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胜迹图》是明唐寅的杰出作品。唐寅(1470-1523)字子畏，号伯虎，又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还有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自幼刻苦学习，很有才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为应天府第一名解元，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30岁时因科场案而连累入狱，不久被发往浙江为吏，曾游历匡庐、天台、武夷等名山，后来鬻画卖文，名重当时，与沈周、文徵明、仇英齐名，称“明四家”。《金山胜迹图》是他流传下来的山水画中的精品，生动地描绘了镇江金山上的寺塔亭桥，着色淡雅清俊，笔法工整细腻，展现了镇江金山的美丽风光。
唐寅《赏菊图》 《金山胜迹图》曾落到汪精卫手里，后被日本人抢去。日本人经过详细的鉴定后，却发现是伪作，真迹不知流落到何处。
《金山胜迹图》曾被乾隆皇帝获得，后传到慈禧手里，为他们深深所钟爱。到清末，《金山胜迹图》一直都深藏在清朝宫廷里。1910年4月，身为反清同盟会会员的汪精卫，企图谋杀当时的摄政王载沣。东窗事发后，汪精卫被捕入狱。按照大清律例，汪精卫必死无疑。但碰巧这时爆发了武昌起义。清政府处于一片恐慌之中。载沣为了拉拢汪精卫，让他倒戈，便密奏当时当家的隆裕太后，希望通过送一幅名画给汪精卫，以达到收买的目的。隆裕太后在接见汪精卫时，便把唐寅的这幅《金山胜迹图》给了他。由于清廷大势已去，汪精卫并没有为它效力，而是揣着《金山胜迹图》和一南洋女子陈璧君结了婚。陈璧君对古玩比较感兴趣，婚后此图便一直由她保管。1912年两人客居在天津张一帆的公馆内，张一帆是陈璧君父亲的故交。后来张一帆从大连返回天津时，在塘沽码头遇刺，并死在手术台。当汪精卫夫妇从医院返回张公馆时，发现张公馆已经遭到武装匪徒的打劫。幸好陈璧君有先见之明，把《金山胜迹图》放在天津郊区独乐寺一个叫愚山法师的经室内。这个法师与陈璧君有故交之情，《金山胜迹图》才得以幸免于难。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金山胜迹图》藏在独乐寺的消息不知怎么被日本人打探到了。日本人在1926年成立了一个由山本四太郎负责的“东方史馆”，这个史馆的任务主要是搜集中国文物的情报，而唐寅的《金山胜迹图》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他们把此图在待搜寻的文物目录中列为“真迹008”。
汪精卫夫妇得知日本人对此画虎视眈眈，为了如何保全这幅古画终日坐卧不安。1940年1月，陈璧君化装成一位贵妇人，悄悄到独乐寺进香，并打算乘机取走《金山胜迹图》。日本人山本四太郎秘密探听到了消息，获悉陈璧君从独乐寺抬出的经箱里有《金山胜迹图》，并知道陈璧君打算乘天津开往上海的“海鸥号”，企图把宝图带走。山本四太郎在日本驻军的帮助下弄到了两条快艇。在海上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终于追上了“海鸥号”。十几个日军士兵强行登船搜查，经箱是发现了，而陈璧君不见踪影。经箱里没有什么《金山胜迹图》，山本四太郎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原来陈璧君也从内线得知山本四太郎的行踪，她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坐的不是“海鸥号”，而是早两天的“富士号”，顺利地回到了南京。
唐寅《王蜀官妓图》 回到南京后，陈璧君整天心神不定，决心改变藏画的地方，于是便想到周佛海家里的地下室。原来周佛海在修建自己的洋房时正是淞沪会战期间，他预感到中日之间将会有一场大战，于是特意在花坛下修建了一座坚固的地下室，抗战期间许多文人和政客都曾经在这里避难。
陈璧君秘密来到周佛海家，提出了她的想法。这时她的身份是汪主席的太太，对正想往上爬的周佛海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便一口应承了下来。
山本四太郎从内线手里知道了陈璧君藏画于周佛海家的消息。由于周是当时南京政府的要员，明抢不太合适，并且地下室周围防备严密，只有用暗盗的方法。1941年1月，日本文部省和大藏省的官员访问南京伪政府，山本巧妙安排汪精卫夫妇和周佛海等人陪同考察，然后暗中调动特务，利用特制的切割器打开地下室，撬开保险柜，拿走了《金山胜迹图》。为了掩盖罪行，便四处浇上汽油，点火焚烧现场。
