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就加入了列强武装侵略中国的行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仍不断地向我国的东北地区派兵，并于1931年9月18日蓄意挑起事端，突然袭击东北军，并迅速攻占我国的东北三省。日军距离北平只有240公里。故宫怎么办？故宫收藏的数以百万计的珍宝怎么办？曾经一度是一个不易为世人知晓的谜。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始见一些台湾学者在某些文章或书籍中披露了一些国民党政府曾经组织力量把故宫博物院珍宝装箱南运至西南地区加以保护的事。八十年代初则有英国记者采访了抗日战争期间担任保护文物工作的专家，撰写了《故宫国宝话沧桑》一文，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2004年1月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负责文物南迁的那志良所著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才使人们能够比较完整地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民国政府通知博物院把最有价值的艺术品迅速装箱南运，什么是最有价值的艺术品呢？当时的负责人立即组织了方方面面的专家进行挑选。选件固然重要，可是保证古物在运输途中不会因撞击、受潮、过干和白蚁侵蚀而损坏又是一件难事。工作人员向北平城内古玩专家请教了正确的包装方法。挑选、装箱和登记工作进行了一年多，1933年春才竣事，共装了19557箱(一说13427箱又64包)。且不说所有的工作都应该细致、耐心，需要时间，仅说要做这么多木箱不知要耗费多少人工、多少木材、多少时间！所以当时既新做了一批木箱，每个箱子1米长、高和宽均为5O厘米。又尽可能利用一些商品包装旧木箱。1933年2月5日晚间，从紫禁城到车站沿途戒严。由几十辆板车往返于故宫和车站之间，军队护送，沿途军警林立，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急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给人以一种神秘的气氛。箱子装上专列火车南运，由若干工作人员和武装守卫押运。由于是运送珍宝，当然需要保密，人民群众就不会知道这次故宫珍宝神秘南迁的大事。
故宫文物南迁令 故宫珍宝和工作人员分为三队撤退。第一队80箱，由那志良负责。载运古物的列车到了浦口，一路上只在添煤、添水时停车，每次停车，专家们就下车沿着铁轨由前跑到后，把每个车厢的封条，都检查一遍。列车停在靠边的轨道上。军队守卫了一个月。因为南京没有适当的地方收藏，由水路把这批国宝运往上海。在上海存放了近4年，期间南京扩建朝天宫以贮存这批国宝。1936年底，朝天宫扩建完成，工作小组也就留在南京办公，还计划举行展览会。在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南京也有危险。民国政府迁往重庆，并下令撤退古物。古物由船和卡车运往1000公里外的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不久又接到命令要他们离开长沙。一个月后，湖南大学就被炸为平地。撤离长沙向西南走了930公里到贵州省的安顺县，在南郊外找到了华严洞，它是一个天然洞窟，为避免坍塌，将洞窟加固，作为办公室和贮藏库。众所周知，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但华严洞的干湿度和温度还是比较适宜储藏文物的，为了文物的安全，还驻守一个连的士兵。至此这一队长途跋涉已经一年多了。1938年10月，贵阳也受到日机轰炸的威胁，而在华严洞的工作人员和士兵都很紧张，但终于没有轰炸。
第二批由时任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的杭立武负责。当时南京人心惶惶，都在设法逃离南京，找运输工具和挑夫极端困难。杭立武想方设法包了一艘英国太古公司的船，把第二批古物运往汉口。每箱都贴有装箱和点验者签名的封条，每个封条都照了相，每次开箱时，都要经过同样的手续。日军继续进逼，第二队又从汉口转移内地，到1938年秋才到达重庆。1939年春，日机轰炸重庆，几乎炸中这批国宝。古物箱又再次装船，这一队再向长江上游西行500公里到乐山去。
王羲之的《鸭头丸帖》 最后一批7000多箱由吴玉璋负责。当运载文物的列车到达徐州停车添煤、加水时，日本飞机就出现了，所以刚到南京就设法搭火车离开南京。一个星期后，日军进行了臭名昭彰的“南京大屠杀”。从南京转移到郑州，再从郑州到宝鸡。这批古物存放在两座大庙里。宝鸡吃紧时，又把古物运往170公里外的汉中，其中要越过海拔3000米的秦岭。两地之间没有铁路，只能用卡车装运，每辆卡车至多装2O箱左右。花了48天总共装了300多车，才把7000多箱古物全部运达汉中。据当事人回忆，车队在逶迤曲折的山路上爬行，还雇了许多当地的民工肩挑手扛，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长征”壮观。可是这时汉中也不安全，一个半月后，又奉命把古物运往成都。成都在500公里外。路上过河而没有桥，只好造木筏暂充摆渡。10个月后到达成都，发现成都的城市很大，地势平坦，没有坚固的楼宇，也没有山可以挖山洞，情况不理想。古物再次启运，运往150公里外的峨嵋县城，那里安全静谧，有很多庙宇可供存放。这一队就在峨嵋的那两座大庙里住下，一住就是7年。后来在成都开过展览会。他们开箱取出古物，首先取出清宫所藏几万本价值连城的古籍，因为古书必须透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可是战后运输工具缺乏，不能冒险在崎岖的道路上运回古物。直到1947年3月，三个队才离开战时的避难所，在重庆集合。经过14年离乱，古物终于可以回南京了。
