功是第一个将它全文释读出来的人。《平复帖》一直以来都认为是陆机所写，但近年来有的学者对此帖提出质疑，认为是陆机同时代的其他人所作，只不过是借了他的名。于是产生了《平复帖》作者之谜。
《平复帖》最早由北宋宫廷收藏，元以来流传足迹不可考，清初归梁蕉林侍郎家、安仪周递藏，后进入内府，归乾隆皇帝的母亲圣宪皇后所有。后来乾隆皇帝又把它赐给成亲王永瑆，同治、道光年间转入恭亲王府，民国时转到了恭亲王后代溥儒手里。溥儒，字心畲，恭王府的袭爵将军，近代著名书画家、收藏家，与张大千齐名，近人有“南张北溥”的称法。溥儒虽说是皇子皇孙，但家道已经中落，可是身上八旗子弟的习气仍然不改，坐吃山空，手头也逐步开始拮据起来。日军占领北京后，千方百计想掠去中华文明的传宝。在时局动乱的情况下，溥儒感到祖传的宝贝留在家中不安全，加之又急需用钱，就想把宝贝变卖。当时有一姓叶的上海古董商，看中了溥儒手中的《照夜白图》（“照夜白”是唐玄宗所宠爱的御马，为唐代韩斡所画，是我国的传世之宝），从他那购得后又将其转卖给外国人。“照夜白”从此流落海外。
当时的收藏家张伯驹得知《照夜白图》流入洋人之手后痛心疾首，便呼吁国民政府出资收购流入民间的文物，但遭到政府的拒绝。他担心《平复帖》也将流失，心神不安。溥儒素与琉璃厂悦古斋古玩商韩博文交好，张伯驹听说后，便通过韩博文向溥儒转达，要求把《平复帖》转让给他。溥儒要价20万大洋，张伯驹无力出资，却并未善罢甘休。第二年他又通过张大千向溥儒传递心声，溥儒仍坚持非原价不让。直到抗日战争爆发那年的春节，溥儒的母亲突然病故，急需钱用，作为孝子的溥儒只好卖《平复帖》来换钱以安葬母亲，降价到四万元。虽然溥儒的要价比较低，但是张伯驹为收购流入社会的古代书画，已是囊中羞涩，只好四处筹钱。张夫人潘素为让丈夫藏宝于室，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勉强凑够了四万元，终于如愿以偿！张伯驹得到《平复帖》后，曾遭到日本人雇佣的白姓中国古董商登门索购，遭到拒绝。后来张伯驹又被汉奸汪精卫手下师长丁雪山绑架，面对“撕票”的威胁，他也没有把帖拿出来。1956年张伯驹将《平复帖》与其他几件珍贵文物一起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平复帖》虽然被大家公认为晋陆机的手迹，但也存在不少有疑点的地方：《平复帖》本来无款，不知是何人所作，到宋时宋徽宗才开始题为陆机所作。陆机没有其他的真迹传世，在没有比较互证的前提下，我们怎么可以断定是晋陆机所作？还有的人把帖的内容和陆机所处的时代历史背景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存在出入的地方。如果真是陆机所书，帖的内容应该和他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相吻合，为什么会出现不相符？对于这样的情况，应该作如何合理的解释？最大的疑点是此帖流经乾隆皇帝手里时，他既没在此帖上题跋也没有内府诸玺，《三希堂法帖》中也没有录入。乾隆皇帝喜欢在一些名画和名帖上题跋是众所周知的。特别是他叫臣下选择内府收藏的一部分历代名家书法作品编成的《三希堂法帖》里面竟然没有《平复帖》，实在令人费解。《平复帖》如果是陆机所作，年代比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还要早，并且名气上也不逊色，为什么《三希堂法帖》里却看不到，是出于什么原因？《平复帖》从元到清前这一段时间里流传足迹不明，乾隆皇帝拿到手时是否发现了什么问题？基于上面这些疑问，有的学者认为《平复帖》不是陆机所作，而是出于同时代他人之手。
《平复帖》到底是陆机所作，还是他人笔墨，这是一个难解的谜。 深埋地下 《兰亭集序》下落之谜
王羲之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有“书圣”之誉，他的字迹自然是千金难求。《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的代表作之一。唐太宗对王羲之作品的喜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会不会把《兰亭集序》带进坟墓？如果是这样的话，后来有人盗掘唐太宗墓时，是否把它偷走或者毁坏？也有人说，《兰亭集序》没有被唐太宗带走，而是被武则天得到了，且就枕在乾陵武则天的脑袋下边，或许会有重见天日的时候。
“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正值“禊节”这天，王羲之邀集谢安、孙绰、郗昙、支遁等41位士族名流到兰亭过禊节，饮酒赋诗。那天共得佳作三十余篇，合编为一集，王羲之用鼠须笔、蚕茧纸为该集书写了序，即有名的《兰亭集序》。当时此文并无题目，故后世标题亦不一致，有称作《兰亭序》者，亦有叫作《临河集》、《兰亭宴集》、《禊序》或《禊帖》者等等。全帖共28行，324字。这帖是王羲之信手写来，字体潇洒流畅，气象万千，其中二十多个“之”，千变万化，无一雷同，成为中国行书的绝代佳作，后人把它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相传王羲之后来又写了几遍，但都不及这一遍好。他曾感叹说：“此神助耳，何吾能力致。”因此他自己也十分珍惜，把它作为传家之宝。唐太宗后来得到了《兰亭集序》。在他死后，《兰亭集序》被当作陪葬品埋进了昭陵。但乾陵周围的老百姓却有另外一种说法：《兰亭集序》不在昭陵，而是被武则天设法弄到手，如今就枕在武则天的头下边。这样就产生了《兰亭集序》下落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