得到真迹的山本四太郎欣喜若狂，亲自押着宝图回到了日本。国内对山本的盗窃成功也是赞不绝口。但此时有一个叫加藤佐木的日本情报处官员对这幅画的墨色和纸质提出了疑问。后经国内最好的古玩文物专家的鉴定，证明是出于高手的伪作。日本的文物专家们都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而山本四太郎则被指责为“日本鉴古史上最愚蠢的妄动者”。山本四太郎不堪忍受重压，在一个夜晚跳海自杀，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唐寅墓 既然日本人拿到的是赝品，那么真迹又到了哪里？据说陈璧君在送画到周佛海府上前，为怕画有假，曾经叫原湖南长沙“宝斋堂”一个俞姓老先生进行过鉴定。这个俞姓老先生是汪精卫的老师，身怀绝技，有一手临摹古人山水画的技艺。为了不让祖国珍宝落入汉奸的手里，他连夜赶制了一幅摹品，并请一个顾姓裱画师帮忙装裱，然后把仿制品还给汪精卫。在周宅失火后，他带着真迹逃到镇江，后来就不知下落。有人说他是饿死在金山寺里。这段话就是那顾姓裱画师说的，他的话是真还是假，已经难以考证。如真是俞姓老先生带走真迹，后来又落到谁的手里？这是一个谜。
也许汪精卫从清宫里拿到手的本就不是什么真迹，当时的裕隆太后为了敷衍汪精卫，叫高手临摹了一幅《金山胜迹图》送给他，这也是可能存在的事实。或者是周佛海对画起了吞古之心，拿一幅假画换走了真画？他至死也没有说出这幅画的确切下落。还有就是陈璧君狡兔三窟，把画藏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这些谜只有找到真迹后才能弄明白，否则就是死无对证。 乱世失宝 《庐山罗汉图》散失之谜
《庐山罗汉图》是清朝一位官员为了还愿而出高价请人画的，共有五百幅，后供奉于庐山栖贤寺。在连年的战火中逐步丢失，现在再也找不到它们的踪迹了。有人说，一个北洋军阀曾经强抢过几幅《庐山罗汉图》，抢去的那几幅到底是毁是留，不得而知。也有人曾看见外国游客在观看一幅图，很像是寺中丢失的《庐山罗汉图》，但到底是不是，谁也说不清楚。后来日本人又抢去了几幅，那几幅是不是还留在国外？
庐山博物馆所收藏的《庐山罗汉图》，亦叫《五百罗汉图》，是清代康熙年间浙江山水人物画家许从龙所作。当画完成时为200幅，一共500个罗汉形象，故称《五百罗汉图》。每幅长8尺，宽4尺，大罗汉大的达三尺多，小罗汉也有一尺多高。图中罗汉分布得当，层次感很强，并从各个方面表现了罗汉们的日常生活，最为令人叫绝的是五百个罗汉竞无一雷同。现仅存112幅，另外的88幅曾分批遭到别人的偷盗和逼抢，后来不知流落何处。
《庐山罗汉图》是金世扬请许从龙所画。金世扬为奉天铁岭人，在清康熙初年，年少的他到庐山游玩，深深为江南的秀丽山水所迷醉。在游玩的过程中，他曾许下大愿：他日如果得志，必定以珍品酬谢山神。30年后，他仕途得意，出任苏州布政使。为了还当年的大愿，他不惜花费重金，请当时擅长画山水花鸟及佛道人物的许从龙以五百罗汉为题材，创作《庐山罗汉图》。许从龙经过7年的努力，于康熙五十八年(1712)竣工。在这一年金世扬请来有经验的裱画师，把画裱好并装成轴，然后入箱加锁，最后贴上封条，亲自运往庐山。最终抵达庐山，并把《罗汉图》献给了栖贤寺，了却了心愿。栖贤寺也因为宝图的到来而香火更加兴盛，为了表示敬意，特意于寺内新建一座用于悬挂《庐山罗汉图》的罗汉堂。
《庐山罗汉图》保全在栖贤寺的罗汉堂，并不是一直相安无事，而是遭到别人的偷盗和逼抢，逐步丢失。1850年栖贤寺受到兵祸，七十多幅罗汉图被盗，这是丢失最多的一次，偷盗者具体是何人，也不得而知，更不要说罗汉图的下落了。
1911年，一个北洋军阀在游览庐山时，看到罗汉图后垂涎三尺，便借口家中缺少佛祖神像，要买5幅回家供奉，但被当时的主持婉言谢绝。那军阀并没有彻底死心，后来派人持枪到寺中强买去一幅。这一幅《庐山罗汉图》后来是被那军阀毁掉了，还是传给自家的后人，这都是不得而知了。
1935年，一个美国游人在庐山玉渊潭洗澡后，到栖贤寺歇脚，发现了罗汉堂中的《庐山罗汉图》，立刻为之倾倒，提出要买一幅回去作纪念，遭到寺中僧人的拒绝。过了不久，有一个美国人和一个香客不知什么原因发生了冲突，场面非常热闹，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围观。作为寺中的主持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便前去调解，废了好多的口舌才把众人劝散，但回到罗汉堂时却发现少了一幅《庐山罗汉图》。事后有进山的香客说看到在观音桥一带有几个外国人看一幅大小远看和《庐山罗汉图》差不多的画。到底那几个外国人看的画是不是《庐山罗汉图》，现在谁也没办法考证。
1938年，江西省的九江县、星子县和庐山相继被侵华的日军占领。当时管辖栖贤寺的星子县的伪县长叫罗福初，为了讨日本人的欢心，于1940年带着卫队到栖贤寺，用枪逼着寺僧取走了3幅《庐山罗汉图》，然后送给了日本人。可能日本人知道这是珍贵的文物，又继续讨要《庐山罗汉图》。罗福初无奈只得再一次带队上栖贤寺索要图。这一次不再是一帆风顺，遭到寺中僧人的拼死抵抗，在枪杀了两名僧人后才勉强带走4幅《庐山罗汉图》。日本人的贪欲并没有在拿到7幅《庐山罗汉图》后遏止，而是继续逼迫罗福初，索要《庐山罗汉图》。罗福初哪敢再次涉足栖贤寺，便怂恿日本人到栖贤寺去抢图。