故宫珍宝南迁的三个队的总行程万里以上，而且从一地到另一地往往需要很长时间，路况不好，车辆也不怎么先进，还要遭遇日机的轰炸。如此规模的珍宝大迁徙，有没有出过事故呢？在南迁过程中真的还翻过两次车，所幸的是都没遇到什么危险。一次是乘坐人的车辆翻了，却没有人伤亡。而运送文物的车子也翻过一次。当第三队的文物车走到绵阳附近的一个桥头时，那桥正在修建，在桥旁搭了一座便桥以供通行，便桥搭得不高，勉强通车，司机不慎，车子翻下桥，直落到河床里去了。那些箱子外面的编号都是“文字若干号”，说明是文献馆的文物，都是些档案图书之类的东西，并不怕摔；车子虽然翻到河床里，怕水浸的纸张型文物却并没有掉到河水里；由于便桥不高，箱子受的震动不大。所以那次翻车事故什么也没有损坏。当时在场的专家和工作人员说：“古物有灵，炸不到，摔不碎！”
故宫的文物虽然分三批运出，所走的路线也各不相同，但最终都隐藏于我国的西南地区，故文物和博物馆学界称此次壮举为“南迁”。南迁文物现存海峡两岸。解放后，留在南京的故宫文物一万多箱北返故宫，后来由于“文革”，一说是有种种原因，运送文物北返的工作暂时搁置，至今仍有两千多箱瓷器尚留在南京博物院。 同根同宗 台北故宫收藏之谜
1965年11月，台北故宫博物院建成开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的人们并不确切知道台北故宫博物院究竟有多少珍宝，中国最优秀的文物是否都在台北。长期以来，一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台北有文物没有故宫，北京有故宫没有文物。”现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在访问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后，公布了不少相关资料和数据，终于使人们了解了两院收藏的大致情况。
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台湾当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于1965年11月落成的。它建在台北市士林外双溪，公开对外展出。如今，台北故宫博物院已经成为亚洲最优秀的博物馆之一。笔者有一些香港、台湾的朋友，也有一些去过台湾的大陆朋友，他们通常会向笔者夸耀，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是如何如何的精美，甚至于说中国最优秀的文物多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又说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数量极富，按照目前的展线和展览速度，30年也不能做到将藏品全部展完。这些说法曾使笔者十分迷惑。其实，就连台北故宫博物院是怎样建立的？北京故宫的古物是怎样运到台北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究竟拥有多少藏品？是否真的在数量上、品质上都超过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一系列问题直到最近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撰写并公开发表了《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文物藏品比较》，才使有些问题水落石出。郑欣淼指出：有人以为好东西都到了台湾，有的甚至说：“台北有文物没有故宫，北京有故宫没有文物”，这显然是误解。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玉雕“翠玉白菜” 我们首先应该了解北京故宫的古物是怎样运到台湾的问题。笔者的老师沈熙乾先生曾于1982年向笔者叙述过此事，因为他也是在南京挑选文物的专家之一。上文已经叙述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的“文化长征”。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过12年离乱，万里之行的古物离开战时的避难所在重庆集合，并且可以回南京了。可是当时运输能力较低，到1947年初夏，全部古物和保护人员终于由九艘轮船沿江顺流而下，运回南京，把国宝储藏于朝天宫扩建的部分。行家里手们马上恢复中断了9年的工作，开箱整理，并开设临时展览厅。他们的生活是艰苦的，也不管个人的政治信仰如何，博物院工作人员始终团结一致。可是国共之间的内战开始，共产党在军事上并不占优势，却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国民党政府不得人心。1948年徐州会战后，解放军在军事上也占了上风。南京受到威胁，蒋介石计划迁到台湾。于1948年11月决定将故宫国宝和南京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的藏品及外交部部分重要档案一起运往台湾。但当时可以运送这些珍贵古物的只有两艘军舰和一艘商轮，只能运送其中一部分。自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库房中挑选出2972箱文物，约239000余件(若含清宫档案文献则为60余万件)，大部分是清宫收藏的精华，包括历代名画及书法、清宫全部藏书和最精美的宋瓷等，其中书画5749件，善本书150688册，还有历代重要佛经、藏文喇嘛经和满蒙文史籍等。总数约为故宫国宝的六分之一，于1949年运到台湾。
