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剑臣，世称聊斋先生，山东省淄川人。他整整花费了三十余年写成了490余篇的聊斋故事，这就是流芳百世的《聊斋志异》。蒲松龄曾为后裔排了一个名谱：“竹立一庭，尚国人英。文章先业。忠厚家身”。蒲松龄著作手稿不少，但传到蒲松龄七世孙蒲价人时，所剩不是很多，其中最完整的数《聊斋志异》。清朝同治年间，为了谋生，蒲价人离开祖居山东省淄博的蒲家庄，闯“关东”，在奉天府（今辽宁省沈阳市）落脚。在这次远行中，《聊斋志异》手稿受到加倍护理，随行的还有《聊斋杂记》（后来辽宁省图书馆定名）手稿和《聊斋行乐图》一卷。光绪初年，蒲价人把手稿重加装裱，装裱后的《聊斋志异》分四函八册，《聊斋杂记》二册。《聊斋行乐图》文物价值很高，很可惜被蒲松龄的一个第八世孙偷卖了，蒲价人恨自己教子无方，气恼得老泪纵横，自然对《聊斋志异》手稿看管得格外谨慎。临终时，蒲价人专门把儿子蒲英灏叫到床前，千叮咛万嘱咐后，把《聊斋志异》手稿托付给蒲英灏。
《聊斋志异》书影 可是在蒲英灏临终前把稿本交给其子蒲文珊时，仅剩两函。后来蒲文珊所保管的两函也不慎丢失。1951年，蒲文珊却能将《聊斋志异》手稿整本捐献给东北人民政府，稿本的失而复得之谜才为世人所知。
蒲英灏年少时读过不少书，知书达理，自然把父亲的话牢记在心上。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袁四从山东出来闯“关东”，积攒了几个钱，但就是不学好，爱上了抽烟土，又嗜酒，有了如此大瘾，生活也就每况愈下，到后来连妻子也不愿意同他过日子了。袁四自与蒲英灏认识后，就赖在蒲家混吃混喝。蒲英灏规劝、资助无效，而自己不过在奉天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手下做个小文书，薪俸微薄，一家老小过起日子本来就够拮据的，抵挡不住袁四的折腾。袁四反觉得蒲英灏不仁不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想法把蒲英灏家藏《聊斋志异》手稿本的事透漏给了依克唐阿，换得几个钱花。
依克唐阿充其量不过粗通文墨，一听到这个消息，飘飘然起来了，就提出借阅《聊斋志异》手稿本的要求，好显示他的文儒来，以提高自己在下属面前的身份与涵养。
是祸躲不过。一个要保饭碗，一个死要面子。蒲英灏与妻子左思右想，最后，硬着头皮，借出了半部《聊斋志异》手稿，考虑着归还后再借另外半部。其时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
这一年，京城里发生了六君子事件，依克唐阿奉旨前往京城制裁维新运动，临行没有归还他借去的半部手稿。第二年初，依克唐阿在京城一命呜呼（也有说依克唐阿死于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随后发生的义和团（被诬为“拳匪”）运动，声势浩大，发展迅猛。蒲英灏奉命镇守西丰县，由于得罪了乡宦劣绅，被诬通“拳匪”，很快被罢官革职，寓居西丰镇。兵荒马乱之中，势单力微的蒲英灏向谁去催讨稿本呢？这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无法找寻，就走上了不归之路。就是这剩余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在蒲英灏手上也险些不翼而飞。有一次，蒲英灏外出，他的一个儿子把它偷卖给了商务印书馆。蒲英灏得知后，恨得气不打一处出，便亲自赴商务印书馆好说歹说，急得老泪婆娑，赔偿了对方一笔损失，终于使物归原主。稿本差一点全部遗失，家有不孝之子，使英灏加速了衰老，以至于一病不起。临终前他决定把剩下半部稿本交给小儿子文珊。
蒲文珊是蒲松龄的第九世孙，喜欢诗文书画，剩余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担在他的身上，当时蒲文珊正任西丰县图书馆馆长。
1931年春，蒲文珊应上司奉天省图书馆馆长袁金铠的主张，携剩余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前行，与对方面谈选印事宜。两人谈妥后，将手稿寄存在奉天银行保管。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沈阳城沦陷，选印之事直到1933年夏才有下文，是为胶版影印本，选出有王士祯评语的14篇及刻印本未编入的10篇，共计24篇。