1943年重阳这天，由罗福初作向导，一百多个日军企图到栖贤寺去夺宝。当时留守在庐山的抗日游击队得到栖贤寺的报告后，立即集合了六十多人，赶到了栖贤寺。由于日军还没到，遂决定在往庐山的路上堵截日军，他们最终选定了一个叫做阮家牌的地方，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等到日伪军进入包围后，立即开火射击，日伪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游击队员基本都是土生土长的，对当地的地形很熟悉，再加上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帮助，日军被打得狼狈不堪，只好往县城方向逃去。恼羞成怒的日军在途中把伪县长枪毙了，定的罪名是“私通八路”，也算是因果报应了。好勇斗狠的日军并没有就此罢休，回去后纠集了周边据点的士兵，多达数百人，然后气冲冲地往庐山进发，叫嚣要踏平栖贤寺，荡灭游击队。游击队在日军赶来之前，把挂在栖贤寺的《庐山罗汉图》全部装箱，放到大雄宝殿佛祖金身下莲花台中的暗室，并对藏宝处进行了伪装。一切办好后，把寺中的绝大部分僧众遣散，仅留下少数护寺，然后游击队躲进了庐山的深山老林。日军扑到寺中，一无所获，烧杀抢掠一番后扬长而去。
待日军走后，躲在附近的主持和众僧看到寺中起火，立即往寺里赶。主持和几名和尚冒着生命的危险，冲进寺里把装《庐山罗汉图》的箱子拖了出来，存放在寺庙后面的山石洞里，《罗汉图》才幸免于火灾。后来，《庐山罗汉图》就一直随寺里主持东躲西藏，直到1944年2月交给当时尚未沦陷的都昌境内的星子县政府。《庐山罗汉图》在随县政府流亡过程中及抗战胜利后，又丢失数幅。到1949年解放后，仅剩下了110幅。后来又从民间收回2幅，这就是今天放在庐山博物馆罗汉厅的112幅《庐山罗汉图》。
经过漫长的动乱后，那些遗失的《庐山罗汉图》不知是否仍旧存在世间？如果存在，那么又会落到谁的手里？这都是谜。 论争不休 郦学三大家相袭讼案之谜
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成书于六世纪，共四十卷，集六朝地志之大成，在地学、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价值都很高。后来《水经注》佚五卷，且传刻讹误严重，向无善本。清初的郦学三大家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颇有建树，能够接近恢复原貌，但治郦学者多陷于相袭案中，即藏书袭赵之说。全祖望一生校勘《水经注》，有五校稿本和未完成之七校本，五校本是全氏最具创造性的著作，而七校本被指为伪作。
清代对古代的地理名著的整理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和极高的水平，如对《水经注》的整理研究竟发展为一门学问，即后世称之为郦学。清初出现郦学三大家，但围绕着三家相袭之案从清初一直争讼到如今。
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成书于公元六世纪，共40卷，集六朝地志之大成，于地学、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价值都很高。到了宋代，《水经注》已佚5卷，虽名为40卷，已是改编凑数的，传刻讹误严重，向无善本。清初的郦学三大家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校释郦著颇有建树，能够接近恢复原貌，但改订反误的也为数不少。后来治郦学者多陷于相袭案中，本末倒置，未专一于研究，这一局面直到道光以后杨守敬与其门人熊会贞为之注疏，集向来治郦注之大成，构成不朽之作。
《水经注》书影 所谓清初以来的郦学三家相袭之案，集中在戴书袭赵之说上。乾隆朝，郦学研究进入考据学派的全盛时期，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家均有校释。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世称谢山先生，浙江鄞县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出于郦学世家，一生七校《水经注》。主要有五校稿本和未完成之作七校本，全氏逝后，七校本便散佚，赖同里后学王梓材传钞整理，光绪十四年(1888)由薛福成刊行。五校本是全氏最具创造性的著作，而七校本被慈溪秀才林熙山声称是伪作，光绪十八年(1892)王先谦刊行《合校水经注》时就未收全校本。
道光二十四年(1844)，张穆（字石舟）指出赵书钞全。赵一清(1709-1764)，字诚夫，号东潜，室名小山堂，浙江仁和人，郦学专家，所著《水经注释》最晚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其子赵载元曾请同里梁玉绳（字曜北）、履绳（字处素）兄弟润色，其最早刻本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毕沅的开封刻本。全祖望、赵一清注校《水经注》时，互通书札信息，所见有所略同，不可斥为掠美之作。所以诸家对张穆赵书钞全之说不以为然。