台北故宫 笔者曾问及沈熙乾先生：故宫的国宝非常丰富，为什么只运六分之一呢？沈先生回答说：“蒋介石政府又何尝不想多运，甚至想全部运走，可是当时的海运能力确实有限。而要抢运的生产物资和财产又实在太多，比如有些工厂的机器也要运，运不过来。这才需要再度挑选。当时还是我和一些朋友依据《国语·楚语》论国宝，不以‘龟、珠、角、齿、皮、革、羽、毛’为宝，而以那些‘能作训辞’、‘能道训典’的人才为宝，撰文说服了政府，才只挑选六分之一的。再说，国民党的军队在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遭到重创后，南京似乎已经听到了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南京政府的官员及其家属都十分恐慌，有很多人想去台湾。记得有一次装运文物时，有一大群高官的家属带着行李冲到码头，有的甚至强行上船，逼得当时的主持此事的官员不得不答应另行安排船只运家属，才安全渡过难关。”
台北故宫收藏的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 古物到达台湾后，最初贮存在台中市的糖厂仓库里。糖厂仓库当然不是珍藏国宝的理想地方，于是又很快迁移到附近一个名叫北沟的小山村，直到故宫博物院建成，差不多存放了15年。我们都知道，在那十余年时间里，台湾的社会秩序并不稳定，海峡两岸随时有爆发战争的可能。中国政府一直重申“一定要解放台湾！”而台湾当局则不断宣称反攻大陆。不仅如此，而且两岸的军队还曾长期互相炮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安全，又由专家挑选了少量极品，如当时仅见的刻有卜辞的四大块完整龟版等，出资存放到美国。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也以接受捐赠、征集、购买的方法，增加了约五万件藏品。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展览方面也做了卓越的工作，采用国外高科技仿制了一批元代以前的书画作品，在世界各大城市巡展，收到了全球性的良好影响。
台北故宫收藏的明代万历五彩龙凤大盘
现在我们来看郑欣淼是怎样回答“两岸故宫藏品哪家多？哪家的精品多？”这一问题的。他说这是两岸同胞乃至国际社会都不甚清楚而又很关注的一个问题。他十分肯定地说：北京故宫不仅藏品数量远远多于台北故宫，而且精品也多于台北故宫。并且说明了理由：一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逊帝溥仪将1200余件书画精品、古籍善本和大量珍宝盗运出宫。新中国成立后，其中相当部分重新回到了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如《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五牛图》、《伯远帖》、《中秋帖》等。二是，1933年故宫部分文物南迁后，北平故宫本院所留文物还是相当多，也有不少珍品，沦陷期间还在继续清点、登记，并征集了一批珍贵文物。南迁文物后来运台2972箱，占南迁箱件数的22%，当然多是精品。其实留下的78%精品也相当多。三是，两岸故宫文物藏品构成上稍有不同。运台故宫文物约60万件，其中清宫档案文献38万件册，善本书籍近16万册，器物书画5万余件；加上抵台后征集的文物，总计65万余件。现北京故宫有藏品150余万件，其中1949年后征集24万多件，80%以上仍为清宫旧藏。北京故宫原有明清档案800万件，善本特藏50多万册(件、块)，器物书画100万件，总计达960万件。
明宣德宝石红僧帽壶 郑欣淼还将几大项文物作了具体的比较，兹列简表于后。两岸故宫书画比较简表 总数元前作品名品举例优势北京故宫15万件730件，画420件，书法3110件晋顾恺之《列女图》、《洛神赋》(宋摹本)、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等总数多，元代绘画齐全，明清各画派的作品丰富，书法作品多台北故宫9120件729件，画574件，书法155件唐韩榦《牧马图》、五代黄筌《雪竹文禽图》、王羲之《快雪晴帖》、颜真卿《祭侄文稿》等唐宋绘画数量多，品质高陶瓷比较简表 总数精品数特点和优势北京故宫35万件5.710万件数量多，有110个窑口的陶瓷标本台北故宫25248件2.5248万件全为原故宫藏品，宋五大名窑、明官窑，清三代珐琅彩瓷，全是精品青铜器比较简表 总数有铭器数著名器皿优势北京故宫1.5万件1万件 数量多，精品多，另有铜印章1万枚、古钱1万枚台北故宫0.5615万件500件毛公鼎、散氏盘、宗周钟等郑欣淼还从工艺品、宫廷文物、图书典籍等方面作了比较。工艺品方面：北京故宫藏有玉器28461件，多于台北故宫的11445件，又征集了新出土的珍贵玉器数百件，其中安徽凌家滩遗址与六安杨公乡战国墓出土的一些玉器，为世所罕见。