《聊斋志异》手稿选印出版了，蒲文珊的西丰县图书馆馆长一职不久也弄没了，还是这手稿的缘故。其时，袁金铠做上了“伪满”的国立奉天图书馆馆长，还是伪满洲帝国的一员参议，为了讨好主子日本人，他打起了《聊斋志异》手稿的主意，他与“伪满”奉天中央银行行长陈漱六沆瀣一气，由陈漱六出资购买，为此，蒲文珊回覆如下：“先祖遗墨，仅此稿幸存，虽有欲购者，但贫不卖书，古训昭然，又何忍负先世保存之苦心也。”袁金铠只好作罢。搁置了不少时日，蒲文珊才把手稿取回了，而他的西丰县图书馆馆长一职被解除了。
袁金铠还是不甘罢休。后来蒲文珊供职的康生医院遭到邻近的日本医院的指控，因为日本医院麻醉药丢失一事，这次康生医院的所有华人在狱中关押四个月。袁金铠已爬上了伪满洲帝国的尚书府大臣。袁金铠派了西丰县县长的儿子再续购买手稿，以此答应可以让蒲文珊早日出狱，可以等他出狱后办理手稿交接事宜。深明大义的蒲文珊一口回绝了。日本人逼迫紧严，蒲文珊以已送回山东老家为由予以拒绝。蒲文珊还曾到奉天找寻《聊斋行乐图》，未果而归。
这波渐息，下波又起。蒲文珊买了元宝沟屯的一个大烟鬼的薄田，收成太差，就贱价卖出了。没想到1948年初，刮挖浮财风时，大烟鬼以无法回赎自己的田地为由，抄了蒲家，等到做小学教员的蒲文珊夫妇回家一看，剩余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也落难了，蒲文珊为此生了大病。
正当蒲文珊一筹莫展的时候，新中国建立了。西丰县政府的秘书长刘伯涛上门来告诉他找到《聊斋志异》手稿之事。刘伯涛到元宝沟屯检查工作时，发现农会里的旧书堆的两函《聊斋志异》手稿，为补全它，他再度到元宝沟屯查询，了解到另外二册的下落，半年后，被带往哈尔滨的女干部王慎之将二册手稿寄到了刘伯涛手里。当蒲文珊见到四函已装裱的《聊斋志异》手稿时，他完全接受刘伯涛的动员，把《聊斋志异》手稿捐献给国家保存。
《聊斋志异》版本以青柯亭本影响最大，为通行本，该本曾改过原稿中不少政治性的词语，后来发现的铸雪斋抄本是现存诸本中最不接近原稿的本子，擅改与妄改很多，而作者的手稿本的价值则非同一般了。国泰民安，书亦然。经历了两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聊斋志异》手稿安家辽宁省图书馆，学者据此进行了校勘，出版了最优秀的点校本《聊斋志异》。 跨国行动 列藏本《石头记》手稿回归之谜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是中国著名的古典文学名著。《石头记》的最早抄本为戚（戚沪、戚宁）蒙（蒙府）三本，接着出现的是八十回初评整理本，即师大三本（怡府、北大二本与新近出现的北师大藏本的合称）和列藏本（即列宁格勒藏本），随后出现梦稿本、舒序本、梦觉底本、程甲底本、重评本。今天人们见到的1986年中华书局影印六卷本线装书和六册本精装书、平装书的列藏本《石头记》，说起来还有一段回归的故事。
1984年年末，正值北国冰封雪飘，中苏关系冻结许久，但毕竟冬天终将过去，春天的脚步悄悄地走来了，一股沁人的暖流正暗自传浮，这便是列宁格勒藏《石头记》的回归传递着早春的暖意。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它是我国久负盛名的古典名著，这无须赘言。《石头记》为现存最早抄本，如戚（戚沪、戚宁）蒙（蒙府）三本。接着出现的是八十回初评整理本，即师大三本（怡府、北大二本与新近出现的北师大藏本的合称）和列藏本（即列宁格勒藏本），随后出现梦稿本、舒序本、梦觉底本、程甲底本，最后是重评本，即1927年在上海所发现的甲戌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列藏本颇有价值，例如它属于八十回脂评本系统，其七十九回、八十回未分，它本均无此现象；在列藏本某些章回中，指示代词“这”写成“只”，这可供认识《红楼梦》初稿的原始面貌和当时的北京话。今天人们所能见到的1986年版的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六卷本线装书和六册本精装书、平装书的列藏本《石头记》，说起来还有一段回归故事。
《红楼梦》书影 1985年3月20日，中央负责古籍整理的领导李一氓赋诗一首，诗前撰有小语，其诗序并下：“《石头记》清嘉道间钞本，道光中流入俄京，迄今已百五十年，不为世所知。去冬，周汝昌、冯其庸、李侃三同志亲往目验，认为颇有价值。顷其全书影本，由我驻苏大使馆托张致祥同志携回，喜而赋此。是当急谋付之影印，以飨世之治汉学者。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 李一氓” 泪墨淋漓假亦真，红楼梦觉过来人。
瓦灯残醉传双玉，鼓担新钞叫九城。
价重一时倾城外，冰封万里识家门。