清代有三大绝学，即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杨守敬和罗振玉的地理学。段玉裁是戴震的学生，他在《戴东原年谱》里说：“赵书经梁处素校刊，有不合者，捃戴本以正之。”简言之，段玉裁认为赵书袭戴。戴震(1723-1777)，字东原。戴震研究《水经注》二十余年，他所校定的《水经注》有两个版本。一是自刻本，刊自浙东，不及四分之一，戴震因奉召入京修《四库全书》而搁置，后经与戴交往密切的孔继涵整理刊行，收稿本和定本，最接近戴震研究实际，20世纪末，张岱年主编的《戴震全书》出版，内收尘封两百多年的《水地记初稿》和《水经》一卷，大白于天下。一是殿本。历来该案的焦点就是针对该本而发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戴震在四库馆校毕《水经注》，经由武英殿聚珍版刊行。三大家校释《水经注》本，当时只有该本独行于世。段玉裁的发难因为不平而鸣。戴震逝后三年，即乾隆四十五年(1780)，赵一清同里孙沣鼎校殿本《水经注》时，盛言戴书袭赵“十同九九”，如此危言耸听，段玉裁则反唇相讥了。
道光年间，魏源和张穆斥责戴书袭赵。光绪年间，王先谦认为前人诸家聚讼一词，存而不论；以杨守敬、熊会贞为代表的郦学地理学派则撇开枝蔓，潜心研究，合撰成《水经注疏》，为清代地理学终结性巨著。
进入民国，为此案弄得颇有些剑拔弩张了。1924年，召开了“戴东原二百年纪念”会，《国学季刊》特出《东原专号》。该年3月，王国维发表了《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出语掷地有声：“知戴氏得见全、赵二家书之说，盖不尽诬。”王国维在民国初就治《水经注》，该文选在这时节发表，其非议戴震的贡献就不言而喻了。余嘉锡对此案又压一个砝码。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水经注”一条硬是支生了一些评论文字：“戴氏虽经学极精，而其为人专己自信。观其作《孟子字义疏证》，以诋朱子；及其著《屈原赋注》，只是取朱子《楚辞集注》改头换面，略加窜点，以为己作。于人人习见昔贤之名著，尚不唯公然攘取，况区区赵一清，以同时之人，声誉远出其下者乎？”新仇旧恨，来个一锅端，不满之情昭然若揭，笔锋之下冷气森森。有两位学者严阵以待，此案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坛上炽烈了。梁启超境界另高一筹，试图平息这场论战风波，认为三家门下出于各自尊仰的先辈，攘臂迭争，甚是无谓之举，此论很有见地。
1935年，《永乐大典》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出版，《水经注》正在其中，张元济满以为此书一出，百年多来的纷争将涣然冰释，是为大幸。但张元济太理想化了。就在5月7日《大公报》上，海遗氏一篇《介绍永乐大典水经注》严厉提出戴书袭赵，所谓“不待烦言而决，戴虽百喙莫能解矣”，1936年，郑德坤在《燕京学报》、孟森在天津《益世报》同声异气，拥赵反戴，尤其是孟森连篇累牍，依着王国维之态势，怒气汹汹地说：“戴之冒大典窃全、赵为无耻。”
二三十年代愈演愈烈的攻击，怎么也不会让戴震的同乡胡适沉得住气，他要替戴震申冤。1943年，他真正翻案了，这就是他所著的《乾隆郦学全、赵、戴三家札记——三家研究<水经注>独立同归探讨》，胡适不依不饶，一直审此案，1960年，他还写出《评论王国维先生的八篇水经注跋尾——重审赵戴水经注案的一次审判》，直到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这20年中，为此案，他乐此不疲，从未间断，《胡适手稿》里60%篇幅专为《水经注》而论。拥胡者寥寥，对立者、嘲讽者倒不少，如杨家骆、于大成、吴天任。胡适在《水经注》版本搜集、考证和校勘上有功绩，但他欲申辩的意图没有实现，诚如吴天任在《胡适手稿论水经注全赵戴案质疑》中所指出的：“是故胡适虽反复百端，为戴氏申辩，恐亦无法澄清。”赓续不已的赵戴相袭案该休矣。 经卷见证 雕版印刷起源之谜
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雕版印刷术始于何时？千佛洞发现的《金刚经》似乎揭开了这个谜。《金刚经》印制精美，末尾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等字样。咸通九年，即868年，为唐朝晚年。《金刚经》显示出当时的刊刻技术已达到高度成熟的水平。雕版印刷术起于何时，历来还有三种说法，分别是东汉说、隋朝说和五代说。由于有千佛洞发现的《金刚经》为实证，唐朝说最具说服力。如此重要的珍宝，怎么会藏在不列颠图书馆的呢？
19世纪的最后一个初夏，发生了一件令中外人士惊讶不已的事，这便是尘封约九百年的甘肃敦煌莫高窟千佛洞面世了，莫高窟第十七号洞窟藏有大批经卷、文书等珍贵文物。其中的《金刚经》似乎昭示着它是我国最早的木刻本书籍。
唐咸通九年刻《金刚经》 前秦建元二年(366)的一天，乐僔和尚云游来到敦煌城西南三危山下，目睹夕照下的三危山金光万道，状似千佛，便缔造了第一个佛窟。后来者断断续续，开凿的石窟也越来越多。由于石窟是开建在沙漠的至高处，就取名为漠高窟，后来称做莫高窟。这些石窟内的彩塑、壁画逐渐增多，其雕塑、绘画艺术造诣极高，一直辉煌到十世纪末，当时，西夏攻入敦煌，为避兵灾战毁，敦煌各大寺院的图书被紧急聚积到莫高窟第十七号洞窟内，洞前还筑起了夹层复壁。而寺院僧众也弃走他乡，这些经卷等就悄无声息地保存在这里了。到了明朝，修筑了嘉峪关，弃守敦煌，这座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名城就被历史的时光湮没无闻了。