另外，北京故宫的“大禹治水”玉山，重逾万斤，还有重量数千斤的几件玉山，而台北故宫无此类大件玉器。漆器、珐琅、玻璃、金银器、竹木牙角雕刻，以及笔墨纸砚等“杂项”，台北故宫有7605件，北京故宫有101355件。台北故宫漆器精品较少，北京故宫较多；珐琅器，两岸所藏特点相近，但北京故宫的一些大型金属珐琅制品则是台北故宫所没有的。另外，北京故宫还藏盆景1442件，匏器590件，而台北故宫无此收藏。宫廷类文物方面：北京故宫具极大优势，皇家日常生活用品文物，无所不藏，如清代玉玺“二十五宝”、卤簿仪仗等为台北故宫所无；帝后冠服也最为齐全，而台北较少；清代皇家信仰多种宗教，北京故宫收藏有大量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的法器、祭器、造像、唐卡等，还完整地保存了一些藏传佛教及道教殿堂的原状，这是台北故宫无法企及的。图书典籍方面；台北故宫所藏版本时代早(宋、元、明版较多)、卷帙完整、书品好者居多，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宛委别藏》及部分“天禄琳琅”藏书等，多是独有的巨帙或孤善之品，相当珍贵，北京故宫所存数量不多的宋元版书多已拨交国家图书馆，但明清抄、刻本品种、数量众多。 原始图腾 玉龙纹饰形象特征之谜
内蒙古自治区翁年特旗三星他拉村的村民在植树造林时发现一件龙形玉器，龙体蜷曲呈C形，吻部前冲向上略弯，闭嘴平鼻，细长眼，有眼无珠，无角无耳，无足无爪，无毛无鳞。经专家研究后确认属红山文化。由于它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龙，故有“中华第一龙”之称，又因为龙的口鼻类似猪，故又称“猪首龙”。然而它究竟是不是中华原始图腾——龙的象征？如果是，自然界是否存在过类似的猪首长条形动物？如果是红山时期的人们已有了将多种崇拜物综合为一的信仰，那么“猪首龙”是由哪几种动物综合而成的呢？
1971年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的村民在植树造林时发掘出了一件玉龙器物，因为在三星他拉村出土，所以把它命名为“三星他拉玉龙”。这条玉龙埋葬处距地表约50厘米，后经专家鉴定后确认为红山文化的遗物。玉龙体蜷曲呈C形，吻部前冲，略向上弯曲，嘴紧闭，鼻端截平，端面近椭圆形，有对称的双圆鼻孔，眼尾细长上翘，颈后长鬣。整条龙无足无爪，无角无耳，有眼无睛。龙背后有一个小孔，如系绳悬挂，龙的首尾正好处在同一水平面上。它高达26厘米，是已知红山玉龙中最大的一件，被称之为“华夏第一龙”。
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的玉龙 围绕此龙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它的纹饰上，也就是说龙的原形到底是根据哪种动物？各学者对此意见不一，于是产生了谜。自然界到底有没有龙？或者说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过龙？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争论。有的学者认为龙是黄帝在原始部落兼并统一过程中集中了各个部落的图腾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图腾综合体；也有人认为龙的原形来自于自然界的物件，如蛇、马、猪、闪电、云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蛇说、蜥蜴说、鳄鱼说、河马说、闪电说、云说、猪说、蜗牛说等。更有的学者认为龙是一种历史上曾真实存在过的动物，只是由于某种力量把它灭绝了，导致今天我们看不到这种类型的动物。由于今天在自然界找不到像龙这样的实物来作为印证，对于龙的原形是何物，只能是众说纷纭。但不管争论如何，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对龙文化确实是情有独钟。
三星他拉玉龙的出土，对龙的原形来源既增加了佐证，又引起了更多的争论。有人根据此玉龙的头部形状很像猪的头，特别是玉龙颈后的长鬣像猪鬃，再加上它的身体像蛇，把它叫做“猪首蛇身”龙，简称“猪首龙”。人们认为龙最早就是由猪演化而来的。猪和人类关系密切，这是毋庸置疑的。猪很早就进入到人类的生活，并且被人类狩猎、畜养、食用，以至于用猪创作了我们“家”这样一个“屋顶下有豕”的文字。猪在中国民间文化中一直是很重要的动物，有的氏族甚至把猪作为本氏族的图腾。从红山文化地区的很多墓葬中都有猪骨作陪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可能已把猪当作财富的象征或者作为某种图腾来崇拜。有人认为在原始农业中，人们用猪作为祭牲来祈求农业的丰收。随着原始宗教和神灵崇拜的产生，猪自然成为原始先人的通灵之物和权力的象征。在这过程中逐渐把猪抽象神化，最后演变成龙这种具有灵性的动物。但这种观点仅仅是一种猜想，主要是从外形某些特征互相类比过程中得出的，实际上很难找到过硬的文献来证明这一猜想的成立，也不易找到令人信服的实物证据。如果说龙是由猪演变而来的，但猪是如何演变为龙这种具有灵性的动物，也颇为令人费解。两者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不能等同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常识。龙是不是由猪演化而来的，谁也说不清楚，变成了一个谜。再有就是猪首蛇身的问题，原始先人到底要向我们透露怎样的信息？难道龙的原形不是来自单一的动物，而是两种动物的合体，抑或是更多种动物的组合体？蛇在古代被视之为邪恶的动物，而猪则是被看作是与人类友善的动物，两者很可能都曾经被原始先人们当作过图腾崇拜。如果龙的原形来自这个恶与善的矛盾组合体，是反映了原始先人对龙既亲切又敬而畏之的态度，或者是还有别的意图？这也是个谜。