老夫无意评脂砚，先告西山黄叶村。 黄叶村在北京西郊，曹雪芹晚年在此著《石头记》。这里所提到的“道光中流入俄京”，时间在道光十二年(1832)，曾随第十一届俄国传教团来华的大学生库尔梁德夫将《石头记》传入俄京。李一氓所谓的“迄今已百五十年，不为世所知”，略有些夸大其词，其实，在1962年，该书被前苏联汉学家里弗京（汉名李福清）发现于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1963年除夕（2月1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当时的情形不允许也不可能使列藏本出现在展览会上。1964年第5期前苏联《亚非人民》杂志登载了前苏联两位汉学家里弗京和缅希科夫（汉名孟列夫）合撰的《长篇小说<红楼梦>的无名抄本》，顿时引起中国红学家的极其关注。1982年，台湾学者潘重规先行一步，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题为《列宁格勒藏本<红楼梦>考索》的文章。以上两文提到的《红楼梦》，名为《石头记》为妥。但真正跨出鉴定其版本价值和谈判影印出版这关键的一步的，是在1984年年末，这样算来，就是李一氓说的“迄今已百五十年”了。
1984年12月16日，受国务院、外交部、文化部的委派，在李一氓的直接领导和安排下，周汝昌、冯其庸、李侃三人成行，乘飞机前往前苏联鉴定列藏本的版本价值并与前苏联谈判争取取回胶卷合作出版事宜。冯其庸任组长。
当时，周汝昌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红学专家、冯其庸为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红学专家、李侃为中华书局总编辑。其实，在该年上半年，中国就把鉴定和谈判的日程提交给前苏联，而一直弄得有些“未有期”的悬念，拖到快年终了，就在于前苏联两位汉学家的断言在前，一旦鉴定出该书版本价值不够，苏方担心会见笑于国际学术界，所以，此行责任重大。
前苏联很重视这次行动。16日正午时分，三人在莫斯科机场受到了前苏联国家出版委员会委派的外事局副局长奥·李·别兹罗德内依、汉学家里弗京的欢迎与接待。同车路上，里弗京表示期待中方对列藏本的评价。次日夜半时分，前苏两位专员陪同中方三人乘列车赴往列宁格勒。快下午3点，终于见到列藏本，三人直看到5点天黑掌灯时。当晚，三人交换看法，统一观点，以便到时发表意见。19日下午3时10分，三人结束看书过程（前后阅读约五小时左右），冯其庸代表小组发言，明确肯定列藏本所用的是早期的一个好底本，抄定时间在乾嘉时期，值得影印，前苏联学者的发现与研究是具有贡献的。苏方很兴奋，很快直接谈妥合作出书事宜。
原拟于21日下午与前苏联出版委员会谈判，因前苏国防部长去世影响，延期到24日下午3时。届时，前苏联出版委员会对我方初拟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联合整理<石头记>抄本，由中国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协议书（草案）》所提的四点协议只做了一些微调，整个谈判取得完满成功。在圣诞夜，三人乘飞机返程。后经双方政府签字，使该协议生效。
影印出版前，还发生了两个小插曲。
一个是出在胶卷上。1985年初，胶卷由我驻苏大使馆托张致祥携回，但一查看，发现当时只拍了A面，只得追加补拍B面，最后又补上漏拍的18页。负责该书的中华书局责任编辑戴燕严格把关，确保这些零乱缺漏的胶卷做到万无一失，也保证如期影印出版。
另一个出在双方序言上。按照当时的协议要求，中苏共同整理列藏本，并由两国整理者为本影印本各自撰写一篇论述性的学术序言。李一氓指示序言为介绍性文字，三千字以内，由冯其庸执笔，周汝昌改定，后来事出有因，取该序时署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而苏方的序言由里弗京写定，洋洋洒洒三万余字，经坦诚交换看法后，里弗京完全同意压缩后的万字稿。
1985年12月12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致信，指出这次列藏本的回归行动“对学术界特别是《红楼梦》研究做出了贡献”。 文化专制 四库全书禁毁书之谜
《四库全书》囊括了中国古代的文化知识和学术成就，也是中华文明集大成的工程。可是经过学者的研究和考证，纷纷指出，这部“全书”并不全！除了任何人不能做到穷尽网罗天下的书籍这个因素外，还有不少人为的因素，即在编的过程中大兴文字狱。龚自珍《咏史》云：“退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显然是有感于文字狱的残酷及对文化的破坏而作。乾隆为什么一边修《四库全书》，一边实行文化专制？