清末，兵荒马乱，有一个湖北麻城籍的道士叫王圆箓的只身来到了莫高窟。王道士目不识丁，他笃信宗教，把靠化缘和做道场得来的钱，请一个姓杨的人来抄写经卷。杨氏喜欢吸旱烟，吸烟时常用芨芨草来点燃。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五月二十六日这天，杨氏抄写经卷时稍事休息，吸起旱烟后，照例将燃剩的草插在身后窟壁的裂缝中，这次余草较长，插进缝隙中竟然深不见底，他觉得有些奇怪，就拍拍窟壁，里面发出空空的回音。他就把这蹊跷事跟王道士嘀咕开来。天黑之后，王、杨两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忙活了起来。他们设法砸开墙壁，进入了一道小门，顿时复室里堆满的所有物件在他们面前一览无余了，有法器、经卷、文书、绣画等。这正是尘封约九百年的甘肃敦煌莫高窟千佛洞。
甘肃敦煌莫高窟 当过兵的王道士，立即想到要报官，便择了个黄道吉日，挑了几幅他认得出的绣着水月观音像的画呈报敦煌县令严泽。严泽不置可否，他正忙着自己离任的事。不久，新上任的县令汪宗翰看到前任留下的绢画，赶紧到千佛洞看了个明白，取了些经卷拓片之类的向上汇报了甘肃学台叶昌炽。叶昌炽对金石、版本、校勘均有造诣，于是建议将这些珍贵文物悉数运抵到省城兰州保管，不过，藩台衙门不愿花上五六千两银子来搬运这批古董宝贝。1904年，下了一道文，就令王道士就地封存保管。王道士曾想上报慈禧太后，不过太后正忙着东躲西逃，弄不清御驾何在，王道士也就只好打消这个主意。
政府无能，外盗则猖獗。1905年10月，俄国人奥勃鲁切夫用六包日常用品从王道士等手中换取了两大包藏经洞写本。1907年5月26日，匈牙利人斯坦因用谎言骗取了王道士对宗教的一片痴心迷情，斯坦因说自己是西天取经的玄奘的弟子，这次千辛万苦东来取经，将带经卷返归原处。斯坦因翻检搬运了七天七夜，于是，24箱经卷写本和5箱画绣品及其他文物远走他乡，而40锭马蹄银留下来用做了新建、修饰寺庙塑像。1908年3月3日，法国人伯希和进入了藏经洞门，左挑右选了三个星期，最后花了50两银元宝换取了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他把这20个左右的大木箱暂放在越南河内，见清政府无反映，就坦然地把这些盗宝运往巴黎。
1909年，罗振玉听到敦煌遗书的风声，应伯希和之邀，访谈得知原委，感到事态严重，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敦煌石室书目发现之原始》，披露了经卷被劫一事。举国哗然。有识之士找到学部，学部代理部长唐景贤以无力购买为由，推诿给京师大学堂。大学堂总监刘廷琛如法炮制，在罗振玉的激怒之下，刘廷琛才答允。1910年，国宝运送京都。这次搬运损耗不少。装载文物的官兵肆意践踏胡乱装放。附近乡民趁机哄抢愚昧破坏，沿途官绅雁过拔毛巧取豪夺，国宝到京城惨剩8679卷，其中残卷不少。
王道士偷偷留下了不少遗书，继续着他虔诚的破坏。1912年日本人太谷光瑞、1913年斯坦因、1914年俄国人奥登堡相继劫掠大量敦煌遗书，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强胶剥离敦煌壁画。王道士忙着把492个洞窟修饰出216个，直到1931年他死时也无法明白自己的罪孽怎么也无法赎回。
敦煌莫高窟雕塑 1943年，向达实地考察，然后著文大力呼吁。次年，敦煌艺术研究院成立。
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雕版印刷术始于何时呢？千佛洞所发现的《金刚经》似乎揭开了这个谜。《金刚经》印制精美，末尾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等字样。咸通九年，即868年，为唐朝晚年。《金刚经》显示出当时的刊刻技术已达到高度成熟的水平。雕版印刷术起于何时，历来还有三种说法，分别是东汉说、隋朝说、五代说，由于有了千佛洞所发现的《金刚经》为实证，唐朝说最具说服力。
隋人郑机首创东汉说。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山阴高平县人张俭得罪宦官侯览，被朝廷“刊章讨捕”，有人认为“刊章”是板榜，而人们普遍认为，“刊章”不过是用印章刊在封泥、布帛或纸上，算不上雕印。明人陆深首倡隋朝说。隋朝费长房所撰的《历代三宝记》里载开皇十三年(593)十二月八日，文帝下诏“废像遗经，悉令雕撰”，而《隋书》、《北史》等史料中亦有类似记载，但不见实物如《金刚经》这般明确显豁。持五代说者依据的是《旧五代史》中的一段记载，说后唐宰相冯道建议唐明宗下令刻印儒家九经，用了22年雕印完成，而如今因《金刚经》面世，五代刻印儒家九经只能表明它是我国历史上大规模长时间雕印书籍的开始。 喋血护宝 《赵城金藏》重现之谜