对三星他拉玉龙的头部是不是具有猪的特征，也受到人们的质疑。在三星他拉玉龙出土之前，红山文化中已经出土了一些造型奇特的玉器：肥首大耳，吻部平齐，鼻梁上带有明显的皱纹，头部有两只竖立的大耳。这些特征使得这些玉器看上去特别像猪，而蜷曲无足的身体则很像龙。于是把它们称之为“玉猪龙”。如果把玉猪龙和三星他拉玉龙细细比较，会发现很多不同。玉猪龙的眼睛是圆形，而三星他拉玉龙的眼睛为细长；玉猪龙的头部有两只竖立的大耳，而三星他拉玉龙头部根本看不到耳朵。除了这些可以直接看出的不同外，人们对玉龙颈后的长鬣也有所异议。猪鬃的形态应该是直而粗硬，这是一个常识，并且先秦典籍《礼记·曲礼》也说：“猪曰刚鬣。”三星他拉玉龙颈后翻卷飞扬的长鬣，如果说是猪鬃，怎么能翻卷飞扬？有人根据这种翻卷飞扬的形态，认为三星他拉玉龙颈后的长鬣是马鬃，这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也常说天马行空，并且马随风奔跑时马鬃飘飞，能做到翻卷飞扬。因此不能把三星他拉玉龙与前面的玉猪龙简而易之的等同。如果玉龙头部不是猪首，颈后的长鬣确实是马鬃，三星他拉玉龙到底是取材于何种动物？这种类型的动物今天我们肯定是不能看到了，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种动物？或者不是单个的动物，而是多种动物的合体，但又是哪几种动物的合体？另外对玉龙的长鬣究竟是否马鬃我们还不能太早下结论，因为比红山文化更早的河南濮阳蚌塑龙颈后就有鬣，所以颈后有鬣也可以看作是龙的固有特征。这就更增加了三星他拉玉龙到底取自何种动物的复杂性。
三星他拉玉龙取自何种动物，现在还是个谜。笔者倾向于是来自多种动物抑或图腾的综合体。但我们不能简单的武断为那几种动物，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考证或者更多的出土文物来互证。尽管三星他拉玉龙身上的谜没有揭开，但它对中华民族的意义不可低估，它把中国的龙文化提早到了公元6000年前。 祭祀礼器 良渚玉琮内圆外方造型之谜
玉琮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玉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玉琮。然而玉琮外方内圆的形象具有什么象征性意义？是否同古老的“天圆地方”观念有关？关于玉琮的用途，有专家认为是巫师的法器，有的认为是盛放“且”（男性生殖器）的石函，或以为是由玉镯演变而来的礼器。
琮是古代的一种方柱形的玉器，中有圆孔如筒，一般认为是古代祭祀用的礼器。在中华大地上，以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多种文明如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争奇斗艳。1936年在太湖流域发现的良渚文化以出土大量的玉器而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在这些玉器中，又以玉琮最为典型。其中玉琮“外方内圆”的形制引起了学者的许多猜测，那究竟先人们为什么会将玉琮制成如此形状呢？
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 要弄清楚玉琮的“外方内圆”之谜，我们首先要从玉的起源说起。事实上在遥远的石器时代，玉器与石器是混用的，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人们还无法分辨石器和玉器在使用上的差别，特别是在玉器较为集中的太湖流域更是如此。后来，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发现玉器的质地柔和，色彩多样，晶莹剔透，美轮美奂，逐渐使人们产生了美的感觉，因此玉就越来越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一种神物或通向神灵的媒介而受到崇拜。
原先人们在祭祀的时候，为了表示对神灵的尊敬，是将好几块玉用绳子连在一起来进行相关的祈祷活动，后来人们想，与其将好几块玉用绳子连在一起，还不如做一块大点儿的玉器，将它分为好几节，这就是后来的玉琮。当然，玉琮有长有短，短则一节，长则十五节。
玉琮作为一种祭祀的神物早在《周礼》中就有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仓璧礼天，以黄琮礼地。”有的学者就此认定琮是用玉礼地的礼器。当然，有学者认为《周礼》是西汉中后期成书的，书中所载史实大多是春秋至战国时期的，所以不适用于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琮。但是，谁又知道春秋战国时的礼制不是承袭前人的呢？