好大喜功的乾隆帝的一生确实做了许多了不起的大事，为了体现他的文治武功，决定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编纂一部超越前人的大丛书。由于此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故称《四库全书》。四库以下又分门别类，如经部分成《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十个门类。史部下设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十五个门类。子部下设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十四个门类。集部下设楚辞类、别集类（个人的文集）、总集类（诗文的汇编或选编，如昭明太子的《文选》）、诗文评类、词曲类等五个门类。在有些门类下又细分小目，如史部传记类下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等目。以今日的学科分类法言之，则为经学、史学、哲学和文学。可以说《四库全书》囊括了中国古代的文化知识和学术成就，也是中华文明集大成的工程。可是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和考证，纷纷指出：全书并不全！除了任何人不能做到穷尽地网罗天下的书籍这个因素以外，还有不少人为的因素，曾经一度是一个难解的谜。
下令编修《四库全书》的乾隆皇帝 在了解这些迷惑前先了解一些《四库全书》的编纂情况是必要的。编纂全书的第一步是要网罗天下的书籍。为使蒐罗齐全，乾隆曾多次下求书诏，如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诏曰：“前经降旨，博采遗编，汇为四库全书，用昭石渠美备，并以嘉惠艺林。旋据浙江、江南督抚、及两淮盐政使等奏到购求呈送之书，已不下四五千种，并有称藏书家愿将所有旧书呈献者，固属踊跃奉公。尚未能深喻朕意，方今文治光昭，典籍大备，恐名山石室储蓄尚多，用是广为蒐罗，俾无遗佚，冀以阐微补阙。所有进到各遗书，并交总裁等，同《永乐大典》内现有各种详加核勘，分别刊钞。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枣梨，以广流传。”
为了动员民间的藏书家献书，乾隆帝规定将所献之书经抄写后发还原主，并表彰献书百种以上的藏书家。各地购求和献进的书籍一般存放在文渊阁内，经四库馆臣写了提要后进呈乾隆帝阅鉴。乾隆帝亲自将各地所献之书决定为“应刻”、“应钞”和“存目”三类，应刻指除了编入全书外，还要刻版印刷，应钞即将书钞入全书，存目指将某书的书名和提要编入全书而不编入内容。四库馆设在文渊阁，四库馆臣的队伍庞大，由皇六子永瑢、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大学士刘统勋、舒赫德、阿桂、于敏中等16人任正总裁，梁国治、曹秀先、刘墉、王杰等10人任副总裁，德保、庄存与等15人任总阅官，纪昀、陆锡熊等26人任总纂官。还有“武英殿提调官”、“总目协勘官”、“校勘测《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等各类官职，有姓名的官员总数在350人左右。
《四库全书》编成后的装帧样式，各部的封面颜色不同 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约经十年的努力，《四库全书》编成，其后缮钞工作又延续了数年。《四库全书》共抄写了七部（一说加上最初编就的正本共为八部），分别藏于文渊阁（在紫禁城内）、文源阁（在北京圆明园内）、文津阁（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内）、文溯阁（在沈阳故宫内）、文汇阁（在江苏江都）、文宗阁（在镇江金山寺内）、文澜阁（在杭州）。为了标明是皇家的收藏，还专门刻了藏书章，“文渊阁宝”，青白玉，方4寸，龙钮；“文源阁宝”，青白玉，方4寸，交龙钮；“文津阁宝”，青白宝，方3寸，龙钮；“文溯阁宝”，青白玉，方4寸，交龙钮。既然以上四阁有宝，另三阁也应该有藏书宝。文汇阁、文宗阁本《四库全书》毁于咸丰间战火，文源阁本毁于八国联军炮火，文津阁本现迁藏北京图书馆。文澜阁现为浙江省图书馆，文澜阁本曾有所毁坏，经人抄补，现藏浙江省图书馆。文溯阁现为辽宁省图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于1949年前运往台湾，现已大量影印发行。文渊阁本是七部《四库全书》中最精良的一部（实缺30卷，经部缺《四书大全》10卷、子部缺《天经或问》前集4卷、《天步真原》1卷、《天学会通》l0卷、《邓子》1卷、《公孙龙子》1卷、《尹子》1卷、《鬼谷子》1卷，集部缺《李太白集补注》1卷）。就连专供乾隆皇帝阅读的文渊阁本也并不全，更何况其他诸本。这当然可以归因于编纂中的失误，或有被窃现象。