《赵城金藏》仿北宋《开宝藏》而刻，是金朝刊刻的首部汉文大藏经，如今仅有几十卷在世。由于《开宝藏》已经荡然无存，其他宋刊大藏经也很难在国内见到，故《赵城金藏》当之无愧成为现存最早的大藏经。可是《赵城金藏》也使得日本侵略者垂涎三尺。1949年，国宝《赵城金藏》落户北京图书馆，期间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随着影印技术传进中国后，上一个世纪40年代，上海的文化界打算影印出版宋刻大藏经。大藏经的刻印始于北宋开宝年间。北宋的统治者根据唐代的《开元释教录》编写刻印了《开宝大藏经》。《开宝藏》的影响很大，可是由于卷帙巨大，印制的数量不多。其后有一些寺院就在《开宝藏》的基础上进行翻刻。翻刻时又把许多唐开元以后的译经编入。当时比较著名的有《崇宁藏》、《碛沙藏》等。辽和金受此影响，也刻印了《契丹藏》、《金藏》，元明清三代也相沿刻印大藏经。可是由于各种天灾人祸，在近现代已经很难一见宋版大藏经的真容了。因此上海的文化界、出版界、佛教界计划编辑和影印《宋藏遗珍》。可是宋代遗留的大藏经究竟还有多少，人们的心中并不十分清楚，于是决定由和尚范成进行访求。
释范成当然熟悉全国的各大名刹。1933年春，他西行来到山西省的洪洞县，引出《赵城金藏》的发现和该书后来遭受的一系列的磨难经历。
山西省的洪洞县古称赵城，这里有座广胜寺，寺内的琉璃塔七色生辉，人们称之为飞虹塔，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座琉璃塔，更由于这里藏着价值连城的《赵城金藏》声名远扬。
《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所仿刻的北宋《开宝藏》，近万册，是金朝刊刻的首部汉文大藏经，如今仅有几十卷在世。由于《开宝藏》已经荡然无存，其他宋刊大藏经也很难在国内见到，故《赵城金藏》当之无愧成为现存最早的大藏经，原有约七千卷，经卷按《千字文》编号，始于“天”字，终于“几”字。《赵城金藏》刊于金代平水（今山西临汾）一带，而平水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刻书中心，其刊刻精良，自属珍品。
说到《赵城金藏》的刊刻，还颇有一个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金代潞州（今山西长治）有个崔法珍（又名崔法）的女子，笃信佛教，极想刻印一套《开宝藏》，但乏于资金，她便毅然决然地砍去自己的一条肩膀，四处讲法募捐，听众极度感动，尤其是以晋南为中心的百姓纷纷捐助。有人被感动得卖掉家产以资助崔法珍刻经的义举。崔法珍把募捐所得全部用于刊刻大藏经，按照《开宝藏》的内容和版式，前后近30年，到金大定十八年(1178)刊刻好。之后，她正式受戒出家为尼，还受到皇上嘉奖。后来这部《赵城金藏》由解州天宁寺转移到广胜寺，先后珍藏在弥勒殿和飞虹塔，这一放就是七百多年。相传历任新县官赴任，首件事便是前往飞虹塔贴张布告：“无论何人，不得登塔。”
《赵城金藏》发现后，范成想方设法与商务印书馆取得联系，使得一部分经卷影印成册，这些经册取名为《宋藏遗珍》。范成撰《历代雕印大藏经略史》，将广胜寺的藏经定名《赵城金藏》。《赵城金藏》的发现和《宋藏遗珍》的出版，轰动了国内外的佛教界、知识界。北平图书馆从书商手中收购百余卷经卷，可见，当时一些人从广胜寺偷走经卷，往北平出售。
1934年，南京支那学院派蒋唯心专程前往广胜寺。一路风雨泥泞，害得蒋唯心眼疾十余日才愈。蒋唯心连续工作40天，撰成《金藏雕印始末考》，发表于《国风》杂志第五卷十二号。
《赵城金藏》发现也使得日本侵略者垂涎三尺，蠢蠢欲动。1936年，一个日本团体到赵城“考察”了几天，便向广胜寺的长老论起了购买这部藏经的“买卖”，但以失败而终。1942年，赵城落为沦陷区，日本人贼心不死，日本侵略军就驻扎在离广胜寺不远的道觉村，提出阴历3月18日庙会要登塔游览的要求，做起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痴梦，《赵城金藏》岌岌可危。《赵城金藏》危在旦夕的消息传到后方延安，朱德总司令电告赵城县委迅速果断安全保护好大藏经。3月13日，赵城县委立即部署，下午奔赴广胜寺，晚上组织抢救。县委书记李溪林与赵城县有名的抗日英雄游击队队长许生芳经过再三斡旋，最后做出保证：“电报是我军朱总司令发的，倘若您不放心，将来经卷运到大后方后，可以让朱总司令给您打个收条”，才征得力空住持同意转移经卷。
力空俗名任重，后改为任重远，曾三任行政区长，又三任县长，因极不满国民党反动政府，又因其爱子夭折，便出家为僧。1937年，国民党中央军第十四军进驻赵城，提出要将国宝运往西安或重庆，遭到地方士绅的拒绝。为此，力空宣布，由于战争原因，每年阴历3月18日的庙会不再允许游人上塔游览，还将塔门用砖砌死。