良渚出土的玉璧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已有百余件之多，其中，外方内圆的方柱形玉琮占了大多数，周边刻饰四组或八组兽面纹，文饰粗犷质朴，渗透着原始古朴之美，有些兽面生动怪异，流露出人们对自然和生物的最初认识和理解。1986年在今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的一件玉琮，高8.8厘米，射径17.1-17.6厘米，重达六七公斤。不仅在四周以转角处为中心勾画出八组兽面纹，而且在每两组之间的空白处，又琢磨出八组神人兽面的图案。因其形制、重量和雕饰都堪称玉琮中的精品，被称为“琮王”。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琮高达40厘米，有十五节，也是外方内圆的方柱体结构。那到底为什么玉琮是外方内圆呢？一些研究玉器的学者基于对玉器的认识，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主要有下面几种说法。
良渚出土的玉兽面纹镯形琮 第一种说法认为玉琮的外方内圆代表了天圆地方的观念，是新石器时代人们对天地的朴素认识和理解。中间的穿孔表示天地间的沟通，是“贯通天地的一项手段或法器”。在新石器时代，按天圆地方观念所磨制的玉琮，一定是当时有知识的人即巫师们所用作祭祀神灵用的一种法器或本部落的图腾。它的表面雕刻的兽面或神人兽面的纹饰则是巫师们所要表现的神的形象，后来，玉琮的功能由只能作为一种祭祀用的法器，演变为兼具装饰、礼仪或权力象征的器具，但玉琮的外方内圆的形制却一直保留下来。正是基于这种说法，才有了后来《周礼》的记载，这种说法以美国学者张光直教授和大陆学者林华东先生为代表。
第二种说法认为玉琮的外方内圆是一种生殖崇拜。其一认为它是模仿女性的生殖器官而制造出来的，是一种原始的女阴崇拜，因为他的中间是一条长长的圆孔，会使人想到女性的生殖器官。这一时期是新石器时代，或许是母系氏族时期人们为了表示对妇女的尊敬，而把其生殖器官作为神物来崇拜。《周礼》记载的璧、圭等玉器都是为王、公、侯、伯、子、男所有的，他们都是男子。而琮是夫人们的瑞器，夫人们都是女子。这是从玉琮后来的发展来反推它作为女性生殖崇拜的证据。其二（瑞典学者高本汉）认为，它是宗庙中盛“且”（男性生殖器）的石函，这或许是父系氏族时期人们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而专门盛放“且”的器具。
第三种说法以日本学者林已奈夫为代表，他认为，玉琮是由先前的玉手镯发展而来的，以后逐渐演变为礼器。这种观点已经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在良渚文化的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玉器以环形玉镯为主，后期的墓葬以外方内圆的玉琮为主，这一现象正好说明了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玉琮的外部是方形呢？这可能与它后期逐渐成为礼器有关，因为作为礼器，应该显得比较庄重和典雅。而先前的手镯外部也是圆形，而作为礼器，就会显得比较圆滑。制作成方形，则会显得庄严和厚重。按照这一逻辑推理下去，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指出，随着从早到晚的演变，琮的制作也越来越规范化，加厚加高加大，反映对琮的使用趋向于垄断化，对天说话与天交流已成为最高礼仪，这与传说中的“绝地天通”是一致的，随着贫富的分化和向阶级社会的过渡，良渚文化逐渐出现了方国的倾向。玉琮也逐渐成为富有阶层或者是一些诸侯祭天敬神的礼器。从考古发掘中也证实，在良渚文化中，越到后期的墓葬，玉琮越长越高，节数也越多。
那么，到底玉琮为什么是外方内圆呢？学术界对此有多种说法，正如台湾著名学者邓淑苹先生在《新石器时代的玉琮》中所说：琮是古玉中最难研究的项目之一，留下的文献资料有限，引来引去，就是那么几条。古董商为投文人的雅好，雕琢许多仿古的玉琮。文献资料的难以征信，加上仿古货色的大批流传，益使琮成为古玉中难解的谜题。 礼器刑具 七孔大玉刀用途之谜
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把长65厘米的大玉刀，最厚处为0.4厘米，有锋利的刃部，刀背部钻有七孔，故名“七孔大玉刀”。类似的玉刀还发现过多枚，但形制稍短，刀背钻三孔或五孔，时代有早于二里头时期的，也有与二里头同时的。从它们若大的形制看，决不是装饰品，学术界就大玉刀的用途展开了讨论。
1975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出土了一批玉器，经考古学界鉴定后认为是夏朝中晚期的玉器。在这些玉器当中，有一把七孔大玉刀，长65厘米，最厚处为0.4厘米。刀的玉料呈墨绿色，局部有黄色沁。刀的形体扁平，呈肩窄刃宽的宽长梯形，两侧有对称的凸齿，近肩处有等距且排成一条直线的七个圆孔。玉刀两面饰纹相似，皆以交叉的直线阴纹组成网状和几何纹图。玉刀保存得相当完好，并且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最精美的饰纹者，可以称得上绝品。此刀在当时有什么用途？人们纷纷进行了猜测。有人认为是古代代表权威和地位的玉质仪杖器，有的认为是当时行刑用的刑具。