《四库全书》不全的真正原因是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在编修期间，清朝又大兴文字狱，如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借口屈大均的诗词文章中有悖逆语，遂禁止将他的著作编入，还刨毁了他的坟墓。四十三年连续五起，山西学者王尔扬为作墓志铭，文中用了“皇”字，被人告发，为山西巡抚逮捕严审。徐述夔在《一柱楼》诗中有悖逆语，遂戮毁他及其儿子的尸体。沈德潜为徐述夔作传，也遭到严惩，虽然已死，也要毁坏他的尸体。总之，文字狱是很残酷的，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有的沦为奴隶。所谓的“悖逆语”大体上存在三种情况：一是明末清初的学者在他们的诗文中表达一定的反对满族统治的情绪；二是有思念明朝的文句；三是在行文作诗时不避清朝的讳，如皇、玄、烨、胤等字不能随便用，不能避开时需采用缺笔或加笔的方法。当然，更多的情况是最高统治者的捕风捉影和牵强附会，如周亮工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句，本来只是一种偶感：在夏日读书时，从窗中吹来的风把正在读的书翻乱了。可是清朝最高统治者却以为在讥讽满族人不识字。龚自珍《咏史》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显然是因有感于文字狱的残酷性及其对文化的破坏性而作。
沈阳故宫文溯阁 我们再来看毁书的实际情况。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的上谕：“第其中有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例。节经各督抚呈进，并敕馆臣详晰检阅，朕复于进到时亲加披览，觉有不可不为区别甄核者，如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则又循迹缁流，均以不能死节，靦颜苟活，乃托名胜国，妄肆狂狺。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我们看到乾隆帝要毁书的理由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是本质上就是出于维护清朝的统治，维护他至高无上的尊严。其造成的结果却滑稽可笑、荒诞不经，恰同无知的村妇所为。
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浙江曾进献书籍24次，但每次都有被查出要烧毁的书。据《咫进斋丛书》所载的书目，第一次销毁144种，军机处奏准销毁的书749种，浙江销毁的164种。抽毁书181种，又抽毁40种。内有钱谦益、沈德潜、龚鼎孳、金堡的书5种。应毁的个人著作：钱谦益、金堡、王锡侯、陶煊、黎元宽、殷宝山、鲁之裕、石卓槐、屈大均等，一律销毁，当然更不准编入，即使已经编入的，也要抽毁。连明末清初的一些石刻，如触犯者，也要磨毁，被毁石碑和摩崖石刻，山东有7种，山西有14种，被毁的古籍约有二千余种。为了使这一文化专制政策落到实处，他和亲近的大臣开列了《禁毁书目》。
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的《四库全书》现藏国家图书馆
四库馆臣在完成了全书的编纂以后，还开列过《四库全书未收书目》。上个世纪90年代，分别由中华书局和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四库全书禁毁书》丛书和《四库全书未收书》丛书，挽救了乾隆帝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的损失。可是有些被毁的孤本和手稿却已无法挽回，终成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