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飞虹塔 3月13日当夜，为了保密，游击队以“运公粮”名义调集二百余名民工，大家摸黑将经卷装入麻袋、箩筐，肩挑背扛，跋山涉水，快步如飞，离开属于敌占区的县城，大约次日午时，经卷安全转移到了专署所在地安泽县亢驿镇。剩下的经卷还没有准备好转移，道觉村日军头目闯入了广胜寺，气急败坏地要登览飞虹塔，扬言杀死力空，烧毁寺庙。日军头目侍从武官姓陈，临汾人，尚存一点良心，从中作了周旋，才免了人死物亡的惨剧发生。力空住持虚与周旋，悄然派僧徒赶往县城告急，县委立即向上请求，太岳军区司令员陈庚急令二分区基干营一连全速前进，于夜半时分，配合抢运所有剩余经卷。日军全面扑来，顿时枪声四起，战斗激烈，一连战士拖住了日军的劫掠企图，使得所有经卷相聚亢驿镇。在这场保护民族珍宝的战斗中，8名八路军战士英勇献身。日军不甘罢休，疯狂反扑，对亢驿镇轮番扫荡。《赵城金藏》又只好行踪匆匆，被运往行署驻地沁源县，不久转移到棉上县，在煤窑里度过4个年头。太岳区党委负责人薄一波常派人进煤窑查看经卷的干湿状况，他的秘书刘元璋在一次赴看途中遭遇日军而捐躯。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次年即1946年，太岳行署的领导前往煤窑查看经卷时，发现一些经卷已发生霉变，《赵城金藏》又踏征途，被安放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驻地涉县内的温村的天主教堂。这年秋，张文教从北方大学被该校校长范文澜专门派调来做《赵城金藏》的护理工作，在二年多的时间里，他悉心工作，此地虽离他的老家不远，他从未离开经卷。张文教把经卷逐本平摊在炕上，用锯末暖炕来烘除霉湿。后来亲自一人把42箱的《赵城金藏》搬到长乐村里的一家地主的阁楼，这一累使得他肺病复发，经常吐血。
1949年4月，正在太原休养的张文教一接到华北地区人民政府要求他护送《赵城金藏》到北平（今北京）的电报，马上执行任务，先用马车、牛车运送《赵城金藏》到涉县县城，再用小火车运往邯郸，当时京汉铁路不通车，他就雇用汽车，一路颠簸厉害，他一直睡在汽车上守护，安全运抵北平，交给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
国宝《赵城金藏》落户北京图书馆，受到贵宾般的待遇。先是择优展览，人们驻足观赏，也希望残卷早日修复。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发动佛众捐赠与《赵城金藏》颜色、质地相同的高级广西棉纸数万张，北京图书馆一再增员做《赵城金藏》的揭裱工作，特别是请来的琉璃厂四位高师十余年苦干不已，到1964年，4800余卷受损的经卷修复一新，由于修复细心和技术高超，以至难分辨出修复痕迹。这些经卷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 历尽磨难 《永乐大典》正本失踪之谜
《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我国14世纪以前的文艺、史地、哲学、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既是中国文化遗产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宝库的珍品。《永乐大典》编纂完毕后，又重录过一部，为永乐正本。藏于南京文渊阁的《永乐大典》原稿本煨烬不存。嘉靖帝深爱《永乐大典》，决定重录。重录本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一致，称为“嘉靖钞本”或“副本”，藏于皇史宬，雍正时改藏翰林院。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的劫毁，《永乐大典》几乎丧失殆尽。但这些屡遭灾难的是《永乐大典》副本，那么正本又在哪儿呢？
在上一个世纪末，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栾贵明公布了他30年的研究成果：《永乐大典》正本极可能仍存于世，存于北京十三陵中保存最好的永陵中。《永乐大典》正本失踪之谜又引起了世人极度的关注。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这部大型百科全书保存了大量的我国14世纪以前的文艺、史地、哲学、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远比西方的百科全书早三百余年，《永乐大典》既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然而《永乐大典》的命运多蹇，历尽磨难和摧残。
由于《永乐大典》卷数浩繁，清钞完毕后，无法刊刻，当时只是重录过一部，不过缮写精妙，这便是人们常说的“永乐钞本”或“正本”，藏于明朝北京的文楼。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藏于南京文渊阁的《永乐大典》原稿本煨烬不存。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皇宫失火，深爱《永乐大典》的明世宗一夜连下三四道御旨，《永乐大典》在劫一逃。为免不测之虞，明世宗决定重录，重录工作进行了六年，至明穆宗隆庆元年才完成。重录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重录本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一致。重录本便是人们常说的“嘉靖钞本”或“副本”，藏于嘉靖十三年(1534)建造的皇史宬，雍正时改贮在翰林院。于是，《永乐大典》有了两个钞本。