偃师二星头文化遗址出土的七孔大玉刀 在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中，玉器以其特有的品性和属性，融入了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伦理道德、宗教和社会的各个方面。玉本身是没有什么文化内涵的，只不过是精美的石头而已。但随着人们对它的认识的加深，进而意识到玉是可以代表阳精至纯的东西，以为是天地之精华，于是逐步赋予了它丰富的文化内涵。玉在中国古代被推崇为万物的主宰，我们可以从篆书中的玉的写法看出古人对玉的推崇。在篆书里玉被写为“王”，与现今的玉相比少了一点，“王”代表一根丝绳贯穿着三块美玉，与参天、地、人的帝王的王相通。于是帝王用玉来表示上天的旨意，作为权威的象征。如先秦典籍《左传》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与诸侯相约在涂山开会，参与的国家使者执着玉器前来，为什么与会诸侯不拿其他的物件而是拿着玉器，可见玉器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作为权力的象征了。据考古挖掘研究，玉刀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石刀，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脱离实用，成为权杖的象征。七孔大玉刀虽然具有战形器的形状，但从其纹饰的精美程度来看，应该脱离了作为战争用器的可能，而是作为礼仪权杖的象征的可能性更大。
有的学者根据玉刀局部上有黄色沁，认为是血迹渗进玉里并且经过时间长期的洗礼后，导致变成了现在看到的这种颜色。玉刀为什么会沾上血迹，既然不是用于战争，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与杀人有关，于是在此基础上认为七孔大玉刀不是作为礼仪权杖的象征，而是作为杀人的刑具。对夏代的刑法我们现在不能完全地了解清楚，但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可以略知一二。在夏没有建立之前，大禹认为在他的时代，德行已经开始衰落，已经比不上尧、舜时了，开始制作肉刑。他的儿子启推翻禅让制，继承了父亲的权力并建立了夏朝。夏刑在大禹作刑的基础上继续加增。夏朝的刑法是相当多的，据郑玄为《周礼·秋官·司刑》作注说：“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大辟、膑、宫、劓、墨都是古代刑罚的名称，大辟是砍头的刑罚，膑是剔掉人的膝盖骨的刑罚，宫是阉割男性的生殖器的刑罚，劓是割掉鼻子的刑罚，墨是在脸上刺上字后涂上墨的刑罚。可见夏朝的刑法不仅类型多而且是很残酷的。其中的大辟就是死刑。夏朝到底是怎样执行死刑的，是吊死还是由人用刀杀头，或者是另外的死法？具体的细节现在就很难得知了。但七孔大玉刀却具备了作为砍头工具这种功能，它的长度为65厘米，如果是作为装饰品，好像稍稍长了点，而且在上面钻了七个小孔，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审美情趣，很难解释清楚；如果是作为行刑的用具，对它的长度和七个小孔都可以解释清楚。用刀杀人，刀的长度肯定要比人的头颅宽度长，另外刀上的七个小孔，可能就是拴绳子用的。在行刑的时候，把玉刀用活动的绳子拉起来，可以起到暂时稳定的作用，把人按在刀下面，然后把玉刀按下去，最后达到正法的目的。这把七孔大玉刀由于年复一年的被当作杀人的刑具，尽管每次行刑结束后都要冲洗、擦拭，但刀上有时还是会残留有血迹，这些血迹慢慢地渗进到玉里，再经过几千年的保存，最后演化为我们现在看到的黄色沁。
要彻底地了解这把七孔大玉刀的真正用途，最好的方法就是弄清楚夏朝是如何用玉的，即应理解夏代的玉文化。商、周以后的玉文化我们现今都知道得很清楚，不仅有文献的记载，还有出土的文物相印证。自夏朝以后中国就有了国家和阶级，进入到了文明社会。对于夏这个朝代的了解，现在是非常不够的。古代的典籍对夏朝的记载与商、周相比，要少得多，这就给我们理解夏朝的文化出现了障碍。虽然古人说夏代已经有册有典。可是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些册和典了。是古人记载的失误、还是后人对古人的记载进行了篡改，抑或是在流传过程中遗失了，或者现在还静静的深埋在某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都不得而知了。从夏朝出土的墓葬来看，当时在各个方面用玉已经相当的频繁，并且在制造玉的工艺方面也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玉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应该是很高的。如果确实存在典和册，应该有一些关于玉方面的记载或者是相关方面的记载。只要找到相关的文献资料，再加上用出土的实物去印证，我们就可以弄清楚夏朝的玉文化了，对于七孔大玉刀用途之谜就可以迎刃而解。
在没有更多的夏朝遗迹被挖掘和记载当时情况的有文字的册、典出现之前，七孔大玉刀到底是礼器还是凶器，或者具有其他的用途？只能是个谜了。 不知所终 千年美玉和氏璧之谜
和氏璧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玉器，不仅玉料纯美无瑕，而且雕琢精致，价值连城。战国后期，秦、赵两国为了和氏璧争来斗去。这块玉璧原属楚国，后来为赵国所得，又为秦国骗取，所以有了“完璧归赵”的故事。秦、赵长平之战以秦获大胜告终，和氏璧又到了秦国，其后便不知去向。有一种说法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由玉工孙寿将它雕琢成“传国玺”。这种说法可信吗？