在明清之际，由于管理不善，《永乐大典》副本亡佚二千余卷，清代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加强了管理，失书明显减少。一俟《四库全书》修成，《永乐大典》似为多余之物，乏于严格的管理制度，迨至光绪二十年(1894)翁同稣入翰林院检查，发现只存书八百册了！历经清咸丰十年(1860)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的劫毁，《永乐大典》几乎丧失殆尽。这些屡遭灾难的属《永乐大典》副本，而《永乐大典》的正本又何去何从呢？
《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分装10095册，约三亿七千多万字。这部上万卷的皇皇巨著，在重录之后，下落很是不明，确实让后人感到蹊跷。有关《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历来就有三类说法。
第一类是被随葬说。
1957年，在劳动改造思想的时候就关注《永乐大典》正本失踪之谜的钱钟书就为栾贵明提出《永乐大典》正本失踪之谜的研究课题，栾贵明一做就是30年，其研究成果披露于世的就是被随葬说。就在1986年，中华书局编审张忱石著《永乐大典史话》中也表示这一说法。
在明成祖时，编纂好《永乐大典》，之后，明代的帝王中只有孝宗和世宗这两位很喜欢读书的皇帝常常阅读《永乐大典》。如孝宗曾把《永乐大典》中的医药秘方抄赐给太医院，世宗则更是喜爱《永乐大典》，在他的案头上常备着几册《永乐大典》，他按韵索览。而在明代，有这样的习俗，就是把死者生前所喜爱的书籍随葬。那么，这部《永乐大典》正本随葬于世宗永陵的可能性就很大了。现在所见到的永陵，其规模明显比明代其他的皇陵要大，是可以随葬《永乐大典》正本的。有一个值得费解的是，世宗嘉靖帝下葬后，隆庆帝不断褒奖了编撰儒臣，而关于这部皇皇巨著，公私书目和正史野史阙载，那么正本成了陪葬品的疑点很显得突出了。据《明实录》记载，从三月二十二日嘉靖帝下葬二十余日起，隆庆帝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竟然连续褒奖《永乐大典》的编撰儒臣，四月十日嘉奖徐阶等十数名儒臣“同知经筵席”，四月十五日，又以“重录《永乐大典》成”为由，再行褒奖。而《明实录》对《永乐大典》正本藏处只字不提。不过，被随葬这一说法的证实与证伪只有借助于考古发掘了。
第二类是被烧毁说。至于被烧毁的时间，就存在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发生在明亡之际，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肆意烧毁，《永乐大典》正本可能就毁于一旦。至明末清初，皇宫内外就有人疑窦丛生了。如明末宦官刘若愚在《酌中志》里提出：“旧《永乐大典》二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表示《永乐大典》正本“全部亡佚”。
郭沫若也持此说法，他在《重印永乐大典序》中说：“从此正本与副本分藏于文渊阁与皇史宬。明亡之际，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毁于此时。”
另一种认为，清代初年《永乐大典》正本改贮乾清宫，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发生过一场大火，《永乐大典》正本未能幸免于难。不过，就在乾隆年间，《永乐大典》正本的存在与否就值得怀疑。乾隆初编制的《天禄琳琅书目》里就没收《永乐大典》正本，而编制时是将宫中的善本集中于乾清宫旁的昭仁殿的。乾隆帝就曾赋诗表示过对不见《永乐大典》正本的无奈：“《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简及释道欠精覆，久阅沧桑惜弗全。”
皇史宬是我国明清时期的皇家档案馆 第三类是被藏在夹墙说。
明代的皇史宬是皇家档案库，专门存放《实录》、《圣训》、《玉牒》类。重录本藏于皇史宬。有人认为，《永乐大典》正本即藏在皇史宬的夹墙内，以备不测。皇史宬全砖石结构，抵防水火性能极强，而皇史宬大殿墙壁构造与其他建筑很不一般，它的东西墙厚度达3.5米，南北墙厚度达6.1米，这一奇特之处用意何在呢？将《永乐大典》正本秘藏在皇史宬的夹墙内，是有可能的。
沧海曾经难为水。不过，很值得欣慰的是，解放后，新中国注重文化遗产，对《永乐大典》副本不断收集，并影印出版，功在当世，利在千秋。 日月合璧 《聊斋志异》手稿离合之谜
蒲松龄花了三十余年写成490余篇流芳百世的《聊斋志异》。其著作手稿经蒲氏子孙装帧成四函，在家族中流传。后来却几经朋友出卖、权贵争夺，几经失落，四函只剩两函。直到1951年，蒲文珊却将《聊斋志异》整本手稿捐献给东北人民政府，稿本失而复得之谜才为世人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