和氏璧是发现于春秋时期的一块美玉，因为楚人卞和发现，故名。而后更因“完璧归赵”的故事名扬天下，据传秦统一六国以后，始皇帝曾将和氏璧制成天子玉玺。由丞相李斯用大篆书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字样。从此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之作为统治天下的象征。于是，围绕着传国玉玺的流传不绝于史。那么，到底在历史上是否真的有和氏璧，它真的制成传国玉玺了么？这个传国玉玺下落如何呢？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去探究历史的真相吧。
春秋战国时代的玉璧 玉石，自古以来，因为它的晶莹剔透，美轮美奂，历来被人们认为是纯洁无瑕，高贵典雅的象征。据《韩非子·和氏》载，春秋时楚人卞和在位于今天湖北南漳县的荆山看见有凤凰落于山上，因听说“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于是便在山上搜寻终得玉璞一块，并视之为珍宝，此后，他先后将玉璞奉献于楚厉王和楚武王，但他们都认为是普通的石头，并断定是卞和在戏弄自己，于是便对卞和施以酷刑，先后将他的左脚和右脚砍去，等到楚文王即位后，听到宫廷中有人说卞和怀抱璞玉在楚山下大哭三天三夜，涕泪交加以至满眼溢血。文王派人问他，说天下被刖足的人很多，为什么独有你如此伤心呢？卞和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悲也。”他的行动使文王非常感动，于是，命人将璞加工而得一块无瑕的美玉，是为和氏璧。
但据多方考证，在楚国的历史上，根本没有楚厉王，而且楚武王在位51年，那卞和两次被刖足，历经三朝，他的年龄又该是几许呢？所以有人推测，《韩非子·和氏》中所记载的故事是否是在为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不受重用，反遭打击的社会现状鸣不平从而编造的寓言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历史上关于和氏璧是否存在都将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再看在此后的历史记载中，还有哪些关于和氏璧的传说。
楚文王后的历代楚王对此玉都非常珍惜，大概四百年后，楚威王为表彰功臣，将和氏璧赐予相国昭阳，昭阳在与宾客游赤山时，拿出玉璧供宾客观赏，但杯凉席散之时，价值连城的玉璧却不翼而飞了。据《史记》记载，后来成为战国著名纵横家的张仪也在宾客之列，因当时的魏国人张仪还是一个贫贱小民，且德行不佳，于是，大家都怀疑和氏璧是张仪所偷，但张仪却坚决不予承认，这也成为了历史悬案。
据《战国策·赵一》记载：李兑送苏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黄金百镒。苏秦得以为用，西入于秦。而苏秦所得之和氏璧西入于秦之后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但另据传说，后来，赵国人缪贤在集市上用五百金购得一块美玉，后经专家鉴定认为，此玉便是多年失踪的和氏璧。后来，赵惠文王便将在本国出现的和氏璧据为己有。此后，便出现了“完璧归赵”的故事。但完璧归赵发生在公元前283年，表面看来，完璧归赵是赵国的胜利。但在此后，秦国先后在公元前281年，公元前280年攻打赵国，直到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赵国日衰，并于公元前228年被灭，蔺相如全族被诛。因此，由和氏璧所引起的争端最后使赵国遭到灭国之灾。这能说是赵国的胜利么？中国向来有同情弱者的传统，也许这是后人为了抑秦扬赵而杜撰的也未可知。据说，在秦灭赵国后，和氏璧最终落入了秦国手中。后来的史书中再也没有出现过有关和氏璧下落的记载。那作为千年美玉和氏璧的下落应有两种可能，其一，成为了秦始皇的随葬品，如若真是如此，将来在开启秦始皇地宫时可能还可一睹和氏璧的真容。其二，有可能在秦末的战乱中遗失了。
事情到此为止好像已经结束了，但是，历史上更多的传言又认为和氏璧被秦始皇制成了传国玉玺，流传了下来。但据《太平御览》中说，秦始皇所制的传国玉玺是由陕西产的蓝田玉所制，而据推测，在湖北荆山所发现的和氏璧不应是蓝田玉所制。而且，作为玉璧的和氏璧应该是平面环形，既然是环形，就不可能制成玉玺。到底哪一种说法是真的呢？的确让人们是非难辨，真假难分。
如果传国玉玺真是和氏璧所做，那它的下落又如何呢？传说公元前219年，始皇帝到南方巡视至洞庭湖时，皇帝的龙舟突然被骤起的风浪吹得左右摇晃，差点翻船，正在危急时刻，秦始皇将传国玉玺抛入江中以震慑风浪，湖面竟奇迹般地平静下来。这样又过了八年，一次，秦始皇在陕西华阴平舒道出巡，路上有一人持璧称：“请将此璧还给祖龙（秦始皇的别称）。”传国玉玺复归于秦。
秦亡汉兴，开国君主刘邦从秦将处得到玉玺，并号称“汉传国玺”。在西汉王朝，它成为皇权的象征被珍藏于长乐宫。西汉末年，皇帝年幼，玉玺由孝元太后掌管，王莽篡汉后，逼太后交出玉玺，盛怒中的孝元太后将玉玺掷于地上，并摔掉一角，从此，传国玉玺出现了疤痕，但还是被王莽得到。汉末年，天下太乱，玉玺从宫廷失踪。后被大将孙坚所得，而孙坚当时是袁绍的部下，袁绍逼孙坚交出了玉玺，但后来袁绍兄弟败死，玉玺绕了一个大弯，又回到了汉献帝的手中。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由于战乱频仍，政局动荡，玉玺也几经转手，而且这一时期，一些割据王朝的统治者为表示自己才是天命所归，承接正统，纷纷私自刻印玉玺。等到了隋唐时，“传国玉玺”仍被奉为至宝。
